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蒙古统治下的中国社会，1215—1368年_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

中国历史中的蒙古时期

1260年忽必烈取得了蒙古帝国最高统治者大汗（更恰当地说是可汗）的称号，到1271年年底他更进一步，宣称从新的一年起，将国号改为“大元”。他这样做是听取了汉人和汉化了的非汉人谋士的建议，新国号运用了谋士们提供的中国历代所惯用的隐喻。他们采取这样的国号是为了将外族征服王朝纳入中原治国的传统中来，以体现出他所宣称的仁政是以他的中国臣民及其文化传统为目标的。[1]这样就有了一个恰当的幌子，但又毫不掩饰蒙古人入主中原以扩充自身并巩固他们的比中国还要广阔的军事帝国这样一个事实。他们处于这样的压力之下：一定要保持自己在中国的军事和政治优势，以便剥削和利用这个世界上最大最富有的国家的资源。早从1215年成吉思汗</a>攻打女真金朝起直至1368年蒙古人被赶出中国，就在这150年当中，蒙古人成功地运用了灵活的手段。忽必烈汗1272年采用中国传统的国号这一举动，标志着蒙古人在政府模式上开始大受汉族的影响。长久而辉煌的忽必烈朝，也标志着元朝统治方式最充分的正规化。但是我们必须指出，对于那些企图把蒙古人的统治与它的根源——草原传统和蒙古帝国的规范标准，这是蒙古人从完全不同的历史体验中得来的——割裂开来的汉式“指导”，忽必烈是不一定都接受的。

然而，从那时起，中国人却将蒙古统治当作符合他们政治传统的一个正统王朝接受下来。虽然现在有充分证据说明那一个半世纪构成了中国社会历史的一个时代，而中国人也一直是这样认为的，但是我们还必须毫不含糊地认清这样的事实：在那个阶段中国社会的管理确实是发生了异乎寻常的变化。我们必须注意到这些变化对元代社会历史产生的效应，我们还必须努力对元以后的历史所受到的影响作出评价。从长远的观点来看，不管怎样，持续性是主流。1240年蒙古人摧毁了基辅，不久钦察汗国又占领了斡罗斯公国，一直到1480年占领才结束。历史学家们在叙述俄罗斯历史时，指出这导致了俄罗斯历史的根本性变化和转向，[2]而在中国历史中，我们却看不到这种根本性的转变。在东亚，蒙古人的征服终止了一些民族的历史，改变了另一些民族的历史，同时也创造了一些新的民族，而最引人注目的是蒙古民族自己。

1215年至1234年蒙古人取胜的早期年月里，他们摧毁了其领土大部分在中国北方边疆的女真人与党项人的国家，这两个民族的成员大量流散或实际上消失了。对汉人的征服则不存在类似的现象。早期征服战争中的那种一味的屠杀不再常见，无论如何，再对付如此的大乱时，其屠杀的规模可能已不再那么大了。13世纪40年代以后蒙古人的征服方式发生了某种程度的转变。这以后的蒙古征服者蒙哥（1250—1259年在位）和忽必烈（1260—1294年在位），与他们那可畏的尚武前辈们相比，更能从蒙古国家的利益出发，有目的地、有成效地对待他们的定居臣民，而中国就是在这一时期归并到蒙古大帝国中的。他们的政策也较好地适应了被征服民族的利益，在一定程度上，这种利益的一致起到了作用。这样说并不是否认那些随后发生的与中国正常秩序不合的灾难性的偏离，但是中国人最终感受到，在蒙古人这种前所未有的对古老文明进行征服所带来的灾难中，他们生存下来而且胜利了。

除外界强加的危机以及汉人对危机的适应这些问题之外，还有一些论据有力地说明元朝正是中国历史发展中的一个分水岭。一方面，中国文明中的一些基本的变化，特别是在组织政府与治国方略方面，在那个时代的末期已经显现出来。这可以看作是在中国长期存在的发展趋势已经达到了它的顶点，而蒙古统治这一特殊条件更增强了这种趋势。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考虑到破坏性的变化，以及汉人对外族统治带来的所有这些新因素所做出的不同反应。这里采用的观点是后者，一系列直接由蒙古统治产生的情况，可解释政治史与社会史的许多问题。从较大范围的社会生活去罗列证据要比仅从政治领域做起来困难得多。本章旨在提出一些在今天历史学家们看来对研究元代有意义、有重要性的社会史方面的问题。

元代中国的人口

一些有关元代社会的最基本的事实目前尚无定论，仍在讨论研究中。最突出的一个例子就是还无法确定中国人口的数字及其分布。本章后一部分将说明，为了社会管理这一目标，元政府比以往任何一个朝代的政府都更重视对其属民按地位与职业进行分类统计。但是，户口、人口实际统计数字并没有像其他中原王朝那样与财政制度直接挂钩；而且元朝负责人口、赋税、土地登记的行政系统并不十分有效。因此，这些数据的可靠性是很值得怀疑的。历史人口统计学家认为，忽必烈朝晚期1290年的那次统计，是元代历次统计中最可靠的。按照《元史</a>》的说法，[3]在籍的有1319万户，计58834711人（见地图37）。

地图37　元代中国登记在册的人口分布

但是历史学家们指出，这里既没有包括新征服的云南行省，也不包括一些分散在边疆地区的州县级行政单位以及住在山区、沼泽和其他边远地区的人口，另外，有几个较大的类别，如僧道、兵士和属于投下的户口都不在其内。

征服南宋后元朝所作的仅有的另一次全国性的人口统计是在1330年，这次新统计的数字表明人口仅有微不足道的增长，所以，很可能其中大部分数字取自1290年的统计结果，并非新的人口统计数字。据1290年人口统计，每户平均人口约4. 5人，似乎低于实际，但也不是不可能。假设13世纪70年代征服南宋后不久元代中国的人口约6500万，这似乎是可以讲得通的。明初1393年的统计数字为10652789户，60545812人，这与1290年的数字是能吻合的，每户平均人口为5.68人，总人口6050万，跟一个世纪以前元朝的数字很接近。有一部长期以来令人信服的著作认为1393年的实际人口要更多一些，这部书还指出在进行人口登记的时候，首先考虑的是财政收入，所以不交税的儿童、寡妇与年老体弱者是不必计算在内的（若都计算在内，每户平均人口就会多一点儿）。[4]这样，元朝1290年的数字似乎从明朝早期也就是1393年的数字得到了进一步的确认。

我们对这些数字的相信受到这样一个事实的挑战：中国的人口在宋代要比这多得多。1109年北宋政府登记了2000万户（人口总数应超过1亿）。1200年前后，金与南宋的人口总和超过1亿。[5]很难相信到了13世纪中国的人口减少了一半，而元朝灭亡之后经过1/4世纪的恢复，到14世纪末人口还是那么少。可是如果我们考虑到行政管理的松散，也就是说政府没有能力进行彻底的统计，还有一部分有意的漏报，比如分给蒙古贵族投下的驱口户等，我们就能够解释为什么1290年的数字如此之低。[6] 1393年当明朝的行政能力加强，有可能进行较全面的统计时，明初的统计数字应有显著增加，至少户的数字应该是接近实际的，即使由于仅考虑财政收入而使人口数字发生了偏差。不料，这些数字却与1290年的数字很接近。尽管这些数字没有一个能看作是努力对全国人口进行全面统计的结果，尽管这些统计是出于财政管理的需要而不是为了进行纯粹人口学的研究，但这些数字显示出来的人口增减及人口分布的总趋势很可能还是反映现实的。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设想，1200年到1400年之间中国人口曾发生灾难性的锐减，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的极端情况。

如果进一步仔细研究这些数字，更显得以上设想是可能的。1207年主要领土在淮河以北的金朝的人口统计为840万户，5350万人（每户平均6.63人）；1223年南宋在籍的有1260万户，以每户5口计算（宋朝的统计无人口数字，不管怎样，每户5人的比率并不算高），假定为6300万人。1215年蒙古人入侵北部中国，而1215年中国人口总数就可以由以上两组数字相加之和得出，约在1. 1亿人到1. 2亿人之间。如果我们看一下1290年元朝在籍人口的分布，我们会看到华北平原人口损失最为严重。1215年至1234年蒙古—女真之间的战争；1235年直到1260年忽必烈登基这几十年松弛的管理所导致的混乱；以及忽必烈朝初期河北、山东军阀的反叛，所有这些都对这一地区起了严重破坏作用。1290年人口统计中与河北、山东大致相当的行政区划的数字，可以拿来与1207年、[7] 1393年在这一地区注册的统计数字相比较，见表8。

表8　河北、山东注册的户数　单位：户

1207年总共330万户这个数字意味着人口总数为1700万至2000万。1290年在这两省注册的仅仅约有这个数字的1/3：如此锐减在当时中国北方是很典型的，包括河南、山西和陕西。很可能直到16世纪末，中国北方的人口才恢复到12世纪末13世纪初的水平。但是我们还不能肯定在人口统计中显示出来的这种减少现象是由于进行户籍登记的行政机关不力，还是由于人口的实际丧失所引起的。如果是后者，我们也不清楚是否由于人民逃难而大批内徙、死于战争、死于由战乱带来的饥荒及疫病，还是由于生活艰难和处于乱世而大大降低了出生率所致。

有很多材料充分说明13世纪和14世纪华北大部分地区长期频繁遭灾，但人口史的准确数字却不能由此引申而出。如果在中国范围内的人口迁徙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那么我们本可指望这些流民的后代会在1393年的人口统计数字中显示出来，结果却没有。我们可以想像人口的减少是各种因素综合造成的，战争、天灾造成人口锐减，在几十年的艰难时世中又很难使人口得到补充，造成了这种不可避免的结果。在这类问题上面对这样大的一个谜是很麻烦的：如果现代历史学家们不能知道确切的人口数字、人口分布以及波动的原因，他们怎么能对这一时期的社会史自信地说出什么来呢？[8]

虽然数字资料目前尚不能解开元代人口史之谜，但幸运的是与定性有关的资料却能使历史学家们对蒙古统治下的中国社会生活作出比较满意的结论，当然决不是说没有不同的意见。

社会—心理因素

汉人在历史上有好几次经历了外族统治，但此前还从没有外族统治整个中国的局面。1206年成吉思汗被他的蒙古部以及与之结盟的各部接受为大汗，以后的十年中，蒙古军队曾数次对中国北部地区发动试探性的进攻。在占领华北以前，他们首先征服了其他两个外族建立的政权：党项人建立的位于西北的西夏，它亡于1227年；征服女真人的金朝花了20年，1234年金朝终于灭亡。在蒙古历史的这一阶段，蒙古军同时西征，横跨亚洲大陆进入欧洲，他们的目标是摧毁任何一个不识时务而对蒙古进行抵抗的国家或城堡，但并不是要占据和统治它。中国北部屡遭蒙古军队的蹂躏，而当地军阀常常只是相互争斗，不能控制局面。所以说，在某些地方如何维持和平与秩序的问题，便在当地社会出现了。

中国北部这种不稳定的总趋势，从13世纪50年代开始转变。这时期成吉思汗的孙子</a>、蒙哥汗的弟弟忽必烈被指派处理蒙古世界帝国中国地区的事务。1253—1254年，忽必烈攻打中国西南，征服了云南，13世纪50年代末他深深地卷入了中国北方的事务，不是作为征服者而是作为统治者，他开始任用汉人和其他族人做他的幕僚。蒙哥汗去世，忽必烈于1260年继位成了大汗。他成为淮河（与南宋的界河）以北中国的实际统治者，并宣称了他对蒙古大帝国的绝对统治权。他从没有使这一宣称名副其实，却越来越深地陷入中国事务，包括13世纪70年代完成了蒙古对南宋的征服，这就又导致他对中国作出长期规划并对在中国的统治更负有责任。中国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统治这么一个拥有庞大的定居人口的国家，对这些出类拔萃的蒙古征服者来说是一种新的挑战。连续几个阶段的征服，在中国人当中已引起了不同的反响。

这种外族征服对汉人来说，特别是对那些最了解这一点的士大夫来说，具有矛盾的意味。一方面，中国获得了10世纪以来的 乡村生活

如果说我们关于城市社会的知识不够的话，那么我们对于中国人口的大多数——在乡村居住的农民以及作为农村社会一小部分的工匠和商人——的情况的了解，就更难令人满意了。在元杂剧、笔记和其他非官方、非正式的历史资料中，关于乡村生活的材料比关于城市或关于各种背景的精英人士的材料要少得多。但是，就乡村社会的某些方面提供一些与现在的了解相比更详细的认识，还是能够做到的。

政府的基层是建立在得自于早先汉人实践的两种管理系统之上的。在忽必烈朝初期，政府下令各种户籍均归地方行政机构管辖。在城镇、近郊及其乡村地区，人户被编入我们可称之为“管区”或“界区”的组织内，在中国其称呼各地不同。它们的头目名义上是公众推选的，实际上是县衙从纳税最多的那些人中挑选出来的。他们的职责是催督差税，也负责维持秩序。

在忽必烈统治早期，他下令从事各种职业的农村人户，特别是从事农业的人户，每50户编为一社。征服南宋以后，村社制度又推广到南方，但是零星的证据表明社的规模相差甚大，有的可能包括几百户。开始时，至少在名义上，社负责劝农以及乡村的恢复。最终社趋向于与负责税收和治安的基层组织合并为一。有人怀疑这一制度既没有全面施行，也没有很有效地坚持下去。但是，这两种村社制度却提示我们：这些对于社会来说多少具有自然性质的村社组织形式，是为了社会管理的目的而被承认和利用的，这很像以前各朝代中它们被利用时的情形。[61]对于大多数中国农民、小商贩以及乡村工匠来说，世袭的户籍和社会的四等级制度对于他们日常生活的影响可能不如对城市和城郊人口的影响那么强烈。

驱口

元朝统治下，乡村生活最受直接影响的方面，是整个地方人口中被征服者军队的将领们占有的、有时人数可达几千或几万的那一部分人，也包括这部分人经营的农田。蒙古人的做法是将军事行动中俘虏来的被征服民族的人口作为战利品奖给黄金家族的成员或者功臣，这些人口不在正常的户计之内，而处于类似于农奴或奴隶的地位。这类人被称作“驱口”（义近俘虏）。[62]在征服早期，这一做法在中国北部相当广泛，而在忽必烈统治时期得以一定程度的继续，并扩展到南方各省。[63]

1235年，即征服金朝后不久，蒙古人便开始进行户口统计与登记，目的是核定军事将领投下的户数，并确定对整个人口统一实施的赋役额。当时登记在册的大致为200万户，而在此之外的投下所占有的户数，据查为76万多。[64]为了从驱口户得到部分赋税，朝廷想将投下置于指定的官员管辖之下，但是投下主人将这些驱口看作他们的私有财产，隐瞒实际数字，以最大限度剥削他们的生产能力。在北方也有一些汉人投下封地，属于有世袭权的汉军将领，与蒙古人、色目人占有投下的情形一样。在对被征服的汉人进行剥削的问题上，中央政府与军事贵族的利益是矛盾的，这一矛盾在整个元代一直存在着。在这一利益冲突中，一般人除了离家逃走变为流民或流徙户以外，没有办法保护他们自己。因此，在1215年至1260年之间中国北方在册人口的剧减，可以用国内大规模迁徙来解释。

忽必烈和他的谋士们看到了与贵族争夺驱口控制权以及对驱口过度剥削造成农村生活的混乱等问题的严重性。他们力图采取广泛措施限制这种过度剥削，使农村安定。如上所述，通过设立负责劝农的社和负责税收、治安的基层组织，忽必烈政府力图减少或直接管辖属于投下名下的农村人户，使他们承担与自由农户类似的赋役。但是忽必烈汗不能够取消蒙古投下制及其驱口与匠户。一个折中的办法是指定行政官员去监督投下，并且从每年税收中拿出一部分来奖励投下领主。这并没有完全消除隐瞒、盘剥和其他一些与中央政府的矛盾。在忽必烈统治的这个较长时期内，约有15%的人口仍是驱口，而隐瞒的数目有可能与此相当。有元一代，在基本的财源以及对待从事生产的农民和工匠方面存在的弊病一直没有克服。

在管理农村人口方面，元朝政府在北方一直使用1260年以前采用的赋役形式，在南方则实行宋朝的两税制。这既说明政府能够实际地采取灵活措施，又暴露了其行政管理的弱点。这种弱点十分明显，助长了全国范围的流徙以及地主所有制的滥行，这在富庶一些的南方省份尤为厉害。中国农村的经济条件依旧很恶劣。忽必烈时期农业曾有一些恢复，但是在其不得力的继承者时期又都丧失了。很多方面都可以证明这一点，尤其是当时文献中记载了大量流民的许多材料更能说明这个问题。[65]

可以说明元史中这一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有关元末民间宗教及与之相关的造反运动的大量记载。与摩尼教有遥远的渊源关系的明教教义预言弥勒佛会在世界最黑暗、人民最苦难的时候出世。其大多数来自长江以北的几百万中国农民相信了14世纪中叶的元代中国世界就要接近黑暗的尽头，很快就会转人金色的、极乐的光明之中，天堂会在人间实现。

这个教义成功应用的原因之一是农村生活确实极端艰难，容易让人产生否极泰来的幻觉。这种思想使得普通民众的大多数易于追随声称与弥勒佛有一些关系的领导人物，而很多领导者都这样树立自己的形象。另一个原因是传统的儒家学者虽然在群众中仍享有原有的声望，却只能起到已无号召力的地方领袖的作用，普通人中的大多数已不大受到精英们传统式的影响。元末起义的一个特点就是儒士们一般都在政府徒劳地镇压各派起义中与政府站在一边。其他没有宗教性质纯粹是贫苦农民走投无路的起义也为数不少，其中很多只不过是以村社的自卫运动开始的，政府无力镇压强盗，村社就自己武装起来。近年研究14世纪的起义有很大进展，很快就会有能够较充分反映农村社会轮廓、描述日常生活实际状况的总结问世。[66]

我们要再回到本章开始的那一点上来：我们还处于这样的窘境，在可以允许的最大误差范围内仍不能说出元代中国究竟有多少人口，或者说不知道如何对我们得到的令人费解的统计数字所表明的人口剧减情况作出说明。只要对这个基础性的重要问题拿不出答案来，我们就最多只能提出一些从宏观上加以阐述的历史问题，只能对与此有关的新近研究成果进行概述，只能提出一些有限的、暂时有用的总结意见。元史之所以引起我们的兴趣，是因为在那个重要的时间断限内，一定存在着引起社会变化的各种潮流或各种影响的某种联系，这对我们了解中国历史可能具有极大的启发价值。

* * *

[1]改建国号诏书的译文及改建国号意义的讨论，见[275]兰德彰编《蒙古统治下的中国》的“前言”， [15][854]见萧启庆：《元代的儒户：儒士地位演进史上的一章》。

[16][13]托马斯·T.爱尔森：《13世纪的元朝和吐鲁番的畏兀儿人》， [20][674]钱大昕</a>：《十驾斋养新录》，卷9， [40]详细的分析见[793]陈高</a>华：《论元代的军户》。

[41]对探马赤军已有不少考释。近来发表的成果有[752]杨志玖：《元史三论》， [58]谢和耐在[156]《蒙古入侵前中国的日常生活，1250—1276年》中对杭州有神奇的描述，该书先以法文出版，后又有英文译本。

[59]见[180]乔治·A.海登：《中 世纪中国戏剧中的罪与罚：三出包公戏》。这是展示社会评判观念的公案戏。许多元杂剧现在还没有译本。

[60]关于《元典章》的研究情况，见本书山我写的“元史传统史料”。

[61]见伊丽莎自·恩迪科特—韦斯特为本书写的政府一章和她在[105]《蒙古在中国的统治：元代的地方行政管理》中的研究，第119—122页等。

[62]关于“驱口”和其他被奴役的人的基本史料，见[759]李干：《元代社会经济史稿》，第38—58页。

[63]忽必烈汗时的例子，见李则芬：《元代的社会》，载[762]《元史新讲》第5卷，第348—528页，特别是第506—511页。

[64]见[867]韩儒林主编：《元朝史》所列表格，第1卷，第222页，以及相关的论述。

[65][775]邱树森、王颋：《元代户口问题刍议》，第116—118页。

[66]见本书第七章和我在[323]《剑桥中国明代史》中“明朝的兴起，1330—1350年”里关于民众起义对明朝建立的作用的论述，第11—57页，特别是第12—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