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文献介绍[1]_剑桥中华民国史

在不断增加的大量中国近代史</a>出版物（特别是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出版物）中，研究工具书和文献资料似乎增加得比利用这些工具书和资料写成的历史研究专著还要快。除《剑桥中国史》 上个十年的许多出版物分属于下述四类之一：可与文化人类学或人口理论结合的连锁区域分析和空间研究；上层阶级研究；农村社会和农民造反研究；以及关于城市无产者的论著。在这个正在迅速发展的领域，上面提到的论文可望不久以书籍的形式出版。

区域分析以不同的方式由吉尔伯特·罗兹曼著《中国清代的城市网和德川时代的日本》、史坚雅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与伊懋可和史坚雅编《两种社会之间的中国城市》中的史坚雅及其他人的论文表现出来。源出于史坚雅的市场体系理论的分析法也由台北史</a>学者在错综复杂的研究中使用，例如，李国祁和朱鸿著《清代金华府的市镇结构及其演变》。史坚雅著《中华帝国晚期的流动战略》把区域分析和家族研究结合起来。城市化问题在苏珊·曼著《中国的城市化与历史变迁》中有进一步的探讨。地方研究著作不断增加，今举三例：寇尔：《绍兴：清代社会史研究》；威廉·罗：《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和社会，1876—1889年》；以及兰德尔·斯特罗斯：《困难的工作：中国江苏西部农业的政治经济，1911—1937年》。刘耀著《太平天国失败后江南农村经济变化的再探讨》，从马克思主义观点看商业化的作用。

社会史学者也已转向文化人类学以求深入研究。詹姆斯·沃森著《中国亲属关系再探讨；历史研究的人类学观点》是有关亲属关系，特别是宗族的人类学文献的一个内容广泛的指南。基本人类学分析法由莫里斯·弗里曼编《中国社会的家庭与亲属关系》和阿瑟·沃尔夫编《中国社会的宗教和仪式》上的论文表现出来。根据社会经济环境运用文化人类学原理的新努力，可以斯特万·哈勒尔著《犁头农村：台湾文化与环境》作为范例。鲁比·S.沃森著《华南的阶级差别与姻亲关系》把亲戚关系与阶级结构结合起来研究。帕特里夏·埃布雷和詹姆斯·沃森著《中华帝国晚期的亲属组织》首先采用历史人类学的有组织分析法。

人口研究的新阶段以何炳棣著《中国人口研究，1368—1953年》作为起点，但是该专著使用欧洲人口史研究中发展起来的方法论。詹姆斯·李著《中国西南部的粮食供应与人口增长》及詹姆斯·李和罗伯特·恩格著《18世纪满洲的人口及家史：岛夷人，1774—1798年》说明这种趋向。王树槐著《清末民初江苏省的人口发展》是一篇详细研究该省人口发展的论文。傅筑夫著《人口因素对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形成和发展所产生的重大影响》及周源和著《清代人口研究》，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人口研究上的成果。皮埃尔-艾蒂安·维尔著《18世纪的中国官吏与饥荒》；　《亚洲研究杂志》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史学者所进行的社会阶级之历史研究，按照密切结合历史发展诸阶段社会经济史的马克思主义模式进行。清代社会史大多联系到上面提到的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经君健著《论清代社会的等级结构》是一篇极好的理论综述。在美国史学者所作对上等阶级的详细研究中，弗兰克·洛耶夫斯基著《苏州租栈：晚清的佃租管理》对村松祜次的仍然具有权威的地主租栈研究专著提出一些新观点，村松祜次的专著已以英文摘要为《晚清民初江南地主所有制引证研究》。詹姆斯·波拉切克著《士绅霸权：同治中兴时期的苏州》考察江南上层士绅社会。张仲礼的著名著作《中国绅士》和《中国绅士的收入》与何炳棣著《中华帝国晋升的阶梯》，仍然是研究士绅的主要起点。一篇令人发生兴趣的更近发表的论文是王思治著《宗族制度浅论》。为深入了解学者阶级中个人关系的错综复杂，见詹姆斯·波拉切克著的等待出版的书稿《内部的鸦片战争》和邝兆江著《百日维新的拼花图案：人物、政治及思想》。

尚有更多研究已指向农村社会和农民造反，对这方面研究来说，萧公权著《农业中国：19世纪的帝国控制》仍然是重要的基础。日本学者研究土地关系的大量论著在琳达·格罗夫和周锡瑞《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日本学者关于中国农村社会变化的学术成果》中得到介绍。黄宗智著《华北农民经济与社会变迁》是一部研究华北农村社会的大作。魏菲德著《造反与革命：中国历史中的民众运动研究》和刘广京著《世界观与农民造反：对毛泽东以后的编史学的看法》，是两部关于农民造反论著的内容广泛的指南。后者集中介绍1978年以后中国学者的历史论著，而詹姆斯·P.哈里森著《共产党与中国农民造反：重写中国历史的研究》仍然是介绍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编史学的一部标准著作。载于《现代中国》季刊 近代日本在中国的扩张和侵略由马里乌斯·詹森著《日本与中国：从战争到和平，1894—1972年》提供最好的介绍。关于日本在民国初期卷入中国内政，见同作者所著《日本人与孙逸仙》。更多的情况，主要根据中国史料，可从入江昭编《中国人与日本人：关于政治和文化相互影响的文集》所收欧内斯特·P.扬和马德琳·池的论文得到。在用日文撰写的研究论著中，最有用的是栗原健《对满蒙政策史的一个方面——日俄战后起至大正期止》；臼井胜美：《日本与中国——大正时代》；角田顺《满洲问题与国防方针——明治后期国防环境的变化》；以及崛川武夫：《远东国际政治史概论：二十一条要求研究》。

民国初期也已是研究西方外交的史学者的一个研究课题。例如，可见到彼得·洛：《英国与日本，1911—1915年》；和詹姆斯·里德：《传道精神与美国东亚政策，1911—1915年》。后一部著作把美国政策放在差会对外交政策的影响增大的格局中研究。差会在美国国内和在中国的影响是一种吸引人注意的历史现象，一些写得极好的专题著作已探讨这个问题，其中有瓦伦丁·拉伯：《美国在华差会的国内基地，1880—1920年》和简·亨特：《上流阶层的信仰：美国女传教士在世纪转换时的中国》。

从二十一条到凡尔赛和会的喧嚷时期已由许多作者论述，但是，几乎全部在于中国政治和知识分子运动方面。论述中国对外关系的最佳著作仍是马德琳·池著《中国外交，1914—1918年》。关于激起“五四”运动的山东问题，见拉塞尔·法菲尔德：《威尔逊与远东》；诺埃尔·H.普加奇：《芮恩施》；以及伊恩·尼什：《同盟在衰亡：1908—1923年的英日关系研究》。

20世纪20年代是中国对外事务研究得最好的时期之一。人们可以从多萝西·博格著《美国政策和中国革命，1925—1928年》着手，该著作的开拓性贡献已为其他一些著作扩充，这些著作有：保罗·瓦格：《传教士、中国人及外交官》；沃伦·I.科恩：《中国派：顾临、拉门德、索克思与美国—东亚关系》；以及罗伯特·奥尔伯特·戴耶：《在华的银行家和外交官，1917—1925年》。华盛顿会议以后亚洲国际关系仍是一个生动的讨论课题。研究华盛顿会议的最佳著作是罗杰·丁曼著《太平洋的军事力量》。至于主要概念的介绍，见入江昭：《帝国主义之后：探求远东新秩序，1921—1931年》。20世纪20年代日本对华政策在一些专论中得到很好的研究，这些专论有马场伸也著《进退维谷的日本外交》，威廉·莫顿著《田中义一与日本对华政策》，细谷千博和斋藤真著《华盛顿会议体制与日美关系》中的几篇论文；以及入江昭和有贺贞编著《两次大战之间时期的日本外交》所收麻田贞雄、宇野重昭和大烟笃四郎的论文。

世界经济危机时期“华盛顿会议体制”的崩溃，在克里斯托弗·索恩著《外交政策的限度：西方、国际联盟和1931—1933年远东危机》中得到很好的研究。远东危机本身也有学者研究，专著有绪方贞子著《在满洲的挑战》；臼井胜美著《满洲事变》；詹姆斯·B.克劳利著《日本探求自主》，以及岛田俊彦著《满洲事变》。至于对美国帮助中国的努力提供受挫的背景的动乱所作的极好论述，也见小詹姆斯·C.汤姆森著《中国面向西方之时：美国改革者在国民党中国，1928—1937年》。

1931—1945年日本侵略中国的历史，也由家永三郎著《太平洋战争》予以生动的论述。在这部著作中，这位著名的日本历史学家以自我批判、悔恨的心情撰写种种事件。许多与这位学者同时代的人，以及年轻的作者，合作出版了角田顺编《通向太平洋战争之路》。后一部著作是1962—1963年出版的若干日本大史学家的七卷论文集，仍然保持档案史料的发掘和勇于形成的概念所产生的新鲜感。这部论文集已有若干卷译成英文，最近出版的有詹姆斯·W.莫利编《中国的困境：日本在亚洲大陆的扩张，1933—1941年》和《日本通向太平洋战争之路：日本突然爆发。伦敦海军裁军会议和满洲事变，1928—1932年》。用英文撰写的研究20世纪30年代日本扩张主义思想的最佳专著，有马克·皮蒂著《石原莞尔》和迈尔斯·弗莱彻著《对新秩序的追求：战前日本的知识分子与法西斯主义》。

史学界有研究西方列强对中日冲突的反应的权威著作。关于美国的反应见多萝西·博格著《美国与1933—1938年的远东危机》；关于德国的反应，见约翰·P.福克斯著《德国与远东危机，1931—1938年》；关于英国的反应，见安妮·特罗特著《英国与东亚，1933—1937年》，斯蒂芬·莱昂·恩迪科特著《外交与企业：英国对华政策，1933—1937年》和威廉·罗杰·路易斯著《英国的远东战略，1919—1939年》。珍珠港事变前夕亚洲的英美外交已是一代学者热烈讨论的课题。主要问题是中国在造成日美之间的危机和最后终于爆发战争中所起的作用。最近出版的专著，如彼得·洛著《英国与太平洋战争的原因》和戴维·雷诺兹著《英美同盟的建立》，提供了详细的分析。在这方面也值得提到的专著，有多萝西·博格和冈本俊平编的两卷多国合作的论文集《作为历史的珍珠港事变》所收的多篇论文，和伊恩·尼什编《英日疏远，1919—1952年》。

可惜，论及20世纪30年代中国对外政策的专著不多。这种状况部分地反映文献资料的缺乏，而且也反映学者的主要兴趣在于研究中国国内政治，特别是国共关系。几乎全部通过日本及西方史料来研究中国对外事务的反常状态，有朝一日将会得到矫正。同时，学者应利用这方面的已出版的为数不多的专著，如吴天威著《西安事变》，以及入江昭编《中国人与日本人》所收苏珊·汉·马什、易劳逸和入江昭的论文。关于近年研究中国对日本侵略的反应的日本学者论文编目，见日本国际政治学会编《战后日本之国际政治学》。

战时中国外交事务已再度倾向于由学者通过大国对外政策来加以研究。最近出版的书中有克里斯托弗·索恩著《徒有其名的同盟：美国、英国与对日本的战争，1941—1945年》，迈克尔·沙勒著《美国十字军在中国，1938—1945年》和入江昭著《实力与文化：日美战争，1941—1945年》。

由于美国在中国政治和经济中的日益增长的重要性，又由于中国问题在战后美国政治中引起的争论，战时和战后的美中关系成为一个特殊范畴。邹谠著《美国在中国的失败，1941—1950年》是这个课题的开拓性研究专著，现在已由其他学者利用邹谠当时不能获得的档案文献加以增补，虽然并未完全取代。例如，见拉塞尔·D.布海特著《赫尔利与美国对外政策》，肯尼思·彻恩著《在中国的困境：美国政策辩论，1945年》，保罗·A.瓦格著《门户的关闭：中美关系，1936—1946年》，威尔马·费尔班克著《美国在中国的文化实验》，和加里·梅著《代人受过的中国通：范宣德的外交考验》。美国战后对华战略已由学者充分研究，有多萝西·博格和沃尔多·海因里希斯编《不确定的年代：1947—1950年的中美关系》所收的论文，罗伯特·布卢姆著《限制：美国东亚遏制政策的由来》，南希·伯恩科普夫·塔克著《屈辱的模式：中美关系和承认问题的争论，1949—1950年》，和小威廉·惠特尼·施蒂克著《通往对抗的道路：美国对中国和朝鲜的政策，1947—1950年》，所有这些研究专著都需要在战后亚洲国际事务的更大格局中叙述。这方面有用的专著有永井阳之助和入江昭编《亚洲冷战的由来》，唐纳德·F.拉奇和埃德蒙·S.韦尔莱著《 直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为止，史学界很少研究南京十年的历史。然而，从那时以后，南京十年已成为历史探究的最热门和最引起兴趣的时期之一，部分原因是对这个时期的解释争论激烈。1970年，薛光前编《紧张的十年：中国建国的努力，1927—1932年》出版，该书是一部专题论集，所收论文大部分是具有亲国民党的同情情绪的学者撰写的。那些论文研究南京十年的政治经济和教育诸方面，总的意思是国民党建立了国力的稳固基础。薛光前及那些论文著者认为，如果中日战争不在1937年爆发，中国就会成为现代繁荣的国家。于尔根·多梅斯在他1969年出版的巨著《推迟的革命：中国国民党的政治，1923—1937年》中，也有和薛光前的解释一样的乐观情绪。然而，多梅斯也坦率地提到国民党在取得政权后迅速地失去革命势头，不能博得民众拥护，而且缺乏实行土地改革的能力。撇开这似乎自相矛盾的解释，多梅斯的专著是现有的一部研究南京十年时期国民党制度和政策的最博学的著作。

薛光前和多梅斯对国民党的有利评估，不久以后受到两部强调国民党制度及纲领的缺点的专著挑战。 由于研究早期中国共产党的基本专著已在本书上卷《书目介绍》 毛泽东的著作及传记在本提要最后一节加以介绍。关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传记资料浩如烟海，但分散在中文资料中，而英文传记著作尚失于肤浅。史沫特莱著《伟大的道路》叙述朱德的生平，韦尔斯在所著《红色尘土》中概略地讲述了其他若干中国共产党领袖。

近年，西方学者已在注意研究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社会经济根源。让·谢诺著《中国劳工运动，1919—1927年》是一部不朽的开拓性专著，接着有彼得·施兰著《游击经济》和安格斯·麦克唐纳著《农村革命的城市根源》。最近出版的专著是黄宗智等人的《中国共产党与农村社会，1927—1934年》和詹姆斯·M.波拉切克的《江西苏区的道德经济，1928—1934年》，两书表现出中国社会动荡不安问题研究中的一种新趋向。1933年、1934年和1935年《国闻周报》刊载了分别由成昌盛、漆琪生和循实撰写的三组文章，全涉及共产党运动的社会经济方面。

王凡西著《双山回忆录》概括地阐明一个中国共产党员（托派分子）的政治社会化和党的生活。这部回忆录与盛岳著《莫斯科中山大学与中国革命：个人经历》成为姊妹篇。

1977年以后，中国历史学者对党史的修正着重史实的核实，以及政治事件和人物，把主要的力量投入编纂和叙述。像唐宝林著《试论陈独秀</a>与托派的关系》（《历史研究》1981年 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许多著作论述中国日益恶化的土地状况。马若孟著《中国的农民经济：河北和山东的农业发展，1890—1949年》 民国时期可靠的农作物收获统计资料的两大来源，是卜凯著《中国土地的利用》和张心一在1929—1931年所作的农作物收获统计调查。前者是根据22个省168个县16786块农田的样本，后者是在政府刊物《统计月报》若干期上的报道，请格外注意该刊1932年1—2月号的汇总报告。

最佳的土地租佃调查由1934年8月2日设立的南京政府土地委员会实施。该委员会使用来自各政府部门和大学的人员3000名在22个省进行调查研究工作。这次调查在每个省抽选至少20%的县，然后从每个县抽选20%的农户作为对象，按农户土地、收入、支出等项进行调查。这次调查的完整详细数据，除普遍调查结果的汇总表外，因中日战争爆发而未发表出来。1937年在南京发表的初步报告是《全国调查报告》。

南满洲铁道会社调查部在中国各城市设有分部，分部职员展开数百次乡村调查和旅行调查，收集有关中国农村经济、社会及政治状况的情报。这类报告有许多可见于约翰·扬著《南满洲铁道会社的调查活动，1907—1945年》。南满洲铁道会社从1919年直至1944年末印行《满铁调查月报》，该月报载有那数十年数量相当多的原始的和有特色的村庄及乡村地方状况调查，是关于民国时代农业社会的最好史料来源之一。《调查月报》是另一种日文期刊，1939年创刊，继续出版到1944年末。

关于学者尚知道甚少的抗战时期（1937—1945年），可参考成都金陵大学农业经济学系收集的并在期刊《经济事实》（1936年9月至1946年1月， 中国农村社会的契约方面，已由陈张富美和马若孟在《清史问题》 通过对全国土地委员会1937年调查报告进行的有创造性的分析，小查尔斯·罗伯特·罗尔估计出16个省170万农户收入的分配（《中国农村收入的分配：20世纪30年代和50年代的比较》）。罗尔也估计出1952年收入分配，并且发现由于实行共产党土地分配纲领的结果，收入结构中的不均衡比1937年低1/3左右。属罗尔所认为的造成30年代非常不均衡的收入分配的因素之列的，是不均衡的土地所有与耕作和其他获取收入副业间劳力配置的弹性。然而，在农户可把更多劳力配置到非耕作活动的地区，收入分配比较均衡。

按区域研究1949年以前的农业，是日本研究中国农业的主要学者在最近的大作中采用的方式：天野元之助著《中国农业之区域发展》。关于满洲农村，参考中兼胜义著《旧满洲农村社会经济结构之分析》。根据1944年进行的调查，今崛诚二著《中国封建社会的结构：其历史与革命前夕的现实》非常详细地描述了华北农村。

一批新获得的关于中国土地状况的原始资料是原南京中央政治学校的200卷论文（包括实地调查笔记），这些论文是在20世纪30年代由就各种各样农村行政和乡村问题进行实地调查的硕士学位生撰写的。这些论文由萧铮主编，1977年由成文书局以《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丛书形式在台湾出版。也可查阅台北土地管理研究所根据剪报编成的有价值的索引：《民国二○三○年代中国经济农业土地水利问题资料》。

虽然邓嗣禹著《抗议和犯罪在中国：秘密结社、民众起义、农民造反的书目》包括中国历史所有时期，但是，所有近4000条书目中，有相当大的比例涉及20世纪上半期的事件。南京中国1000多得多，但档1/2/999几乎不含关于风潮或其他集体暴力行动的资料。然而，该档提供很多关于争端、控诉或请求的资料（如佃农请求官员阻止地主提高佃租，或控诉军队把出租给他们的土地收回）。美国档案馆提供不太详细的报告，但颇多提到特别是在美国领事馆驻地附近的农民骚乱。特别有用的资料是领事馆每月报告（国务院档：893.00PR），以及档893.43（秘密会社），893.48（灾难、饥荒状况），893.108（犯罪，匪患）。珍贵的资料也零星分散在档893.00（政治事务）和893.00B（布尔什维主义）的大量资料中。

另外，不容易得到的中国报刊报道的摘要可见于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 研究海陆丰苏维埃的开拓性专著是卫藤沈吉著《海陆丰：中国的 20世纪地方政府研究的档案基础尚未建立起来。清代行政的背景有朝一日将通过顺天府（直隶）档案加以研究。顺天府档案逾12000卷，涉及职官制度、民政、立宪维新、司法制度、金融货币及其他10个主题，时期从18世纪20年代到1911年。这批由北京中国 地方士绅政治化研究应从张朋园著《立宪派与辛亥革命》和肖邦齐著《中国名流与政治变革：20世纪初期的浙江省》着手。关于地方自治运动，孔斐力著《民国统治下的地方自治：控制、自治与动员问题》整体地对它进行研究，该文收入魏菲德和卡罗林·格兰特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冲突与控制》。近代时期地方名流如何与政府相互影响，在芝加哥大学出版的《远东研究中心论文选》 学术界包含个人和机构，其历史记</a>载在各种各样涉及思潮、政治倾向和社会文化环境其他方面的综合文献中。我们在这里只能为本章专就高等教育列出基本资料。

北京、南京和台北以及东京、伦敦、巴黎和华盛顿的政府档案，在这个领域比较而言仍然未被发掘。设在纽约州塔里敦的洛克菲勒基金会档案馆提供美国援助，特别是在医学及其他科学方面的资料。

已出版的文献很多。舒新城早年编集的《近代中国教育史料》四卷收罗从1898年到1928年国民教育创始期间的史料。舒新城去世后出版的舒新城编三卷《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是一部与前者十分不同的作品，收罗1852—1922年的史料。1976年出版的多贺秋五郎编《近代中国教育史资料》四卷转载清末至1948年史料数千页，使该书成为一部包罗最广的资料集。丁致聘著《中国近七十年来教育记事》提供直到1933年的每周记事。王云五著《商务印书馆与新教育年谱》提供1897—1972年（1949年以后关于台湾）的资料和文献。林子勋著《中国留学教育史》也编入大量资料。

在杂志类中，有商务印书馆1909年在上海创刊的《教育杂志》和中华书局1912年创刊的《中华教育界》。江苏省教育共进社主办，最初由蒋梦麟</a>编的《新教育》，1919年创刊。

关于直到1930年的教育的最早一部简明概括的综合评述，是王凤喈著《中国教育史大纲》。关于1930年以后的教育的研究，有一批在各方面赞助下出版的调查研究：其中有蔡元培</a>等著《晚清三十五年来之中国教育（1897—1931）》。《抗战前十年之中国》有若干关于高等教育机构发展的章节；潘公展编《五十年来的中国》有一流教育界人物撰写的章节。庄泽宣编《抗战十年来中国学校教育总检讨》是《中华教育界》杂志新1卷 关于蔡元培对近代中国教育界生活的特殊贡献，见陶英惠著《蔡元培年谱》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在华教会大学的历史及其与中国环境的相互影响，在杰西·G.卢兹著《中国和基督教院校，1850—1950年》有论述，也见于安东尼·C.李：《中华民国私人管理的高等教育史》。各教会大学校史，已由亚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联合理事会刊行，虽然在质量上参差不齐，但这类出版物有两种用途，一是提供主要根据差会档案和私人文件撰写而成的19世纪以来在华教会教育事业概要，二是展示教会大学教育家和他们的年谱编写者之中普遍存在的态度分歧。这类出版物有：查尔斯·霍奇·科贝特著《齐鲁大学》（1955年），克拉伦斯·戴著《之江大学》（1955年），艾德敷著《燕京大学》（1959年），玛丽·兰伯顿著《上海圣约翰大学，1879—1951年》（1955年），德本康夫人和鲁思·M.切斯特著《金陵女子文理学院》（1955年），L.埃塞尔·华莱士著《华南女子文理学院》（1956年）和刘易斯·C.沃姆斯利著《华西协合大学》（1974年）。也参见鲁本·霍尔登著《1901—1951年中国大陆的雅礼和湘雅》。关于最近出版的西方——特别是美国——对中国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的影响的分析专著，有彼得·巴克著《美国科学与近代中国，1876—1936年》和菲利普·韦斯特著《燕京大学与中西关系，1916—1952年》。

日本对中国文化教育的影响的全领域，已由日本大学者实藤惠秀全面开拓，他的1939—1945年早期著作（见费正清等著《日本的近代中国研究》条目6.8.1—6.8.5）在他1960年出版的《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中达到其巅峰。这方面的中文著作，有黄福</a>庆著《清末留日学生》。实藤惠秀在东京的藏书仍然是这个研究领域的主要资料来源，在任何其他国家无类似的富源。汪一驹著《中国知识分子和西方，1872—1949年》是一部导引研究的专著，而中国留学生的回忆录仍然是一个未被发掘的富源。萨利·博思威克著《中国的教育与社会变迁》在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一般状况已在本书上卷《文学的趋势Ⅰ：对现代性的追求》的书目介绍中加以讨论，本书目提要提供那一章和本章撰写时未获得的更多资料信息。

自1976年“四人帮”垮台以来，学术活动的复苏导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成果的丰收。（按照中国史学界年代分期，“现代”指1917—1949年，“当代”指1949年至现在。）在迅速增加的刊物中，至少有六种是现代文学史料和研究刊物，最值得注意的有：《新文学史料》，重点登载了茅盾</a>的回忆录及其他重要史料；《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和《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此外还有若干专门的鲁迅</a>研究刊物（1981年为鲁迅诞生一百周年）。大部头《中国文学家词典》正由北京语言学院刊行：现代篇 一个新的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服务的全国档案中心正在建立中；未来的档案中心将设在北京附近16世纪建成的一个古庙内。据《中国文学》（1983年2月）提供的信息，馆藏“将包罗1919年“五四”运动以来现代作家、理论家、翻译家和文学活动家的手稿、照片、肖像、参考影片、录音带和录像带，以及他们各种版本的作品、刊物和其他重要资料”（ 然而，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的解释质量不一定配得上极大的数量，虽然1976年以后的著作表现毛泽东思想意识少些，但是没有放弃过去30年连续不断的思想运动形成的基本马列主义框架。近来出版的大多数专著仍然往往会着重研究30年代文学论争和党领导在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和在延安文学界的重要作用。因此，左翼作家文学思潮和作品比非左翼作家或有美感的作品，特别是在战时重庆和沦陷区上海的作品，受到更广泛的研究。在现代时期的作家中，鲁迅仍然是占据政治上奉为神圣的地位的杰出伟人，虽然少数研究专著（如刘再复和林非著的一部令人爱读的传记《鲁迅传》）试图从人的角度更客观地描绘鲁迅。

近来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专著大多突出六大作家，排列次序是：（1）鲁迅，（2）郭沫若</a>，（3）茅盾，（4）巴金，（5）老舍</a>，（6）曹禺。在夏志清著《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受到高度评价的作家——张天翼</a>、吴组湘、沈从文</a>、钱锺书和张爱玲——似乎在中国文学史</a>中默默无闻。30年代初一度发展起来的诗的现代派潮流，在先前的中国学者的研究中几乎没有受到什么注意，如今才开始在中国吸引学者兴趣，部分地是近来集中在“朦胧诗”的年轻实践者的争论的结果。

可是，如徐志摩</a>和郁达夫</a>那些非左翼作家的诗和作品仍然是“五四”文学更大的遗产的一部分，这部分文学遗产在台湾准许阅读，而其他大多数作家，包括鲁迅，被目为“共产党”，作品受到查禁。一部颇为大胆的学术丛书，周锦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为数约30卷，是机智地避过官方禁令的初次尝试，虽然各卷的学术质量参差不齐。

因此，在推进作为社会文化史格局中的文学，而不是主要作为政治意识和政策反映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人数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正在迎接这种挑战，他们近年已能同他们正在研究的作家有私人直接接触。从这类接触中得到好处的近年（出版或准备出版）的研究专著中，最值得注意的有：梅仪慈著《丁玲</a>的小说——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思想意识和叙事》；葛浩文著《萧红</a>评传》（据作者英文专著《萧红》扩充和修订）；杰弗里·金克利即将出版的一部关于沈从文的著作（作者在哈佛大学的学位论文《沈从文对中华民国的幻想》的修订稿）和胡志德著《钱锺书》。这些学者不是访问过研究对象本人，就是在研究对象生活所在地点进行研究，或两者兼而有之。继这些学者之后，一些美国大学研究生，已就吴组湘、老舍、萧军、艾芜和丁玲这样一些人物和就自传文学和象征派诗这类一般论题，在中国进行研究或访问。

然而，在西方学者中，集中的一般领域仍然是30年代文学。这是可以理解的，这是由于尽管社会政治环境令人窒息，这个时期的作家却多产，并且艺术上成熟。反之，左翼作家联盟的文学论战和活动已不为西方学者广泛研究，保罗·皮茨科维奇著《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瞿秋白的影响》和安东尼·凯恩最近发表的博士学位论文《左翼作家联盟与中国的文学政策》是显著例外。40年代时期，当时中国现代文学卷入战争和革命中，在西方学术研究中不甚受到注意。茅盾和巴金的战时作品有待进一步研究和翻译。茅盾的小说，如《蚀》和《腐蚀》，尚未翻译成英文；巴金最佳小说《寒夜》最近才由内森·毛翻译成英文。重庆战时戏剧尚是一个有待研究的极重要课题。沦陷区上海文学界在爱德华·冈恩的主要著作《不受欢迎的缪斯：上海和北京的中国文学，1937—1945年》中，在学术上初次得到论述。延安文艺界成为戴维·霍尔姆的研究课题，此人曾就延安秧歌运动和鲁迅遗产写过论文。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有邦尼·麦克杜格尔根据较早的1943年文本的审慎的新译本。本章概括地探讨的战后电影业，已由保罗·皮茨科维奇、保罗·克拉克和其他人作为社会史的一种资料加以研究，电影艺术价值和文学价值仍然有待评估。（杰伊·莱达著《电影》是一部有关中国现代电影的著作，有严</a>重缺点。）总之，这整个时期为继续进行学术研究提供了一个内容丰富的领域。

一个新领域的发展也可由研讨会和会议之类集体学术活动判断。自1974年在哈佛大学举行开拓领域的研讨会和会议——成果为《五四时代的中国现代文学》（默尔·戈德曼编）——以来，已举行过六次国际会议，其中三次直接和本章涉及的时期有关。这些会议的 尽管紧张并明显重要，抗日战争时期仍然是中国近代史的一个未开发的部分。抗战时期国民党的最佳的全面写照，大概仍然是当时在中国采访的两个美国记者写的著作：白修德和贾安娜著《中国雷鸣》。这部著作批评国民党，但作出的总评价正在得到最近更多学术研究著作证实。关于这一时期的包罗最丰富的著作是，现代中国著作最丰富的史学家吴相湘撰写的《 抗日时期国民党中国国内政治史甚少受到学者注意。政治制度有三部在40年代出版的著作研究：林百克著《蒋介石的中国：政治研究》，钱端升著《中国的政府与政治》和劳伦斯·K.罗辛格著《中国的危机》，后者是一部面宽而不太详细的著作。

抗日战争的经济方面，特别是通货膨胀，在三部研究专著中得到熟练的处理。张嘉璈著《恶性通货膨胀，1937—1945年中国的经验》，周舜莘著《中国的通货膨胀，1937—1949年》，和杨格《中国战时财政与通货膨胀，1937—1945年》。杨格曾任国民党政府财政顾问，也写过一部有关美国与战时国民党中国的经济牵连的极佳历史著作，《中国与援助者，1937—1945年》，广泛地提供很多关于中国经济的资料。程玉桂著《中国的对外贸易与工业发展：1948年的历史综合分析》，是一部研究现代经济部门的简明而资料充实的著作。

日本在控制区域的经济政策及其激起的反应，是浅田乔二著《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之中国——中国被占地区经济之研究》的研究课题。我们对抗战时期的了解仍有很大空白。例如，文化和社会方面，几乎没有被触及，而大有希望用来阐明南京十年的地方史的详细研究，40年代尚未在国民党区域开始。

本章书目提要不拟重复在本书 涉及1921—1949年整个时期的大规模文献汇集尚告阙如。康拉德·布兰特、史华慈和费正清著《中国共产主义文献史》是一部最早的探索性著作（1952年），但仍然是一部有用的入门著作。对于赵国俊著《中国共产党的农村政策，1921—1959年》，这种评价也大致同样正确。到60年代，薛君度编《中国共产主义运动》（ 前两章分别关于国民党政府和共产党运动的书目提要已记述到现在为止可利用于 在这个专门主题下，我们拟避免重复本书书目提要4和12提到过的著作。关于这个变化不定的主题，特别是毛泽东著作的全文，可以获得的文献资料，70年代初以来，数量上至少增加了两倍。新历史资料的大量出现，使我们关于毛泽东思想有了更深入的看法。虽然他在1949年以后的政策最受人怀疑，但是，若干更早期的问题也已出现。例如，毛泽东改信马克思主义的年月，他在1930年对李立三路线和在1933年对福建反叛者的态度，在中国学者中，特别是在《党史研究》之类内部刊物中，是极其热烈的讨论的对象。然而，关于毛泽东直到1949年的思想发展的研究，主要变化在于新资料的获得。

在70年代初以前，可利用的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毛泽东思想的资料，主要包括（中文、英文及其他各种文字的）《毛泽东选集》四卷，加上可在中国以外的图书馆找到的从20年代到40年代发表在书籍和期刊上的毛泽东著作。虽然属于 * * *

[1]我们感激密执安大学蒲地典子教授在参考文献中日文图书的书目方面的协助，感激普林斯顿大学吉尔伯特·罗兹曼教授在苏联研究著作方面的意见。

[2]全部出齐共20卷。——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