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辛亥革命后的政治风云：袁世凯时期，1912—1916年_剑桥中华民国史

辛亥革命后的最初几年，即袁世凯</a>任中华民国 含混意义的传统革命

无论倾向何种看法，但都必须承认，对辛亥革命的成败有多种解释；政治体制没有解决的紧张局势，一直延至民国初年。本章关于这个时期的叙述，就从这些多种解释或紧张局势开始，并进而讨论其各种根源。

对辛亥革命后果的不同理解，是从革命本身通过谈判来解决开始的。1911年11月，在革命军</a>取得初步成功后的一个月，清政府的官员和同盟会革命党人代表，举行了最初几次会谈。双方的正式谈判是当年12月开始的。1912年1月，主要问题已经议定[1]，同年2月12日清帝退位。三个月后，新的中华民国政府自南京移驻北京行使职权。到底是谁赢了？从1913年和1916年两次起兵，对北京政府的武装进攻（有时称为二次革命、三次革命）来判断，我们可以得出结论：1912年的谈判解决办法，是不稳定的妥协。

一方面，这样的解决办法巩固了巨大的革命成果。清王朝被推翻了，这是胜过过去无数次起事的伟大业绩，包括19世纪中叶的太平天国叛乱在内。再者，代替清王朝的是新的共和形式的政府，维护众多积存下来的陈旧看法和政治习俗的帝制已被废除。这两项成就已被证明是不可逆转的。尽管1915年至1916年以及1917年曾有两次恢复帝制的尝试，但主张共和政体革命党人的两项最低目标是永远达到的，即推翻满清，建立民国。

另一方面，对于那些最早献身革命的人来说，新建立的政体远非其理想之政体。优待童稚的清朝退位皇帝及庞大皇室，包括承诺一笔巨大的皇室津贴。[2]可能这是一项无害的让步（尽管清帝溥仪</a>幸存下来，日本人在30年代得以利用其在东北建立奴颜婢膝的伪满洲国）。革命者的愿望，与新的国家元首袁世凯大相径庭，而且受到袁政府高级官员的严重危害。革命党发言人所以接受52岁的袁世凯来领导新政府，以对袁氏的安排作为清帝退位的代价，也是为了避免长期的内战。有人甚至对袁氏将来发挥的作用抱乐观看法，认为袁氏有能力，在清政府官员中堪称“进步分子”。袁氏的权力毕竟受革命党人制定的《约法》所限制，包括内阁和议会的限制。但是一个宪法总统不承担明确的为革命和共和献身义务，这就是妥协让步引起严重隐忧的根源。袁世凯不愿离开北京，去到南京就任临时总统。1912年初，南京是革命势力的中心，这就加剧了隐忧。更加使人不安的，是有经验革命家的作用受到限制，在北京首届共和内阁中，被排除在财政、军事的职务[3]之外。谁赢得了革命，这仍是个模糊不清的问题。

革命对国家统一有什么影响，这又是一个具有不同理解的问题。按照民族主义的想法，革命要保全清王朝的领土作为新国家的领域，并以此作为新统一国家的基础。袁世凯之就任总统，即导源于这种迫切性的需要。实际上，革命已切断了各省与中央政府之间大部分行政联系。具有讽刺意义的是，由于对袁世凯总统的不信任，有些省对于恢复其与中央的行政联系，竟予以抵制。更有甚者，地处边陲的外蒙古和西藏，有脱离中国政府的倾向。

就蒙古和西藏来说，汉族的民族主义在这两方面受到抵制。当地的非汉族首领，借机想摆脱北京政府的控制，从而缩小了清朝留给民国的遗产。而列强则趁此时机扩大其势力范围，以紧缩对中国的战略包围。清末，这两个传统属于中国的旧属地[4]，开始反抗清政府的干预，蒙、藏的上层开始进行摆脱北京当局的活动。在1911年末和1912年初，这些分裂活动在王公领导下取得成功。[5]分裂者为巩固其成就，外蒙古去依靠俄国的保护，西藏去依靠英国的保护。后来，北京政府为收复这些失地作出努力，只能采取同这些欧洲列强谈判方式。无论是俄国还是英国，都不坚持把这两个地方成为其完全的殖民地。但是，民国初年的历届北京政府对两地所能挽救的，只能对清朝时的这些边陲地区保持微弱的宗主权。

外国政府以不同方式利用了革命的混乱。外国参与征收中国关税的程度大为增加；外国特派员不仅成为估税员、会计师，而且成了实际的收税员。不仅如此，按照革命时期的临时措施，海关的收入在支出之前，要存入外国银行，支出时才予提取。这项措施，使外国金融家增加了对海关的控制，从而可以获取更多的利润。辛亥革命时期，外国趁混乱之机扩大了在华各种特权，遂使之产生了人们的误解，错误地认为革命损害了中国的民族主义，也玷污了革命的旗帜。

标志革命特征的许多情况，有助于说明为什么对革命的后果有不同的解释。同盟会虽广泛有力地领导革命运动，但在辛亥革命以前的年代里，没能够团结一致；其全国领导人往往与各省的革命发展联系甚少，不能把革命进程中成长起来的各种势力，融为一个紧密结合的整体；害怕持续的分裂和内战可能导致外国的全面干涉——革命党人在战略上和心理上对此是完全没有准备的——这种恐惧心理挫伤了革命党人团结一致的革命决心。因此，尽管革命军队凑合在一起，总数远远超过清政府指挥的军队，但由于上述的恐惧，最终作了妥协让步。妥协的方案，是革命党人同意清政府的总理大臣袁世凯出任民国首任总统。虽然已有14个省成立了革命的军政府[6]，但同盟会仅在光复后的3个省（广东、江西、安徽）担任都督，也有坚定的拥护者可以依靠。事实上，革命党人从来没有完全掌握革命的形势，只是迫切要求尽早结束当时的混乱局面。

革命的另一特征，与政治激进主义随之而来的，是社会方面的保守主义，遂由此导致了对革命后的多种不同解释。这场革命，以近代的西方政体模式，取代中国古老的政体。《约法》规定国家主权属于人民；国会（或称议会）、总统、内阁、法院行使国家权力。但是，在不久以后，事情就变得很明显，在新的政治体制中，原来占优势的社会名流，不会从其占支配的地位被撤换下来；相反，旧统治阶级中当权人物又都一一出现了。在四川和陕西，秘密会社及下层社会的支持者虽十分活跃，但尚不足对军官、革命政治活动家以及地方自治团体[7]领导人构成严重的威胁。这时，所有三个最有实力的集团，在社会上都是有名气的人物，也大都是士绅。另一个对现存社会秩序的威胁，则来自数省的民军。这些民军都是当初被动员来支持革命的，但此时也受到了控制，并且对地方没有必要，被予以强行解散（广东就是显著的例子）。

随着社会政治参与的不断扩大，民权得到正式的承认；这是激进的。与此同时，有组织的革命力量，不论其互相之间如何争吵不休，但都一致同意把政权掌握在上层士绅手中；这是保守的。作为革命的湖南都督焦达峰，1911年底，被认为其势力的基础在秘密帮会时，即遭暗杀。围绕在省议会议长谭延闿周围的，是社会上更为保守的集团，遂夺取了政权。贵州的革命政府刚刚坚持同下层分子结盟，于1912年3月，就被邻省云南的革命军队所推翻。自19世纪晚期以来，中国社会的精英名流，在文化风格和经济活动方面，已变得更加多样化了。但在辛亥革命的余波中，精英名流们为了维护其自身利益，表现出奇特的凝聚力与决心。少数的革命变节者和动摇分子，被轻而易举处置了，根本用不着上报北京的袁世凯政府。

士绅阶层在成功挫败对其构成威胁的社会力量之后，遂向国家和省的领导人提出两项要求，即国家应维护统一，地方应享有自治，这是革命后的紧张局势所以未得缓解的另一个原因。中国的统一是珍贵的历史遗产；而外国对中国的野心图谋，也是迫切的现实，需要图谋对策的。对这一基本的看法，几乎不存在什么分歧。但如何去组织国家的统一呢？随着革命的发展，一些重要的政治领袖和团体，竭力主张实行中央集权制，其中以北京的袁世凯和边远的云南省都督蔡锷</a>主张最力；中央集权制也是许多党派政纲中的要点。但在革命后的最初数月中，中央集权制的呼声被地方自治鼓吹者的声音所淹没，并在国会[8]中被否决；这些鼓吹者往往是省自治的极端拥护者。

认为各省自治较之中央集权制，更有利于中国的民族主义。这种观点在清末即已广为传布。大多数省份在革命后，也都以完全自治的姿态出现，无意于放弃其已得到的特权，包括统率地方的军队，截留税收，选任省级和省内地方官吏。与此同时，省级以下的县议会的影响力和自信心，也大为增强了。在地方主义者的心目中，统一和自治两项要求，可以融合在联邦制的体制中。民国早期，中国在实际上是各省联邦的形式；但是外国对中国政府不断的施加压力，使这种松散的联邦受到严峻的考验。

新秩序的结构

在紧张的局势未得缓解的形势下，新的政治秩序虽已建立，但上述矛盾并未获得解决，还需付出艰苦的努力。为了弄清以后各主要事件的前后经过，简述1912年新的政治秩序结构是必要的。

根据革命后谈判达成的协议，由袁世凯出任中华民国总统。袁氏宣读了革命领导人1912年在南京起草的《临时约法》和总统誓词，宣誓实行共和体制。但新的《约法》赋予总统相当大的行政权，理论上总统是全国海陆军的统帅[9]；要弹劾总统是不容易的。再者，总统在理论上有广泛任用官吏的权力，同内阁总理和内阁共同承担责任；而内阁总理和内阁，是由总统征得参议院，即国会的同意后任命的。 此外，有些人建立一个听从梁启超领导的党；这些人在君主政体下，通过全国的资政院和省谘议局组织代议制政府，曾起过重要作用。1912年秋，这个党的名称改为民主党。[25]这个政治集团，在革命前曾经建立一些类似政党的组织，在许多事件中，特别是组织1909年和1910年为召开国会的请愿活动中起过很大作用。革命以后，该政治集团不久即主张实际取消省的行政建制，作为统一全国行政，建立单一强大政府的必要步骤。[26]

在有实力的同盟会面前，这些小党派感到其势单力弱。1912年5月，这些小党派合并组成共和党[27]，其目的正如章炳麟给梁启超的信中所称，在于“以排一党专制之势”[28]。这个新党不能长期容纳不同的派别，章炳麟一派和梁启超一派遂与该党就分道扬镳了。但分裂的原因，并不是因为对同盟会势力的估计；相反，却是由于对同盟会势力的过分恐惧所致。梁启超是革命党人主要攻击的对象。民国初年，一些党派的组织者生怕招致同盟会的攻击，力图避免吸收梁启超参加其党。

同盟会对梁启超的敌视，可以追溯到10年以前。那时，同盟会与梁启超之间，曾为争取海外华侨与中国海外留学生有过争夺。梁启超与同盟会的代言人，曾就革命是否必须以及其他的问题，进行过激烈的论战。[29]梁启超反对革命的态度可能仍未改变，甚至在1911年末和1912年初清帝退位势在必行之际，仍坚持其延续清帝的立场。梁氏当时鼓吹“虚君共和”，并从日本委托在国内的密使，把这个主张转达给章炳麟和袁世凯等人。这是梁氏组织和鼓吹10多年君主立宪运动最后发出的哀鸣。梁氏最后“虚君共和”的提法，可能是其对这场政治大变动所采取的最激进的步骤，有意把君主降低到只有象征性的做法，像1946年后的日本天皇一样。但是，梁氏为此所作出的努力，像其在革命中阻挠真正共和主义者所设计的各种方案一样，都丝毫无助于同盟会对其取得和解。

梁氏的好友张君劢</a>，在清帝退位的当天，写信给在日本的梁启超说，虽然革命党人的新政治制度不是梁氏所期望的，但再变来变去，国家也经受不起折腾了。此时梁氏集团已处于瓦解的边缘[30]，看来梁启超是接受这个意见的。但对梁启超及其追随者的攻击，在其最终放弃君主制的主张之后并未停止，广东就曾发生主张剥夺梁启超从事社会活动公民权的运动。1912年7月，一些革命派的编辑对一篇有侮辱性文章的反应，要解除天津一家改良派报纸工作人员的职务，并企图逮捕其经理人，而这几位经理人都是梁启超的密友。梁党[31]的集会也遭到同盟会代理人的破坏；梁启超得到了通知，吓得其他的人不敢去开会。[32]与此同时，袁世凯在革命时期曾求助于梁启超的支持，但遭到梁氏拒绝。1912年早春，在结束了同革命党人的谈判之后，袁世凯也明显失去对梁启超的兴趣，甚至发现梁氏正逐步卷入由同盟会政治基调所左右的气氛之中。梁氏在国内的代表劝告梁启超，在其从日本回国之前，应先取得北京政府的正式邀请。[33]袁世凯在首都北京接待了孙逸仙和黄兴之后，于1912年9月底——可能是被说服了，才向梁启超发出邀请返国函。10月，梁氏在北京备受款待，并立即恢复其新闻活动和政治活动；但梁氏仍然重新向其发起攻击的革命党人和解。[34]

非同盟会的观点表明，在1912年，虽然在行政职位上的革命党人不多，但拥有相当大的政治潜力。这在国民党成立后三个月的国会选举中，是一次唯一的机会。中国各政党可以利用这一时机，在全国广大选区内，免受官僚操纵，或在被迫下竞争选票。

有关选举的规定如下：凡年满21岁的男性，具有小学</a>同等学历，或拥有财产，并按规定数量交纳税金（数量虽低，但足以把大多数男子排除在外），并在选区（县）内居住两年以上者，除少数例外，均有选举权。登记的选民，约占全人口4％—6％。选民的总数大大超过清末的选举人数，那时有选民资格的人数远低于1％。选民投票选举的，是国会两院议员和省议会与县议会的议员。选举是间接的，投票人先选出代表，由代表在晚些时候开会选出县议会议员；再由县议会议员中选举省议会议员，再由省议会议员中选举产生国会议员。选举过程，从1912年12月持续到1913年1月以后。新的县议会和省议会在冬季的几个月里组成。新的国会（议会）于1913年4月在北京召开。

国会的许多席位的分配，是一个实际的问题。比如分配给西藏、蒙古、华侨的席位，不可能由选举来产生议员，实际都是由袁世凯指定。来自上海的曹汝霖，在北京当过律师，后去外交部任高级职务，就成了代表蒙古的参议院议员。[35]如果不考虑这些特殊情况（274席中的64席），只计算内地和满洲21省[36]选出的议员，国民党在参议院中取得明显的多数（210席中的123席）。在众议院中也是同样情况。许多议员并没有参加任何一党，有的热衷于具有几个党的党籍；国民党在众议院所占的席位为169席，超过了其他三个主要党加在一起总数的154席。梁启超感到十分沮丧。国民党处于极其有利地位，可以要求在国会占优势的党内选出总理和内阁成员。

对国民党获胜的解释，公正地说，是其政治力量来源于党同革命保持密切的一致。国民党既然在国内分权的行政机构中不占优势，就必须直接向选民（限制在受过教育的有产阶级中）发出号召，来调动这股力量。很明显，国民党既依靠其所掌握的行政当局，也依靠在对立或中立的都督统治区内，开展强有力的宣传活动。与其他政党相反，国民党支持地方自治。在当时条件下，要承认许多省的自治，这是受到地方士绅和省里的精英分子欢迎的。接着，国民党凭借其革命威信与组织效率，制定了具有吸引力的政治纲领与战略。

收买选票，特别在选众议院议员时，为了影响选团而收买选票，规模虽不得其详，但已被广泛揭露。同其他国家的代议制发展中出现的情况一样，中国自由主义的共和国在其选举进程中，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个人或官方金钱的影响。但无论从报道看，还是从选举结果看，贿赂在全国范围内还不是决定性的。

国民党的胜利，是由主谋人宋教仁运筹策划得来的。宋氏时年30岁，受到胜利的鼓舞，终于取得1912年革命党人不曾得到的全国政权。1912年夏，袁世凯独断独行之事[37]，导致参加同盟会的唐绍仪内阁因之倒台，遂破坏了袁世凯和革命党人之间的协议。但这个被破坏的协议，又于当年8月底和9月初为孙逸仙和黄兴所修复。孙、黄二人此时来到北京[38]，与袁世凯一起参加了关于统一及目标一致的相互尊重的庆祝会。结果于1912年秋，国民党与北京政府进行合作。国民党虽没有实际参加政府，但在此后数月的选举运动中，没有公开提出反对袁世凯。由于国民党在1913年1月和3月取得了明显的成功，宋教仁开始在演说中攻击袁政府及其政策。[39]宋氏更加坚持其主张，只有国会才能产生总理和内阁；国会负责起草新的更为持久的宪法。宋教仁直截了当鼓吹需要削减总统的权力。尽管孙逸仙向袁世凯保证，新国会仍继续选其为总统[40]；宋氏也的确认真考虑过驱袁世凯下台的问题。

宋教仁的计划并没有得到实现，于1913年3月20日遭到袁世凯政府派遣的密探所暗杀。宋氏所设想的选举、政党、国会及其与行政之间的关系，都一一付诸东流，并且当年没有实现，以后也没有实现。此后，其他一些政党建立了，又改组了；除了手中掌握有军队的人以外，没有一个政党能够掌握政权。

议会与政党运动虽然失败了，但在民国最初两年，也表现出非凡的活力。议会和政党毕竟是建立在民国前10年的政治组织，是有政府以外运动经验的基础，并引起了深入研究和多年的讨论。退一步说，政党的组建和竞争，是自由主义热情的政治表现，也是社会日趋解放时代的组成部分。例如，对官僚的崇敬显然减少了。一场规模不大，但十分积极、自信的妇女运动，开始鼓吹妇女选举权，向妇女普及教育，主张改革婚姻习俗。报纸数量的激增，人们热烈讨论国家大事。在城市里，男人普遍剪去了辫子，新款式的服装也流行起来。保守主义者带着疑惑的心态，来关注中国发生的社会和政治的剧烈变化。

袁世凯面临的问题

在晚清的官吏中，没有 因为往往强调这个时期袁世凯的人品恶劣与政见反动，而对其所实行政策的探讨就难以找到了。或许有人会提议，把过去的批判颠倒过来，但这样做并不能证明是有道理的。对袁世凯以敌视的观点来论述，是有确凿事实根据的。对袁世凯独裁统治其他方面的改革——例如鼓励发展经济，利用 反袁运动因在云南省会昆明护国寺举行会议而得名[104]，称为护国运动，军队也因此称护国军。1915年12月24日，护国军领袖给袁世凯发出最后通牒，袁氏拒绝接受。25日，护国军正式发起讨袁运动，通知贵州、广西两省及早给予支持，组织进攻四川、湖南、广东数路讨袁军。其中最重要的是进攻四川的一路，由蔡锷亲自指挥。蔡将军部下的军官中，有后来同毛泽东一起组建红军的朱德。这支被称为护国 在北京，段祺瑞于1916年4月重新出来任职，担任内阁总理，事实上取代了袁世凯，成为北洋领袖和独裁政体统一大业的继承人。但段氏的这个愿望是不可能实现的，实际上只是 [28]丁文江：《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 [83]朱尔典：北京（1914年2月9日），FO228/1883。

[84]《总统在政治会议上发表的演说》，见前“袁世凯面临的几个问题”一节注中关于这一材料来源的评论。校注：此处据原译者由英文回译的白话译文，今转为文言译文，以适当时气氛。

[85]校注：此处所称“官方民族主义”所提倡的各种改革方案，似指清末实行的新政。

[86]《政府公报》956（1915年1月6日），第9页。

[87]校注：汤化龙于1914年5月1日至1915年10月5日任教育总长。

[88]评价专制独裁统治下，北洋派对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贡献，见菊池贵晴：《中国民族运动的基本结构：关于排外性联合抵制的研究》，第154—178页。

[89]戴乃迭编译：《无声的中国：鲁迅选集》，第42—58页。

[90]张一麐：《心太平室集》，重印于沈云龙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8（台北，出版日期不详），第38—42页。朱尔典（1915年10月20日），朱尔典书信文件，FO350/13。

[91]校注：当时政治会议认为，礼莫大于祭，祭莫大于祀天，应定祀天为通祭。大总统代表国民致祭，各地方行政长官代表地方民众致祭，国民各任家自为祭。京师祭所设在天坛，祭期为冬至之日，用跪拜大礼，祭品用牲牢。

[92]校注：梁启超于1913年9月11日至1914年2月20日，先后任梁士诒内阁和孙宝琦内阁的司法总长。

[93]校注：1915年8月20日，梁启超冒着生命危险，在《大中华杂志》一卷八期上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a>》，亟言帝制之非是。该文发表后，京津沪各报，争相转载，震动中外。蔡锷称该文，“先生所言，全国人人所欲言，全国人所不敢言，抑非先生言之，固不足以动天下也。”

[94]校注：冯国璋1913年12月10日署江苏都督，1914年6月30日，改都督为将军。

[95]梁启超：《袁世凯之解剖》，见《饮冰室文集》，台北，1960年，第9页。

[96]梁启超：《从军日记》，见《盾鼻集》，第124—125页。

[97]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第326页。

[98]校注：1916年春，孙中山命居正为中华革命军东北军总司令，至山东督师。居正至山东，在青岛组织中华革命军东北军二师一旅，任蒋中正为全军参谋长，计划主力攻潍县，沿胶济铁路向济南推进。5月26日，中华革命军进入潍县，并攻取山东境内十余县城，谋合围济南。此时，袁世凯病逝，黎元洪继任总统，中华革命军与山东都督张怀芝议和罢兵。

[99]校注：时在上海的淞沪镇守使为郑汝成。

[100]校注：肇和舰。

[101]校注：1914年8月，欧战爆发后，中国政府宣布局外中立，日本则对德宣战。日军在胶州崂山湾登陆，要求中国政府将山东省黄河以南地区划为日本对德交战区，并要求中国军队在胶济线上撤退至潍县以西。日军在龙口陆续登陆，分兵西进，胶济铁路全线陷入日军之手。中国外交部与日本多次交涉，均无结果。文中所称之日本控制下的铁路，即胶济铁路。

[102]校注：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等革命党人流亡在日，于1914年7月8日在日本东京成立中华革命党，即此处所称的新党。中华革命党以孙中山为总理，多次策动国内讨袁武装起义；1919年10月10日，组为中国国民党。

[103]苏顿：《省黩武主义》，第184—191页，精选有关1915年12月云南起义的证据。关于对梁启超的叙述提出的较早异议，见金冲及《云南护国运动的真正发动者是谁》，收入周康燮等编《近二十年中国史学论文汇编初编：辛亥革命研究论文集，第一集（1895—1929年）》，第261—286页。寺广映雄：《云南护国军起义的主体及运动的性质》，载《东洋史研究》，17.3（1958年12月），第37页。

[104]校注：1915年12月25日，云南军政大员在昆明护国寺集会，宣布云南独立，废去将军、巡按使名义，恢复民国元年都督府、民政长制，推唐继尧为云南都督，定反袁运动为护国运动，起义军定名护国军。

[105]参谋本部：《中国事变的参考资料，第8号》（1916年3月）。《袁世凯称帝计划事件·补充材料：反袁动乱和国内情况》，第6卷，1.6.1.75，日本外务省档案，外交资料馆，东京。

[106]校注：陈宦原为参谋次长，1915年5月1日调署四川巡按使，会办军务；8月25日，任四川将军。

[107]艾伯特·A.阿尔特曼和史扶邻：《孙逸仙和日本人：1914—1916年》，载《现代亚洲研究》，6.4.（1972年10月），第385—400页。

[108]校注：4月上旬，广东宣布独立；4月12日，浙江宣布独立；5月上旬，陕西宣布独立；5月22日，四川宣布独立；5月底，湖南宣布独立。5月18日，冯国璋发起南京会议，计参加者有江苏、安徽、江西、山东、河南、直隶、奉天、吉林、黑龙江、湖北、湖南、山西、福建、热河等17省区代表，共20余人；会议讨论结果，“也多主张袁世凯应退出总统一职”。

[109]校注：1914年5月1日，袁世凯批准公布《中华民国约法》，废止《临时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