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 宋代及其改革问题_中华帝国史

长久以来，中国人一直带着景仰之心追忆大宋王朝。它并没有再现汉唐对亚洲的征服，相反，它甚至无法将鞑靼人从那些他们依然占据的中原领土上赶走。而且，在朝代后半期，它被迫放弃了中原北方的全部领土。不过，中国文士从来不曾将军事威力与文化成就相提并论。他们的古典性情，以及对军人或许抱有的一定阶级嫉妒，导致这些人站在哲学立场上，系统化地蔑视一切尚武政策；当他们的反军国主义理论导致了外敌入侵之时，文士们就用无力的抗争与迟来的爱国主义来抵制战胜方的军队。《资治通鉴</a>》——这是一部通史，或许由宋代文人中最为优秀的代表所编纂——正是这种观点的代表。而且，宋代因其对古典文化、哲学思考、学识、考古与业余艺术爱好的推崇，也就不可避免地赢得了文士们的赞赏。

宋代没有追随汉唐的辉煌足迹，这并不是其创始人的过错。大宋开国之君赵匡胤，是中国历史上最具同情心的伟人之一。在当上皇帝之前，他是一位在前朝服役的将军。皇帝刚刚去世，留下一个七岁孩子做其继承人。与此同时，一场战争即将打响，对抗的正是令人畏惧的契丹。赵匡胤以非凡的勇气指挥着这场战争。军方认为，让一位强人来掌权是必不可少的，于是强迫其统帅付诸行动。一天早上，刚刚拂晓，士兵们包围了赵匡胤的营帐。后者从惊吓中醒来，发现自己被其军官所包围。这些人提剑在手，宣称要拥戴主将做皇帝。在赵匡胤还没有来得及答复之时，军官们就给他披上了皇帝的黄袍，将他扛在肩膀上，并抬上战马。这些人把赵匡胤带到军队中间，士兵们高声叫嚷着欢呼他，并排成整齐的队列，朝着都城方向前进。不过，在马上待了几分钟之后，赵匡胤下令停下来，并向士兵宣讲道：“汝等贪富贵立我，能从我命则可，不然，我不能为若主矣。”所有的军官都翻身下马，高喊说他们愿意服从他。“既然这样，”赵匡胤说，“那就听好。太后、主上，我北面事者，不得惊犯；公卿，皆我比肩，不得侵凌；朝市府库，不得侵掠。用命，有重赏；违，不汝贳也。”所有人均发誓遵守这些命令，军队也重新井然有序地向前行军。 正是这些文学上的变革，而不是其经济创新，让王安石受到了大部分官员的激烈反对。对保守的儒家学士来说，此人根据自己的理解对儒家经典做出的新解释，就是一种悖理逆天的行为。王安石的所有改革措施都受到嘲笑，之后，关于这一时期的记录，读起来就像一则声讨他的长篇檄文。事实上，既然历史是由那些战胜王安石的反对派所书写的，想得出公正见解相当困难。不过，王安石的土地改革，似乎确实降低了（农民的）生活成本。根据他的证言，只要其改革继续发挥作用，“稻米将变得和水一样廉价”。他的一首诗作（像那个时代所有的儒家文士一样，王安石也是个诗人）真挚感人，并显示出了一种深厚的人道主义情感，而正是这种情感激励他采取多项经济措施：

婚丧孰不供，贷钱免尔萦。

耕收孰不给，倾粟助之生。

物赢我收之，物窘出使营。

后世不务此，区区挫兼并。

然而，这些改革也许执行得过于严厉，导致了一种更为可怕的抵触情绪，这是因为，反抗采取了消极方式。政府实施的产品储备，要求一个清廉的管理团队，但看起来，实际上管理机构远非没有腐败。即使播种季节贷给农民的款项，所产生的后果也违背了立法者的意愿。得到贷款的农民往往无法偿还，因此就会发现，他们自己的财产被当局没收了。保守派领袖、历史学家司马光，有了很好的机会，以这些理由来批评整个改革体系：“理论上，堂皇美妙，却华而不实；实践上，危害国家，无过于此。借谷物予百姓，他们遂消费之，再借谷物，他们遂卖之。因此他们不再有主动性，变得懒惰。”就这一点，王安石答复说：”人习于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国事，同俗自媚于众为善。”

针对王安石改革，最为严厉的抨击是：国家以二成利息发放青苗钱，相比私人贷款者五成的利率来说，无疑是相当温和的，但事实却是，农民由此背负了极为沉重的债务。如果收成根本就很糟糕，或者，根据司马光的预言，他们轻率地挥霍掉了贷给自己的款项，那么，到了偿付期，农民仅有的选择是：要么被没收家产，要么流亡他乡。危机越来越重。当穷人无法抗拒一笔资金突然降临的诱惑，地方官员则发现，让前者屈服是符合自己利益的，因为青苗钱的二成利益，构成了地方收入最丰厚的来源之一。如此一来，就促使行政当局动用一切可能的压力，来劝说农民背上债务。尽管王安石动机良好，青苗钱却采用了可憎的形式，成为向头脑简单或一贫如洗之农民强求的附加税。而改革派政府，也扮演起了大级别高利贷者的角色。根本上说，王安石被悬在了中间，一边是他的仁慈，以及渴望帮助人民的良好愿望，另一边，则是恢复国家财政的必要性。作为其对手的保守派，则不乏技巧地将王安石的青苗钱体系，与更温和但更可靠的“常平仓”制度做比较（我们已经解释过后者）。

公元1085年，神宗皇帝去世，其十五岁的儿子继位，由高太后摄政。这导致了改革派的失宠，权力回到了以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手中。此后不久，（1086年）王安石去世，很快司马光也告别了人间。在保守派之中，司马光之后最为杰出的人物，就是诗人苏轼</a>（1037—1101年），通常被称为苏东坡</a>。他的影响力似乎一直是让人愉悦的。苏东坡非常了解普罗大众，也明白卑微小民的立场与真实渴望。他试图减少将君主与其臣民隔开的障碍，并打破朝廷危险的隔离状态。“善政时期，”他说，“最卑微的属民，应当自由地让皇帝明白自己的不幸。”不过，苏轼的率真很快就让他失宠。公元1093年，当摄政太后（她青睐保守派）去世时，哲宗皇帝重新起用了改革派。下一位统治者是徽宗（1100—1125年在位），我们很快就将讨论他的戏剧性命运。公元1106年，徽宗皇帝首先召回了保守派，接着在公元1112年，又再次对改革派予以信任。但从这时候开始，改革运动的命运或许已经成为次要问题，更重要的是两派政治家之间的个人冲突。无论如何，尽管有不少冲突，大宋王朝带给中原的和平，还是产生了若干有益的结果。公元845年的普查，显示有三千万左右的人口。而公元1083年的统计，表明人口已经接近九千万。这可能并不是因为中国北方——旧的中原——的任何大规模增长，它的人口已经相当稠密了；而是因为帝国南部——新的中原——开始达到了一个相当规模的人口密度。自从汉代以来，南方一直就得到了系统的开发。

而且，幸运的是，南方的拓殖在这时已经完成。徽宗皇帝的政策，引发了蛮族大规模入侵北方各省，将要让南方再度成为汉人独立的一个庇护之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