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伟大的唐太宗_中华帝国史

隋帝国的衰落，似乎注定要使中国陷入另一段分裂与混乱的时期。各地军事领袖纷纷起兵，争取霸权。接着出现了一位军事天才，他命定要重建帝国，并为之后的中国历史与文明带来一段三百年的新进程。

唐太宗</a>

他叫李世民</a>。其父李渊号称唐国公，任山西一个军事辖区的统帅。李渊是有良好家庭背景的绅士，受人尊敬的将军，对一位处在如此重要位置的官员来说，他是再诚实不过了。李渊是个胆小怕事之人，经常担心自己受到危害。他足够忠诚，只有到了走投无路的时候，才违背自己的职守。除此之外，他还富有儒家智慧，熟知圣人箴言。李世民同样如此，尽管很年轻（他出生于公元597年，其时不过是二十出头），却是伴随着历史掌故及精妙格言长大的。他军营生活的体验（其父的封地位于边境，经常会遭遇突厥人的袭击）以及在宫廷中的经历——隋朝皇帝的宫廷极尽奢华，腐败与怪异在远东尽人皆知——教会了这个年轻人如何利用儒家智慧，而不是被其所束缚。在其全部生涯里（其中也留下了一些古怪的阴影），李世民始终确保传统道德站在自己一边。而且，惊人的活力，几乎从不出错的决策能力，勇敢、狡诈、大胆及良好的判断力，所有一切很好地融合在一起，成就了他的完美性格。李世民是他那个时代的理想人物。

隋帝国挣扎在军事混乱的巨痛之中。已经退到扬州的隋炀帝，过着一种纵情酒色的生活，与此同时，他的将军们却在相互厮杀以争夺地盘。年轻的李世民，确保自己在山西的领地内有强大军事后盾，并因与几位突厥可汗的良好关系而更为强大。而且，他还与各地官员建立了有价值的联系，因此，他对其父守旧的忠君思想日益不耐烦。为了迫使后者有所行动，李世民采取了一种典型的中国式计谋。他和一位宫廷宦官勾结，在李世民的怂恿之下，后者送给了李渊一个原打算做后妃的女孩。这位少女必定非常有魅力，因为，这位受人尊敬的李将军接受了这份危险礼物，并未仔细考虑此举的后果。此后，李世民向他的父亲指出，他们已经让自己变成罪犯了，诱拐一位宫中的女性，可是杀头的大罪。李渊惊慌失措，惶恐不已——但接下来能做什么呢？想挽回已经太迟了。因此，李渊将其追随者召至其太原的住所，并动员军队听命于自己。与此同时，他还宣布，自己不过是作为一名忠臣起兵的，目的是将皇帝从其他觊觎者那里解救出来，以此来缓解良心上的不安。

一切都完全按照李世民所期望的向前发展。正如通过阴谋，他获得了后宫的支持一样，通过军事上的坦诚，他得到了突厥的同情，这些危险的邻居将五百名精选雇佣兵和二千匹骏马交由他调遣。同时，李世民的姐姐，一位和他同样骑术精湛的年轻女英雄，变卖了自己的珠宝，用这笔钱招募了一万名壮丁，并将他们交给弟弟。很快，李世民手下就有了六万可靠的士兵，这些人能和他一起吃苦，能被他的榜样激励，甚至能为他献出生命。在四年多的时间里（618—622年），李世民率领自己的士兵转战中原各省，与一支支军队交锋，并从混乱中恢复了秩序。

李渊的顾虑很快就随着形势而打消。在长江下游的皇宫里，皇家卫队利用普遍混乱之机，杀害了合法的皇帝隋炀帝。唐国公李渊于是宣布自己为王朝的复仇者，并以隋朝皇家世系最后一位代表的名义，掌握了帝国的军事指挥权。（618年）几个月之后，在李世民的怂恿之下，他废黜了那位影子国君，并宣布自己为皇帝。

帝国首都长安（这座城市过去在中国历史中所扮演的角色，与罗马在西方发挥的作用类似）率先打开大门，欢迎新皇帝——因为李渊不是陕西本地人，而这里自秦始皇</a>时代，已经目睹了所有伟大王朝的崛起。随后，李世民率军包围了洛阳，此城在一位其父最可怕的对手控制之下。这是一项艰巨任务，因为城市非常坚固，而其他的觊觎者，出于对唐军势力的成功而惴惴不安，都在火速赶来支援守军。陪同这位年轻英雄的，是一位他从前的对手尉迟敬德。在俘虏了此人之后，他说服后者加入了自己的阵营。李世民以自己一贯的慷慨大度，不顾追随者的劝告，让尉迟敬德指挥一支军队。

当他们刚一看到洛阳城，李世民就带领一支由八百人组成的骑兵队，前去侦察攻城路径。但守军看到了这一切，出城包围了这小股人马。当这位唐军首领手提军刀，试图打开一条退却之路时，一个敌军军官认出了他，并拖着长矛向他冲了过来。因为自己的草率，这位未来的皇帝几乎丢掉了性命。但一直跟着他的敬德，冲上前来杀死了袭击者。就在此时，唐军主力到达战场，救走了他们的统帅。同时，一支由某个觊觎者所率领的敌军，从河北赶来解救洛阳。当他们距离城市仅有几英里之时，李世民率领一队精选的骑兵，在晨光初现时动身。他们向敌人营地疾驰，出其不意地突破了对方的防御，并一路杀到了主帅的营帐。在混乱中，主帅被长矛刺伤并做了俘虏。几天之后，洛阳就投降了。

（621年）李世民凯旋而归，回到长安。就这位年轻征服者的回归，中国的编年史作者们给出了一副极不寻常的华美画卷。他们描述，李世民骑在盛装打扮的骏马上，缓缓地穿过都城的街道。他身披战袍和金色胸甲，头戴钢盔，他的弓挂在吊索上，箭囊扛于肩头，宝剑握在手中。被征服的觊觎者们走在李世民坐骑的两边，靠近他的马镫。《唐书》中所表现的这一场景，根据最近的考古发现，能够描述得更为生动一些。在墓葬的赤陶雕像中，可以发现唐代的骑兵，他们的战马前足离地腾跃，后足抓在地面上。我们甚至可以找到李世民最喜爱的坐骑塑像、名字与记录。这些强健的马匹，身上的鬃毛打了褶，栩栩如生地雕刻在他的坟墓中。参加长安凯旋的骏马，毫无疑问就是“秋露”，作为其主人的忠诚伙伴，它在河南战事的全过程中闻名遐迩。至于这位征服者所穿戴的盔甲，在墓葬雕塑所塑造的武士，或是佛教塑像的护法天</a>王之强壮肩头上，都有其精确的复制品。

中原的统一，恢复得恰到时候。突厥人依然在边境上图谋不轨。

中国的军事混乱，似乎给突厥人提供了一次入侵的绝佳良机。东突厥的可汗颉利与其侄子突利率领着大队骑兵，横扫了边境各要塞，并抵达了帝都长安的郊区。老迈的高祖皇帝（昔日的李渊）大受惊吓，提出要撤离都城。李世民让父亲继续唠叨着，与此同时，他自己却带着一百名精选的骑兵，开始向突厥挑战。他大无畏地策马来到敌人面前，进入他们的队列并向所有人喊话道：“国家与可汗誓不相负，何为背约深入吾地？我秦王也，故来一决。可汗若自来，我当与可汗两人独战；若欲兵马总</a>来，我唯百骑相御耳。”同时，他对一些首领，诸如突利这样的，提出了个人的呼吁。这些人跟李世民注定会通过军事友谊联系在一起，而后者则再次唤起了他们的战火兄弟情。李世民坚定的举止，以及他对突厥人思维方式的了解，威慑住了这些生性多变的游牧民。多个部落的首领碰头商量了一段时间，随后就调转马头，策马离开。几小时之后，这一地区被倾盆大雨侵袭，李世民立即将其将官召集起来。根据他的传记作者说法，李世民向他们做了如下训话：“弟兄们，现在是时候展示我们的勇气了。整个平原都变成了一片泥浆。马上就到晚上，到时天会很黑。只有当这些突厥人能射箭时，他们才会让人害怕。让我们用马刀和长矛攻击他们。在突厥人能够准备好抵抗之前，我们一定能消灭他们！”他的确做到了。在拂晓之前，突厥人的营地被攻陷，唐朝骑兵一路杀到了可汗的营帐。后者请求休战，并退回到了蒙古。

随着时间推移，李世民日益维护了他作为帝国保护者的权威。他的两个兄弟，对他的荣耀也越发嫉妒，并决心除掉此人。即使李世民的父亲，靠他才当上的皇帝，也逐渐对他的声望感到不快，并停止将国家大事托付给他。因此，一场残暴的大戏拉开了序幕。这种表演，在中国的禁宫与拜占庭圣殿里发生得同样频繁。当追踪《唐书》中关于这些悲剧日子的记录时，读者们很可能在拜占庭历史的书页里也能读到。李世民的兄弟们为他办了一场庆功宴，并给后者下了毒。李世民喝了解药，恢复过来。接着，两兄弟又雇佣刺客，隐藏在某座宫门附近等候他。但是，一名叛徒提醒了他，整个故事中充满了背叛，正如充斥着杀戮及道德雄辩一样。于是李世民先发制人了。因为已经得知了对手的图谋，李世民的忠实支持者就将骑兵部署在一些适当地点。在敌人约定的伏击时间，在这起暗杀战中，李世民如同在战场上一样向对手发起进攻。“他扣上胸甲，戴上头盔，拿起弓箭，前往宫殿。”他的两个兄弟一看到他逼近，立即乱箭齐发，但并没有射中。而李世民的 “佛在西域，”这篇文章直言不讳地说，“言妖路远，汉译胡书，恣其假托。故使不忠不孝，削发而揖君亲；游手游食，易服以逃租赋。”而且，“演其妖书，述其邪法，伪启三途，谬张六道，恐吓愚夫，诈欺庸品。凡百黎庶，通识者稀，不察根源，信其矫诈。乃追既往之罪，虚规将来之福。布施一钱，希万倍之报；持斋一日，冀百日之粮。遂使愚迷，妄求功德，不惮科禁，轻犯宪章。”文章继续说：“况天下僧尼，数盈十万，翦刻缯彩，装束泥人，而为厌魅，迷惑万姓者乎！今之僧尼，请令匹配，即成十万余户。产育男女，十年长养，一纪教训，自然益国，可以足兵。”直到今天，人们还能发现对佛教出家制度的反复指责，说它反社会，反国家。在儒家知识分子，也就是几乎整个官僚阶层当中，这种反教权主义已经成为一种传统。

太宗皇帝也认同这种观点，自从在公元626年继位以来，他已经大大削减了僧人及寺院数量。但是，像塔里木盆地这样佛教影响特别深的地域，随着汉人支配权的确立，加上随之而来的与印度本身的政治关系，终究改变了这位皇帝的态度。这在玄奘的故事中得到了表明。公元629年，当这位著名的佛教学者寻求许可，以踏上前往恒河圣地朝圣的旅程时，当局拒绝给他发放必要的通关文</a>书。玄奘被迫秘密地越过边境，避开敦煌的边关哨卡，进入茫茫戈壁之中，没有向导引路。在旅程的第一阶段，他几乎丢掉了性命。当玄奘穿越塔里木盆地时，大唐的威望，以及当地统治者佛教徒一般的虔诚，共同保护着他。因此他能够通过突厥斯坦和阿富汗到达印度。在天竺，玄奘受到了最为热烈的欢迎，接待他的不仅有佛教同道，还有印度的王公。他们好奇地想见到这位旅行者，因为他从中国远道而来，要在他们的国家学习梵文哲学。

玄奘画像

玄奘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被想要见到这块与佛陀出生、布道及涅槃的圣地之愿望鼓舞着。他同样还是一位最卓越的哲学家，对波罗门教和佛教的各种形而上学体系，都做过深入周密</a>的研究。他最终加以发展并以一种非凡洞察力进行详细说明的体系，属于绝对理想主义，有一些类似贝克莱与费希特的哲学。他承认，无论个人的自我，还是外部世界，都是虚无的。或者说，它们共同简化为他所称的“唯识”，如果人们喜欢，也可以叫作“理想的平面”。这是一种摇摆于主观主义与一元论之间的、微妙的隐蔽哲学，但它不能恰当地定性为这两种理性姿态中的任意一种：因为不像一元论，它否认一切物质的观念；又不像西方的主观主义，它否认了自我，或者至少是物质的自我。

事实上，它远远超出了如玄奘这样的译者展示给中国的那些体系。它是一套完整的思想财富，包括了概念、观点、形而上学构建及知性分析。它确实是印度思想的完整遗产，不过已经改造得让唐朝国民能够接受了。尽管有儒家知识分子的反对，但动态观念的一场入侵还是发生了，它无法抗拒。一个证据就是，宋代正统的新儒家（由朱熹</a>详尽阐述），无意中被渗透了这些观念。这里有一种“精神输血”，唯有二十世纪西方观念的突然入侵，方能与之媲美。玄奘最为重要的成就，也许并不是穿越戈壁、天山、帕米尔高原及印度的库什，而是对印度思想这一未知世界的探究。这是一片树木茂盛但明显无法通行的森林，但他却平安且没有过失地追踪到了路径。这是一项庞大的工作，毫无疑问要追随许多先行者，但玄奘将他们全都超越了。他成功地翻译了最为复杂、精细和微妙的印度形而上学概念，并且是用一类合于目的的中国词汇（这几乎是一种新的语言），以及并不完善的工具（即中国的书写文字）来加工改造的。只有那些不得不将托马斯主义哲学翻译成中文的天主教传教士，才能领会这一成就。

除了是一位虔诚的朝圣者，以及有着惊人能力的形而上学作品翻译者之外，玄奘同时还是一位眼光敏锐的探险家以及精准的地理学家。他的旅行记录，是7世纪上半期中亚和印度自然、政治与经济的调查书，一国接着一国，一英里接着一英里。他开列了自己经过的所有地区之农业及商业活动——从大唐的边疆，到波斯的门户，以及从阿富汗到阿萨姆（Assam，在印度）。他还列举了在其旅程中邂逅的所有民族语言（包括一份梵文语法的摘要），制度及风俗（连同一篇种姓制度的概览），迷信，宗教及哲学。最后，就各种不同的政治势力，他给出了一份极为准确的报告，还包括了不同国君的性格。

这些最新的观察记录，对太宗皇帝的“世界政策”想必特别有价值。公元629年，太宗曾希望阻止这位朝圣者动身，但在公元644年，当后者返回中国时，皇帝却给予他最为奉承与友好的欢迎。太宗详细询问这位旅行者印度各王国的情况，并对他的回答非常满意，以至于希望授予后者大臣的职位。玄奘则愿意全身心地投入到自己的宗教和哲学事务中，拒绝了邀请。不过，他在长安定居下来，住进了尚未完工的大慈恩寺。自此以后，太宗一直很欣赏玄奘，经常将他召到皇宫。大慈恩寺的献祭仪式，因一场皇帝出席的庄重游行而出名，他是出于和玄奘的友谊，才答应到场的。玄奘的传记作者，描述了这次气势不凡的游行，伴随队伍的是多面旗帜，以及从印度带回来的佛教雕像。最近的考古发现，证实了这一时期某些中国佛像的印度起源。在山西北部天龙山的石窟中，发现了一些菩萨雕像，显然属于唐代作品，是对印度笈多（Gupta）王朝艺术的直接模仿。它们有着柔软的造型，圆润的魅力及混和的形态，看起来显然非大唐风格，表现了纯粹的印度美感，以及与生俱来的热带感觉。而且，在隋朝和唐朝早期，还有一种塑性造型的普遍复兴。佛教雕塑，放弃了“中国罗马式”的乏味，逐渐恢复了对模式的强调。毫无疑问，这个改变部分是源于印度模型的示范，它是由玄奘这样的朝圣者带回国的。

大唐帝国的扩张，最远达到了印度及波斯边境。这不仅促成了与佛教印度更为紧密的联系，而且使基督徒从波斯及河中出发的旅程成为可能，并导致了景教在帝国心脏地带的确立。公元635年，一位名为阿罗本（叙利亚头衔“拉班”之汉语翻译）的景教（Nestorian）牧师来到长安。公元638年，这位传教士在首都建起了一座教堂。这一事件记载在公元781年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上，碑文还谈及了太宗皇帝对基督教的仁慈态度。

经过23年的统治（这是中国历史上最为辉煌的时期之一），公元649年7月10日，在其五十三岁时，太宗在长安皇宫去世，被安葬在礼泉附近的昭陵。太宗让人在陵墓周围雕刻了他所征服国家的国君雕像，以及自己在战争中所骑骏马的造型。太宗的老兵们对他是如此忠诚，以至于其中的一位，古老突厥民族的阿史那社尔，想要在其主人的遗体前，遵照古代方式自尽：“请以身殉，卫陵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