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南明，1644—1662年_剑桥中国明代史

弘光政权

1644年夏，当造反军在山西、北直隶和山东横冲直撞时，中国南北交通遭到严重破坏。黄河以南的明朝军事当局陷入混乱、拖拉与缺乏指挥的状态，邮传和运输路线上的在职人员大都放弃职守，道路上挤满了难民，他们把瘟疫、惊慌、敌探和关于北方情况的种种可怕的传闻带到南方。4月5日，崇祯皇帝曾下诏天下勤王。但在造反者攻陷北京21天后，南京兵部尚书</a>史可法</a>仍未发兵。又过了20多天，崇祯皇帝自缢的可靠消息才到达南京。

这个消息不仅震动了南京和北直隶的官场和社会贤达，而且传遍南方，在晚明的社会动乱中掀起新浪潮——城市暴乱、佃户和奴仆反抗主人、工场和矿厂工人罢工、土匪袭击、各式各样地方武装集团造反——这股浪潮在许多地区几十年都没有平息。 引人注目的是，在这件事上，对两种做法没有任何认真的批评，而这在四年前的弘光朝是会受到严厉谴责的。这就是广泛授予文武官员以便宜行事的权力，使一些人可以像土皇帝一样行事，对武将封官进爵不是出于奖励他的突出功劳，而是为了确保他的忠诚。只有像陈邦傅那样明目张胆的要求（赐封浔梧等地给他世守）才受到强烈反对。

在这里指出其他一些对官僚权力的侵占，也许是有用的。武将现在对各种政治问题向朝廷上疏或直接对话，几乎跟文官一样自由，而没有引起异议。皇室成员充任各种次要职务，有些被正式批准为军队领导，也许因为现在正规的官僚不再视他们为无能的闯入者而瞧不起，反之，他们相应的能力和忠诚与其他人相比，现在特别有价值。

我们还发现没有关于财政的讨论，偶尔的披露也限于州以下的。户部尚书的任命是走形式，他们极少行使职责。在永历朝廷和它下面的任何省份之间，没有正规的财政联系，也没有做任何事情来建立这种联系。没有集中的后勤管理，各个将领各自为政，有的尚诚实守法，但大多数横征暴敛。临时国都设在哪里，朝廷的物质生活就仰给予控制该地的军阀，没有一个朝臣把这当作问题。

1650年2月6日，肇庆得知明守军在听到清军靠近时，放弃了广东北方的屏障韶州。两天后，皇帝离开了肇庆，去广西东部的梧州。

朝廷的西逃

1649年，永历朝廷已经失去了对湖广和江西的控制。更早一些时候，在1648年10月，满族郑亲王济</a>尔哈郎奉命消灭李自成残部中最大的一股李赤心部。[44]但当他在1649年春在湖广南部开始进军时，发现推进他的军队并不难，难的是控制他已经通过的地方。而且，根本找不到真正的李赤心，他已经离开湖广，去了广西。经过1649年夏季，济尔哈郎的军队控制了湖广最南部的所有主要城市，但他们对这片领土的控制很不牢靠。

不过，济尔哈郎实际上并未被授权入侵广东或广西，他也没准备这样做。江西清军也仅限于占领南昌，解救赣州和消灭该省义军的活动。李成栋的军队在赣州附近崩溃后，清军只是守住梅关，没有进入广东。此外，在北方，清廷正在镇压另一起反叛。1649年1月15日，清军镇守山西大同的总兵姜瓖起兵反正，波及全省，包括靠近北京的一些地方。他最后被出卖，于10月4日被杀。

尽管如此，1649年6月28日，北京的朝廷以隆重的形式命令三个藩王——都是投降满清的汉人——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出师征服两广。中间发生了一些耽搁，原因是耿仲明受到揭发，他的部下在军中藏匿逃人，罪当死，他在江西自尽。他的儿子耿继茂代领其众，出征才按原定计划进行。1650年11月，孔有德从长沙向南，致力于重新占领广西东北部，与此同时，耿继茂和尚可喜通过梅关进入广东北部。

这次进军，清军比以前审慎，集中在少数目标上。全州至桂林的通路仍有危险，在广东中西部，关键要地仍在永历军手中。1650年4月间，孔有德在去全州的通路上巩固了自己的据点，但他直到秋天才向前推进。耿继茂和尚可喜则迅速前进，在3月向广州进攻。进攻失败后，他们在疟疾流行的夏天准备好进行一次艰难的围攻。

永历朝廷一到梧州，党争重新开始。皇帝以严厉惩治“五虎”中的四虎来发泄他的怒气和怨恨（袁彭年以策动李成栋反正有功得到赦免）。他们被锦衣卫逮捕并非刑拷打，金堡受刑尤酷，大腿折断。罪名是图谋不轨，其实都是捏造的。抗议的奏疏雪片般飞向朝廷，指出这不是惩治官吏的时候，一些朝廷所依靠的重臣向皇帝挑战，要求也惩治他们，因为他们与被关押的四人有联系。到仲夏，陈邦傅的一个军事上的对手把他的一部分军队开向梧州，支持那些想释放关在笼子里的“老虎”的人，迫害才告结束。金堡和丁时魁被谪戍贵州，刘湘客和蒙正发用钱赎罪，削籍为民。

同时，吴党有了取代楚党的机会，但未成功。虽然吴党的支持者重新入阁，许多吴党人士得到提升，但他们缺乏结成新的党派组织以进行统治所需要的才能和凝</a>聚力。现在朝中没有为首的人，丧失了任何可称为目标或方向的东西，朝臣间的辩论降至极为琐屑的水平。湖广的军队自从何腾蛟死后便缺乏统领，朝廷就让他们各自为政。这样，当清军耐心地从北面和东面逼过来时，永历朝廷和军队统帅之间的事情都由于内部纷争和政治原因而更加恶化了。

一件有趣的事反映出此时内廷的焦虑，这便是王太后和司礼太监庞天寿请求罗马教皇英诺森十世在精神上（如果可能也在政治上）给予支援。庞天寿和瞿式耜曾接受耶稣教洗礼，也许是他们把德国耶稣会士安德烈亚斯·科夫勒介绍给皇室的。随后，科夫勒给两位太后、皇后和永历太子施行了洗礼，取了教名，并在葡萄牙殖民地澳门寻求对朝廷的军事援助。但是，尽管他同皇室关系密切，对永历在政治上却看不出有什么影响。

在朝廷新近的一次逃亡中，实际上不是科夫勒而是他的助手波兰耶稣会士米歇尔·博伊姆跟随朝廷从肇庆逃到梧州。接着，博伊姆同意把老太后和庞天寿的两封信（写信日期为1650年11月1日和4日）带往梵蒂冈。这些信真诚地请求教皇为他们的灵魂和明朝的中兴祈祷，请求派更多的天主教教士来中国。到1658年，当博伊姆终于带着教皇亚历山大七世的一封在精神上鼓励但政治上含糊的信回到东京湾时，老太后已经死去，而永历朝廷也已经被迫迁往西南他所不能到达的地方。[45]

1650年秋末，清军突破明朝在广东和广西的防御。11月24日，尚可喜终于攻克广州，他使这座城市（它顽强地坚持了八个半月）遭受一次可怕的大屠杀。孔有德利用明朝将领之间的一次普遍分裂和全州的一次兵变，在11月27日占领桂林。瞿式耜和一个忠心的助手一起被执，拒绝投降，遂于次年1月被杀。12月2日，正当清军准备进入肇庆时，永历皇帝一行在仓皇逃往梧州的路上被抢劫，皇帝差一点被打算投降的明军所执。在西南250英里的南宁，重新组成一个缩小了许多的朝廷，进入它历史上的一个新阶段。

监国鲁王的海上政权，1646—1652年

监国鲁王在海上漂泊的复杂情况，在时间和距离上可与永历朝廷在陆上的颠沛流离相比。但是，与永历皇帝和他的朝廷对照，监国鲁王，一个快30岁的人，始终如一地表示，为了他的支持者和明朝，愿意拿他自己和他的家庭去冒千难万险；他的政权，尽管从官员人数和版图上说都是最小的，却始终博得它的拥护者的最高度的忠诚。这一政权虽未受到思想或党派分歧的折磨，但也确实同样表现出削弱每一个南明政权的努力的互相倾轧。

明朝在失去沿海省份后重建据点

1646年的夏天和秋天，虽有许多鲁王和隆武朝廷的官员逃进浙东和福建的山中，但幸存者中最重要的人物却奔向海滨，寻求各陆师和水师将领的援助。在浙江沿海，这些人中最强的是张名振和黄斌卿。在福建沿海，是溃散的郑芝龙部下的将领。不过，沿海地区还有其他武装力量——众多的海盗组织。实际上，许多明水师将领都是海盗出身，明朝在浙江和福建的政府垮台后，他们相互间常常为争夺好水手、基地和给养而争斗。不可否认，有些是忠于明朝的爱国志士；不过，支持朝廷的军阀之间的自相残杀，削弱了鲁王政权的抗清努力。

这时最重要的军阀是黄斌卿。1645年，当隆武皇帝命他在杭州湾地区配合反攻行动时，他开始在浙江北部沿海的舟山岛上建立一个独立的基地。后来，他只在对他有利的前提下与其他明水师将领合作。不久，他就以更爱跟自己的同胞而不是跟清军打仗出了名，但由于他的战略位置，这种态度被容忍了。

两件亲身经历的事似乎巩固了黄斌卿对基地的选择，即优先考虑海上基地而不是大陆基地。 [4]龙文彬</a>编：《明会要</a>》[364]（1887年；北京，1956年重印），Ⅰ， [5]王崇武：《明靖难史事考证稿》[540]，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特刊，25（1945年；香港，1969年影印本）， [6]即广东和广西。

[7]吴伟业</a>：《绥寇纪略</a>》[598]（清初；台北，1968年重印），补遗，下， [12]安杰拉·席：《吴三桂在1644年：重新评价》[209]，见《亚洲研究杂志》，34，2（1975年2月）， [18]彭普生：《李自成被害日期探考》[422]，《故宫博物院院刊》，3（1980年8月）， [21]江南从前是，现在仍然是长江下游地区的统称。从这个时候起到康熙</a>朝初年，它也是省的名称，该省后来分为今天的江苏和安徽。

[22]李光</a>涛：《洪承畴背明始末》[325]，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7（1948年4月）， [49]长垣是福州沿海一群岛屿的合称，其中最大的即今马祖岛。见盛成《沈光文与明思宗及南渡诸王》[469]，《学术季刊》，4，3（1956年3月）， [57]见本章的《还都肇庆后的永历朝廷》。

[58]赵俪生、高昭一编：《“夔东十三家”考》[47]，见《中国农民战争史论文集》（上海，1955年），第154—162页。

[59]黎光明：《明末清初之四川》[323]，《东方杂志》，31，1（1934年1月），第171—181页。

[60]见下《郑成功的崛起》。

[61]朱希祖：《永历大狱十八先生史料评》[101]，《国学季刊》，2，2（1929年12月），第237—259页。

[62]1659年阴历头三个月的日期，不仅由于原始资料的错误，而且由于永历历与现在的清历之间的歧异而变得复杂。由于闰月的插入不同，清历与南明的各种历在这里涉及的下列各年不一致：1648年，1650—1651年，1653年，1659年和1662年。见黄典权《南明大统历》[257]（台南，1962年），和傅以礼：《残明大统历》[180]，载《二十五史补编》，6（上海，1937年），第8841—8845页。

[63]张诚孙：《中英滇缅疆界问题》[28]（北京，1937年），第19—23页；维克托·B.利伯曼：《缅甸洞吾的地方改革》[342]，《东方和非洲研究学院学报》，43，3（1980年），第548—549页。

[64]蒙亭昂：《缅甸史》（纽约，1967年），第149—150页。

[65]关于这次处死，官方资料没有记载。5月19日和25日的日期，分别来自杨德泽的《杨监笔记》[610]（康熙时期[1662—1722年]；重印，上虞，1916年），第28页，和邓凯</a>的《也是录</a>》[508]（晚明时期[1368—1644年]；上海重印，1896和1936年），第351页。

[66]郭影秋：《李定国纪年》[300]，第27—30、186页。

[67]拉尔夫·C.克罗采：《国姓爷与中国民族主义：历史，神话与英雄》[130]（坎布里奇，1977年）；唐纳德·基恩：《国姓爷的战事：近松的木偶戏，其背景与影响》[284]（伦敦，1951年）。

[68]谢国桢</a>：《清初东南沿海迁界考》[220]，见《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221]（上海，1934年），附录Ⅱ，第290—328页。

[69]庄金德：《郑氏军粮问题的研讨》[112]，《台湾文献》，12，1（1961年3月），第55—66页；方豪：《由顺治八年福建武闱试题论郑氏抗清的主力》[155]，《大陆杂志》，22，6（1961年3月），第1—20页。

[70]石万寿：《论郑成功北伐以前的兵镇》[471]，《幼师学志》，11，2（1973年6月），第10、18页。

[71]关于郑联和郑彩与郑芝龙的血缘关系，见郑喜文《明郑史事五则》[63]，《台北文物》，10，1（1961年3月），第81—84页。

[72]石万寿：《论郑成功北伐以前的兵镇》[471]，第7页。

[73]郑成功手下获得爵位和文武官职的人的详尽名单，见赖永祥《明郑藩下官爵表》[303]，《台湾研究》，1（1956年），第79—101页，和2（1957年），第47—78页。

[74]关于郑成功接受永历帝一系列爵位的日期，主要资料说法不一。对这个问题最好的解决，见朱希祖《郑延平王受明官爵考》[96]，第87—112页。

[75]关于很受称许的“三征长江”的日期和情况很难确定。这里根据的是李学智的推论和考证，见他的《重考李振华先生〈明末海师三征长江考〉》[322]，《大陆杂志》，7，11（1953年12月15日），第7—8页，和7，12（1953年12月30日），第21—27页，附有《文献丛编》的补充证明，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编（北平，1930—1937年；台北，1964年重印），Ⅰ，第426—428页。

[76]关于这一点和下面提到的见解，见廖汉臣《延平王北伐考评》[341]，《台湾文献》，15，2（1964年6月），第47—74页。

[77]关于张名振的死期，廖汉臣的有所根据的猜测（见他的《鲁王抗清与二张之武功》[340]，《台湾文献》，11，1（1960年3月），第102页），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的《明清史料》[118]（北平，1930年）第一编第4卷第576页有明确的证实，即在1月12日至25日之间的某个时候。

[78]李振华：《张苍水传》[312]（台北，1967年）；石源道博：《张煌言之江南江北经略》[275]，《台湾风物》，5，11—12（1955年），第7—53页。

[79]7个州，3个县和32个地区。这个数字是从各种资料推算出来的，大于通常所引用的张煌言《北征得失纪略》[34]中的记载，见《张苍水诗文集</a>》（1659年；重印，《台湾文献丛刊》，142，卷1，1967年），第3—4页。

[80]确定郑成功在台湾登陆的准确日期，一直是个问题。关于结论性的研究，见陈国强《郑成功收复台湾的时间问题》[54]，《厦门大学学报》，1（1962年4月），第158—164页；田大熊：《国姓爷的登陆台湾》[512]，石万寿译：《台北文献》，44（1978年6月），第111—121页（最初发表于1938年）。

[81]C.K.S.[弗雷德里克·揆一]：《被忽视的福摩萨》[14]，伊内兹·德·波克莱尔等编（台北，1975年）。

[82]李腾嶽：《郑成功的死因考》[332]，《文献专刊》，1，3（1950年8月），第35—44页。

[83]提到他的资料通常称他为郑世袭，因为除长子外，郑芝龙的其他儿子的名字都加了“世”字。关于安平郑氏宗谱，见廖汉臣《郑氏世系及人物考》[339]，《文献专刊》，1，3（1950年），第54—6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