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基于感情上的原因而认可一种政治学说，这没有什么根本性的错误。“巴黎数十百万参加革命的人民，都已学会了卢梭的学说吗？……圣彼得堡、莫斯科那数万参加革命的劳动者和兵卒，都已学会了马克思主义了吗？……所以卢梭、马克思的思想，人人头脑中都有的，不过首先被他们两人道破罢了。”[1]革命是群体现象，然而，只有通过领头的杰出人物的深思熟虑和计划，群体行动才能得以实现。当对革命的记载加以学术性考察时，往往过分强调领导运筹帷幄过程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事态的迅速变化发展，而容易忽视群众的情感与吁求的作用。尽管这些情绪与吁求表达得含混不清，但所以能为当时的领袖们所理解，是由于这些领袖们也受到其情绪和理智以及一时冲动的意识所支配，列宁和托洛茨基在这方面也都不例外。情绪和理智的相互作用，使之改信政治学说更为复杂，而不是更加简单。就1917年与1921年间中国的情况而言，改信马克思主义既涉及信仰者对中国现实的认识，也涉及其个人的性格和气质，同时又与其对学说的理解相关。[2]
改信马克思主义
在马克思主义传入很久以前，中国军事上的衰弱和经济上的穷困状况，对于稍有头脑的中国人来说，这已是显而易见之事了。因此，产生了富国强兵的呼吁。但是直到改良主义的思潮，其中包括比较保守的“体用”学派（见 中国社会的道德堕落，连续不断的政局不稳，以及经济的恶化，复辟派不断地企图恢复帝制，同时又不断地遭受外国的侵犯。在世界范围内，欧战暴露了备受赞赏的西方文明的弱点。而布尔什维克的胜利，连同其废除沙皇的在华特权，则为中国的解放指明了一条新的道路。似乎这样一些划时代的事件还有些不够，巴黎和会决定把以前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给日本，而不是公正的归还给中国。在这些事件和巴黎和会决议的综合影响下，中国的思想界与政治气候突然发生了转变——儒家化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主宰地位被彻底粉碎了。紧随其后的，是思想界的混乱局面，其中的罗素或柏格森、尼采或孔德，克鲁泡特金或马克思，诸人的思想观点很容易为中国学者所信服，并改变了自己的信仰。
中国皈依马克思主义的是谁？其对自己国家的现实是怎样的理解？其在社会和政治活动中有怎样的个人经历？为什么其信奉这种学说？
五四运动后的5年里，在改信马克思主义的人当中，仅有12人已知是出身无产阶级。[3]其余所有的人都受过教育，而且有的还出身于相当富裕的小资产阶级。这些人在地理上分散在北京，围绕杰出人物陈独秀</a>和李大钊</a>所在的北京大学</a>；上海，围绕创立于1923年的上海大学和陈独秀在1919—1920年帮助创建的工会组织；武汉三镇，围绕华中大学（见地图8）及其附属高级中学，李汉俊与恽代英在该处任教；长沙，围绕毛泽东、蔡和森</a>与其他人组建的新民学会；广州，围绕陈公博、谭平山[4]与其他人任教的学校；广东的海丰与陆丰，围绕彭湃组织的农会；内蒙古，容易到达苏联和北京；陕西榆林，围绕李大钊的学生魏野</a>畴执教的师范学校；成都，围绕吴玉章、恽代英任教的成都高等师范学校；连同在日本、法国和俄国留学生中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源头主要是在北京（通过广为流传的《新青年》杂志），再加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列宁和考茨基著作的日文译本，以及在法国马克思主义者所接受的马克思主义。因为这些激进的思想能够为中国的社会状况所验证，在上海和北京大都市中表述出来，遂传至远在内地的成都和榆林，都引起了反响。
在中国最早信奉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人，是屈指可数的；其中年龄较大的人参加过辛亥革命，还有更多的人了解1913年的二次革命和1915年与1917年的两次企图复辟帝制在政治上的重要意义。这些较多的人，大部分都有高中的文化程度，其中的任何一人都称不上研究学术的学者。对其中的大多数人来说，知识总是要引起行动的结果，否则，就将成为无目的的学习而一无所获，并且认为只有通过实践才能证实其效用。一种理论一旦通过实践证明是错误的，就应该被修正或放弃，同时开始寻找另外的理论。[5]这些人或卷入政治，或干预政治，或有意（或无意）地回避学术生活，只有胡适</a>是个例外。但这并不是说这些人探求知识不勤奋，也不是不仔细。虽然其共同的偏好是在小组或者在学会中集体学习；其反对传统，意识到传统将被废弃，并寻求将其铲除的方法。这些人在文化上的异化造成了其政治上的异化，或是出于其自己的选择，或是因为缺乏有点威望的社会地位。
这些人关切自己国家的落后状况，寻找为国献身的途径。在这些意义上，这些人都是民族主义者。这使其民族主义是有条件的——人们热爱中国，使之变为值得爱的国家[6]，不只是因为其生来就是中国公民。[7]中国的落后状况集中表现为经济上的停滞，如陈独秀于1918年所指出的，或者如毛泽东于陈氏之言的10月以后，在《湘江评论》发刊词中以同样的倾向所写的。[8]其他的人如向警予通过不同的途径，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在向警予探求妇女解放的过程中，发现了马克思主义，遂成为中国最早的女性马克思主义者之一，逐渐相信“从前种种，皆是错误，皆是罪恶”[9]。
陈独秀和李大钊认为，造成中国普遍落后的原因，是人心恶劣，民德不隆[10]，这是腐败的官僚和无耻政客以及其追随者，加上无法无天军阀的胡作非为所助长形成的。[11]这些军阀及其支持者，毛泽东含混的称之为“强权者，害人者”[12]。中国的这些有权有势的害人者，都有“帝国主义者”作为靠山。获得这个认识，对于激进的思想家们是一个进一步极其重要的发现。[13]这为后来用阶级斗争，对剩余价值的剥削，被压迫者的国际大联合，无产阶级先锋队组织等概念打开了大门。至此为止，尽管接受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已经奠定，但对中国现实认识的变化还是逐步的。十月革命以及对巴黎和会关于山东问题决议的反应，加速了这种转变。
正如陈独秀在1932年[14]以颠覆罪受审，为自己作的辩护词回忆中所称，“五四”运动是标志其思想发展的一个转折点。在此以前，陈氏呼吁重新振兴中华，是针对知识分子阶层发出的；此后，即转移注意力到劳动人民身上。“盖以……世界革命大势及国内状况所昭示，使予不得不有此转变也”。在1919年的早些时候，资本主义制度和帝国主义分子对中国的压榨与敌视，使陈独秀理想中的中国形象不再符合盎格鲁—撒克逊式的民主模式了。与此同时，李大钊认为民主在美国已经丧失，声言要反对资本家的剥削。[15]确实，李、陈二人对于民主思想仍都有所留恋，但是这却是另外意义上的民主，较之其所理解的英美模式，要求有更多的民众参与。在1919年1月，陈独秀在《每周评论》——激进的期刊上撰文，主张需要组织有国民为后援的政党；到了3月份，在另一篇文章中，其思想更达到了类似人民专政的程度。[16]在这两篇文章之间，《每周评论》登载了一篇题为《中国士大夫阶级的罪恶》的社论，号召一场推翻士大夫统治的工农社会革命。这篇社论很可能是由陈、李两人执笔的（原文署名“一湖”。——译者注）。二人的民主观念确实在变化，其演进的过程，从人民民主经人民革命，到人民专政。到1919年底，陈独秀针对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社会制度的道德败坏，发动了猛烈的攻击——“西洋的游惰好利，女人奢侈卖淫，战争、罢工种种悲惨不安的事，哪一样不是私有制度之下的旧道德造成的？”六个月以后，陈独秀以一种肯定的语气称，西方人所追求的利润是工人创造的，但被资本家盗走其所创造的剩余价值。[17]
从受压迫的青年和妇女——激进分子在其刊物上详细地讨论这些问题，到受压迫的劳工大众。激进分子注意的焦点转移到这些问题以后，就形成了其与劳工大众新的认同，视野更为宽广，以其同情之心推及于所有穷苦之人。对外，激进人士们不再是沙文主义的，而是跟随《每周评论》的论调行事。《每周评论》在“五四”之前两月，刊载了一系列关于爱尔兰、菲律宾和朝鲜争取独立斗争的文章；对内，以社会调查为基础，刊载一系列文章，涉及上海、汉口和唐山工人的工作和生活状况，山东、江苏和福建农民的悲惨境遇。这些文章，都在《新青年》、《每周评论》和《晨报》上大量刊出。在中国共产党创建以前，关怀和维护劳动者的杂志已经出现，提供了关于工人和农民的信息，对于劳动采取扶植的新态度；由此遂引起社会对最为严重社会问题的注意。随后不久，年轻的激进分子们，被劝告要到劳动人民中去工作，而且有的人是确实这样做了——彭湃在海丰的农民中，张国焘和邓中夏</a>在北方的铁路工人中，毛泽东在长沙的工人中，恽代英在武汉的工人中进行活动。
人们一定要问：不用一场暴力革命，中国的民族愿望能否得以满足，社会的公平能否得以实现？当权的人物会甘愿让民族的愿望和社会的公平，用和平转变的过程得以完成吗？到了五四运动时，被觉察到的国家敌人——帝国主义者、军阀和腐败的官僚，都已被确定认清了。但是，正如李大钊所说，仅仅“开几个公民大会”是无法将掌权者从其所在的位置上赶走的。[18]在这一点上，1911年（中国）和1917年俄国的革命经验，提供了不容置疑的证据。在陈独秀的头脑中，欧洲的繁荣是其历史革命的结果；在李大钊的头脑中，只有在最大痛苦和牺牲之后，才可能有最大的成就。[19]如同《每周评论》著名的社论《新纪元</a>》（载于1919年1月， 有了这些出版物，马列主义的主要理论——辩证唯物主义、阶级斗争、剩余价值，等等，便为早期信仰者所掌握；国家的丑恶状况，劳动人民的苦难，都视为被帝国主义者、资本家和地主剥削，并由其垄断国家政权所造成的结果。按照这个观点，中国社会是由压迫者和被压迫阶级所组成，其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今日之中国，与其数世纪前傲视寰宇之帝国，相距不啻数千万里之遥。应当承认，中国确实需要一场革命，但中国既没有发达的资产阶级，也没有一个壮大的无产阶级，为什么却掀起了一场由马克思主义指导和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李大钊在1919年5月4日《每周评论》的一篇社论中，对此简单回答——既然中国的资产阶级发展得不充分，中国的革命就可能比俄国、德国、奥地利和匈牙利更为容易。在中国共产党创建前夕，李大钊论证说，在劳工运动日益高涨的世界里，要中国发展自己的资本主义，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站不住脚的。“再看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人家已经自由竞争，发达到必须社会主义共营地位，我们今天才起首由人家的出发点，按人家的步数走。……在这种势力之下，要想存立，适应这共同生活，恐非取兼程并力社会共营的组织，不能有成。”[28]陈独秀也根据事实赞同这种蛙跳理论，虽然没有像托洛茨基发展的不断革命的战略。按照陈独秀的观点，在1920年中国的发展程度仅是萌芽状态的资本主义，与1948年的德国或1917年的俄国的发展水平不相上下。既然俄国成功地完成了跳跃，中国为什么不行？[29]这种蛙跳理论，严格地说是不合于辩证原则的。但对陈、李二人及其追随者周佛海、瞿秋白、蔡和森来说，社会主义代表一切美好的东西，是一个没有阶级对抗的社会，是为所有的人提供尽其所能发展自我的社会。[30]如瞿秋白在其莫斯科之行前所说，其与共同主办的《新社会》杂志的同事们，希望促成的是一个自由、平等，没有阶级差别，没有战争危险的民主新社会。[31]一个漫长而阴暗的“资本主义阶段”的前景，想起来太令人厌恶了。在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阶段，列宁在1920年7月共产国际 这便是共产国际派遣维经斯基和马林来中国的背景。维经斯基在中国逗留的六七个月里，帮助中国的激进分子——由信仰不同派别社会主义学说的人组成的混杂群体认识到，沿着《怎么办？》中所阐明的列宁主义组织路线成立政党的必要性。社会主义分散的研究中心，陈独秀于1920年8月创立松散的社会主义青年团，为组建中国共产党奠定了基础。这样，中国共产党的组建于1920年底即已形成，并于1921年7月举行的 陈独秀并未出席 1925年的五卅运动之后，中共大约发展到2万人的规模；中央的组织机构也因之增设妇女、劳工、农民和军事四个部得到了扩充。[41]在1927年4—5月的“五大”上，中央执行委员会从原来的3名成员扩大到29名。在1927年紧张迅速变化的局势下，要有效地发挥作用，并需迅速作出反应，29人的中央执行委员会是过于庞大了。很可能是由于这个缘故，设立了政治局。
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为完成其所代表阶级长期与短期目标，党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以及政治作风，不可能不产生彼此之间的矛盾，以致造成严重的党内纠纷。在陈独秀的领导下，中共1923—1927年的目标——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中国的统治。这一目标促使党根据情况的需要，逐步加强其在工农兵中的力量基础，以及党所领导小资产阶级的妇女和青年组织。但是党不得不保持其中央集权制；否则，迟早会发现反动势力的攻击，而自己无能为力。尽管在陈独秀领导下党的生活和历史记</a>载不多，但仅有的少量资料表明，创始人管理这个组织松散的政党，是自上而下的联络渠道比自下而上的联络，更为顺畅地起作用，实际是家长式的领导。在中共的顶层和中层，更多的依靠是与陈独秀、李大钊两人的私人关系，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导师和门徒的关系，而不是依靠不带个人色彩的纪律。事实上，一旦这些联系纽带因其他原因而被削弱，有关的党员便会表现出脱离组织倾向。[42]李大钊和党的北方区委与上海的中央，几乎没有任何有记载的接触，多少有些处于半独立状态。1927年初的占领并收回汉口英租界，如此意义深远而重大的行动，中共中央对此并未筹划，也未予以指导。[43]仅在此四个月以前，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一次扩大会议，还对过大扩展党组织的缺陷，表示严重关切。领导层表现出官僚主义倾向，有的同志甚至犯有侵吞财物和贪污的罪行。[44]
党希望在基层的小组中出现新的人生哲学，在作风上是集体主义的，而非个人主义的；党员的观点应当是客观的，而非主观的，并应对党绝对信任而不容怀疑。事实上，小组主要是处理实际工作，放弃了对理论的训练。[45]党小组的生活，往往是无组织无纪律的散漫生活。陈独秀对于党组织的看法，似乎是更接于罗莎·卢森堡，而不是接近列宁。根据现有的文件，在陈独秀任书记职务期间，没有什么地方提到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做法。[46]党的主要决策，都由定期召开的代表大会和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全体会议作出，陈独秀与书记处的同志则完成中央的日常工作。在陈独秀辞职以后，1927年8月7日召开的会议，批评陈独秀的领导作风是“家长式的”和“独断专行的”，其组织路线是“不民主的”。这些反映了新一代经莫斯科训练的领导人的观点；这些人在党的生活中的经验，尤其是从批评与自我批评来说，与陈独秀领导时期是大不相同的。
国民党的确也有了变化，在1924年全国 国民党内部的分裂，导致中国共产党重新调整关于统一战线的理论。被陈独秀认定为“反革命的”[59]国民党右翼已背离了统一战线，而中间派则持暧昧态度；国民党左翼虽具有革命性，但易于妥协。陈独秀从早期认为，只有资产阶级才有能力领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立场，此时转变到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掌握这个革命的领导权的立场上了。大约与此同时，斯大林在莫斯科提出国民党实际上是四个阶级——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大资产阶级（即民族资产阶级）组成联盟的观点。[60]就中国共产党来说，仍留在国民党内，以便保持“党内合作”的联盟，尽力使国民党发生转变，在理论上是可能的。
但从实际方面来说，中国共产党进行宣传和组织群众，则得益于国民党的合法旗号。[61]在1925年的五卅运动，1925—1926年的省港大罢工，1927年1月收回汉口和九江的英租界的行动中，所取得的胜利，要归功于中共在城市劳工中的工作。[62]在 共产国际的 而我们自己呢？当时实处在矛盾之中，既要与一切封建势力、土豪劣绅资产阶级宣战；而在另一方面，又要与代表土豪劣绅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合作，又要与封建余孽、豪绅资产阶级的走狗、大小新军阀讲亲善，谋妥协；对工农的要求，则制止工农自己动手来解决，而要他们等待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命令。这岂不是和俟河之清一样的无期吗？[82]
左翼国民党的领袖汪精卫</a>，更谴责农民运动中的过火行为。[83]斯大林所说的国民党左派基本上是小资产阶级，事实证明只是一种幻想。没收土地和组织农民自卫队，彻底剥夺了国民党左翼的利益，暴露了一场来自下面的革命，和“党内合作”的政策基本上不能相容。
中国共产党直到1927年4月的 如前所述，陈独秀是反对依靠武力的，但这并不是说其人是个和平主义者。在1923年4月18日《向导周报》的一篇文章中，陈独秀阐明其立场，使之与马克思主义相一致；概括的论述拥有武装的人民，反抗拥有武装军阀的革命。这完全是一幅人民武装与反动势力正规军对阵的列宁主义景象；但陈独秀未能想出如何组织一支能征惯战的政治化军队。在中国共产党 [6]关于“爱国”的最完整说明，见于陈独秀所作《新青年》的《本志宣言》，7（1919年12月1日）， [14]校注：陈独秀于1932年10月15日在上海被国民党特工总部逮捕。1933年6月30日，国民政府最高法院以陈独秀“危害民国与叛国”罪，判处其有期徒刑8年。
[15]陈独秀：《辩诉状》（出版处不详），标明日期为1933年2月20日， [16]陈独秀：《独秀文存》，3（1919年1月19日）， [25]关于这一问题，最好的资料来源有《“五四”时期期刊介绍》1和3；张静庐的《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 [31]《新社会》发刊词，1919年11月1日。
[32]《真理报》，103（1913年5月18日），《列宁、斯大林论中国》， [35]校注：1919年6月15日，陈独秀在北京被捕，9月12日出狱；1920年1月29日离开北京，到达上海。陈独秀自此即离开北京大学。
[36]理查德·C.卡根：《陈独秀未完成的自传》，载《中国季刊》，50， [41]詹姆斯·平克尼·哈里森：《通往权力的长征：中国共产党史（1921—1972年）》， [72]《新青年》，9.4（1921年8月1日），9.5（1921年9月1日），10.6（1922年7月1日）；又见尼姆·威尔士：《红尘》，第199—200页；《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中国现代史资料丛刊编，北京，1953年，第35—39页。关于彭湃的工作，见《红旗飘飘》，5，第38—42页。关于彭湃和海陆丰，见卫藤沈吉：《海陆丰——中国第一个苏维埃政权》，载《中国季刊》，8和9（1961年）；尤其是小罗伊·霍夫海因茨：《浪潮》。关于恽代英的工作，可参阅《中国青年》，32（1924年5月24日）。
[73]胡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参考资料》，第63页；《毛泽东选集》，1，第14页。然而，李锐提供的1927年4月的数字518万人，见《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第288页。
[74]《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第391、410、413页。
[75]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载竹内本，1，第209页。
[76]《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第289页。
[77]董显光：《蒋总统传》，台北，1954年，1，第78—79页；《华侨日报》，香港，1926年9月7日。
[78]校注：六省为广东、广西、湖南、湖北、江西、河南。
[79]《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第18—19页。关于农民运动夸大的叙述，也许是由于把“农会”（乡绅领导的农民团体）计入“农民协会”（农民领导的农民组织）。
[80]毛泽东：《全国农协最近训令》，1927年6月3日，载竹内本，2，第9页。
[81]哈里森：《通往权力的长征：中国共产党史（1921—1972年）》，第113页。
[82]柳直荀：《马日事变回忆》，载《布尔什维克》，20（1928年5月20日）。
[83]《汪精卫集》，上海，1929年，3（1927年7月5日），第141页。
[84]蒋永敬：《鲍罗廷与武汉政府》，第289—290页。
[85]郭华伦：《中共史论》，1，第240页；卫藤沈吉：《海陆丰——中国第一个苏维埃政权》，载《中国季刊》，9，第162页；斯图尔特·R.施拉姆：《20世纪的政治领袖：毛泽东》，第98—99页。
[86]郭华伦：《中共史论》，1，第241页。
[87]《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第400—401页。
[88]蒋介石：《苏俄在中国》，第35—36页。
[89]校注：广州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1925年7月成立，军事委员会政治训练部亦于1925年7月成立，主任为陈公博。军事委员会政治训练部不是国民革命军政治部。国民革命军政治部（即总政治部）成立于1926年7月，主任为邓演达，副主任为郭沫若</a>。
[90]《社会新闻》，1，14（1932年11月12日），第308—309页。
[91]《向导周报》，167（1926年8月8日），第20—21页。
[92]沈凤岗编：《蒋委员长全集》，5，第12页；《华字日报》，1927年6月13日。校注：1927年6月1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议决，将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改称政治训练部；各军、师政治部改称政治训练处，吴敬恒、陈铭枢先后任主任。党代表制度自此撤销。
[93]《向导周报》，161（1926年7月7日），165（1926年7月28日）；路易斯·费希尔：《世界事务中的苏联人：苏联与世界其他部分的关系史》，2，第648页。
[94]艾萨克斯：《中国革命的悲剧》，第162页。
[95]哈里森：《通往权力的长征：中国共产党史（1921—1972年）》，第96页。
[96]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八次会议关于中国的决议，1927年5月，载《红色文献》，第277页；英译文载赛尼亚·乔柯夫·尤廷与罗伯特·C.诺思：《苏俄和东方，1920—1927年：文献概览》，第369—376页。中译文引自《六大以前党的历史资料》。——译者注
[97]德格拉斯：《共产国际，1919—1943年，文献选编》，2，第276—277页；参看陈独秀的《告全党同志书》，译文载于《中国历史研究》，2.3（1970年春），第224—250页。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在这次大会采取的立场，还不清楚。关于这次代表大会的专题研究，显然亟待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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