第四章 广州贸易和鸦片战争_剑桥中国晚清史

广州贸易的特点

从1760年到1834年，中国对欧贸易所遵循的广州制度，其实质是等级服从：首先，外商服从持特许证的中国垄断商，后者总称为“公行”；其次，公行成员服从清廷委任的广州海关监督。在政治、法律方面，权力是按此等级向下行使的。清帝国的广州官员，不仅海关监督，而且广东省巡抚和两广总督都向公行成员发号施令，对不服从者可以监禁或惩处；他们通常不与驻广州英国东印度公司监理委员会进行任何直接接触，而宁愿通过行商向该委员会传达命令。

但在经济方面，力量的分布比较平均，因为广州贸易制度所依据的正统儒家学说是与该制度有关各方的实际利益相抵触的。中国在传统上谋求对外关系的稳定，只准许纳贡的外国人或被限制在边界货物集散地的外国商人——如在恰克图（买卖城）的俄国人和1760年以后在广州的欧洲人——进行有限贸易，广州制度就是作为这种措施的体现而产生的。按照清朝政策的公开表示，商业利益服从国家的政治利益。但在私下里，甚至清朝历代皇帝都把广州贸易视为个人利益的重要来源。海关监督被外国人误认为是户部的代表，实际上，他由内务府授权，负责把广州每年海关税收多达85.5万两的现银输入统治者的私囊。[1]海关监督功绩之大小，视其满足皇帝私人定额的能力而定，所以在某种程度上，他的成就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使广州贸易保持开放。凡是预示有使港口关闭危险的国际事件，都会危及海关监督的财政税收。同样，行商如果因遭到担负不起的官方苛索而破产，也会妨害海关监督获得最大利益，因为只有公行拥有足以资助广州贸易的商业资本。

公行的资本来自向垄断贸易组织——如英国东印度公司——出售茶叶和纺织品所赚得的利益。东印度公司购买这些货物的部分货款是用输入布匹等物偿付的。但这些进口货的价值一年平均只有350万元，而东印度公司每年从中国输出的中国货物约值700万元。这350万元差额原来由东印度公司带到中国的美洲银币补偿。1805年以后，它停止向广州输入白银，因为它的偿付已能够依靠“散商”，后者把机器、印度棉花和来自东南亚的舶来品出售给广州的零售商。中国政府禁止散商把现金利润输出广州，所以他们干脆把白银直接交给东印度公司，以换取可在伦敦或印度兑现的汇票。当然，东印度公司利用这笔白银继续购买大量茶叶在英国出售。有三种发展情况改变了这几方面经济利益的平衡体系：清朝海关监督日益贪污腐化；英—中垄断商的信用日趋不稳定；鸦片的自由贸易的兴起。

贪污腐化和公所基金

主管对外关系的中国官员虽然从贸易获得了利益，但表面上却矢口否认他们有任何贪图私利的动机。历朝清帝也假装不关心贸易收入，实际上却强迫海关监督为他们弄到这笔收入。皇帝私人之所得就是帝国公益之所失。因为海关监督为了向皇帝上缴关“余”，常常不能完成向户部交纳规定的关税定额。到18世纪末，这种营私舞弊行为恶性发展，每个海关监督在三年任期内所能做的一切就是尽量饱其私囊。一个“广州利益集团”形成了，它逐渐把从贸易吮吸来的款项变成了与外商或公行有关联的所有大、小官吏的资财。

行商为了保护他们自己，于1775年建立一种秘密基金（即后来东印度公司所称的“公所基金”，公所即行会，具体称公行），公所的每个成员要把他贸易利润的1/10交作基金，在必要时用来应付官吏的勒索。到1780年公所基金始公开并正式规定向外国进口货征收3%的规礼，这是一笔附加税，名义上是要保证行商能偿还外商的欠款。

公所基金的设立，开始了广州贸易的最后一个重要阶段（1780—1833年）。公所基金本身是保护行商的一种方法，它之所以成为定规，是因为可以用它来对付散商早期在垄断范围外投资的增加。但是公所基金的运用，却是1796年以后席卷中国的社会混乱的标志。在乾隆</a></a>时代的最后几年，出现了传统王朝衰败的最初迹象：几袋珍珠就可买一高级爵位；军队虚报名额；地方税款被侵吞。中原地区的大多数农民在连遭水涝灾荒之后，又经白莲教叛乱（1795—1803年发生在四川和湖北交界地区）的丧乱。这一叛乱在1802年以三合会起事的形式扩展到广东，并成为海盗袭击沿海一带。广东海盗因有在恢复东京阮朝斗争中失败的冒险家纷纷加入而人数激增，他们从1804—1809年实际上包围了珠江三角洲。[2]清帝试图以传统方式缓和社会混乱和减轻饥荒，同时为镇压叛乱而开销一笔必需的非常军费，于是要求官吏和富商“捐”款。事实上，对于每一级官职都干脆定有捐款数额，各商会也有定额。公行的负担是从公所基金开支的。

例如，在1807年，公所向皇帝纳“贡”银5.5万两；为帝国的军事行动捐银6.1666万两；为黄河水灾善后和镇压沿海海盗捐银12.75万两；向户部官员馈银5400两；为购置钟表和打簧货（即八音盒和机械玩具，当时这些东西是“官吏向其京城上司行贿的公认的手段”）[3]付银20万两。行商确切付出了多少款项已无从知悉，但东印度公司经查明者，在1807年和1813年之间从公所基金中至少公开支出了总额498.8万两银子。这些款额并没有对公行中较富有的潘喜官等成员起到任何保护作用。有些个人捐款一次高达10万两，也是向个别人士征收的。

英—中垄断商人

所有这些捐输增加了行商信用的不稳定性，因而东印度公司的预付款越来越成为这个垄断贸易机制的续命汤。每年要把下一年茶叶合同的50%的货款和丝合同的90%的货款预付给广州的经纪人。他们为了预先保证下一年合同的下余货款部分，就把这笔预付款的一部分转交茶叶批发商或丝批发商，所以每个行商都是负债者。如果开始谣传某个经纪人无力偿付债务，他只要从英商得到更多的钱以表明英商信任他的可靠性，便可保持内地茶商和丝商对他的信任。但是从英商得钱愈多就意味着预付款额愈高，预付款额愈高也就意味着在下一年度合同中要给此行商以更大份额。该行商在得到这个份额后，也必须相应地接受更多的英国毛织品。于是，这位经纪人必须设法把不愿要的毛织品委托广州纺织商行抛售。这样也就进一步扩大了他的赊欠，进而增加了他的不稳定性，致使他年复一年地硬拴在东印度公司身上。到1783年，东印度公司在贸易上的势力已是如此强大，以致它的监理委员会认为，即使海关监督也不能建立一个价格联盟来与它相抗衡。[4]当然，这种情况丝毫不能削弱海关监督勒索行商钱财的权力，因为一种新的英—中垄断制度已经建立起来。这时东印度公司已把大量资金提供给某个商人，以致它简直经受不住使他遭到破产的风险，否则它就会失去获得它的“副保”的一切希望（“副保”，即该商人已抵押给东印度公司以后几年的茶叶贸易）。从此，该公司的预付款办法把它的命运紧紧地和这些商人联系起来，使得海关监督不再能——或者说不再需要——出卖专卖权。相反，他把经纪人作为英商的代理人使用，因为他知道东印度公司会间接地替他们交纳罚款和关税。

尽管监理委员会非常急切地想恢复濒于绝境的行商以保持茶源畅通，可是东印度公司从茶叶贸易本身赚来的钱很少，虽说到19世纪30年代，英国政府从茶叶税中得到了岁入的10%。东印度公司的收益却没有那么多。在1780年和1790年间，对印、中两国的贸易的全部利润稍许不足200万英镑，只折合原来股本额的5%。这当然不包括使东印度公司成为其财源的许多有关人士的额外所得：此种所得即东印度公司商船上的大班和船员的私人贸易，支付给有权利以高价向公司出让“世袭船底”——或称运输权——的某些家庭的款项，等等。但无论如何东印度公司在广州的贸易从未中断，因为该公司统治了印度，而中国则是实现汇划印度岁入结余的理想的中介国家（这些余款必须用于偿还2800万英镑的债款，是东印度公司为支付主要用于征服印度的花费而在伦敦借支的）。

汇划机关当时是代理行。东印度公司为使自己的职员不控制散商对印贸易，于1787年建立了代理制度。1832年，有人对代理行的起源作了如下描述：

代理行主要由绅士组成，他们过去都在政界或军界供职。他们觉得按习惯自己更适于经商，于是得到退职许可后便从事代办业和商业。他们为公司服务积蓄了资金。他们把这笔资金或者借给别人或者直接用于商业，实际上，与其说他们是资本的拥有者，毋宁说他们是资本的分配者。他们在通常的贸易过程中，以及通过借贷之间的利息差额和通过收取佣金，来获得利润。[5]

到1790年，在加尔各答已有15家控制印度国内“港脚商”的散商商号；这时，“港脚商”也已向东扩展到海峡和中国。为了满足贸易需要，商号建立了银行和保险公司，为外商投资者办理业务，汇寄私人资金，资助靛青种植，等等。汇运欧洲染料工业使用的靛青是一种主要的汇寄形式，不过这种汇运经常受到拥有和管理东印度公司船只的“航运界”收取高昂运费的妨碍。1801年，靛青售价暴跌，许多代理行开始着重依靠向广州运送棉花和鸦片的生意。

与中国的三角贸易

东印度公司垄断了中国的茶叶收购，因此，港脚商（即在印度得到该公司许可而由散商经营的商号）从印度运往中国的商品不得不在中国统统换为低价货如糖或者中国白铜（即锌，有时是锌与铅、铜的合金），或者只换成硬币。因此，需要大量银行业务来结算利润。有三种办法可以使东印度公司用这些巨额收益获得硬币和增殖利润，因为这时该公司在广州维持这一贸易体制迫切需要巨额费用和预付款。 律劳卑事件有两个重要后果。它使清朝官员相信，一经大胆地封锁商馆，英商就是些孤立无告的人质；它也使律劳卑的继任者认识到，没有应急的战争计划就向广州贸易制度挑战，是一件蠢事。 这个包括多方面的纲领性文件有希望使禁烟奏效，因此林则徐立即奉召进京。他在京师受到不寻常的礼遇，他私人被道光帝召见竟达19次。1838年12月31日，林则徐被任命为钦差大臣。有一道上谕说明了道光帝授予这项非常任命的原因：

昨经降旨，特派湖广总督林则徐驰赴粤省，查办海口事件，并颁给钦差大臣关防，令该省水师，兼归节制。林则徐到粤后，自必遵旨竭力查办，以清弊源。唯该省窑口快蟹，或以开设烟馆，贩卖吸食，种种弊窦，必应随地随时，净绝根株。[26]

这几点训令是果断彻底的。其意义可看作是，如有必要，准许林则徐使中国采取军事行动。毫无疑问，道光帝和林则徐讨论过这种可能性，不过他们不习惯于用“开战”这个概念，即现代意义上的正式宣战。他们认为英国人桀骜不驯，林则徐这次南行就是要驾驭和平息他们。如果形势需要，他可以动用武力，但这不是他所希望的。他在1839年9月向道光帝陈奏说：“鸦片必须清源，而边衅亦不容轻启。”[27]避免危机的可靠办法是灵活地兼用胡萝卜和大棒，即“恩威并用”。正像林则徐对鸦片烟瘾所做的分析那样，这也有赖于应用心理学原则。正确地显示一下清帝国无可比拟的道德力量，可以慑服外夷。从这两方面看来，道光帝认为钦差大臣林则徐的威力在于确信可利用心理手段发动一场道德劝诫运动来禁绝鸦片。究竟如何才能不折不扣地做到这点，道光帝并不清楚。他赞同林则徐，也赞成这个措施，但其功过则将一如</a>其他钦差大臣一样，而由他的成败来决定。禁烟必将成功，林则徐对此是毫不怀疑的。他为人刚直不阿，做事坚决果断，这易于使英国人慑服，正像容易使本国鸦片商畏惧一样。“战争”从来没有成为考虑的问题。

广州查封鸦片

林则徐还未到达广州，就下令逮捕17名广州犯法者和调查卷入鸦片贩运的衙门属员。像大多数高级官员一样，这位钦差大臣深信，广州是贪污犯罪的渊薮。行商比起大多数人来，只不过是略较富有的走私贩。因此他辞别京师经过60天快马加鞭的行程驻节到越华书院后，就直接向当地士大夫求助，请他们在他打算进行的这场坚决反对该城所有敲诈勒索行为的斗争中给予协助。从他来到广州直到任职结束，他一直毫不踌躇地利用广州绅士设法禁绝吸食鸦片。这种做法有危险，因为准许各村知名人士成立拥有逮捕权的禁烟会，这就意味着把大量权力交给了不易控制之人。所以出现了许多错捕案件和麻烦事故；如邻居之间公报私仇互相告密；有些家族为了报复族间血仇的宿怨或者争夺财产权而中伤与自己相敌对的家族。所有这些，林则徐在其著名的7月奏折中已有预见，但他在当时解释说，为了治愈一种危险得多的社会病症，这是不可避免而必须忍受的流弊。可是他似乎没有认识到，这种流弊在不知不觉间破坏了县官和村镇名流在广东农村中的权力平衡，因为后者现在开始自己执行治安权。在19世纪50年代以前绅士私人盗用司法权和军权的现象还不明显，但到那时，要使他们放弃非分之权则为时已晚了。但是，尽管采取了拘留、逮捕和查封等狂热的行动，林钦差铲除鸦片恶习的计划并未成功。的确，随着他的禁烟计划在下一阶段——打击外国烟贩——碰了壁，他打击本国烟民的行动也就马上失却凭借了。

林则徐最初切断洋药输入的努力表现在以下两个决定中： 地图7　19世纪珠江三角洲和江口

这些消息很快传到住在澳门的义律，他立刻作出最坏的估计。他认为如果说这不是战争，“至少也是战争的直接的和不可避免的前奏”。[28]义律命令将他手下可动用的兵船开往香港准备应战，并于3月23日在一小队护卫保护下离开澳门，于 当巴麦尊接到送回伦敦的穿鼻草约副本时，断定义律把他的训令完全置之不顾。义律既占领了舟山，他已经有条件定出自己的条款，但他却用这个重要基地换来了那个干燥多石的岛屿香港。那时22岁的维多利亚女皇在她致姻亲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的信中说</a>：“中国的事件很使我们懊恼，巴麦尊极其感到羞辱。如果不是由于查理·义律的那种不可思议的、奇怪的举动，我们所要求的一切或许已经到手了。……他完全不遵守巴麦尊给他的训令，却尝试着去取得他能够得到的最低的条件。”[50]

此后，义律被一位做事沉着、52岁的爱尔兰人璞鼎查爵士所代替，后者曾在信德当过几年政治代表。他从巴麦尊得到的训令[51]非常明确。他在占领舟山并且绝对确信与他打交道的那些人都有进行谈判的全权以后，他即着手争取得到以下的让步：赔偿鸦片价款618.9616万元；收回行商欠债300万元；付远征军费用约250万元；至少开放四个新港口；保持香港，以及割让更多供免税卸货的岛屿；每个条约港口均开设英国领事馆；取消公行；以及如果有可能的话，“为了中国政府本身的利益”而解禁鸦片。[52]

赎回广州

璞鼎查虽于1841年5月接到任命，但直到8月他才到达香港。在这段时间，义律面临奉清帝诏令集结于广州的军队。琦善已由三位官员集体接替：一是皇帝堂兄弟奕山，一是满洲贵族隆文，另一位是七十高龄完全耳聋的汉族将军杨芳，后者因在喀什噶尔擒获张格尔而闻名。整个二月份，军队源源进入广州。他们重新建设防守阵地；设置水路障碍；招募地方兵勇；而且广州士绅也被鼓励对他们的城市进行爱国主义的防御。然而 5月份对广州的进攻，对英国人来说并没有直接的军事意义，但对中国人来说就带来了严重的后果。首先，随着这次袭击（其中有掠夺和混乱），平日无赖的本地盗匪和三角洲的海盗变得比以前更加胆大妄为了。[54]两广的大部分地区——特别是两省之间的丘陵边境——几乎迅速被匪帮占据。所以从1841年至1850年社会秩序日益混乱，这实际上触发了太平军叛乱。[55]其次，产生了一种深深影响到中国后来与西方关系的排外传统。当广州北边的英军和印度军等待中国当局来履行赎买协定的条款时，他们在三元里集镇上和集镇附近掠夺了几处庙宇和强奸了几名妇女。这些具体的刺激，再加上广大人民群众对战争的焦虑，促使对外国人的比较温和的那一套陈旧看法变成了恐外的种族主义情绪。其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在5月份的最后两天，当地绅士召集了大约两万名义愤填膺的农民，试图用锄头、镐、铁头梭镖和大刀去屠杀这些外国兵。在严重的起义发生之前，广州知府命令乡绅领袖们遵守停战协定，解散他们的非正规军。乡勇们满怀愤怒地撤退了，他们相信，如果不是官方干涉，他们能够击败敌人。后来的民间传说和官方报告对这个信念又添枝加叶，以致使很多中国人认为，如果允许三元里乡勇去打仗的话，他们的国家确实会打赢这次战争。因为义律威胁着要炮击广州，广州知府这时解散他们是当然的；可是他并未被欢呼为救星，反而被称作是一个“卖国”的怯懦官僚。总之，求助无门的官员们这时正普遍成为替外夷的胜利承担过失的替罪羊。

在19世纪60年代后期，当排外运动扩展到北方时，同样的事件接二连三地不断发生；通常是好心的地方官充分意识到停泊在他衙门的窗外河流上的欧洲炮舰会勒索多大的代价，可是绅士们却同时在街头张贴声明，声讨地方官“背信弃义”地保护外国传教士使之免于“正义”的暴民的报复。后来，这类事件发展到这样一种程度，即地方官员个人已不再受到斥责，而累及朝廷来遭受非难了。居民中有些人有反满潜意识，这就很容易使人想到：满清“异族”王室为了牺牲中国人民的利益以保全他们自己，正在向外夷让步，姑息养奸。从这个意义上说，三元里事件是一长串群众骚乱事件中的 进攻分作三路。原来的战斗计划（包括某些新增援的兵力）是要求3.6万人打进宁波的西门和南门，1.5万人夺取镇海，还有1万水兵乘战船和渔船渡海收复舟山。实际上，全部兵力的60%被派作总部的护卫兵，奕经就留下他自己部下的3000名后备军保卫他在绍兴（著名的酿酒之城）的指挥部。其余的后备军处于宁波与镇海之间一座桥上由奕经的参谋长掌握。这样，实际上真正用于进攻每个城市的人数约只4000人，而且当时甚至没有一个人想去打头阵。由于这种畏葸胆怯，对宁波进行主攻的任务就落到700名四川兵身上了。他们奉命直到最后一刻才开枪，以保证攻其无备，但是他们的带兵官刚学会讲一点官话，使他们以为他们根本不应带枪。因此，这些金川土著只带着长刀溜溜达达地走进了英国工兵的布雷区和皇家爱尔兰兵的榴弹炮射程之内。当英军开火时，其他没有经验的中国部队被推向四川兵的后面，致使数千人拥挤在西门，死伤枕藉，那里的几条大街上血流成河。英国人把一排排惊慌失措的清军步兵扫射倒地。这是自从围攻巴达霍斯以来他们所见到的最恐怖的大屠杀，为此，英国人也感到恶心。

与此同时，在镇海的中国军队的作战就好得多。如果奕经把他的后备军也投进去，他们甚至可以夺回这个城市。但是，由于无须指出的那种带讽刺意味的癖好，他的指挥那些后备军的参谋长躺在驼峰桥上的轿子中大吸其鸦片，而且正当需要他的兵力的时候，他已陷入一种麻醉状态。他的军官和士兵刚听到炮声就逃跑了。这样只剩下攻舟山一路的水兵了，他们之中许多人生来就没有乘过海船。他们刚一离开港口，大部分人就晕船，而带兵官因害怕遇到英军，后来20多天里就在沿海来回行驶，定期呈交假战报。就这样结束了中国人在这场战争中的最后进攻，从而也葬送了缔结一项体面和约的任何实际的希望。此后尽管有过一些英勇的战斗，但清朝对璞鼎查所长期规划的长江战役将只能完全处于防御地位了。

长江战役从1842年5月7日持续到8月20日，它以一面倒的形势在全中国人口最稠密的地区之一（那里的数百万人以其肥沃的土地供养着这个帝国最富裕的学术精华阶层）展开。5月18日，乍浦和在那里的满洲旗军驻防地被攻占。未设防的上海在6月19日发现已经被放弃。7月20日，长江的险要重地和满洲防军驻地镇江也被攻占。运河因此被封锁，帝国被切成两半，曾经做过明朝的都城和统治象征的南京也暴露于英军的面前。

外国人所到之处，尽是一片惊慌和混乱。郭富将军极力试图制止他的士兵任意奸淫掳掠。据中文史料记载，有些印度掠夺者被他们的将官枪毙了。英国人确曾搞过一种征集粮秣的制度，它给捐献粮秣者奖一块小牌子钉在门上，作为此户免受掠夺的保证。但这措施又往往不起作用。[57]军队不断为所欲为，掠夺城市住宅，征召船夫苦力，酒后污辱当地妇女。更为恶劣的是随营的中国侍从和长江三角洲上的无赖，他们尾随英军进入被征服的城市，把住户抢掠一空，然后继之以放火焚烧。很多城市居民预料到这种情况而事先逃往乡下，使守军在城里阗寂无人的市场上无法弄到给养。士兵们既没有食物，又被洋鬼子有魔法的传言弄得士气低落，于是开始猜测在他们中间有“汉奸”。

因为在传统的中国军事历史中，要攻陷一座设防的城市的标准方法之一就是向“内应”行贿或进行说服，使他们从城内打开城门。由于很多官员已上奏清帝，把许多失败（像宁波的失陷）完全归咎于“奸细”，因此满洲的将军们就倾向于相信英军主要依靠的是 因此，南京条约仅仅是一个初步的文件，它只阐明了一些据以建立新贸易制度的原则。它的主要条款如下：（1）2100万元赔款分期付清；（2）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和上海五港为通商口岸；（3）在品级对等的官员之间平等往来；（4）在各通商口岸建立英国领事馆；（5）废除公行垄断；（6）对英商进出口货物一律秉公征税；（7）割让香港为英国领地。中国的大门终于被打开了，但是谈判者们还必须商定一些英国人能够据以进入中国的条款。

（郝镇华　刘坤一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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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张德昌：《清朝内务府的经济作用》，载美国《亚洲研究杂志》 [62]郭斌佳：《第一次英中战争评论》，第298页。

[63]邓嗣禹：《张喜与南京条约》，散见于第39页及其他页中。这部详细的日记是中国方面在中外谈判中现存的少数内部材料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