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明王朝的兴起，1330—1367年_剑桥中国明代史

引言

元朝是蒙古征服者从忽必烈汗起统治中国的时期，人们对它的特点说法不一，而且现在仍在许多学者中间争执不休。[1]可是，有一件事却是确凿无疑的。在14世纪中叶以前很久，它的统治的能力，即它维持社会秩序、管理省县级政府和征收税务的能力越来越削弱了。明王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a>（1328—1398年）于1328年10月21日生在今安徽淮河平原一个赤贫的佃农之家。他从未经历过中国那个安定的农业社会的正常环境，直到他40年以后起而统治这个帝国并指导它的恢复工作。明王朝诞生于半个世纪有增无已的扰攘纷乱中，在这个一切遭到破坏的年代，全国大部分地方的日常生活的进行日益直接诉诸暴力。它提供了中国社会逐渐军事化的典型范例，而且也由于这一点，它提供了元失其鹿而群雄争逐的典型范例，即他们通过军事力量把一个号称为受有天命的继承者政体强加于人。尽管中国人在传统上喜欢把这种情况归之为改朝换代循环理论提出的一乱一治的典型形式，但是，元朝瓦解和明朝兴起的方式却完全不是表现在中华帝国历史上的那种改朝换代的模式。14世纪中叶是一个非同寻常的时期。纷乱中的中国社会充分揭示了它的潜力，也充分展示了它一般很少表现出来的组织结构。因此，人们可以看到这个时期中国文明的某些特征，它们在和平的、有秩序的文官政府之下是不容易辨认出来的。同时，这个时期的暴力行为也给明王朝留下了持久的印记。它很值得历史学家密切注意。

日益恶化的中国情况，1330—1350年

元朝的宫廷

派系斗争是政治上的通病，整个元王朝也有此特点，它早在14世纪就是元政府的破坏性因素。在忽必烈汗的长期统治（1260—1294年）之后，代表他的孙子</a>和这些孙子的后人们的利益互相冲突的朝臣小集团经常互相残杀，争夺皇位。某些学者在不断的派系斗争的重大问题中看到了两种对抗的政策。其中一种是以蒙古为基础的政策（和派系），它以亚洲内陆草原的蒙古利益为依归，而以察合台汗国的传统为代表。这一政策的根子可以直接上溯到忽必烈汗的对手们，特别是可以上溯到窝阔台系的海都：他在他的整个统治时期都是和忽必烈汗作战的。另一个派系被认为是以中国为基础的皇帝对通常称之为“儒家化”方式治理国家的关心，这就是想用官僚治理的方式来达到它在中央集权下实行经济统治的目的。这就在蒙古的政治领导阶层中在治理中国的方法和目的问题上引起了根本的和不可调和的分裂。[2]后一个集团在1328年发动一次政变，其目的是想“复辟”海山（1308—1321年在位，庙号武宗）的一系。他的两个儿子——和世和后来的图帖木儿——都在1328年被拥立为帝。前者被后者（即元文宗，在位至1332年）的党羽所杀害。王位被他的两个年轻的儿子所继承。 精英阶层和政府

14世纪中叶的几十年给中华帝国晚期的学者和社会精英阶层的历史增添了洋洋大观的内容。对于某些人来说那是一个有希望的时代（虽然大部分未能实现），即长期受尊敬的中国生活方式会最终战胜异族征服者的破坏性影响。忽必烈汗在13世纪70年代完成了他对中国中部和南部的征服以后，他曾经采取某些实质性步骤来承认中国的政治制度对治理汉人有其高明之处，因此他曾把一边倒地依赖蒙古军事机器的办法转变成为与文治官僚政府充分合作的伙伴关系。他曾经庇护汉人（以及汉化的亚洲内陆人）的学者—官员，并倾听他们的意见。1271年，他命令著名的学者和官员设计一个礼仪总集以指导朝廷的尊卑上下的行为，但据《元史</a>》说，他仍为皇族和蒙古贵族的事务保留了蒙古的习俗和礼仪。[5]他使用荐举的方法加紧征用汉族学者来当官。但是他却断然拒绝了汉族顾问们最重要的建议，即没有举办科举考试来吸收官员。

1313年，他的曾孙子爱育黎八力八达——历史上被称为仁宗（1312—1320年）——宣布，于1315年恢复宋代的科举考试，而指定以朱熹</a>（1130—1200年）学派的经典注疏为正统学说。这在全国的汉人中间引起了希望和满意的巨大浪潮。当仁宗之侄图帖木儿在1328年即位时又激起了人们更大的希望。当他驻建康（南京）做怀王时，他跟著名的文人和艺术家都有交往。他的庙号为文宗，所以他这位蒙古皇帝看来对汉文很有修养，这样说他是完全可以当之无愧的。除此之外，他也企图写古典的汉文诗（有两首流传了下来），绘画，并且写得一手有理由令人喜欢的漂亮汉字。[6]忽必烈的儿子和太子真金王精通汉族文明，如果他不是死于1285年（即死于他父亲之前），他就会把这种学识带上帝位，现在却要经过六个几乎完全令人失望的君主的统治之后，汉族文明才终于在 对精英集团的态度和活动的这种讨论之所以有意义，是因为中国的精英阶层一般说来已经接受了蒙古统治的合法性，因此力图维持传统的参加政府的方式。他们从未使蒙古封建领主们完全接受他们。甚至文宗也只统治了四年，而且统治的效果不好。行政失误中的许多令人失望的迹象实在太明显了，这些迹象被归咎为没有完全采用传统的方法和价值观念。不过，儒家要人们更完全地采用传统、担负公共责任和从事建设性服务的要求一直强烈地存留在许多精英分子心目中，虽然也有许多人被拒不录用，因而以特立独行的方式退隐，只致力于家务和地方事务这些形形色色的个人追求。他们在元王朝的最后年代中越来越消极了。由于不能在国家事务中享有高官厚禄，许多精英人物变得贫困，这就迫使他们要改换门庭，去做吏胥、教师、职业作家、和尚和生意人，等等。这就在知识阶层和整个社会之间造成了不正常的关系。

因此总的说来，精英分子并没有去搞颠覆活动，发表不同政见，也没有急于公然参加反对这个受苦难的政体的叛乱。他们接受元王朝的合法性，一直期望它有所改进，就是当遇到政府有不可避免的失误时他们也还是迫切地希望保持自己家乡的有秩序的现状。如果说元王朝从他们这些社会的天然领袖身上得到的支持越来越少，那么，许多反对元王朝的叛乱分子——特别是那些没有维持传统社会规范的借口的人——也没有得到他们大规模的自发的合作。某些现代历史学家责怪14世纪中叶的精英阶层可耻地缺乏民族精神。当有了机会可以帮助他们摆脱异族的束缚和重建本民族的统治的时候，他们却迟疑和消极起来，十分缺乏爱国主义的热情。更为可耻的是，在蒙古人被逐出了以后，某些精英分子还对他们早年做元王朝的合作者或臣民这一段往事写文章大唱赞歌。这种说法如果是用来评判元末明初的精英阶层，当然有时代错误之感，因为它指的问题不是那个时代部分精英阶层——或者实际上是平民阶层——的部分意识，用它来描绘对那个时代的人民来说颇有意义的各种问题和力量，对我们倒是更为有用的。

中央权力的瓦解

关于14世纪中叶元衰落时期政治挑战和叛乱的简单的划分，提供了政治上持不同意见者采取的下面几种各不相同的形式：

（1）作为事实上的军阀的元王朝地区级领袖。这类领袖们经常变来变去，有时真正效忠于皇帝，有时只在名义上效忠，甚至在不承认中央权力合乎自己个人利益时便宣布自治。

（2）居官或者不居官的地方领袖们，他们聚集了有限的地方资源，以便维持比较小规模的、未经官方授权的防御能力。

（3）盗匪，其中最有名的是利用有良好组织基础的走私贩子。当政府越来越不能控制他们的劫掠时，有些股匪就扩大他们的行动，转而求取政治合法性的地区级的军事权力。有些人还要僭取封号和权力，或者要元政府（它不顾一切地想赢得他们的合作）给予这种封赏。

（4）秘密会社运动，这是有群众参加的组织。它们是民间佛教内部的松散的明教组织，也是向往千年至福的宗教组织。它们蔑视正常的权力源泉，显示着有能力搞黑社会的团结和与政府彻底决裂，因此使他们的行为比普通叛乱分子更趋于极端。这个时期所有这一类的重要活动都在“红巾军”的名义下松散地联合了起来。

上述这些类别不能用来静止地叙述叛乱运动。它们都有可能变化，正如同形成明王朝的那个叛乱所清楚地显示的那样。那个叛乱最初也不过是一个秘密会社运动，但是约在15年时间之内它就变成了“儒家”性质的王朝，迫切地要求合法性和恢复传统。可是当我们一一列举14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那些事件时，上述分类法可以作为我们有用的起点。

在为元王朝效命的地区性领袖中最令人感兴趣的，或者说在明王朝崛起的历史中肯定是这些领袖中最重要的人物的是扩廓帖木儿（约1330—1375年）。他的事迹开始于他的养父察罕帖木儿（1362年死）。察罕是突厥族主要的乃蛮部的 察罕帖木儿很显然是僭越了皇帝的权力，以便保护他自己的利益；他无视朝廷的命令；他擅自任命官员和调动军队——所有这一切都是要伺机制服孛罗帖木儿和扩大自己强大的军事机器。但是我们最后不得不承认，他其实无意控制朝廷，也不想取代朝廷，这使他的行动有时很含糊不清，足以引起人们真正怀疑他的目的。元朝的两位将军田丰和王士诚以山东西南的济宁为根据地，朝廷也正在倚重他们防御山东行省，但他们在1361年初投降了山东的叛军。那一年的晚些时候，他们接受了察罕所建议的赦免令。察罕请他们再效忠王朝，而当他向东扩张势力时要他们受他的控制，然后将委他们以重任。1362年夏末，他们又和在益都与察罕对峙的叛军相勾结；益都是省会济南以东的重要府城。当他攻下济南并向益都进逼时，他们刺杀了察罕，诡称他们对他为国家利益所承担义务的程度感到失望。然后他们逃跑了——不是向他们用于行刺借口的朝廷效力，反而和益都的叛乱分子勾结了起来。

虽然皇帝和朝廷因去掉了这个权势人物而私下里感到宽慰，察罕却在死后仍大受封赏，备极哀荣，皇帝在任命他的养子接替他的一切文武职位方面，很快地满足了这位被杀者的下属们的愿望。因此，扩廓帖木儿走上了前台：他成了察罕的权力、利益和敌对关系的接班人。

扩廓是察罕的姐姐和一个姓王的汉人的儿子。他的幼年名字叫王保保，这就是我们所知道的关于他汉人身份的全部。察罕无子嗣，他从扩廓的孩提时期就抚养他，视之为己子，像他自己受教育那样，又让他受汉人的教育，又让他学蒙古人的武艺。和他的养父一样，扩廓身材魁伟，有英雄气质，虽然他承受了双重的文化遗产，但他对草原上武士理想的兴趣多于对汉族政治家的理想的兴趣。1361年，察罕曾派他运送迫切需要的粮食到京师。他受到当朝皇上妥懽贴睦尔的接见，并被授予蒙古名字扩廓帖木儿。那次会见据说消除了对他所有的疑虑。换句话说，尽管他有一个汉人父亲，他是当作蒙古人被接待的，因此使他非做王朝的忠实仆人不可。他的整个一生都受到巨大的压力，要他力求符合大草原的理想而不去与招致他敌人嘲笑的汉族身份认同。这就大大增加了人们对于了解他的个性和事业的兴趣。

在察罕帖木儿死的时候，他的野战军僚属都因骤然失去他们的领袖而受到震动，便转向扩廓，力图保持他们的凝聚力和行动优势。这就使得朝廷给他封了高官，委以重任。扩廓认为他的 在他的事业的这个时期，人们已可能看出朱元璋会由一个民间教派的叛乱领袖变成一位企求传统合法性的政治运动的领袖。现代历史学家已充分地讨论了这一点，我们无需在这里再多费笔墨。[27]可是，简单考察一下这个转变过程的某些方面是有用的。

人们已注意到，朱元璋在1354年得到李善长做他的 有人认为，朱元璋以厌恶的心情目睹战争的无意义的破坏，他也曾尽力要求军队守纪律，以便赢得被占领地区人民的好感。从早在1354年起及其以后的年代就有许多传闻轶事，说他很同情受苦的人民和坚持严格的军纪，而这与当时的一般战争行为都是截然相反的。这些传说受到了挑战。[28]人们认为它们在某种程度上是后世所添枝加叶的结果，其用意在支持王朝历史学家所提出的一种观点，以显示天命的正确作用：“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从原则上说来，天命应该归于那个最能体现以同情心治国这种理想的争夺王位者。朱元璋的仁慈无疑被后来的说教夸大了。可是，他最早的一些文人顾问们，从1354年的李善长和1355年的陶安起，就经常给他讲授这种道理。这可能在促使他重视安置普通农民的生活中起过某些作用。特别是在他最初的年代中，他尽力创造一个未来的贤明统治者的形象：减免战祸地区的赋税；惩罚他自己军队中的掠夺者；以及和奖赏自己队伍中的追随者一样，也嘉奖为元王朝忠诚无私地效劳的人员。不管准确与否，他能够以这样的形象同蒙古官员们，同他的大部分对手的放纵恣肆行为，或者从最好的方面说是不关心人民疾苦的行为，构成鲜明的对比。

朱元璋非常尊敬那些为他的敌人服务过的人所表现的忠诚的优秀品质。他从未向蒙古元王朝一度享有的合法性挑战，只是指出蒙古在他那个时代应该失去它的合法地位。可是，当敌人的军事领袖因抵抗他的部队而殉职时，或者当平民被俘后自裁而不是顺从他时，他对这些人都葬之以礼，甚至还建祠作为纪念。这无疑是一种有效的宣传方式，有利于填平他和整个社会地方精英之间的鸿沟。这种政策当然是他的文人顾问们劝他实行的，而他以自命不凡地把实用主义和理想主义结合起来的态度采用这种政策。

曾经有人强调指出，朱元璋并不真正相信民间宗教领袖们的教义，即至少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那些粗俗的迷信。[29]可是，他并不与大批食客分手：这些人都装扮成受人尊敬的预言家、成功的法术师、疯疯癫癫的和尚和另外一些平凡的宗教领袖。这些人使他的事业在普通人民心目中具有一种天神相助的味道。这种情况在他的文人顾问和士大夫的圈子中产生了问题，因为他们宁肯与所有异端邪说更明确地决裂。由于他凭他的直觉处理了这种问题，所以从这里可以看出，他的独立思考、他的意志力以及他对群众心理的了解是有比别人高明之处。

朱元璋最后同红巾军宋王朝的决裂时间要比他的学者—顾问们所建议的时间晚得多。1363年，朱元璋专心致志地准备他和最强大的敌人陈友谅之间即将到来的最后战役。2月份，他的另外一个方面的敌人张士诚派遣一支讨伐部队来攻打安徽西部的安丰。此地是韩林儿和宋王朝出谋划策者刘福通的大本营。这对作为北翼红巾军最后残余的忠实保护者朱元璋来说是加倍为难的事情，因为那时他的战线是拉得太长了。他不顾其战略和治国论的主要学者—顾问刘基</a>（1311—1375年）的严厉劝告，还是派出一部分野战军并亲自（由徐达去打头阵）率领前往救援韩林儿。根据大多数材料，刘福通被张士诚的军队俘获和杀害。于是朱元璋不得不渡过南京以西的长江，把小明王的宋朝廷迁往滁州：至此，在军事上已无足轻重的红巾军朝廷能够在这里平平安安地苟延日子了。

朱元璋的这次牵制性军事行动所冒的风险是很大的，他的敌人的错误在于没有更好地利用它。可是，当朱元璋正在受到南翼红巾军的挑战时，这次牵制性战役对保证朱元璋的军事领袖们的顺从来说可能是必要的。甚至他青年时期的哥们儿也认为必须捍卫他们合法地位的源泉。朱元璋照旧奉宋国家龙凤年号的正朔，一直到韩林儿在1367年1月过长江被淹死时为止，按照旧历这时是前一年的腊月。但是，虽然朱元璋有此机会能够解除他长期和小明王及其已消失的权利这些旧形式的联系，他仍然在一年以后才把他的王朝改名为“明”朝。这个字含有明教的意思，表明他没有彻底割断与教派教义的所有联系。

总起来说，我们看到了从对民间文化的亲近过渡到对伟大传统的亲近这一转变过程中的多方面的困难，也看到了朱元璋通过有些曲折的羊肠小径从此端走到彼端时所表现出来的机巧。叛乱分子中他的对手们没有一个能以同样的机敏来处理这样复杂的问题。

《明史》卷一的《明太祖本纪 官衔和官阶一切采用元朝行政的现行形式而以右为尚（右相国、参知政事李善长品位高于左相国、大将军徐达），仿蒙古体制。朱元璋以更像帝王的响亮声音向他新任命的官员们表态，告诫他们要反对官僚主义和行政制度的松弛，因为他认为这就是元朝失败的原因。他这样说道：“礼法乃维系国家之纪纲……今立国之初，当先正纪纲。”[36]因此，在这时朱元璋的心中很显然是要建立一个国家，它无疑地比他此时刚建立的行省那样大小的吴王国有更远大的要求和抱负。除此以外，历史学家早已指出，他自己王国的正式成立是一个重要的步骤，以建立一种他与他的老战友及还在继续投奔他的文武领袖们之间的新型的、失去了个人色彩的正常关系。他们现在都已各有明确的岗位，各人有规定的职责、义务和特权。他们不再是他的私人友好了。在完成一个更有组织而又迅速扩充起来的政府结构方面，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步骤。

朱元璋的吴王国最后包括下列一些地区的行省一级政府（按元代的用语即“行中书省”）：江浙，1366年重新组建，取代了他从前的江南行中书省，并并入了1358年在婺州设立的股肱郡；江西，大致相当于今天的江西省，1362年设；湖广，大致相当于今天的湖北和湖南两省，1364年设，并入了长江中游陈友谅的汉国，以及以庐州（今安徽合肥）为行政中心的江淮临时建置，旨在支援1364年和1365年江淮之间的战斗，其结果是1366年5月收复了红巾军的旧首都安丰。这样就使得朱元璋能够衣锦还乡，与剩下的远亲和故旧邻居欢饮，并祭扫他家的祖墓。此后不久，又发动了铲除下游张士诚之国的最后战役，随着将来如何治理全国的问题日益摆在面前，江淮的行省政府便被放弃了。

1358年，当朱元璋跟随前进的部队到达浙江北部时，朱元璋发现了著名的儒生朱升</a>，并通过正式手续征询他的意见。这位老学者因看到朱元璋胸有大志，便给了他三句精辟的劝告：“[在南京周围]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37]朱元璋看来是遵循了这些劝告的。他有条不紊地花了整整十年巩固他的根据地，积累了确保最后胜利的资本，而且在改元称新王朝方面不慌不忙。大约在1366—1367年之际阴历年的年终（实际上是1367年1月），如上所述，朱元璋的一位信得过的军事助手被派护送韩林儿到南京，在渡江时遇险，舟覆而小明王溺死身亡。历史学家们多数假定这个事件是预谋的，它的后果对朱元璋来说实乃天赐良机。

由于久已奄奄一息的宋王朝不复碍手碍脚，又由于各为其主的忠诚问题已经解决，朱元璋现在可以宣布他自己的、新年始于1月31日的吴的历法了。但是奇怪的是，他仍没有宣布建立新皇朝，而一直等到围困了张士诚的最后堡垒苏州并于1367年10月1日把它攻破，然后宣布北伐抗元时才这样做。在1366年之前他没有着手按照一个皇都的面貌改建南京城，而且只是在1367年才宣布进行科举考试以起用官员和建立翰林院以使他内廷中的学者—顾问们的作用正规化。在首都，他在新皇城大门前的适当处所建设了太庙。为了表现帝王姿态，他还实行了以天象吉凶为依据的大赦，还建造了国家的圜丘和方丘。由一个学者专家委员会所编订的 * * *

[1]元王朝的历史构成本书 [8]小郎洛瓦：《蒙古统治下金华的政治思想》[305]，载《蒙古统治下的中国》（普林斯顿，1981年），特别是 [10]关于扩廓帖木儿的生平的有关资料，详见达迪斯的《征服者和儒生》[134]， [11]陶宗仪：《辍耕录·花山贼》[501]（叙，1366年；北京，1955年重印）， [18]特别是钱谦益和潘柽章的著作，见本书 [19]可是，朱元璋直到1367年才改他的正朔为“吴元年”；参看王崇武《明本纪校注》[542]（上海，1948年，重印本，香港，1967年）， [21]这方面有代表性的著作，见邱树森《元末红巾军领袖彭莹玉牺牲的时间和地点问题》[92]，载《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1（1977年7月）， [26]孙正容：《朱元璋系年要录》[484]， [28]王崇武：《明本纪校注》[542]，特别应看王氏在 [32]引自孙正容《朱元璋系年要录》[484]， [35]详见本卷 [36]关于达迪斯对这些问题和朱元璋其他治国论的讨论，见他的《儒学和专制主义》[133]，特别是第196页以下。

[37]《明史》[41]，第39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