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中国的资产阶级，1911—1937年_剑桥中华民国史

辛亥革命即使不是标志资产阶级的诞生，至少也是标志其开始成为中国经济与社会生活中的一个重要力量。明清两代商人阶层的发展，使得资产阶级有可能在沿海大城市中出现。18世纪的人口增长和区域间贸易的扩展，加速了城市化的进程；城市人口据估计已达2400万。[1]商人们在各方面也加强其活动。各地区的会馆在全国猛增，在《南京条约》规定将宁波和上海辟为商埠开放对外贸易之前，各种形式的信贷已经在各地区出现。[2]

19世纪后半期，西方的势力进入到中国，给沿海城市以新的推动力，并引起了中国经济巨大的变化。在城市占统治地位的各阶层，都急于想从中获利，官僚和商人各有其优势。前者握有行政管理权及财政权，有责任感和领导能力；后者拥有个人财富，而且互相团结，并热心于变革。在两者既不情愿的合作，又部分地互相融合中，产生了一个界限含混的精英阶层，即所谓“绅商”。20世纪初，清政府的衰落，也削弱了官僚士绅在精英阶层中的地位。虽然辛亥革命是反映这一变化，并加速了其发展，但到 中国商人能有抓住和利用时机致富的非凡才能，鼓励其与外国人合作。在一些开放的港口城市里，西方人办的工厂和运输公司为数众多。在1900年前后，将自己的才能为外国企业服务的买办人数，据估计已达2万。[7]通过一些业务上的接触，中国商人获得了现代的管理和生产技术。这些人构成了一个面向外部世界的开拓者集团；其与外国社会的关系，也许比与中国传统社会的关系更为密切。但是中国商人在与外国人的接触中，其民族和社会的特性，并没有如信奉基督教和流行穿着西装的人那样数典忘祖，而是表现为地区行会、行业同业公会和1914年以后的商会之中，并以新的力量来激发这些组织。

但是，各式各样的障碍，延缓了商人阶级转变为企业家和实业家组成的现代资产阶级进程。这些障碍，部分来自商人传统自身，如来自销售和生产两个系统之间的严格区分。在19世纪下半叶以前，中国几乎没有采用由商人将原料分发给手工业者加工的办法；而在曼彻斯特和里昂，正是这种制度的广泛采用，标志着资本主义制度的诞生。同样，中国商人嗜好商业投机，为迅速获得高额的利润而甘冒风险。但最主要的还是商人社会地位的低下，阻碍了其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转变。当然，不能把儒家对商业的谴责看得过分认真；过去数百年来，实践一直在与僵化死板的原则相对抗。[8]实际上，商人对公共权力的让步，并不表示商业活动受到压制，而是表现为各种形式的控制与合作，最典型的例子就是17世纪和18世纪的食盐销售制度。不过，商人这种退让的主动性，是为发财致富争取更多的机会。扬州盐商的豪富与权力便是明证。[9]商人阶级的成员要想脱离自己的出身，爬上更高的社会阶梯，或者是由官僚的提携，或者是通过科举考试，或者花钱捐得官衔。不过这种向上爬的运动，也为一部分士绅从事反方向的运动所抵消。所谓反方向运动，就是这些人暗中或间接投身于商业活动。

19世纪末，以官僚和士绅阶层为一方，与商人为另一方的合作增强了，并且有了部分的相互融合，结果就产生了商业资产阶级。在政府的倡导下，在现代经济部门中出现了混合企业（官督商办或官商合办），由公私两方共同出资，在上级官员监督之下，由商人来从事经营。随着岁月的流逝，这种官僚资本主义变得越来越少国家行政色彩了。当20世纪的最初10年，这种官僚资本主义发展到最佳状态时，企业领导人亦官亦商的双重依附关系，构成了官僚资本主义的唯一基础，例如张謇</a>和严信厚。[10]这一新的城市绅商群体的出现，受到19世纪中叶以来的大量捐官的认可，也受到20世纪初叶（1903年的诏书）商人地位的上升的认可，更使官吏和退职官员对经商表现出日益增长的兴趣和鼓励。

在这个新的混杂的阶级队伍里，各种力量的对比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在20世纪始初阶段，官吏似乎处于主宰地位。官僚主持着上海和广州的各种慈善协会（爱育善堂），也主持着雏形市议会的上海华界总工局，甚至担任新的商会长（清末商会的总数已达800左右）。[11]但在以后的年代里，由于科举制的废除（1905年），中央政权的衰落，地方政权的军事化，官僚阶级的势力因之而削弱。商人们逐渐在城市绅商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参加了1905年抵制美货运动，由此也显示其在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不可轻视的影响。加入资产阶级队伍的官吏或其子孙的行为，越来越像公司的首脑和私人资本家。曾国藩</a>的外孙聂云台在1920年前后，成了庞大的中国实业家协会的主要领袖和代言人之一。

条约口岸的作用

中国资产阶级的形成，也有其外部环境的原因，即由外国势力的进入和条约口岸租界所造成的。

在明朝，中国最初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并没有开花结果，也没有促成一场技术革命，更没有产生现代的资产阶级就枯萎了。历史学家们对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遭受挫折的原因，至今还没有清楚地说明。学者们对此各执一词，归咎于官僚主义的压迫（E.巴拉兹）、制度运转不灵（费维恺）、原料缺乏，认为是习于按常规办事的小生产和信息灵通的商人之间缺少配合（伊懋可），甚至还有人认为是缺乏能源。[12]充其量也只能像E.巴拉兹那样指出，在许多世纪中，商人阶层的兴旺，都是与国家权力和官僚控制的减弱同时出现。但是，一旦占主导地位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秩序受到削弱，就会出现资本主义萌芽；可是这个萌芽，又将或迟或早为政治和意识形态秩序的减弱，因而为发生的变乱所扼杀。因此，对于处在瘫痪过程中的专制和儒教政权，唯一的代替物似乎就是具有破坏性的无政府状态。

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中国资产阶级的迅速兴起，是由官僚主义控制的削弱（商人将其能量释放出来），以及相对安全而有秩序的孤岛，即“租界的庇护”（这种庇护保存了商人的能量）这两者同时的存在促成的。[13]尽管居住在租界里的中国商人，受到二等居民的待遇，长期被剥夺了参与城市管理的权利而又必须纳税，但也因外国人的存在而受益。租界里的巡捕，必要时能够得到从外国居民中招募的义勇队的支持，使条约口岸免受骚乱的干扰，也免受19世纪末以来各省连年不断的小规模叛乱的侵扰。这些义勇队的武装实力并无多大作用，而是停泊在主要口岸，或沿扬子江上下游弋的炮舰的威胁，足以保持这些“国中之国”的安全。在这种安全避难所里，各种公共事业（海关和邮局）引进了公正和正规化等行政优点。“模范租界”提供公用事业，如廉价的民用和工业用电，自来水、电车和电话，完全可以和西方的大城市媲美。但是中国的绅商们在租界内首先寻求的，是财产和人身的安全，把自己的钱财存入外国银行，其保险库是北京政府永远无法打开的；还可以向租界的会审公廨提出申诉，以抵制清政府官员的高压政策。[14]外国人为了本地区的商业利益，希望保证其正常发展，不要受到政府当局的干扰，上海租界工部局于1902年提出，任何在租界内的中国居民，原则上在未被会审公廨审判定罪之前，均不得引渡交给清政府当局，在1903年的“苏报案”中，这个原则得到明确的验证。当南京的两江总督要求立即引渡激进的反满新闻记者时，工部局中的英国多数派对会审公廨施加压力，要求按西方法治原则审判，结果只判处了短期监禁。[15]

革命的反清运动与中国资产阶级的形成，都得益于由租界发展而成的国际飞地的存在；两者齐头并进，互相支持。

1911年：不明确的资产阶级革命

1911年真有一次资产阶级革命吗？

首先要抛弃或多或少被广泛接受的假说，认为1911年的革命不是一次资产阶级革命。在1949年胜利的前夕，中国共产党将其历史用马克思主义的词汇重新作了解释，把1911年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或多或少描写为封建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必不可缺的资产阶级阶段，把资产阶级设想成为这次革命的指导者和主要受益者。这不是事实——除非放宽资产阶级的定义，除了工商界和城市知识分子而外，也包括高级官吏、地主、军官、秘密会社首领和各种武装帮伙；而这些社会成分的特点和本性，与马克思主义关于资产阶级的界说是不相容的。这样的理解资产阶级，会把资产阶级与大体上仍然是农民和传统社会的统治阶级混为一谈。[16]根据严格的定义，城市资产阶级只限定为和现代工商业相联系的阶级；可是，这个阶级显然在辛亥革命中只起次要的作用。武装暴动，由地方士绅领导的起义——这次最初的革命，超越了资产阶级，并脱离了资产阶级的控制。[17]

革命成功之后，资产阶级曾企图利用形势为自己牟取好处，但只获得了一半的成功，即仅取得了对资产阶级利益的尊重；除了局部地区外，并未取得权力。

虽然不能把辛亥革命称作资产阶级革命，但这场革命对资产阶级的命运起了重要作用。这次革命是资产阶级 不过，“旧制度的资产阶级”和新式企业家之间的合作，并不完全是一帆风顺的。上海总商会在1919年爆发五四运动时，内部出现了一场危机。[104]对立面并不是来自新的商业联合会，而是来自一些旧式的同乡会。这些同乡会和帮会不同，一直让小业主甚至普通工人参加。1909年，由陈洪赉组织的宁波旅沪同乡会，作为宁波帮会的分支，其贵族气就比帮会少一些。但是在各组织中最激进的，要数汤富福（汤节之）任主席的广东同业公会。在商会内部，约有60名会员组成的反对派，迫使朱葆三在1919年3月辞职；并提出改革方案，要求放宽会员条件，降低每年所交的会费，扩大董事会，成立经济信息服务机构。1920年8月，董事会改选，改革派在35席中占20席。这是一些什么人呢？其中的一些人——例如汤富福或者冯少山，都因其广东籍贯和政治活动而引起重视。许多人简直是新一代企业家。

改革派未能将商会吸收会员的条件民主化，但其影响却可以从1921年创办的《上海总商会月报》中表现出来，对经济发展和政治参与提出了新的见解。最卓越的分析家中包括方椒伯（积蕃），特别是冯少山。方椒伯1884年生于宁波一个显赫的家庭，是一名银行家和实业家，曾于1922年任上海市总商会副会长；冯少山也生于1884年，广州人，是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股东。

1919年春，伟大的民族主义总动员期间产生的新组织，接受了总商会拒绝扮演政治先锋队角色。1919年5月创立的上海商业公团联合会，自诞生之日起，就是作为地方社会的代言人出现的；广东籍的活动家汤富福、冯少山在其间起了重要作用。虽然联合会的激进主义联盟，经常与商会的保守主义发生冲突，而在两个组织中身居要津的却常是同一些人（特别是虞洽卿）。两者的社会结构几乎没有区别，只是代表同一个资产阶级的两个方面。

数月后，许多“马路联合会”成立，代表上海各主要商业街道的中国商人，动员自己的会员——拥有自己商店的店主起来反对租界工部局的征税政策。因为上海是外国势力的堡垒，在这一地区发生冲突，对整个民族的解放斗争具有重要的意义。

因此，上海总商会想对“马路联合会”加以抑制的呼声，又在其他场合发生了。“上海商会已不能像往日一样代表中国社会了；其权威性已由其他的组织所代替”——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总董1920年作如是说。[105]这些自己创建的新组织。或在传统组织中活动的一代新人的指导下，资产阶级正准备要重登政治舞台了。

士绅阶级衰落以后，资产阶级在城市的绅商中占了主导地位，团结大部分“旧制度”的名流和少数新生的现代企业家，组成了一个朝气蓬勃的联盟，并从前者继承了其对社会的稳定作用，从后者继承了其改革创新精神。这样的资产阶级丝毫没丧失其典型性，相反，却是真正代表了当时的都市社会。但是这个都市社会，却越来越孤立于中国的政治社会之外了；其进步和西化——这必然与其现代化联系在一起，扩大了其与农业社会之间的鸿沟。作为一个广阔的农业帝国，中国怎能为几个少数新兴的沿海城市所统治呢？

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失败

资产阶级和袁世凯政权本来就是非情愿的结合；没有持续多久，袁世凯的独裁作风和随心所欲的苛捐杂税，在商人中引起的不满，在上海总商会中引起了反响。商人的嘴巴可以强行封住，但武力并不能防止其同情心的迅速冷却。[106]1915年各省反对复辟帝制的起义，1916年政府在财政上的失败，加上官办银行延期付款的命令，合在一起把市场搅乱了。其结果是资产阶级与政府分道扬镳。

由于无力扭转政府的施政方向，资产阶级中的一部分人只得独善其身，梦想在社会中创造出一个繁荣安全的孤岛；在博爱传统的鼓舞下，想像出一个模范社会——有时甚至达到要实现的地步。张謇要把南通建成模范城市；朱葆三在上海郊区购买1000亩地，准备在该地建成一模范区。[107]

走向参政

另一方面，中国工商业的发展要求制度的改革——统一币制，改革财政，恢复关税自主。这些要求，又一次向中央政府提出了挑战，对中国也是因国际条约造成的半殖民地地位的挑战。近代资产阶级在经济上的抱负，必然将其引向更广阔的战场。日益众多的企业家开始认识到，其命运是与国家和社会的整体发展繁荣联系在一起的。“人不能离开社会独自生活，吾人不能脱离纷乱而无组织之今日中国社会，而自成一体。”[108]

在1921年的商联会的年会上，汤富福发表了激烈的演说，要求参与政治。这与过去不同，已经不是支持这个党或那个党，拥护这个强者或那个强者的问题；“我们不能信任任何人……救世主是没有的……”各商会应当把直接的责任承担起来。

面对目前境遇的商人们，现在应该是抛弃过时的不过问政治的传统的时候了！我们长期以来拒绝参与所谓肮脏的政治；但是如果政治是肮脏的，那是因为商人们允许其肮脏。各商会过去一贯坚持不过问政治，但是在今天，这种不过问已经变得可耻了。[109]

穆藕初用平和一点的语气重复了相同的意见。

以前我们认为工商业者只应该关心工商业，这种陈旧的观念今天已经没有了。团结起来，用一切办法迫使政府改良内政，已经成了我们工商业者的责任……我们相信，只有这样办才有希望使我们国家的工商业复兴。如果我们不采取这样的步骤，其结果将是所有的企业失败，国民将无以为生，国家将遭到毁灭。[110]

资产阶级在经济发展中碰到各种制度性障碍，而突然出现的政治觉悟，是受到五四运动奋发精神的激励而产生的。国家的前途，国家的经济发展，中国资本家在国家工业建设中的作用，都成了每次讨论的中心话题。从中国贫穷和落后这个确定的事实出发，唯一的药方是发展工业；唯一的办法是从欧洲和美国的经验中吸取教益，但必须避免出现劳资冲突。这些在1918年停战后，是孙逸仙所写的《中国的国际开发》[111]一书的主要论题。这是一本带有圣·西门式的工业抒情诗情调的著作。同样的思想，约翰·杜威于1919年至1921年间，在中国各大学所作讲学中，作了进一步发挥。在杜威影响下，由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张东荪</a>、胡适）加以维护；还在一个短时间内，未来的中共总书记陈独秀</a>也对此给予支持。[112]

五四思想家们所设想的，是部分由国家控制的发展；这个发展是建立在新兴的阶级基础之上的；而这个新兴的阶级既包括资产阶级，也包括工人阶级。在1919—1920年间，人们强调的不是阶级斗争，而是面对发展任务的中国人民迫切需要的团结。“人类进步之基本动力在于互助合作，不在于斗争。”[113]在自由派与激进派于1921年至1922年间爆发争论之前[114]，经济发展必须与民族主义、工业发展、社会和谐结合在一起。当时中国的政治思想，以非常典型的方式开始为乌托邦而奋斗的实现过程。

这些直接或间接以资产阶级的作用为中心的论题，引起了商界的密切注意。上海总商会接待了约翰·杜威和伯特兰·罗素。从张东荪主办的《时事新报》看来，似乎极其靠拢上海的青年企业家们，支持其商会的行动。孙逸仙在商界也享有崇高的威信，一部分商人准备在上海修建其在《中国的国际开发》书中所描述的东方大港。[115]

但是总的说来，资产阶级的观念更多的来源于商人的实践，而不是理论上的推论。在这方面，大战时期和战后具有决定意义的经验，是政治混乱中的经济繁荣。资产阶级更多的意识到经济繁荣带来的好处，而很少注意到政治混乱带来的麻烦。资产阶级几乎还完全不曾经历过现代的经济周期，短暂的兴高采烈掩盖了充满不测的未来；其乐观主义恰恰与乌托邦的理论合拍；因缺乏经验而产生的幻想，和政治思想上的犹豫不决，正在融为一体。

伟大的向往

资产阶级在商会中所采取的立场，在专业报刊上发表的文章，以及工商业者发表声明所表达的观点，全都集中在自相矛盾的主题上，既要民族主义又要国际合作，既要工业革命又要社会安定。

中国资产阶级附和所有要求废除不公正的呼声，废除二十一条，取消治外法权，恢复关税自主。[116]这些论题没有一个是资产阶级所特有的。对于当时促使都市社会反对外国侵略的潮流，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只起辅助性的作用。和大城市中的精英分子一样，商人们——如银行家赵锡恩所说，忍受着“社会不公”所带来的痛苦。“外商在上海似乎形成了一个排他性团体，中国的商人或公司没有和他们来往的权利……这种贵族式生活方式，全然不顾及其主人与顾客，伤害了我们商人的感情。”[117]

但是，外国的扩张虽然损害了被统治国家的一般利益，却以更直接的方式涉及商业、工业和金融领域，而这些正是工商业资产阶级特殊活动的领域。中国商人因此发现其受到双重影响，既作为急于救国的公民，又作为竞争的企业家。天津商会的一个负责人，在1912年举行的银行公会全国代表大会上致词，强调其所负的责任说：我真诚希望大家把发展工业和管理金融事业，看作是自己不可推卸的责任，为中国人谋福利。[118]

资产阶级意识到要控制经济的发展，并从中为自己谋得利益，有赖于与外国合作，“如果我们现在想给工业以新的动力，首先必须采取自由贸易的原则，利用外资，从外国引进机器……如果国家想着只靠自己的力量发展工业，这目标是无法达到的。”[119]

中国的商人于是寄希望于外国的援助，“我们希望你们利用一切机会，援助我们的商业与工业企业”[120]。但是中国商人对这种援助定下了严格的条件。“合作决不可以任何形式干涉我国的财政，也不应妨碍我们的发展。”[121]外国不应该是控制，而应该是“明智的互利行为”[122]。为了在中国境内建立法国的商会，主席昂希·马迪埃主张所谓“友好的经济协作”。中国资产阶级寄希望于外国人的明智和善意，希望“盟国和友邦中的健康力量，能够影响其政府，废除或修改有害于合作精神的条约”[123]。由于受到威尔逊幻想的迷惑，中国实业界特别寄希望于美国，1918年，满怀热情的美国总统特使、百万富翁查尔斯·克兰先生特地从芝加哥赶来中国，以表示其对中国的同情和援助之意。

由于缺乏资金，这种想依赖他人善意的想法，包括本来设想的努力都只能成为乌托邦的空想。中国的资产阶级在1919年至1920年面对的问题，即不发达国家接受外援的问题，至今仍具有头等重大的意义。问题的性质是非常清楚的，如何在取得外援的同时，又使国家的独立受到尊重，还要照顾到有关列强的相互利益。这虽然很难付诸实施，但也不是一个新鲜的观念，而在当时却是革命性的。这与19世纪以来追求特权和势力范围的国际外交原则，是背道而驰的；同时，也摒弃了儒家传统的中国为世界中心的观念。这种错误观念，对于国与国之间的互惠关系表现为十足的无知。

在国内政治水准上，这种国际合作与工业革命所需要的社会和谐思想，正好可以互相配合。

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所表现的关注，可能反映了一些信奉基督教雇主的担心，像聂云台、欧鹏（译音，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创办人之一）和银行家徐恩元都属于此类。总之，这正与基督教青年会和C.F.雷默、歇伍德·艾地等人，自20世纪20年代起领导的运动巧合。这些影响与行会自治传统结合在一起，产生了温情主义思想，追求将劳动者的福利与雇主的利益调和起来。1920年创刊的《工商之友》宣传减少工时、增加工资，工人分享利润[124]，在提高效率的名义下，社会进步的必要性被人们所普遍承认。穆藕初在1920年创办的一家新纱厂开幕式上说，工人的力量是“工业的看不见的资本……这个资本决不可以浪费掉”。面对艰巨的发展任务，资产阶级认为其与工人阶级是相互依赖的，主张制定“民主实业的新制度，实行业主与劳工的互助”[125]。这种认识，在某些工人团体中也得到响应。[126]民族工业正遭到外国的竞争，对共同危险的认识则加强了团结精神。因此，工人阶级的进步不是对大家有害的斗争结果；不是抛开资产阶级，而是和资产阶级一道取得进步，并要依靠资产阶级的主动精神。胡适认为，“在充分明智和强大的公众舆论形成之前，在有效的法律通过之前，要解决中国的劳工问题，只有靠聪明的雇主如聂、穆诸先生自愿地执行一种改善工人境遇的政策”[127]。

上海的中国报刊一再重复资产阶级有“聪明”和“有远见”的话题，强调“中国资本家的觉悟”的必要性，并为达此目的而努力不懈。自由主义大报《申报》要求提高工资，并解释说，这并不会损及股东们的利益。

实业界为大众教育而作的宣传，坚持社会团结的主旨，其直接目的显然是为工业提供所需要的职工。而1917年创刊的《教育与职业》坚持说，群众生活条件的改善，是工业与教育协调一致发展的结果，“雇主与学校合作，工作与教育并进”[128]。

在1919年，资产阶级的哲学为扩展的哲学，和法国的社会主义（特别是圣·西门主义）以及英、美的自由主义之间，在某些方面颇有类似之处，并不应完全归之于文化史；把一切都考虑在内，其来源颇为相似的经历——成长的经历。因此，资产阶级黄金时代的乌托邦，在现代中国经济思想的发展史中占有特殊的地位，反映了那个时代短暂的现实：随着 这种激进分子和温和分子之间的合作，似乎在天津也重演了。天津商会颇不愿在副会长卞荫昌的诱导下，去参加抗日运动。卞荫昌的支持者有买办、纱厂，以及各类活动家组成的商会联合会和一个十人团。[139]

由于其内聚力，从最激进的一派和学生、雇员以及一些工人形成的联盟，资产阶级从其中得到了好处。这个联盟支持城市广大民众的要求，而使之得以实现市民作出的贡献。正是因为上海总商会和各银行联合会的坚持，北京政府才同意于1919年6月10日将三个亲日派部长[140]撤职。另一方面，群众运动的热情使资产阶级在国家利益和名义下，增强了自己对抗外国势力的地位。

经济抵制，是进行国民动员卓有成效的资产阶级方法。1905年的反美运动，1908—1915年的反日运动中，商人们都用其自身的方法，来抗议外国的侵略和不平等行为的反应虽是激烈，但却为时短暂，且常带有排外主义，因而在政治上与经济上之成效均甚微。1919年以后，在五四运动激起的民族主义鼓舞下，这种经济抵制遂成永久性的。紧接在1919年至1921年的运动之后，又爆发了1923年的运动[141]，一直延续到1924年；到1925年至1926年发展成普遍性的运动[142]，其后又成了革命斗争战略的一部分。[143]在这期间，资产阶级常力图利用经济抵制来争取民族市场，促成一个新的工业社会。

从1919年至1923年，抵制运动完全是针对日本的。在 在华盛顿会议中，国民代表们虽是间接的，但却起了积极的作用，捍卫了中国在山东的主权，要求恢复在国际上的平等地位，而这是金融团体和商会所特别强调的。华盛顿会议，部分实现了中国民族主义者所寄予的希望。无疑，这也是由于世界列强外交战略的互相冲突，才使中国国民外交获得这一成功的结果。“如果一只瞎眼的猫抓住一只老鼠，那完全是由于运气！”一位英国记者这样评论说。[156]但是，毕竟还是需要那只瞎眼的猫把爪子伸出去。中国资产阶级通过自己的组织，表现了其存在和决心；正是在这一点上，才导致英美将外交赌注押在其身上。

实际上，华盛顿会议以后，在华的外交官和企业家的呼声也有所提高。“代表中国经济生活的人们，有责任直接参加中国的政治改组”——新任英国驻华公使麻克类爵士到北京就任时就作如是说。[157]而汇丰银行总裁A.O.兰则认为，“正是中国商界舆论和既得利益集团的主要部分……将证明其在不久的将来是主要力量。”[158]太古洋行老板兼上海英国侨民组织的中国协会主席E.F.麦凯对此又作了进一步的发挥。[159]这些呼声提出的根据，是各埠“所有”商人的利益都是一致的。要使经济发展陷于瘫痪的动乱停止，中国人和外国人都能从中同样得到好处。中国商人有责任保证外国人所企盼的政治改革得以进行；这种改革的动力应来自中国社会内部，但也可有从外部加以援助。因此，外国人向中国商人发出的这些敦促，充满了各式各样提供援助的建议。《字林西报》社论作者建议，“一名具备良好资格的顾问，在商界的支持下，能够代表一个诚实的政府很快改组财政工作”[160]。而E.F.麦凯则预言，在清除了腐败的官僚以后，“商界将接管权力，必要时可以由外国顾问协助”[161]。

外国人正在精心策划一场政治运动，急于利用其潜在力量，动力似乎来自汉口。1922年11月，在该地曾开了一次万国公民大会，并且和正在该地举行全国联席会年会的中国各商会的代表取得联系。[162]双方就遣散军队和建立立宪政权方案达成了协议。资产阶级热烈欢迎这一政治上的合作，但极力否认其有建立“一个附属于他们（外国人）的封建资本主义制度”的任何意图——这是共产党的《向导周报》对其所作的指控。[163]“敦请一友邦为佐理，系自动的而非被动的……系暂时的而非永久的。”[164]孙逸仙本人在1923年1月26日发表的《和平统一宣言》中，似乎也支持“和平之要，首在裁兵”的主张，认为可以“敦请一友邦为佐理，筹划裁兵方案及经费”[165]。

英美外交政策所设想与中国资产阶级合作的建议，意在推动中国资产阶级逐步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起重要作用的角色；但其这一意图显得异常的不够成熟，因为中国资产阶级在当时，尚无力承担其外国老师梦想赋予的政治使命。

行动中的自由主义

要了解资产阶级在20世纪20年代所进行的，但又是失败的政治游戏，必须对其发展的环境进行深入的考察。不掌权的资产阶级政治心理的形成，不可避免要受到既定政权性质的制约。在中国当时，传统的观念和名流阶层已经衰落，却又未能引入新的自由予以填充。在这个失去了已经验证的组织形式的社会中，在社会和经济方面已渐趋成熟的中国资产阶级，形势要求承担起各种责任。专制主义已不再与帝制或袁世凯的军事独裁有紧密的联系，但其仍然存在，并以军阀割据的形式出现。其为数之多，使之反对军阀者虽付出巨大代价后，所取得的胜利也完全没有意义。如果说资产阶级的参与常常表现为模棱两可，毫无章法，而且收效甚微，部分则为其在形成过程中所处之政治环境性质所决定。

军阀时代是毫无安全感和争权夺利的时代，每个社会集团都受到影响。处身在条约口岸外国租界的资产阶级，可以避免内地商人所受的抢掠和横征暴敛；但其经济活动是在地区交流的框架内发展的，因此，资产阶级社会关系的可靠性也就每况愈下，并受到交通及货币混乱的直接不利影响。军阀混乱的冲击对半自给自足农业社会的影响，具有波及面较小的特点。如果一个村庄被一支路过的军队蹂躏，而相距不远的另一村庄就可能幸免。但是，这些社会动乱的扩散，尽管发生在广大的地区在受灾难波及之后，却可以不改变地区性和局部性的基本特点。这是一场分散灾难的积累。商人也和其他的人一样，要受到这些事件的损害，店铺被抢劫，仓库被焚毁；同时还要遭受发生于别处的混乱之苦，有时甚至是来自相距很远的地方。四川的战争对江苏的农民不会造成威胁，但却使上海的工厂主失去了一个重要市场。在20年代初，商业资产阶级的发展与繁荣，是直接有赖于中国国内和平与民族团结唯一的阶级。就这点而言，资产阶级可视为是反对和平与统一的军事独裁的直接牺牲品。

资产阶级所建议的政治上补救方案，各商会和金融团体所通过的决议，在企业界各种专业刊物的社论中都提了出来。而在许多方面，这些方案和社论紧跟《努力周报》所发表的思想；《努力周报》是胡适及其周围自由主义理论家们新创办的刊物。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两个集团，都同样呼吁“好人”参政，寻求用专门技能来解决专门性“问题”，开出了“好人政府”的药方（也就是所谓“公开的政府”，必须将财政收支向全国公布），并要制订计划，使之能在保存个人主动精神的前提下，确定各个阶段的发展。[166]

这些彼此类似的观点，可以从各种个人的、家族的和组织的关系中得到解释，正是这些关系，才将城市的名流们联合在一起。例如1922年10月，教育联合会的代表和商会联合会的代表，在上海开“全国商教联席会议”，共同拟定政治主张。[167]但是无论如何，不能将企业家们看作是胡适的信徒，其中的大多数人都是通过妨碍其发展经济的种种障碍，如军事独裁，财政混乱，官吏专横跋扈的认识，而独立获得自己的政治觉悟，不存在胡适成为中国资产阶级的代言人问题。外国的影响在胡适的政治思想中占主导地位，就排除了这样理解的可能性。但是这两股思潮——文化的和资产阶级的却一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中国的自由主义，经常被认为是中国文化史中异常的插曲。正是由于资产阶级的卷入，自由主义才具有政治和社会意义。

虽然《努力周报》的思想家们和商会中的实干家们，所采取的立场往往是完全相同的；在行动中，自由主义还是被歪曲了，或者说作了必要的修改。自由主义中国化最惹人注意的特点，就是其以捍卫地区的自由代替了捍卫个人自由。胡适与其友人由于受了西方模式的影响，主张保持个人的权利。企业家们则根据其共同的或各自的实践，将保护其社会集体不受政权的过分干涉，视此为高于一切的任务。但是由于接受了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资产阶级只好采取折中办法，将自治的愿望寄托在更加广泛的组织体系上，认为只有如此，才有可能最终保证自由的实现，其结果，就是从传统的“自治”主题转向“联省自治”。中央政权的式微，给了资产阶级重新规定其与国家关系的机会。资产阶级极力想打破多少世纪以来的恶性循环，即或企业自由和社会动乱并存，或政治稳定和经济剥削（或压迫）同在，这一直是设想任何新的国家结构仅有的选择。这样，在一段时期内，自治和联邦主义成了资产阶级实现其政治策略和阶级抱负的工具。

自1920年起，自治运动好像把基本上互相对立的支持者聚集到了一起，其中包括保守的名流和开明的士绅，或者是野心勃勃的军人，革命的知识分子和商会。资产阶级力图利用自治运动来实现其互相矛盾的愿望，即自由与秩序。商人们鼓吹制定省宪，鼓励恢复地方政府机构，希望借此来加强自己的权力，以对抗来自政府或军事官僚机构的干涉。在这场运动中，首先受益的是非官方的乡绅；正如我们所已经看到的那样，商人阶层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此外，省或地方机构，看来特别适宜开展“职业主义”的活动。这个活动，正是当时从丁文江到武堉幹等自由主义思想家所鼓吹的[168]，部分是受约翰·杜威的行会社会主义的说教所启发。职业主义提倡将公共事务的责任，交给专家。“工匠、农艺师、教授和知识分子的政府万岁！劳动者的政府万岁！……打倒无所事事人的政府！”[169]《上海总商会月报》以论战的口吻重复了这一主题，主张“职业政治”，剥夺一切“无职业者”的公民权——指“贵族、军阀、官僚和政客”[170]。

大多数制定省宪的主张没有走得这么远。省宪在保护职业利益的同时，也给地方当局以广泛的经济权力，例如管理铁路、电话、电报，以及创办发行纸币的银行。[171]

资产阶级不只是希望通过自治从官僚主义下获得解放，希望按着自己的利益建立控制社会的有效体系。新近的研究强调，在自治的政府各机关和“里甲”型征税制度，或发展到“保甲”型保安制度之间的共存关系。[172]20世纪20年代初，商团的发展同样证明，企业界急于负责保障社会秩序的愿望。1916年，对这类团练组织作了严格规定；这是袁世凯1914年解散地方议会的结果，表明了官僚主义复辟。随着自治运动的发展，商人们要求放宽对团练组织的限制，“请政府允各商会自练商团而行自卫”[173]。汉口商会援引汉撒同盟[174]的先例，要求组织真正的城市联盟，并认为如果全国各城市能真正团结一致，商人将拥有极大之权力。[175]

虽然北京政权的衰落鼓励了自治的倾向，但商人们也遇到消极影响；没有任何方法可以维持社会秩序，也没有办法引导经济现代化，因为经济现代化要加速前进的步伐，要求有统一的货币和关税制度。从各个商会提出要求中央发出命令、禁令、纠正错误等议案中，表现出其强而有力对国家的怀念。因而，即使是要求自治的同时，商人仍不肯放弃中央集权的好处；认为采用联邦制就能克服这一矛盾，完满的调节中央政权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

知识界展开了一场关于宪法知识的较量，不断地比较德国、奥地利和美国宪法的优劣。而上海总商会坚持市政管理和警察职能必须归地方当局负责，主张工矿企业不能由中央政府管辖，“不但因为这样会使工业本身的发展陷于瘫痪，而且还会使中央政府有可能将这些企业的权益抵押或出售”[176]。因此，资产阶级一方面害怕国家政权的专横行为，另一方面又感到自己不能没有这个政府。经过10年的篡权夺位和高压政策之后，资产阶级感到复兴1912年《临时约法》所建立的民国法律实体，是困难的。1921年10月，商业公团联合会支持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建议各省议会和各商业、各教育团体的代表聚集在一起负责决定政体，保证统一国家，遣散军队和改组财政。[177]

在1922年3月至9月国民议会开会期间，大会只限于提出一些宪法草案。与此同时，自由主义者和资产阶级的确都寄希望于吴佩孚将军。吴佩孚把1917年解散的旧国会议员，都召回到北京，似乎要以共和国法统的名义打出重新统一全国这张牌。可是1922年北京的政治春天太短了，不可能出现商界所企求的宪政复兴。重建地区自由和共和原则的努力，遂以完全失败而告终。

在省一级，自治运动被善于投机取巧的武人所利用，成了变相的军阀割据。在国家一级，1923年10月10日颁布的宪法，则是中央集权和单一政府的胜利。

不过，这部流产的宪法，条文比其颁布时的形势更为重要。曹锟于1923年6月14日发动政变，解除黎元洪总统职务所引起的最后危机，葬送了这部宪法想要恢复民国的合法实体。为了解决这一全国性的危机，上海总商会想建立一个商人政权——其迅速以半喜剧半悲剧的方式而崩溃，说明中国资产阶级所起作用的局限性。

6月23日，上海总商会召开非常会议，会上“宣布独立”[178]。脱离[179]，作为中国历史上表示反对的典型形式，一般是地区掌权者所采取的行动；从地理的观点来看，此种现象一般表现为混乱年代政治重心的突然转移。现在，像上海总商会这样一个既无地盘，又无军队的组织，竟然采用这种战略，未免令人感到吃惊。上海商界在和信誉扫地的民国合法政府断绝关系以后，又回到这样的看法，即中国政治要交回“人民手中”才能得到解决——就是召开国民会议。但商界不愿将这个会议扩大，让各方面的都市名流都参加；自行建立一个由70名委员组成的“民治委员会”来恢复“民主”，总商会的35名董事成了委员会的当然委员。这个商人政权，抛开了各省自治的庇护，又无任何宪法根据，实际是要求统治整个国家。

商会的这个胆大妄为的做法，引起了两位国民党员徐谦</a>和杨铨的讽刺性批评说：“最可笑者，上海商会妄欲组织商人政府……若除商人外无人民者，又若除上海商人外无人民者……”“我国商人向缺乏政治常识，每激于一时之热情，辄思有所振作，殊不知盲从妄作，根本已错……今日上海之商人政府，仅限于商会中会员……以之办理本商会范围内之事，固属甚宜；若谓其即可处理国事，宁非可笑？”[180]说来奇怪，唯一的鼓励来自毛泽东，支持其统一战线政策，说“上海商人……采取革命方法，鼓起担当国事的勇气，进步的非常之快”[181]。曾经鼓励商人参与政治的美英外交官们，对事件的发展并不感到庆幸。《字林西报》讽刺商会要求军人不要干涉政治的做法，把商人比做伊索寓言中的老鼠，问道：“谁去给猫挂上铃铛呢？”[182]

商人政权的幻想，事实上很快就消失了。从8月起，上海总商会又开始和军阀们谈判维持当地和平的问题；民治委员会让位给一个反对苏浙两省战争的苏浙和平协会。[183]

商人们既无建立新的政权，只好进行谈判——如其一向所作的一样，和现在的当权者谈判。不过在黄金时代的那些年，传统的实用主义谈判，此时取得了新的意义；除了保护某些集团的利益外，还能通过对具体问题的逐步解决来保</a>证其进步。在胡适的鼓吹下，这种主张被中国银行家所采纳，用来处理其与已衰弱的中央政府之间的关系，想借此迫使政府接受其主张，“在进步已不可能的局势下，总也需要采取某些步骤”[184]。

1923年秋季在广州发生的关余事件，导致了孙逸仙与列强之间的直接对抗。尽管数月前临城事件造成了紧张气氛，资产阶级还是拒绝支持孙逸仙的行动，因为孙氏选作挑战的领域，早已被资产阶级视为其独占的禁区。广州政府发起的攻势，实际上有使偿还内债的体制受到损害的危险。

在大战末期，海关税收的增加使每年都有大量的关余[219]，外国银行将这笔余款交北京政府处理。1919年，广州护法军政府要求分得关余的一部分。而实际上也的确分得了一部分（13.7％）使用。1920年，广州政府被逐出广州，遂停止了此项要求。1923年3月，孙逸仙重新掌握广州政府权后，要求重新获得这笔款项，并要求清偿前两年的欠款。但在此期间，北京政府总统于1922年7月29日已颁布命令，将全部关余拨充偿付整理内债的基金。1923年9月，外交使团以遵守条约为借口，向孙逸仙提出警告，如其要用武力夺取当地海关收入，列强就要用武力进行干预，并于12月派遣23艘炮舰驶入广州水域。

在此期间，资产阶级始终考虑其当前所负责任的代价；上海和天津的商会和金融团体，请求孙逸仙不要危害其利益说：“我公手创共和……素以恤民为宗旨，务恳保全关税，以裕基金，不使商民损失。”[220]

虽然孙逸仙强调，内债是由北京政府所发行的，广州政府不承认其合法性。而银行家们却不愿卷入政治争论，说“当时南方政府承认与否，以及北京政府发行该项公债时之用途如何，民众未便过问。关余既系整理公债基金之重要部分，无论何方，稍涉牵动，民众血本所关，均不能予以承认”。

孙逸仙的共产党盟友站出来为其政策辩护，力图提高争论的层次以开导资产阶级，使之认识其真正利益之所在，并将未来发展的前景和眼前的利益作了对比。“孙中山</a>氏的唯一政策，在收回关税主权……此项政策不仅无丝毫损害商界银行界的意义，而且是专为国家主权和中流阶级的利益设定的……可怜的中国商人和银行家及一部分新闻记者，未免太缺乏政治上的关心与常识。”[221]

但是，中国商人却宁愿向总税务司安格联爵士呼吁，请其“维护公共信用”。[222]

如果说临城事件表明了中外合作的极限，那么，关余事件则表明了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局限性。在关余事件中，孙逸仙遭到近代化的大资产阶级——租界里的商人和银行家的反对，这些人是政府财政的主要支持者。但是传统城市名流的敌对情绪也同样强烈，在数月后的广州商团冲突中达到了顶点。

孙逸仙在1922年被逐出广州，次年初，靠了云南和广西的雇佣军，又重返广州；此时所建立的军政府软弱无力，无法约束军队对其提供保护，各路将军们又不断向其索要钱财。为了满足财政上的需要，孙逸仙设法与广州商会谈判贷款100万元。孙氏并开征许多附加税，允许重开赌场，将其所得交给雇佣军；还强夺祠堂和数处宗教和地方团体的“公共”产业，以及被其“国有化”的私营企业。市政收入在一年之内增加了3倍，在1923年达到900万元。但是这种程度的剥削，致使全市每个债权人和富有的广东海外华侨，群起反对孙氏及其政府和雇佣军；而这些华侨在辛亥革命时曾给予孙逸仙以宝贵的支持。这些反对者感到，自孙逸仙重返广东以来，土匪流氓云集如蚁，如何还能希望别人再会为祖国工业化而投资？“还不如把钱掷到太平洋里。”[223]

孙逸仙和广东当地资产阶级间的紧张关系也继续加剧。1924年，商人和经纪人拒绝接受当局发行的期票，并频繁举行罢市，还呼吁商团给予支持。

在商会的建议下建立的商团，在广州迅速有了发展。1923年末，商团有1.3万余人，其经费由各商业负担，有的商行供养30余民兵。[224]这种民兵武装队伍遍布广东省内数百个城市。1924年6月，所有这些志愿人员汇集在一起，结合成了一个省商团，由汇丰银行买办广州商会会长的兄弟陈伯廉指挥。陈伯廉把商团运动与保护当地利益联系在一起，说：“内地交通常被阻绝，贸易屡被中断，原料不能运抵市场，投资遭到损失，我们对此感到厌烦……广东新商团军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成为一支无党派的地方自卫部队……经验告诉我们，人民必须依靠自己……为共同防卫与自治而一致努力，这是以后考虑并实施其他同样有益政策的一个开端。”[225]

广州商人在1924年提出的要求，要重复地方自治的话题，将城市治安与金融管理交给行会，并取消苛捐杂税。因此，这些商人武装中所体现的思想观念和政治倾向，并不是什么新鲜的东西。但是孙逸仙政府在1923年至1924年间的迅速激化，使得商团的保守性就突出出来了。

商人们对广州当局的贪婪和专横行为的反抗，与全国范围的地方团体和商会反对军阀的斗争颇有一致之处。孙逸仙虽也常使用军阀的手段，但却与军阀根本不同。自从1924年1月国民党召开改组大会[226]以后，孙逸仙政府一直在努力争取群众的支持。1924年五一节，孙逸仙继续庆祝中国工人和资本家反对外国帝国主义的同盟。而与此同时，由廖仲恺召开的广州工人代表大会，要求政府禁止企业职工参加商团，并且为工人申请组织自卫武装的权利。

以商人组织为一方，以革命政府与工会为另一方，1924年夏天爆发了冲突，挑明了自治口号中隐含的不同选择。保护地方权益的斗争，一旦和民主的概念混同在一起，显得只不过是保护那些绅商们；自治口号经常提到的“民众”，只是少数债权人。正如上海资产阶级1912年拒绝为共和政府的建立提供经费一样，广州的资产阶级在1924年也拒绝为统一全国的北伐承担费用。广东商人反对孙逸仙的计划，而且因其亲共亲苏倾向而倍加深恶痛绝。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的失败，只反映其社会基础的狭隘，与孙逸仙的全国性雄心之不相称；而1924年广州政府与商人斗争所导致的武装冲突，却具有阶级战争的全部暴烈性质。

城市绅商一直利用民众的支持，来维护其自身利益，一旦失去这个支持，遂不得不向外国求援。广州商人在英国领事馆、汇丰银行和海关内，为订购、付款和进口武器来建立商团军，进行了广泛的关系网及阴谋诡计，着实惊人。有了大量的武器进口，自然会导致最后的武装对抗。1924年10月15日，政府军粉碎了商团[227]，而位于广州西关的商民总部却遭到洗劫，并被焚毁。

在中国，保卫自由与保卫地区特权，经常是一回事情，所以，阶级斗争的爆发与省自治与生俱来，就不足为奇了。被共产党历史学者称之为法西斯分子的商团，证明资产阶级对其地区的利益，是非常执着的。不论1924年粉碎商团事件的意义有多么重大，但这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而在下一年，当1925年的五卅运动在中国所有主要城市爆发时，资产阶级和革命之间的关系问题，就上升到全国性的规模了。

和1919年的五四运动一样，1925年的五卅运动，也是在民族主义和反对帝国主义的旗帜下开展起来的。五卅运动开始于一个地区性事件：一名在上海日本纱厂的罢工工人之死和为对其进行悼念而举行的示威游行遭到血腥的镇压。运动迅速扩大到中国其他地区，同样严重的事件，于6月12日在汉口爆发，6月23日在广州爆发。五卅运动是外国势力在中国存在的结果，是不平等条约强加给中国以及租界的行政管理的结果。

由总商会于1925年6月提出13条要求，作为北京政府特派员与外交使团代表之间谈判的基础，除要求惩办有关人员和赔偿受害人的损失外，并提出以下的条件：将会审公廨的司法权归还中国（ 1925年夏天，上海资产阶级就这样沿着危机前业已存在的不同路线而分裂了：老一辈的买办保守派，新一代的银行家与企业家，和广州行会或马路联合会激进的店主。这次危机的复杂性，主要来自各个不同集团的态度，存在着分歧和矛盾，而不是由于突然变得惊慌失措的资产阶级的急遽变化。在开始的时候，危机向各商业组织提供了一个居间调停的机会；资产阶级为了自身的利益抓住了这个机会。而公共租界当局无疑正是为了改变资产阶级这一种仲裁者地位，迫使其和雇主们组成共同阵线——从而放弃反对帝国主义的主张——在7月6日切断了电力供应，迫使迄今为止尚未罢工的中国工厂关闭。

这一行动真的足以使资产阶级与革命运动分裂吗？换个说法，两者之间曾有过真正的联盟吗？

在1925年，很多报刊都重提民族团结的老话题，并指出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是无产阶级的康庄大道。[232]同时，统一战线的辩证法提供的理论基础，认为分别代表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两个政党之间，是可以进行合作。但是当孙逸仙于1925年3月逝世时，资产阶级和国民党之间的关系已变得很松弛了。尽管孙逸仙不久前曾使工商界感到失望，但因其在1911年创建的共和国伟业，唤起了工商业界人士内心发出感激与崇敬之情，而现在这位众望所归的老革命领袖去世了。在个人威信常常比纲领更重要的政治环境中，孙逸仙的逝世，的确扩大了资产阶级和国民党之间的鸿沟。

但是，由于受到1925年五卅运动巨大爱国热情的鼓舞，上海资产阶级仍然支持罢工者；总商会募集并分配了220万银元。[233]在工会、学生和教育团体的帮助下，总商会组织了一个临时救济会，并通过对仓库中的英国货、日本货征收特别税，筹集到一笔罢工基金。[234]但是把这种互助理解为真正的政治联盟，那就错了。事实上在1925年夏季的高涨爱国热潮中，支持罢工者是个普遍运动，连军阀和北京政府也提供了资金。[235]

上海总商会的领袖们倾向于和罢工者谈判，正如其愿同任何找麻烦的人谈判一样。和各省城中的名流一样，这些领袖人物也认为自己有责任维持当地的秩序，并且准备作出可观的财政牺牲来确保“公众的安宁”。虞洽卿的出色活动，在危机期间起着主导作用，其行动不只是作为上海总商会会长和商界的代言人，而是所有谈判中的首领。虞洽卿在2月和3月间曾积极谈判建立商埠[236]，并被提名为未来商埠的会办，使其成为当地利益的官方代表。[237]虞洽卿急于维护其个人威信，很重视公众舆论，说“我们愿意听取很小的中国团体最琐细的批评”[238]。当罢工者要采取暴力行动时——例如8月13日5000名码头工人为向商会索取罢工补贴，抢走了虞洽卿的三北公司的两艘轮船，虞氏当然更有理由让步。[239]

除了雇主们对工人事业的同情外，上海总商会在1925年夏季对罢工者的帮助，反映出其害怕群众运动，也反映出其以儒家社会的和谐理想而实行的妥协（以及被外国观察家和历史学家不客气的称之为脚踏两只船）的惯常做法。资产阶级在夏季已逐渐脱离运动，反映出是新的力量的平衡，而不是资产阶在创造平衡。采取主动的，是在让步与恐吓之间摇摆不定的外国人，也是把罢工扩展到中国工厂和行政机构的工会。和往常一样，资产阶级对事件作出了反映，但没有在事件中采取主动；采取增加工资，试图分裂工人组织，并在罢工者和外国工厂主之间进行调停，让工人回到日本公司（8月）和英国公司（10月）工作进行谈判。这是古已有之的谨小慎微？或是其自身的内部矛盾而处于无能为力？资产阶级穷于应付具体的局面，却又一次未能把握住历史的进程。

转向蒋介石</a>，1927年4月

向蒋介石靠拢，使之作为政治力量的资产阶级，迅速被排除出去，但这并非1927年革命扩展所留下的最后一条出路。自1923年至1924年以来，这是资产阶级一直在进行政治思考进程所达到的选择。

这个运动来自接近新资产阶级自由知识分子阶层。1924年，蒋梦麟注意到自由主义[240]和新教育已经失败的事实，两者都强调个人的发展。《中国教育改革》在新任编辑陈启天主持下，宣传旨在造就对国家有用公民的国家主义教育。在中国青年党及其刊物《醒狮周报》支持下，国家主义思潮在五卅运动中的作用，比一般想像的为大。青年党领袖曾琦（1892—1951年）和李璜（1895—1991年），可能于20年代初在法国受到查理·莫拉的影响，宣传国家的“永恒结构”，称其是超越社会变迁的；并号召全民革命，即恢复经济、政治和文化平衡，而不改组社会秩序。

国家主义运动，是对马克思主义和国际主义的反动；在某些方面，与自强思想有相似之处。虽然其内涵确实包含极权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倾向，但一开始并不排斥一切民主实践，其所标榜的精英统治论，实际是被弱化的民粹主义。

在国民党内，戴季陶</a>（1894—1949年）此时也采取了与之相似的路线。但由于戴氏曾信仰共产主义，所以强调列宁主义组织方法的重要性，梦想把列宁主义的组织方法应用于民族主义革命（国民革命），以求建立“一个在中央集权主义政治领导之下的大一统国家”[241]。

在1927年至1928年南京政府建立以后，大部分民族主义、阶级合作主义和国家主义思想，都被国民党正式采纳，因此，很难评价其各自在1927年之前的影响。在此期间，这似乎在传统的和现代的城市精英中，都获得了最大的成功。这种意识形态保持了某些基本的价值观念——反对帝国主义，要求经济现代化；同时排斥阶级斗争，因而符合资产阶级的愿望和利益。在一些基本点上，如社会和谐，民族独立和物质进步，1925年的纲领使人回忆起1919年纲领；但两者的精神却并不一样。为了实现这些纲领，资产阶级和知识阶层以前是寄希望于西方，现在似乎要依靠传统文化的复兴和民族主义了。在这方面最值得注意的，是戴季陶用孔子</a>的语言来重新解释孙逸仙的学说。这种向中国本源的回归，绝不会吓跑资产阶级。聂云台对城市纨绔子弟宣传节俭之类的说教，或穆藕初为了企业管理方面的问题，到和尚庙里去求签，这都是效仿的做法。

更令人感到诧异的，是资产阶级赞同这样的看法，即由一个有无限权力的政府作为国家统一和繁荣的保证。这种求助于政府的想法，与新近引进但尚未被完全吸收的自由主义相违背，更与传统的商人阶级的自立精神相抵触。如果资产阶级竟然把建立民族主义的统一国家作为最终方案，那是因为（正如大多数作家所强调的那样）把这样的国家当做对抗工人的要求和革命纷扰的最有效的保障。但是也许更为重要的，是资产阶级认为，只有强大的政权才能重获而且保持民族的独立。

中国资产阶级并不完全是由于倦怠和恐惧，不得不听从蒋介石当权——如其曾听从袁世凯当权一样，只是希望蒋氏能使其摆脱固有矛盾，从而调和资本主义与民族主义。蒋介石与资产阶级的和解，由于旧的私人关系和上海商人团体的衰落，而更加容易实现。

辛亥革命时期，沪军都督陈其美随从人员中的私人关系，似乎已经建立起来了。陈其美死后，其在上海总商会和浙江帮里的老盟友虞洽卿和张人杰（静江），帮助了陈氏的门徒蒋介石发了迹。1920年，虞洽卿为了解决孙逸仙所急需的资金，创办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让蒋介石加入了这项经营。在这里聚集了所有以后在蒋介石兴起中起重要作用的人——陈其美之侄陈果夫，国民党卓越理论家戴季陶，上海总商会董事、虞洽卿的朋友闻兰亭。

这种私人关系的重要性，在1925年孙逸仙逝世后，国民党核心中的力量重新组合和右派的形成中，显示了出来。西山会议派引证戴季陶的著作，反对共产党人进入国民党核心。有证据表明，虞洽卿和张人杰插手了西山会议派渗透进入上海的事。在广州，孙文主义学会和企业之间的联系，比较难于建立。直到1925年11月商团被击败为止，温和派的商人似乎宁愿投向孙逸仙的对手陈炯明。而且直到1926年3月20日事件[242]，国民政府的激进路线，阻碍了蒋介石集团的右派力量的重新聚集。但是张人杰和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老板简照南到了广州，并时时参与政府事务，却暗示国民党右派，蒋介石与企业之间的接触，从不曾间断过。

中国资产阶级和国民党之间的关系，超出了联盟的范围；特别是在广州，这种关系反映出1925年至1926年间所有政治上的矛盾状态。对于经过1924年的镇压而严厉检验过的商业团体，国民政府继续使用引诱（强制性的统一战线政策和警告性两种手法），目的在防止要求自治的资产阶级力量东山再起，禁止重建商团，一切社会援助和慈善活动被置于严格控制之下。[243]同时，政府设法与准备合作的商人达成谅解，鼓励其成立新的组织，与原来建立的组织相竞争；在等待各商会改变态度的同时，建立起广州商人协会，以与商会相对抗[244]；还组织了市民团代替商团，由各公司出资，其政治与军事结构均由政府控制。[245]任何不顺从者，都将被列为“买办型商人”，被置于国民党商人部的直接管制之下。[246]南洋公司因拒绝向政府提供贷款，被指控为压制工会而遭到抵制。[247]

这些做法不只是对商人政治上的操纵。在西方受教育的宋子文，是一位经济现代化和扩大民主的鼓吹者，此时任广</a>州政府商务委员[248]，兼1925年成立的中央银行行长。[249]宋氏在与商人打交道中，似乎是一位诚恳而友善的调解人。国民党——即使在其激进时期，也并不打算瓦解和毁灭商人团体，只是要将其置于党的监护之下，使之其为党服务（党化）。蒋介石在1926年3月20日事件之后，巩固了其权力，但其政策的指导思想并没有改变。早在6月份已经开始，在7月份北伐军出发后，加剧的工人运动遭受镇压一事，却使资产阶级从中得到了好处。广州根据地成了此后南京政府的战略试验场。1924年10月，广州商团被消灭后，最富有的商人因逃避“赤色分子”而出走。资产阶级与地主阶级联系多，而与现代企业家联系较少，这种为时已较久的特点，都有助于这个政策的成功。

广州的资产阶级就是这样被压服了，上海的资产阶级则正在被争取过来。伊罗生和安德列·马尔罗的著名解释认为，这是资产阶级因受到1926年11月和1927年1月暴动罢工的威胁，而作出了反革命的选择。事实上，投靠蒋介石是商人集团核心中进步因素的成功。1926年夏季以来，在北伐胜利进军与前此和同时的起义之后，群众运动已经迫使上海资产阶级处于守势。要就是支持群众运动，要就是抵制群众运动，没有真正选择的余地。可以选择的，只是采取什么方法来抵制。有的建议，与浙江孙传芳[250]所代表的本地军阀结成联盟；另外一些更精明，或更了解蒋介石真正目的的人，则设法同国民党内的非共产党分子联合。

1926年6月进行的总商会选举，清楚地表明商人阶级内部的政治分化。在孙传芳的支持下，1919年至1920年间被排斥在外的老亲日派又恢复了活动，重新出现。为了对这次不公正选举表示抗议，前任会长虞洽卿离沪到了日本，150名会员拒绝参加投票。这些人的弃权，反倒帮了倒忙，使代表性不大的清一色董事会取得了权力。银行家傅筱庵（宗耀）在履行其使命时，其作用与是否称职，仍大有争议。[251]商会核心里的多数人就这样被击败，被迫从根本上重新调整政治方向。虞洽卿担任商会会长时期（1924—1926年），恰值内战开始及大军云集江浙两省同时，曾想方设法使上海及附近地区维持中立，让聚集在市内和江南制造局成为撤退败兵的难民区。虞氏同样努力推进淞沪商埠自治区的建立，打算使之成为自治市，摆脱江苏省的控制。[252]虞洽卿信守本地士绅的思想与做法，其行动受到上海人，也受到北京政府的欢迎。

孙传芳急于恢复对上海及其财源的控制，在1926年提出其特殊的大上海计划，把此计划交给胡适的一位朋友、地质学家丁文江去组织实施；但在一开始即限制了上海的司法权，以保证上海服从于江苏省的管辖。[253]商界的一个大派系反对这个政策，聚集在虞洽卿周围，开始鼓动自治。这个运动在1926年秋季变得特别强大。[254]但自此以后，孙传芳得到了商会的支持，商会不反对重开江南制造局；会长傅筱庵还将其担任董事的招商局为孙传芳运送军队。[255]但是，1927年2月17日起义者罢工，虽被孙传芳的军警野蛮地镇压下去，却仍不能吸引资产阶级向其靠拢，因为孙传芳此时在战场上的败局已定。

1927年3月末和4月初，资产阶级和蒋介石结成了联盟，帮助蒋氏在上海取得了权力，并不是资产阶级右翼，而是资产阶级中最拥护民族主义，也最现代化和较具有民主理念的分子。

如同1924年之在广州，1927年春上海革命形势的发展，引起了社会结构的普遍重新组合。20年代初的资产阶级激进派，继续为争取工部局中的华人代表权，废除会审公廨，反对军阀的侵犯而斗争；但此时其在政治棋局中的地位已完全改变了。在一群买办影响下，民族资产阶级背叛革命的套话后面，隐藏着另外一种现实，即由于社会—政治紧张关系的全面变化，改变了资产阶级及其他集团和政治人物的关系，资产阶级的激进主义已经变质为保守主义了。这种保守主义，似乎很像卡尔·曼海姆所解释的那样，基本上是一场作为存在的有力运动，对激进主义有意识的否定。[256]

通过研究1927年春季商人团体结构发生的重新改组，可以证实上述的分析是正确的。1926年改选后产生的总商会失去了领导地位，让位于虞洽卿倡导建立的商业联合会。正是这个联合会，在3月26日蒋介石到达上海时，与之取得了联系，并立即按照蒋氏恢复秩序而需索取的代价，为其提供了300万元的贷款，实际就是要蒋介石去摧毁共产党工会的力量。这个联合会是上海各主要商业组织的政治代言人，在团结一致的坚实基础上，同时又加入了沪商协会。这个沪商协会，也和所有1926年建立的官方的或地下的商人协会一样，是属于1926年1月国民党 有一些人虽没有参加政府，但也受到敦促，多少要在当局的直接控制下行事，并且通过接受官方业务来保全其事业。例如陈光甫，在1937年以前，一直经营其1915年创办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因其与孔祥熙的关系——二人在美国留学时是同学，有人说孔、陈二人是亲兄弟。这也许使陈光甫更容易接受财政部长孔祥熙对其金融活动所加的控制。这种关系，无疑使陈光甫仕途通达。陈氏被派往美国，就币制改革的中国白银储备换算事宜进行谈判。1937年后，陈光甫完全从事公职，负责中国向美国借款的工作；自1938年至1941年，复任财政部对外贸易委员会主任。[283]

浙江兴业银行的李铭（1887—1966年）的经历，没有发生明显的方向改变，但也带有较多的官员性质。1927年，李铭被任命为公债基金保管委员会主任，保证了对内债的良好管理，提高了政府的信誉。1935年，政府任命李铭负责改革金融部门机构的工作。[284]

1927年至1937年，南京政府的借款政策，给银行家带来了财政利益，经济部门也向银行家敞开了官方或半官方的经营前景。这两个方面既鼓励银行家支持政府，也加快了银行家由企业转变为公务员或半公务员。此外，政府通过1935年在银行业采取的突然行动，控制了全国银行66％—70％，并没有给银行家留下多少选择的余地。相比之下，实业家和商店主则不是被拉拢，而是一直受到压制。1928年开征统一消费，1928年、1929年、1930年又三度修订海关关税。这两项税收制度，对资本课税变得愈发难以承受。1935年，纱厂和面粉厂大厂主荣宗敬被判为破产时，需要政府给予帮助，荣氏即向政府提出，在前此三年中共交纳税款1000万元。[285]穆藕初在1923年的经济危机中，对其纱厂失去了控制，而在1929年却接受了财政部次长的职位。[286]但是，撇开像穆藕初这样少数的例外，在实业家和店主当中，却没有大批转入仕途的迹象。而在金融界，这种事是引人注意的。实业家和商店主，显然不能像银行家为政府的赤字提供财政支持，当然也就得不到同等的优惠待遇；1935年以前，还能在自己的企业中保持一些自主权。当时政府只控制华资工厂的11％—14％。[287]但是在以后的岁月中，政府在强有力的国家银行支持下，把控制伸向已被世界经济危机削弱了的工商部门，也没有号召企业家们以其技术来为国家效力。企业家和商店主通常被排挤出去，受益的是已就任国民政府的官员。

就是这样，通过强制和授予特权相结合的办法，资产阶级被统一到国家机器中去了；企业家受打击的最甚，而特权使银行家受惠更多。

国民党政权急功近利的观念，可以解释其为何给予资产阶级中几个主要集团以不同的待遇。的确，现代银行的运营，几乎完全靠公共开支提供资金作为基金，使企业家有接受官僚政治所加调整的准备，而不可能接受中国商人和手艺人自主和合作传统的调整。异化了的资产阶级，已经不再是自己的主人。自此以后，资产阶级的命运要由其监护之下的政府所决定。资产阶级的命运取决于政府所作所为，进而言之，取决于政府的真实本能及其对自己应起作用的看法。对中国资产阶级的研究于是转到对南京政权的分析。

官僚集团与资产阶级共生

正像E.巴拉兹曾极</a>其生动地描述过的循环运动那样，资产阶级一旦从属于国家，胜利的官僚机器再度压制资产阶级的创业精神。国民党的文职官员和对政府唯命是从的资产阶级，在30年代形成的共生关系，与清末衰落时期的官僚资本主义颇为相似。在国民党统治下，也像清朝统治一样，政府力图用现代化的企业来加强其基本权威。而高级官吏则利用在经济发展的名义，动员人力和物力来为自己牟取私利。但是，现代化的论题在国民党观念中所起的作用，条约口岸的资源在财政体系中所占的关键性地位，是否允许把南京政府和儒家的农业帝国相提并论呢？

从国民党政权所进行的制度改革来看，可不可以认为官僚政治和资产阶级共生，是因为企业家阶层还很软弱，国家对其临时的放松，从而通过国家独立和国内和平的政策来促进其发展呢？德国和日本的资本主义社会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或者我们也许认为，国家的干预根本就不是为了推进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是宣告由政府实际接管其发展。资产阶级部分的被吸入官僚政府，正好与技术官僚和管理者阶级形成的同时，与以企业官僚主义化为特征的清朝官方的资本主义相比，这是一个以官僚专业化为基础的新的国家资本主义。

在国民党内部，各种思想流派的矛盾很大，产生了各种不同的论点。一种论点支持官僚现代化，愿意与企业家进行对话，急于帮助其参加政府。考察1928年至1933年担任财政部长宋子文的经历，就可以印证这个论点。宋子文与资产阶级合作的最初尝试，可以上溯到1928年6月，为促进企业家与高级官员会见而召开的全国经济会议。1932年，为了争取企业界支持反对蒋介石关于军费支出的政策，宋子文在上海总会组织了一次反对内战的会议，这是资产阶级最后一次重要的表现。 [11]周策纵：《五四运动：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革命》， [15]约翰·勒斯特：《苏报案：中国民族主义运动早期的一段插曲》，载《东方与非洲研究学院学报》，27.2（1964年）， [35]《北华捷报》，1913年11月1日， [63]1911年至1913年之间，为地方士绅利益而缩小官僚机构的权力，以及地方士绅和商人的结盟，参看周锡瑞：《中国的维新和革命》， [77]中国科学院上海经济研究所等编：《大隆机器厂的发生、发展与改造》，参看托马斯·G.罗斯基：《制造工业的发展》，载德怀特·H.珀金斯编：《历史剖析中的中国现代经济》， [80]佘耀枢：《论交易所失败之原因》，载《上海商会月报》，2.8（1922年8月）， [105]关于联合会，参看《五四运动》， [115]《密勒氏评论报》，1921年3月26日。

[116]参看1921年10月在上海举行的商教联席会议提出的要求，《上海总商会月报》，1.4（1921年10月）。

[117]《密勒氏评论报》，1922年12月16日， [141]校注：指我国要求废除“二十一条”与日军撤出山东，归还原胶州湾德国租界地及胶济铁路。

[142]校注：指五卅运动及其以后反帝运动。

[143]校注：指国民革命的“打倒列强，除军阀”的战略。

[144]日本外务省外交档案：《中国抵制日货，杂件M.T.3.3.8.5—1》，（1919年）。从烟台致领事的急件，1919年8月29日（编号740856—740873）。

[145]《提倡国货之我见》，载《上海总商会日报》，4.5（1924年5月），《言论》栏。

[146]文汉：《由工业见地上论维持国货与抵制日货》，载《实业杂志》，71（1923年9月）。

[147]《提倡国货之我见》，载《上海总商会月报》，4.5（1924年5月）。

[148]聂云台（聂其杰）：《为日兵枪杀市民事警告国民》，载《上海总商会月报》，3.6（1923年6月），《言论》栏，法文译文见M.克莱尔·贝热尔、张瑞福：《救国！中国的民族主义与1919年的五四运动》， [186]《全国银行公会之建议案》，载《东方杂志》，18.3（1921年2月10日）；英译文载《密勒氏评论报》，1921年1月22日， [223]《南华早报》，1923年7月24日。

[224]韦慕庭：《孙逸仙：受挫的爱国者》， [225]《密勒氏评论报》，1924年6月21日， [257]校注：1926年1月国民党 [279]J.费尤米斯：《商人联合会》。

[280]包华德和里查德·C.霍华德：《中华民国传记辞典》，3.第452页；汪一驹：《中国知识分子和西方，1872—1949年》，第418页。

[281]包华德和霍华德：《中华民国传记辞典》，1，第26页。

[282]包华德和霍华德编：《中华民国传记辞典》，1，第379页。

[283]同上书，1，第192页。

[284]同上书，2，第316—317页。

[285]科布尔；《上海资本家与国民政府》，第173页。

[286]汪一驹：《中国知识分子》，第477页。校注：此处有误，1928年11月13日任工商部常任次长。1930年12月，工商部与农矿合组为实业部，次长下分设政务次长与常务次长，穆于1931年1月31日任常务次长。

[287]科布尔：《上海资本家与国民政府》，第362页。

[288]巴克：《中国城市的变化》，第167页。

[289]易劳逸：《夭折的革命》，第47页。

[290]保罗·T.K.石（音）：《艰辛的十年：中国国家建设的努力，1927—1937年》；阿瑟·N.扬：《中国的建设成就，1927—1937年：财政和经济记录》。

[291]校注：中国农民银行前身，为1933年成立鄂豫皖赣四省农民银行；1935年4月1日，国民政府决定将其改组为中国农民银行，总行设汉口，为“复兴农村经济”的专业银行，主要经营存放款、办理汇兑等业务外，还享有发行兑换券、农业债券和土地债券特权；1936年，发行钞票，财政部批准其发行钞票，与法币同样使用。

[292]科布尔：《上海资本家与国民政府》，第267—271页。

[293]同上书，第286—301页。

[294]道格拉斯·S.帕俄：《国民党与经济停滞：1928—1937年》，载《亚洲研究杂志》，16.2（1957年2月），第213—220页；易劳逸：《夭折的革命》，第5页。

[295]拉蒙·H.迈尔斯：《中国的农民经济：河北和山东的农业发展，1890—1949年》。

[296]托马斯·G.罗斯基：《中华民国经济概论》（《多伦多—约克大学现代东亚联合中心讨论会论文》，第1集，197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