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几章记述了到1931年为止的中国国际关系,以及直到1937年在南京掌权的国民党政府和其对手中国共产党的命运。但是,正如本丛书前几卷已阐明的那样,中国的近代史很难只通过叙事来把握;太多的特殊情况(虽然往往鲜为人知)影响了事件的进程,如体制运行、经济和社会条件、领导人及其追随者的思想和抱负等。所以下面几章将讨论农业经济、农民运动、地方政府、高等教育和文学倾向——这些是影响1937年到1949年的戏剧性事件的相关因素。我们从估价这一国土上的普通人的生计入手。
到1912年旧制度结束,中国的农业供养着庞大的农业人口,他们辛勤劳动,必须用精耕细作的方法才得以靠为数不足的土地维持生计。由于缺乏综合统计材料,本章只作定性说明,以勾画出不为大多数欧美人士所熟悉的情景。
费迪南德·冯·列区荷芬于1869年1月旅行到南京时记录了以下情景:
像蜜蜂一样辛勤地耕作,是中国人特有的品质。我了解到一件极令人惊讶的事例……在一座矿井后面,矿工曾把大块的煤矸石倾倒在地里……附近村民筑起阶梯,直达石山顶部,并背来泥土和肥料……用这样的方法,在那块土地上开垦了小块土地。这些地块大小只有几平方米。从下面往上看,只能见到锯齿状的煤矸石向上突出,但是从上面往下看,就只看到构成复杂图案的绿色田野。冬季,农民在上面种小麦,夏季种稻谷。[1]
中国农民掌握了补充土地养分的秘诀,甚至一些地区一年两熟,而另一些地区两年三熟。用美国农学家金在1909年的话说,他们的复种技术使“最充分地利用生长期的每一分钟,和最充分地利用家庭成员的时间来照料庄稼”成为可能。[2]
但是种植技术和勤劳并不足以使所有家庭都能得到温饱。有些家庭——不知他们占农业人口的几分之一——生活困难,甚至难以忍受。下面的报告记述了19世纪70年代江苏、浙江两省一些农民的困境:
昔日男耕女织,一个农业劳力可种地百亩(6.6公顷),八口之家无虞饥饿。一家有地五亩(0.3公顷),由一位妇女养蚕;七十老妪不难自食其力。今日农家男耕女织,家庭人口一如</a>往昔,拥有土地亦然,却难令一家大小温饱。昔者,鳏、寡、孤、独之人因无家庭供养,诚难免不期而卒;而今日虽父母犹存,亦处于死亡边缘,实无以为生也。今之情景比之昨日何如?[3]
叙述者没有说明粮食产量是否下降,税收是否增加,或者商品的售价和劳务费用与收入的市价相比是否下降。农村的贫富状况在地区之间,甚至在区域之间有很大不同,随收成的好坏而波动。
然而放在一起看,外国观察者,甚至本国专家关于清朝最后几年农村情况的著作,既未表达产量下降的意见,也没有一次表达粮食或布匹短缺的情况。日本的来访者可能是农业的最为严厉的批评家,他们经常把中国的农业与他们自己国家的农业加以比较。1911年在华中和东南部旅行过的益子呈辅的下列评论堪称典型:
在中国的各个产业部门中,农业生产占国家财富的50%,雇佣了大约70%的人口。此外,各种农业技术已长期发展。尽管在这些方面有广泛的知识,但是在山冈之间有不少地块未加开垦,大量的荒地未加种植。这些改进的可能性完全被忽略了。由于没有结余,农民不能逃脱赤贫的水平。一遇坏年景,他们就陷于饥馑。[4]
为什么农民没有结余,逃脱不了靠天吃饭的不安定的命运,从未得到说明。这一困难是否起源于土地贫瘠、人口过多,或者农民是否无力缩小潜在产量与实际产量之间的距离,从对这一时期农业的描述看,也从不清楚。
但是有一点似乎是清楚的,那就是有些中国人开始意识到,他们因丧失优先使农业现代化的机会而蒙受越来越多的损失。所谓农业现代化,就是采用有效的现代技术以增加土地和劳动的生产率。葛敬中在1921年为上海主要的报纸《申报》创刊50周年撰文,评价了半个世纪以来国家的粮食状况,发现成绩很差。
稻、麦和其他五种杂粮是我国农业的基本产品。但因为人口持续增长,没有开拓耕地,农业技术未能改进,收成一直不够丰裕。有荒地,人们却不知道怎样去开发。有河流,我们却不知道怎样去治理。多年来生产的粮食不敷国家之需。多年来,我们面对洪水和干旱而束手无策。读者会注意到海关关于粮食进出口的统计资料,会看到出口量仅占进口量的三分之一。我只能说农业史上的近五十年,是令人极其失望的五十年。[5]
农业现代化方面的失败也不是绝对的。在铁路和新的条约口岸城市中心出现之后,农业逐渐更加商品化。这一过程在北方比南方更快一些。在 * * *
[1]费迪南德·保罗·威廉·冯·列区荷芬:《中国旅行日记》,老原正雄译, [46]满铁上海事务所调查室:《华中农村的社会状况》, [58]林耀华:《金翼:中国家族主义的社会学研究》, [60]马若孟:《中国的农民经济》, [61]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 [93]这类趋势在国民政府主计处统计局编的《中华民国统计提要》 [104]同上书, [107]沃尔特·H.马洛里:《中国:饥荒的国家》 [108]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 [112]吴大业:《世界经济衰落中之中国》,载方显庭编:《中国经济研究》 [118]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第627页。
[119]同上书,第629—630页。
[120]同上书,第678页。
[121]同上。
[122]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编:《陕西省农村调查》,第164页。
[123]古岛和雄:《旧中国土地所有制及其特点》,载山本秀夫和野间清编:《中国农村革命的发展》,第41页。
[124]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编:《中国农村调查资料五种:江苏省农村调查》第1卷,第25、28、30页。
[125]马黎元:《战时华北农作物生产及敌伪对粮食之掠夺》,《社会科学杂志》第10卷第1期(1948年6月),第65页。
[126]马黎元:《战时华北农作物生产及敌伪对粮食之掠夺》,《社会科学杂志》第10卷第1期(1948年6月),第71—72页。
[127]董时进:《抗战以来四川之农业》,《四川经济季刊》第1卷第1期(1943年2月15日),第48页。
[128]同上书,第51页。
[129]王银元:《四川战时农工问题》,《四川经济季刊》第2卷第3期(1944年6月),第107—108页。
[130]格雷厄姆·佩克:《两种局势:关于中国投入革命的亲身经历》,第260页。
[131]格雷厄姆·佩克:《两种局势:关于中国投入革命的亲身经历》,第312—313页。
[132]应为山东省。——译者
[133]中央农业部计划司编:《两年来的中国农村经济调查汇编》,第149—150、160—161页。
[134]同上书,第224—23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