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文献介绍_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

1.辽

传统史料

辽是资料特别缺乏的时期。辽朝政府像其他中国政府一样，产生了大量的用汉文和契丹文书写的公文。但是在辽朝灭亡之后，只有少量公文存留下来，可惜没有一件留存至今。

历史记</a>载的缺乏是辽朝的一个重要特征。虽然辽朝有专司起居注的官员和史馆，但是它的史官从未像同时代的宋和后来的金代史官那样尽职和具有专业才干。造成这种现象的一个原因是直到辽朝后期还没有按中国模式确立一个固定的都城及宫廷和官府。契丹宫廷总是不断迁徙，皇帝从未放弃在帝国内的定期游徙和定期前往他们的四季行宫（捺钵）。这种形式的政府不利于正常保存国家的档案。各级政府的个人专断方式，加上辽朝管理体制被分割为北面官（管理部落民）和南面官（管理汉人），前者用契丹文记录部分公务，后者则专门使用汉文，更使资料不易保存。

辽朝和其他中原王朝一样有专司起居注的官员记录皇帝的日常活动。[1]这些起居注应该是保密的，但是皇帝有时强加干涉，坚持要看起居注中如何记录他们的活动，并处罚那些拒绝给他们看起居注的官员。[2] 10世纪末叶，辽朝已有按唐朝制度建立的国史院，它的主管官员和三个僚属，既有契丹人，也有汉人。[3]他们正常地将逐日的记录汇集成起居注。在圣宗（982—1031年）时，他们还开始修撰前朝的实录，H.帕克的《鞑靼千年史》中，对契丹则有了很长的描述。[28]

真正意义的现代研究成果是沙畹发表在《亚洲杂志》上的《出使契丹和女真的中国旅行者》[29]，该文翻译了出使契丹的宋人胡峤、王曾</a>、路振和宋绶</a>的行程记。

但是，这并没有激发对辽史的更深入研究。除了闵宣化的考古研究外，接下去对辽史研究有成就的是史泰安，他研究并翻译了《辽史》[30]和《说郛</a>》中的《契丹国志》。这一研究涉及了有关契丹的亲族制度、社会结构以及风俗习惯等一系列问题。

魏特夫和冯家昇有关辽代的巨著《中国社会史：辽（907—1125年）》[31]，1949年出版，毫无疑问是迄今为止用各种文字出版的辽史研究著作中最重要的一本。它不仅对辽代社会组织、经济生活、管理制度和机构设置等各方面进行了系统分析和详细论述，还提供了大量的原始资料的译文，并列出了至该书出版时用各种文字发表的研究成果的全部目录。但是，固定的结构难以绘出不断发展的全景，使本书未能成为一个能够反映各种事件的完整的编年史。主要是因为该书的结构难以把握并难以阅读，使它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承认。这部著作，是任何对辽史有兴趣的学者都应该读的基本书。

可能是因为魏特夫和冯家昇的著作涉及了如此广泛的问题并打开了一个全新的领域，在该书问世后数年中，出现了一些研究辽史的西方文字论</a>著。一个例外是在对外关系领域。关于宋辽外交关系研究的主要汉文成果是聂祟岐的长篇论文《宋辽交聘考》[32]， 最近还有研究辽朝对外关系的两篇未发表的博士学位论文：珍妮特·诺维的《北宋政治家余靖</a>和他与契丹的交往》[41]和梅尔文·斯里克兰·安的《11—12世纪中国的宋辽外交：决定对外政策的社会与政治因素研究》。[42]后者几乎就是对出使辽的宋朝官员的专门研究。

大量有意义的辽史研究著作出现在中国。傅乐焕的丰富的和卓有见地的研究成果，收入了著者死后出版的《辽史丛考》中。[43]傅乐焕1966年的早逝，是辽史研究的一个重大损失。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最引人注意和最多产的辽史学家是陈述，他的《契丹社会经济史稿》[44]，可能是中国学者对辽代社会和经济研究的最大胆尝试。陈述的分析与魏特夫、冯家异的有所不同，他比较注重有条理地叙述，对薄弱和零碎的资料的考释不太注意。该书同样未对持续的社会变化给以更多的解释。陈述最近的著作《契丹政治史稿》[45]，包含了一系列有关契丹社会和政治制度各方面以及各种政治事件的令人感兴趣的、有些是独有见地的论文。陈述还给非专业读者写了一部通俗著作《辽代史话》。[46]另一部引人注意的著作是张正明的《契丹史略》。[47]该书的主要部分亦是对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的描述，但是更加完整并对历史演变给予更多的关注。更详细和更条理的辽史著作是舒焚的《辽史稿》[48]，可惜在本章完成后我还无法参考该书。

可能最好的辽代政治史大纲是由姚从吾的一系列内容详实的讲座组成的。姚从吾1971年去世后，陶晋生将他的讲义编入全集，并得以出版。[49]姚教授写了多篇有关辽代政治和制度史的优秀论文，这些论文既有对复杂事件的深入研究，亦展示了作者的谨慎学风，所以很有价值。最重要的论著收入他的《东北史</a>论丛》[50]，并且在《辽史汇编》及其补编中重版。

从20世纪30年代以来，日本学者出版了不少优秀的辽史著作，尤其是研究辽代社会和法律制度的著作。最重要的贡献是岛田正郎对辽代法律（与泷川政次郎合作）[51]、辽代社会[52]、辽代管理制度[53]、辽代社会与文化[54]、辽代官制[55]及辽史其他方面[56]的系列研究。这些成果深化了辽代法律和政治制度的研究。傅海波赞同并发展了岛田正郎关于辽律的观点，对辽律做了进一步研究，在1981年意大利贝拉焦举行的中国中世纪法律史研讨会上，提交了《从辽朝（907—1125年）看多民族社会的中国法律》的论文。[57]同一作者还翻译了《辽史·刑法志》全文并作了评注。[58]

关于辽代宗族研究，詹尼弗·霍姆格伦发表了两篇引人注意的文章：《辽朝（907—1125年）契丹统治下的婚姻、亲族和继承》[59]和《耶律、遥辇与大贺：早期契丹部主的世袭特权观念》。[60]

关于辽代的佛教，最优秀的著作还是野上俊静的《辽金的佛教》。[61]

关于辽代的物质文化， 20世纪50年代以来，其他带有壁画和各种文物的陵墓被中国的考古学家发现。三个西方学者使用这些资料对契丹人生活的各个方面进行描述：埃伦·约翰斯顿·莱恩的《晚期中国墓葬装饰的模式和问题》[70]，琳达·库克·约翰逊的《辽朝公主的婚仪：吉林辽代墓葬的壁画》[71]和奥尔布赖特·罗雷克思的《辽墓壁画和中国画中反映游牧民的文姬故事》。[72]

关于辽代陶器和瓷窑，见威廉·沃森的《唐代和辽代的制陶术》[73]和李文信、朱子方对辽宁省博物馆所藏辽代瓷器的叙述。[74]亦可参考Y.迈纳为展览开列的目录《长城南北的辽代陶瓷》，附有参考书目，1973年出版。[75]

在建筑领域辽代无疑做出了杰出的贡献。现存的超过30个的大型石木建筑，确有一些代表了技术方面的重要进步。关于辽、金建筑的经典之作是1934年由关野贞、竹岛卓一出版的图片集和竹岛卓一10年后出版的研究著作。[76]辽代建筑中最壮丽的是在山西省东北部应县的大木塔，陈明达对该塔研究的专著出版于1980年。[77]南希·沙茨曼·斯坦哈特1984年出版的《中国传统建筑》[78]，对辽代建筑有精彩的简述。最后，关于辽代的都市规划，南希·沙茨曼·坦哈特的《中国的帝都规划》一书[79]中，包括了辽上京、南京和中京的规划。

2.西夏

西夏历史的研究，尽管人们认为它很重要，直到20世纪还是令人吃惊的少。西夏是一个持续了两个世纪的朝代，在中国北部和内亚的政治上起过巨大的作用，并且有它自己的一套复合的制度和高度混杂的文化。但是，西夏从未被中国正统历史学家视为正统王朝，可能是因为它甚至从唐代开始，占据的只是中国世界的边域地区。结果是从没有为西夏修过正史：在为辽、金的正统问题激烈争论几十年之后，终于在元朝的末代皇帝在位时的1344—1345年为这两个非汉人建立的王朝修了专史，但是从未有人提出给西夏以同等待遇的建议。

中国史官由此把有关西夏的记载作为列传，分列在14世纪40年代同修的宋、辽、金三史中。[80]这些列传，像其他“外国传”一样，没有集中叙述这个党项人国家的内部事务和制度，而是大量叙述它与中国世界其他政权的关系。此外，修传时所用的原始资料几乎全部是汉文的。夏和辽、金一样，有自己的史官，但是他们的作品以及用党项文字记录的西夏官方资料，都在1227年蒙古征服时被毁掉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党项文字和语言知识逐渐失传，以至存世的用党项文字书写的碑文直至近几十年前还不能识读。

在正史之外，宋人的史书和文学作品中保留了许多有关西夏的资料。宋人有专论西夏的著作，大多数与边疆防卫和战略相关，但是仅存书目，原书早已不存。[81]王偁</a>撰写的《西夏事略</a>》是惟一的例外，该书在13世纪时还以此名单独成书，但正如18世纪时编辑“四库”者所述，它实际上只是王偁《东都事略</a>》（1186年成书）中的西夏传，出版时独立出来并被后来的出版者给予新的书名。[82]

将所有保留下来的汉文史料合成西夏史的尝试开始于18世纪。洪亮吉</a>是为西夏写史的学者之一，他的《西夏国志》没有完成；秦恩复的《西夏书》，则在完成后不久被毁。两部19世纪的大部头作品刊印并保留下来：吴广成</a>的编年体史书《西夏书事</a>》，42卷，1825—1827年成书；张鉴</a>的纪事本末体史书《西夏纪事本末》，36卷，1884年成书。这两部书对现代史学家仍很重要。《西夏纪事本末》的绝大多数原始史料都能在其他著作中找到，但是《西夏书事》保存的大量重要资料找不到出处。正因为吴广成引用的很多史料出处不明，有些还颇值得怀疑，所以他的作品虽然很有价值，但是使用时需要特别谨慎。

编撰这类传统史书的最近尝试是戴锡章</a>的《西夏纪》，1927年（译者注：实为1917年）成书。与以前的作者不同，戴锡章精心编撰的这部书核对了所有资料并开列了参考书。他惟一没有使用的重要宋代资料是《宋会要辑稿》，因为当时该书还没有出版。

多产的中国历史学家朱希祖</a>于1943年撰文对这些早期史书做的研究，[83]虽非长篇大论，但还是很有用处的。

党项资料的发现和语言翻译

戴锡章的著作出版前，对党项人和西夏的研究因为西夏语言和文字的原始资料大量被发现而有了巨大的发展。部分资料是斯坦因和伯希和在敦煌发现的。1908—1909年，由P. K.柯兹洛夫率领的一支俄罗斯探险队发现并发掘了额济纳的西夏古城（黑水城）。在他们的发现中，有一座著名佛教僧侣的坟墓，里面有成千的印刷或手写的图书和文书。后来斯文·赫定带领探险队考察了同一地区，斯坦因和兰登·沃纳也对这一地区进行了考察。虽然这次考察没有像柯兹洛夫那样收获巨大，还是发现了很多资料。其他的资料是中国的考古学家近几十年发现的。这些新资料，尽管没有完全被识读，还是从党项人本身而不是它的中国邻人方面提供了大量的历史证据。

对党项语言试探性研究的成果在上述发现之前就已经出版，在19世纪的最后几年，M. G.德维利亚对一些双语碑文作了考释，但是远没有达到释读党项语的目的。真正的党项语研究始于1909年，伊凤阁的研究主要依靠柯兹洛夫发现的党项—汉语辞典，亦使用了一些其他资料，他后来编纂了一部党项语辞典。1922年，伊凤阁被苏联派往北京做外交使节，在北京他与中国学者广泛接触，尤其是与罗振玉的儿子罗福成、罗福苌兄弟及王静如过往甚密，他鼓励他们也从事党项语的研究。伊凤阁还影响了另一位俄罗斯学者聂历山，他不久即开始将存在列宁格勒的柯兹洛夫发现的文献进行系统的编目。对党项研究极不幸的是，1937年，伊凤阁和聂历山都在斯大林的清洗中蒙难，他们的手稿全部被没收。

中国学者的新研究的最重要方面是通过使用新发现的党项史料使西夏的研究更为完整；大范围的考古新发现亦为党项人的物质文化、生活和艺术提供了有价值的、完整的新证据。

俄罗斯的学者也在继续出版重要的新著。语言学家K.克平出版了许多列宁格勒所藏党项文书的译文和研究成果。[97]依据党项语言资料进行研究的最有意义的贡献毫无疑问是E. I.克恰诺夫已经完成的西夏法典翻译的经典之作。[98]现在已经出版的这批译著将使历史学家对西夏特有的社会结构和管理制度以及党项人根据自己的需要采用中国成文法的过程有全新的理解。就在最近，克恰诺夫与傅海波合作翻译和研究了党项人的军事法典[99]，其中有许多涉及西夏军事组织的内容，他们将其与宋人的制度作了比较研究。

3.金朝

金代的基本史料是《金史》[100]，由以汉人学者欧阳玄</a>（1283—1357年）为首的元代史馆编撰，成书于1344—1345年，主修官是丞相脱脱（1314—1355年）。现在还有部分1345年的最早刻本存世。元廷1348年的覆刻本保存了下来并于1958年在上海影印出版。在以元代两种刊本互补影印的百衲本（1931年）[101]出版之前，人们普遍使用的是这个版本。这个版本虽有一些刻、抄错误，但还是可靠的。至今已知《金史》有不同刻本和抄本超过30种。百衲本现在已被中华书局1975年在北京出版的8册点校本所取代，点校本采用了我们的脚注形式。另一个两册的标点本1970年在台湾出版[102]，这个版本虽然不如中华书局的点校本，但是包括了许多有关金代的其他史料并开列了金代汉文文献书目，所以还是有用的。

《金史》的目录是按照传统的正史模式排列的，包括本纪、志、表和列传。最后的列传，与传统正史一样，亦是论述与外国（西夏、高丽）关系的专传。但是《金史》在两方面与其他中国正史不同。《金史》表列了各国的来往使节、条约和有关对外关系的重大事件，为了解金与邻国（宋、西夏、高丽和辽）的关系提供了便利的线索。另一点不同是在全书最后开列了《金史》中的国语</a>即非汉语名称，并给予这些女真名称以汉文翻译。此外，还开列了女真部名及其汉姓，有些显然是从女真姓名翻译过来的。这些资料对于研究12世纪和13世纪初叶的女真语言非常重要。但是，乾隆</a></a>朝（1736—1795年）时的学者试图用满文译写《金史》中的外族名称的尝试实在是一种无用功，1781年初版的《金史语解》[103]亦因此而不被认可。乾隆朝《金史》和其他同时代文献的刻本，都因为学者的“改字”而不能在今天被使用。

《金史》的修撰主要依靠的金的材料，如金朝历代皇帝的实录、文集中的人物传和少量其他同时代的资料。由于主要资料相对一致，所以《金史》的内部矛盾比同在14世纪40年代修撰的另两部正史《辽史》和《宋史》少得多。1970年前对《金史》编撰和史料的最现代和最广泛的研究是陈学霖的《金代史学三论》。[104]

使用《金史》应该利用几种重要的现代工具书。 有关辽代和元代的史料对研究金朝的兴亡显然也很重要。因此，要研究1125年之前和13世纪初叶的历史，必须分别参考《辽史》和《元史</a>》。对研究女真与高丽之间的关系的最重要史料是完全独立成书的《高丽史</a>》[129]，郑麟趾</a>撰，叙事从918年至1392年。该书可以被用来核对金、宋有关高丽北疆发生事件的史料。

有关金的研究成果

对金史的学术研究在元代和明代实际上不存在。只是在满洲人于17世纪统一中国之后，由于女真是满洲人的祖先，对金朝的兴趣才高涨起来。1646年，满洲人的清朝建立后仅两年，经过改编的金史编年就被翻译成了满语。这本名为Aisin gurun-isuduri bithe（《金国编年史》）的书，1887年由夏尔·J. de阿尔雷兹翻译成了法文。[130] 在西方，除了沙畹的开拓性研究外，实际上近年之前一直没有研究金的力作。奥托·福兰阁的《中华帝国史》[137] 最具说服力的用西方语言写作的女真和金国历史的著作是俄罗斯学者M. V.沃罗别夫的《女真和金国》[139]，1975年出版，该书对事件和社会经济结构的叙述和分析最为精彩（用西欧语言写的书评，见傅海波在《文献丛刊》的评论）。[140]另一部力作是陶晋生的《12世纪中国女真人的汉化研究》，[141]与沃罗别夫的著作几乎同时出版。并非像题目所示，该书的研究大大超出了汉化的范围，它还描述了政府制度、人员的补充及女真的经济形势。在傅海波的《从建国到蒙古征服的北中国：金代（1115—1234年）的经济与社会》[142]中，有对金代社会和经济，包括财政制度的简短的研究。

在当代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中，必须提到的是陈述的《金史拾补五种》。[143]研究女真部落、女真人姓名和女真家系的历史必须参考此书。陈述著作特别有价值的一点是列出了不同史料的各种版本中女真姓名的各种写法。一般说来，用通古斯语言比较女真人姓名的语言学研究早已过时，而陈述的著作则是研究女真人姓名的优秀基础之作。

现在已有好几部深入研究金代社会经济条件的论著。何炳棣的《中国宋金时期人口的估算》[144]，是最早的也是最好的对金代人口数字的研究。对金代对外贸易的考证，有加藤繁的《宋金间的贸易》和《宋金贸易中的茶、铜币、丝织品》，初次发表于1937年和1935年，分别收人作者的《中国经济史考证》中。[145]曾我部静雄在《日宋金货币交流史》[146]中对金与其邻国间的货币流通进行了研究。全汉昇在《宋金间的走私贸易》一文[147]中讨论了宋金间的非法贸易问题。张博泉的《金代经济史略》[148]对金代经济作了简洁的描述。陈学霖在《女真—金朝的茶叶生产和贸易》[149]中详述了金代茶叶专卖的状况；酒的专卖则有傅海波的研究《葡萄酒小考》。[150]

有几种用西方文字发表的研究宋金间外交与军事关系的论著。达格玛·蒂勒的《缔约：宋金间的外交（1117—1123年）》[151]，详尽地叙述了宋廷与新兴的金国缔约以推翻已经日薄西山的辽朝的努力以及宋金反目并导致了北宋的灭亡。

对两国间条约的考释有傅海波的《宋金条约》。[152]该文既研究了1141年的和约，也研究了后来的条约。作为插曲的1205—1208年两国间的战争，成为科林娜·汉娜《开禧间（1205—1208年）德安城攻防战研究》的主题。[153]该书不仅翻译和注释了争夺战略城镇德安之战的目击记，还叙述了宋金间的使者往来并重签早期的和约以及宋金争端的再起。海罗撒脱·伊威的《蒲鲜万奴国号大真的来源和意义》[154]，对叛金并在满洲建立了一个短命王国的蒲鲜万奴作了研究。对女真与高丽的进一步研究，有米歇尔·C.罗杰斯的《朝鲜史研究（2）：高丽的军事独裁及其与金朝的关系》。[155]这些文章都是以中国和朝鲜的史料为基础的。

在翻译有关文献的同时展开对早期女真文明的研究，见傅海波《有关女真的汉文史料：〈三朝北盟会编〉中有关女真资料的翻译》[156]和《有关女真的汉文史料（2）：〈金史〉卷1翻译》。[157]女真的物质文化，尤其是建国前的物质文化，现在已经比较清楚了，这要感谢（前）苏联考古学家的发掘。靺鞨（女真的先民）文明的遗存是E. I.德利万科的《中阿穆尔的遗存》[158]研究的主题。

在（前）苏联沿海省份的女真墓葬提供了大量令人感兴趣的资料，见V. E.梅德韦杰夫的《10世纪后期和11世纪阿穆尔女真的文明》。[159]另一部关于女真遗存的研究论著是V. D.连科夫的《萨金斯克村遗存所见12世纪女真的冶金和金属制造》。[160] A. P.奥克拉德尼柯夫和V. E.梅德韦杰夫的《考古资料揭示的阿穆尔女真地区》[161]一文，对（前）苏联的考古成果作了综述。

不幸的是至今还没有人用西欧文字研究（前）苏联考古学家的发现。我们对中国有关金代的艺术和考古资料则要熟悉得多。中国在东北地区的许多新发现发表在考古学刊物如《文物》和《考古》上。苏珊·布什的《金朝（1122—1234年）的文人文化》文章[162]，论述了独立于南宋画风之外的金代中国画开创的新风。乔治·凯茨的《紫禁城创建时代新说》[163]，为金代北京的建筑史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关野贞、竹岛卓一的《辽金时代的建筑与佛像》[164]中，对金代的佛教艺术有较详细的描述。但是，一部资料完整的金代艺术史，还没有写出来。

部分植根于民间文学形式的金代中国文学，在西方已经被反复地研究，例如，詹姆斯·I.克伦普的《院本：元杂剧的祖源》[165]和斯蒂芬·H.韦斯特的《杂耍与话本：金代戏剧的形态》。[166]对金代戏剧最有名的是M.答里吉洛娃—维林杰洛娃和詹姆斯·I.克伦普的翻译及研究《刘知远诸宫调：藏龙卧虎的民谣》。[167]

虽然佛教在金廷得宠，这一时期最重要的宗教革新是道教的全真派的兴起。A.凯恩的《四夷馆的女真译语</a>》。[180]它所反映的语言可能比带原文辞典的语言处于更晚的阶段。

在这个简短的书目介绍中，显然不能评价金史研究领域的所有成果。至少在一个确定的范围内选择的这些论著是很重要的。但是，它恰又显示了金史的研究还是在许多不同国家的学者个人和零散的努力，很少有广泛合作的努力。如果注意一下，就会发现中国忽视日本学术成果的很多明显事例，反之亦然。在这两个国家中，甚至在学术带头人中，都普遍存在忽视西方学者研究成果的现象。结果是出现了一些不必要的重复劳动，因为可资利用的资料多多少少有相同之处。无论如何，一个金代研究的宽泛书目还是迫切需要的，因为它有助于各国该领域研究学者间的相互沟通。

元史的传统史料[181]

《元史》

《元史》是现代历史学家研究元代的基本史料，210卷，编撰于1369—1370年。该书在1370年成书后不久便刻板付印，此后不断再版和重印。现在标准的版本是中华书局1976年出版的15册的点校本[182]；虽然有各种影印本，但这个版本还是最有用的。百衲本《二十四史</a>》[183]影印了1370年刻本，编者在影印时曾描修不清楚和丢失的字，反而造成了不少错误。[184]

这部包括47卷本纪、8卷表、58卷志和97卷列传的大部头史书，成书比其他正史快得多，并由于成书仓促、纰漏过多而经常受到批评。虽然它确实有许多错误[185]，但是在现代学者看来，作为中国标准正史的这些缺陷已被它的其他价值所抵消。该书有相当一部分是将未经删改和加工的资料仓促抄入正文，极少反映出史家的分析和评判。它确实不像过于精心编纂的《明史</a>》那样内部条理清楚和叙事简捷，后者的编修过程延续了90年。正因为《元史》没有经过如此精心地提炼，它几乎完整地保留了史料的原貌，而许多史料在其他地方早已见不到了。

此外，参加编撰《元史》的学者，都曾在元代生活，并有不少人是元廷的官员，所以他们对元代有直接的了解。在明朝的新都南京曾为修《元史》两次设立史局，以宋濂</a>（1310—1381年）和王祎</a>（1322—1372年）为总裁，16人组成的史局1369年工作了188天，14人组成的史局（还有一个负责抄写的书记）1370年工作了143天。把这样一部书编完，不过用了331天，确实令人惊异。在将它上奏朝廷之前，是否有任何编修者将它通读过一遍，颇值得怀疑。

两个史局的 《元史》中没有《艺文志》，是一个严重的不足。钱大昕（1728—1804年）为此特别编撰了《补元史艺文志》。[197]他对元史的其他深入研究（包括他的著名的《元史氏族表》）[198]，可以扩展成一部新《元史》，但是没有完成。

占了《元史》8卷的6个表，是后妃表、宗室世系表、诸王表、诸公主表、三公表和宰相年表。有的表并不完整，表中列举的许多高官的名字在《元史》列传中没有专传，这显然严重违反了中国的史学标准。

占了97卷的列传，是《元史》中遭受批评最多的部分。例如，至少有9例一人（非汉族人氏）两传的情况，由于名字的写法不同，被编者视为两个人分别立传。一个人的名字在不同的传里写法不同，更是常见的现象。列传中许多其他的错误亦早已被指出，特别是在清代几次尝试增补或重修《元史》时。由于有关1260年前的蒙古史</a>资料不足，所以人们对这段历史给以特别的关注。这种关注延续下来，直到20世纪入甚至现在还吸引着日本和西方历史学家。中国学者对元代的研究在18世纪后期和19世纪达到高潮[199]，但是可能所有明代和清代的汉人史学家都从未获得过准确的关于蒙古的知识。他们的重点主要是研究外族统治中国时期，而不是蒙古本身。

《秘史》

蒙古人关于自己早期历史的最重要的文献是所谓的《蒙古秘史》，在汉文中通常称为《元朝秘史</a>》。该书的蒙文名称被汉文音译为《忙豁仑·纽察·脱卜察安》，它更精确的汉文译法是《蒙古秘史》，与英文题目Secret history of the Mongols意思相同。两种汉文名称现在都在使用。用汉字标音（极不准确）的汉文译本是仅存的版本，它是所有现代蒙文还原本和汉文、日文及西方文字译本的基础。[200]

学者们在《秘史》写作的时间、用蒙古文（畏兀儿字）录写下来的时间、 《元典章》，60卷，1270年至1320年前后的条例和案例汇编。正如一个研究法律的学者所言：

该书收录了大量的条律、剌令、惯例、案例和官员的断案记录，由此反映了元代法律和社会生活的丰富内容。《元典章》中的许多条目是由元代熟悉管理和法律事务的政府官吏按照中国官府公文的式样书写的。行文中保留了大量口语。此外，还有许多条目直接译自蒙古原文。正由于《元典章》具有这些特点，所以传统儒士经常贬低其价值。[219]

《元典章》实际上是一部有关元代社会史和政府的百科全书，因为有相当多的律例是用元代特定的汉人口语形式书写的，并且在许多律例中反映出按汉文公文模式书写的蒙古文公文的用词和语法，尽管它很难读懂并由于语言粗糙而被文雅的汉人所厌恶。自从1908年著名法学家沈家本出版该书后，《元典章》引起了中国和日本学者的注意并成为元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的特殊领域，历史语言学家、法学家、研究制度史的学者及其他学者都卷入了这一领域。沈家本的刊本，是以流传了几个世纪的一个错误颇多的抄本为底本的，在1972年以前，所有学者使用的都是这个版本。1972年故宫博物院（台北）影印出版了1320年刊本，这是一个极好的本子。[220] 日本学者对该书及相关历史问题的研究极有价值。[221]

元代公文中使用汉人口语的特殊问题，不仅存在于《元典章》中，也存在于其他文献中。研究带有汉人口语的碑文，即所谓“白话碑”，与研究元杂剧中的语言一样，近年来已经成为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当然，这牵涉到语言研究和社会研究两方面的问题（见 总的说来，对元代的研究在20世纪已经成为国际性的研究，对中国前现代其他时期的研究可能都没有达到这一程度。从一定意义上说，这是因为13—14世纪的蒙古帝国曾经直接介入了西亚和东欧国家的历史。它也反映了19世纪和20世纪日本、俄国、英国及其他强国对蒙古研究的战略意义。中国正统的传统史学的元史研究在中国依然盛行，同时新的研究成果也从国外介绍了进来。例如，在 4.蒙古帝国的兴起及其在中国北部的统治

蒙古帝国的兴起在同时代或者相近时代的史料中有较详细的记载，尤其是蒙古文、汉文、波斯文史料最为重要。

由于《蒙古秘史》的神话特征、年代含混，加之有关它的作者、成书及刊刻年代颇有争议，常使人低估它的史料价值；尽管如此，该书还是成吉思汗和窝阔台汗时期的关键史料。成书于13世纪中叶某时的《秘史》（更准确的名称是“成吉思合罕讷忽札兀尔”，成吉思皇帝的根源），提供了蒙古帝国兴起的独一无二的画面，揭示了其他史料未能提供的蒙古人的动机和目标。同样重要的是，它还有建国前蒙古制度发展的生动叙述。我们现在已有柯立夫的《蒙古秘史》英译本[223]和罗依果的又一个英译本。

1369年成书的《元史》对前四汗时期的记载颇令人失望，这主要是因为有关早期蒙古的记录已经丢失和毁坏。例如在志中很少涉及忽必烈以前的情况，本纪也很简单，很多关键性人物如马合木·牙老瓦赤没有立传。元人文集中收录的传记资料能够部分补充《元史》的不足。耶律楚材</a>的神道碑，被收入苏天爵</a>（1294—1352年）编录的《元文类</a>》[224]中，就包括了不少《元史》本传没有记载的重要资料。有关帝国早期其他重要人物（如镇海、速不台等）的资料，可在罗依果等编的《金元文集传记资料索引》中查到。[225]

使者的报告和游记是当时的另一种重要资料，代表作是1221年出使中国北部的宋人赵珙</a>的《蒙鞑备录</a>》和1234—1235年前往窝阔台汗廷出使的彭大雅</a>、徐霆所写的《黑鞑事略</a>》。李志常</a>的《西游记》记录了受成吉思汗邀请于1221年至1223年前往中亚的长春道士旅途的见闻，包括了与帝国建立者会面情况的描述。阿瑟·韦利在《长春真人西游记》中将该书翻译成了英文。[226]《圣武亲征录》[227]是另一种不同的著述，作者不详，用编年形式记述了成吉思汗和窝阔台时期的事迹。虽然记载简略，但是该书还是很重要，因为它源自现已不存的蒙古原文。后者翻译成汉文的时间是在1285年以前，后来被《元史》的编撰者用来作为前两个皇帝本纪的资料之一。这四部著作的汉文本被王国维编成了《蒙古史料四种》。[228]

总的说来，忽必烈以前的文献资料是极其有限的。元代主要文书的编辑是在14世纪初叶，收录的是忽必烈及其继承者在位时的资料。但是，在这后几十年的资料中涉及到沿用窝阔台和蒙哥的政策，有些引用或保留了早期公文（通常是诏令）的实际内容。1322年成书的《元典章》和1321年成书的《通制条格</a>》中有关资料的详细索引，将大大有助于早期帝国历史的研究。植松正编的《〈元典章〉年代索引》[229]，是当前很有用的一部工具书。

有关前四汗时期的波斯史料保存了许多其他地方未提及的资料。当然最重要的是《史集》，成书于伊利汗完者都在位时（1304—1316年），作者是波斯的蒙古汗廷的高官拉施特。由于拉施特的官员身份和宫廷的支持，他能够在为写作成吉思汗和他的直接继承者的历史准备资料时接触到现在已经散失的蒙古记录和故事。他所用的一种史料显然就是以《圣武亲征录》为名翻译成了汉文的蒙古编年史。拉施特书仅有的全本，但是并不意味是最令人满意的版本，是B.哈力迷编的原文本。[230]窝阔台、贵由和蒙哥部分，被约翰·A.波义耳翻译成英文，名为《成吉思汗的继承者》。[231]拉施特的另一部著作是《五世系谱》，[232]展示了他的家族对《史集》的支持，也保留了许多有关成吉思汗、窝阔台、蒙哥时期官员的名号和种族背景的资料。可惜这部珍贵重要的手稿至今还没有刊本问世。

在写作窝阔台、贵由和蒙哥朝历史时，拉施特频繁使用了志费尼的《世界征服者史》。[233]此书完成于1260年前后，有穆罕默德·可疾维尼的极好的校本和约翰·A.波义耳的优秀译本。志费尼是在波斯的蒙古统治机构的中级官员，相当熟悉13世纪40至50年代的政策和人物；尽管是亲蒙古和总是亲拖雷家族的，志费尼对这一时期的叙事还是相当重要的，特别是关于税收和统治机构的描述。另一个波斯史家术兹札尼用编年的体例叙述了蒙古帝国从初起至1259年的历史，这部称为《纳昔儿史话》[234]的著作，有助于纠正志费尼的亲蒙古态度。术兹札尼并不掩饰对入侵者的敌意，是从完全不同的角度看待蒙古对伊斯兰世界的征服。术兹札尼的著作有H. G.拉弗梯的一个使用便利但是偏执的译本《纳昔儿史话》。[235]在看待早期帝国历史时，这三部波斯史著总是相互参考并要对它们的资料进行认真的对比。

欧洲人对早期蒙古人的叙述并不多，但是1245—1247年前往蒙古的加宾尼和1253—1255年前往蒙古的鲁不鲁乞的游记，有帝国在其巅峰期的迷人的叙述。尤其是鲁不鲁乞，是一个认真和批判地对待蒙古人事务的观察者，他的叙述为成吉思汗家族诸王间的政治关系、蒙古人在征服地区的政策以及宫帐哈剌和林无与伦比的场景提供了很多资料。这两部著作可在克里斯托弗·道森编的《出使蒙古记》[236]中找到。

叙述早期蒙古历史的研究，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直到1970年才有了 其他汉文基本史料集中反映了忽必烈初起和在位时的特殊事件。《辨伪录》[260]和念常</a>的《佛祖历代通载</a>》[261]，记述了1258年和1281年佛道辩论的基本情况。《南诏野史</a>》（卡米耶·塞松翻译）[262]叙述了忽必烈成为蒙古世界领袖之前进军云南的情况。还有专门的典籍专述元朝与高丽的重要关系（《元高丽纪事》）[263]、税粮政策（《大元仓库记》）[264]、马匹管理（《大元马政记》）[265]和海运的革新（《大元海运记》）。[266]著名元代官员和文士如赵孟頫</a>的作品亦记述了在忽必烈时期起过重要作用人物的生平轶事，既有汉人也有蒙古人。

由于元是更大的蒙古世界的一部分，外国历史学家和游客的作品也是极有价值的史料。同时代的波斯史家志费尼、拉施特和术兹札尼的著作（前两部被约翰·A.波义耳翻译成英文， 只是在近些年来，元中期政治史在现代标准的历史著作中才得到应有的注意。对政治史的最精彩的叙述可在《元朝史》[360]中见到。该书由中国元史界的权威韩儒林教授主编，但写作者是南京大学历史系的教员，包括著名的研究元史的学者陈得芝和邱树森。作为一个完整的断代史的现代著作，1986年《元朝史》的出版是元史研究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同样有用的有关元代政治的叙述亦见于《中国通史》[361]，该书的作者是中国的另一组元史专家，包括蔡美彪、周良霄和周清澍。李则芬的《元史新讲》[362]对元中期政治的论述最长，但是常有不可靠的地方。

除了多桑和亨利·霍渥斯的在上个世纪的历史著述外，元中期政治没有引起西方学者的重视，直到70年后，才出版了窦德士的《征服者与儒士》。[363]尽管作者主要叙述的是妥欢贴睦尔朝的政治变化，但是在书中他用前两章陈述了他所讨论的元朝后期政治所必需的元中期背景。虽然我不同意他的主要论点，他把出自海山系的人重登帝位的1328年视为元代草原政治不可逆转的终结和元代政治生活“完全儒化”的开端的标志，但是《剑桥史》的这一章还是大大得益于窦德士的敏锐观察和分析。

除窦德士的著作外，兰德彰关于虞集的论文[364]通过对这个汉人大儒谋臣鼓吹图帖睦尔的正统和权威的分析，探讨了图帖睦尔朝的政治。韩百诗是著名的法国元史研究专家，著文研究了蔑儿乞部的伯颜[365]，此人在图帖睦尔朝和妥欢贴睦尔朝初期是官僚强人。

对元代中期和早期蒙古帝国的帝位继承危机的研究很多。箭内亘关于蒙古贵族选举大汗的集会“忽邻勒台”的经典性研究[366]，发表于1917年，是该问题研究的开端。对帝位继承危机最全面和最有价值的研究是萧功秦的两篇文章[367]，涉及了早期蒙古大汗和元朝的皇帝。他把元代循环发生的帝位继承危机归因于蒙古政治制度的不彻底的转变。虽然按照草原传统在忽邻勒台上“选举”新的大汗不过是一种形式，“选举”的概念依然被各种企图谋取汗位的力量所利用。

周良霄近年发表文章指出，元代的帝位继承依然遵循蒙古人的传统举行仪式。[368]傅礼初的两篇文章[369]和伊丽莎白·恩迪科特—韦斯特的文章[370]，虽然没有专论元代中期，亦对元代中期帝位继承危机的研究有指导性意义。傅礼初认为游牧民除了武装争斗之外没有其他的继承制度，他把这种现象称为“血腥继承”。恩迪科特—韦思特认为忽邻勒台不是一个选举集会，而是一个口头表决和政治协商的会议。她用该制度的存在否定了蒙古统治加强了中国专制传统的观点。

除了窦德士、兰德彰、韩百诗的论著之外，只有中国和日本的学者对重要政治事件和人物进行了研究。植松正撰文对1303年被元廷处死的富有的江南汉人官员朱清和张瑄做了研究[371]，用他们的例子解释了铁穆耳朝后期的政治阵线，指出这是卜鲁罕皇后为增强财力以备铁穆耳死后控制帝位而制造的事件。松田孝一研究了海山汗的早年生活，特别是他在对抗海都的草原战争中的作用。[372]孙克宽的众多文章中有一篇专述爱育黎拔力八达时期——他称之为“儒治”的文章。[373]萧功秦研究硕德八剌汗在1323年被谋杀的文章[374]中指出，这是保守的蒙古、色目贵族和官僚势力反对年轻君主推行的汉化改革的结果。匡裕彻论述了左丞相拜住</a>在硕德八剌改革中的贡献。[375]藤岛建树在一篇短文中[376]考证了1329年被谋杀的和世的悲惨生涯。总的说来，现有的关于元代中期宫廷政治的研究，还远远不够。其他方面的问题，如海山汗为增加国家税收采取的“新政”，也孙铁木儿朝的政治和政策，都还没有仔细地研究过。这一时期的关键人物哈剌哈孙、李孟、倒剌沙和燕铁木儿，都值得专门研究。各派力量准确的思想分野，也需要深入研究。

因为元朝只是部分官僚化和部分世袭封建的国家，有封地的贵族、皇亲和大臣在皇朝政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有封地的贵族，在汉文文献中称为“投下”，已经引起许多学者的注意。除了昊晗的研究外，村上正二[377]、岩村忍[378]、保尔·拉契内夫斯基[379]、周良霄[380]和洪金富[381]都撰写了有关投下的专文，把其作为政治、军事、法律和财政特权制度研究它在元代的发展。研究诸王和贵族家族的亦多了起来。特别是下列成果与探索元代中期的政治有关：海老泽哲雄[382]和崛江雅明[383]对成吉思汗诸弟的后人即所谓三个东方“兀鲁思”的研究；松田孝一对安西王阿难答家族的研究[384]；周清澍对汪古部的研究。[385]萧启庆对成吉思汗四大功臣的后人进行了研究，强调了他们的政治持久性和他们世袭的封建和为官性质。[386]这些研究强调投下是世袭特权制度，更需要注意的是这个贵族阶层在国家政治及其官僚体制中的实际作用。

西方和中亚各族人，被称之为色目，在元代政治中起着重要的但是不同的作用。色目人集团政治命运的变迁已是引起重视的课题。下列研究与元代中期的政治有关：杨志玖对回回人的研究[387]；罗依果对突厥人的整体研究[388]；陆峻岭、何高济合作的研究来自突厥的康里、钦察、阿速人的论文[389]；汤开建对唐兀人的研究[390]；札奇斯钦[391]和傅海波[392]对吐蕃人的研究。这些研究显示了这些色目集团在元代政府中的不同作用和命运。现在我们应该把命运变换的色目人作为一个集团来分析它的政治作用。

元朝在内亚草原的地位及其他与西方汗国的关系很重要，因为元朝的统治者喜好作为全体蒙古人的大汗的地位，也喜欢设在中国的政府的政治和文化地位。有关元朝与海都和笃哇的战争与和平问题的研究越来越多起来。著名的波兰学者W.柯维思在50年前发表了他的关于蒙古世界1303年获得和平的开创性的研究成果。[393] 日本学者惠足俊之撰写了关于海都与元的战争的文章。[394]刘迎胜是近年来研究元与中亚汗国关系的最积极的学者，他比较汉文和波斯文史料，撰写了好几篇论文。[395] 日本老蒙古学家佐口透关于1303年和平及元朝后期与西方诸汗国的关系的长文，发表于1942年，对研究1303年以后元与西方诸汗国的关系依然有用。[396]托马斯·爱尔森研究了元与窝阔台和察合台汗国为争夺畏兀儿斯坦控制权的斗争。[397]除了在《征服者与儒士》中关于元与草原关系转变的研究之外，窦德士还撰写了一篇有意义的深入研究的文章，指出元朝从遥远的中国控制蒙古和中亚的努力的限度，导致了14世纪20年代后期中亚的丢失，他把此称为“空间限度”[398]。

研究一个时期的政治史，不能完全忽视这一时期政府的政治、法律、经济和文化制度以及它的政策。日本学者青山公亮著书研究了元代中期的新政治制度和海山为增加税收建立的尚书</a>省。[399]对爱育黎拔力八达恢复科举进行研究的，有宫崎市定[400]、杨树藩[401]、姚大力[402]和丁昆健。[403]萧启庆通过对1333年进士的研究，探讨了恢复科举考试对精英流动的影响。[404]关于法律的发展，保尔·拉契内夫斯基的《元法典》[405]中保留了许多资料，每个元代制度史的研究者都应该参考。陈恒昭的《蒙古统治下的中国法律传统》[406]，虽然主要研究1291年的法典，也考察了元中期和其他时期的立法活动。

没有单独的著作专门研究元代中期的财政和经济政策。我们不得不依靠那些整体研究元代的专著。在这类专著中，舒尔曼在《元代经济结构》[407]一书中对赋税、海运、纸钞和官府专卖做了极好的开拓性研究。田山茂探讨了元政府的收支问题。[408]傅海波在《元朝中国的货币和经济》[409]中最充分地研究了货币制度，他认为元代从未过多发行纸钞，货币政策对元朝的衰亡没有直接影响。全汉异[410]、前田直典、岩村忍[411]和彭信威[412]从不同角度对傅海波论述的问题进行了研究。颁给皇亲的“岁赐”，给政府带来了严重的财政枯竭，史卫民对此作了考证。[413]从长江下游到首都的粮食海运，对保证中央政府的经济和政治稳固极其重要，昊辑华研究了这一问题。[414]

对元中期文化倾向和文化政策的研究很多。吉川幸次郎对元代诸帝的中国文学程度的考释[415]，发表于1943—1945年，仍是这一课题的最有深度的力作。傅海波的《蒙古皇帝能读、写汉文吗？》，[416]与吉川幸次郎的论著类似但是独立写作的。二文都指出元代中期和后期的多数君主有很高的中国文学修养。关于图帖睦尔汗的书画收藏，在姜一涵和傅申对图帖睦尔专为收藏书画建立的机构奎章阁的研究中作了探讨。[417]傅申的著作亦包括了妥欢贴睦尔朝。在不同皇帝支持下的汉文著作翻译成蒙古文方面，有沃尔特·富克斯[418]、傅海波[419]和罗依果[420]的研究。

有人认为元代的蒙古人一般对汉人文化一无所知，为消除这一误解，萧启庆撰写了两篇论文，考释了102个蒙古人，其中大多数是元代中期和后期的官员，他们都很熟悉汉人的文化。[421]色目精英的汉文化程度在陈垣的著名著作《元西域人华化考》中有精辟的考证；该书出版于20世纪20年代，现在已有英文译本。[422]

但是还没有可靠的论著解释元廷和蒙古精英如何保留草原文化。这样我们对元廷和蒙古精英的文化倾向的描述只来自一个方面并且是不完整的，因为我们能清楚地看到在中国的蒙古人的逐步汉化，但是我们不知道他们在征服王朝成熟期的元朝所保留的草原文化形态。

7.顺帝与元朝统治在中国的结束

有关顺帝朝的主要史料是明朝初建时修的正史《元史》。但是，《元史》实际上是分两段编修的，指出这点很重要。 是月癸卯（1369年8月13日）即乘驿北去，八月丁卯（9月6日）抵北平，凡诏令、章疏、拜罢、奏请布在方册者，悉辑为一。有涉于番书，则令译而成文。其不系公牍，若乘舆巡幸、宫中隐讳、时政善恶、民俗歌谣以至忠孝、乱贼、灾祥之属，或见之野史，或登之碑碣，或载群儒家集，莫不悉心咨访。且遣儒生危于等分行乎滦、燕南诸郡，示以期日，有慢令者罪及之。爱自丁丑（9月16日）开局于故国子监，至冬十又一月壬辰朔（11月30日）始完，以帙计者八十，择高丽翠纸为之衣，舁至行中书，借官印识之，进于南京。

乙未（12月4日）赴山东，河水方冻，大雪深二三尺，仲善驾牛车遵陆而行，一吸一呼，冰生髯间。己未（12月27日）至济南，其咨询大略如北平时。又明年春正月甲寅竣事，成书又四十帙。所拓碑文，北平四百通，山东一百通不在数中，仍印识如前。三月壬寅（4月9日），辇 还 京师（南京）。

已而诸使者咸集，濂于是有所依据，修成续史四十八卷，夏六月（1370年7月23日）复诣阙上进。[423]

除了认真收集资料外，《元史》有关元后期的部分颇多缺点且随意性很强。整个设计如此急速地完成，主要是因为顺帝和他的继承者爱猷识理达腊还在漠南活动，并且没有放弃中国正统统治者的称号。《元史》的刊行是一个明显的标志，向中国内外的人昭示元代已经结束。

《元史》后一部分作为史料使用的几部非官方著述，单独保存了下来。有些已经翻译并加了注释，著名的有杨瑀的《山居新话》，傅海波译[424]；《庚申外史</a>》，赫尔穆特·舒尔特—乌夫拉格译[425]；埃里希·海涅什的《两个王朝的灭亡》[426]后半部分翻译了顺帝1368—1370年北逃时的日记。其他的资料，读者可在傅海波的《13—14世纪中国私修史著》中查到，此文收录在W. G.宾斯利和E. G.普利布兰克编辑的《中国和日本的史学家》中。[427]

在同时代人的文集中，有丰富的关于元代后期的各种记载，已经被利用的只是很小一部分。文集的作者，主要是汉人，也有其他族人。文集版本和所在图书馆的细目，在日本有山根幸夫和小川尚的书目[428]，在中国大陆有周清澍的书目。[429]

西方对元后期的研究是近些年才开始的，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在中国，对元末的研究至少可以追溯到1936年，吴晗</a>于此年发表了《元帝国之崩溃与明之建立》的长文。[430]最活跃的新出版中心之一是南京大学历史系元史组，该组出版的期刊是《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431]从1982年开始，元史研究会亦出版了元史研究的系列论集，名为《元史论丛》。[432]因为元后期的研究与阿尔泰和蒙古研究、明史研究以及元史本身的研究关系密切，所以新著作的产生有很大难度。两个有价值的通讯有时登载有关元后期的论著，一是《宋元研究通讯》，即从前的《宋史研究通讯》；另外是《明史研究》。

8.元代政府与社会

有关元代政府的最重要的资料收录在基本史书《元史》（编于1369—1370年）、《元典章》（编于1320—1322年）和《通制条格》（编于1321年）。[433]由于元代各皇帝的实录没有保存下来，当代治史者不能像研究明史和清史那样直接使用元代的 《通制条格》和《元典章》中难以读懂的口语形式公文，妨碍学者更充分地利用这些文献。傅海波恰如其分地把这种公文中的特殊语言称为“蒙古语序的汉译”[435]。因为元朝官府使用双语，不像契丹人的辽朝和女真人的金朝只用汉语作为官方语言，所以一定会有许多蒙古公文的译文保留下来。《元典章》和其他元代史料中被特别称为“令旨”的国家法令，是从蒙古文翻译成白话的汉文。[436]阅读和翻译令旨需要一些蒙古语知识，因为这些令旨渗入了蒙古语的句法。

日本和前苏联学者在翻译《元典章》和《通制条格》方面有很大贡献。（前）苏联语言学家I. T.佐格拉夫的《蒙汉文献翻译》（莫斯科，1984年版）是最近的成果之一。佐格拉夫在书中分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1955年出版的元史专家蔡美彪编录的元代白话碑铭。[437] 日本学者岩村忍和田中谦二出版了两卷本的《元典章·刑部》（卷39—57）译注，在他们的著作的 元代政府和法律文书翻译成法文和英文，丰富了制度史研究的资料。保尔·拉契内夫斯基的4卷本的《元史·刑法志》（卷102—105）译注，亦包括了许多《元典章》中有关资料的翻译。拉契内夫斯基著作的 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与西方史学家的接触将中世纪欧洲和西亚的史料引入中国，并在中国兴起了研究蒙古欧亚大帝国的新潮。以前在中国对此很少注意，但是在民族主义增强的时代气氛下，中国人将蒙古征服视为对中国历史有利的现象，并开始拓宽眼界，将草原社会视为现代中国的组成部分。同时，同样的民族主义因素亦导致了他们仇恨作为外国征服者的蒙古人，有时出于时代的谬误将13—14世纪协助蒙古人统治中国的汉人斥为汉奸。简而言之，以前对该时期的文化中心论开始被现代的民族主义观点所取代，导致了对这一时代完全不同的评价，尤其是对它的社会史。元代社会史的现代研究因此充满压力和矛盾。在复杂的局面下，很多中国的元史研究不仅陷入完全僵硬的马克思主义说教，还必须在中国社会史与游牧草原社会两种不同的说法中进行调和，亦要结合因考古发现和发掘传统史料而产生的大量新学术资料。社会历史学家因此不得不经常评估和尽最大可能使用大量有意义的旧资料和新资料。

19世纪后半叶和20世纪初，俄国和日本最重视对蒙古的研究，二者都对蒙古及其相邻地区有扩张兴趣。他们的研究成果，还有法国和德国以及更新的英国和美国的蒙古研究，主要注重于语言学方面。他们亦将汉学的研究题目集中在用汉文资料来研究蒙古文献上。典型的例子是在本书的“元史的传统史料介绍”中附上了有关《蒙古秘史》的讨论。对元代社会史的研究，与元史研究的其他领域一样，还是主要依靠语言学和历史学的研究。尽管我们的学术领域在尽力加宽，开拓性的蒙古学家和汉学家的基本技巧还是必须掌握的。下面是一个基本的介绍。

蒙古研究当然是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许多著名的蒙古学家并不是中国学者，但是在近千年的历史中蒙古史与中国史的联系是如此紧密，将蒙古研究与中国研究相结合的学者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傅礼初在他的文章《全史：1500—1800年近代化初期的平行发展与相互交流》[445]中反复强调应该有一部包括全亚洲的“全史”。如果不是他的突然早逝，傅礼初将在《剑桥中国史》本卷和其他卷的章节中应用这一观点。编撰一部中国、蒙古和其他东亚与内亚人的很接近全史的理想，本卷各章的作者完全接受。但是，这是一个难以实现的理想。

这种困难的典型例子就在元代社会史研究领域中。（前）苏联蒙古学家符拉基米尔佐夫（1931年逝世）研究游牧封建主义的著作在他去世后的1934年出版。[446]该书由米歇尔·卡肖翻译成法文，书名为《蒙古社会制度：游牧封建主义》[447]；此书还由政府主持翻译成日文（1941年）并从日文翻译成了中文。[448]《蒙古社会制度史》和符拉基米尔佐夫的《成吉思汗的一生》[449]不断地被学者引用，在本章中亦多次提到。在估价蒙古人对在他们统治下的其他社会的社会管理观念的影响时，确实应该先了解蒙</a>古社会的性质。符拉基米尔佐夫试图用他的游牧封建主义的理论来解释蒙古历史，并用同样的理论来阐述俄罗斯和西方历史，并不是没有招致批评，见劳伦斯·克拉德的书评《中世纪的封建和鞑靼政体》。[450]虽然符拉基米尔佐夫的著作诱导中国、蒙古和其他国家的学者试图理解蒙古社会的性质并带着这样的理解来分析元代的社会条件，但是这种努力还没有达到雄辩和有用的高水平。社会史研究领域正在向“全史”发展，但是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李则芬的《元史新讲》是当代最大部头的中文元史专著，该书对元代社会确实有一段很长的叙述。[451]这部大部头著作对许多问题进行了认真的分析，这些问题是从清代到当前的学术研究积累下来的。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从本国传统来说，它确实已达到顶点，从很多方面讲是一部最有用的著作。不过，就社会史而言，即使是这样一部部头很大的著作，也还是肤浅的。

中国的元代社会史研究还没有更多地注意政治史、制度史、文学史、艺术史和思想史的研究。在中国大陆，注意力集中在元代社会结构上，主要是单纯的阶级分析，特别是注重元末民众起义的研究。尽管常常是教条的，热情发掘资料和巧妙地利用新考古资料，还是贡献了有意义的新资料。这方面的重要例子有《元代农民战争史料汇编》。[452] 在台湾，由于亦曾于20世纪30年代在欧洲（主要在德国）学习的姚从吾教授的推动，一代元史研究专家已经成长起来。有些人前往国外接受蒙古研究的训练，直到现在中国的大学还不能广泛提供这种训练。姚教授最主要的论著，发表在《东北史论丛》[456]和《姚从吾先生全集》[457]中，他集中研究的是草原民族的汉化问题。不管是从卡尔·马克思的理论角度评判，还是出自民族主义的需求，这个问题在中国的征服王朝研究中都很受重视。对这种问题研究的最好的证明是20世纪20年代陈垣发表的《元西域人华化考》，1935年的修订版后来在陈垣的论文集中重印。[458]钱星海（译音）和L. C.古德里奇于1966年出版了陈垣著作的英文译注本，书名为《蒙古统治下中国的西亚和中亚人的汉化》。[459]

在台湾和国外的大多数姚从吾的学生集中研究政治和制度。虽然年长但与姚从吾同属一代并受到姚从吾极大影响的学者是孙克宽，他是近几十年来的元史研究者中最多产的一位。兰德彰在他编辑的论集《蒙古统治下的中国》中，对孙克宽的论著作了介绍和评价。[460]札奇斯钦亦受姚从吾的影响，他的许多有关元史的研究结合了蒙古学和汉学的技巧。他们在著作中显示的“全史”理想，已传递给本书。这些学者结合蒙古学和汉学的研究方法，代表了这一领域的一个重要和有益的方向。

元代社会史各领域的研究几乎都没有什么发展，但是还是能够列举几项特别有用的研究成果。

慕尼黑大学的汉学家、蒙古学家傅海波，在埃里希·海涅什领导下从事研究工作，他对汉文“笔记”的史料价值作了极高评价。傅海波论著涉猎的时间跨度很大，选题也很宽，详见他的65岁祝寿论集《汉—蒙古研究》。[461]傅海波是 [28][370] E. H.帕克：《鞑靼千年史》（伦敦和上海，1895年版）。

[29][61]沙畹：《出使契丹和女真的中国旅行者》。

[30][473]史泰安：《辽史》。

[31][541]见魏特夫、冯家异书。

[32][837]聂崇岐：《宋辽交聘考》。

[33][871]傅乐焕：《辽史丛考》，2卷， [194][277]兰德彰：《虞集和他的蒙古君主：充当谋士的学者》。

[195][653]《元史》，卷58—63。

[196][662]顾炎武：《日知录</a>》卷26，《元史》。

[197][672]钱大昕：《补元史艺文志》，1791年序（江苏，1874年版）。

[198][673]钱大昕：《元史氏族表》，1791年序（江苏，1874年版）。

[199][815]见郑鹤声：《清儒对元史学之研究》。亦见[749]杜维运：《清代史学与史家》（台北，1984年版）。

[200]见[76]柯立夫英译本《蒙古秘史》， [221]最有代表性的是京都大学元典章研究班20世纪40—50年代的成果，包括[270] 1957年出版的《元典章索引稿》（台北，1973年再版）和《东洋学报》24期（1954年）为元典章研究出的特刊。近年的成果有[515]植松正编辑的典章正文的年代索引《〈元典章〉年代索引》（东京，1980年版）。[221]岩村忍、田中谦二编校了《元典章》卷39—57“刑部”部分——即犯罪和断案部分——并以《元典章·刑部》之名出版，2卷（京都，1964、1972年版）。关于日本的其他研究成果，见[516]植松正的《元代制度与社会》的介绍。

[222][106]伊丽莎白·恩迪科特—韦思特在《苏联对前现代化中国的研究》中的《元代》里，介绍了（前）苏联的研究情况。对其他国家研究成果的综述，现在还没有。

[223][76]柯立夫英译《蒙古秘史》（坎布里奇、伦敦，1982年版）。

[224][623]苏天爵：《国朝文类》（《四部丛刊》本）。

[225][400]罗依果等编：《金元文集传记资料索引》，3卷（堪培拉，1970—1979年版）。

[226][534]阿瑟·韦利：《长春真人西游记》（伦敦，1931年版）。

[227][601]《圣武亲征录》，载王国维编《蒙古史料四种》（台北，1975年版）。

[228]王国维编：《蒙古史料四种》（台北，1975年版）。

[229][515]植松正：《〈元典章〉年代索引》（东京，1980年版）。

[230][404]拉施特：《史集》，2卷，哈力迷编（德黑兰，1959年版）。

[231][407]拉施特：《成吉思汗的继承者》，约翰·A.波义耳翻译（纽约，1971年版）。

[232][406]拉施特：《五世系谱》，手稿，脱卡比·撒拉伊博物馆，编号2932号。

[233][19]阿塔蔑力克·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3卷，米尔咱·穆罕默德·可疾维尼校勘波斯文本（伦敦，1912—1937年版）；[18]阿塔蔑力克·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2卷，约翰·A.波义耳英译本（坎布里奇，1958年版）。

[234][312]米哈伊·阿老丁·术兹札尼：《纳昔儿史话》，W .纳骚·李士编（加尔各答，1864年版）。

[235][313]米哈伊·阿老丁·术兹札尼：《纳昔儿史话》，H. G.拉弗梯译，2卷（新德里，1970年版）。

[236][87]克里斯托弗·道森编：《出使蒙古记》（纽约，1955年版）。

[237][761]李则芬：《成吉思汗新传》（台北，1970年版）。

[238][409]保尔·拉契内夫斯基：《成吉思汗：他的生平和事业》（威斯巴登，1983年版）。

[239][168]韩百诗：《成吉思汗》（巴黎，1973年版）。

[240][333] N. TS.蒙库耶夫：《关于蒙古早期大汗的汉文史料》（莫斯科，1965年版）。

[241][399]罗依果：《耶律楚材（1189—1243年）：佛教徒和治国儒者》。

[242]保罗·比尔：《早期蒙古中国的部落、汗和兀鲁思：早期元史绪论》（华盛顿大学1977年博士学位论文）。

[243][9]托马斯·T.爱尔森：《蒙古帝国主义：蒙哥汗对中国、俄罗斯和伊斯兰地区的政策，1251—1259年》（伯克力和洛杉矶，1987年版）。

[244][29] W.巴托尔德：《蒙古入侵时代及其前的突厥斯坦》， [335][85]窦德士：《从蒙古帝国到元朝：帝国在蒙古和中亚统治形式的变化》。

[336][114]傅海波：《阿合马在忽必烈时期经济发展方面的贡献》。

[337][134]傅海波：《从〈元史〉卷205〈奸臣传〉看忽必烈时期的畏兀儿政治家桑哥的活动》。

[338][376] L.毕达克：《元代的吐蕃政治家桑哥》。

[339][93]戴密微：《南宋陵墓》。

[340][143]傅海波：《元代中国的吐蕃人》， [355][629]《大元通制》残存的条格部分，由国立北京图书馆1930年重印，名为《通制条格》。

[356]关于该书的全目，见[747]苏振申：《元政书〈经世大典〉之研究》（台北，1984年版）， [418][149]沃尔特·富克斯：《元代的蒙文译著》。

[419][118]傅海波：《蒙古统治下的中国史学：民族涵化中史学的作用》。

[420][392]罗依果：《蒙文译本〈孝经</a>〉》。

[421][858]萧启庆：《元代蒙古人的汉学》；[860]《元代蒙古人汉学再探》。

[422][787]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钱兴海（译音）和L. C.古德里奇译注（洛杉矶，1966年版）。

[423][656]宋濂：《宋文宪公集》，卷7，15a—b。

[424][115]傅海波：《杨瑀〈山居新话）：蒙古统治下中国文化的成就》（威斯巴登，1956年版）。

[425][440]赫尔穆特·舒尔特—乌夫拉格译：《庚申外史》（柏林，1963年版）。

[426][163]埃里希·海涅什：《两个王朝的灭亡》（威斯巴登，1969年版）。

[427][136]傅海波：《13—14世纪中国私修史著》，W. G.宾斯利和E. G.普利布兰克编：《中国和日本的史学家》（伦敦，1961年版）， [434]近年叶幼泉、王慎荣在《元史探源》中对《元史》编修过程作了新的考释，见《文史》27辑（1986年）。 [437][875]蔡美彪：《元代白话碑集录》（北京，1955年版）。

[438][221]岩村忍、田中谦二：《元典章·刑部》2卷（京都，1964年、1972年版）。在 [439][412]保尔·拉契内夫斯基：《元法典》，1卷（巴黎，1937年版）；2卷（巴黎，1972年版）；3卷（巴黎，1977年版）；4卷（巴黎，1985年版）。

[440][63]陈恒昭：《蒙古统治下的中国法律传统：1291年法典复原》（普林斯顿，1979年版）。

[441]见陆峻岭：《元人文集篇目分类索引》（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

[442]《宋元地方志三十四种》，12卷（台北，国泰文化事业委员会1980年版）。

[443]见《福兰克·W.柯立夫纪念专集》，《突厥研究》杂志1985年第9期，第5—7页。

[444]萧启庆教授对本文初稿的口头、书面意见和批评，修正了文中的不少错误，作者深表感谢。但是萧教授未看到最后的译文，对文中任何错误不负责任。

[445][111]傅礼初：《全史：1500—1800年近代化初期的平行发展与相互交流》。

[446][524] B. IA.符拉基米尔佐夫：《蒙古社会制度史》（列宁格勒，1934年版）。

[447][525]米歇尔·卡肖译：《蒙古社会制度：游牧封建主义》（巴黎，1948年版）。

[448][526] B. IA.符拉基米尔佐夫：《蒙古社会制度史》，张兴唐、吴禅昆（音译）汉译（台北，中国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1957年版，1967年再版）。[527]另一部直接译自俄文原著的是刘荣焌的译本《蒙古社会制度史》（北京，1980年版）。

[449][522] B.IA.符拉基米尔佐夫：《成吉思汗》，米歇尔·卡肖译（巴黎，1948年版）。

[450][256]劳伦斯·克拉德：《中世纪的封建和糙靼政体》。

[451][762]李则芬：《元史新讲》（台北，1978年版），卷5。

[452][751]杨讷、陈高华等编：《元代农民战争史料汇编》，4卷（北京，1985年版）。

[453][867]韩儒林：《元朝史》（北京，1986年版）。

[454][866]韩儒林：《穹庐集：元史及西北民族史研究》（上海，1982年版）。

[455][818]南京大学历史系元史研究室编：《元史论集》（北京，1984年版），共计770页。注意附录：《1949—1980年的中国元史研究》和《1949—1980年部分元史论文目录》。

[456][831]姚从吾：《东北史论丛》（台北，1959年版）。

[457][835]姚从吾：《姚从吾先生全集》（台北，1971—1982年版）。

[458][787]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修订版，1935年），在《元史研究》（台北，1977年版）中重印。

[459]陈垣：《蒙古统治下中国的西亚和中亚人的汉化》，钱星海（译音）和L. C.古德里奇译（洛杉矶，1966年版）。

[460][275]兰德彰编：《蒙古统治下的中国》（普林斯顿，1981年版），第212—253页。

[461][31]见沃尔夫冈·鲍尔编：《汉—蒙古研究：傅海波颂寿论集》（威斯巴登，1979年版）及傅海波的论著目录，第451—470页。

[462][115]傅海波：《杨瑀〈山居新话〉：蒙古统治下中国文化的成就》（威斯巴登，1956年版）。

[463][136]傅海波：《13—14世纪中国私修史著》，载威廉·G.宾斯利、E. G.普利布兰克编：《中国和日本的史学家》（伦敦，1961年版），第115—134页。

[464][548]箭内亘：《元代社会三阶级》，《满鲜地理历史研究报告》（1916年12月），陈捷、陈清泉汉译本：《元代蒙汉色目待遇考》（上海，无出版日期；台北，1963年重印）。

[465][874]蒙思明：《元代社会阶级制度》（1938年版；香港，1967年再版）。

[466][879]鞠清远：《元代系官匠户研究：质认为元代官局匠户是奴隶的人们》。英文节译载于[89]约翰·德弗朗西斯、孙任以都翻译：《中国社会史论著选译》（华盛顿，1956年版），第234—246页。

[467][856]萧启庆：《元代史新探》（台北，1983年版）。

[468][849]黄清连：《元代户计制度研究》（台北，1977年版）。

[469][759]李干：《元代社会经济史稿》（武汉，1985年版）。

[470][53]陈学霖：《中国明、清的白莲教教义和民众起义》。

[471][105]伊丽莎白·恩迪科特-韦斯特：《蒙古在中国的统治：元代的地方行政管理》（坎布里奇，1989年版）。

[472][10]托马斯·T.爱尔森：《1200—1260年间的蒙古诸王与斡脱》；[104]伊丽莎白·恩迪科特-韦斯特：《元代中国的商人组合：斡脱》。

[473][425]莫里斯·罗沙比：《忽必烈汗和他家族的妇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