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1949年以前的毛泽东思想_剑桥中华民国史

毛泽东思想，正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即已显示的那样，既是1949年以前他的经验之综合，也是以后他的许多政策之母。对毛泽东的思想在他前30年的积极政治生涯中的发展，本章力图提供佐证，并且加以解释；同时也试图让读者更好地了解在取得政权以后所出现的一切。在强调早期毛泽东头脑中最为关心的东西的同时，本章也要研究他的某些观念，它们的含意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才得以充分理解。

由以前各章应已十分清楚，从1912年（当时毛泽东18岁半，在革命军</a>中当兵半年以后又继续求学）到1949年（当时他成为统一的中国又有称号又有实权的统治者）这一时期，是中国政治、社会、文化诸方面影响深远的不断大变革时期。在毛泽东一生的前50年中，他事实上经历了这个国家历史上好几个性质截然不同的时代；形成他对中国诸多问题的观念以及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的想法的经验，因此不仅每隔十年，而且在许多情况下，每年都有重大变化。使毛泽东思想与活动十分复杂的记载在一定程度上条理化和清晰明确的这一努力，采取部分地编年，部分地按题论述的方法。首先考察毛泽东从成年初期到1927年的政治思想发展，他1927年 虽然毛泽东的这 国力苶弱。武风不振。民族之体育，日趋轻细。此甚可忧之现象也。……长是不改，弱且加甚。……体不坚实，则见兵而畏之，何有于命中？何有于致远[2]？

这样，毛泽东一笔便说出了贯穿他后来整个生涯的思想和行动的两大主旋律：爱国和尚武。但是，如果他显然在这篇文章中心怀那种可以笼统叫做爱国目标的思想，那么这个时期他的爱国思想是保守的还是革命的呢？显然，检验的标准，是他是否认为富强的目的以任何方式与国家富强的先决条件即社会文化的革命联结在一起。其实，这篇文章向我们展示的是一个关心中国命运，但对改良，更不用说革命几乎完全不感兴趣的毛泽东。

这篇文章所包含的二十余处经典引文或明显提及古典著作特定段落之处中，有12处属于儒家经典；一处属于儒家实在论者荀子</a>，他是法家的先驱；两处属于宋代理学家、儒家经典集注家朱熹</a>；一处属于晚明批判朱熹的思想家颜元</a>。也有三处属于毛泽东喜爱的道家经典《庄子</a>》。毛泽东在这个时期的知识范围显然很广，因为他顺便提到各代一些较小的著作家的不为人知的生平细节。（格外值得注意的是，涉及儒家经典的12处中，竟有11处涉及《四书</a>》的基本核心。）

然而，虽然没有明显地涉及社会变革，甚至也没有任何必要的示意，但是，这篇文章包含许多源自中国和西方的近代非遵奉传统者的思想痕迹。首先，如上引文章劈头几句所表达的，强调武风的价值，然后总结又说“夫体育之主旨，武勇也”。[3]为证明这一见解是正确的，毛泽东举出许多古代英雄豪杰的实例，并引用颜元的话，颜元曾指摘朱熹“重文轻武”，以致造成违反孔子</a>教导的有害传统。[4]大约在他为《新青年》写那篇文章的时候，毛泽东在1919年写的一封信，明显地勾勒出了当时毛泽东思想从中发展出来的双重来源：

古称三达德、智、仁与勇并举，今之教育学者，以为可配德智体之三者，诚以德智所寄，不外于身，智仁体也，非勇无以为用。[5]

这样，毛泽东一开始不仅强调体，即物质实体的极重要意义，而且赞扬古代的勇。当然，毛泽东主要不是从书本导出他思想中的这种倾向。和20世纪初期的其他许多中国人一样，毛泽东发展他的思想是对当时与明末相似的环境做出的反应，那时由于军事积弱，中华民族的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受到了威胁。

如果尚武是毛泽东思想中保持不变的一个特点，那么，这篇1917年发表的文章还有一个基本主题，而且是更明确地显示现代影响的主题，就是自觉和自动的重要性。毛泽东在这篇文章的 和杨昌济一样，毛泽东特别强调意志的作用。他在1917年发表的那篇文章中写道：“足以强意志，体育之大效，盖尤在此矣……意志也者固人生事业之先驱也。”[9]这样相信意志和主观力量的重要作用，是毛泽东人生观中的一个核心的和特有的要素。毛泽东在他1917年3月《给宫崎滔天的信》中，邀请宫崎在 尽管如此，1917年的毛泽东思想的模式绝不是纯粹传统的。毛泽东所要实现的目标，自然是中国的富强和振兴。他在信中写道，天下亦大矣，社会之组织极复杂，民智淤塞。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动其心者，当是有大本大源。今日变法，便从枝节入手，如议会、宪法、总统、内阁、军事、实业、教育，一切皆枝节也。枝节亦不可少，惟此等枝节，必要本源，本源未得，则此等枝节为赘疣。夫本源者，宇宙之真理，天下之生民，各为宇宙之一体。毛泽东接着写道：

今若以大本大源为号召天下之心，其有不动者乎？天下之心皆动，天下之事，有不能为之者乎？天下之事可为，国容有不富强幸福者乎？

毛泽东认为，宜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根本上改变全国之思想。他写道，中国的思想太旧，道德太坏。思想主人之心，道德范人之行，二者必须加以变换。[13]

虽然毛泽东把中国古老僵硬的思想模式看作是阻止进步的障碍，但是，他不主张把全盘西化作为补救之道。针对杨怀中所说的“日本某君”认为东方思想均不“切于实际生活”的说法，毛泽东认为，“吾意即西方思想，亦未必尽是，几多部分，亦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也”。[14]

然而，说过这一点之后，毛泽东开始进行显非墨守传统的论述，认为在观念和道德基</a>础上统一思想的活动中，与君子相比，小人更具有重要性。君子确有高尚之智德，但君子只能在小人所确定的政治制度和经济活动的基础上生存，小人累君子。这样，君子当存慈悲之心，以救小人；但当教育和改造小人，以臻大同之鹄。当时，毛泽东已主张组织采古讲学与今学校二者之长的私塾，而且主张出洋求学。[15]

关于在毛泽东后来的思想中也起很大作用的实践主题，毛泽东在1917年的那篇文章中提到古人言卫生之术者亦不少时说，“盖此事不重言谈，重在实行。”[16]毛泽东之强调理论和实践的结合，往往被人归因于王阳明</a>，但这只是推测；在任何有名的毛泽东著作中，一点也没有提到王阳明。总之，与“五四”时期毛泽东思想的发展更有关系的，是毛泽东在1917—1918年所吸收的西方化思想。

毛泽东在长沙 毛泽东这篇在1919年发表的文章[20]的最令人惊异的，无疑是他把马克思和克鲁泡特金作比较的段落：

联合以后的行动，有一派很激烈的，就用“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办法，同他们（按指贵族资本家）拼命的倒担，这一派的首领，是一个生在德国的叫做马克思。一派较马温和的。不想急于见效，先从平民的了解入手。人人要有互助的道德和自愿的工作。……这派人的意思，更广，更深远。他们要联合地球做一国，联合人类做一家……这派的首领为生于俄国的叫做克鲁泡特金。[21]

李锐在逐字引用这段后评论说，毛泽东这时虽然还分不清楚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本质区别，不过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说，他发表在《湘江评论》上的《民众的大联合》和其他文章已闪烁着阶级分析的光芒，也是后来构成毛泽东思想大厦的最初基石之一。[22]但是，虽然毛泽东无疑在1919年夏很快地知道革命的理论和实践，人们却很难在这个时期他的著作中找到认真的马克思主义分析成分。甚至连阶级斗争、辩证法或唯物史观之类观念也未被提到，而“阶级”一词只被用过一次，而且是在完全非马克思主义的意义上用的（智者和愚者、富者和贫者、强者和弱者的“阶级”）。[23]如果说这篇文章有看得清的哲学倾向，那么，这种倾向既不在于马克思，也不在于克鲁泡特金，而是在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某些中国作者传播并改变了的西方自由主义者的思想。其中有严复</a>、梁启超</a>、湖南的革命思想家和烈士谭嗣同</a>以及毛泽东的老师杨昌济，他们用种种方式发展一种思想，认为社会成员的自发行动，不受旧等级制的束缚，会使社会能量增加至极限。

在“五四”时期，对毛泽东的思想的另一重要影响是胡适</a>的影响。已经指出，毛泽东1919年的几篇文章发表以后，曾受到北京《每周评论》的热情赞扬。一位评论家概括了毛泽东主编的《湘江评论》最初几期的内容，说道：“《湘江评论》的长处在于探讨。 当我们注意到下述情况，就不至于对这一点过于惊奇了。毛泽东为《湘江评论》创刊号写的社论，在列举了自文艺复兴以来人类在各个领域所取得的成就（例如，从贵族的死的古典文学到平民的现代的活的文学；从独裁政治到代议制政治）以后，说道，在思想领域“我们向实验主义前进了”。这里我特别提到这一点，并不想让人以为毛泽东是胡适或杜威的信徒。然而，他在1919年对实用主义的好评的确反映了他几乎直到生命的终结都保持的一种看法，内容是人们不应编造理论不联系具体经验的理论。[25]

毛泽东虽然在1919年的思想与当时年龄大些的更有学问的人的思想一样，是多种影响的拼凑物，他的《民众的大联合》的文章却具有一个显著的特色。它体现了一个企图，想在“五四”时期革命的群众运动的具体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一个总纲领。确实，毛泽东世界观中的社会是非马克思主义的，他把学生运动看得最为重要，相对地说，对农民就不认为有多么重要，更不要说工人了。很独特的是，他也相当注意妇女和学校教师。总的来看，他对他正努力创建的革命联盟的想象，倒很像60年代美国和其他地方的“新左派”的想象。他的文章的中心主题是，中国的新生将首先来自青年人，特别是学生对旧秩序的叛逆。变革的手段和动力则在于自基层自发形成的民主组织。

由毛泽东看来（在这里他显示出是严复的一个真正的信徒），整个过程的目标，不仅是个人从旧社会的桎梏下解放出来，而且是通过这一事实增强和复兴整个中华民族。在一段极有鼓动性的结束语中，毛泽东对他的同胞这样说：

于今却不同了，种种方面都要解放了。思想的解放，政治的解放，经济的解放，男女的解放，教育的解放，都要从九重冤狱求见青天。我们中华民族原有伟大的能力！压迫愈深，反动愈大；蓄之既久，其发必速。我敢说一怪话，他日中华民族的改革，将较任何民族为彻底；中华民族的社会，将较任何民族为光明。中华民族的大联合，将较任何地域任何民族而先告成功。诸君！诸君！我们总要努力！我们总要拼命向前！我们黄金的世界，就在面前！[26]

这里不止一处有毛泽东1917年文章的回声，强调不懈的努力和坚定的意志为民族复兴的关键。在这中间的两年，他既从书本上，也从经验里，学到了许多关于发掘和动员他所察觉的蕴藏在中华民族中的能量的方法。不过，在哪怕只是开始设计一个完整的有效的战略，以便在像中国这样的国家进行革命以前，他还有许多东西有待学习。

毛泽东这时尽管不甚懂得马克思主义，他的想像力却被俄国革命的胜利吸引住了。在他称之为“红旗军”的世界范围的成就中，他首先列举的是工农苏维埃政府的成立，接着提到匈牙利革命和美国以及欧洲各国的罢工浪潮。[27]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中的其他几篇文章引出的主题，后来成为他的思想的典型部分，像政治家需要“洗脑”，以及“和平民一同进工厂做工，到乡下种田”，或者是这种思想：“人类真正解放”到来之日，即千万美国人一道对托拉斯的不公正和专制高呼“不许”之时。但是毛泽东也表达了对德国人的热烈的支持，他们被宣布为受压迫的民族，全由协约国发号施令。[28]

中国作为无产阶级的国家，应该与其他被压迫的民族团结起来的思想，当然被李大钊、蔡和森</a>和其他的人，在紧接“五四”时期之后那几年里时常提起。毛泽东也自然被引向这一方向。

在毛泽东随后的见习期中，对他1919年关于基层组织在社会改革中的作用的分析提供很有启发性的补足物的阶段，是他在次年参加了湖南自治运动。这一段迄今模糊的情节，由于近来一批重要文件的公布才明晰起来。[29]这一情节的记载不仅说明了毛泽东强烈的湖南人的爱国热情，也说明了他对政治工作的一般态度。在1920年9月26日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毛泽东写道：

无论什么事，有一种“理论”，没有一种“运动”继起，这种理论的目的，是不能实现出来的。……我觉得实际的运动有两种：一种是入于其中而为具体建设的运动，一种是立于外而为促进的运动。

他补充说，这两种类型的运动都是，而且将继续是重要的、必需的。同时，他强调一个有效的运动必须源出于“民”。“如果现在的湖南自治运动能够成功地建立起来，但是其源不在　‘民’中，而在　‘民’外，那么我敢说这样的运动是不会长久的。”[30]

至于说这些话的广阔背景，毛泽东及其他起草1920年10月7日召开立宪会议建议的执笔者，概括他们对全省和全国的政治发展之间的关系的观点如下：

我们觉得湖南现在所要的自治法，即与美之州宪法，和德之邦宪法相当。中国现在四分五裂不知何时才有全国的宪法出现。在事实上，恐怕要先有各省的分宪法，然后才有全国总宪法，一如</a>美德所走的那一条由分而合的路。[31]

毛泽东1920年在这个方面所写的文章，反映了当时的情况，与他的长期观点是绝不一致的；从1917年直到他生命的终结，他一直强调全国统一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性。然而在其他方面，在上引各段中提出的各种思想，对毛泽东后来作为革命者的整个生涯的政治态度，都是典型的。他一方面提倡“入于其中”，参与具体建设——他的意思显然是革命者，或改革者，应该深入到社会现实中去。但是，他同时也察觉需要在外部发动运动，以推动事业。换句话说，尽管政治活动家应该响应“民”的客观要求，应该深入到民之中去，以便动员他们；而另一个处在民之外的组织也是需要的。可以说，毛泽东在次年加入的列宁式的共产党，正是一个这样的组织，它不允许把自己混同于群众，而是要站在群众之外。可是同时，毛泽东在他的整个政治生涯中，从不犹豫地、大胆地深入到各种事件中去，并且参与具体的组织工作。

在湖南自治运动时期，毛泽东的文章提出的另一个问题，关系到为了“民”而进行这些活动；运动最初的推动力与激励也来自“民”。毛泽东把这个词放在引号内，强调了这个词的意义不甚明确。这是他1919年文章中的“民众”吗？或者是从未远离毛泽东关注的中心的“中国人民”或“中华民族”？或许这正是毛泽东的思想的一个特征，这两个实体是不可分割地连在一起的。自1918年或1919年以后的任何时期，他绝不仅仅是，或主要是个民族主义者，只关心中国的“富强”。可是他也不是像M.N.罗易那样，不根据民族进行思考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在1920年这一年中，毛泽东对向西方学习如何改造中国社会的态度，经历了一个重大的变化。毛泽东在1920年3月14日写信给周世钊，同年12月25日又写另一信给向警予，表现了关于去国外学习这一比较狭窄的问题的看法的改变，这象征了这一重大变化。在前一封信中，他声称，尽管许多人迷信地重视去国外学习的好处，事实上成万或成十万曾到国外学习的人中，只有很少的人真正学到了有用的东西。他写道，总之，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两大潮流各占半个世界，而东方文化“可以说就是中国文明”。尽管他在原则上不全反对去国外学习，他却愿在去国外之前，先掌握好中国文化。[32]

相反，半年之后，他给在法国的向警予写信，抱怨在湖南对妇女（或者说，对男子也一样）没有什么进步的教育，力劝她吸引尽可能多的女志同道合者去国外，并补充道：“引一人，即多救一人。”[33]

毛泽东对西方起源的思想方式的基本态度的转变，并不像这里对比鲜明的两段话所表现的那么惹人注目。在3月份，他宁愿留在国内的理由之一，根据他给周世钊的信，是人们通过阅读译文可以更快地吸收外国的知识。可是，他的思想倾向还没有确定，正如他本人所说，“坦白地说，在各种思想形态和学说中，我目前还没有找到比较明了概念”。毛泽东的目的是要从中国和西方的、古代和现代的文化本质中，整理出这样一个“明了概念”。毛泽东大约要在三年的时间内在长沙创造“新生活”，他在计划里说，个人是首要的，小组次之。他特意强调了他与胡适的联系，甚至特别提到胡适已为他要在长沙创办的一所学校新造了“自修大学</a>”的校名。但是，毛泽东说“我们在这个大学里实行共产的生活”，又说“我觉得俄国是世界 毛泽东在“工人时期”特别与工人运动有关的文章很少，间隔也远。李锐写的毛泽东青年时代的传记，是这一时期资料的主要来源，他也只能找到一件值得全面引用的资料。这篇文章的时间是1922年12月，即毛泽东从事领导长沙印刷工人罢工的时候，是他对长沙《大公报》编辑攻击工人卷入政治，供他人做试验的回答。他写了很有特点的几句话：

我们工人所需要的是知识，这是很不错的；我们工人很愿意有知识的人们能挺身而出，做我们的真实朋友……切莫再站在旁观地位……我们只承认能牺牲自己的地位，忍饥吃苦，而为我们大多数工人谋利益的人，是我们的好朋友……请快快脱去长衣！[46]

我们在此又一次发现一个经常出现的主题，即寻求改革社会的人（因为这位《大公报》编辑声称他也要这样做）应“入于其中”而不是留在旁观地位，或认为比普通人优越。可是这里却没有关于工人阶级在革命中的作用的任何东西，更不要说工人阶级的领导权了。可能《大公报》不是提出这种思想的地方，不过李锐不可能从毛泽东作为劳工组织者的时期引用有关这一主题的任何文字。

解释很可能在于这时的中国共产党路线上。1922年共产国际的特使马林（斯内夫利特），把他的中国同志们推上了一种与国民党人组成统一战线的单一的组织形式，即所谓“党内合作集团”，中国共产党人以个人名义在这一组织形式下参加国民党。这一思想原先是马林根据他在荷属东印度的经验，于1922年3月提出来的，在荷属东印度左翼社会党人曾以类似的方式与伊斯兰教联盟——一个具有显著宗教色彩的（如名称所含的意思）民族主义组织——合作过。由于陈独秀和中国共产党的大多数其他领导人立即拒绝这一思想，马林去莫斯科，把他的情况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提出，从而得到了共产国际认可他的政策的正式训令。持有这一训令，马林于1922年8月回到中国，得以让他的中国同志们勉强地接受了“党内合作集团”的思想。[47]

这种合作模式，从一开始就是激烈争论的对象。就所知而言，毛泽东既没有在设计这种模式，也没有在接受这种模式的过程中起过重要作用。可是，他是 非革命民主派一方面，包括研究系和胡适、黄炎培及其他“新兴的知识阶级派”；另一方面包括新兴的商人派。反动派当然是三大军阀派系。

把社会力量的总体一分为三，当时是，并且后来一直是毛泽东对待政治和革命的重大特点。这里十分明显的另一特点，是可以称之为混乱和压迫的辩证法，毛泽东在1919年的文章《民众的大联合》中，对这一点曾十分强调过。由于军阀的力量，由于中国在民国政府之下的统一违反帝国主义的利益，毛泽东论证说，再过八年或十年，也不会有和平与统一，但是，政治形势愈反动，愈混乱，这就愈能激励全国人民的革命情绪和组织能力，从而民主和国家独立最终一定能战胜军阀。[49]

1923年7月，一篇题为《北京政变与商人》的文章，更加突出地谈论到商人，他们将分享革命和非革命的民主力量取得的胜利。这一直是个有相当大的争论的题目。在文中毛泽东写道：

中国现在的政治问题，不是别的问题，是简单一个国民革命问题；用国民的力量打倒军阀并打倒和军阀狼狈为奸的外国帝国主义，这是国民历史的使命。这个革命是国民全体的任务，全国国民中商人、工人、农人、学生、教职员，都同样应该挺身出来担负一部分革命工作；但因历史的必然和目前事实的指示，商人在国民革命中应该担负的工作较之其他国民所应该担负的工作，尤为迫切而重要……

商人的团结越广，声势越壮，领导全国国民的力量就越大，革命的成功也就越快！[50]

有人认为毛泽东1923年7月的文章，不是谈商人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而是谈在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的现阶段，革命的任务之性质。[51]这种观点不仅违反证据，并且完全没有注意到毛泽东在1923年和1925—1926年之间观点的划时代的转变，从面向城市的展望，转向对农村的期待。在他的1923年7月的文章中的另一段里，毛泽东写道：

我们知道半殖民地的中国政治，是军阀外力互相勾结钳制全国国民的二重压迫政治，全国国民在这种二重压迫的政治下，自然同受很深的痛苦，但是很敏锐很迫切的感觉这种痛苦的还要以商人为最。

换句话说，毛泽东认为商人，或更广义地说直接受到帝国主义压迫的城市居民，最能够在民族革命中起领导作用，因为他们的苦难最深重。三年以后，毛泽东发现了农民的内在的革命潜力，这一社会学的分析就立刻整个倒转过来。在我们考虑这些发展之前，毛泽东的1923年7月的文章还另有一个持续的特点值得注意。结尾是这样写的：

大家要相信只有国民革命是挽救自己和国家唯一的道路……我们的环境已经引导我们做历史的工作……用革命的方法，开展一个新时代，创造一个新国家。这就是中华民族历史的使命，我们切不要忘记！

在这里，我们再一次能很清楚地看见，政治意义的国民和生物意义的民族，在毛泽东的思想中是连在一起的。

在中国以外，几乎找不到毛泽东在将近两年半的时间内的有分量的文字；这个时期，是指这一篇和另两篇简短的文章在中国共产党机关刊物《向导》上出现，直到毛泽东在1925年12月担任国民党机关刊物《政治周报》的编辑工作之间的时期。他1924年1月在国民党 毛泽东关于以农民为基础的革命思想的出现，很可能成了中国共产党运动史中比其他任何一个题目讨论得更多的主题。许多历史的、理论性的问题在这一学术辩论中被廓清，但是有些要点由于缺乏合适的资料，直到最近依然模糊不清。毛泽东在1936年会见斯诺时声称，他只是在1925年五卅惨案以及随之而来的爱国情绪在农村和在城市一样高涨起来之后，才开始懂得革命潜力要在中国农民中去找。现有的证据有助于证实毛泽东的说法，并且确实表明，他真正把注意力移到农村革命的问题，只是在1925年接近岁末之时。可是，尽管有这样的重心转移，为了表明毛泽东的思想总的连续性，在分析他在1926—1927年提出的想法以前，谈一谈他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夕对待农民的态度还是合适的。

在1919年的后半年，毛泽东曾经沿着在日本早先提倡的路线，草拟过一份发展“新乡村”的广泛的计划，其中一章于12月在长沙发表。除“新乡村”的口号本身以外，文章号召中国青年以俄国青年为榜样，深入乡村去宣传社会主义。[56]就这两方面而言，毛泽东这时所倡导的思想都反映了李大钊的影响。[57]可是，其他组成部分，像关于美国“工读”——“我们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已经加以利用”——概念的论述倒很像是来自杜威和胡适。

可是，比这些思想影响更为重要的，是毛泽东本人的农民生活经验，他就是靠这样的经验发展了他20年代早期的思想。1920年12月，党的机关刊物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谈到中国农村的阶级结构，毛泽东1922年9月在自修大学讲课中，解释了这篇文章的观点。虽然非常可能毛泽东没有写这篇文章，可是他以这篇文章作为他的教材，无疑是赞同该文所作的分析的。毛泽东反驳有些人所说中国农民的生活并非很苦，土地的分配并非很不均，他把“构成农民的阶级”分成四类：

一、所有多数田地，自己不耕种，或雇人耕种，或租给人耕种，自己坐着收租，这种人本算不得纯粹的农民，我乡下叫做“土财主”。

二、自己所有的土地，自己耕种，而以这个土地底出产，可以养活全家。他们也有于自己底土地之外，租人家的土地耕种的。这一种人就是中等农民了。

三、自己也有一点土地，然而只靠自己的土地底出产，绝不能养活全家。所以不得不靠着耕种人家底田，分得一点以自赡，这一种人已可谓下级农民了。

四、这乃是“穷光蛋”，自己连插针的地方都没有，专靠耕人家底田谋生活的，这一种人就是最穷的农民了。

毛泽东说， 在1925—1926年，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总的理解水平绝非很高，在他1926年2月写的文章的开头处，他声称：“无论那一个国内，天造地设，都有三等人：上等，中等，下等。”[61]在这个普遍的框架内，他把大地主列为大资产阶级的一部分，把小地主列为资产阶级的一部分，并对各阶级内的阶层，不论城乡，按他们与生产资料的关系，一律按贫富的程度来划分。毛泽东所采用的框架，与陈独秀在1923年采用的很不相同，他着重农民的家计是否“收支相抵”，而不是以占有土地，或雇佣劳工的更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标准，来确定中国农村社会的阶层。[62]

因此，认为毛泽东的分类与陈独秀基本上一样，是完全错误的。[63]他们两人间的主要不同，以及毛泽东实质上的独创性，在于别处，这却是正确的，也就是在于他决心以自己的经验为基础来进行农村革命，和在于他倾向于解释，乃至形成分析，以适应策略目标。

毛泽东对中国社会力量对待革命态度的分析，事实上在1925年末就已成形。毛泽东以“子任”的笔名在《政治周报》前五期中发表的五篇文章，其中一篇实质上勾画出了他在1926年初要用的同一方案的轮廓，只缺少把农民业主和其他“小资产阶级”成分划分为有剩余的、收支大体相抵的，和生活无以自足的。[64]这篇文章发表于1月，但是很可能与他在1925年10月在国民党 至于领导权问题，毛泽东1926年初，一方面强调了农民在数量上的重要性和遍布农村的贫困的程度——因而也是对革命的同情程度——同时也叙述了城市无产阶级作为革命中的“主力”的特性。[66]所以，虽然“无产阶级领导”的概念只是在1951年才增加到这篇文章中去，他却在1926年初就承认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原理，工人在革命过程中起中心作用。1926年9月他竟为农村发出的对革命武装的热情所陶醉，以致把工人阶级领导的原理明显地翻转过来。[67]

毛泽东的《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一文是在这时发表的，这篇文章一开始就这样说：“农民问题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这句话本身并不值得特别注意，因为自1925年中期开始，农村革命活动的高潮已迫使甚至最面向城市的人也注意到它，以致向农民运动表示敬意，已成为共产党和（或）国民党的发言人几乎每次谈话中自动出现的套话，可是从另一方面看，毛泽东表明农民在中国社会结构中的重要性的议论，又确实是非常值得注意的。他写道：“在一个经济上落后的半殖民地，革命的最大的敌人是乡村的封建宗法势力[地主阶级]。”外国帝国主义者就是依靠这个“封建地主阶级”来支持他们对农民的剥削；军阀不过是这个阶级的首领。所以，正如海丰的例子所显示的，只有动员农民去摧毁帝国主义者和军阀的统治基础，才能推翻他们的统治。他写道：“中国的革命，只有这一种形式，没有 中国的农民运动乃政治争斗经济争斗这两者汇合在一起的一种阶级争斗的运动，内中表现得最特别的尤在政治争斗这一点，这一点与都市工人运动的性质颇有点不同。都市工人阶级目前所争政治上只是求得集会结社之完全自由，尚不欲即时破坏资产阶级之政治地位；乡村的农民，则一起来便碰着那土豪劣绅大地主几千年来持以压榨农民的政权（这个地主政权即军阀政权的真正基础），非推翻这个压榨的政权，便不能有农民的地位，这是现时中国农民运动的一个最大的特色。[69]

换句话说，工人（“当前”——但是有多久？）只不过是改良主义者，追求的是他们个人的有限的利益；不妨说他们是被“工会意识”激励起来的。而农民则相反，不仅处于决定性的社会地位，不推翻旧秩序的整个大厦，就不能达到他们的目的，而且他们注意形势，并深思熟虑地开展广泛的斗争，不独是经济的，还有政治的。

此后，毛泽东在明显地使农民代替工人作为自觉的革命先锋方面，从没有走得如此之远。他1927年2月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把农村斗争中的领导作用归之于贫农；它确没有以同样生动的语言降低城市和以城市为基地的阶级的重要性，虽然有迹象表明他并没有放弃前一年9月的立场。把当时革命成就的70%归之于农民的这一著名措词[70]可以解释为，指的是力量而不是领导作用，和只是描绘暂时的状况。另有一段话，把9月的文章所做的分析概括为简明的形式，内容是“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阶级，是几千年专制政治的基础，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的墙脚。打翻这个封建势力，乃是国民革命的真正目标”。[71]

农民尽管是重要的革命力量，但是必须遵从不是工人的，就是资产阶级的领导，而不能起自主的政治作用；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最基本的政治原理之一，追溯到了马克思本人。在以后的半个世纪之中，毛泽东的理论贡献并不在于以与这原理对立的理论来代替它，而是在于把工人阶级领导的原则，同他相信中国革命的命运最终有赖于农村发生的事情，这二者编织在一起。

毛泽东实际上在1926年9月说过，整个中国社会得不到解放，农民就不可能解放他们自己。他似乎赋予农民一种使命，这种使命颇像马克思归之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城市无产阶级的。正如我们已经看到，他同时承认工人是“所有革命阶级的领导阶级”。这两种说法，我们如果认为一种是关于最近将来的革命斗争的形式，另一个是界定革命之事的长期模式，两者就可以一致起来，虽然如此解释的综合说法，将使农民具有一种很难与马克思主义的正统观念一致的主动性。不管怎么说，如果这就是毛泽东对这一问题的理解的话，那么他解决农民问题的后一半的方法，只有在取得政权之后，为社会的革命变革确定模式的过程中，才开始起作用。在那一时刻到来之前，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运动都将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

党、军人和群众，1927—1937年

正如在本章前节谈到的，毛泽东尽管没有参与设计“党内合作集团”这种单一的组织结构，他却从1923年即开始大力执行这一安排。很明显，他能在这种环境中有效地工作，是因为他对国家的统一和中国摆脱帝国主义控制的斗争极为重视，他认为国民党及其军队暂时还是达到这一目标的最好工具。

因此，毛泽东竭力把国民党内的绝大多数和它的支持者团结在一起，特别是在1925年10月至1926年5月这八个月他领导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部这一时期，不过其立场是激进的，而绝不是共产主义的或马克思主义的。事实上他把国民党机关刊物《政治周报》的发刊社论的大部篇幅，都用来批驳广东正在“共产化”的指责。他写道：革命的真正目标是“使中华民族得到解放，实现人民的统治，使人民得到经济的幸福”。[72]换句话说，目标是实行“三民主义</a>”。

1926年1月，毛泽东在《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一文中分辩说，出现新右派并不是国民党左派图谋的结果，而是革命发展和国民党阶级基础之间相互作用的自然产物。他写道：“革命的真正力量”是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联盟。曾支持辛亥革命反清的地主、大资产阶级分子，不可能接受“民权”和“民生”的要求。“因此，老右派新右派依着革命的发展和国民党的进步，如笋脱壳纷纷分裂。”[73]

正如我在上面讨论毛泽东对农民革命的态度时所谈到的，在1926年初，他仍相信中国的4亿人口中有3.95亿是站在革命的一边的。因此他能够接受斯大林的观点：国民党是影响广大群众尤其是在农村的群众的唯一的工具。

随着在1927年初对湖南农民运动进行调查，毛泽东对这个以及其他问题的观点都有根本性的改变。他在1927年2月16日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单独写的一篇报告中，比他当时公开发表的广为人知的文件更为直截了当地表达了他的新见解。他把农村运动的发展过程分为三个时期——组织农会时期、农村革命时期和建立统一战线时期——并十分强调在 更有持久意义的是共产党人在当时采用的，并且在某种程度上甚至以后当情况发生了变化时，还保持的组织和政治工作的模式。简言之，游击部队动员农民群众，是和共产党动员城市工人完全不同的事情，并且无论是革命精英与支持者之间的关系，还是界定与辨明整个事业的性质的思想方式，都不可能是完全一样的。

中国革命同俄国以及欧洲先前的革命之间的差别，当然不像前面一句话的归纳所道出的那样明显，如果撇开井冈山不谈，即使在江西也有一些小型的工业，因而也有一些工人，在1927—1949年这一整个时期，都有红军在理论上所从属的中国共产党，因此，这不是一个军队领导农民的问题，而是党和军队领导城乡“群众”的问题。贯串这22年的大部分时间，事实一直是党以有效的办法，作为灵魂或寄生物存在于军队的肌体内，甚至在中国共产党本身公开出现于斗争舞台上时，它也是依靠红军作后盾才得以生存，而不是依赖它的工人阶级基础的团结一致。并且，即使党和军队，没有很大一部分人口的支持，也都坚持不下去，这样一种共产主义运动与人民的关系，与过去所知道的都大不一样。

正如以后若干年毛泽东本人所指出的，中国革命与苏联革命模式的不同点，不仅在于中国共产党人进行武装斗争，和在农村进行武装斗争。不同点还来自毛泽东和他的同志们，远在实际取得政权以前，即对各不相同的，但常常是相当大的地区和人口实行了有效的政治控制。因为这个缘故，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参与了与人民的三重关系：革命军队的关系，设法从群众“海洋”获取军队作战所必需的支持；“先锋队的党”的关系，设法指导无产阶级完成它的历史使命；政府，即国中之国的关系，在政府的职能中与其控制下的全体居民在许多层次上建立一个复杂的、相互作用的网络。

毛泽东是最能与中国革命特有的现实协调的领袖之一，领袖与群众关系的各个不同方面，都能在他的思想中表现出来。在原则上使所有的这些关系具有活力的中心概念，就是“群众路线”。

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体现中国共产党政治思想传统的一个极为重要的要素，它把中国的共产主义从苏联的共产主义分开。尽管毛泽东只是在40年代初才从理论上对它加以全面的研究，可是关键的概念和方法却是在前15年中渐次出现的，这一时期仅仅为了要生存下去，中国共产党人就必须与他们在其中工作的群众建立最密切的关系。

可是与人民在一起工作，对毛泽东来说，并不意味着在他们之中迷失方向，放任群众自发行事，也不应对延安传统幻想化，或感情用事，认为毛泽东是一个相信带有无政府主义色彩的“扩大民主”的人。在1943年6月1日的有名的指示里，毛泽东 早在20年代，在井冈山，毛泽东不仅发现了正规组建的游击队的重要性，而且发现了根据地的重要性。在根据地，红军可休整，可发展与居民的接触。没有这些，红军的作战只会成为军事冒险。然而，在那个阶段，毛泽东在他在偏远山区的作战行动和不仅李立三而且毛泽东本人也在满怀信心地期望的全国“革命高潮”之间的关系上，并没有清楚的认识。在1928年11月25日，《井冈山前委对中央的报告》中，毛泽东断言井冈山红军的活动，不算是暴动，这只是“打江山”，只要没有全国的革命高潮出现，情况会继续是这样。但是，毛泽东很快萌生红军控制区域的迅速扩大，可大大地促进革命潮流高涨的思想。这样，在中央来信要求毛泽东和朱德将队伍分得很小，散向农村中，目的在于保存红军和发动群众时，毛泽东在1929 年4月5日《前委致中央的信》中回答说，中央此信对客观形势及主观力量的估量都太悲观了。信中向中央建议，在国民党军阀长期战争期间，中共要和蒋桂两派争取江西，同时兼及闽西浙西，以一年为期完成此计划。在此一年中，要在上海、无锡、杭州、福州、厦门等处建设无产阶级斗争的基础，使能领导赣、浙、闽三省的农民斗争。[79]

至于共产国际，虽然它常常决定不了高潮到来有多么快，因而也不能决定是否应告诉中国共产党人是推进还是巩固他们的地位，它却对这些事情有一个首尾一致的十分清楚的理论见解。在本质上，莫斯科的观点是，红军的活动和在农村建立根据地是重要的，不过，只有当这些活动与城市里的有效工作同时开展，使城市无产阶级再次成为要认真对付的力量时，才有可能导致革命的胜利。于是，1928年2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在一个决议中宣称：

党指导着各省区之农民自发的游击暴动，就应当注意到：这些农民暴动可以变成全国暴动胜利的出发点，只有在他们与无产阶级中心之新的革命高潮相联结的条件之下。党在这里也应当见着自己的主要任务，是在准备城市与乡村相配合相适应的发动，准备几个邻近省区之间的相配合相适应的发动，而且准备有组织的有预备的广泛范围之内的发动。[80]

《共产国际执委会给中共中央关于国民党改组派和中共任务问题的信》（1929年10月26日）指示中国共产党，新的浪潮正在开始，所以，浪潮一上升到足够高度就必须采取步骤建立工农独裁制，这封信给李立三的立即行动计划以决定性的推动。共产国际在信中进一步说明：“中国全国危机和革命高涨底另一个特点，就是农民战争。”但是，虽然乡村的农民革命运动（共产国际在这个问题上把毛泽东领导下的苏维埃运动和红枪会之类古老团体的活动混为一谈）“是革命潮流中的一个支流，全国革命运动底雄伟高涨将顺着这个支流而更加增长起来；然而，日益增长的革命高潮底最准确的最重大的特征，却是工人运动的复兴，工人运动，已经走出1927年严重失败后的消沉状态”。[81]

换句话说，在中国的条件下，在农村开展游击战是革命活动的一个合理的、有价值的组成部分，但是在城市里工人更平常的、较熟悉的活动，却不仅是更为基本的，并且最终更有决定性。就李立三来说，他起先远比共产国际对农村发生的一切的意义更持怀疑态度。可是在1930年初，当他开始制定夏季大进攻的计划时，他惊奇地发现红军能够提供十分有用的辅助力量，来分散国民党对工人运动的注意力，最终通过城市和农村的钳形攻势使胜利成为可能。

关于中国革命中城市与农村的相对重要性的问题，毛泽东与李立三各执一端，莫斯科则持温和主义的立场。至于其他两点，即革命的时间表和中国在世界革命中的中心作用问题，毛泽东与李立三在许多方面相互是很接近的，而与莫斯科对立。

李立三与莫斯科关于革命高潮固有性的分歧，由于当时中国和苏联之间的通讯很差，以致信件往往需数月之久才能到达，而被弄得有点模糊不清。结果是，两方领导往往是针对早已放弃的立场做出反应的。只举一个例子，共产国际1930年6月（在中国资料中，通常所记日期为7月23日，因为这是在上海收到这信的日期）的信，是5日在莫斯科根据中国共产党2月份所通过的各项有关决议起草的。[82]尽管相互辩论的先后顺序是如此模糊难辨，却并不妨碍我们抓住斯大林与李立三之间在观点上的广泛差异，虽然它也确实使历史学家确定做出某些特定决定的责任，特别是30年代前半期付出惨重代价的错误的责任的工作复杂化（关于这些事情参看本书 因此，1930年6月，共产国际虽则提到，因为工人运动的浪潮与农民运动的浪潮还没有汇为一体，在全国还没有真正的革命形势，却预言“最近将来革命形势即使不能够包括整个中国，但至少也要包括几个有决定意义的省份”。[83]虽然共产国际期望中国决定性的战斗不久的将来即将发生，他们仍然不同意李立三认为进攻的时刻已经到来。莫斯科因而明确地拒绝批准李立三命令对武汉、长沙等城市发动进攻，并在那些城市进行配合的暴动的决定，争辩说红军与工人运动都首先需要进一步加强。[84]

至于毛泽东，他开始并不愿意把他的队伍投入进攻国民党坚固的据点，从而使革命的前途和他自己的实力基础遭受危险。在这一限度内，他与莫斯科是一致的。但是到了30年代初，事实上他对很快取得胜利的前景变得极为乐观，在1930年1月给林彪的信中，他批评林彪对高潮的到来过于悲观，并声称，虽然1929年4月他自己订的一年拿下江西全省的时限是“机械的”，但是做到这一点已为期不远。[85]

1930年毛泽东对李立三路线的态度，最近成为能接触到有关资料的中国学者间广泛辩论的主题。虽然这些作者中有些人仍坚持1945年做出的关于党的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观点，即毛泽东从没有赞同过李立三的攻打城市的计划，只是执行了它，因为纪律要求服从命令，有些人却分辩说，到1930年春，毛泽东已被这一战略逐渐吸引过来，有些人甚至竟提出，从1930年初毛泽东即自发而热情地追随了这一战略。不管怎么说，有明显的证据，晚到1930年10月，毛泽东还在继续信奉一条激进的路线。10月7日，毛泽东的队伍占据吉安城时做出的一项决议，特别提到“全世界、全国、各省革命形势”的存在，并断定：“在革命高潮期间……苏维埃政权无疑必在全国和全世界出现。”毛泽东1930年10月19日《给湘东特委的信》说，在目前“高潮”环境中，绝不容悲观，要立即进攻南昌、九江，消灭敌人。[86]

即使上面的某些陈述</a>，可以解释为毛泽东告诉中央委员会，他认为该会想听到的意见，因而1930年秋毛泽东对即将到来并席卷一切的革命浪潮这种齐里亚主义的期待程度，仍有某种争论的余地，关于毛泽东确信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主要的、决定性的因素，则完全不容争辩。在这一方面，他是完全与李立三一致的，并与李立三一致反对莫斯科。[87]

特别在有一点上，毛泽东是完全同意李立三的观点的，即他们两人都认为外国人不懂，也不可能懂中国革命。1930—1931年冬，李立三被召到莫斯科受“审”，一位共产国际的审问人引用李立三的话说：“中国革命有许多特点，国际很难理解它，几乎完全不理解它，因此事实上不能领导中国共产党。”因此，他被曼努伊尔斯基斥责为一个“极端地方主义者”。至于毛泽东，他在30年以后声称：

中国这个客观世界，整个地说来，是由中国人认识的，不是在共产国际管中国问题的同志们认识的，共产国际的这些同志就不了解或者说不很了解中国社会，中国民族，中国革命，对于中国这个客观世界，我们自己在很长时间内都认识不清楚，何况外国同志呢？[88]

然而，在这个问题的另一关键方面，毛泽东并不与李立三采取同一路线。李立三十分明显地想挑起日本和其他帝国主义对中国东北的干涉，从而引起一场苏联不管是否愿意，也将被拖进来的“世界革命战争”。[89]对于这样一个战略幻想，毛泽东不可能同意，因为它意味着中国革命的命运基本上将在中国之外决定，而不是首先由中国人自己来决定。他当然敏锐地意识到外国帝国主义在中国存在的分量，以及在中国革命中国际因素的重要性。然而，上面已作分析，1923年至1926年间，他的社会学观点已有变化，这种变化的必然结果，就是既然旧反动秩序的主要基础是地主在农村的统治，而不是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城市同盟者的势力，那么中国革命的胜利也只能依靠在这片广阔的土地上动员工人、农民和其他被剥削阶级，去推翻地主和他们政治代理人的“封建势力”。

无论毛泽东在1930年夏的立场如何，无疑，同年9月长沙的撤退，标志了他思想上的一个关键性的转折点，转向由农村包围城市的相对长期的战略。在这种情况下，他自上井冈山在1928年与朱德会师以来所形成的军事战术，变成了他政治思想的一个明确的、必要的部分。

根据毛泽东的自述，那是在1931年，在蒋介石的 共产党人动员农民，从而获得的不仅是敌军移动的情报，还有其他好处，例如群众自愿担任运输队或辅助队的勤务员。动员的方法，与中国古代的军事战略家孙子</a>所设想的完全不同，可是毛泽东的界定明确的战术原则却与孙子的原则惊人地相似，孙子写道：

故形人而我无形，则我专而敌分；我专为一，敌分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则我众而敌寡，能以众击寡者，则吾之所与战者约矣。[95]

在毛泽东晚年，人们问他本人从中国的古典著作中学到了什么，他的回答往往是随兴之所至，不时还是矛盾的。1968年他在最经斟酌的一次谈话中说，他在1927年开始打仗之前读过《三国演义</a>》，在1936—1938年写有关军事战术的著作之前看过《孙子》。[96]总之，没有疑问，他在那些著作中经常引用《孙子》和历史著作，还引用《三国演义》和《水浒》这样的小说。

毛泽东怎样设法在理论上辩明下述见解，即组织变化不定的共产党，主要借助军队在极为模糊不明的社会环境中活动，竟能成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这里关键的问题，在于主观因素在解释人的阶级性方面所起的作用，以及通过转变一个人的思想而更改他的客观本质的可能性。我们已经看到，毛泽东强调主观立场的重要性，可追溯到1917年。在本节所研究的时期内的一次最引人注目的阐述，可以在1928年11月28日他的关于“井冈山斗争”的报告中找到。在讨论他的人数不多的红军大部分不是工人，乃至不是一般的农民，而是农村游民这一事实引起的问题时，毛泽东写道：

此游民部分，亟须换以工农分子，只是没有法子找得。一面天天在战斗中，游民分子战斗力却特别好，同时伤亡数目又大，所以不但少不了现有的游民成分，即另找游民来补充亦即怕找不到。在此种情况下，只有加紧政治训练以改变其质量之一法。[97]

在1930年1月给林彪的信中，毛泽东批评林彪“把主观力量看得小一些，把客观力量看得大一些”。[98]毛泽东所谓的“客观力量”是特别指白军而言，因为他们是在共产党人的直接控制之外的；“主观力量”指的则是红军，共产党人对他们可以从内部了解，因而也就懂得他们的动向和战略。但是，他说的显然也是就广义的客观历史境况而言的客观因素，和就人类通过“自觉行动”以影响那些境况的能力这个意义而言的主观因素。

毛泽东在军事斗争的环境中发展了他的思想，并从1927年起就开始在这样的环境中干革命，正如我在前面已提过，这样的环境也加强了毛泽东思想中的上述要素。毛泽东把战争看成是“自觉行动”的最高表现，和人类精神的最高检验。他在一段话里说了这一点，对这段话他非常喜欢，以致在1926年和1938年他多次重复这段话，用的几乎是同样的词汇。

自觉的能动性是人类的特点，更是人类在战争中的特点。人类在任何的行动中表现的能动性，没有比在战争中更加强烈的。战争的胜负，一方面决定于双方军事、政治、经济、地理、战争性质、国际援助诸条件，然而不仅如此，仅有这些，还只是包含着胜负的可能性，它本身没有分胜负。要分胜负，还须加上主观的努力，这就是指导战争与实行战争，这就是战争的自觉的能动性。

指导战争的人们不能超越客观条件许可的限度企图战争的胜利，然而可以而且必须，在客观条件的限度之内，能动地争取战争的胜利。战争指挥员活动的舞台，必须建筑在客观条件的许可之上，然而他们凭借这个舞台，却可以导演出很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活剧来。[99]

这段话雄辩地表达了我称之为毛泽东的“军事浪漫精神”的东西，它是为了生存，进行多年艰苦战斗的经验的产物。可是，仅仅用毛泽东的浪漫气质或他的战斗生活来解释他相信人类，特别是中国人民的无限能量，那就过于简单化了。他强调主观因素，正如我已提出过，也符合在一个由许多不同的要素构成的过渡社会中进行革命的需要。

正是中国现实的这一方面，提供了毛泽东的思想和经验的军事性和政治性之间的联结点。正因一场战斗的结局常常不能确切地预言，而部分地有赖于主观因素——像毛泽东在上述引文中所强调的——如士兵的勇气和指挥员的战术技巧，因而政治斗争的条件在中国也不如在西欧，乃至在以前的俄罗斯帝国，显得那么界限明确。虽然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可以被大致看成是分别代表工人和资本家，可是农民在前者中的社会经济重要性，以及地主在后者中的社会经济重要性，事实上都要大一些。此外，这个局面也因外国人出现的冲击而大为改观。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波兰问题，列宁关于20世纪的殖民地，已经建立了这样的原理：在一定的社会中，各个阶级的行动，可由对外国压迫者的团结一致反应所改变。至于毛泽东，他不只是把它作为理论上的可能性加以接受；从30年代开始他就深信，为了追求民族的目标，联盟是能够有效地实现的，它的建立，撇开工人和他们的最接近的同盟者农民不说，很大部分有赖于共产党人成功地改变中国社会其他阶层的主观立场。

这种对于当作挽救民族危亡条件的国家团结的关心，虽然始终或多或少地表现了毛泽东的思想和政策的特征，但绝不意味着他只不过是一个民族主义者。甚至在30年代末期，当他缔结并执行与蒋介石的新联盟的时候，他就说得一清二楚，中国共产党无意放弃它的最高纲领。而在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社会革命则是他的思想和行动的主要集中点，他也不是仅仅根据道德价值和心理改造来对待它的。虽然他相信客观社会现实能由意识的变化加以改变，但他也认为参与革命的行动，是改变人思想的最有效方法之一。诚然，深刻地认识主观和客观的相互作用，深思熟虑地运用这一辩证法，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特点，也是他政治上成功的秘诀之一。

把革命斗争作为推动文化革命工具的思想，毛泽东早在1927年，就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提出了，他写道：“家族主义、迷信观念与片面的贞操观念之破坏，乃是政治斗争经济斗争胜利后自然而然的结果。……菩萨要农民自己丢……”[100]

以后整整20年，农村一直既是毛泽东的社会革命，也是他的文化革命的主要实验场。在这个领域里，他活动的中心当然是土地改革。这里不拟讨论这个话题。因为土地政策已在 在伴随内战及40年代末取得政权之后的土地改革期间，也追求完全同样的目的。在群众大会上，农民被鼓励针对地主过去的压迫“诉苦”，有时候随之还要对罪大恶极者处以极刑，目的不仅在于压倒士绅的威风，而且首先在于让农民除去自卑感，并最终像人一样地站起来。这样，毛泽东就在改变对权威态度的意义上着手进行文化革命，并以革命斗争作为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但是这一工作方法从20年代到40年代和以后，在他的路线中很突出的时候，他采取这些措施的政治环境在这些年大大地改变了。

在江西苏维埃共和国时期，战术情况的一个关键方面，是军事需要和政治需要的矛盾。为了获得人民群众的最大的支持，毛泽东和朱德在早年曾实行“诱敌深入”到根据地中心的原则，那里进行过土地改革，因而对红军的同情也是最热烈的，可是这样的战术意味着共产党队伍忠实的支持者常常遭受战争的危险和损失，同时这也破坏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建立名副其实的国中之国的可靠性，因为它不能保卫自己的人民。从某种意义上说，“进攻战略”为这一困境提供了回答——这个回答在于把保卫苏维埃共和国的声望和完整的政治需要，置于军事可能性的现实估价之前。它的结局是个灾难，但是这并不必然意味着毛泽东的早期战术在1934年原本会起作用。总之，只是由于日本很快地加速向中国推进，和随之而来的中国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生存受到威胁，才有效地使共产党人能摆脱他们所处的困境。此外，毛泽东有好几年几乎没有什么理论上的兴趣讲话，只是在1935—1937年形成的新的环境里，才再次以具有信心的口气开始发言。无疑，他在党内再次拥有强有力的地位，而在1933—1934年间他被贬低，成了只不过是挂名的首脑，这与他的新的雄辩有关。但是，毫无疑问，这一现象也是由于关于民族解放战争他确有许多话要说。甚至在30年代初，毛泽东的关于革命内外敌人之间的关系的言论，就使人联想到将发生什么事情。

导致共产党和国民党以及夙敌毛泽东和蒋介石再次结成联盟的有计划的行动，与两党的本质是格格不入的。毛泽东是怎么从理论上为 1932年4月，继日本在同年1月进攻上海之后，中华苏维埃政府对日本宣战，从而使外事问题更加接近它的政治战略的中心。毛泽东与其他政治力量合作观点的改变，是以1933年1月17日的宣言为标志，它提出在某些条件下（停止对苏区进攻，给予民主权利，武装抗日群众）与“任何武装部队”，也就是说，与任何准备与共产党打交道的持不同意见的指挥官缔结协议。[102]虽然这一立场仍然停留在共产国际路线里制定的“从下缔结的统一战线”的框架之内，就是说，与其他政治运动的支持者联合，而不是与他们的领袖人物联合，不过愿意与国民党的高级军官打交道（虽然不是与蒋介石本人），却标志了走向“从上缔结的统一战线”的重要的一步，这样的统一战线在1937年建立起来。

在与朱德1934年7月15日共同签署的红军北上抗日的宣言中，毛泽东再次号召进行“民族革命战争”，并与那些愿意开展这样战争的人联合，同时打倒“卖国贼汉奸集团的国民党”。[103]然而，尽管毛泽东把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思想和政治力量置于很高的位置，可是对径直走向 毛泽东给予矛盾这样突出的地位，无疑可以有多种原因。其中两个很自然地来自本章已概略叙述过的对他的思想的解释。一方面，他对辩证法的理解，有强烈的道家及中国传统思想的其他潮流的印记。另一方面，正如我一直强调的，他敏锐地意识到中国社会（换句话说，社会内诸矛盾）的复杂性和不明确性，并试图把这些见识结合进他的革命策略。这些特点的 至于《矛盾论》的内容，毛泽东的辩证法的非正统性质问题，只是到1949年以后才变得尖锐起来，部分是由于同苏联人论战的结果，这样它已超出我们这里的讨论范围。简言之，一般认为苏联杂志（这些杂志在1950年赞扬过《实践论》）在两年之后没有理会《矛盾论》，因为这些杂志反对这篇文章暗含的对斯大林的至高无上理论权威的挑战。不容任何怀疑，这确实是个因素，但是，苏联人也完全可能觉得毛泽东对辩证法的理解是奇怪的、异端的。

在50年代，毛泽东多次抱怨《简明哲学词典》专门批评了他的有关矛盾的观点，有一次他解释说，他谈的是这一著作的 不妨注意一下一本最早在中国翻译，1933年在上海出版的苏联著作，它有一节专门谈矛盾的“主导”方面，可是，它说这一般总是同样的，例如，在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中，基础总是主要的。[123]这是科恩认为毛泽东的论文中最有意义之点之一；他让人注意这一段话：

有人觉得……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生产力是主导；理论与实践的矛盾，实践是主导；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经济基础是主导。如此等等，他们并不互相转化。……生产力、实践、经济基础，一般表现主导的决定的作用……然而生产关系、理论、上层建筑这些方面，有时亦表现其主导的决定的作用，这也是应该承认的。当着不变更生产关系生产力就不能发展之时，生产关系的变更就起了主导的决定的作用。……当着政治、文化等等上层建筑阻碍着经济基础的发展时，对于政治、文化上面的革新就成为主导的决定东西了……[124]

科恩把这段话作为他论证毛泽东在1937年没有写《矛盾论》的一个主要环节；他说，直到斯大林以他的1938年和1950年的文章给毛泽东引路之前，毛泽东不可能以这种方式来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决定论”。事实表明正好相反。看来毛泽东的“唯意志论”是直接来自对列宁的研究（毕竟这一术语首先用于列宁），同时也来自他本人的个性，和中国革命的经验。诚然，可以争辩说《矛盾论》最初的版本甚至更强调主观因素。

这里最重要的异文是“有时”被“在一定条件之下”所替换。写进《毛泽东选集》中的这后一片语的含意，有可能看来是这样的情况，或必须的先决条件的总体，只可能在有限的时期内，在危机或革命的时候才会出现。而另一方面，较广泛的“有时”，可能被理解为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这种作用逆转，可能会延续很长一个时期。这推论由紧随该段引文后的一句话得到加强（无论是原版本，还是改写本），“当着如同列宁所说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之时，革命理论的提倡就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125]既然列宁认为这个原理在计划、组织和实行无产阶级革命的整个历史时期都适用，那么毛泽东在这里引用它，完全可以解释成意思是，上层建筑在历史变革中不起主导的和决定的作用，但它起作用的那些“时”之一，事实上将会在20世纪的很大一部分时期在中国出现。

有关毛泽东作为一个哲学家的最后一点，与他受惠于斯大林有关。《矛盾论》的通行本，有一段很长的过分赞扬斯大林分析俄国革命的特殊性的话，说它是“认识矛盾的特殊性和普遍性及其互相联结的模范”。[126]这段话是最早的版本所完全没有的，在最早的版本中，毛泽东以对苏东坡</a>的诗的评注来说明他的观点，据认为苏东坡是彻底懂得普遍性与相对性之间关系的人。[127]

《辩证唯物论》的 如果我们现在具体地看一看毛泽东在30年代末期对战略和策略问题的分析，一个基本问题就是，中国共产党与在莫斯科的“世界无产阶级总参谋部”之间的关系。毛泽东对这一问题的观点是十分清楚的。他在1936年对它做了概括。在回答斯诺的问题，如果共产党取得了胜利，是否在苏维埃中国和苏维埃俄国之间会有“某种形式的两国政府之实际合并”时，他声称：“我们为一个解放的中国而战斗，当然不是要把这个国家移交给莫斯科！”他接着清楚地说明了这一反驳的根据：

中国共产党只是中国的一个政党，在争取胜利中，党应为全民族说话。党不能为俄国人或 那么，什么是那永恒的核心呢？毛泽东本人在刚引用的1938年10月的那篇报告中说：“不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字母，而是学习他们观察问题与解决问题的立场与方法。”[132]1942年2月他号召他的中国共产党的同志们，“拿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应用于中国，并从中国的历史实际与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中创造出理论来”。[133]

这些系统性的阐述引出了两个问题。毛泽东所讲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指的是什么？什么是这样的态度或原则（这是由马克思主义导出的）与“方法”（他说，这种“方法”能够从吸收中国过去的珍贵遗产得到）之间的关系？

关于 当然，这一类的求助于民族的过去，只是当毛泽东为了推动建立新的统一战线，对尽可能广大的舆论范围讲话时，才特别合适。可是，它们也应认真地被理解为他的思想实质的一种表现。在转向专门分析毛泽东与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结成抗日统一战线的思想之前，让我们进一步探讨一下他对中华民族的历史的解释，特别是19世纪和20世纪的历史，因为正是这个环境确定了毛泽东所认识的中国革命当时的舞台，也从而确定了这一时期合适的策略。

一般来说起自延安时期的毛泽东关于中国历史的观点，最系统的陈述，可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首先，毛泽东在这里把奴隶制社会向封建制的过渡放在西周初，也就是大致在公元前11世纪。有关段落如下：

这个封建制度，自周秦以来一直延续了三千多年……

保护这种封建剥削制度的，便是地主阶级的封建国家。如果说周是诸侯割据称雄的封建国家，那么自秦始皇</a>统一中国以后，就建立了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仍旧保留着封建割据的状态……[138]

于是秦朝被看成仅仅是由于政权形式的改变，而不是由于从一种生产方式向另一种生产方式的过渡而有其特色。[139]

“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这个概念，可能在西方读者看来，是个词语矛盾的说法；可是它是毛泽东和他的同志们为了同时说明中国社会“封建”的（因而也是普遍的）性质及其独特性，在20年代和30年代对中国社会性质辩论之后取得的结论。同时，在这篇文章的1939年最早的版本中仍留有中国是个“亚细亚”社会的概念的痕迹，而这在原则上已经被抛弃了。于是，毛泽东断言中国社会在鸦片战争以前若干世纪以来一直是完全停滞的，只是由于西方的冲击才被推动起来。[140]

毛泽东概括中国历史，其中有两点值得特别强调。我们已经看到，毛泽东在1919年发表的《民众的大联合》文章中，敢说一“怪话”：“他日中华民族的改革，将较任何民族为彻底，中华民族的社会，将较任何民族为光明。” 20年以后，他对他的同胞的异常才能的同样的信赖，在像下面这样的段落中可以看到：

在中华民族的数千年的历史中，产生了很多的民族英雄与革命领袖，产生了很多的革命军事家、政治家、文学家与思想家。所以，中华民族又是一个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和优秀历史遗产的民族。[141]

其次，像他从1926年就做过的那样，他继续特别重视农民的作用。中华民族历史上的“几百次的农民暴动”不仅被描绘成是每一次改朝换代的决定性因素，并且这些“规模之大是世界历史上所没有的”“农民暴动和农民战争”被说成唯一的“中国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可是，他同时也强调了在“封建”社会里，就推动生产力的发展的能量，或就改变生产方式的能量而言，仅由农民采取的这样的行动的局限性。关于这个问题他写道：

每次农民暴动与农民战争的结果，都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因而也就多少变动了社会的生产关系与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只是由于当时还没有新的生产力与新的生产方式，没有新的阶级力量，没有先进的政党，因而这种农民战争与农民暴动得不到先进阶级与先进政党的领导，如同现在的无产阶级与共产党能够正确领导农民暴动与农民战争。这样，就使当时的农民革命总是陷于失败，总是在革命中与革命后被地主贵族利用了去，当作他们改朝换代的工具。这样，就在每次农民斗争停息之后，虽然多少有些进步，但是封建的经济关系和封建的政治制度，基本上依然继续下去。[142]

从毛泽东的观点看，无产阶级和共产党能够对中国革命实行“正确领导”的形势，在什么时候和如何出现呢？如他所见，这一过程的发生分为两个阶段。首先，在19世纪以前存在的“封建的”生产关系已部分地解体，旧统治阶级的地位，受到西方和随之而来的资本主义和初生的资产阶级的发展的冲击而遭到破坏。在这个阶段，受到帝国主义支持的地主阶级仍然构成了中国社会的统治阶段，但是资产阶级分子是对现存秩序革命挑战的当然领导人。然后，在 这里提出，或者暗示的中国革命性质转变的各种理由，包括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减弱和丧失信誉，新的苏维埃共和国所体现的另一模式出现，以及苏联人提供物质和道义援助的可能性。正是部分地由于这后一条理由，毛泽东随着斯大林（斯大林自己又是随着列宁）宣称，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组成部分。关于这一主题，毛泽东写道：

在世界资本主义战线已在地球的一角（这一角，占全世界六分之一土地）实行崩溃，而在其余的角上又已经充分显露其腐朽性的时代，在这些尚存的资本主义部分非更加依赖殖民地半殖民地便不能过活的时代……在这种时代，任何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如果发生了反帝国主义的革命，它就不再是属于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而属于新的范畴了……

这种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的 毛泽东继续写道，随着抗日战争的到来，中国革命“走了一段曲折的路程”，再次达到了三个阶级的统一战线。但是这一次他补充道：

范围更大了，上层阶级包括了一切统治者，中层阶级包括了一切小资产阶级，下层阶级包括了一切无产者，全国各阶层都成了盟员，坚决反抗了日本帝国主义。[155]

十分明显，把农民纳入小资产阶级这个能容纳一切的范畴，能减轻强调中国革命的独特性，尤其是它早先特征之一的农村里的游击战。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毛泽东把中国经验的这些方面作为分析的主要论题之一：

由于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发展不平衡的国家，半封建经济占优势而又土地广大的国家，这就不但规定了：中国现阶段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革命的主要对象是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革命的动力基本的是无产阶级、农民阶级与城市小资产阶级，而在一定的时期中，一定的程度上，还有民族资产阶级等等这样许多的东西；而且规定了：中国革命斗争的主要形式是武装斗争。

不太清楚的是，怎么能由毛泽东在这个句子里列举的事实得出最后的结论，不过，显然，这个结论是正确的。毛泽东继续写道：“我们党十八年的历史，可以说就是武装斗争的历史。斯大林同</a>志说过：‘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这是说得非常之对的。”这引自斯大林的话，是脱离上下文引证的一个显著冷嘲热讽的例子；当斯大林在1926年12月讲这话时，他所讲的“武装的人民”是由蒋介石代表的，斯大林仍然充分相信蒋介石对事业的忠诚，而毛泽东对这一点了解得很清楚。可是，这一点被他很好地再一次抓住了：“在中国，只要一提到武装斗争”，他补充说，“实质上即是农民战争，党同农民战争的密切关系即是党同农民的关系”。[156]

在本文中，毛泽东把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描绘成中国共产党的三个“法宝”。我们在这一章里已谈过武装斗争在毛泽东的战略中所处的地位。至于统一战线，《〈共产党人〉发刊词》里的主要信息就是它应该是既联合又斗争。这样联合的确切形式并未讨论，但是我们已经看到，在这同一时期，毛泽东在另外两处写道：合作的方式应该是“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他也把它说成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帝国主义者及汉奸反动派的革命民主专政”。[157]“革命民主专政”这一术语显然是仿效列宁的“工农革命民主专政”这一口号，它是在1905年的革命时创造出来的，以后又反复讲过。当然，毛泽东的专政者要比列宁的多；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他解释说，差别是由于外国支配下的国家的特殊条件。

毛泽东的 1941年5月5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大会上作报告，批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者”，他们“只会背诵马、恩、列、斯的成语，对于自己的祖宗，则对不住，忘记了”。

1941年7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强调纪律和各级干部绝对服从上级领导的重要性。

1941年7月13日。孙冶方（用笔名宋亮）写信给刘少奇，谈到轻视理论研究和强调经院式研究的两种对立倾向，并希望举出几个把理论与实践正确结合起来的“中国例子”。同一天刘少奇给了答复，强调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困难，并部分地把这方面进展如此不大的原因归咎于很少党员能读马列原著。

1942年1月23日。毛泽东指示军队干部学习他的1929年12月写的《古田决议》，要求熟读。

1942年2月1日和8日。毛泽东发表两次关于整风的基调演说。在 当然，选择这些事实，并把它们排列起来，是为了好让人们看出，毛泽东在党内绝对支配地位的建立，从一开始就是1942—1943年整风运动的主要目标。虽然它们在某种程度上会使这一陈述显得尖刻和过于简单化，但是我认为并没有歪曲它的大致轮廓。

诚然，在1943年4月，当整风运动基本上达到了目标时，毛泽东不知是出于真诚的谦虚还是虚假的谦虚，写道，他的思想——那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种形式——自觉还没有完全成熟和想透，还没有形成体系。他说，他的思想，或许除了包括在运动时期学习文件中的一些片断，还不是鼓吹的时候。[160]可是，事实仍然是，从1943年以后，特别是从1945年起，他的思想就十分清楚地被看成是使马克思列宁主义适应中国情况的最权威的范例，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又是中国文化的总结和顶峰。[161]

如果我们接受这种观点，即认为毛泽东在1932—1934年受辱于“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和从1935年到1943年经历长期艰苦的斗争以建立自己政治上和思想上的权威之后，终于在整风运动的过程中达到了这个目标，那么他当时在延安根据地建立起了什么样的政治和经济体系呢？这个体系又是建立在什么原则上的呢？曾有人一再争辩说，延安传统的实质在于党与群众之间的亲密关系，这并非瞎话，但是事情不能看得过于片面。

在本章的 至于新国家的阶级性质，毛泽东以常常称之为同心圆的比喻说法来解释权力的所在。施行专政的“人民”由工人阶级、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构成。在这四个阶级中，工人是领导，农民是他们的最可靠的同盟军。小资产阶级大多是追随者，而民族资产阶级有双重性，他们是人民的一部分，但是他们同时又是剥削者。因此，其中表现得不好的分子可能被重新划在“人民”之外，而发现自己处于接受专政的一端，是革命的改革的对象，而不是主体。

毛泽东丝毫没有把代表这四个阶级的国家形式搞得神秘化。在回答想象中的抱怨共产党人“独裁”的批评者时，他宣称：

可爱的先生们，你们讲对了，我们正是这样。中国人民在几十年中积累起来的一切经验，都叫我们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或曰人民民主独裁，总之是一样，就是剥夺反动派的发言权，只让人民有发言权……

“你们不是要消灭国家权力吗？”我们要，但是我们现在还不要，我们现在还不能要。为什么？帝国主义还存在，国内反动派还存在，国内阶级还存在。我们现在的任务是要强化人民的国家机器，这主要是指人民的军队、人民的警察和人民的法庭，借以巩固国防和保护人民利益。以此作为条件，使中国有可能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之下稳步地由农业国进到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消灭阶级和实现大同。

在指导中国“由农业国进到工业国”的发展任务方面，毛泽东说“教育农民”是“严重的问题”。他进而说，因为“农民的经济是分散的，根据苏联的经验，需要很长的时间和细心的工作，才能做到农业社会化”。[170]

这些简短的引语，说明了1949年以后在中国实行马克思主义革命这一问题的几个极为重要的方面。一方面，毛泽东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是列宁“工农革命民主专政”和斯大林“四个阶级联盟”的正统派生物，毛泽东自己也直率地承认这一思想上的借鉴，并且特意强调与苏联经验的关系。确实，不管他取得政权的道路，多么不正统，一旦胜利显然在握，他就宣称他此后要按正统方式行事了。1949 年3月，他声称：“从一九二七年到现在，我们的工作重点是在乡村，在乡村聚集力量，用乡村包围城市，然后取得城市。采取这样一种工作方式的时期现在已经完结。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171]由此才有毛泽东说的“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换句话说，把现代知识和现代工业部门的物力从城市带往农村。由此，才在1949年强调“人民专政”的工人阶级的领导。由此，才在50年代初期做出努力，大量吸收真正血肉之躯的工人参加中国共产党，以“改进”党的阶级成分。

然而，尽管有这一切，尽管毛泽东在1962年明白地说过在早期的这么多年只有“照抄苏联”，[172]可他的1949年6月30日的文章本身，如已经提出来的，就包含了指向非常不同的方向的成分。于是老式的用语“独裁”被用来作为专政的同义语，“大同”被用来作为共产主义的同义词，中国革命经验的独特性质被一再强调。

中国革命在1949年以后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说法，是否走的是可以称之为“正统”的道路以及它在什么时候，为什么和怎样地与苏联模式分歧，不是这儿讨论的合适题目，因为它将在另两卷《剑桥中国史》去谈。在总结毛泽东作为一位革命的理论家到1949年为止这段时期的发展的经历时，所宜做的似乎是考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最初30年中将要出现的那些动向，在他取得政权之前的思想中已见端倪了——只要人们有这种智力，看得出当时的迹象。

由我看来，情况并非如此的一个领域是政治经济的发展。是的，有一些人争辩说“毛主义的经济学若非更早的话，也是在延安产生的”。的确，在延安根据地的经验中，也能找到毛泽东对未来经济的考虑的很有意义的暗示（如在《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中所总结的），但是这些起点都太片面，不足以辩明其中在任何意义上含有1958年大跃进思想这一结论。它们只包含了农民自助的，而不是复杂的多面的表示公社特征的组织；只强调了土办法，而不是大规模的投入或现代技术。总之，在延安没有把大与小、现代和传统结合起来的“两条腿走路”，在那一时期的毛泽东的著作中也没有“两条腿走路”的思想。如已经指出的，毛泽东在1949年建议通过现代化和发展经济的过程，使中国“由农业国进到为工业国”。而农村居民，虽然会积极参加这一过程，就终极目标而论却没有发言权，它必须接受“再教育”，和接受造成的思想和生活方式的变化。

所以，即使人们能够在延安的自给自足经济和15年后在自力更生的口号下采取的新政策之间，认识到某种连续性，可是在细致地阐述政策方面，却没有任何思想上的连续性，在毛泽东自己的思想中无疑也没有关于发展的连续不断的环链，因为他在1949年曾明确地否定过他在40年代初期提出的许多不成熟的想法。诚然，如已指出的，在毛泽东思想的哲学核心里，至少从1937年到60年代初期，有着实质上的连续性。不过，如果说毛泽东关于矛盾的理论与苏联经济发展模式的逻辑极不相容，那么他自己在大跃进年代之前并没有发现这一点。

在毛泽东从30年代到70年代的看法中，几乎全面延续下来的唯一的领域，是行使政治权力的方式方法，而且，假若如此，我认为从1949年以前毛泽东的讲话和文章里，看出许多将要发生的事情的迹象，应该是可能的。

毛泽东在1949年说，他要建立的新政权正如可以称之为“人民民主专政”一样，也可以称之为“人民民主独裁”。对于这一用语上的差异不必过于重视，因为“独裁”在过去的年代里，当马克思主义的措词在中国还不是都有标准的对应词的时候，有时是被用作“专政”的译文。虽然如此，它还是带有过时的中国式的专制制度的味道，以致它事实上能较好地概括毛泽东对政治领导的看法的实质。

一方面他提倡基层参与的民主，其规模为现代任何革命领袖所不及。在这方面，他为中国人民服务得很好，帮助他们准备进入政治发展的年8月确实写过一封信，提倡从旧的家庭制度下解放出来：“有人说我们忽视或压制个性，这是不对的。被束缚的个性如不得解放，就没有民主主义，也没有社会主义。”[173]人们必定仍然要问，这一目标是否与毛泽东的总的观点一致。

在这个问题以及我刚刚提出的其他问题的背后，潜伏着交叉文化的仿效过程中出现的一些根本性的争论点，这一过程从本世纪初就在中国开始了，并且还没有轮廓清晰的结果。“五四”时期的特点，总的来说，就是粗暴地拒绝中国传统的价值观，而赞同源于西方的思想；其后在30年代，在抗日战争的环境中，又再次肯定了中国文化的尊严。就蒋介石和国民党来说，钟摆的这一摆动，事实上导致否定整个“五四”精神，并断言儒家思想对全世界的问题都提供了答案。毛泽东作为西方化的最激进的哲学——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拥护者，不可能走到这样极端的地步，但是在国民党的思想体系的趋向——它导致写出《中国之命运》——与毛泽东所提倡的“在中国具体化”之间，却依然有某种相似。

在40年代末期，接近全国性的胜利之时，如上面已特别提到的，毛泽东开始更加大力地、明确地强调马克思主义所关注的事项，如需要城市和工人阶级的领导，以及工业化在改造中国社会和文化这两方面的中心作用。但是“封建”文化真的能够废除吗？一个政党真的能在“独裁者”——虽然是仁慈的——的指导下进行改革，并获得更为民主的工作作风吗？如果现代化也包含传统政治文化的深刻变化，那么像毛泽东在1949年建立起的那种“人民民主独裁”的政府真的能够实现现代化吗？或者这样一种政权的形式最终要败坏或歪曲它的内容？在毛泽东于1949年取得胜利之时，这就是很清楚地看到的、悬在他的政治信条之上的问题。

* * *

[1]关于毛泽东早年的生活和思想的全面叙述，可见于李锐撰写的毛泽东早年的传记，最初发表于1957年，书名《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这部著已由安东尼·S.萨里蒂翻译成英文，由熊玠编辑，宣道华作导言。而今，李锐已推出这部著作经过大量修改和扩充的 [2]二十八画生（毛泽东）：《体育之研究》，《新青年》 [3]毛泽东：《体育之研究》， [15]《毛泽东集补卷》年1—3月）， [21]《中国季刊》 [22]李锐：《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 [26]《毛泽东集》 [29]这些材料——毛泽东写的四篇文章，及毛泽东和其他人联名提出的召集宪法会议的建议——已由安格斯·麦克唐纳在准备撰写博士学位论文《农村革命的城市根源》（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1974年）的过程中发现，这篇学位论文也以同样的标题以书籍的形式出版。麦克唐纳把这些文章的中文全文发表在《法学研究》 [30]《毛泽东集补卷》 [38]特别是见《恋爱问题——少年人与老年人》，《毛泽东集补卷》 [47]因此，马林在对伊罗生说他只凭个人威信，“手头没有莫斯科文件”支持而说服了中国共产党人接受这个建议时说了谎。[伊罗生：《与斯内夫利特谈话记录：关于1920—1923年的中国问题》（《中国季刊》 [48]见毛泽东1922年6月20日《致施复亮并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的信和1923年9月28日《致林伯渠和彭素民》的信，《毛泽东书信选集》， [59]《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1926年1月）和《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1926年2月），《毛泽东集》 [65]《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毛泽东集补卷》 [66]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毛泽东集》 [68]《毛泽东集》 [77]《毛泽东集补卷》年10月7日决议被瞿秋白在上海《实话》 [87]关于李立三就中国在世界革命中的作用发表的言论的简短综述，见施拉姆：《毛泽东》（中文版，红旗出版社1987年版）， [93]这本书的若干版本在书名页上印有毛泽东之名，其他版本却没有，毛泽东是不是对这本书的著者存疑。虽然这本书在人民解放军出版的毛泽东著作书目（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训练部图书资料馆：《毛泽东著作言论文电目录》[北京]，1961年2月28日）中出现，但是现有的证据偏重于证明这本书的著者不是毛泽东。在我翻译的《基础战术》英译本的导言中，我已概括地说明毛泽东军事战术发展的诸阶段。

[94]《毛泽东选集》 [110]《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抗战大学》年12月）， [112]访问谈话原在《新共和》杂志发表的时候，这个否认是强烈的，但是，毛泽东谨慎地并不直截了当地说从未做过这类讲课。当访问谈话被作为附录收入《漫长的革命》时，文字被“改进”为明确地否认他写过这部著作。斯诺的谈论（《漫长的革命》， [114]见《中国哲学》 [115]当然，这个文本的确是在大约十年后出版。另一方面，在1946—1947年出版的文本一般未显出经过彻底的改写。而且，这个文本在苏军控制的大连出版发行，苏联方面当然不会愿意出力让人们产生可提高毛泽东在延安时期理论成熟的声望的误解。也就是说，假若如科恩所认为这个文本是在考虑1930年后期斯大林著作的基础上经过改写出版的，苏联专家一定会把这一点指出来。关于科恩的论点（现已是无力的），见阿瑟·科恩《毛泽东的共产主义》， [136]《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 [152]《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集》 现在刘少奇的这封信已被重新刊载，宋亮已被判明是孙冶方（《红旗》1980年年3月起毛泽东在党内的正式职位，见《党史研究》1980年 [162]《论语·泰伯篇 [163]这一篇很长的著作只有第一部分在《毛泽东选集》载出。下面的节段引自第七部分，《关于发展自给工业》，见《毛泽东集》第8卷，第263—264页。

[164]这一段的英译文，见安德鲁·沃森编《毛泽东与边区政治经济》（英文），第149—150页。

[165]《毛泽东集》第8卷，第273页。

[166]同上书，第265、273页。

[167]这是整风学习文件之一。这个决定没有被正式证实是毛泽东起草的，但中文本已被收入在东京出版的《毛泽东集》第8卷，第155—163页。

[168]《毛泽东集》第8卷，第161页。

[169]《中共中央关于领导方法的决定》，《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02—903页。考虑到正式文本同1943年文本比较起来有（不太广泛的）改变，据《毛泽东集》第9卷，第29页修正。

[170]《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80—1481页。

[171]《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28页。

[172]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

[173]《致秦邦宪》（1944年8月31日），《毛泽东书信选集》，第23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