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立宪共和国：北京政府，1916—1928年_剑桥中华民国史

1916年6月的袁世凯</a>之死，预告了军阀时代的到来；然而在随后军阀混战的十几年中，北京政府始终是中国国家主权和人民瞩望统一的象征。在既无王朝，又缺少强有力的人物和执政党的情况下，北京政府仍代表着国家观念；普遍的宪政信念在支撑着这个政府。在世纪更迭之际，这个信念随民族主义的兴起在中国爱国者中滋长。[1]

当中国训练和装备的海军，在1894年至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中全军覆没时，许多政治上的有识之士已经认识到，仅是技术和军事的“自强”还不足以救中国。这些有识之士还被这样的机遇所打动，以为世界上所有最强大的国家，包括日本，大都在近代通过了宪法。此外，国外新的政治科学的专家断言，起草一部适合得当的宪法，无论在何处，都是有效稳定政府的关键。事情已很清楚，只有宪法才能使中国强盛。

但中国应采取何种形式的宪法，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大多数中国政治思想家在两个问题上意见是一致的。 在新的职业阶层中，职业政治家起了特别突出的作用。从1900年起，东京的中国留学生团体，成了这些职业政治家的人才后备基地。留日学生在那里阅读关于民族主义和革命的书刊，能结识政党组织者和革命党人。一些官费留学生放弃了官宦前途，也仿效这些政治活动的榜样。此时，梁启超在日本宣传和鼓动，在清廷实行君主立宪的道路；孙逸仙为建立共和国而进行革命，在日本成立了秘密组织，留日学生可以在两者之间作出选择。

1909年省谘议局召开和1910年全国谘政院召开，为许多政治家在这两个机构内从事政治活动的前途提供了机会。典型的省谘议局议员，年轻（平均年龄41岁），富有，出身官宦世家，其中有1/3的人在国内或到海外受过现代教育。[11]尽管谘议局与谘政院和民国时期的议会相差无几，有不少官僚、专业人才、商人、地主等等，但职业政治家在其中占有显著优势，并控制了舆论。

然而，职业政治家并未曾在政府部门供职，在早期的共和政治活动中，长期被排斥在外围的地位。民国的最高职位主要是官僚，前清的官僚，通常都是军人。在职业政治家中，很少有人担任过内阁阁员，更没人当过总统（除孙逸仙曾短期担任过南京临时政府的临时大总统）。在国会休会期间，这些职业政治家已经成为政客，充当各官僚派系之间的调停人、政治掮客和盟友，朝秦暮楚，极尽尔诈我虞之能事；只有在国会开会时，才处于政坛的中心地位，为扩大国会的权力而进行斗争。

宪政是符合前清官僚与政客利益的，因为宪政给予其以合法的政治场所，而又不使这个政治舞台向下层人士开放。除此之外，宪政在世纪交替和进入20世纪以后，对许多人也具有启迪思维的意义；首先西方专家的自信给中国人留下很深的印象。在中国政府担任多年宪法顾问的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政治学教授韦罗璧</a>写道：“中国人……为许多政治问题所困扰，但不是由于民众普遍缺乏自治能力和政治代议制，而是因为其一直想在一部实质上并不完善的宪法下来管理自己。”[12]

韦罗璧的看法，代表了20世纪20年代西方政治学家的观点，落在肥沃的中国知识界的土壤之中。看到西方政治学者的声望和自信，中国的一些阶层，希望通过向西方国家学习的西化途径，以取得国际社会的承认。立宪政体能使之成为世界强国方面已有显著成就，这些仅是中国仿效西方明显的动机。科学主义也是中国思想界一时的风尚——相信现代科学机械模仿的说法，能解决人类的问题。正如“科学”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和在中国之所以具有吸引力，在于其宣称自身融合科学控制了自然的力量。同样的，现代“政治学”也标榜自己具有同样间接的超凡魅力，就像数年后的马克思主义一样；宪政似乎通过科学设计的民主，能把陈独秀</a>说的德先生（民主）与赛先生（科学）结合在一起。

更为根本的，是中国人对宪法的信念，深深植根于人的自觉意识，在行动过程中起着的主导作用。孔子</a>认为，欲统一天下者，首先必须“思无邪”；明代重要的新儒家王阳明</a>曾指出：“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孙逸仙则简明扼要地说“能知必能行”[13]；换言之，如果自觉的意识能想到如何做一件事，那么相对来说，实际去做是不成问题的。相应地，如果事情做错了，解决的办法就在于纠正当事人的思想。只要将宪法条文看作是国民自觉意识所“知”之物，立宪共和就没有不成功的道理；如果共和失败了，原因不是民众对立宪原则的掌握和支持不够，就是宪法本身有缺陷。

假如说坚持“唯意志论”的传统有助于使宪政变得合理，那么，宪政对国家富强会有作用，无疑对之是具有吸引力的。在中国人看来，宪法的作用是将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结合在一起，由此激发民众为实现国家的目标作出更大的努力，发挥出更大的创造性。许多中国思想家认为，旧中国的问题在于民众的被动性和狭隘的自私性。相反，在现代社会中，由于实行民治，民众将全心全意奉之于国家。“万其目，一其视；万其耳，一其听；万其手，万其足，一其心；万其心，一其力；万其力，一其事。其位望之差别也万，其执业之差别也万……心相构，力相摩，点相切，线相交，是之谓万其途，一其归，是之谓国。”[14]这种视宪法为强化器的观点，与孟子</a>的观念一脉相承。“得道者多助”，“仁者无敌”[15]；宪政可以被看作这样的“道”，所以其能获得民众的支持，认为是中国繁荣强盛的关键之所在。

北京政府

在1916—1928年的大部分时间内，是根据1912年的《临时约法》成立的北京政府在运作。虽然《临时约法》设计者有意把主要权力归于内阁，但因其措辞含混，导致大总统与国务院和国会之间接连不断地发生争执与冲突。

总统由国会选举产生，任期五年，仅具有象征性职责，并享有国家元首的声望；其本人的品格和党派的背景，决定其能否将象征性职责变成实际的权力。内阁为“辅佐”总统，管理各部总长，副署总统颁布的命令和法规，接受国会的质询。内阁通常由各派系分得职务的人员所组成，实际上很少起到决策机构的作用。尽管宪法对国务总理的权力未作特别规定，但有时国务总理能通过组阁及促使国会批准内阁起些作用；并通过同党派成员控制一些要害部门，如陆军、财政、内务等部的总长来控制政府。国会是由参议院和众议院所组成，议员任期分别为三年和六年。国会不仅选举总统、副总统，批准内阁，还有权批准预算，批准条约，宣战，以及质询和弹劾的权力。由于经常性的派系倾轧，使之中国政府对这些操作不能够熟悉运用；国会除了默认或阻挠外，几乎起不了什么作用。表37列出了民国初年的国会及国家其他立法机构的情况。

根据《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国会的主要任务是起草永久性宪法。在若干年内，数届立法机构都在从事这一工作，又回到清末的宪政辩论上面；袁世凯当政时提出的问题——中央集权与地方自治，立法权与行政权，广泛的政治参与和有限的政治参与（见本书 直至行将垮台时，北京政府宣称其为正统；即使在越来越受到混战军阀的控制，正统性也使其占有重要的地位。直到1923年，如果不是更晚的话，许多舆论界的代表人物，在慨叹军阀混战和政治腐败的同时，依旧希望能最终实现宪政制度。每个大军阀都在国会、内阁和政治报刊中扶持派系盟友或追随者；可能的话，还在总理与总统间建立良好的关系，目的在于取得正式委任（如一省的省长），使之其在地方的统治取得合法地位。

表37　民国初期国家级的立法组织

资料来源：刘寿林：《辛亥以后十七年职官年表》， 于是，现代银行成了政府债券的主要持有者。银行常以自己发行的钞票，按面值一定的比率购买公债；但可能公债永远得不到兑现，其价值可能会一直跌下去。另一方面，公债的市场价格也可能因为得到新的担保，而部分抽签兑现；或新任财政总长，也会使公债市场上扬。公债市场价格如此剧烈涨落，证明这是有利可图的投资。然而，要在投机中获得成功，就必须要预测，甚至要有影响市场的活动；这就需要与政治进行密切的联系。

总行设在北京和天津的银行，与北京的政治活动关系最为密切。（上海的银行也从事政府公债投机，但其业务重点是票据交易和工业投资。其他条约口岸的银行，与当地政治活动的关系，比起在北京政治活动的关系更为密切。）典型北京或天津的银行董事会，是精心组成的。其核心是一些与政府内各派系有良好关系的银行家；此外，就是一些与政治团体利害攸关的人，或具有银行以及其他金融经验的人。这样各方面人事平衡的目的，在于为银行确定债券市场价格的涨落，获得政治内幕的情报，并结识政府中能获得保护特权的朋友；从而避免政局发生变化时，由于银行的单一倾向而陷于孤立无援的境地。

1919年以后，政府的财政日益拮据，而银行及对其有影响派系的政治地位却逐步上升。交通系（下面还要谈及）作为内阁命运的主宰者形成了。与此同时，银行向政府施加影响的能力，普遍有所增加。1920年12月，银行公会在上海举行会议[22]，决定拒绝认购所有政府债券，除非政府“重新调整”旧债券的清偿方式。政府对此的反应，于1921年3月3日发布的总统令中，政府建立统一国债基金会，将关税余额用作偿债基金，由海关总税务司安格联爵士管理。 民国时期，通过其追随者，段祺瑞的影响力，遍及政府的许多部门——参战军（后称边防军）、内务、财政、交通等部，国务院秘书厅、京汉铁路、官办的龙烟铁矿公司、大理院。本文特别感兴趣的，是段祺瑞如何通过其两个密友王揖唐</a>和徐树铮组织的安福俱乐部，其势力控制了1918—1920年的国会。王揖唐与段祺瑞同为合肥人，是靠段氏庇护的政客。徐树铮是段氏在清末提升为助手的年轻军官（安福俱乐部的介绍见后）。

民国另一个主要派系是交通系，源于清末的邮传部（1906年设立）。由修建和赎买铁路，扩充电报系统，邮传部遂组建交通银行，于是大量资金流入该部，使之成为具有政治、金融势力的重要部门。袁世凯的追随者担任该部及其下属机构的各级官职，梁士诒（1869—1933年）即是其中之一。梁氏从1906年（应为1907年。——译者注）到1911年，占据邮传部里最重要的职务——铁路总局局长。美驻华公使芮恩施描述梁氏称，他“被认是在北京仅次于袁世凯，是最能干，最有影响力的人……一个广东人，身矮体壮，长着拿破仑式的大脑袋。他很少说话，但他在一旁的插话，表明他总是在讨论问题中先行一步。这一点也通过他尖锐的提问反映出来。当直接向他提问时，他总是能对任何问题给予清楚而连贯的说明”[24]。

1906—1916年，梁士诒担任一系列政府高级职务。在此期间，梁氏在邮传部和交通部的官僚中组织了势力网，并在梁氏从政府引退后仍继续存在。例如梁氏的追随者叶恭绰，曾任铁路总局局长、交通银行总理、交通部次长（1913—1916年、1917—1918年）及交通总长（1920—1921年、1921—1922年、1924—1925年）。梁氏另一位追随者[25]曾任吉（林）—会（宁）铁路督办，主管过吉（林）—长（春）铁路，并几度出任交通部次长及代总长。梁氏还有其他的追随者。

交通系在金融界的影响，为其权势所及的另一个方面，而以对交通银行的控制为关键。交通银行起着政府银行的作用，然而却由私人投资者所控制。梁氏于1908年建立该行，作为邮传部管理铁路、邮政、电报和航运运营资金的管理机构；1914年，被授权发行货币，并与中国银行共同管理国家财政。[26]尽管该行在政界拥有势力，享有特权，但在1914年后，其70％的股票为私人股东持有。梁士诒通常控制政府股份，并通过在董事中之友人控制大部分私人股份。除了交通银行外，梁氏还组建了其他几家私人银行，包括中国最重要的一些银行（其中有金城银行、盐业银行、大陆银行和北洋保商银行）。根据一项资料，在20年代初，政府欠有债务的“大多数”国内银行中，梁士诒及其同伙，都享有股权。[27]约在1920年，梁氏担任国内公债局总理；该机构是为重新调整内债以恢复政府信誉而成立的，其助手叶恭绰和周自齐二人，分别任交通总长和财政总长。梁氏本人不仅是交通银行的董事，还是六家私人银行（其中有三家是一个向政府贷款的财团——国内银行团的成员）董事会的董事；交通系的其他成员，在这几家银行和其他大银行中担任董事职务。

这些事例表明，民国初年的派系活动是多种多样的。其他派系具有强烈的军事性质（曹锟、吴佩孚的直系，张作霖的奉系）；还有一些派系，主要是由国会政客和报人所组成（研究系，政学系）。总之，最成功的派系全仗着人多势众，随机应变，才能在政府更迭和军事、金融局势变动之中得以幸存。

主要由派系组成的政治体制，可能在宪政框架下运行，但现实的政治斗争必然是派系之争。由于是对个人效忠，而不是以对体制效忠为基础；而且派系的规模仅限于领导人亲自培养，或通过最接近的助手培养的二三十人。然后，可能再由其党羽驱策最底层的军人或政府雇员，这仅限于派系成员当权之日，某一派系的领袖争得总统或国务总理，而其对手仍将在政府各部、国会、银行保留自己的势力，并可以继续控制地方的军队。这一派系仍将通过其在据点上的成员，联合起来对付在朝的派系或其盟友，攻击谩骂，散布谣言，撤回资金，拥兵自重，直至时机成熟之时，行使贿赂，或发动政变，迫使政府改组。同时代的外国人，常将民国初年的政治称之为“一场闹剧”。实际上，这场闹剧，都是宗派主义作祟的政治活动；按其自身的逻辑发展，在其发展过程中破坏了宪政的结构。

1918年的安福国会选举

对1918年国会选举的研究表明，在宪政早期阶段，宪政的形式和宗派主义的现实是互相渗透的；斯时，看上去二者尚能共存。1917年6月12日，保守的辫帅张勋，在力图复辟清帝的短期几天中，1913—1914年选出的 俱乐部的领导成员的能力卓有成效，议员们想从总统、副总统、议长、副议长候选人，及被提名的内阁成员处得到贿赂的路子，也被俱乐部的领导给这个财路断绝了。在得不到大笔贿赂的情况下，议员们每年有5000元政府发给的薪金，再加上俱乐部每月给予的300元津贴；但这些款项都是以支票形式支付，只能在俱乐部的会计部门兑现。对于省议员团的领导及其他重要工作的议员，俱乐部每月另付300—400元薪金。一些有知名度的议员，还有兼任政府闲职的收入，如各部的参事，政府谘议委员会委员。此外，安福系的议员，可以在众议院秘书厅安插自己的亲信，这是个任人唯亲而又臃肿的机构。因为俱乐部成员不能用惯常收取贿赂的方式，以补偿谋得议员席位所支付的费用，于是只得竭力维护俱乐部在国会中的优势，使之其领导能保持着势力和在政府的职位；而这是议员们每月津贴和干薪的根本来源。在国会的明争暗斗中，俱乐部在国会中的优势，也有助于加强其内部纪律。[38]

安福俱乐部的纪律及其在国会中的优势，使国会能顺利地履行职能，从这个意义上讲，是有助于宪政发挥作用的。选举总统是国会的主要任务之一。1918年9月4日，国会几乎一致推选段祺瑞支持的前清官僚徐世昌</a>为总统候选人。这次总统选举，是民国早期和平的和符合宪法的总统选举，经过反复讨价还价，国会还批准新总理和内阁的提名。[39]这一届内阁，是民国早期少数几届经国会完全批准的内阁之一。众议院和参议院还产生了各自的议长和副议长[40]，但由于交通系和研究系的多方阻挠，安福系提出的副总统候选人流产。[41]职位安排的问题一经解决，国会也就完成了基本任务；安福俱乐部虽仍旧存在，并不时为段祺瑞的皖系所利用；直至1920年7月的直皖战争后，国会被解散为止。

宪政理想的衰落，1922—1928年

很难确定，自由共和国由一个充满生机的理想，是何时变成了遗忘其目标的。也许中国人对于在宪政制度下政治家的正直与诚实，期望过高和不切实际。正常的政治妥协被视为背叛，策略上的转变被当成缺乏原则的证据。然而，新的开始仍能使人重新抱有希望。1916年袁世凯死后，黎元洪就任总统便是一例；1918年安福国会选举徐世昌为总统，则另是一例。但制宪的 黎元洪最主要的成就，是任命包括有声望、有现代化意识的律师、外交官和教育家的所谓“好人内阁”。新的财政总长是在牛津受过教育的罗文幹，在最高法院辞职后加入内阁。罗氏通过重新谈判奥地利借款，减少政府债务3亿英镑，并得到供政府使用的8万英镑支票，证明其办事能力之高强。因涉及非法程序及个人贪污案，总统下令，罗文幹于1922年11月18日午夜被捕入狱，这是一次戏剧性的震动。

争论罗文幹有罪还是无辜的文章充满报纸。国会众议院议长、副议长[44]18日晚曾访问黎总统，提出罗氏若干罪状及贪污旁证，黎氏当即冲动（也许是非法的）发布逮捕罗文幹令。尽管黎元洪很快后悔，但已不能收回成命。内阁遂全体辞职，罗文幹案移交法院；一年半后，罗氏以无罪开释。

罗案的根源，在于“好人内阁”未能操纵国会政治（黎元洪复职后，立即恢复旧国会）。“好人内阁”由于采取“超越党派”立场，未与国会派系发展关系，亦未向有军阀后台的议员提供足够的资金，致使国会曾试图以质询和弹劾案困扰内阁。两位议长也许没有想到，其对罗文幹的指控竟使总统黎元洪冲动行事，以致使对罗总长的指控造成了内阁垮台的局面。

黎元洪设法任命了接替的内阁[45]，仍继续为总统。但吴佩孚的上司，直系领袖曹锟对总统已垂涎已久。1922年底，曹氏的代理人开始组织政治俱乐部[46]，以便在国会为选举拉票。[47]3 1923年初，倒黎的问题已尖锐化起来。孙逸仙回到广东，任军政府大元帅，致力于消除军阀混战的割据状态。黎元洪的总统任期无疑不会很久，不论曹锟还是国会都未采取步骤，召集会议选举新的总统。

1923年6月6日，四位忠于曹锟的内阁阁员[48]，指责黎总统对内阁干涉过多，迫使内阁总辞职。以后数日，北京驻军的官兵到总统府示威，索要军饷，警察罢岗，有组织的示威包围了总统府，驻军及警察的指挥官提交辞呈。6月13日，正值1917年黎氏遭张勋发动政变六周年之际，在官邸遭围困的黎元洪逃出北京，宣布其打算在天津继续行使总统职权，但黎氏的专列在杨村被驻扎在该地的曹锟部将拦截。在离京后约9小时，黎元洪于午夜签署一份辞职声明；黎氏在住进天津英租界得到保护后，立即否认了该项声明。黎氏走后，北京还成立了看守内阁，由国务院摄行总统职权。

然而，新的障碍又出现在曹锟面前。在这次政变前后，国会的法定人数已经走散。对曹锟野心抱有敌对态度的政治领袖——满洲的张作霖，浙江的卢永祥，南方的孙逸仙，以及其他的人——撤回了在国会中的议员，而其他的议员已在惊慌中逃散。黎元洪发布文告称，要将国会迁往上海，其本人将在该地重整旗鼓，另建政府；还提供一笔资金，负担议员赴沪路费及在沪的食宿费用。

为了在北京重新组织国会法定人数，曹锟的党羽提出针锋相对的建议，北京将支付从上海返回北京的路费，每周还有一笔参加国会非正式讨论会大方的酬金，将参加修改国会组织法；使议员的任期不再是有限时期，而是无限期延长，直至选举产生新国会为止。选举总统前，必须先完成宪法。总统选举时，每位议员将得到5000元谢礼；来北京的国会议员人数逐渐上升。

与此同时，黎元洪离开天津，到上海后发现，当地军阀不愿冒险接待有争议的对抗政府。黎氏即乘轮船东渡日本，在上海组织的新政府也就此垮台。在北京，国会的议员人数增加了，尽管“几乎完全没有公众关心的任何明显迹象”[49]。选举于10月5日进行；10月10日，曹锟就任总统，当天并公布了中国新的永久性宪法。尽管宪法拟订得很好，但颁布宪法的肮脏背景损坏其效力。据报纸揭露，每个投票选举曹锟为总统的人，收取了5000元贿赂，更加剧了公众对“猪仔议员”和新政权的厌恶。[50]

据估计，曹锟为了住进拘泥礼仪而笼罩沉闷气氛的总统府，共花费了1356万元。曹氏是位无所作为的总统。在未选出新国会时，旧国会仍召集会议。国会中辩论有如家庭中的口角，有时发展到双方动武的地步。正如英国驻华公使麻克类爵士在1924年6月的报告所称，“过去五六个月中，北京的政治局势异常平静，并且……没有倾向于削弱或加强曹锟总统及中央政府的特别进展”[51]。

同时，导致北京另一次政变的军事活动也日趋成熟。驻扎在北京附近的直系将领冯玉祥</a>，奉命向北进军，迎战奉军。但冯玉祥于中途回师北京，废黜了曹锟总统，并要求结束军事行动（见 冯玉祥发动的政变，显然使曹锟的宪法失效。为了拼凑一个可以使人接受的政治班底，段祺瑞被邀再度出山。[52]虽然段氏是个实干家而不是个理论家，但感于时代的要求，仍抱着全国团结和重订宪法的空想。段氏认为，这又是一场革命，所以于11月24日就任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府的“临时执政”，在拟就约法之前，暂时集总统和总理权责于一身。新宪法的草拟过程是非常复杂的，首先要召开代表主要军事和政治势力的善后会议，对国家的统一作出安排；然后按照善后会议制定的条例，组织宪法起草委员会；最后召开国民代表会议通过宪法。

段祺瑞的方案，对厌倦于政情的民众并没有什么号召力，但有些政治活动家却乐于参加。善后会议遂于1925年2月1日召开。

在历时3个月的善后会议上，共有160位代表讨论了30多项议案，包括遣散军队，整顿政治、税制、教育经费，查禁鸦片，还有其他议题。会议通过的议案中，有一项对召集宪法起草委员会（1925年8月3日成立，12月完成宪法草案）作了规定，对选举国民代表会议（但从未举行选举）作了规定。同时，段祺瑞执政又召集临时参政院行使临时立法权。国会人员的分配十分周全，讨论得也十分严肃，国会的活动十分认真。人们甚至认为，执政府成员根本就没有看出在其身边会爆发一场革命。

宪政也不能遏制日益膨胀蛮横的军事力量。在一场革命的骚乱中，北京又发生了一次政变。1926年4月9日，段祺瑞的贴身保镖被解除了武装，段祺瑞被免除了执政的职务。

当新的统治军阀争论由谁组阁时，北京实际上有数星期处于无政府状态；随后，一系列的内阁成立，“行使执政权”。最终，张作霖解散了最后一届摄政内阁，1927年6月18日任安国军政府陆海军大元帅；任命其党羽为内阁大部分成员，发布任命、分配资金，以应付外交使团。但国民革命军于1928年6月8日进入北京时，中国的议会民主试验也就结束了。

中国社会变革的大浪潮，把富人和幸运的人冲到条约口岸的外国租界边缘。据一位天津的居民回忆，“在社交上，生活……十分有趣，迷人”。以前的满族皇帝安逸地住在天津日租界的一座豪宅中。前总统徐世昌住在天津英租界里，欣赏文学著作和莳花种草。曹锟偏好独居，但也接待一些生活上的朋友。“段祺瑞执政比较穷——事实上，没有自己的房子，是住在当年一位忠实旧部属提供的一所住宅里，花时间去研究佛经，有时也喜欢轻松地打打麻将……当被问及中国国内纷争的原因时，段氏总是给予佛经上的解释，说中国正被派到地球来的恶魔的古怪行为折磨，动乱将继续下去，直到魔鬼被赶尽杀绝。”[53]

宪法未能如广大中国人所期望的消除冲突，统一了国家。对此，后来的一些分析解释，也同段祺瑞一样，感到大惑不解。中国为什么会成那个样子，至今仍有争论。有些人的解释，认为操纵政坛的，都是些以权谋私和虚伪的政客，践踏法制造成的结果。另一种看法，认为名为中央的北京政府，实际上只是地方军阀割据称雄形势下，罩在上面的一件外衣罢了。本章所论述的，是由于参与者热衷于派系斗争，使宪法体制也耗尽了自身的活力。

* * *

[1]在很大程度上，本章吸取了安德鲁·J.内森的《北京1918—1923年的政治斗争：派别活动与宪政的失败》的内容。

[2]康有为：《请定立宪开国会折》，重印，载翦伯赞</a>等编《戊戌变法》，2. [23]校注：原文为“Examination Supesvian”，译意监察考试的人，按即主考官。

[24]芮恩施：《一个美国外交官在中国》，第95—96页。

[25]校注：此人为权量，湖北武昌人，清末，任工商部秘书；民国初年，任农商部秘书，交通部参事；1916年，署交通部次长等职；1918年，任吉会铁路督办、吉长铁路管理局局长。此处吉林今更名永吉。

[26]校注：中国银行1905年设立，原称户部银行，1908年改称大清银行；1912年1月，改称中国银行。

[27]《北华捷报》1922年2月4日，第289页。

[28]校注：南方拒绝参加的5省，为广东、广西、四川、云南、贵州。

[29]此处为英文原</a>文附注。

[30]外交部档案228/3279，载《截至1918年7月31日的南京情报季度报告》，翟比南，无日期，第15—23页。

[31]南海胤子（笔名）：《安福国记》，Ⅰ，第47页。

[32]外交部档案228/3279，《截至1918年7月31日的南京情报季度报告》，第24页。

[33]校注：各省最高军事长官1912年称都督；1914年6月，袁世凯改称为将军；袁世凯死后，1916年7月6日，改称督军。

[34]外交部档案228/3279，《截至1918年7月31日的南京情报季度报告》，第24页。

[35]外交部档案228/2982，急件67，1918年6月18日，翟比南致朱尔典，第2页。外交部档案228/2982，急件72，1918年6月29日，翟比南致朱尔典，第2页。

[36]外交部档案371/3184，126951（516666），急件351，1918年7月24日，北京，朱尔典致贝福，机密。

[37]校注：此时青海未设特别区，1915年10月，北京政府于甘肃省内置甘边宁海镇守使；1926年10月，改为甘边宁海护军使。

[38]关于安福俱乐部组织，见内森：《北京1918—1923年的政治斗争》，第106—110页。

[39]校注：徐世昌总统准段祺瑞辞去国务总理，由内务总长钱能训暂行代理国务总理，后任龚心湛、靳云鹏为总理。

[40]校注：参议院议长李盛铎，副议长田应璜；众议院议长王揖唐，副议长刘恩格。

[41]校注：安福系决定选曹锟为副总统，因研究系和交通系议员的反对而流产。

[42]校注：各省最高军事长官，1922年“废督裁军”后，各省督军先后改称督理、督办，后一律统称“军务善后督办”，简称督办。

[43]内森：《北京1918—1923年的政治斗争》，第189—193页。

[44]校注：黎元洪复职后，恢复旧国会。旧国会众议院议长此时为吴景镰，副议长为陈国祥。

[45]校注：“好人内阁”总理王宠惠1922年9月19日组阁，同年11月29日因罗案倒阁。汪大燮继任总理。

[46]校注：曹锟派保定派的亲信人物，在北京拉拢议员组织十多个俱乐部，每省议员都指定一人。

[47]内森：《北京1918—1923年的政治斗争》，第201页。

[48]校注：此四阁员为农商总长高凌蔚、交通总长吴毓麟、司法总长程克、财政总长张英</a>华。

[49]外交部档案371/9812，急件586，1923年10月17日，麻克类致寇松。

[50]关于“猪仔议员”及公众的普遍反应，见刘楚湘《癸亥政变纪略》，第218—219页。

[51]外交部档案371/10243，F2665/19/10，急件400，1924年6月23日，北京，麻克类致麦克唐纳，机密，第1页。

[52]校注：1924年北京政变，曹锟被赶下台后，张作霖等举段祺瑞为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府执政。1925年，段氏召开善后会议，抵制孙中山</a>倡导的国民会议。

[53]颜惠庆：《1877—1944年的东—西万花筒：自传》，第174—17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