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嘉靖时期，1522—1566年_剑桥中国明代史

皇帝的选择和继位

明代的 在相持了三个月之后，皇帝终于接到了一项投合他心意的建议。提建议的张璁</a>（后来名叫张孚敬，1475—1539年）来北京参加会试，他在七次失败之后于46岁时才考中。大学士们发表他们的主张之后不久，张告诉他在礼部的一个朋友，挑选的先例不适用于当今皇帝的情况，他建议他的朋友在他的同僚中传播这种主张。张的朋友紧接着调任南京的一个职位，而张决定不声张。但是，当他看到皇帝继续驳回大学士们的主张时，他渐渐改变了主意。

1521年8月张向皇帝表明了他的主张。他认为遗诏本文只说兴献王长子，而没有提到杨廷和所提出的任何安排。汉、宋继位的事并没有提供据以作为先例的历史的相同之点，因为在这两个事例中，继位者都曾嗣养于皇宫，然后才被立为太子。皇帝把张的奏疏转给大学士杨廷和，杨送还奏疏，加上这样的评论：“书生晓得什么大体？”[8]但是，皇帝看出了在这场争论中达到他的目的的办法。他继续迫使大学士们接受他的意见，他们也继续封还他关于这件事的诏令。这时这个问题已经变成朝廷上争论的一个题目。其他的几个官员发表意见支持张的主张，到了10月，情况迫使大学士们缓和了下来。

1521年4月30日，也就是皇帝继位后的 俺答王希望达成与明廷的互市协议，以便推动他自己的政治目标。诸如茶、金属器皿、精致织物和草药之类的货物在草原上被视作珍宝，在结盟和结婚时可能有用。俺答的牧场比鄂尔多斯的牧场要差一些，更易受到变幻莫测的天气的影响。没有明货物的输入，他便不能达到他的更宏大的政治目的，或者在困难时期保证他的臣民的生活。

俺答在40年代保住了他作为戈壁以西、以南的蒙古人的主要领袖的地位。1551年，他和东蒙古人的领袖、1547年被他赶走的小王子（1520—1557年）达成了协议。他在达成这个联盟后，于1552年成功地发动了反对西北的瓦刺诸部的战役，这次战役把准噶尔（天山山脉以北的地区）纳入了蒙古人的控制之下。反对瓦刺诸部的零星战斗继续到60年代，征服它们一直是俺答的主要军事目标。对明疆土多次较大的入侵是要确保这许多次军事行动的供应物资，或者要在40年代和50年代持续而普遍的干旱和饥荒时期，为他的臣民提供救济。[24]

明军在老练的指挥官们的率领下击退了多次入侵，并使蒙古人蒙受了伤亡。在1536年对陕西的一次入侵期间，蒙古指挥官的军旗被夺走。但是，即使某一地区的防御是坚强的，蒙古骑兵却攻击别的什么地方。1537年，当据说有4万人的一支大的入侵部队攻击大同管区时，整个管区连同它所有的卫所只能调集1.4万名士兵。到增援部队到了时，入侵的部队才离去。这是一个多年存在的问题。没有一支戍军强大到足以打退一支入侵的大部队，是部队调动的后方勤务工作妨碍了快速增援。而且，指挥官们通常只巡逻直接在他管辖下的地区，不肯参加别处的战斗。

有些官员，如1542—1550年负责大同和宣府一带战略地区的翁万达（1498—1552年），推行切合实际的防御方针，尤其是修建边墙，加强军纪，利用侦察手段以查清游牧部落中的情况。皇帝一般赞成修建边墙和防御工事，愿意将大笔款项拨给这类项目。这些措施顶多不过使蒙古人的入侵更加困难和代价更大，但它们不能消除入侵的原因。

到1541年8月，华北和蒙古南部已经几乎一年很少下雨。不得不从帝国的粮仓中发放粮食供北京的居民食用，饥荒遍及北方几省。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俺答王派了一个使者到大同管区的边境要求互市的权力。兵部以三个理由予以拒绝。蒙古人已有40年没有入贡；他们每年入侵，不能信赖；他们的目的可疑。反而悬赏购俺答的头。10月，几支入侵部队抢掠山西北部和西部，没有遇到抵抗，用武力抢走了他们所需要的供应物资。

1542年1月，朝廷不得不运送25090石粮食到宣府、大同赈饥。赈灾需要更多的款项，供应物资仍然不足，旱灾仍在继续。7月，俺答又派了一个使者要求互市的权力。这个使者原是一个被蒙古人俘虏的明的臣民。大同巡抚上报说他用计擒获了他，并将他送到北京，在北京他被当作卖国贼处决。俺答大怒，进行了一次深入山西的惩罚性攻击以作报复。

7月24日，3万多骑兵在山西西北边界以内扎营。8月4日，帝国的军队在山西管区的指挥部所在地广武被击溃。8月8日，省的首府太原城郊被焚烧和抢掠。蒙古人没有阻碍地继续南进。8月晚期延绥巡抚上奏，蒙古入侵部队打算往东向北京郊区前进。皇帝很惊慌。他命令各部作出决定而无需先上奏，并委派一个最高统帅以协调受攻击地区的所有部队的行动。蒙古人到这时已抢掠了山西最南部的一些府，没有受到袭击地正在后撤。山西遭受了蹂躏。作为救济的措施，免征田租两年，并发放10万两银子。明军没有打赢一仗。

1543年整个夏季，蒙古骑兵入侵山西，并且就在黄河以西扎营，以便整个冬季也同样能够进行袭击。这时俺答的兄长究弼哩克已死，他的儿子们瓜分了他的领土。这就使俺答成了蒙古南部年长的、最有势力的王，因为他现在控制了鄂尔多斯和山西北部地区。

旱灾延续到了1545年。1月，据报时疫在边境地区和北京突然蔓延。4月，尘暴毁坏了大部分冬小麦和大麦作物。6月，俺答又遣使到大同以北的边境要求互市的权力。他因一个被俘的中国军官的劝说而求和。他的使者们刚到边界便被扣留，被一个地区指挥官的仆从所杀害，这个仆从以为他将像别人在1542年那样为此而受到重赏。

这个地区当时地位最高的官员翁万达上报了这一事件，他建议把仆从立即处决，并把他的首级当作诚意的一种标志在边界以外示众。他劝告皇帝不要把这个机会放过。他的劝告被置之不理。皇帝要惩治蒙古人，他需要一种进攻性的策略。

鄂尔多斯的军事行动

大学士夏言自1539年他 [5]《明实录</a>·武宗实录》[380]（1525年；重印，台北，1961—1966年）， [13]这五个堡于1539年建立并派兵驻守，但此后不久于1540年又被放弃。见富路特、房兆楹编《明人传记辞典》[191]（纽约和伦敦，1976年），词条“梁震”。

[14]见司律思《16世纪在南蒙古的中国人》[447]，《华裔学志》，18（1959年）， [21]见下文《1550年后的局面》。

[22]冈田英弘：《大元可汗传》[408]，《亚洲传记》，11（1966年）， [30]参见本章前文《鄂尔多斯的军事行动》、《严嵩掌权》。

[31]关于更充分的说明，见罗兰·L.希金斯《明代的海上劫掠和沿海防御，政府对沿海骚乱的反应，1523—1594年》[202]（安阿伯，1981年）。

[32]关于地方对这些袭击的反应的详尽研究，见梅里林·菲茨帕特里克《浙江北部的地方政府与对1553—1556年海盗入侵的反应》[164]，（学位论文，国立澳大利亚大学，1976年）。

[33]有关双方战术和策略的详细说明，见贺凯《胡宗宪对徐海的战役，1556年》[266]，载小弗兰克·A.基尔曼和费正清编《中国的兵法》（坎布里奇，1974年），第273—307页。

[34]见威廉·莱特尔·舒尔茨《马尼拉的西班牙大帆船》[445]（纽约，1939年），第27页。

[35]弗朗西斯·培根：《关于帝王统治》，载《弗朗西斯·培根文集》[3]（纽约，1908年），第84—85页。

[36]见李雅各《英译七经》[309]，Ⅲ，第316页。

[37]关于这个论题的更详尽的论述，见王毓铨《莱芜集》[557]（北京，1983年），第110—3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