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明代中国与新兴的世界经济，约1470—1650年_剑桥中国明代史

导言

宋朝（960—1279年）和元朝初期（1279—约1320年），中国的农业和工业生产、国内贸易及与“外部世界”的经济联系都发生了急剧的扩张，所达到的水平远远超过了已知的中国历史上以往的一切时代。近年来，研究这一问题的一些学者，如威廉·H.麦克尼尔、J.L.阿布—卢霍德（J.L.Abu-Lughod）、牟复礼</a>，主张这一时期中国经济的发展不仅深深地影响了中国的文明，而且也对欧亚大陆的其余部分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正如威廉·H.麦克尼尔教授所指出的：

在上亿的中国人中增加的新财富开始跨越海洋（很大一部分也沿着商队的路线）外流，并且给与市场有关的活动增添了新的活力和领域。数十艘，数百艘，也许数千艘航船开始在日本海、南中国海、印度尼西亚群岛和印度洋的各个港口之间穿梭航行。大多数航程较短，货物从最初生产者那里通过沿途许多货物集散地分装转输，才到达最终的消费者手中……商品流动的增加意味着更多的人员上下航船，或滞留在集市上，讨价还价。[1]

13世纪70年代中期，也就是马可·波罗开始他在中国长达17年的逗留之时，“商品流动的增加”则意味着大量的中国生丝、丝织品、瓷器及其他物品由船舶，或商队输往亚洲各地、东非、中东、地中海贸易区，甚至西北欧的主要市场。[2]然而，紧随这个有前途的和至少在一些方面看来是极为有利可图的开端之后，到来的是被R.S.洛佩斯和H.A.米斯基明称为“文艺复兴时期的经济萧条”期间的“东方与西方”间贸易往来的锐减。“文艺复兴时期的经济萧条”是指14世纪早期到15世纪末一系列持续性的经济和货币紧缩，它们在这不同时期影响到几乎整个欧亚大陆。[3]到文艺复兴晚期，对于曾经获得的这一贸易所创造出来的巨额利润的追忆仍然激发了许多欧洲人重要的“航海发现”。例如，克里斯托弗·哥伦布1492年10月从西班牙起航时，他的打算并不是去发现“新大陆”，而是去寻找一条到东亚和香料群岛的更短途、更快捷，而且低耗费的航线。正如哥伦布自己在首次到达新大陆后的 表8-5　1503—1660年从新大陆运到西班牙的金银（公斤）

资料来源：哈里·A.米斯基明：《文艺复兴时期后期的欧洲的经济》（剑桥，1977年）， 在中国，17世纪40年代，没有哪个地方像一度兴盛过的苏州这样，“生命活力和多样性”的衰落是如此的显著。正如一个苏州本地人早在1642年所写的：

街道上有无数的瘦弱可怜的乞丐。而且，因为是新年，天气寒冷、阴雨连绵。春天即将过去，但寒意犹浓。二月满月之后，阴雨又连绵十几日。大量的人死于饥饿。每天我都亲眼见到有数十具饿殍在王公的地产上埋葬。当每斤大米的价格升到90多个铜钱时</a>，他们没有任何吃的就毫不奇怪了。城市中大多数住宅都人去房空，只剩断垣残壁。肥沃的农田和豪宅都标价出售，但是无人问津。往昔，（苏州）城曾一度繁荣，其居民奢靡成风。自然盛世之后将紧随衰败，但是我从未料到在我有生之年会遇到这些不幸。[144]

这段描述，以及海伦·邓斯坦、安杰拉·梁和其他人的研究清楚地表明，在这些年间，并非所有的苏州问题都起源于货币，其性质也并不完全属于货币方面。实际上，在17世纪30年代后期，特别是17世纪40年代早期，连续不断的洪灾、干旱和蝗灾的打击，使中国东南部的粮食严重减产，加剧了一些地区食物的严重短缺。[145]然而，其他因素显然也助长了“食物短缺”的产生。随着中国纺织业在16世纪后期到17世纪早期的急剧增长，长江下游地区的农业性质发生了根本的转变。为了满足增加的国内和国际的需要，那里扩大了棉花和桑树的种植，一个曾是食物自给自足的地区，现在发现它的大量稻谷供应依赖于跨地区贸易。因此就是在本地稻作物收成好的那些年景，南直隶、浙江省北部和其他地区的人们也需要出售桑叶、蚕、生丝、原棉、棉纱和棉布，来购买短缺的谷物，支付赋税和地租，偿还附近城镇债主的贷款。如果他们不能这样做，或者如果他们用现金购买的谷物价格波动太大，特别是当本地谷物储备较少时，灾难就不可避免了。从下面浙江北部的湖州的记载来看，后一种情况在1640年代早期就已明显地存在于扬子江流域地区了。据说，在湖州，1640年至1642年间，30％的人口死于“饥荒”和疾病。

今天，养蚕业是湖州人生计的根本。哪里想得到情况会是这样，在（1641年）……生丝实际上已一文不值，但桑叶却很紧缺，价钱高昂。随后（在1642年），生丝的价格提高了一些，但是桑叶却出奇的低廉， [4]罗伯特·H.富森译：《哥伦布航海日志》（坎登，缅因，1987年）， [9]有关明朝时期中国手工艺产品的详情，参见本书马丁·海德拉的章节。

[10]约翰·亚历山大·波普：《14世纪的青花瓷器：伊斯坦布尔托普卡皮·萨拉伊博物馆的一批中国瓷器》（华盛顿特区，1952年）；和他的《阿尔达比勒圣地发现的中国瓷器》（华盛顿特区，1956年）。尽管在1574年，一场奥斯曼宫殿的大火使“大量的瓷器”损失了，但今天仍有超过8000件中国瓷器属于伊斯坦布尔的托普卡皮收藏品。这些瓷器中很多都是明朝时的。德黑兰的收藏品超过1000件，没有一件的日期是1612年以后的。参见琼·麦克卢尔·马奇：《北美的中国出口瓷器》（纽约，1986年）， [21]关于这些困难，参见牟复礼：《明朝的兴起，1330—1367年》，见牟夏礼、崔瑞德编：《剑桥中国史》， [29]关于生铜的短缺，参见《明史》， [30]黄仁宇：《16世纪明代中国的税收与政府财政》（剑桥，1974年）， [34]从15世纪30年代到15世纪后期，政府没有生产任何钱币。参见黄仁宇：《税收与政府财政》， [43]内夫：《中欧银的生产》， [49]当时和之后的大量瓷器还能够在现在新大陆的教堂和其他公共建筑的陈列中发现。参见莱昂：《马尼拉大帆船的航道》， [65]C.R.博克瑟：《来自亚马逊的大船》， [72]麦金托什：《中国的青花瓷》， [108]中国和日本关于讨论上述增长的学术论文，见田中正俊：《中国史学界关于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载铃木俊、西岛定生编：《中国历史分期》（东京，1971年）， [121]正如威拉德·J.彼得森和黄仁宇所指出的，明代庞大的人口及大规模的经济表明，不论进口再多也解决不了朝廷铸币用金属长年紧缺的问题。见彼得森：《争取知性活动的动力》， [140]彭信威：《中国货币史》， [150]以下在很大程度上引自阿特威尔：《17世纪东亚的“总危机”？》，第677—680页。

[151]佟养甲，引自《文献丛编》（北京，1930—？），集，第24卷，第19b页；另见傅乐淑：《中国西方关系文件汇编》（图森，1966年），第2卷，第7页。

[152]慕天颜：《请开海禁疏》，见贺长龄</a>编：《皇朝经世文编</a>》（台北），26编，14b，第966页；另见全汉昇：《中国经济史论丛》，第2卷，第514页。

[153]慕天颜：《请开海禁疏》26编，14b，第966页；全汉昇：《中国经济史论丛》，第2卷，第514页；岸本美绪：《康熙</a>朝的萧条及清代早期的地方市场》，载《近代中国》10，第2号（1984年），第227—256页；汉斯·乌尔里奇·沃格尔：《中国中央的货币政策，1644—1800年》，载《晚期中华帝国》8，第2号（1987年12月），第2—3页。

[154]牟复礼：《元代与明代》，见K.C.张光直编：《中国饮食文化：从人类学和历史学角度的考察》（纽黑文，伦敦，1977年），第19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