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国民革命：从广州到南京，1923—1928年_剑桥中华民国史

组织革命运动

20世纪20年代的国民革命，是中国现代史中最使人感到兴趣的事件。其所以取得成功，在于以爱国和革命的目标出色地动员了人力和物质资源。国民革命的组织阶段是从1923年后期到1926年中期。在此期间，一批意志坚定的中国人，以有限的力量开始，组织了一场革命运动，旨在统一国家，取消外国的特权和各种不平等条约。这些革命者得到一批俄国专家的建议和支援，传授给革命的理论，提供了组织工作的知识、金钱和武器。随之而来的，是持续到1928年中的北伐战争阶段。在此期间，原来以南方为根据地的国民革命军</a>，一路一直打到北方的北京。这次北伐战争利用了军事技术，进行有效的宣传和敌后的策反活动。但终于出现了一场巨大的悲剧：在北伐战争进行中，领导层在统一全国过程中的暴力社会革命问题上发生了分歧——在革命阵营内部出现了阶级之间的分裂。在八个月的自相残杀的斗争中，成百上千的革命者丧失了性命。自此以后，在中国激进的民族主义者与保守的民族主义者之间展开的内战从没有真正地停止过。

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为革命提供了潜力，但这种潜力必须转化为革命的形势。革命的摇篮是在广州，是中国最大和最富有与最为进步的城市之一，位于三条主要河流汇合的三角洲上，土地肥沃，人口密集。国民革命不屈不挠的鼓动者孙逸仙，在其成年后的大部分时间里，都献身于提倡立宪共和，反对阻碍其理想实现的北京政权。孙逸仙两次在广州成立政府：一次是在1917年，为了反对段祺瑞和安福系控制的北京政府；一次是在1920年，为了反对直系控制的北京政府。在成立 孙逸仙和苏俄之间已经有了五年的“眷恋”。在孙氏革命生涯的不同时期，曾向各大国求助。在布尔什维克革命后不久，孙博士几次派人试探，以求国民党能与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党结成联盟；后来希望这个新型革命的国家，能在军事上帮助其登上北京总统的位子。列宁和外交人员格列戈里·契切林通过偶然的信件往来，启发了孙逸仙。三名共产国际的代表——吴廷康、马林和达林试图说服孙博士必须改造国民党。当1922年6月孙博士被陈炯明赶出广州后，迫切希望能得到外国的援助，于是开始寄希望于苏俄。1922年下半年，孙逸仙即与苏俄驻北京的外交代表越飞通信。越飞虽经多次努力，但均未能与北京政府达成协议，于是就到了上海，在1923年1月与孙博士进行广泛的讨论。此时正是孙逸仙雇用的刘震寰和杨希闵的军队收复了广州之后。孙逸仙与越飞商谈的内容，从来都没有透露过，但在不久之后，苏联的领导人明确决定在财政上援助孙逸仙和国民党，并派顾问来帮助国民党改组，以恢复其革命精神。[4]鲍罗廷是指导此项工作的人选。

根据共产国际的观点，鲍罗廷对此项工作具有足够的资格。鲍氏生于1884年7月9日，在拉脱维亚的青年时代就已经是个革命者；1906年被驱逐出俄国，在美国度过了11年，然后于1918年夏季回到祖国，再次投身于革命工作。列宁很了解鲍罗廷，其一部主要著作就是由鲍氏译成外国文的。共产国际成立后，鲍罗廷成其派遣的使者之一。为了组织工作，鲍罗廷访问了西班牙、墨西哥和美国；为了协助改组英国共产党，后来在英国被拘禁了。1923年春，鲍罗廷回到莫斯科不久，就被选定执行在中国的任务。鲍氏抵达广州时年仅39岁，从各方面看，这是一位聪明而性格富有吸引力的人。

鲍罗廷在中国作出的指示，至今未见发表，但可能其早已熟悉共产国际过去有关中国的决议。1923年5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中国共产党发来一道指示，清楚地说明共产党在国民革命中的作用，以及共产党应与国民党合作的条件；指示主张积极准备农村的暴动以扩大革命，并改造国民党使之成为民主反帝反封建战线的领袖。指示对国民党的“基本要求”，是必须无条件支持工人运动；应吸引广大群众参加反对北方军阀和外国帝国主义的斗争。共产党必须影响国民党，使之支持土地革命，坚持最贫穷农民没收地主土地的行为，尽一切可能阻止孙逸仙与军阀联合。指示要求国民党必须尽早召开国民党代表大会，全力建立广泛的全国民主战线，坚决废除帝国主义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和协定。[5]鲍罗廷在广州的早期活动表明，其目标大概也与此相似。

重振国民党

鲍罗廷经常与孙逸仙会晤，讨论国民党的各种问题，并就即将来临的革命提出建议。鲍罗廷还会见当地的共产党员，重新作出保证，归根结底，其长远意图是在使共产党能发展壮大。[6]1923年10月25日，孙博士指定了国民党临时执行委员会[7]起草党纲和党章，为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做好准备，并任命鲍罗廷为临时执行委员会[8]顾问；广州咸以鲍顾问称之，而不及其名。鲍罗廷以联共（布）党章结构为模式，为国民党起草了新的党章。其党章草案与以后正式通过之党章极相似，将党分为五级组织——全国级、省级、县级、区级和区级以下的组织。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每年举行一次，选出中央执行委员会及中央监察委员会。在全国代表大会闭幕期间，由中央执行委员会主持党务工作，任命党的主要官员，管理财务，指导中央所属机构的工作以及所有下级执行委员会的工作。国民党员都受严格的党的纪律约束，凡参加工会、商会、省议会或国会的党员，应组成党团，并且党团成员在其团体内始终保持一致的立场，以便掌握在团体中的方向。

中央临时执行委员会共开过28次会议，起草了一个措辞激昂的宣言和一部新党纲，监督党员重新登记，创办了一个刊物，来宣传党改组的意义，解释党的革命意识形态；创办了一所党校，训练区和区以下执行委员会的成员；确定全国代表大会的议事日程，监督从各省和大城市以及海外机构选举代表的工作。[9]

随着陈炯明率领的部队威胁广州，到1923年11月，孙逸仙对广州的控制变得不稳固了。人们担心孙大元帅可能被迫出逃。在这情势十分危急之时，鲍罗廷力主采纳动员群众支持的激进计划，敦促孙逸仙及国民党领导人颁布法令，没收和分配地主的产业，把土地分配给农民，保证一天劳动八小时、最低工资以及其他权利。鲍顾问争辩说，这些许诺将使与陈炯明作战的部队受到鼓舞。因为孙逸仙左右追随者的反对，孙博士拒绝颁布土地法令，经过多次磋商之后，孙逸仙同意——根据鲍罗廷的回忆——颁布一项减地租25％的法令，另一项规定是建立农会的法令。[10]对国民党人来说，幸运的是支持孙逸仙的部队赶走了敌人；但军事危机过去之后，孙逸仙并没有颁布减租法令。

另一个使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都感到心神不安的问题，是鲍罗廷与坚决主张孙博士倒向苏联一边的廖仲恺，于11月底前往上海，向国民党几个领导人解释改组国民党的必要性。11名在广东有威望的国民党员（都是老资格的党员）[11]上书孙博士，在党的新体制和起草文献过程中，就共产党在其中的影响提出警告，指控共产党的领袖陈独秀</a>是幕后人物；指责国共两党合作是共产国际阴谋的一部分，是为了在资本主义国家煽动起阶级斗争，以加速社会主义革命；在新生的资本主义国家中煽起阶级斗争，以联合劳工、农民和小资产阶级掀起全国革命。这些上书者断言，陈独秀已使其信徒进入国民党，准备进行接管国民党；并警告孙博士说，不出5年，陈独秀就可能被选为国民党领袖。这次11人上书是一个早期的证据，证明在保守的老资格党员中，不断有反对倒向苏联和让共产党员进入国民党的事。

孙逸仙拒绝11人上书的意见与批评，在作出书面答复中称，鲍罗廷是新党章的拟订者，陈独秀根本没有参与此事；与国民党亲近是俄国人的主意，建议中共党员在国民党内工作的人也是俄国人。孙博士断言，俄国必定是同国民党合作，而不是同陈独秀合作。“如果陈独秀不服从我们党，将会被驱逐出党”。孙逸仙提出警告说，“不要因为怀疑陈独秀，而怀疑起俄国”[12]。尽管孙逸仙有这样的信心，但新党章的草案还是被修正了，取消了选举党领袖的内容；取而代之定孙逸仙为领袖，成为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总理，并授予对两会各项决定以最后否决权。

广州的海关危机在1923年12月中旬，已发展到了顶点，更加深了孙逸仙的反帝情绪。虽然鲍罗廷在此之前的建议——危机时，鲍顾问不在广州，但一定也起了作用。孙大元帅及政府要求分享由外国人控制的中国海关总税务司在广州征收的关税，因为过去有过一个先例。当北京的外交使团没有按照大元帅府外交部长的要求[13]，指示海关总税务司拒绝海关收入拨给大元帅大本营时，孙大元帅立即宣布夺取广州海关，并另行任命海关官员。这危及列强所承认的海关——北京政府的一个机构的统一，并且可能最终影响到两项主要赔款和外国贷款的财政保证。与此有关的列强派炮舰驶来广州，阻止夺取海关，以此对付孙逸仙的挑战。但国民党势力太弱，无力进行战斗，只得转而求助于群众示威，来进行反对外国资本家的宣传。危机过去之后，孙逸仙由于这次向外国统治的挑战，在中国赢得巨大的政治资本。国民党更明显地趋向民族主义；反对帝国主义成为其重要的主题，完全如共产国际所指出的那样。[14]

1924年1月20日，国民党 在大会开幕词中，孙逸仙号召全党团结一致和要有牺牲精神。大会宣言强调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军阀，同时强调群众——特别是贫农和工人在国民革命中的作用。但在幕后起重要作用的鲍罗廷，却未能说服孙逸仙，把与苏联结成在运动中统一战线包括在宣言之中。孙博士也未能把剥夺大地主和不在乡地主的土地分配给佃农，包括在宣言之中。[17]党的政纲，是一个能为各种社会成分所接受的改良主义的纲领，并保证通过合法手段解决中国的问题。

当一些代表试图禁止国民党员参加其他党派的修正案列入党章时，国民党内的共产党员的问题再次出现。李大钊</a>为共产党员参加国民党的意图进行了辩护，说这样是为了对老大哥政党的革命工作作出贡献，而不是以国民党的名义去推行共产主义；并向代表们保证，国民党中的共产党员行动是光明正大的，不会有秘密阴谋，要求代表们不要对此抱有戒心。经过辩论，修正案被拒绝了。孙博士通过任命10名共产党员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和候补委员（约占总人数的1/4），明确表示孙逸仙同意共产党参加国民党。[18]

在大会闭幕之后，新选出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开会，并组成中央党部（此时设在广州），决定成立秘书处处理党务的组织部，以及8个职能部，即宣传、工人、农民、青年、妇女、调查（后撤销）、海外、军人8个部。老资格的党员担任各部的领导，其中两个部的领导，由以前加入国民党后又加入共产党的两人，即谭平山领导组织部，林祖涵领导农民部。中央执行委员会设常务委员会（即中常委）处理日常事务，由廖仲恺、戴季陶</a>、谭平山三人组成，是一个左派集团。住在广州的中央执行委员每周至少开会一次；大多数执行委员和候补执行委员，都回到北方的城市，在北京、四川、上海、汉口、哈尔滨设执行部，以推动党的发展。中央各部逐渐有了少量工作人员，地方党部开始发挥作用。党的领导集团主要力量用于进行全国范围的宣传工作，在全国吸收新党员；在广东，组织劳工、贫农和学生，建立一支忠于党的军队。进行这些工作只有少量经费，鲍罗廷开始时每月拿出约3万元。[19]于是，国民党开始成为一个具有强有力的领导机构和革命意识形态的政党，并最终在中国计划夺取政权的大党。

创建一支革命的军队

与鲍罗廷一起来到广州，或后来在广州参加工作的，还有苏俄的军事顾问。在1923年到1924年冬，苏联军事顾问们对孙逸仙麾下军队的状况感到吃惊：军队大部分训练不足，装备很差，统兵的军官也不够格。俄顾问[20]认为，只有孙逸仙的150—200名卫兵完全忠诚可靠，其他的部队都是其指挥官的私人军队。如果国民党人要进行统一全国的战争，并想在军事上取得成就，这种状况必须进行彻底改变：要集中税收，采购武器和支付军饷；要进行标准的军事训练，要向官兵灌输共同的革命思想，要建立统一有效的指挥系统。而要达到此目标，洵非易事。因政府的财力物力不足，加之统一财政和统一军事指挥，正与一些高级将领的特殊利益背道而驰，而政府所在的根据地又需要这些高级将领率兵来保</a>卫。所以这些实在是难以实行的措施。地方的兵工厂开工，每年只能生产装备一个（最多是两个）满员师的步枪和机关枪。但兵工厂的经营是商业企业，任何将军只要付钱，就可买到武器。由于海关打算执行国际武器禁运，武器进口虽不是不可能，但也有不少困难。

孙博士让将领们担任国民党内的重要职务，以便加强个人的权力；挑选在广东的湘军挂名的司令官谭延闿，在广东的滇军司令官杨希闵，使二人在中央执行委员会当选为委员，又在中央监察委员会选举中，选粤军的司令官许崇智、桂军的司令官刘震寰、豫军的司令官樊钟秀为候补监察委员。1924年3月，中央执行委员会委托刘、樊等人与滇军的朱培德和杂牌川人卢师谛将军，在军中建立党的基层组织。孙大元帅劝说各地将领接受其派往的税务人员征收税款，并发给各将领军饷，但成效不大。事实上，孙逸仙似乎不得不同意，各将领在其控制区内发给赌场执照或设置“禁烟”机构，以为生财之道。

鲍罗廷和孙逸仙所拟定最重要的措施，是建立一个训练下级军官的学校，对入学受训的学生充分灌输忠于国民党的思想，使其民族主义意识日益强烈。 当5月30日星期六，上海地区八所大学和学院的学生在公共租界集合，进行反对不平等条约和反对中国军阀的宣传，要求租界当局释放被捕的6名学生时，看来并没有策划一场骚乱，也没有预料租界当局竟会开枪。公共租界的巡捕在其上级的命令下，企图阻止街上的学生示威，竟逮捕了拒绝停止游行的学生，于是立即发生了学生和参加游行示威的观众与租界警察的流血冲突。大批愤怒的群众涌向拘押学生的老闸巡捕房，原来该巡捕房储有军火武器。据后来对当时该巡捕房负责的巡官埃弗森调查和听审时的证词，埃弗森称其担心群众会冲进巡捕房。埃弗森为了阻止群众的行动，下令中国巡捕和锡克族巡捕，向愤怒的示威群众开枪。下午3时37分，巡捕开枪击毙4名在人行道上的中国人，还有多人受伤。后来查明，有8人中弹重伤死亡，其中有5人或6人为学生。这样一来，中国人和外国人的关系，再也不能恢复原来的样子。

五卅惨案给了国民革命以巨大的推动力。沪上的社会名流和在沪的政治活动家，立即组织全市规模的抗议活动。到6月1日的星期一早上，抗议进而发展成为全市总罢工。进一步的骚乱又持续了数日，遭到租界巡捕的镇压后，又有10名中国人被击毙。随后，上海的万国商团和1300名来自五个列强[52]的海军陆战队员上街巡逻，公共租界简直成了一座兵营。中国的新闻界对惨案也作了详细报道，学生团体印发了无数的传单和漫画，并向其他城市发去电报和信函，号召各地支持罢工和反对帝国主义。至少有28个城市发生了群众性的游行示威。反对外国人的行动在镇江英租界爆发；在汉口的骚乱中，有更多的中国人被杀和受伤；在九江的骚乱中，日本和美国的领事馆被捣毁。捐款从全国各地汇往上海，华侨和苏联也不断地汇款到上海，来支持工人的罢工。在6月23日的广州惨案[53]中，数十名列队前进的中国人，遭到沙面租界的机枪扫射，更为增加中国人对列强在华特权的仇恨。由于旷日持久的罢工和抵制封锁，英国和其列强的政策因之发生了很大变化。因此，五卅运动是一次全国性对列强的抗议运动，在全世界激起了反对旧的不平等条约的舆论谴责。

巩固南方革命根据地

广州对五卅惨案的反应是迟缓的，原因是在该地领导人处境危险。因为大部分党军[54]在东征取得成功后，正在广东东部重新部署，所以，广州市为杨希闵的滇军和刘震寰的桂军所控制。东征军虽计划回师广州，降服滇军和桂军。但一旦对滇、桂两军的战斗打响，革命军就不可能再去发动反对外国人的游行示威，因为杨、刘二人正在寻求外国的支持。

争夺广州的战斗从6月6日一直打到12日。东征部队回师，在6月8日占领了位于九龙通往广州的铁路沿线东南通道上的石龙。其他的国民革命军在西面和北面完成了对广州城的包围。6月12日，革命军主力攻打广州以北的炮台。同时一支由黄埔军校系着红领带学生率领的混合部队，从长岛渡江，在广州东面的东山登陆，投入战斗。两方的战斗，从东山到城西北的白云山一带展开，到了中午时分，粤军从河南岛渡江，对城区的敌军发动了进攻。到了下午3时，革命军获得全胜。刘震寰弃军逃到沙面的英租界，乘轮到了香港；过了两天，杨希闵也到了香港。[55]以加伦将军为首的苏联军事顾问团，在制定战略和监督实施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56]在这次战役中起领导作用的蒋介石，被任命为广州卫戍司令，很快控制了城市的混乱。此时，国民党已有可能建立控制广州财政的新政府，也有可能参加到鼓动席卷全国的民族主义运动之中。

广州的局势一稳定下来，国民党领导人就开始着手在广州成立国民政府，以代替曾为孙逸仙的中央机关大元帅大本营。在鲍罗廷的建议下，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于6月14日在广州开会，决定成立国民政府。国民政府委员会统一领导下属的九个部[57]，决定把所统属的军队一律改称国民革命军；进行军事和财政管理的改革，使之武装和财政都归国民党所控制，所有机构都归国民党领导。国民政府委员会及与之平行的军事委员会，接受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政策指导，实际上是受法令规定之外的中央政治委员会的指导。政治委员会由汪精卫、胡汉民、廖仲恺、伍朝枢和许崇智（在7月初进入政治委员会）组成。[58]汪精卫、胡汉民和廖仲恺似乎在政治委员会、国民政府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实行很像古罗马时的“三执政官”[59]，三个委员会的主席都是汪精卫。广州市长伍朝枢。[60]谭延闿将军和许崇智将军也很突出；蒋介石虽然是军事委员会委员、黄埔军校校长和党军的指挥官，但在政治上还没有上升到重要地位。汪精卫地位的上升，显然是胡汉民地位的削弱。在孙逸仙逝世之后，胡汉民任代理大元帅，现在降为国民政府的外交部长，而此时的国民政府又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61]国民政府在1925年7月1日宣布成立。

一个星期以前，6月23日悲剧性的“沙基惨案”，触发了长达16个月的省港大罢工。[62]随着滇军和桂军的败走，广州的爱国者开始对上海的五州惨案，以及其他外国租界对游行示威的镇压，组织相应的抗议。劳工领袖前往香港，说服该地工会领袖参加预定在6月21日的罢工和封锁，并把广州作为香港罢工工人的避难所。由四个共产党员控制的香港工会，在此前已经罢工[63]，总工会指定时间，在广州沙面租界和香港同时罢工。香港的罢工工人涌进广州，总工会计划在6月23日进行一场大规模示威行动。忧惧交加的英、法租界当局担心租界会受到攻击，调集炮舰和海军陆战队来保卫租界。

6月23日中午，一次大规模反对不平等条约的集会后，秩序井然的中国人游行示威队伍穿过拥挤的广州街道，走近面对沙面岛的沿江大道。游行队伍由100多支队伍组成，包括工人、农民、商人、学童、童子军、大学生、黄埔军校学生的分队，以及党军、湘军和粤军。当游行队伍经过隔开中英双方小河上的一座桥时，英方派出守桥的重兵中却发出了枪声。究竟哪一方先开的枪，立即成了有争议的事。[64]在随之而来的密集对射中，沙面有一名外国人被击毙，有八九人受伤；但英、法一方的射击火力，至少击毙了52名中国人，有117人受伤，其中包括学生、各行业的平民百姓、军校学生和士兵。

广州人对英、法的屠杀行径怒不可遏，许多人叫嚷要进行战争，但军政当局极力平息群众的愤怒，以图阻止对租界的进攻。广州的政府当局对外国人采用经济战策略，再辅之以外交手段；支持香港中国工人的罢工（这对削弱这块殖民地只取得部分成功），支持停止与香港的一切贸易，抵制英国货物；在外交战线上，试图分化列强，集中力量对英国进行报复。这些措施持续实行了数月，直到1926年10月北伐进行时，经过中英双方多次谈判后，才得以结束。[65]广州推动了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市民们团结起来作政府的后盾。各地的爱国学生涌向广州，许多人报考进入黄埔军校。广州城市充满了失业的罢工者。为了支持这些罢工者，虽有全国各地源源不断的捐款汇来，也有华侨和苏联的钱款寄来，但却耗尽了广州市的财政。由于强制停止中国商人与香港的广泛正常贸易，使之受到严重损失。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纠察队，严密地组织罢工工人，成为在革命运动中一支能左右一切的力量。因此，虽然罢工和封锁在一开始有助于巩固革命根据地的作用，但却分裂了领导集团。这些结果，导致了1927年4月在镇压广州“左”派组织时[66]，成为乱成一团的冲突的一部分。

内部的纷争与不和

流产的反革命

反革命分子在1925年8月20日暗杀了廖仲恺，表明其真实意图之所在。廖仲恺是孙逸仙联合苏联的热烈支持者，并主张革命要大力发动群众。在悲剧发生后，鲍罗廷立即提议组成一个全权处理这场危机的三人特别委员会。委员会由许崇智、汪精卫、蒋介石三人组成，鲍罗廷任顾问。调查揭露了一个阴谋，发现一批保守的国民党领导人和一些粤军将领，企图打倒广州政权中的激进分子。不到一个星期，许多嫌疑犯被逮捕，有的被处死，有的阴谋策划者已经逃走。蒋介石和鲍罗廷决定把胡汉民派到苏联去。在一个月内，蒋介石驱逐了粤军总司令兼国民政府军事部长的许崇智（许将军是蒋氏竞争的对手）。两名阻止苏联影响扩大的老资格国民党员林森和邹鲁，被派到北方去执行一项“外交使命”。这些人后来成为国民党内一个重要派别的领导人，一直反对当时仍留在广州的领导集团。[67]

这场危机还有另外的重要后果。汪精卫和蒋介石成了革命运动中的关键人物，在长达6个月的时间里，在广州政府拥有最强的权势。支撑广州政府的军事力量，改组成国民革命军的5个军。[68]要把驻在广东根据地的粤军联合起来，确不是易事，因为这支部队分散驻在全省各地。但新组建的 但是，广州的国民党领袖成功地召开了 党代表是国民革命军中的国民党政治监察人员和官方宣传员；到1926年3月，这个制度在所有陆军的军队、海军的舰只、中央的军事行政机关，都全部实行。《国民革命军党代表条例》 苏联对中国革命活动给予资金援助的数量，至今仍秘不可知，在此只能提供一些似乎较可靠的证据为例。1923年3月，苏俄领导集团决定援助孙逸仙，投票决定提供200万中国元的财政援助。[112]鲍罗廷提供了黄埔军校创办经费的一部分，后来又告诉路易斯·费希尔，苏联政府拨出300万卢布（约合270万中国元），作为学校组建和开办费之用。[113]布留赫尔日记中的几段记载表明，1924年11月的按月资助为10万中国元。[114]1924年10月，伏罗夫斯基号运到广州的武器是赠送的，但1927年4月从北京苏联武官处查到的文件表明[115]，以后广州政府应该支付从符拉迪沃斯托克运来武器和弹药费用。武官叶戈罗夫于1926年7月起草一份致加伦（布留赫尔）的电报，通知加伦，到（1925年）12月1日，提供给广州的军事给养已达250万卢布，必须立刻付款；以后广州的订单，只有在付给现款的情况下，才有可能予以履行。[116]1924年8月，孙博士在广州设立中央银行，苏联答应援助1000万元（粤币），不过当时只汇去3万元。[117]根据10月份来广州访问的孙博士密友马素报道，苏联还通过鲍罗廷在1924年每年资助国民党3.5万中国元。布留赫尔12月1日的日记指出，鲍罗廷还一直支付国民党军官的薪水，并资助党报和党刊。[118]

在1925年2月，中国工人在上海日本纱厂进行罢工时，《消息报》在3月3日报道说，“赤色职工国际”正支援工人3万卢布，并刊登了罢工委员会对援助感谢信的译文。[119]按照莫斯科报刊的报道，在爆炸性的五卅惨案以后，苏联一些工会迅速汇来14.8万卢布支援上海的中国罢工工人。[120]也许需要查看一下鲍罗廷的账本，究竟在1925—1926年持久罢工和抵制期间，为了支持住在广州的香港工人提供了多少钱款。因为在北京的突然搜查中发现了一份文件（提到1926年3月的罢工过程），说资金“部分由中国国内外的中国人和无产阶级捐助”[121]。在北方，苏联顾问训练和装备了冯玉祥将军的军队。根据冯玉祥签名的收据，1925年4月至1926年3月，苏联为其提供价值600多万卢布的武器和弹药。[122]现在还没有见到共产国际给予中国共产党可以核实的财政援助估计数。

金钱给苏联带来了影响力，但没带来绝对的权威。在华的苏联顾问，也遇到不少挫折和失意的事。在1925年下半年，中共党员人数和社会主义青年团人数都有很大的增加，在组织从香港来的罢工工人和广东的农民运动方面都获得卓著的成绩。但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对在国民党内工作的约束，却有些不耐烦了。共产国际的领袖们不得不阻止共产党试图退出党内联盟。（[123]1926年3月13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通过一项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坚持“国民党与共产党人的战斗联盟”；谴责中共在吸收工人时的“狭隘宗派主义观点”，而使组织发展缓慢；并对两种偏向提出警告：一种是“右倾主义”，即无原则的与一般民主民族运动合流；一种是“左的情绪”，即试图跳过民主革命阶段，直接过渡到无产阶级专政和苏维埃政权，而忘记了农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像1923年以来一样，坚持“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根本问题，是农民问题”；号召中共同志，“把农村中现有的一切农民组织，联合成为共同的革命中心……这些中心便能发动农民进行武装斗争，反对军阀以及支持农村中半封建秩序的官僚、中介人和绅士”[124]。莫斯科可以轻而易举地指定这项任务，但在中国执行起来并不那么容易。在中国，晚至1926年7月，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在一次全会上承认，仅有120人负责党的工作，而当时中共至少需要355名领导人员。[125]

苏联当时在华北已大量投资，以期加强并争取国民军。国民军是由冯玉祥及其他一些将领，在1924年10月对吴佩孚发动政变后组成的。从1925年4月下旬开始，一批苏联军事顾问开始与冯玉祥将军的国民 地图15　北伐战争时期的湖南和江西

蒋介石于7月20日离开广州，前往前线，随行的有参谋人员、布留赫尔将军和一批苏联顾问。8月11日到达长沙时，蒋介石召集了一次军事会议，决定下一步的军事行动。与会者有白崇禧、邓演达、战地政务员会主任陈公博、 对蒋介石及其集团另一个打击，是宣布广东和广西两省党部和广州市党部选举无效的决议；而该三地党部的改组，是在张静江和陈果夫[204]指导下进行的。另一项关于统一对外关系问题的决议，禁止不负责外交工作的任何党员或政府官员——尤其是军官，不得直接或间接与帝国主义国家接触（除非奉命），否则将被开除出国民党。这项决议是针对蒋介石的，因为蒋氏不久将率部不可避免地在上海与外国势力接触[205]其他的决议。决议号召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更多地进行合作，决定停止在国民刊物上批评另一党；恢复成立一个有共产国际代表参加的联合委员会，以解决两党的矛盾和冲突。决议请共产党指派党员参加国民政府和省政府；敦促加强对群众运动的指导，特别是对农民、工人运动的联合指导。最后，决议派一个三人代表团去共产国际，商谈关于中国革命及其与世界革命关系的问题。[206]

正当汉口准备实施这些决定以削弱蒋介石的权力时，蒋介石集团在江西采取了反对共产党员和左派的行动。3月11日，蒋介石的一个部下处决了赣州（江西省南部的一个主要城市）总工会的共产党员领导人陈赞贤[207]，并解散了工会。3月16日，正当蒋介石准备发动向长江下游攻势时，下令解散支持武汉集团的国民党南昌市党部，并由其部下将南昌市党部加以改组。蒋介石数日后抵九江时，其部下用武力镇压共产党领导的九江总工会和国民党九江市党部。3月19日，蒋介石来到安徽省城安庆；安徽省是由于陈调元和王普归附北伐军倒向国民政府的。3月23日，在五个匆忙组成的反共省协会（其中之一取名省总工会）和共产党员之间进行了斗争。最后导致共产党员的离去。[208]这些都是不祥之兆。

夺取南京和上海

蒋介石攻取长江下游的几座重要城市的计划，是沿江两条路线实行猛攻。一路沿长江两岸而下：江右岸的军队由程潜统率，目标是南京；江左岸，即江北岸的军队由李宗仁统率[209]，目标是切断敌方南北联系的生命线津浦铁路。另一路是指向上海。上海位于杭州、南京三角地区的东端，其西南角为杭州，西北角为南京，大运河和太湖构成了大三角的底线。3月中旬，已经攻取杭州的东路军，在前敌总指挥白崇禧的率领下，在距上海不远处进入阵地。同时，东路军总司令何应钦率部沿太湖东西两侧向北推进，以切断沪宁铁路，这是孙传芳残部和毕庶澄指挥的鲁军的主要退路。驻上海中国舰队的杨树庄海军总司令，早已通过其在上海的主要代表钮永建与北伐军进行谈判。3月14日，杨树庄宣布海军舰队归附国民政府；在此以前，杨树庄已派三艘舰只溯江直抵九江，供蒋介石使用。3月下旬，因北伐军的进攻以及铁路工人的罢工和铁路遭受破坏，张宗昌在前线的部队必须朝南京方面撤退，否则即面临被包围的危险。

3月18日，东路军一次进攻，突破了松江防线，北军[210]撤入上海，但没有进入租界。租界由一支多国部队在各路口严密设防保护。毕庶澄进行归附北伐军的谈判，把作战计划交给了钮永建[211]，然后乘日本船逃到青岛，再由青岛前往济南，在济南被捕处决。

3月21日是星期日，当白崇禧率部逼近上海南郊时，上海总工会发动了“ 4月2日在南昌，轮到左派去推翻其对手了。江西是国民党两派竞争的场所。北伐军占领江西后，许多共产党员在此地进行活动。蒋介石把总司令部设在南昌后，中共党员的活动受到了抑制。国民党江西省党部执行委员会以及省政府委员会，主要由“清一色”的国民党员所组成，由有威信的老资格革命家李烈钧任江西省政府主席[235]，但南昌的国民党党部却为左派所控制。当蒋介石1927年3月离开南昌时，李烈钧解散南昌国民党党部；但随着李氏也离开了江西，武汉政府遂得以加强在江西的影响。3月26日，武汉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指定一个8人委员会，来改组省党部执行委员会和省政府委员会。8人中有6人是双重党籍身份。3月30日，中央执行委员会任命 在上海，许多迹象预示，蒋介石及其支持者，最后必与武汉政府和中国共产党决裂。据报道，蒋介石的两名亲信杨虎和陈群，是与杜月笙的中间联系人；而这位杜大亨则是长江下游最有实力的下层社会的帮会领袖之一。杨虎、陈群劝说杜月笙领导这次反共行动。杜月笙为此成立中华共进会；4月3日，公共租界捕房已得知青帮领袖募集数百名武装亡命之徒，将住进法租界；蒋介石已给予其首领60万元巨款。4月7日，公共租界捕房得知，这些亡命之徒目的是攻打总工会总部。[239]杜月笙与上海总工会的共产党领导人汪寿华相认。确切地说，杜月笙的共进会和汪寿华的总工会之争，是争夺对上海工人某些部门控制的冤家对头。

在4月份的头三天， 在4月12日凌晨4时和5时之间，总数约1000人的几支进攻特遣队，向毗邻公共租界的闸北、紧邻法租界的南市、黄浦江东岸的浦东，以及黄浦江汇入长江的吴淞等地的工人纠察队驻地开火。有数处的守卫者英勇抵抗，但有的地方却中计投降。在有些地方，周凤岐的 失败的一方企图集合起其支持者。总工会的领导不顾白崇禧的禁令，号召举行总罢工，仍有10万工人，许多人在纠察队的恫吓下参加罢工在 4月17日，武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把蒋介石开除出党，并撤销其一切职务；武汉国民政府发出一道命令，详列蒋氏的12大罪状。共产党于4月20日发表声明，对武汉政府的命令表示支持；并说明新的反动浪潮的阶级基础，声称无产阶级反对封建—资产阶级分子的直接斗争不应横加限制。[259]

武汉政权日益严重的问题

武汉争取生存的斗争

武汉领导集团此时面临重重的困难。北面是张作霖的强敌压境，东面和南面的国民革命军倾向支持蒋介石，西面显然是与蒋介石联合的四川将领。在武汉方面看来，军事前景中一小块有希望的地方是在西北。冯玉祥在该处率领重整旗鼓的军队，准备沿陇海铁路东出，进入河南。冯将军的军队正以苏联武器重新装备，并有一批有经验的南方政治军官在军中工作。帝国主义者表现得咄咄逼人，需要国际承认的伦敦阿尔科斯袭击[260]；北京政府对苏联中东铁路办事处和远东银行的搜查，引起了人们的种种恐惧，担心会发生各国反对苏联支持中国革命运动的联合行动。可能有外国报复性威胁的南京事件尚未解决。而在上海的外国势力，现在已具有实力进行报复了，公开在武汉三镇的长江江面上停满了外国炮舰。4月3日发生的日租界事件，使武汉政府与日本的关系也趋于紧张。

无论外部事务的威胁看起来如何严重，但真正威胁武汉政权生存的，却是内部的经济问题。数条河流和两条铁路线的汇合，使武汉三镇成为广大内地农产品和矿产的集中地，也是长江下游和外来加工产品的转口分销地。可是到了1927年的4月份，由于湖南和湖北两省农村进行火热的阶级斗争，而在主要城市又进行罢工和工商业的倒闭，遂使武汉的贸易处于停顿状态。有人甚至担心首都的武汉会闹米荒，因为湖南的革命者正在禁止大米运来武汉。其理由是如果大米不从一个个的乡镇运出，大米就会保持低价格，穷人就可以买得起，也就吃得饱了。在武汉，出现了大量的失业现象，有10多万工人闲着无事可做。这对武汉政府是一个潜在的危险和沉重的负担。部分由于外国人相率离开汉口（4月12日，外国人从4500人减少到1300人），部分由于罢工和不准工人进厂，于是外国工商界的活动大量减少。日租界的纱厂和码头都冷冷清清。外国银行的中国职员，在3月21日的罢工助长了这种停顿状态，因为银行已不能发挥其在贸易中的金融职能。长江中的航运大量减少，部分原因是招商局的船只为了避免征用，已经撤走；部分原因是汉口码头上对货船的偷盗成风，阻碍了外国的船运。工商业的停顿，使政府的税收减少，同时也使政府处于通货膨胀的压力之下。为了防止硬通货储存的减少，政府于4月15日禁止数家中国的银行，以银元兑换其发行的钞票，并且禁止银元出境。英国公使馆的汉文参事台克满在汉口停留了三个月以后，指出“革命使整个华中的经济失调”，怀疑国民政府像随着革命浪潮“沉浮的泡沫那样平庸人物”，能否控制其所制造的“风暴和混乱”[261]。

就在此时，武汉政府计划恢复北伐，以便与冯玉祥连成一气。鉴于形势的危急，鲍罗廷提议作一次“战术撤退”。4月20日，鲍罗廷向中央政治委员会提出五条改变路线的措施，并且相当的激烈。（1）为了对工人执行“革命纪律”，政府和工会应成立一个委员会；工会应组成一个法庭，审判和惩处桀骛不驯的工人。（2）政府应与外国银行及其他企业达成协议，使其在武汉管辖地区内自由营业；政府和工会应组成一个委员会以执行协议；如果必要，可以使用纠察队和军队。（3）非经此委员会同意，外国银行及其他企业的员工不准罢工。（4）政府应当尽全力按铜板来规定商品的最高价格。（5）政府应设立救济院和食堂以照顾失业者，财政部应拨给总工会3万元的铜板，用来兑换工人手中的纸币。鲍罗廷向出席会议的委员们保证，实施这些措施将消除外国干涉的借口；而外国人经济活动的恢复，对工人是有利的。经过短暂的讨论之后，弄清了建议的新组织的权力，政治委员会决定采纳鲍罗廷的建议，并任命国民党的工人部长和政府的劳工部长以及外交部长和财政部长，去贯彻这条新的路线。[262]

武汉领导人于是采取果断的行动。陈友仁于4月23日会见了外国工商界人士，答应改善其企业的环境，然后试图解决其具体问题。新政策连同对工人的新约束，同一天刊登在《人民论坛》上，汪精卫召开了国民党和共产党两党领导人的会议。4月25日，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湖北省总工会的共产党领导人召开联席会议，发表声明，重复了五天前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通过决议的内容和大部分措辞，但改变了措施的顺序，以强调对失业工人的救济。 士兵决定问题

5月份，国民党的两派革命军，沿铁路线重新开始北伐：武汉政府一派的军队沿京汉线进入河南，南京政府一派的军队则沿津浦线进入安徽北部和江苏北部。冯玉祥率部出陕西，沿陇海路东进，与武汉的军队协同作战。武汉和南京各自部署了后方防卫部队，以防对方的来犯。武汉的军队由唐生智全面指挥，先与吴佩孚的残部相遭遇，然后遭到强大的奉军对抗。南京方面则面对孙传芳的残部和张宗昌强大的直鲁联军。到6月1日，冯玉祥的国民军与唐生智的武汉军，在京汉铁路与陇海铁路交会点的郑州会师，而奉军已撤到黄河以北。两天后，南京军攻下了陇海铁路与津浦铁路交会点的徐州，孙传芳和张宗昌撤至山东，重新集结其部队。[279]日本政府看到战事推进到山东，担心日本在山东的侨民安全，于是派兵到青岛，又复进兵省城济南。日军侵犯中国的行动，在有民族主义思想的中国人中，激起了强烈的抗议声浪。

武汉军的攻势，以张发奎处在前线的 唐生智到达其根据地湖南以后，对局势进行了一番审度，于6月26日电告武汉，指出应把两名在领导许克祥清党的人开除出国民党，对许克祥本人应予记过处分。但许克祥不接受对其侮辱性的处分，率部开到湖南南境，接受了蒋介石的任命，参加了清党斗争。[312]

另一名军人也采取了反对江西共产党的行动。朱培德及其所部的 迫使两党决裂的压力仍在增长。唐生智6月26日从长沙发来的电报，归咎湖南的混乱原因在于领导农民运动的人。电报于6月29日公布。同日， 吴、谭二人一定和其他的重要的共产党员在武汉三镇躲藏了起来，这是响应7月13日共产国际会议紧急指示作出的结果。共产国际除了谴责中国共产党的机会主义错误外，还要求中共发表声明，明确宣布共产党员退出政府，但禁止其退出国民党；即使其被开除出国民党，仍应秘密地与国民党的基层群众一起工作，以抵制国民党上层的决议，并促成国民党领导机构的改变。对于共产党创始人和总书记的陈独秀来说，这种表里不一的做法很不光明，但对此也无能为力。在此基础上，共产党员应准备召开一次国民党大会。[333]以前，陈独秀曾多次主张共产党人退出国民党，但都遭到拒绝。此时，陈独秀遂辞去了总书记职务。7月13日，共产党发表声明，称国民政府未能保护工人和农民，实际是对反动派的鼓励；并宣布谭平山和苏兆征已辞去其职务，但仍强调共产党既不会退出国民党，也不放弃与国民党合作的政策。鲍罗廷前往九江附近的庐山胜地休养，会说俄语的瞿秋白</a>伴随鲍罗廷前往，此时鲍罗廷的妻子刚从北京狱中获释。不久，时年28岁的瞿秋白，即成为共产党新的总书记。[334]

现在国共两党的决裂已成为事实。7月16日，即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公布限制共产党员决议的当天，但仍命令保护其人身自由与不得损及工农运动。中国共产党的7月13日声明，也见诸于传单和报端。这促使国民党政治委员会主席团势必要把斯大林威胁性的电报公之于众，并谴责共产党企图在脱离政府之后，仍留在国民党内的做法。主席团指责说，这等于破坏国民党的容共政策；命令所有双重党籍的党员在两党中只可取一。双方发表了更多互相诋毁的文件。但几位国民党左派领袖则对两党的决裂深感痛惜。邓演达为此发表了谴责国民党的声明，并辞去了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和国民党农民部长的职务。邓氏原已告失踪，不久就起程前往苏联。孙逸仙夫人发表声明，谴责其同事已走上反革命道路，同时前往庐山牯岭，不久，就到上海转往苏联。邓演达和宋庆龄两人的声明，都强调基本的中心问题——社会革命，指责武汉的调和派领导人已转而反对社会革命。[335]陈友仁也正在准备离开武汉。

现在，反革命势力已经进入左派阵营的首都。武汉三镇实施戒严令，军队再次占领工会总部以及其他被怀疑的共产党据点，并处死了武装敌对分子。对共产党领导人来说，似乎只有逃亡或是暴动两种选择。有名的共产党党员转入地下，或者逃到在江西北部的张发奎军中；张部正在向该省运动，军中原有许多共产党的军官。到7月最后一个星期，两党合作的政策在阶级斗争的礁石上碰得粉碎。在共产国际的鼓动下，共产党核心领导开始筹划进行武装暴动。

鲍罗廷的离开汉口，象征苏联想通过国民党促进中国革命——作为革命的 唐生智的挑战，或许是对南京政府10月20日下达对其讨伐令的回答。据称，在龙潭之役战后，南京方面发现唐生智与孙传芳、张作霖秘密勾结的证据。讨伐唐生智的战役，由唐氏在湖南的宿敌程潜统率，包括李宗仁、朱培德的部分军队，配有一支小舰队和数架飞机。唐生智四面树敌，北为冯玉祥，南有李济深，均足以威胁唐氏；而谭延闿军的前线总指挥鲁涤平率军自西沿江而下。在长江北岸，李宗仁率部迫使何键所部向湖北后撤；同时在长江南岸程潜率部把刘兴所部赶向江西，而刘兴部在江西将与朱培德的部队遭遇。11月初，南京的舰队封锁了通往武汉三镇的水道，而鲁涤平正率部向岳州逼近，堵住唐生智退往湖南的通道。唐生智的部将何键、刘兴、叶琪、周斓和李品仙诸人，决定退向其湖南的老根据地以期自保。11月12日，唐生智宣布下野，秘密登上一艘日本轮船，前往日本避难。[363]北伐的军事联盟开始分崩离析。

汪精卫回到广州后，另成立一个新的党部，以与南京的中央特别委员会相对抗。陈公博、顾孟馀、甘乃光和何香凝（廖仲恺夫人）等少数几名左派中央委员参加了汪精卫的阵营，而汪氏主要的军事支持者依然是张发奎。南昌起义后，张将军率残部——三个步兵师、一个炮兵团和一个教导团开到韶关；该地靠近广东北部边境，处于通向广州铁路北端。[364]张发奎本人应李济深的邀请，取道海路于9月27日回到广州。当张将军率部到达韶关时，即下令开达广州。张发奎所部到达广州，则较李济深的部队更为强大；因为李济深的部队分驻在珠江三角洲的各市镇，而且又派数团兵力到汕头地区阻止叶挺、贺龙的侵犯。与叶、贺军战斗获胜后，李将军开始调回其部队。这样，汪精卫于10月29日抵达广州时，张、李两位将军的军事实力大致相当。李济深对汪精卫的支持是表面的，因其与黄绍竑的关系密切；黄氏乃是支持南京特别委员会及国民政府的。但是由于对唐生智的征伐，已经削弱了桂系对南京政府的控制，而特别委员会本身也陷于困境之中。[365]

汪精卫到达广州后，立刻发出在广州召开 12月9日，警察发现了一个炸弹贮藏地，加上张发奎计划解除教导团武装的消息，使革命军事委员会把起义的日期提前，匆忙把叶挺将军从香港召来广州，叶挺只是在暴动前数小时才来到进行指挥。此外，起义时间提前两天，已征募的农民部队不可能赶到广州城。据报道，只有近郊500名农民参加了起义。

起义的突然性也有有利的条件。12月11日是星期日，凌晨3时30分，工人赤卫队攻打公安局——警察总部，很快得到大部分教导团学兵的增援。在叶剑英指挥下，教导团已经叛变，并击毙了15名军官；在攻下了公安局后，释放了前两天搜捕时被抓的700多名犯人。这些人大部分都是共产党控制的土会成员。这些人出了监牢之后，立即投入了战斗。到了中午，起义者攻下了广州城的大部分公安局机构。几个（不是全部）部队在广州的指挥部也被攻占，控制了火车站和邮电局，接管了政府机关和国民党党部；夺取了中央银行，但无法打开储藏银元和钞票的金库，一场大火很快吞噬了这座大楼。起义者还抢了其他的银行和钱庄。广州公安局成了新的苏维埃政府的中心。夜幕降临时，广州城内已发生多处的抢劫、放火和枪杀可疑敌人（其中包括约300名警察）的事件。但河南岛（即现在的珠海。——译者注）幸免于难，因该岛受有炮艇的李福林卫队的保护，忠于国民党的陈公博、张发奎、黄琪翔和其他的人，星期日早晨就已逃避到该岛。沙面租界仍是外国的保护地；英国总领事为忠于国民党的人，拍发调回西江地区驻防的部队，帮助平定暴乱。[382]

起义进攻的上午，苏维埃政府宣布成立。中共广东省委已印就了数千份传单，宣告广州苏维埃的成立与其政治纲领，并吁请群众的支持。《红旗》杂志也印发列有新政权官员的名单相似的传单。新政权以受人欢迎的海员工会领袖苏兆征为苏维埃主席。因此时苏氏不在广州，其职务由张太雷代理。工农兵苏维埃的其他11个职务，分别由9人担任，其中大部分，也可能全部都是共产党员。除苏兆征外，其他4人也是劳工领袖。[383]根据警察报告，参加战斗和抢掠的工人约有3000人，但也只是在广州参加工会工人（估计约有20万人）的一小部分。其他的人，或者已被8个月前的镇压所吓倒；或者是对共产党工人领袖产生了敌视情绪，对起义不是袖手旁观，就是反对。对苏维埃几乎没有民众的支持。店主们沿用兵变时所用的故伎，关闭商店以防抢劫；店中的学徒和店员更是对起义漠不关心。很少武装的士兵参加暴乱，而平民百姓对两次群众动员会更是敬而远之。[384]要是在起义前号召一次总罢工，情况是否会有所不同？鉴于共产党在工人中的地位已相当脆弱，所以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不号召罢工；但后来政治局对此作为错误加以指责。

[10]路易斯·费希尔：《世界事务中的苏联人：苏联与世界其他部分的关系史》， [40]V.I.格卢宁：《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形成（1920—1927年）》（俄文），载《共产国际和东方：在民族解放运动中为列宁主义战略和战术的斗争》， [87]《从容共到清党》， [127]梁肇庭：《中苏外交关系，1917—1926年》， [175]蒋永敬：《鲍罗廷》， [180]《北伐战史》，2， [213]《北华捷报》，1927年4月26日， [228]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 [249]《北华捷报》，4月9日， [251]《 [254]校注：此时支持武汉政府的三个省为湖北、湖南和江西。

[255]《从容共到清党》，国民党档案馆436/138 。蒋永敬：《鲍罗廷》， [270]蒋永敬：《鲍罗廷》， [283]《从容共到清党》， [300]《关于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的文献》，哈罗德·艾萨克斯作导言，《中国季刊》，45（1971年1—3月）， [305]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 [318]美国国务院893.00/9106，电报，汉口，罗赫德致国务卿，1927年6月15日，电报报告了鲍罗廷的沮丧和他的信念：如果他参加，会议的结果本来会更有利。罗赫德补充说：“出现了一种日益强烈的[意见]，即从这里的国民党各委员会中，将逐渐地清除俄国人和中国的激进分子。”

[319]蒋永敬：《鲍罗廷》， [336]汪精卫此信的起草日期为1927年7月25日，存国民党档案馆445/35。

[337]校注：按：1927年时的陇海铁路西端仅修至陕县，此处所称陇海铁路终点站当为陕县站。

[338]校注：此时宁夏城属甘肃，所称宁夏城即宁夏道；宁夏并未设省。

[339]斯特朗的《中国大众》，有旅途的报道，到达日期据1927年10月7日《真理报》。鲍罗廷生于1884年7月9日，在莫斯科担任过劳动副人民委员、塔斯社社长助理、纸张工业的经理；1932年起，任英文《莫斯科新闻》编辑。路易斯·费希尔在1929年2月26日至6月29日期间，采访鲍氏10次，据费希尔的《人和政治：一份自传》 [340]本书对南昌起义的描述主要根据这次反叛的计划者和参与者——张太雷、李立三、周逸群和张国焘，在战败后不久的1927年10月初到11月初所写的报道，这些报道发表在10月30日和11月30日的中国共产党的新刊物《中央通信》上。韦慕庭在他的《战败的废墟》中把它们译成英文，载《中国季刊》，18（1964年4—6月）， [394]校注：1928年1月7日，国民党中常会决定，停止汪精卫、陈公博、顾孟馀、甘乃光4人中央执行委员职务。

[395]《从容共到清党》， [432]英国外交部，前引第46号，附件4，蒋介石提交的备忘录摘要，根据国民通讯社，1928年8月9日。

[433]校注：1927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于7月颁布新的军事委员会组织大纲，规定军事委员会为国民政府最高的军事机关，负全国陆海空军编制、统率、教育、经理及充实国防之责，设委员若干人，常务委员5—7人，主席1人，下设总务、参谋、军务、军事教育4厅及海军、航空、经理、政治训练4处；1928年11月，军事委员会撤销。

[434]英国外交部，前引第46号，附件3，蒋介石提交的备忘录摘要，根据国民通讯社，1928年8月9日。

[435]英国外交部，前引第46号，附件4，蒋介石提交的备忘录摘要，根据国民通讯社，1928年8月9日。

[436]高荫祖：《中华民国大事记》，第300—304页；博格：《美国政策和中国革命》，第400—402页。

[437]英国外交部405/259，机密，《关于中国的进一步通讯》，13616，第46号，附件5。

[438]董霖：《中国和外国列强：不平等条约的冲击和反应》第249—257页有1931年9月“沈阳事变”前条约修改的系统叙述。

[439]关于指导原则和组织法，见《革命文献》，22，第4356—4363页；米尔顿·谢：《国民党：历史文献选编》第137—138页有指导原则的英文译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