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文献介绍_剑桥中国明代史

本卷个别章的主旨内容范围甚广。提供这些章的现存的原始史料及 4.明朝与亚洲腹地[1]　作者：莫里斯·罗萨比

尽管傅吾康和其他学者指出了《明实录</a>》的种种不足，但它们是明代与亚洲腹地的最重要的原始史料。日本学者通过选录和编辑有关蒙古、满洲、西藏、西域和中亚的中文名称，方便了人们对浩如烟海的《实录》的材料的使用。他们还采撷了《李朝实录》中关于朝鲜和满洲的材料。我在拙作《明代中国与哈密和中亚的关系》中初步分析了这些史料的价值。

较后期的综述提供了有关明代对外关系的有价值的信息。正史《明史</a>》载有明王朝与其北邻和西邻关系的完整的记载，而按《实录》的编年体裁撰写的《国榷》往往记载在其他史料中找不到的材料。官方的地图，即《大明一统志</a></a>》和《寰宇通志</a>》以及诸如《广舆志》和顾炎武</a>的《天下郡国利病书》等私刻地图，通过提供有价值的经济数据对历史作了补充。《大明会典</a>》论述了专门与外国人打交道的制度和规定，《四夷馆考》则使读者大致了解会同馆的情况，后者为受权培训与外国人打交道的专家的机构。《明书》为一部王朝史形式的私人著作，《明会要</a>》为论述王朝制度的著作，两者对了解明代对外关系的总的情况很有价值。

关于明代与亚洲腹地的更专门的著作给历史中总的图景增添了极有价值的材料。金幼孜</a>的《北征录</a>》和《后北征录》和杨荣</a>的《北征记</a>》记载了永乐帝对蒙古人的五次征战；李实</a>的《北使录</a>》、杨铭</a>的《正统临戎录</a>》和袁彬</a>的《北征事绩》提供了正统帝被瓦刺蒙古人所俘的 关于一般论述中朝朝贡关系和专门论述明朝与朝鲜关系的研究已有几种专著。全海宗是这一方面处于前列的作者。西方的论文计有：休·D.沃克的《李明两朝和好：1392—1592年的中朝关系》；唐纳德·克拉克的《自治、合法性和朝贡政治：高丽衰亡和李朝建立期间的中朝关系》，此书专论洪武期间的关系。关于这个题目的较早的西方经典著作有：M.弗雷德里克·纳尔逊的《东亚的朝鲜和旧秩序》和威廉·伍德维尔·罗克希尔的《从15世纪至1895年中国与朝鲜的交往》。[4]

专门的研究有威廉·R.肖的《儒教国家的法律准则》，此书涵盖了朝鲜吸收明律过程的内容。约翰·梅斯基尔的《崔溥日记：渡海漂游记》是根据崔的日记翻译的一名朝鲜人在1487年至1488年在长江和北京之间沿运河见闻的详尽而且很有可读性的记载。[5]富路特研究面很广，明代和朝鲜的关系就是其中一个方面。他贡献了两部1600年前中朝争端和冲突的有帮助的论文。[6]

永乐朝沿用元代的人贡的做法，迫使朝鲜送年轻人至中国皇宫充当嫔妃、侍从和太监，这成了王崇武、李晋华和傅斯年</a>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上发表的几篇论文的主题，他们都专门讨论了一个论点，即永乐帝的生母本人就有朝鲜血统。[7]

东北的明—女真—朝鲜的“安全三角”引起了明朝与朝鲜的关系的紧张。在司律思、莫里斯·罗萨比、加里·莱迪亚德等人的西方著作及《明人传记辞典》中“猛哥帖木儿”、“李满住”、“李成桂”等人的条目中都有论述。[8]在1910年至1945年的殖民时期，日本学者对朝满民族之间的关系表现出很大的兴趣。但他们的研究常常遭到朝鲜学者的批判，原因是他们为了日本帝国的利益，故意模糊了朝鲜和满洲之间的地理、种族和历史方面的差别；但是，这些著作作了大量的原始研究，使我们大大地丰富了明代在该地区内进行的沟通和了解。[9]

16世纪90年代丰臣秀吉入侵朝鲜引发的中日战争的文献在朝鲜十分丰富。但大部分文献都被偶像化了，都叙述了朝鲜海军将领李舜臣</a>的功绩和他发明的用来对付日本舰队的包铁甲的“龟船”，但也有可靠的学术著作。[10]从日本一方进行研究的英语研究有：W.G.阿斯顿的《丰臣秀吉的入侵朝略》和久野吉（音）的《日本对亚洲大陆的扩张》。[11]玛丽·伊丽莎白·贝里关于丰臣秀吉更近期的著作，[12]以日本人的历史角度看待对朝鲜的征战，而《明人传记辞典》中陈璘、刘綎、李如松和小西行长等中日交战者的条目以明朝的观点提供大量的细节。有帮助的关于战争的中文研究有王崇武和李光</a>涛的著作。[13]这些研究作品强调一个事实，即在16世纪90年代保卫朝鲜是一次中朝的联合行动，但根据朝鲜人的观点，它们很少赞誉朝鲜人为自身作出的努力。因此，研究人员应该注意把战争三方——中国人、朝鲜人和日本人——的版本考虑进去。

6.明朝对外关系：东南亚　作者：王赓武

从汉至清的传统中国史学家在论述时把朝贡关系置于防御外国、对外贸易和与外国交往的中心地位。因此他们大力撰写对外关系的朝贡制度的运转，从汉代该制度的起源开始写到盛唐，然后写到明清两朝最后的有限度的形式。但他们对外国本身并不那么感兴趣，除非这些王国和公国对朝贡制度发起挑战和危及帝国的安全。因此，中国对外关系的大部分传统史料和学术著作关心北方和西方陆地边境的强大的游牧国家或联盟。东南亚的王国很少给中国皇帝制造麻烦，因此几乎未引起注意。然而，官方历史自汉以来几乎不断地报道与东南亚不同国家的朝贡关系。到了明代，对这个地方的了解比以往更多。11位明代皇帝的《实录》的保存意味着我们对这种关系已经有了更详细的资料。这些记录显然是本文最重要的材料来源。在1959年至1968年期间，在这些《实录》中有关东南亚的材料被汇集起来，南京版本并与台北版本进行了对照校勘。它们发表于赵令扬等编的《明实录中之东南亚史料》（ 本文之论在两个方面超越了以前的三个作品：它把研究扩大到中国陆地边境的大陆东南亚诸国；它把叙述超越1424年而至16世纪后半期。早期学者的作品又提供了帮助，如先前的马基·哈维·德·圣—戴尼和伯希和的作品，然后的G.E.哈维和G.H.卢斯的著作。更近期的有C.P.菲茨吉拉德的《中国人向南方的扩张》（1972年），它对了解越南和云南各部落国各自的命运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本文作者还比较了宋代统治下北方和南方的边境国家，这样可以与明代统治下的发展作出有益的对比（《二等帝国的词藻：宋早期与邻邦的关系》，1983年）。

最后要提一下中国大陆和台湾的学术情况。大陆的大部分社会主义史学家对把强调中国中心论和朝贡制度作为中国的对外关系的中心这一点感到不快。他们认为与朝贡有关的体制、礼仪和动听的词藻只是皇室和儒家官员支持的封建结构的扩大。它们决不是汉族中国人对其邻近民族的优越感的表现。他们的观点是，中国的对外关系应通过为国防和国与国间有序的贸易制定的政策加以研究。因此在过去40年的大部分时间中，明代与东南亚关系的研究集中在船运技术、航海技术和南方巨大港口的崛起等方面，以及海上贸易和沿海商人阶级和对付海盗掠夺的防务等方面。在更近期，对海军将领郑和的舰队远航的政治意义，和各个东南亚城市、港口中新兴的华侨社团的兴趣又恢复了。但是，对作为中国与东南亚关系基础的朝贡制度的作用和重要性的探讨，还没有人作出尝试。

台湾的学者同样对航运和航海、贸易和防务、郑和以及海外华侨感兴趣，但他们也毫不迟疑地在朝贡背景下研究东南亚各国。研究中国对外关系的领头学者为方豪，但他更专注于明代，张奕善和曹永和各有著作。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几篇关于明代诸帝利用朝贡制度的论文（原先发表于1974年和1976年），它们收于张奕善的《东南亚史研究》（1980年）。

至于在中国陆路边境的几个陆地国家，很少有中国学者予以注意。但三部书是有帮助的。它们是王婆楞的《中缅关系史》（1941年）、舍贻潷的《明代之土司制度》（1968年）和方国瑜的《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2卷本，1987年）。

7.与欧洲沿海国家的关系，1514—1662年作者：小约翰·E.威尔斯

在这一章论述内容所定的两个大背景中，明代的对外关系远没有得到充分研究。《剑桥中国史》 在各语种中，还没有论述明代与海上欧洲人关系中任何重要方面的专著。主要的障碍是缺乏利用欧洲的档案材料和古老的印刷资料，同时也没有掌握中国的史料。也许最接近掌握16世纪40年代至50年代重大事件和问题的记载的全部资料的人是博克瑟（《16世纪的中国南方》）和布拉卡。张维华搜集中国史料而成的作品《西方的先驱及其发现之澳门》对明代的中—欧关系的各个方面来说是一部不可或缺的启蒙工具书。揭示与欧洲人关系和沿海中国某些侧面的另一部小型汇编为《闽海赠言</a>》。小威尔斯在《清史问题》发表两篇文章，试图概述鸦片战争前中—欧关系方方面面的研究资料和机会。

关于与葡萄牙人的关系，张维华、周景濂、戴裔煊和藤田丰八的著作已经收集了详简不一的中文史料；见伯希和的《一篇关于澳门初期的著作》的长篇评论。更近期和质量较佳的著作是普塔克的《葡萄牙在中国》。关于直至1524年的关系，在本世纪（指20世纪）之交的福开森和伯希和（《明代历史上的火者与写亦虎仙》）对中西方的史料作了最透彻的考察。托梅·皮勒的《东方大全》成书于他出使之前。它包括了16世纪初期沿海中国、葡萄牙及其竞争对手当时多方面的材料。科特绍对皮勒著作的长篇导言包括了关于史料来源、皮勒生平及其飞黄腾达的有价值的信息，但导言没有解决福开森发表的史料来源中某些严重问题。张增信的长篇论文和坎默尔的专著内容特别丰富，并对有些令人头痛的地名问题作了详尽的考查。本书这一章的记述是基于一种尝试，即使读者能阅读到最全面的葡萄牙编年史中关于这件事的诱人的章节。若奥·巴罗斯等的《亚洲》，以及福开森、伯希和和上述中文资料编者收集的史料对我们对这段时期明代政治社会的现有理解，对中—欧关系持续的紧张状态和不和作了非常敏锐的解释。布拉卡已对澳门的起源作了极佳的阐述。关于与明代关系的其他著作，见前面所列著作收集的中文史料。此外还有：印光</a>任、张汝霖的《澳门纪略》；博克瑟的《远东的费达尔戈人》、《热带的葡萄牙人社会》中论</a>澳门的一章及本书书目中他的其他著作和散见于西方人所编书目中他的文章，尤其是论葡萄牙与日本贸易的严谨的著作《来自亚马孙的大船》。葡萄牙编年史者关于澳门史方面的成果，远不如在1517年至1524年那段时期的成果令人满意。博克瑟、费雷塔斯、曼德斯·达·卢兹已经发表了重要的文献。近期的重要研究有：普塔克所编有关葡萄牙人和亚洲的一卷文集，其中有几章与澳门和乔治·苏扎的计量作品有关。澳门本地的历史写作质量参差不一，但有时能引导学者探讨新问题和发现新史料；普塔克的书目，即《葡萄牙在中国》列有大部分这类材料，特别是L.G.戈麦斯和曼奴埃尔·特谢拉神父的著作。又见近期克里默的汇编。澳门文学院现在有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企图收集和再版原始资料和研究著作。费成康的著作是一个重新唤起中国人对澳门史兴趣的重要信号。

舒尔茨讨论了中国人与马尼拉的西班牙人的关系，收于菲利克斯汇编中的其他作者也作了同样的讨论。乔努对贸易的计量研究是经典之作。对马尼拉中国皈依者社区的出现的研究作得很少。阿杜亚特的《传教史》是多明我会传教士的最重要和可查阅的资料之一，这些传教士深深地投入对马尼拉中国人的布道工作之中；同时此书也是关于社区史其他方面的重要资料。其他可查阅到的资料包括莫尔加的《大事记</a>》、布莱尔和罗伯逊翻译和概括的文献，以及印度总档案馆的许多文献，这些可在帕斯特尔的《辛苦的布道工作》一书的若干注中见到。里德、坎宁安的专著，特别是柯斯塔关于耶稣会士的许多巨著有助于充实这方面的背景材料。总的来说，根据对海外中国人和对东南海诸国政治和商业现有的认识，要充分掌握所有印刷的和手写的文献并重新阅读它们，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关于荷兰人与明代中国的关系，包括他们在台湾38年的商业和殖民活动，近现代的学术活动正在迅速发展。印刷的史料有巴达维亚地区的《记录册》、柯尔哈斯版的《公文总览》和格罗恩费尔德特论初期活动的著作中的有关段落，最近期的由布鲁塞及其同事合编的热兰遮地区《记录册》的精本中也有这种资料，此书 根据明代国家观点，与海外欧洲人关系的最重要的方面往往是外国人建立的与中国皈依者、商人、海盗等人物的联系。欧洲的记载则明确地指出，事实上海外的华人在晚明充分参与了建立南中国海世界的活动。因此要增加明代与海上欧洲人关系的了解，往往必须在尽可能了解海外华人的社会、文化和经济背景的前提下才能做到。小威尔斯的《从王直到施琅</a>的沿海中国》提供了某些全面的解释性主题。在这个领域的中国学术活动依靠广泛地阅读地方志和分散的文学史料，已经有了很大的进展；特别见张彬村的博士论文和林仁川、张增信的近期著作。布鲁塞的《奇怪的伙伴》把巴达维亚称为“一个中国的殖民城镇”，对巴达维亚史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中国人与西班牙马尼拉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是一部马尼拉的中国社区史，但迄今把马尼拉中国人视作沿海福建社会的关系，或把马尼拉社区与其他“中国殖民城镇”作比较的研究还做得很少。

11.晚明思想中的儒学　作者：威拉德·彼得森

对研究儒家思想来说，个人在儒家问题方面的著作是主要的资料。部分地由于16世纪私人刻印书籍的发展，现存的有关儒家的书籍为数甚多，它们仍需要学者去探索。本章的注解旨在成为查阅选定人物的原始文献和 在英语著作中，还没有对明儒的充分的论述。赫尔默特·威廉的论文《论明代的正统》概括了15世纪突出的思想家的生平和思想，这些人都背离了国家倡导的儒家。狄百瑞在他的题为《晚明思想中的个体主义和人道主义》中根据个人自主的问题评估了16世纪思想中的一些著名人物，此文收于他的会议文集《明代思想中的自我和社会》（1970年）中。在其他方面，以英语发表的大部分研究作品专注于个人或小集团。作为最著名的明儒，王阳明</a>的思想已经吸引了学术界各方面的注意，但在英语著作中，对王的思想的最佳的介绍依然是已故的陈荣捷关于王的译文中的意见，见陈的《王阳明关于讲究实际的教导及其儒家著作》（1963年）。

大岛明荣（音）的《日本对宋明时期理学的研究：书目概览》（1987年）评论了日本对明代儒家思想研究的发展。1949年，岛田虔次发表了《中国近代思想的挫折》，书中他力图指出晚明儒家思想中几种近代特点的存在（其中包括个人主义和多元论），但在1644年满洲人的征服后，它们被窒息了。针对黄宗羲的偏见，荒木见悟在几个研究作品中强调儒家思想和佛教思想的相互作用。特别在1979年的《明末宗教思想研究》中更是如此。关于他思想的英文概括，见他的《晚明之儒佛》。另一位 [2]郑麟趾</a>：《高丽史》，3卷本（1454年版；1972年汉城影印本）；南秀文：《高丽史节要》，载《朝鲜史料丛刊》，1（汉城，1932年）；房兆楹：《浅见图书馆：带说明的书目》（伯克利，洛杉矶，1969年）。

[3]黄元九：《明史朝鲜传译注》，载《东方学志》，14（1973年12月）， [12]玛丽·伊丽莎白·贝里：《丰臣秀吉》（坎布里奇，马萨诸塞）。

[13]王崇武：《李如松征东考》，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6（1947年），第343—374页；王崇武：《刘綎征东考》，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4（1949年），第137—149页；李光涛：《朝鲜壬辰倭寇中之平壤战役与南海战役》，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20：1（1948年），第275—298页；李光涛：《明人援朝与杨镐蔚山之役》，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41：4（1969年），第545—566页。

[14]安·帕卢丹：《皇明陵》（纽黑文，1981年）。

[15]中国宗教研究学会：《晚期中华帝国的国家仪式》，载该会学报，7（1979年秋季号），第46—103页。

[16]卡尼·T.费舍尔：《明世宗时期的大礼之争》，载《中国宗教研究学会学报》，7（1979年秋季号），第71—87号。

[17]贺允宜：《1368—1398年明朝建国的礼仪事宜》，载上述同期学报，第58—70页。

[18]克里斯琴·乔基姆：《清代的朝觐礼仪》，载上述同期学报，第88—101页。

[19]小约翰·E.威尔斯：《帝国晚期的国家礼仪：讨论基础的几点意见》，载上述同期学报，第46—57页。

[20]霍华德·韦克斯勒：《玉和丝的供品：唐代正统化的仪式和象征》（纽黑文，1985年）。

[21]詹姆斯·L.沃森：《神的标准化：960年至1960年华南沿海天后地位的提高》，载《晚期中华帝国的民间文化》，戴维·约翰逊等编，1985年，第292—3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