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隆庆和万历时期，1567—1620年_剑桥中国明代史

二帝及其前辈

在本章研究的时期之前的两个世纪中，明代君主政体的特征已经显著地发生了变化。早期的皇帝指挥战役，颁布法令，创设国家机构，管理官吏。在制度安排已定，行政机构设置齐全以后，皇帝在处理帝国事务中不再起积极的作用。官员们只希望皇帝成为他们道德和才智的典范，因此，作为人世间的最高权威，他在争端中的仲裁被视为决定性的和不容置疑的。这种作出决断的方式很少提供对于问题的合理解决办法；但是，由此而得出的解决办法当受到皇帝绝对权威的支持时，是不可改变的。

皇帝为了保持他的绝对权威，避免使自己卷入提请他注意的问题。他逐渐变得更加与外界隔绝，他的权力表现出一种消极的特征。他能够轻易地解除任何官员的职务或惩处任何官员，下令免征赋税，给予赦免。但是，他要主动地提出议案却是非常困难的，时期较早的皇帝不放弃他们的皇权的任何部分，但是当从皇位掌管国家事务显然不再可行时，朝廷官员们开始把早期的施政安排恭敬地说成“祖宗之制”，以此暗指破坏现存制度就是不孝。事实上，他们是借助于口头恭维这些初期制度上的安排，告诫所有的人——即使是皇帝——不要进行影响深远的改革。

弘治皇帝（1488—1505年在位）符合官僚们的期望。在没有作出重大决定的同时，他使他的朝廷保持了和睦、协调；以传统标准衡量，他的私人生活也无瑕疵，虽然是枯燥无趣的。相反，他的儿子正德皇帝（1506—1521年在位）却在各个可能的方面抵制朝政生活的束缚。他亲自掌管军队，随意游览、视察各地，并让太监和军官们接管应当属于文官的职责。这个享乐的皇帝对于礼仪活动是完全藐视的。当他被他的官僚们以他不能反对的“纲纪”逼紧的时候，他就想办法把自己当作个人而与作为制度的君主政体分开。

嘉靖皇帝（1522—1566年在位）部分地恢复了早期君主政体的格局，但他迷恋道术，不理国事，引起了官员们的批评。不过，他和外廷的隔绝，他的亲自行使皇帝的委任权，他对礼仪细节的关注，甚至他给予他的亲信和批评者的残酷而专横的惩罚，这些和传统的治国之术并不矛盾。

皇帝的绝对权力之所以被容忍，是因为它在理论上和特定的个人无关。皇帝在最高一级以专横的决断解决任何问题，不可避免地要使一些个人不公正地受到伤害。但是，他的不公正的行为并非出于本人的恶意。当嘉靖皇帝和他的首辅的派系发生了亲密的私人关系时，他的与个人无关的统治的能力削弱了。这一事态不但为无休止的勾结和阴谋开了方便之门，大学</a>士严嵩</a>还给帝国朝廷投下了恐怖和猜疑的阴影，延续了几十年。这种状况在严嵩死后并未改善：嘉靖皇帝的后继者们的一些顾问仍旧仿效他的依靠告密，甚至依靠背信行</a>为的统治方式，尽管程度没有那么严重。

有关隆庆皇帝（1567—1572年在位）朱载垕的资料是笼统而相互矛盾的。他不参与朝政，但他对官僚的权力名义上仍然存在。史官们称颂他节俭和仁厚的记述，证明是不真实的，或无实际内容；更多的有损于他的性格和品格的记载，实际上却可以得到证实。[1]

隆庆皇帝设法回避了争论，因为他从未作出任何重要的政治决断。在大学士高拱</a>的回忆录中，他让读者得到皇帝智力非常有限的印象。他笨口拙舌，怜惜自己，不能维护自己作为个人的权力，更不用说作为君主的权力了。尽管高拱著作本身的真实性和可靠性可疑，但他对缺乏个性和力量、对国事没有兴趣乃至好奇心的皇帝的描述与社会上的传闻是一致的。

隆庆皇帝曾被他的父亲长期压抑。即使作为皇帝还在世的最年长的儿子，他也没有被给予太子的头衔，当他终于被立为太子时，他也没有被给予合乎他的身份的荣誉和待遇。嘉靖皇帝坚持，他和他的异母弟景王要被同等对待。事实上，当有必要在奏疏中提到这两个王子时，朝臣们总是小心谨慎地对待他们，仿佛他们是孪生兄弟。当这种姿态含有深远意义的年纪到来时，这种安排促成了这样的推测：隆庆皇帝将被废黜，他的弟弟将被宣布为太子。在未来皇帝正好于他29岁生日前一个月登上皇位之前，这种怠慢和不安全的状态给他的生活投下了暗影。

虽然隆庆皇帝接受过正规的儒家教育，可是他没有受过他那个时代的治国之术的特殊训练。没有证据表明，他对他周围的情况和他自己作为皇帝的任务的真正意义有过了解。另一方面，也没有确凿的证据表明，他确实是精神失常或智力迟钝。奇怪的是，与他有关的最值得注意的公务是他参加国家典礼，这些典礼在盛大和壮观方面超过了以前的朝代。场面最盛大的典礼中有两次是1569年对京师戍军的大检阅和1570年的冬至庆典。有理由相信这种盛典是他的富有事业心的大学士们安排的，以皇帝的到场来使公众获得深刻印象。根据记载，似乎皇帝甚至不能把他早朝的程式化的谈话继续下去，而由大学士们代他讲话。

这位皇帝因他过度沉溺于个人的享乐而只能受到责备。总之，标志他统治时期的这五年半的相对稳定和繁荣证明，国家事务可以没有皇帝的亲自指导而继续进行。他的无能或不愿干预国家事务，实际上使得有能力的大臣和大学士们干得更好。但是他所造成的损害是制度上的，而且长期起作用，因为他需要一个其决策要由皇帝显然予以支持的主要行政官员。某种形式的掩饰是需要的，因为将皇帝权力托付于人是违反王朝传统的。既然皇帝不能完成执掌政务的主要工作，内阁内部的权力之争就加剧了。此后，地位最高的大臣们要保持公众的信任变得甚至更加困难了。

万历时期

隆庆皇帝的儿子万历皇帝朱翊钧（1573—1620年在位）的统治时期不应当作为一个怠惰和不负责任的朝代而概括地草草带过。这种过分简单化的做法勾勒出一个历史人物的不全面的画像，模糊了他失败的体制上的原因，因而使得随后的事件难于理解。

万历皇帝聪明而敏锐，他自称早慧似乎是有根据的。他博览群书，甚至在他最后的日子里，在他已深居宫廷几十年，并已完全和他的官吏们疏远了时，按照他时代的标准，他仍然博闻广识。有关他青年时期的故事描绘出一个创造的活力经常受到阻挠的不肯安静的青年。他被迫承担一个与世隔绝的君主的任务。除了因夜间与太监们一起喝醉而受到他母亲和大学士张居正</a>的训导外，他还因时常练习书法，因骑马，因主持射箭比赛而受到批评，所有这些消遣被认为是与他当皇帝的职分不相容的。他在其统治的早年关怀百姓的福利和他关心官吏的腐化及边疆防御的恶化，常常被批评他的人所忽略。

由于他母亲（虔诚的佛教徒）的影响，他通常不判死刑。鹿善继</a>为向军队紧急交付一笔未经批准的款项而从内库提款，因而曾被皇帝降级，他在皇帝死后评论说，皇帝的主要缺点是过于宽厚。即使是对万历皇帝或多或少持批评态度的现代史学家，也特别提到他不让厂卫骚扰他的官吏和百姓。可是他手下的大太监刘若愚</a>说，皇帝有时想让进谏的官员们被打死，但他不是一贯残忍。

但是皇帝可能报复心切。他容易感到伤心，当出现这种情况时，他的宽宏大量很快就被他的防卫心理压倒。身为大学士和皇帝讲官的张居正，在他努力引导冲龄皇帝成为道德模范的过程中，曾得到他母亲同意，强使他接受一种严格的个人品行准则，包括俭朴生活的某些标准。皇帝绝没有忘记他受张居正威压的那些日子的屈辱。在这位大学士死后，皇帝发现他的讲官自己过着浪费的生活时，在他找到逼使服从的时机以前，暂时期待着报复的机会。张居正死了两年以后，一个王妃告发他非法接管她的家产，皇帝乘机下令籍没张居正的财产，并把他的几个儿子发戍边疆。同时，他下诏公开指责张的罪恶。张的“罪恶”于死后揭发对年轻的皇帝有深远影响。他发觉了他的高级官员们的双重标准，变得愤世嫉俗。他自己还变成了财物的收藏者。这个天之子所表现出的极度贪婪，在他的统治期结束之前一直使财政发生困难。

皇帝刚想掌管帝国事务，其结果就是灾难性的。这发生在张居正死后不久，这时皇帝大约20岁。在使政府摆脱张的追随者的运动期间，监察官员们发现，他们可以安然无恙地告发地位很高的朝臣。掀起的论战性辩论是如此之多，以致皇帝最终也变得吃惊了。他愤怒地质问御史们：如果他自己任命的人他们都不中意，照他们看，还有别的什么人更有条件补充官员的空额？这个问题暴露了皇帝的孤立无援，同时于无意中承认了政府中根本的体制方面的缺陷。没有井然有序的办法就任何有关政策和任命的事项在官僚中达成一致意见。因此消极的批评总有胜过积极建议的趋势。官员在任何时候都可以批评和指责负责的人，但是，如果他推荐适当的人或提出建设性的方案，他将遇到很大的困难。

1585年以后，皇帝本人变成了批评的主要对象。进谏的官员们批评他怠惰，对他私生活是否适当提出疑问。被触怒了的皇帝下令责打进谏的官员们和泄露消息的宫廷人员，进行报复。但这无济于事。皇权的神秘性必须保持非个人的性质。皇帝由于卷进他的官僚们的阴谋，不但损害了他个人的声誉，而且削弱了他的政府的效力。此外，君主的惩罚权必须保留以解决重要的争端。在以前的几朝，皇帝公正无私的严正性及其不可预测性平息了反对的意见。可是，当万历皇帝依照惯例却又优柔寡断地行使这种君权时，这一切都已丧失。批评他的人远没有气馁。用皇帝自己的话来说，他们不顾惩罚以博取当前的名声。在大学士申时行的劝告下，皇帝才决定不批复令人烦恼的谏章。但是已经造成了损害。而不理睬令人不快的诤谏的做法使皇帝走上了被动抵抗的道路——在他统治时期的全部剩余时间里，他开展一场反对他的官僚们的运动，给帝国施政的效率带来了严重的后果。

皇帝的继任问题1586年早期就已提出。皇帝通过授予他宠爱的郑妃以贵妃称号，把她提升到所有他的嫔妃之上，让她在等级上仅次于皇后。朝臣们了解他的意图并不困难。他想利用子以母贵的原则，把他的 到了他统治时期之末，他已不补京师和省的许多重要职位的空缺，高级官员们的辞呈也不予答复。这些官员中的一些人擅自离开他们的职位，皇帝仍然不对他们采取行动。这种僵局是全面的：皇帝谋求使帝国的官僚们气馁，官僚们反过来谋求约束皇帝，支配他的行动，即使是他私生活的细节。

万历皇帝的聪明促成了他不尽君主之责。尽管他从未明白说明，但他似乎了解，他不能改革作为制度的帝国官僚机构。[2]他无力革新，和对皇帝一样，这对王朝也是不幸的。他不得不实行并不治理的统治达48年，闭居宫中，像是他的官僚们的事实上的囚徒。

张居正的10年：耀眼的暮光

权力斗争

一场权力斗争在嘉靖皇帝死后立即开始。1567年早期，在隆庆皇帝即位之前，首辅徐阶主动为已故皇帝准备了一份“遗诏”，并秘密送呈当时的太子以便得到他的同意。这份文件表达了已故皇帝对于在他统治时期因各种原因而给予进谏官员们的严厉惩罚的懊悔。他吩咐他的继位人给予补偿。一旦公布，便不会有人怀疑这份文件的真伪；推翻以前的判决也就无可非议。但是，这份遗诏的制造者的意图却受到了批评。通过采取主动，徐不但和前一皇帝的不受欢迎的政策无关（他曾担任他的主要顾问），而且还装出一副被召回的官员们的庇护人的姿态。当有些被贬谪的朝臣重新被任命为御史和给事中时，大学士徐阶在官僚机构内获得了可靠的权力基础，此后能够容易地使人感受到他的影响。他的谋略受到他的一个同僚高拱的批评。

作为政治家，高拱属于不同的集团。在政府的编撰—教育部门度过多年以后，他看透了高层的手段，并切望运用他的学识。他也已聚集了一批追随者，一个官员的小团体，这些官员由于以前的交往尊重并遵从他，当作他们的指导人。而且，在被任命为大学士之前，高拱曾经担任太子即现在的皇帝的侍讲。这个背景使他能够与徐阶争夺对内廷的控制。

高拱性情急躁而有闯劲。他对官场的惯技有清晰的了解，并从不隐瞒他对其程式化的守旧作风的藐视。在贯彻政策中，如果一种方法有效，高拱情愿不去理睬官样文章，即使严格地说他的方法与法令的文字抵触，他也不担忧。由于这些原因，他是科道人员的当然敌人。他认为他们小心眼儿，碍事，各自抱住职位去甚至保护某个集团的利益，往往利用弹劾手段报复那些威胁他们利益的人。

1567年春，高拱被几个御史弹劾。他合乎情理地怀疑弹劾是徐阶策划的，并怂恿他自己的一个追随者控告徐阶在担任嘉靖皇帝的顾问时，曾经阻挠选定隆庆皇帝为太子，显然希望在皇帝和他的首辅之间煽起怨恨。于是两人都受到批评。如在这种情况下的惯例那样，徐和高同时以健康不佳为借口退居在家。实际上，他们是把他们的争端交给皇帝仲裁。但是，皇帝随后的诏书并没有表现出任何偏心。两位大学士都被敦促恢复视事。

在这个案件最终了结以前，有许多指责高拱的文件呈递上来。这位皇帝以前的讲臣据说“奸险”、“不忠”。比较温和的控告要求他去职，更加敌对的控告要求将他处死。控告者不但包括科道官员，而且包括北京六部的官员和南京机关的一些官员。总计上呈了28份控告他各种罪行的奏疏。1567年6月，高拱被迫告退。

一年以后高对徐阶进行了报复，而张居正在这一密谋中起了重要作用。张是次辅，是高拱多年来的密友。和高一样，他在政府的编撰一教育部门有长期经历。和高一样，他也当过隆庆皇帝的讲臣。而且在应当如何指导帝国行政方面，他和高拱有某些相同的看法。但是当高急切从事而直言不讳时，张却以沉着谨慎而闻名。他情愿等待时机。

1568年夏，高的机会来了。徐阶遭到一个给事中指责。主要的指控和边境防务有关，但也重新提到嘉靖皇帝的遗诏。徐阶被控利用遗诏暴露已故皇帝的缺点。因为指控者与徐有私怨，而不是代高拱行事，这位大学士不很警惕。他当然请求皇帝辩明自己无罪，同时他提出辞职，满心希望皇帝将要求他留在他现在的职位上。但是张居正指示票拟隆庆皇帝诏书的官员接受他的辞职。

徐阶刚退职，态度温和的李春芳</a>就成为首辅。张居正又等了一年半才采取他的下一步骤。1570年早期，一场朝廷的争论迫使吏部尚书</a>去职。张与皇帝亲近的太监们商议，商定召回高拱当次辅并兼任刚空出来的尚书职务，这是一个临时的步骤。张与皇帝私人工作班子的紧密联系这时很少引起注意。

高拱回朝以后，做了一些后来玷污了他的声誉的事。他立即惩罚那些反对过他的御史和给事中。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悄悄离去，而高拱以他作为吏部尚书所掌握的权力在重新安排其余的人方面并无困难。这时，司礼监的太监们成了皇帝的代表，张居正与他们保持着紧密的联系。高和张已经形成的合作关系把帝国政府最高层的几个部门结合了起来：内阁和各部，政府的科道部门以及编撰—教育部门都在这两位大学士的控制之下。

李春芳于1571年夏退职，使高拱当了首辅。但是即使在这以前，高也已经脱颖而出，成为隆庆皇帝朝廷中的支配人物。

朝廷非常需要一个领袖。几年以来这两位大学士竭力填补这个空缺，并竭力使被动的官僚们有一种管理的意识。当杨博被任命为兵部尚书时，宣布了一项普遍适用的政策。从此以后，兵部的高级职位只给予有军事经验的官员，他们不参加一般职务的轮换。此外，边境地区今后由中央政府定期视察。当黄河泛滥并使大运河上的运输中断时，研究了建造一条向东的平行水道的建议。同时，进行了把从南方船运粮食转到海路的航程试验。在为地方职务选拔有才能的人方面，高拱和张居正是最擅长的。

已经镇守苏州的戚继光</a>，受到鼓励为其他防御基地提供样板。任命张学颜为辽东巡抚和李成梁为他下面的总兵，对不肯安静的东蒙古人准备了一个有力的答复。调能干的将领王崇古总督宣府、大同和山西军务，证明是一个更大的成就。正是王崇古诱导俺答接受了一种和平的解决办法。同时，殷正茂当广东提督，一再打败了他地区内的造反者，还有海盗和土著居民。虽然不引人注意，这些行动却在几十年的失败和挫折之后带来了某种程度的满足和希望。高拱管理政府时，使用特殊的方法来达到他的目的；他从来没有试图系统地改革官僚政治。本朝的官修史书引述了他的话：“吾捐百万金予正茂，纵干没者半，然事可立办。”高拱和张居正之间的分裂是不可避免的。两人都有才华，两人在同一竞技场内为个人的权势而竞争。张是否打算利用高为自己扫清场地仍然不能断定。但是，尽管他们有相同的见地，他们在气质方面的差别非常明显也是不能不予以考虑的。同样，高拱易于让暂时的成功吸引住他的注意力，而张居正的眼光是深远的。因此，张最终占了上风。

当时的资料列举徐阶事件的后果作为导致这两个人之间的分裂的主要原因。高拱回朝以后，任命一个心腹为苏州和松江府的监司，辖区包括徐阶的家乡，专门告发这位退职的首辅和他的亲属。高拱的代理人在搜集不利于徐的亲属的证据方面没有碰到困难，他们大规模地放高利贷，并通过欺诈和恫吓兼并农民土地。他逮捕了徐阶的三个儿子，并建议籍没徐家的财产（据说包括6万亩土地）。徐阶只能预料，也必将给予他某种惩罚，死刑也并非不可能。这时张居正居中代为说情，因此高拱同意减轻惩罚。但是他后来相信了谣言，张因为接受了3万两银子的贿赂才代徐恳求。这种说法出现在他们的交谈中，对这种说法的争论把他们永久地分开了。

正在这时，在1576年夏，隆庆皇帝死了。徐阶和他儿子的案件暂时被搁置一边。高拱和张居正之间的对抗的时机成熟了。有一种记载说，高当首辅时，一个太监带着继位的冲龄皇帝的口信走近他，他以一个问题作出反应：十岁幼童何能尽理天下事？[3]这句话反映了他对于通过太监接到的口头命令的真实性的怀疑态度，但也可以被解释成对皇帝的诽谤。他的话的含糊性给了掌司礼监的大珰冯保方便，冯是高拱的敌人，却是张居正的亲密朋友。冯在和张商量后，把高的失礼的口气夸大到了煽动性的乃至谋反的程度，并将其向年轻的皇帝的嫡母和生母告发了，她们在这一事件后将很快成为太后。

京师官员们立刻被召集到宫门。在他们面前宣读了据称是万历皇帝和他的两位母亲共同署名的诏书。高拱被控妨碍皇帝行使其权力和威逼皇室。他被剥夺了官秩，并被命令返回故里，他在那里终身被置于地方长官的监视之下。

这样，张居正在47岁时成了首辅。他就要开始他10年的施政，他这10年的施政可以被看作明王朝暮色中的最后的耀眼光辉。

10年

1572—1582年的张居正施政时期是晚明历史中的一个特殊阶段；张居正在这一时期所积累的国库储备方面成就很显著。在他死前不久，北京粮仓有足够的存粮以满足此后九年的需要。不到紧急时刻不能支取的太仓库古老储藏室里的存款增加到600多万两银子。太仆寺保存另外400万两，南京的库房也藏有250万两储备。广西、浙江和四川的省库平均存款在15万—80万两之间。这和16世纪平常的情况形成了似乎是不可能的对比，那时完全没有储备。

更值得注意的是，这是在现行财政制度没有任何结构上的改革的情况下做到的。张的个人权势，代替实现结构上的改革所需要的立法程序，起了作用。但是，他的成功既博得了后世史家的赞赏，也受到了他们的责备，他们称赞他的功绩而批判他的方法。改革本身从未宣布，张只声称他的目的是恢复王朝创建者们的制度上的安排。这种姿态给了他一种合乎正统的气派，使他能够以万历皇帝的名义对官僚机构施加压力以推动他的方案。实际上，由他主持的实现这一方案的办法基本上限于人事安排和靠公文进行管理。此外，张可以见到厂卫的报告，当他需要时，他随时可以利用只属于皇帝的惩罚权力。

张居正有大珰冯保和万历皇帝的生母慈圣太后的支持，在指导年轻皇帝方面并无困难，他把他从首辅提升为元辅。次辅们（他们全由元辅提名）接到皇帝的命令，明确地让他们服从张。同时，虽然从没有得到正式承认，张居正还对吏部和都察院进行控制。在这1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任职的两位吏部尚书张瀚</a>和王国光受他的指挥。都御史陈玠更是一味顺从。在他延续了将近六年的整个任职期间，陈只弹劾了一个省级官员，这个官员在张居正告假住在他的湖广省故里时没有露面，因而冒犯了这位学士。张能够选拔他个人的亲信任尚书、侍郎、总督、巡抚。除已提及的几个官员，他派凌云翼去广东，张家胤儿去浙江，梁梦龙去辽东代替成了户部尚书的张学颜。同时，潘季驯</a>被委总理河道。才干已被证明的军事领袖们，尤其是戚继光和李成梁，仍然得到这位大学士的信赖。他们留在他们的职位上足足有十多年，这在晚明是不多见的。所有这些人都有事业心，有革新精神，并知道他们处于高位的支持者。

张居正作为大学士并没有权力提出政策，只容许他发布命令。但是他通过私人的交往避开了这种约束。这位大学士给他那些在帝国政府中身居要职的下属主管官员们写长信，敦促他们提出他所赞成的提案。然后，他作为皇帝的主要顾问，代替皇帝草拟诏书批准那些就是他所提出的政策。他在信中利用笼络、劝告、抱怨以及温和的谴责等手段以达到他的意愿。他有时预先告知接受者随之而来的任命或晋级，让人明白他对接受者的擢升负责。

信中讨论的事情涉及种种问题。张在详细阐述细节的时候，谈论的题目多种多样，诸如引起麻烦的部族首领的个性、铸造铜币的物资来源、大运河的漕粮船年中及早出发的好处，和沿北方城墙修建望楼的规格等等。这些详尽的书信透露，为了补救帝国官僚机构体制上的缺点，他不得不注意没完没了的琐细小事。在官僚政治的体制中没有关于低层的独立自主办事的条令，新问题必须上达上层以求得解决。因此，上层有才华的人不得不自己处理所有的行政琐碎小事。

根据这一事实，张在国家事务中小心谨慎，这并不令人惊奇。作为与俺答和平解决的一个早期倡导者，他驳回了好战的兵部尚书谭纶</a>提出的建议：在草原上对蒙古游牧部落发动先发制人的攻击。他给有能力发动这样一次进攻的戚继光以明确的指示，他的主要目的是保持武装和平，而不是进行进攻性的军事行动。

毫无疑问，对国家财政的关心决定性地影响了张的政策。在16世纪的最后25年，帝国处于财政混乱的状态，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粮食定额不等地、不正规地换算成银子缴纳，徭役折成银子缴纳，以及每当需要军需款项时在基本税额之上增加各种各样的附加费。要是这类各行其是的更改继续下去而不受抑制，它们可能导致无政府状态。因为张没有能力重新制定帝国政府的财政结构或使财源的分配一体化，他便着手检查账目；同时，他实行影响政府所有机构的严格的财政紧缩。

在这位大学士的指导下，所有不必要的和不重要的政府活动不是中止就是延期。由政府给予定期津贴的学生的人数被减少，宫廷太监的采购任务受到严格监督。地方官员们奉命减少他们的徭役需要量，一般减至现有水平的三分之一。帝国邮传系统提供的驿站设施也削减到最低限度。进行这些削减并没有同时相应地减轻向人民征收的赋税，由此而节省的钱完全收归帝国国库。由罚款、没收、减刑而得的收入要查账。拖欠租税者受到有力的法办，作出了真正努力以征收欠税。

这种经济紧缩方案还扩大到军队。因为已与蒙古人讲和，边军和边境巡逻部队现在可以减少。这使全面节约成为可能，并使更多的人解脱出来到军队的农场干活。负责边营的总督们被要求减少他们的开销，以便把他们每年财政援助的五分之一储存起来。军队的种马由民户饲养以充他们的部分徭役义务，这些民户的服役义务还折银缴纳。

地区账目的复查于1572年开始，但在1579年以后，县和府必须将它们徭役征发的账簿上呈户部复查。山东和湖广的账簿已知是张居正亲自检查的。在复查审核并完成以后，账簿被交还，而地方政府奉命要将它们公布，作为半永久性的预算方案。虽然仍不够整齐划一，不过这些报表还是抑制了地方官员在财政管理方面的自治权，这种自治权随着16世纪中叶的军事紧急情况而增大了。这类账簿的公布同时，最后在整个帝国正式规定了一条鞭法。按照这一制度，所有各种徭役征发、附加费以及五花八门的征用都合并成单一的银两缴款额。原来形容这一制度的用语“一条边”和“一条鞭”同音，因此这一制度被纳税者叫做一条鞭法。

张居正利用政府的科道部门以加强行政纪律。他要求科道官员们运用他们的弹劾权力支持他的计划，而不要在琐碎而肤浅的问题上互相攻击。通过检查公文的去向，他确保在报告中一度提及的任何问题都必须在适当的时期内予以解决。这位孜孜不倦的大学士制定了一种方案，给事中们由此要将欠税和帝国各府县的盗匪案件造册。所有欠税必须全部征收，所有盗匪必须捕获。中央政府每月和每半年要总结任何未了事务。一个长官除非由给谏官署辨明无罪，他便不能被提升或调职。在某些未清情况下，官员们甚至于退职后被召回以回答有关未尽责任的问题。

很明显，从1572年年中到1582年年中帝国官僚政治的效率达到了它的顶点。这个顶点还标志着那个时代在中国社会的政治传统的束缚下人力所能做到的极限。张居正的施政没有依靠镇压行动，能够和一般在新王朝建立后不久而为人所知的那种声名赫赫的施政相比。

张的方案的缺陷及其失败

在缺乏结构改革和调整的情况下，这位大学士加于现存政府机构的负担也是空前的。从整体来看，张居正谋求的是效果。他不处于可以改变帝国官僚政治结构的地位。他没有立法权，不能创设或撤销任何机构，改造指挥系统，甚至修改不切合实际的官员薪俸的安排。他横向地对所有单位施加压力，无疑在许多方面导致困难。例如，强制减少经费在某些机构比在其他机构导致效率更差。税额在某些地区比在其他地区更难如期收齐。他所委托的副手的成绩也不能吹毛求疵地予以分析，因为他们也必须用他们所能有的任何手段去达到派给他们的定额。因此，从他的反对者的观点看，这位大学士只是滥用权力以提升他自己的人，他们责备他牺牲有真正品德和正直的人来建立施政效率的假象。由于以他这一方的不过是虚假的合法性攻击既得利益，张居正使自己容易受到有组织的挑战。

张以前在1575年和1576年曾受到两个御史个别的攻击，他们单独地说出了他们自己心里的话。1577年，张父亲去世。王朝的律令和礼仪准则要求他放弃他的职守，并遵守在家27个月的服丧期。有人提议召回张居正负责内阁。这时，或者是照张居正自己的建议或者是得到他的默许，他在宫廷中的支持者说服这时只有14岁的万历皇帝，以皇帝的诏书答复这位大学士的丧假请求，说他的工作是不可缺少的，在这种特殊情况下，应该免除他服满全部丧期。虽然并不是没有先例，皇帝的决定仍然在朝廷上引起一片喧嚣。部级官员们要求张去职。政府的编撰—教育部门的成员，作为一个集体，在张居正自己的住所访问他，在这个伦理—礼仪问题上质问他。

即使几个进谏者根据皇帝的命令受到责打，对抗停止了，张居正也从没有恢复他在同事中的威信。此外，这一年年终之前张在一次不惜冒险的恢复控制的努力中，组织了一次不在计划中的人员考核，命令所有四品以上京官提交自我鉴定。这一部署是除去政敌的一个巧妙计谋，也把人事安排改变成了党派政治斗争——一种将使明朝廷继续遭受几十年灾祸的新手段。

可是，张居正的最大弱点却在于他没有能力摆脱王朝统治方式的模式，这反过来意味着他改革帝国官僚政治的努力不可能系统化。他赞助戚继光建立一支新模范军（“戚家军”），他却不能制定一种方法向其他军镇扩大戚的招募办法、训练和战术。他在帝国国库中积聚了巨额银锭，可是他找不到投资的办法，甚至找不到利用它作为基金以创立管理国家财政的帝国金库的办法。他把政府的各个部门置于他个人的控制之下；可是他的权力仍然依靠个人的政治关系。在明朝的制度下，他没有政府承认的权力以制定政策或进行统治。同时，他扩大内阁对于吏部的影响并没有得到他的同僚们的同意，而他和接近皇帝的中官，皇帝的私人办事人员的非正式联系，完全构成了对王朝皇室法令的违犯。由于张的严格说来是“违制”的应变措施，以许多职能上分离的行政部门为特征的洪武皇帝型的政府又再次成为可以运转的了。但是，当其协调人，这位大学士，一旦去职，整个事业就又不存在了。

在这10年快要结束时，张居正进行了一次改革帝国税收管理的重要尝试。他以皇帝的命令安排了一次土地测量。皇帝的命令于1580年12月颁布。当这位大学士大约一年半以后去世时，统计表还没有完成。

这次测量不能认为是成功的。河南省用了一年半时间才提出统计报表，后来发现是重新提出的旧资料。这正是张试图克服的歪风邪气。省的官员们受到申斥，并被命令再次进行测量；在 可是1611年考核的结果王图不是没受损伤。他在考察拾遗中受到了批评，因为他的当知县的儿子从事不法的财政事务。由于这个原因，据说王图不宜委以要职。他自己和著名的东林党人李三才的关系也被揭露。但是，王随后的辞呈却被皇帝再三拒绝。他没有再任职，一年以后才被允许“引疾归”。他的离职使东林党人在万历统治时期可能获得高级职务的任何希望成为泡影。此外，虽然孙丕扬主持的北京的考核一般被认为有利于东林党人，南都南京的同一事项却不这样。南京考核中被免职的官员大部分是东林党人。

事实上，所有这一切并没有产生多大影响，因为1611年以后朝廷仍然进一步渐渐趋于瘫痪。两年以后，方从哲就任首辅，他担任这个职务（大部分时间没有副手）直到万历皇帝于1620年去世。他一般被认为是一个优柔寡断的官僚。皇帝对论战性的奏疏无意作出任何反应，在高级职位出缺时又习惯于让它们空缺。官僚机构的减员因科道部门的作用而扩大。御史报告中提到的人写出他们的辞呈，屈从于这种文件，未经批准便离开了职务，这类现象已经变得很常见。御史和给事中们意识到他们自己的权力，形成了几个地方性的集团，被叫做齐（山东）党、浙（浙江）党和楚（湖广）党，这三个党有反东林的共同倾向。1617年的人员考核大体上反映了这种倾向，这种倾向有时波及停用名单上的官员们。

次要争端和根本原因

东林运动只实现了一个政治目标。它彻底阻挠了万历皇帝改变继位顺序的企图。这证明皇帝没有他的官僚们的同意，绝不可能改变他们认为的王朝的根本法则。在职或被贬谪的对立的领袖们能够给皇帝，或者在做不到时，给他的主要顾问首辅，再做不到时，给下一级的官僚们施加压力。科道部门是朝廷反应灵敏的机构，掌握大部分的信息。许多批评和弹劾与这个根本的冲突有关，寻求个人满足或报复也能包括在这一冲突内。如果东林集团没有积极卷入这场权力斗争，定期人员考核所揭示的重要人物的不端行为绝不可能暴露。

上述政治结构似乎有可能将君主专制政体改变成某种形式的提供参加机会的议会的政体。非常明显，在16世纪晚期，皇权没有保持一支它自己的部队，也没有由之获得经济实力的坚实的土地基础。这个王朝创建者们的军事征服者的作用已经消失于幕后。皇帝此时仍然是皇帝，只是因为所有文官承认他是皇帝。文职官僚也经历了变化。表面上，文职官僚是通过公开的竞争考试被吸收进行政机构的。可是作为一个集团，它在很大程度上最终代表帝国的中上层地主。这些因素，连同有地方精英支持的东林领导人这时已在帝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建立了一个联系基地这一事实，使得一些学者把这个运动和西方世界大约同一时期民主和代议制政体的兴起同等看待。

但是形式的类似决不能掩盖实质的不同。在西方，形成民主的中心从来没有和财产权的概念分离，财产权是可以流通的，可以分割的，可以让与的，还有可能提交法院审理。东林党人鼓吹他们所认为的道德问题；按照他们的新儒家解释，道德问题等于天理。他们和皇帝相持不下，因为万历皇帝天生是上天（宇宙秩序）的代理人，不过，他改变继位顺序的企图，根据他们的意见，将打乱万物的根本自然秩序。按照他们的观点，这是一场伦理的，而不是一场制度上或法制上的斗争。

经济确实加入了总的斗争，但在道德的绝对权力面前，分散而难以划分的经济利益不够重要。万历皇帝能够反对公众利益而保留他的税监矿监，却不能够在他更改继位顺序的努力方面成功，这表明了这些问题的相对重要性。同样，尽管李三才因遏制那些税矿使而赢得了声望，但他从来没有获得足够的党派性的影响来和顾宪成、赵南星以及邹元标相比，他们通过道德上的争论树立了他们的社会形象。这场斗争的道德气氛由于人员考核过程而进一步增强。由于这一过程而被免职的所有东林或反东林的主要人物，都被想方设法地贴上不道德和没有节操的标签，没有一人被说成在职务的本分方面不够坚毅或缺乏专门技能。

按照社会学家的看法，所有这些观点都可以看作农业社会的特征。主张人类行为的复杂情况可以分为绝对好和彻底坏两种道德上的典型，这反映了官僚政治中缺乏结构上的深度，官僚政治是以它所统治的村社的准则为模型。（换句话说，也就是上层建筑仿效下部基础的结构）这种官僚政治不能更精密地管理它自己的成员，不懂得掌握任何类似立法的权力以制定可以调节背道而驰的经济利益的法律，而对参与关于法律的议会式辩论的权力听之任之。东林运动绝没有改变这种状况。反之，如果这时能够改变这种状况，这个运动可能采取完全不同的路线。任何变更都可能等于采用一种新结构的推理方法。相反，这个运动只是捞取从个人道德的没有变化的修辞水槽中汲取来的抗辩的论战术。

这种统治类型的保持产生了特殊的社会性后果，这种社会性后果反过来又反作用于官员集团，影响他们的行为方式。东林运动演戏似的表现了这种反作用过程。晚明的上层阶级职业上的出路很少。没有证据表明，国家经济已变得多样化，足以诱使最好的人才去经商，和以可观的资力去积累财富。另一方面，汤显祖</a>作为剧作家，冯梦龙</a>作为故事作者，吴承恩</a>作为小说家，王世贞</a>作为散文作者，李贽</a>作为独立不羁的思想家，以及董其昌</a></a>作为画家和书法家所表现的一切富有创造力的独特性，和他们作为职业官僚的“正常”经历无关，都得到了发展。在政府任职，就受过教育的精英的抱负来说，仍然是唯一的出路（注意到这批富有创造力的人物并不置身于论争之外，也是饶有兴趣的：汤显祖被看成东林成员，董其昌被看成东林分子，而李贽受到了东林的指责）。

在文职官僚机构这个巨大的文人—官员会集的部门内，由他们著作中无数次提到的他们闲暇生活的范围看，未加利用的精力其总量一定是相当大的，这在袁宏</a>道的著作中尤其明显。在张居正以后，大部分官僚再次处于没有多少事可做的状态。他们很少有机会通过行政机构的经历获得成就和声誉。

这样，虽然有些政府官员认真地担任他们的职务，其他的人通过了文官考试，便以冷淡和不够关心的态度从事他们的职业。可是仍然热切地追求社会的认可。在这种情况下，给予受迫害者的褒扬有其不平常的吸引力量。

和这种才能的浪费一道，存在没有投资的财富。出售珍品如象牙和犀牛角的过高价格，以及铸造用具和埋在地下的贵金属（同时代的人常常报道的一种现象）的总量，作为例子证明了资金可能被冻结而不能产生经</a>济价值的习俗。所有这些因素结合起来便产生了一个过于讲究的、虚饰的时代，这可以从有些学者在他们自己身上挥霍他们的财富的方式略窥一斑。在那个时代，一锭珍贵的墨在价值上可能超过一个农民家庭一年的收入；一个富裕人家庆贺生日可能延续10天，有从远方来的客人；简单的祝贺短文变成了冗长的精巧的歌颂文章。同时，乡绅们让他们的轿子为随从所环绕；捐得官阶的人在他们的住宅前竖立旗杆。换句话说，当社会不能引导它的成员面向目标时，他们便转而面向身份地位。历史上的正直的知名之士被给予最高一等的地位。这种名声，如果持续不替，不但比纪念有德之士而建立的石碑更长久，而且保证这种荣誉能伴随一个家庭几代人之久。

皇帝的悲剧是他为东林运动提供了制度上的根据。如果没有关于继位的事端和关于矿税使的争论，[11]党人持续他们几十年的斗争可能是有困难的。碰巧，小问题和小事件纠缠进了关于继位问题的普遍争论的更大框架；继位问题的争论由于与皇帝政策的可疑的和隐含的联系，在帝国的政治词藻中被叫作关于“国本”的争论。下述表面上不足道、但对东林运动的历史却很紧要的一些事例，能够说明问题。

1603年，还在东林书院建立以前，楚王（年长的皇帝的族人，受封于楚的王朝创建者的 最后皇帝接受了郭的辞职，显然希望这样做可以结束这个案子。但是它对皇帝继位问题的含义是所有人都清楚的，这个事件也没有就此结束。到这位前礼部侍郎已整装离京时，北京的街头发现了一种神秘的小册子，有的被投入一些高级官员的门内。这一印刷品宣告，一个废黜当今太子、以皇帝的 [19]参要前文《东林党》、后文《“梃击”案》。

[20]孟森：《明代史》[375]， [33]这个布告很可能对朝鲜人比对日本人更有影响。关于原文，见国史编纂委员会编《朝鲜王朝实录》[93]（《李朝实录》）（1400—1445年；第二次印刷，1603—1606年，摹印本，汉城，1968—1970年），30，第1—2页。

[34]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731页。

[35]《日本在亚洲大陆的扩张：日本史研究，特别是关于它和中国、朝鲜和俄国的国际关系》[296（伯克利，1937—1940年），Ⅰ，第171页。但是，使用这部著作必须慎重，因为它带有浓厚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日本国家主义的色彩。桑塞姆说，朝鲜国土上的全部侵略军接近15万的数量，都是“一级作战人员”。见桑塞姆《日本史》[445]，第539页注19。

[36]见陈璘传记《明人传记辞典》[191]，第167—174页。

[37]《朝鲜王朝实录》[93]（《李朝实录》），30，第16页（97）；第4—5页（55—63）。

[38]1619年的这些军事活动，在我的论文《1619年的辽东战役》[252]中作了充分的分析，《远东》，28（1981年），第30—54页。加里·莱迪亚德教授曾建议我利用朝鲜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