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清王朝的衰落与叛乱的根源_剑桥中国晚清史

要广泛地阐释清代晚期的历史，必然要回头谈一谈清王朝衰落的面貌。但是，只要考察一下晚清时期某些政治和社会的细节就会感到，对清王朝的衰落作为一个整体概念来说还有一定程度的认识不足之处；而且这种考察还可能借此发现把晚清同中国近代史</a>的广泛趋势联结起来的某些长远的社会和政治变化。清王朝的衰落在传统上还包含有官僚制度丧失了道义和行政活力的意思。可是，这种现象从官僚赖以生存的社会和政治现实的角度来看比从常见的衰落中的道义范畴这一角度来看更容易理解。当然，官僚制度中存在着大量贪污腐化；但是早在19世纪初期，在中国著名的学者和行政官员中间就已经出现了关心制度改革和国家防务的浪潮。[1]

清王朝的衰落向来被理解为中央集权的式微和地方总督权力的扩大，是国家和社会之间均势的瓦解。这种权力分散过程的某些方面在19世纪确实有所表现。但清代的制度在19世纪的毁灭性内战之后仍能令人惊异地把中国维系在一起，这个事实保证了20世纪的革命变革能够在全国范围内实行，而且能够达到保住国家的首要目的。因此，我们在考察乾隆</a></a>末年以来清代权力衰落的问题时，中国已经取得的全国政治统一的程度——即使在学者名流的公共生活中泛滥着腐化的庇护制度的情况下——是必须考虑在内的。

这时期清王朝衰落的形象反映于地方政府的敲诈盘剥、追求私利和颟顸无能：所有这些都促进了群众性的叛乱活动。要理解这种现象必须从嘉庆初年政治危机的后果及其在推行基本变革方面所取得的非常有限的成就开始。

嘉庆帝在他父亲于1799年去世时所面临的最紧迫的任务，是使他们的政府清除和珅</a>的影响。皇帝采取了迅速的行动。在他的父亲死去不到一个月和珅就死了，他的心腹也都纷纷被贬。剩下的问题是怎样对付和珅那一派所建立和卵翼的庞大的庇护制网络，因为和珅派的影响已渗透到各省官僚界中，特别是渗透到了军事部门之中。皇帝决定，由于这些人人数众多，官职牵涉面广，不宜搞一场清洗运动。他宁可认为许多人都是诚实的官员，只是误入歧途而已，因此他们在正确的领导下是可以恢复工作的。他还进一步担心，无穷无尽的清洗会恫吓住官僚政治，使他想重建官吏和皇帝之间互通声气的努力不能实现。他论证说，许多人当时是没有别的选择，只有走侵吞公款的道路，如果他们想保住他们的职位的话。[2]

因此，皇帝本人在某种程度上就不愿意采取必要措施来消除和珅20多年影响的流毒。为了这种沉默态度，他在当时就受到了批评。[3]但是，嘉庆政府中的另一困难是潜在的复杂的社会问题，这是清代官僚政治的组织能力所完全不能解决的。其中的中心问题是资源与人口比例失调。

人口的压力及其后果

不言而喻，晚清和近代中国社会史的最显著特点是人口的增长。当时的许多独特情况也许可以用这个问题来加以说明，虽然在当时已被人们有所察觉的人口问题的具体影响之所及至今仍未被充分地加以研究。从17世纪末起到18世纪末白莲教叛乱时为止这一长时期的国内和平阶段中，中国人口翻了一番多，从1.5亿增加到了3亿多。仅在1779—1850年时期人口就增长了56%，所以在19世纪中叶大叛乱爆发的前夕人口已达4.3亿左右。[4]

在这个相对安定和人口增长的时期，商业设施已有了发展，可以满足地方贸易和地区间贸易日益增长的需要。18世纪是内地农村定期集市开始发展的起点，也是南北海运繁荣的起点。城市的商人行会的增多和信贷组织——最初的钱庄和山西的票号——的出现，表明贸易的性质和范围都有了改变。这种私营贸易的增长也表明了商人在政府控制的盐务税之外正在积累和投放资本，要知道，盐业是那时商人集中投资的目标。欧洲市场对中国的茶、丝和瓷器的需求又进一步刺激了国内贸易的商业化。虽然商业化给人口稠密的平原和沿海地区的城镇带来繁荣和富裕，但那些不与贸易集散地和交通要冲发生联系的地区仍然处于贫困和不景气的状态中。无地的移民，作为人口变动的产物，他们反而浪潮般地涌入这些偏远地区。

从明代以来，有许多因素使中国的食品生产赶上了它的人口增长的比例。由于地区间的移民，又由于在新开发的土地上种植从美洲移植过来的新食品——甜薯、玉蜀黍和花生，因而新垦殖土地面积的增加使得增长的人口能投入生产。更多的人口也意味着有更多的人力可用于种双季稻的精耕细作之中，还意味着有更多的大粪肥料。这种耕作制度在18世纪末就已明显地开始感到了它的报酬在减少，因为这时在水利上增加人力的效益似乎已经达到了它的顶点。

更重要的是，人口对于土地的压力是显而易见的，因为连那些边远地区的人口也呈饱和状态。例如，富饶的四川盆地在18世纪就吸收了大量的外来移民，早已人满为患；甚至它的东部山区也已住满了其他省份因歉收而来的难民。广西的几条河谷地带是广东东部客家在18世纪移居的地方，这里土地的竞争也很激烈。在多山的湖南西部，外来移民在1795年与当地的苗族爆发了严重的冲突。也许长江下游各省是人口极端稠密的地区，它们不久变成了当时最具毁灭性的内战的战场。[5]许多仍然留住在农业定居地区的无地农民则替政府当劳工，或者被雇为兵勇，或者当了地方官的吏役。所以，农业经济中日益增长的盈余与乾隆时代的长期和平，曾经生产和哺育了日益增长的人口，但是没有促使经济和政治出现新的发展以吸收那么多的人口。在传统体制内的这一繁荣时期，埋下了19世纪最初几十年危机的根子。[6]

在中华帝国末期的历史中，人们已在许多方面感受到了人口的增长，这是由清代社会和制度的特点决定的。如果说人口的增长对农民生活的影响最终是毁灭性的，那么，它对政治制度的影响也同样严重。这个时期的政治生活的特点是，各级官员激烈地进行竞争，以谋求升迁和保全官职。这种竞争往往采取违法形式：它也许是使人员流动升迁的正常机制落后于人口的增长这一事实所决定的。

虽然对这个问题研究得还很不够，看来中国那时可能已在经历着有时与现时代不发达社会相联系的那些典型症状：文化人生产过剩，因为容纳他们并给他们以报酬的经济和政治制度的能力有限。促进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一为教育制度是专为培养公职人员的；一为价值体系往往禁阻有文化的干才从事其他事业；一为行政机构阻止它自身扩展或重新组成新形式，以适应周围正在变动的社会。

不论是政府公职的法定数额，也不论是科举的名额，都没有按照人口的增长速度而增长。虽然在某些地区进士的分配名额有所增加，但比起整个18世纪增长的人口数来说，进士及其以下功名的总数实际上是显著下降了。乾隆时代的进士名额在绝对数字上已有所减少，生员名额则是稳定的。甚至从前不受数量限制的童生，在18世纪末也受到了限制。人们要求得到这种社会地位的愿望是如此强烈，致使县官们可以靠接受希望避免除名的童生的贿赂而大发其财。清代实行捐监，即为荣誉学衔和实授公职举办捐纳，它虽然不断地用这种办法来开辟财源，但捐纳制度显然还不能充分满足人们希望得到这种优越社会地位的日益增多的需要。出售功名和官阶使适合做官条件的人数增加，因而实际上加剧了对有限官职数量的压力，这在某种意义上就突出了仕途升迁道路显然不足的状况。[7]

这种要求必然要另找出路。在地方上，最显著的后果是各级行政机构冗员充斥。他们不是行政等级制度中的正式成员。他们毋宁说是一些随员和食客、官吏的家属和幕宾、个人的助手和仆役、受雇的劳工和普遍存在的胥吏。干着记录、送信、催科和地方性任务的吏役阶层充满着唯利是图之辈，他们许多人都识字，但合法的晋升道路对他们来说是堵塞的。一位按察使于1800年抱怨说，近年来书役超过了定员不知多少倍。原来有一个书吏，现在有了几个文案，原来有一个差役，现在有了十多个帮手。如果这一估算大致不差的话，吏役阶层在18世纪时期是大大地繁衍了。[8]

明末开始实行“一条鞭”法改革之后县级政权负担加重，这是这些员额膨胀的部分原因。[9]但是，根深蒂固的社会压力也在起作用。各级政府都变成了越来越增多的职业大军所附着的机体，他们利用帝国的行政机器作为自己经济斗争中的武器。1803年一位御史的悲叹表明了这一斗争是成功的，因为按照他的说法，胥吏和幕友现在的衣着是如此豪奢，以致现在不再能够分辨人们的上下贵贱了。[10]这些冗员都要靠得自庇护网络结构的钱来养活，钱虽然掏自官僚的腰包，但归根结蒂是从纳税人身上用敲诈勒索的办法搜括来的。[11]

19世纪初叶是在这以前的一百年内中国统治下的和平的顶点，[12]因此它产生了有教育的一代新人，这些人在文官制度中找差事，但文官制度的缺额并未随人口的增长而加多。结果是所谓候缺的官员人数增加——这些人都有做官的资格，但无官可做；同时有越来越多的生员，他们在低级科举考试制度中上了榜，但在攀登高级考试时因名额受限而被摈弃。[13]许多人设法捐买高级功名，这个办法随着政府因开辟新财源而越来越流行。许多人在谋取官职时受挫，也有许多人转而在官制以外谋求其他职业。

在激烈竞争的情况下，有些善于权变的文人想在合法的和半合法的管理性事业中找出路。一种人是包税人，这种行业虽然悬为厉禁，但把老百姓的税收委托人代办（即所谓“包揽”），在地方社会上却是一种很流行的能赚钱的职业。另一项有利可图的行业是“讼棍”（“讼师”），他们在县衙门里帮别人包揽词讼。我们认为可以把这些人看作是初期的辩护师，但在官场看来，他们是不受欢迎的健讼者和莠民。清代的法律制度没有给他们以合法地位。但是很明显，又做包税又做包揽词讼角色的“刁生劣监”，在地方政府中起着一定的作用。有优越社会关系的包税人能够给他们的庇护人以某种保护来对抗衙役的专横，而合法的健讼者能够通过他们的文牍技巧和在县衙门建立周密</a>的联系来润滑司法机器。这两种角色都与某些人所行使的地方行政职能的商业化有关，因为他们的政治才能未能得到合法的机会来施展。[14]

从官方的观点看来，在地方的这些实权派集团中，书役是最阴险狡诈、最没法管束的。清代的回避制度以及根深蒂固的官场风气都表明，县令都不甚了了他们县署行政工作的细枝末节。因此，虽然大家都承认书役为患之烈，可是没有了他们，哪个县令也办不成事。[15]

教育、庇护制与社会晋升之路

明清两代的主要晋升道路是通过教育和文官考试制度。明代的多数教育机构都是私人办的，在清代它们逐渐受国家官员的控制。雍正</a>时代，一系列省一级书院受政府之命建立起来，由国家给予津贴。[16]后来的乾隆时代是以宫廷用敢作敢为的方式关心学术活动著称，这种关注既采取了慷慨庇护制的形式，也采取了大兴文字狱的形式。虽然国家还没有直接控制省一级书院课程，但政府创办这些书院的一个公开的目的（用雍正帝的话说）是“黜浮崇实”和杜绝考试制度中的“流弊”。[17]乾隆时代文字狱的重点在于贬斥有关北方和西北边境问题以及关于陆海军事防务问题的学术著作。[18]虽然文字狱时期的种种限制在1800年以后已迅速减弱到微不足道的程度，但自19世纪以来，很大数量的书院在政府控制和检查制度的双重压力下已蜕化成为专门教授科场文字的技术学校了。当时批评这一点的人举出了许多的理由，其中一种理由是，由于靠个人推荐和靠行贿以获取教职起了重要作用，致使教学质量下降；一种理由是指过分重视了考试的及 根据最近的考察，嘉庆时代开始了汉族官员在清朝省一级政务中占支配地位的局面，而这种种族比例的变化原来被人们认为开始于太平天国叛乱的时期。[29]因此应该注意到，许多满族御史是属于1799年响应改革的号召和提出弹劾的人。[30]这个时期的任命中是否考虑了种族界限，这还是一个尚待研究的问题。至今尚远远没有证据表明，嘉庆初年的改革是执行了一条种族主义的路线。

1799年迅速接连发布的新任命在事实上是否预告省一级行政在进行一次真正的改革，这一点还不太清楚。所有新的被任命者都是和珅时代官僚政治的一部分，而不管他们是否属于和珅集团。况且和珅集团中许多被撤职的人员，以后又出现在其他官位上，或者准许他们保留爵位舒舒服服地退休。现在正在进行的研究表明，1814—1820年标志着汉人在省级官职中逐渐占上风的转折点。[31]在以林清叛乱（1813年）和道光帝继位（1820年）为标志的这一时期，也在省一级行政的上层发生了同样迅速的人事变动。这几年让好些新人参加了省一级政府，被任命者都已得到了功名并且在和珅时代之后得到了官职，他们当中越来越多的人都是从汉人占优势的都察院和翰林院提拔上来的。像过去一样，皇帝物色人物是靠几个心腹顾问的推荐。这些新任命者中的许多人，包括改革者湖南人陶澍在内，都是蒋攸铦（当时的御史，后来当了省一级显宦）的同僚或朋友，而蒋攸铦本人则是汉军旗人。他们也因参加了北京的一个非正式诗社——即宣南诗社——而彼此联结在一起，这个诗社后来还包括了著名的“经世致用”论改革者林则徐</a>和魏源</a>。

地图6　漕运体系

这个时期的汉族文人在清代官僚行政中重新得势，可以被看作是太平天国叛乱及其后的同治中兴时期以曾国藩</a>及其门徒之兴起为顶点的这一趋势的开端。它也表明，翰林院和都察院中汉人对省一级政府职务的兴趣有了增长。

嘉庆及道光两朝的改革的 一位批评18世纪末官僚政治的人曾警告说，如果和珅时期发展起来的庇护制网络结构不完全摧毁，那它在另一位腐化大员上台时还会借尸还魂。[79]这一预言不幸而言中，因为道光时代又兴起了一位通常被比做和珅的官员，这就是满洲旗人、标准的官僚穆彰阿（1782—1856年）。他很像他前面的和珅，据说他也有意安插私人，使一大批亲信官僚支持他的个人利益；他在1835年取代曹振镛，当上了内阁兼军机处的头头。[80]

但是，官僚的腐败在和珅时期和在穆彰阿时期也有重要不同之点。道光时代的中央政府要更弱一些。帝国国库的白银储备已经枯竭，从18世纪初期的6000万两下降到19世纪50年代的800万两。[81]帝国军队的力量已被侵蚀。皇帝的统治已经失去了17和18世纪时期的雄伟气魄。皇权的式微隐约地表现在那些想实行变革的省级官员取得了主动权，但它在19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才公开暴露出来。

省级领导官员的志趣各不相同。阮元希望通过读经来振兴道德和文化。陶澍想对正常的官僚行政试行制度上的改革。与被认为是曹振镛所扶植的官僚迂腐气息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道光时期知识分子风气大开，风气之所以开通，部分原因是在一个被中央的派系纷争和惰性弄得不能有所作为的政府中有了这样一批人，以及他们作为省级官员所取得的有限的主动权。

在18世纪的学术界中占支配地位的是经验主义研究学派和汉学学派。不是18世纪的一切学者都搞考据，也不是一切学者都限于研究汉人对古代经典的注疏。但是，知识方面的崇高地位和学者的声誉确实有取决于这种风靡一时的学风的倾向。到19世纪初，已开始看到这种经院哲学——它确实是当时所代表的舆论——正在衰败下来。因为中央政府停止降恩举办像乾隆时代《四库全书》这样大部头丛书的编纂，已不再从全国各地征召学者汇集北京搞标准化的学术工作了。此外，地区的文学和哲学流派已开始对考据的迂腐气持有异议。这时的制度问题和社会问题为创造一个有学术生气的新时期提供了推动力。

虽然19世纪初期的大部分学者继续在研究古代经籍，但这时期新的学术潮流在于反对18世纪经院哲学的两个方面。 《皇朝经世文编》与后来他写的西方地理学的研究《海国图志</a>》（见 《皇朝经世文编》刊行之后的30年，魏源写出了范围非常广泛的关于制度改革方面的各种建议，在建议中他利用了竭尽全力挑选来的官方档案和私人收藏。1831年，他应邀前往扬州，为计划改革淮北盐务的陶澍当顾问。在这几年的某个时候他开始起草一部完成于1842年——即南京条约订立的那一年——的著作。这部书题名为《圣武记》，叙述了清代从开国起至道光朝的主要军事战役。和《皇朝经世文编》一样，这部编年史也是兼以私人和官方著作为基础的。魏源写《圣武记》的目的不仅在于描述事件。魏源在批判地使用私人资料来核实官方档案的准确性时，以及他在序言及全书最后的时论文章的言论中，都分析了清代政治体制中的问题，特别是清代军事上的问题，这些问题很足以说明中国在鸦片战争中战败的原因。

魏源按照传统的方式把中国易受外部觊觎的脆弱性与内部弱点联系起来看。他特别关心充实军事人才的问题，这是由于汉人只偏重文职，而种族界限又把清代军事组织分成了两半之故。魏源一方面用历史观点提出他的论据，一方面批驳中国文化中被人们广泛接受的准则，他坚决认为中国可以变得富强起来，但应该采用新政策以改善士兵——特别是军官——的素质，可以像西方那样建造和部署常备海军，可以稳定货币制度并消灭巨大的国库赤字。这些政策包括对军职人员施以专门训练，给予优厚薪饷和特殊社会待遇，以及对各地区实行灵活变通的征募办法（这最后一点是想利用某些地区应考武举人数不均的情况）。魏源还要求仔细地检查军事花名册，以确保防止开小差和虚报名额等情况，因为这两者是军事行政中贪污受贿的大财源。魏源在他的财政改革建议中主张扩</a>大和改进本国的银矿，作为减少中国对外国通货供应的依赖和</a>对付在鸦片贸易中使中国白银枯竭的最好办法。他还敦促在使用国库资金方面实行更负责的会计制度，削减开支，终止作为表示皇恩浩荡传统姿态的定期减免税收的惯例。在他以低沉和轻蔑的语气提及某些清代前辈人的著作时，他并没有因考虑到形成他们兴趣的原先那些意识形态因素和政治因素而原谅他们。对他来说，这些人对外国愚昧无知，对中国本部以外地区的战略地理特点丝毫不感兴趣，这不仅是不可理解的，甚至是轻薄可哂的。在他看来，同样不负责任的态度是，官方对军事战役的叙述往往有低估或避而不谈清帝国战败的倾向。

魏源对今文经学感兴趣也反映了他对“无用的”烦琐哲学兴味索然，虽然他那个时代的今文学与汉学考据主流的相同之点多于与乌托邦式及弥赛亚式支流的相同之点（后者与后来康有为</a>的今文学运动有联系）。[88]和其他一切时代一样，魏源时代的经学研究既是学术论说的手段，也是政治斗争和派系斗争的手段。这样，今文学就变成了攻击东汉烦琐哲学的武器，同时也成了推动学术新方向的媒介。上一世纪的经验主义的研究运动深深地受到所谓汉学学派奠基人惠栋</a>（1697—1758年）的思想的影响。惠栋反对宋代理学教义，主张恢复标准的汉代人的注疏作为经典研究中正统解说的本源来代替它。虽然很少有人像惠栋那样死板地只专心致力于汉学，但他的影响确使人把注意力集中在东汉注疏家郑玄</a>等人的哲学和学术上，集中在他们曾经注释过而流传下来的经籍的文本上。

这种标准的经文是多种经籍文本的综合，包括被称为“古文”和“今文”者在内，这两个术语是指正文最初所用的书法体裁而言的。“古文”在这里意指周代用的书法；“今文”意指较近时——即汉代——用的书法。今文经是凭记忆以及根据经过汉初诸帝指定的学者在宫廷里讨论过的标准化的解释传抄下来的。口头传述下来的抄本在当时被认为是必要的，因为所有经籍据说都已在秦代被毁。到西汉末年的时候出现了一批经书，是用先秦的古文字书写的，它一度被欢呼为真正的经文，并且最后被合并成为标准的正统经文。后来，大部分西汉今文，包括三家《诗经</a>》在内，都废而不用，而且在往后的朝代中都已失传了。

直到宋代才对古文的真实性引起了怀疑，直到阎若璩</a>（1636—1704年）在17世纪开始对《书经</a>》（《尚书》）作了系统的词源学分析，才证明古文经的许多部分其实是赝品。[89]到18世纪末年，阎若璩所发起的文字考订工作和对古文经的真实性日益增长的关心，便推动了江苏常州小学</a>运动的兴起：这小学运动声称对今文经特别感兴趣。它们中间只有《春秋</a>·公羊传</a>》被完整地保存了下来。因此，《公羊传》成了今文学者研究的焦点。常州学派的奠基人庄存与便是一个对汉学感到失望的人。他宁可采取折中主义的态度，即有选择地采纳了宋代哲学家的著作与西汉及东汉两代的注疏。他的学生们——特别是刘逢禄（1776—1829年）——后来变得对《公羊传》很感兴趣，认为它是对西汉哲学和历史解释的一部权威的和正统的说明。刘逢禄和他的同伙把他们认为是以微言大义和道义观点来看待《公羊传》中的历史材料（在《公羊传》里，“所不书多于所书”）这一研究方法，同东汉注疏家专心致力于名词术语和定义的研究方法作了对比。在他们看来，东汉学术界只注意事件（“事”），西汉注疏家则企图解释事件的意义（“义”）。

在刘逢禄的影响下，魏源很注意西汉哲学，特别是董仲舒</a>的著作。由此导致他批判地分析了《诗经》和《书经》的本文，写了两部题名为《诗古微》和《书古微》的书。在这两部书中他企图恢复自西汉以后已经湮没无闻或晦涩难解的“古代微言大义”（“古微”）之说。这两部书在体例上都是遵循经验主义的研究传统，艰苦地对本文和注疏作逐字逐句的比较分析。但是它们作为校勘学著作的声望受到了损害，因为事实是，魏源研究东汉今文的大部分材料都必然地受到了 尽管有了这些成就，魏源接着写道，“天下事患常出于所备之外”。这些灾祸包括漕运管理的不善和黄河由于无法控制的泥沙而反复出现洪水。“无一岁不筹河费，此前代之所无也”。通向文官的道路是“困于需滞”，军事部队的预算则又“绌于度支”。与外国的接触更带来了苦难：“夷烟蔓宇内，货币漏海外，漕鹾以此日敝，官民以此日困，此前代之所无也。”

因此在魏源看来，晚清的问题不是起源于无能的和含有恶意的统治（按照“节用爱民”的观点来说，清代可以比做众所周知的“三代”），而是起源于中国历史上没有先例的形势，特别是外国的商业与军事势力出现在沿海，从而产生了货币与军事危机；还起源于无法控制的黄河，它的灾难性泥沙（虽然魏源没有指出这一点）是上游山坡植被不佳产生的水土流失的恶果——这也是中国人口压力而产生的灾难性副产品。

魏源的这些话的含义是要使人确信，如果能发现合适的人才并使用他们，这些新问题也是能够解决的。面对着这些挑战，魏源认为令人不能容忍的是，中国文人的精力尽“出于无用之途”。科举考试只强调语言学和词源学，对官员们则只用毫无意义的尺度来考核：对于翰林只考察他们是否“书艺工敏”，对于行政官员只考察他们“胥吏案例”的本事。魏源关于改革的呼吁是写得用心良苦的，他着重指出了按照一切传统标准来看应算作是清王朝作出的主要功绩，指出了挑战的史无前例的性质以及制度上反映的不充分的状况。他响亮地提出要用经世致用的态度来实行改革，即通过对新问题作出新反应来加强国家，但一切要在不偏离忠君原则的范围内进行。[91]

保卫边疆是关心的新焦点

19世纪初年像魏源那样的知识分子都关心边疆保卫的问题，这也有18世纪经验的坚实基础。《皇朝经世文编》的大部分材料，事实上是取材于清代在军事上长期卷入西北边远地区和亚洲腹地的事势，在这方面，作为清代军事战役编年史家的魏源本人便是一位专家。但是，在魏源那一代人的边疆研究中似乎有某些特点。魏源本人深信，晚清的“盛世”（这是他的委婉提法）正在于把边疆的危险置之脑后，因此需要提醒它。[92]在他写作的时候，突厥斯坦已经因和卓（一些神圣家族的头目）所领导的叛乱（见本书 对亚洲腹地边疆研究兴趣的高涨之所以以北京为中心，是徐松的著作在北京推动起来的：徐松是一位研究边疆地理的多产作家，他本人曾在伊犁地区生活过和旅行过。徐松的小集团中有张穆，此人是魏源很了解的一位学者，他关于蒙古部落地区的系统书目后来被誉为是结合了汉学经验主义者的缜密品质与经世致用论作者的实用精神这两种优点。[94]北京的这个集团同以程恩泽为核心的一个集团关系极为密切；程恩泽这位命官因他在教育和科举制度中的操守和他曾做过皇家师傅而受到尊重。程恩泽具有多方面的经验主义学识，因而使他能够预言清代社会所面临的迫切灾祸。程恩泽小集团成员的明显特点是，他们都认为清朝在迅速衰落，因而对他们同时代人的懒散和不切实际感到不能容忍。程恩泽在他的周围聚集了一批兴趣各异的学者，其中包括特别是对亚洲腹地的边疆地理作出经验主义研究和对海上诸国作出开拓工作的学者们。也正是在这个小集团内，刘逢禄、魏源和龚自珍等人发表了今文学派最早的一些理论，从而在汉学拥护者和宋学拥护者的鸿沟之间搭上了桥梁。[95]

通过个人之间和同乡之间的关系，这些北京学者必然在朝廷形成了政治联盟。程恩泽是安徽省歙县人，这使他成了曹振镛的同乡，而曹振镛是认识程恩泽的父亲的。程恩泽和他的小集团——包括张穆在内——跟祁寯藻</a>有密切关系；祁寯藻后来做了军机大臣，并且也支持反对穆彰阿的方针。林则徐以及龚自珍都有反对过穆彰阿的经历。这些关系的特点及其对朝廷制定政策的影响，尚有待于进一步的探讨。[96]

国家的军事防御以及为此目的而进行的实际学术活动，也受到出生于另一地点——内地西南土著边区——的一位士大夫的鼓励。湖南学者严如熤（1759—1826年）只取得“优贡生”的中等功名，但变成了19世纪初年经世致用论最有影响的积极分子之一，而且还是一位镇压白莲教的领袖。他之进入仕途是通过1800年的一次殿试，他在这次殿试中长篇大论地批评了征剿白莲教的正统军事战略，主张应改用地方民团和土地分配政策，这与最后被采纳的战略村办法相似。他原来是当教书先生出身，后来竟能在他家乡——湖南西部的溆浦——的群山中与叛乱的苗民作战。[97]他除了对军事学有兴趣之外，还是精通那个地区的地理和人种学的专家。他写的镇压苗民的著作中包含有关于苗民生活的详细材料，这本书的特点是他肯深入钻研表面现象以下的东西，并且具体地描述了那些根本不相同的部落地区的文化。其他经世致用论的学者在研究西洋蛮夷的时候，都只能缓慢地达到这样圆熟老到的程度。在他本人后来做了平定南海海盗的顾问之后，又对沿海的防御表示关心。他的《洋防辑要》的编纂显然要比魏源的《皇朝经世文编》早几年。此书叙述了全中国海岸的战略地理，主要取材于顾炎武、清初的地理学家顾祖禹</a>和明代的军事组织专家戚继光</a>（后者的著作经常被后来19世纪的官员们所引用）等人的著作。

从他们各自的观点来看，论述亚洲腹地边疆和国内边境的著作之所以纷纷出现，是因为他们重又相信学术可为政治所用。这两方面的研究都吸收了战略地理研究的长期传统，这种传统现在又因人们意识到清朝的软弱而重新活跃起来。这种战略关心也许不可避免地会转到探讨海洋边疆的新问题上来，就像魏源不久以后要做的那样。他后来在这个转变中得到下面事实的帮助，即经世致用之术摒弃了价值论，赞成实效论，后者在对付那些讨厌的、不论来自何方的蛮夷的文化时是一种防止利权外溢而不可或缺的东西。

严如熤就学于长沙的主要学校——岳麓书院。这个书院和它的姊妹学校城南书院一起，在形成关心公共行政的风气方面——这是19世纪湖南名流的特点——似乎起过强烈的作用。从乾隆末年起到整个19世纪40年代止，岳麓书院的头头都是一些有坚实的政府工作经验的人。罗典（1718—1808年）做过御史，并且是一位特别有成就的学政。他是著名的八股文训练专家，本质上是一位使用标准的汉学考据技巧以追求经籍真理的人。后来岳麓书院得到袁名曜（1801年进士）来主持院务，此人是一位战略地理学专家，也是严如熤和陶澍两人的好朋友。袁名耀在北京服官时曾为清帝职掌过起居注，所以他有别人没有的机会来观察最上层政治的事件。

袁名曜的继任者欧阳厚均（1799年进士）曾在户部任职15年，因在公共行政方面具有非凡的知识而受到尊敬。他在岳麓书院掌教27年，据说门墙弟子逾3000人。虽然我们不知道该校的课程表，但至少很清楚的是，它的山长们不可能是宋学或汉学某一学派的教条主义者，他们都通晓国家的实际事务。[98]

确实有充分的证据可以认为，在19世纪的头几十年有一种新精神在长沙运行着。湖南的汉学—烦琐哲学的权威从来没有像长江下游诸省那样大，因为正是在湖南，王夫之</a>的能动主义和不可调和的道德观的榜样自从19世纪以来就一直流传不息。正像严如熤主张通过边疆的应用研究为实用之学开创了局面那样，长沙士大夫唐鉴</a>（1778—1861年）变成了恢复宋人伦理哲学的精神领袖。唐鉴是魏源的庇护人贺长龄的朋友，宣扬对程朱哲学应采取一种严格而且有些狭隘的尊敬态度，从而使得严密和井然有序的心意训练能集中地致良知于伦理的教诲上面。但是，唐鉴的一生也是重在行动；他以一位精明能干的官员见称于时，并举例指出朱熹</a>学说中的两面性，即一方面是自我修养，与此相平衡的另一方面是有朝气的学习和为国效劳的精神。这种清教主义的寻根究底的精神，与严如熤的行动主义和实用之学合在一起，变成了唐鉴最著名的学生曾国藩的思想的基础；后者在1850年以后成了清王朝危难时期忠君势力的领袖。

1820年阮元在广州创立的学海堂，是这时期另一重要的地方学术中心。阮元是嘉庆新政中的一名省级新官员。他认为自己是一位学者和文学倡导人，其风格在很大程度上像他的保荐人的兄弟朱珪所倡导的18世纪的学风。而且阮元也是一位精明的行政官员，求才若渴。他在朝廷里有影响，而他的声誉使他在为官的各任所赢得了信任。1799年以后他担任过好多省级职务，他在其中的两个任命上创办了两个成为驰名的教育中心的书院：一为杭州的话经精舍（1801年），一即学海堂。

阮元对教育的看法足以说明这个时期学术风气的转变。各班级都规定必须熟习汉代注疏的词源学和语言学研究，以便掌握经典著作。重点是放在“实学”上，以及搜讨事实材料和努力把经籍的原则应用在当代的问题等方面。地方的学术传统有所恢复，并得到重新研究。诂经精舍和学海堂两者不同之处只是一在时间上，即前者早于后者20年；一在地理上，即杭州是一个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文化和政治中心，广州则是南中国边疆上的一个贸易港口和省会。另外，还有不相同的是两处书院开办时的主讲人不一样。1801年任杭州学监的是王昶</a>与孙星衍</a>，他们都不是本地人，都是进士，是既在朝廷又在省里服过官的官场老手。他们两人都长年在北京，在收藏历史档案的机构和四库全书馆工作过，也都是全国知名的学者。

20年后广州的书院的八位主讲就缺少这样举世瞩目的盛誉了。八个人中只有两人是进士出身，七人是广州本地人。只有一个人曾任过高于地方教育职位的官职，而且他还是一位汉军旗人，部分仕途在武职。一句话，他们并不是那些因跻身于全国知名的士大夫集团而出名的人们。他们的经历是在地方的政治和学术上。例如熊景星</a>是一位诗人，他只是个举人，没有能够在考试制度中获得更大的功名。他不满意于学官之职，认为这是使他屈了才；他也骑马射箭和打拳，因为他认为多数读书人太文弱。他的同事林伯桐也是一位举人，曾做过学官和广州地区官宦之家的塾师。1810年关于镇压广东海岸海盗的建议是他应总督之命写的，为此他被授予了荣誉称号。林伯桐是一位哲学家和军事战略家，他是主张对汉学和宋代理学取折中态度的 [2]《大清仁宗实录》卷38， [6]铃木中正发展了这一论点，见他著的《清朝中期史研究》。

[7]关于功名名额的变动，见何炳棣《中华帝国晋升的阶梯》， [15]王云五编：《道咸同光四朝奏议》 [25]清史编纂委员会编：《清史》卷193， [64]横山英：《太平天国前的抗粮运动》，载《广岛大学文学部纪要》卷7（1955年）， [77]这件逸事载裘匡庐的《清代轶闻》中的《名人逸事（上）》， [89]阎若璩绝不是怀疑现存《书经》真实性的第一人，但他是第一个通过系统的正文分析，而不是靠诉诸意识形态的理由来怀疑古经文文本的人。见戴君仁《阎毛古文尚书公案》。

[90]见米切尔《改革主义的极限：魏源对西方入侵的反应》，载《近代亚洲研究》卷6（1972年），第180—181页。

[91]魏源：《明代食兵二政录叙》，载《古微堂外集》卷3，第4页。

[92]贺长龄：《皇朝经世文编》卷80，第2页。

[93]龚自珍：《西域置行省议》，载贺长龄《皇朝经世文编》卷81，第6—9页；魏源：《答人问西北边域书》，载贺长龄《皇朝经世文编》卷80，第1—2页。

[94]张穆：《蒙古游牧记》，有祁寯藻1859年的序言。见商务印书馆版（长沙，1938年）第1—2页。此书在张穆死后由与长沙的经世致用论集团有密切关系的一位学者何绍基完成。

[95]楚金（化名）：《道光学术》，载《中国近三百年学术思想论集》卷1，第345页。

[96]宣南诗社的作用是这种政治联盟的焦点，这个问题在波拉切克即将发表的关于嘉庆道光时代的政治的博士论文中有所讨论。关于程恩泽，见楚金的《道光学术》一书，以及程氏的墓志铭。墓志铭刊印在程恩泽的全集《程侍郎遗集》中，载《丛书集成》卷96第2212号，第5—7页。

[97]关于严如熤平苗的活动，见魏源的《圣武记》（有1842年叙）卷7，第32—33页。关于他的传记，见清史馆编《清史列传》卷75，第45页；清史编纂委员会编：《清史》，第4502页。

[98]《长沙县志》卷11第32页及以后诸页。李桓编：《国朝耆献类征》卷90，第40—42页；卷132，第43页；卷138，第35—36页。

[99]关于学海堂，见容肇祖《学海堂考》，载《岭南学报》卷3第4期（1934年6月），第1—147页；以及林伯桐与陈澧编《学海堂志》。关于诂经精舍，见阮元所编《诂经精舍文集》中阮元的序，载《丛书集成》卷81，第1834—1838页。关于王昶和孙星衍的传记，见恒慕义编《清代名人传》，第805—807、675—677页；又见第510—511页上林伯桐的传记。其他人的传记，见清史馆《清史列传》卷72，第61页（吴兰修）；卷69，第49—50页（曾钊）；以及卷73，第52页（熊景星和徐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