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明代中国与朝鲜的朝贡关系_剑桥中国明代史

中国与朝鲜朝贡关系模式

朝鲜往往被当作中国的朝贡国的典范。与中国的朝贡关系对于朝鲜的政治制度及较高程度文化的发展的重要意义，怎么说也不会过分。从7世纪初朝鲜的新罗国与唐王朝联盟之时起，朝鲜就擅长于按照他们的需要来吸收和改造中国的典章制度。稍后，高丽（918—1392年）继续了这种适应自身的模式，并密切地注视着辽、金、蒙古一个个崛起，又一个个相继改进朝贡体系。1270年，蒙古征服完成以后，朝鲜被置于帝国的直接控制之下。从此以后，高丽的王子被送到北京接受抚育，娶蒙古公主为妻，蒙古在平壤、双城派驻骑兵。[1]

在蒙元统治的时代，高丽王族与蒙古皇族联姻，而某些朝鲜的家庭也因娶元朝高级官员之女而得势。长期以来，与元朝联系对于高丽变得如此之重要，以至于它对14世纪中期元朝的垮台毫无准备。在许多方面，高丽朝的衰亡和1392年朝鲜王朝的兴起是与中国元朝和明朝的兴替相关联的，而明代中国与朝鲜的关系的进行是一个很好的典型，通过这个典型可以了解朝贡关系作为政治工具、安全机制及贸易与文化交流的渠道是怎样服务于各方的。朝鲜通过朝贡和表示顺从，预先阻止了中国的干预，从而买得了安全和自治。通过朝贡的付出，朝鲜国王还购得了帝国给予他的正统性和对他的支持。对于中国人来说，朝贡体制意味着朝鲜将如一个属国那样行动，不进行威胁，并支持中国在该地区的安全目标。用儒家的话说，当朝鲜接受了中国的小兄弟的地位，那么互惠的原则就将保证各方的基本利益。

明代中朝朝贡关系的进程可以划分为几个阶段。 通常，朝鲜使者在陆海两路中选取一条到中国。一条走陆路，他们从汉城出发，经平壤、义州（Uiju），越鸭绿江，经凤凰至沈阳，然后过山海关到北京。全程约需30天。海路要长一些，包括陆路在内有5600里。朝鲜使团从汉城经平壤到宣州，然后到海滨城市铁山，再至近海的椵岛。旅客由此登船，横渡危险重重的黄海，至山东的登州，由此取陆路到北京。在北京，朝鲜人被招待到朝鲜会馆（通闻馆）居住，并接受礼部的礼仪礼</a>节教习。北京东南玉河会堂（玉河馆）就是接待他们的典型场所。

尽管使者通常都善于写作中国古文，但口语不行，中朝双方配备的翻译帮助朝鲜人进行交流。为此，朝鲜设立了自己的翻译机构（司译院），培养翻译人员，并翻译外国文书。绝大多数朝鲜朝贡使团都从该机构挑选人员。翻译被看作是具有一种专门技艺的语言专门人才，尽管是必需的，但其地位仍被贬得很低。通常进入翻译机构的人选都来自非贵族的“中人”（平民）这一技艺阶级，他们没有使者本人的社会地位，而使者则属于“两班”这一学者士绅阶级。

明朝的遣朝使者

明朝使者通常走朝鲜使者的道路，逆向而行入朝鲜，一般他们走陆路。到达辽东时，他们派遣信使先行通报义州长官（府尹），义州府尹将消息传递给平安（P’yongan）省督，平安省督派信使通报汉城。这样，朝鲜朝廷就能事先知道明朝使团的到来，但是直到使团到达汉城附近的慕华馆（一个特别的宾馆，在现在著名的独立门所在的山上）之前，他们对于使团任务的性质等一无所知。明朝使者一到首都，就被恭敬地接到紧邻南城门内专门接待明朝使者的很舒适的太平馆。

明朝使者的目的是各种各样的：询问调查；宣布皇帝的继位或皇储的任命，或者只是传达皇帝的敕令或礼部的指示和要求。使者赴朝的最主要的仪式是册封新继位的朝鲜国王。

由于绝大多数明朝与朝鲜的交涉可以更方便地通过朝鲜定期派使者到北京处理，相对而言，明朝代表赴朝较为稀疏。1392年至1450年期间，明朝使者到朝鲜共达95次，其中50次发生在1400年至1418年，即中朝关系保持稳定的永乐皇帝期间。1460年至1506期间有26次，1506年至1567年间只有10次。在宣祖在位的41年间（1567—1607年），明朝遣使赴朝达35次，主要原因是明朝与朝鲜需要配合作战，抵抗丰臣秀吉在1590年代对朝鲜的入侵。1392年至1644年，派遣使者次数总计为186次，平均每年不到一次。[12]

偰斯（Hsieh Ssu，死于1380年以后）[13]，是明朝 [11]威廉·R.肖：《儒教国家的法律准则》（伯克利，1981年），第4—5页。

[12]李铉宗：《对明关系》（汉城，1973年），第324页。

[13]《明人传记辞典》，第559—560页。

[14]郑麟趾</a>：《高丽史</a>》（1454年；1972年汉城再版），Kwon（chuan）第5页下。

[15]《朝鲜王朝实录·太宗实录》太白山本，1400—1445年；1603—1606年第二次印刷；摹印本，国史编纂委员会，1955—1958年；摹印本，汉城，探求堂，1968—1970年（14），第15b—16、第16b—17页。

[16]《明人传记辞典》，第1596—1597页。

[17]《明人传记辞典》，第259页。参看詹姆士·斯卡思·盖尔对董越日记的译文《汉阳》，见《皇家亚洲学会朝鲜分会学报》，Ⅱ卷（1902年），第35—43页。

[18]《明人传记辞典》，第1065—1067页。

[19]《朝鲜王朝实录·太宗实录》，第10卷，第12b页。

[20]《朝鲜王朝实录·太宗实录》，第12卷，第24b页。另见司律思：《永乐朝（1403—1424年）的中国与女真关系》（威斯巴登，1955年），第42—61页。

[21]莫里斯·罗萨比：《元明时期的女真人》，见《康奈尔大学东亚论文集》，第26辑（伊萨卡，1982年），第35页。

[22]《朝鲜王朝实录·太宗实录》，第11卷，第21b页。

[23]参看牟复礼</a>、崔瑞德编：《剑桥中国史》，第7卷《明朝：1368—1644》第1部分（纽约，1988年），第322—331页。

[24]《明实录·武宗实录》（台北，1964年），第33卷，第3页

[25]《朝鲜王朝实录·太宗实录》，第17卷，第4b页。

[26]李铉淙：《对明关系》，第333页。

[27]《朝鲜王朝实录·世宗实录》，第40卷，第26b—27页。

[28]末松保和：《高丽朝末朝鲜朝初的对明关系》，第178—181页.

[29]李晋华：《明成祖</a>生母问题汇证》，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6辑，1期（1936年），第55—77页。傅斯年</a>：《跋〈明成祖生母问题汇证〉并答朱希祖</a>先生》，所载刊物同前。

[30]王崇武：《明成祖朝鲜选妃考》，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7辑（1948年），第165—176页。

[31]《朝鲜王朝实录·太宗实录》，第16卷，第38—39页。

[32]《朝鲜王朝实录·世宗实录》，第26卷，第15b页。

[33]《明史》，第320卷，第8285页；《朝鲜王朝实录·世宗实录》，第68卷，第8b—9b页，完整地记述了她们在中国效劳的生活。

[34]关于对丰臣秀吉大陆帝国思想的研讨，参看玛丽·伊丽莎白·贝里：《丰臣秀吉》（坎布里奇，马萨诸塞，1982年），第206—217页；丰臣秀吉1590年给朝鲜国王宣祖的信，见久野吉（音）：《日本对亚洲大陆的扩张》（伯克利，1937年），第1卷，第302—303页；另见牟复礼、崔瑞德编：《剑桥中国史》，第7卷，第367—374页。

[35]《明人传记辞典》，第728—733页。

[36]《明人传记辞典》，第1591—1594页。

[37]李基白：《新编朝鲜史》，爱德华·W.瓦格纳、爱德华·J.舒尔茨译（坎布里奇，马萨诸塞，1984年），第209—215页。

[38]关于这种舰艇的说明，参看霍勒斯·安德伍德：《朝鲜的船舰》，见《皇家亚洲学会朝鲜分会学报》，第23卷（1934年），第71—84页。

[39]《明人传记辞典》，第830—835页。

[40]久野吉（音）：《日本对亚洲大陆的扩张》，第1卷，第328—332页。

[41]加利·K.莱迪亚德：《1598年朝鲜的安全危机：儒家的国家安全模式》，哥伦比亚大学朝鲜问题研讨会论文（1980年12月）第19页以后。

[42]《明人传记辞典》，第966页。

[43]《明人传记辞典》，第167—174页。

[44]埃德温·O.赖肖尔、费正清：《东亚，伟大的传统》（波士顿，1960年），第332—333页。

[45]加里·K.莱迪亚德：《中国—满洲—朝鲜三角中的阴阳关系》，见莫里斯·罗萨比编著：《中央王国及其处于平等地位的邻邦，10—14世纪》（伯克利，1983年），第328—330页。

[46]恒慕义编：《清代名人传》（华盛顿特区，1943年），第567—568页。

[47]关于这一日本订立的条约对中朝朝贡关系的影响，见芮玛丽：《清朝外交的适应性：以朝鲜为例》，见《亚洲研究杂志》，第17辑，第3期（1958年5月），第363—38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