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与铁木真</a>，1150—1206年
种族分布
1236年底，大批蒙古军队在大将速不台的率领下越过伏尔加河，右翼向北进入不里阿耳领土和斡罗斯诸公国；左翼则进入北高加索和钦察草原西部。到1241年军事行动奉命停止时为止，斡罗斯诸王公已被征服。也许蒙古人看来更重要的是对他们进行抵抗的欧亚游牧部落最后一部分——大批钦察部落已经被置于他们的控制之下。从中国东北到匈牙利，所有“毛毡帐篷下的人”，无论是主动或者是被迫，现在都已成为一个庞大的游牧民族统治下的成员。
13世纪在蒙古人推动下的草原部落的空前统一，与12世纪的分裂和纷争形成鲜明的对比（见地图24）。那一时期政治和社会融合的水平，常常是单个部落，或者充其量是各部落之间小而不稳定的联盟。这些部落联盟中最强大的，是西边的钦察和准噶尔地区的哈剌契丹。它们确实能够控制草原的几个部分和邻近它的内地。但是，它们只不过是古代庞大的游牧帝国——如匈奴人、突厥人或哈札尔人所建帝国的苍白无力而且不完善的翻版而已。缺乏政治上的统一同样也是草原东半部的特点。蒙古高原的某些部落（亦儿坚，irgen）保持了它们内在的凝聚力，但其他部落则分解成部落的组成单元——氏族（斡孛黑，obogh），而后成为独立实体，他们为了牧地、政治领导权和他们农耕邻居的支持而你争我斗。虽然构成成吉思汗</a>帝国内在基础的蒙古主要部落的历史资料很有限，但对于它们的地理分布和它们的内部融合程度，我们还是能够知道其大概。[1]
地图24 草原世界，1190年
最西边的部落为乃蛮，有可能起源突厥。他们居住在阿尔泰山脉的南坡和也儿的石河（今额尔齐斯河）的上游。乃蛮是一个有着固定首领（罕）的相当凝聚而稳固的群体，直到12世纪末，统治家族的内讧才切实地破坏了他们的统一。由于乃蛮最接近位于吐鲁番盆地和天山北坡的回鹘文化的中心，所以总体上他们在文化方面比蒙古中部和北部的部落要较为先进。乃蛮从他们南面的先进的定居近邻畏兀儿那儿学到了各种各样的行政管理方法。他们也共有相同的宗教传统，即受到土生土长的萨满教习俗强烈影响的基督教聂思脱里派。
克烈，在乃蛮的东面，在他们邻居的影响下也信奉基督教聂思脱里派。在整个12世纪，他们拥有稳固的统治地位和一定程度上的政治统一。他们领土的核心在色楞格河与斡耳罕河（今鄂尔浑河）流域的上游。这一地区由于战略上和观念上的原因，在东部草原所有成功的游牧部落联盟的形成过程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
蒙古高原东南部地区，是戈壁地区的心脏，居住着说突厥语的汪古部。他们的主要居住地天德——马可·波罗笔下的Tenduc——刚好位于靠近战略要地鄂尔多斯沙漠的黄河拐弯处的北面。这儿构成了金朝和唐兀或称西夏王朝的边界。显赫的汪古部王室，是聂思脱里派的坚定信徒，他们认为他们自己至少在名义上是女真人的臣属。
弘吉剌，亦作翁吉剌，在汪古的北面，占据着大兴安岭西坡。他们在12世纪晚期与金朝保持着联系，而且在那时，他们由几个不同首领相当松散地进行统治。弘吉剌与他们西边的近邻——蒙古部保持着经常性的通婚关系。这一习俗在蒙古帝国建立之后，依然继续。
怯绿连河（又名龙驹河，今克鲁伦河）南面的草原地区，属于蒙古高原更强大和更富于侵略性的部落之一——塔塔儿人。在金朝的煽动下，塔塔儿在草原政治生活中，扮演着非常活跃的角色。女真人为了保持游牧部落的分裂状态和他们自己边界的安全，积极挑动塔塔儿与邻近部落，特别是克烈和蒙古的冲突。由于这一政策的巨大成功，由大规模的屠杀而造成的各个部落之间的长期不和，成为12世纪中叶所特有的现象。
成吉思汗自己所在的部落——蒙古，生活在克鲁伦河与鄂尔浑河之间，正好位于塔塔儿的北面。在12世纪50年代初至70年代的25年里，他们自身陷入彼此不共戴天的分裂状态，这样，就常常成为他们的邻居进行劫掠的牺牲品（见后面“蒙古人的早期历史”节）。在所有东部草原部落中，蒙古也许是最分裂，而且看起来最不会产生能够统一“毛毡帐篷下的人”的领袖人物。
蒙古的西北面，是三姓蔑儿乞的领域。三姓蔑儿乞，正如他们的称呼，共分为三支，每一支都有自己的首领。他们分布在色楞格河的下游，贝加尔湖的南边。虽然三姓蔑儿乞偶尔也联合起来发动对邻部的袭击，但他们像其他居住或靠近于森林地区的部落，如谦河（今叶尼塞河）上游的吉儿吉思和生活在贝加尔湖附近的斡亦剌一样，并没有高程度的凝聚力。
社会等级
与草原游牧部落的一般情况一样，这些蒙古部落是由不同数量的假定有联系的氏族“斡孛黑”组成。这些氏族通过父系追溯到称为始祖的祖先。[2]因为其全体成员被认为是一个骨头（牙孙，yasun），即同一祖先的后裔，所以氏族本身是实行族外婚制的实体。它的领导成员决定迁徙路线、分配牧场、组织狩猎和劫掠，而且作出有关加入或退出部落联盟的决策。这些氏族的一个明显特点是常常容易分成许多分支：当氏族在数量上增加或经历了内部的倾轧后，他们分裂为氏族分支，这些分支依然能够繁殖而发展成新的氏族。由于不断有氏族分支脱离原始的主系形成为另一个氏族，而且由于取得军事成功的大氏族具备了部落的许多特征，所以，史料对这些氏族的命名相当模糊和混乱，这使我们很难确定某一时期某个分支的确切形态或它同其他诸分支的关系。
虽然家族关系很明了，但氏族和部落本质上是由单个人组成的政治实体，这些人的血缘纽带常常是虚假多于真实。在草原，共同的政治利益被典型地演绎成宗族关系。所以，古老的蒙古人（和其他部落的人们）的宗族血统是意识形态上的宣传，而不是生理学关系方面的可信描述，目的是加强政治团结。这就说明了以这种氏族和部落（它们本身就是任意地临时构成的）为基础的政治组合为什么天生就是变动的、灵活的和不稳定的。这也解释了为什么部落联盟和帝国结合得如此之快，而后在内部纷争与外部压力之下又迅速瓦解。[3]
在氏族和氏族分支之下是游牧部落的帐落——阿寅勒（ayil），这是蒙古草原经济的基本生产单位。阿寅勒通常由一个大家庭构成，它有自己的毡帐（格尔，ger）和牲畜。为了协作劳动或地方防卫，几个阿寅勒也许会临时组成一个古列延（gǜ re’ en），意为“圈子”，也就是以毡帐和套车环绕而成的营地。
除了分成血缘群体外，蒙古社会还被分成几个松散的组成阶层——贵族、平民和奴隶。贵族们宣称，他们这个氏族的名称是从他们祖先的名字得来的，作为其直系子孙，他们享有贵族这种地位。这个阶层为氏族和部落提供政治领导。然而，对于权力的继承或任命没有严</a>格的规定，选择首领有相当大的随意性，主要根据个人贡献和经历，通过氏族重要成员的非正式一致同意而产生。良好的家世资格当然是有利的，但不是必须的，贵族出身总是被认为能够培养成为有能力的成功的首领。要成为部落或部落联盟的统治者，要通过更加正式的程序——召开由贵族和有声望人士组成的会议，或称忽邻勒台（khuriltai ）。
血缘集团的下层和旁系组成的平民，被称作“黑发”或“黑头”，构成人口的大部分。虽然贵族们占有大量牲畜并使用最好的牧场，但这两个阶层之间既没有明显的社会差别，也没有生活方式上任何巨大的不同。社会阶层的底层是孛斡勒（bo’ol），即奴隶或仆从，他们通常是从对邻近部落或定居居民的掠夺中获得的。个人和整个血缘集团都能够成为其他人或血缘集团的仆从，也就是说，单个人能够成为他的捕获者的个人奴隶，而一个氏族或其一部分，如在战争中失败，也都会成为获胜的斡孛黑的奴隶或被保护者。无论是个人或者是氏族的一部分，都有义务为他们的主人从事家务、畜牧或者农业劳动。在战争期间，他们要拿起武器为主人战斗。虽然孛斡勒明显处于从属地位，但他们常常被看作家庭的组成部分，甚至没有正式解放也能得到事实上的自由。
重要氏族首领或部落汗的那可儿（N?k?d，单数为N?k?r），或被译为“伴当”，在古代蒙古社会中是另一个重要的阶层。他们构成有雄心壮志的首领或汗的扈从，为他提供军事和政治建议，一般说来还要执行主人发出的任何命令。从追踪迷失的牲畜到外交谈判中担任个人的使者。作为对他们效劳的回报，那可儿可以得到保护、物品和食物。作为真正的密友，他们和主人一起战斗、生活、饮食。那可儿是从各个社会阶层招募的。有一些那可儿是贵族成员，他们和不属于他们自己部落或氏族的统治者保持着自由的关系。有一些是在战场上表现出能力和忠诚的孛斡勒，比如说著名的木华黎统帅，成吉思汗把他从奴隶阶层提升到伴当阶层。那可儿虽然有着种种不同的社会背景，但他们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据我们所知，他们同他们的主人没有血缘关系。
最后，从结构方面而言，12世纪蒙古诸部是非常复杂的实体。通常，这样一个部落的核心是由氏族和氏族分支组成，为了政治需要，这些氏族和分支根据一个公认的但却是人为设计的家谱而宣称有一个共同的祖先。隶属这个核心的是各种无血缘关系的人：氏族之间通过婚姻关系，单个奴隶和附属氏族通过军事征服和捕获而被奴役，而那可儿则从不同的外来渠道中吸收。
经济状况
蒙古高原居民的基本职业是放牧畜群。蒙古人拥有的牲畜共有五大种类——马、绵羊、骆驼、牛和山羊，其中的每一种都有它特殊的用途，这五种牲畜的价值有着公认的高低顺序。马，是草原游牧部落骄傲的财富，可用于军事活动、迁徙和管理畜群。没有它们，就不可能有干旷草原游牧部落的粗放性、流动性的经济。居 军事制度
成吉思汗在1204年引进蒙古军队的十进位制遵循了已有的草原传统。然而，它被采用的规模则是空前的。在1204年所形成的军事单位方面并没有多少数字可提供。而在1206年却有一个完整的蒙古军队战斗序列保存在《秘史》中，1227年的一个类似名单也保存在拉施特的《史集》中。[32]根据前者的材料，1205—1206年乃蛮人被打败和所有其他部落随之投降之后，成吉思汗以他可利用的极度扩充的有生力量组建了95个千户（敏罕）。在此之上还要加上10个千户组成他的私人护卫军。1227年成吉思汗去世时的数目则表明从蒙古诸部征调的千户的数量已经增加到总数129个。这些军队几乎不可能长期维持名义上的兵力，但至少在理论上来说，成吉思汗军队的纯蒙古成分的兵力在10. 5万与12. 9万之间。随着蒙古人的领土扩张，同一制度又被强加于属民——草原游牧部落和定居居民——身上，到13世纪中叶，蒙古军队的数量，虽然在任何地方没有被记载，但肯定是1206年或1227年数量的好几倍。
千户，而不是更有名的万户（土绵），是成吉思汗时代的基本军事单位。当需要增加时，10个千户会联合组成一个临时的万户。其中一个下级千户的指挥官被任命为这一更大组织的指挥官，而同时，他又继续指挥他自己的千户。看起来，成吉思汗所有的将领都永久地作为千户长（那颜，蒙古语noyan，复数为noyad）而效力，甚至被委任掌管更多军队时，也还是如此。大部分指挥官是成吉思汗的伴当和其家族成员，由于这个原因，军队许多最高级长官都拥有诸如牧羊者（火你赤）、管家和箭筒士之类似乎不太重要的头衔。
作为一支军事力量，蒙古军队的成功依赖于它的机动灵活、纪律严明和听从调遣。他们没有超人的技术优势，也没有秘密武器。所有的游牧军队都天生机动灵活，但没有一个像成吉思汗的军队那样纪律严明。据我们所知，成吉思汗的训言（札撒）似乎主要是关于军队纪律方面的。残存下来的片断表明，对不服从命令的处罚是严厉的，而且军事单位共同对其单个成员的行为负责。
指挥官在战场上有效地协调大兵团运动的能力是蒙古军事机器的另一个明显证明。这一听从调遣的特性得自和平时期经常性的训练，通常以各军事单位加入的大规模狩猎为形式。这也有纪律方面的因素。蒙古战地指挥官被要求严格按照事先安排好的行动计划行事。如果一支军队没有能够在指定的时间和正确的位置出现，它的指挥官就会立刻被处罚，不管提供什么借口也无济于事。[33]
蒙古军队除了它的首要任务之外，还有重要的行政职能。在1204年和1206年产生的千户的全体成员包括服兵役的战士以及他们的家属与奴隶。每一个千户既是一个军事单位，又是同一官员那颜控制下的地方政府的一个组织。十进位的建置给成吉思汗提供了一个机会来暗中破坏部落的权力与忠贞，并在一定程度上用军队纪律和团结一致来取代它。以前的对手诸如塔塔儿、克烈或乃蛮之类作为部落群体被有计划地破坏了，并被零散地分配给混合千户或者是分散成为由其他人组成的千户的属民（孛斡勒）。只有表现忠诚的旧有的同盟部落被允许组成他们自己的同一种族的千户。例如，弘吉剌人被允许以一个部落组成千户，以他们自己的首领为长官。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的部落，不论它忠诚的记录如何，也只是被束缚在一个新的制度框架下并服从于严格的军事纪律。千户，既是军事动员的一种手段，也是社会控制的手段。
蒙古人的思想体系
在13世纪初期，蒙古人精心制造了一个思想体系，不管怎样，他们自己满意的是，这使成吉思汗家族的统治权合法化并为他们的扩张政策进行辩护。虽然这一体系肯定到13世纪40年代已经定型，但这些原则被最初表达并传播的确切时间还不清楚。不过，似乎有理由认为，在1206年，成吉思汗和他的顾问们在他称汗时已经注意到了称汗的合法性这一问题。虽然蒙古意识形态的其他部分也许是后来被加上去的，但在这个时候概括整个思想体系是非常适宜的。
蒙古人的主权概念，像许多其他欧亚民族一样，植根于神圣的王权观念。在蒙古人自己的模式中，至高无上的权力由天神即草原游牧部落的主神长生天（蒙哥·腾格里）授予一位地上首领。作为天神选定的代表，成吉思汗受到长生天的保护和扶植，后者保证他军事与政治冒险的永久成功。这样，伴随他夺得权力的鸿运就成为天意的表明。死里逃生、危险的及时警告和战场上出乎意料的胜利，都被用来证明成吉思汗是地上惟一的合法君主。前面提到过的他的九游白旗，也标志并肯定了他的好运和由此而产生的统治君权。
由于成吉思汗控制了鄂尔浑河河谷及其在突厥铭文中称为于都斤山的周围山脉，控制了东部草原所有的以前游牧政治中心地区，故而他更加自负。根据蒙古地区以前的突厥传统，好运（qut）和君权与对这些神圣山脉的占有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确实，蒙古人有他们自己的圣山不儿罕·合勒敦，在那里他们的汗必须驻留，但值得注意的是，当成吉思汗选择帝国首都的地点时，他选择了位于于都斤山心脏地带的哈剌和林，这可能是为试图利用这一地区固有的好运并动摇游牧世界的观念。[34]
授予成吉思汗并随后传给他的继承人的君主权力在特点上是世界性的。在发动战争之前，蒙古人习惯于向其邻国发出要求投降的命令，他们宣布有权，如果不是义务的话，将全世界置于他们的统治之下。他们边界之外的所有国家被认为是正在形成的蒙古帝国的组成部分，而且所有的国家都被要求毫不犹豫和毫无疑问地接受蒙古人的宗主权。因为在蒙古人眼里，他们的扩张是由神核准的，所以，任何拒绝投降的人都会由于阻挠了神意而遭受最严厉的惩罚。[35]
天命与一统天下的主张在众所周知的中国政治原则中也有反映，但在蒙古人整体观念中可以找到完全与突厥人类似的观念。虽然不能排除直接的汉人影响，但似乎更有可能的是，蒙古人引进的这些观念，不论其原始出处如何，均是通过突厥人，尤其是畏兀儿人作为媒介传入的，而后者对蒙古国家在其形成年代时的影响是非常广泛的。[36]
早期的征服
除了帮助加强和巩固成吉思汗对东部草原地区的统治外，1206年的忽邻勒台还制定了各种新的军事和外交行动计划。会议结束后不久，蒙古人发起了肃清不亦鲁黑汗及其追随者的战斗，这导致了乃蛮的灭亡。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蒙哥在他整个帝国里对估税和征税制定了统一和固定的体系。作为保证最大征税量的措施，大汗发布旨令，在已归属蒙古人统治的领土内恢复经济；在各个战场，破坏和屠杀要控制在最小程度；遗弃农耕地和被破坏的城市对帝国国库毫无益处。
这些改革的效果是很难衡量的。的确，1258年对报达的掠夺表明破坏性的行为仍在继续。但即使旧习性非常顽固，蒙哥仍在认真地努力去阻止对定居地区进行不必要的破坏。事实上，严重违反旨意的蒙古官员受到严厉处罚。1258年的某个场合，大汗鞭打了他儿子阿速带的随从，原因是在汉地干涉农业活动。同时，他对从汉地农民的菜园里抢夺蔬菜的官员处以死刑。在另一事例中，一名被控谋杀了一个波斯平民的蒙古万户长在犯罪地点呼罗珊的城市徒思的城门前被处死。[114]
复兴的计划也产生了一些实际效果。1219—1223年间遭到严重破坏的突厥大城市的经济生活恢复到了被征服前的水平；中原的一些区域，例如河北的邢州，也被重建。为了支持这次改革，蒙哥将斡脱商人置于控制之下，大幅度减少宫廷的支出，并且成功贯彻并实施了新的税收措施。分地内部的状态的资料是有限的，但是只要大汗感到帝国利益受到危害，他就会对这些领域进行干预（详细情况见“忽必烈与中国北部”一节）。
蒙哥不是出自道德的考虑，而是为获得并控制支持扩张计划所需的资源而减轻和调整他的臣民的负担。他打算同时对南宋、高丽和西亚展开大规模的进攻，这样，从掠夺成性的诸王到逃税的农民，任何妨碍和阻止物资流动的人都会引起蒙哥的愤怒和憎恨。在计划中，平民仍然被压榨，但这是在一个正规和有系统的基础上，并且限制在帝国代理人的管理下。
通过将内部的改革和新一轮扩张相结合，蒙哥完成了两个较为重要的目的：首先，他使分裂的蒙古的统治精英忙于准备和实施军事作战行动；其次，以为军事行动取得物资为名，他使权力集中于中央，因而得以巩固对汗位的掌握。在这些情况下，对不满的诸王来</a>说，在帝国贯彻成吉思汗命令他的人民去征服世界的遗愿时，是很难对蒙哥的权力发起挑战的。多数蒙古人，不管他们在其他问题上有什么分歧，通常都同意蒙古帝国的主要使命就是征服。
无论这些政策中有多少是为自己利益服务的，都不能认为蒙哥只不过巧妙地利用成吉思汗的言语和声望来为自己的个人利益服务，他看上去是真诚地相信蒙古人有一个伟大的使命——统治全世界，并且对他来说，使他祖父的遗愿化为现实是义不容辞的。
动员
为了确保进一步的征服战争所需的物资，蒙哥要求进行新的并且精确的全国性人口调查。这次人口调查旨在认定并动员帝国的财富和人力以投入战争，因而将牲畜、果园、原料（例如铁和盐的储备）还有人都列入清单。无论是调查范围还是严密程度，蒙哥的统计清单都超越了以前窝阔台和贵由的成就。[115]
在中原进行的调查始于1252年，是在蒙哥派驻马合木·牙老瓦赤机构里的代表不只儿的指导下进行的。在1255年、1257年和1258年进行的补充调查弄清了流动人口的数字，并对新近投降地区的居民进行登记。在西亚，人口调查由阿儿浑阿哈负责。他与大汗的私人代表密切合作，在阿富汗、伊朗、伊拉克以及外高加索进行调查，时间在1253年和1258年间。在金帐汗国所做的登记最初于1254年发出命令，事实上统计在1254年开始于北高加索，1259年在斡罗斯公国最北端的城市诺夫哥罗德达到高潮。
在这次调查里，就像以往一样，进行人口调查的队伍由大汗、各地区的汗以及其他有关的皇室成员的代表组成。积累起来的资料登记入册，调查一结束，就直接呈送给蒙哥。因为最新的人口调查数字都在控制之下，中书省能够对他们预期从特定地区或者附属国所得到的征税数量和军队征兵数目作出合乎情理而又精确的估计，这样使地方势力很难克扣应当上缴中央的资源。
按照马合木·牙老瓦赤于13世纪30年代在突厥斯坦创立的制度，平民百姓的纳税负担在被登记的时候就分别确定了。依照他的设计，一共只有三种基本税：向成年男子征收的人头税（khubchir，忽卜绰儿），以钱币支付；由农村人口以实物支付的农业税（khn，哈阑），以及在城市的市场和许多关卡所有商业交易以现金收取的商业税（tamgha，探合）。[116]
根据当时的穆斯林编年史家的详细叙述，忽卜绰儿是在帝国的每一处按照个人的支付能力而确定征收的。最初的税率在每年穷者1个 [36]关于与突厥类似的观念，见[158]彼得·B.戈尔登：《西欧亚大陆前成吉思汗游牧部落的政治组织和国家观念》。
[37][42]保罗·D.比尔：《成吉思汗兴起时汉地与蒙古边界的作用》，第63—68页。
[38]有关这一情节，见[13]托巴斯·T.爱尔森：《13世纪的元朝和吐鲁番的畏兀儿人》，第246—248页。
[39]有关对金朝的战争，见[301]亨利·D.马丁：《成吉思汗的兴起及其征服中国北方》。
[40][76]《秘史》，第248节（第184—185页）；[227]札奇斯钦：《中原与蒙古游牧民的贸易往来与冲突》，第198页。
[41]关于契丹人反抗金朝的起义，见[225]札奇斯钦：《契丹反对女真压迫的斗争：游牧与农耕》。
[42]巴托尔德详细论述了西征，见[29]《蒙古入侵时代及其前的突厥斯坦》，第355—457页；[380] I. P.彼得鲁合夫斯基：《1219—1224年蒙古军在中亚的远征及其后果》。
[43][76]《秘史》，第239节（第173—174页），错误地将术赤对森林诸部的战争系于1207年。对《秘史》年代混乱的考释，见[372]伯希和：《卡尔梅克史评注》，第1卷，第5、57页（注39）、第60页（注58）。
[44]黄时鉴仔细地计算了木华黎能够使用的军队的数目，见[847]《木华黎国王麾下诸军考》。对战役的叙述，见[390]罗依果：《木华黎、孛鲁、塔思和安童》，第45—55页；以及[301]马丁：《成吉思汗的兴起》，第239—282页。有关1217—1225年蒙金战争中宋朝的作用，见[379]查尔斯·A.彼得森：《旧幻想与新现实：1217—1234年宋的对外政策》，第204—220页。
[45]在准备这一节时，我主要参考的是[391]罗依果的精辟研究：《蒙古早期的北中国人》。
[46][391]罗依果：《蒙古早期的北中国人》，第128—132页。
[47][598]赵珙：《蒙鞑备录</a>》5b；[164] E.海涅什、姚从吾编译：《〈蒙鞑备录〉与〈黑鞑事略</a>〉》，第35页（以下简称海涅什编译本）。
[48][598]赵珙：《蒙鞑备录》，13a；[164]海涅什编译本，第79页。
[49][312]米哈伊·阿老丁·术兹扎尼：《纳昔儿史话》，第335—336页；[313]拉弗梯译本，第2卷，第965页。
[50][653]《元史》，卷153，第3609页，记载刘敏于1223年被任命负责燕京（中都）地区的税收。这也许表明一个更有序和熟练的征税体制在这时已被引进某些固定地区。但在13世纪30年代的财政改革之前，总起来说，还没有证据表明一个中央控制下的统一有序的税赋征收计划在中国北方存在。
[51][555]姚道中：《丘处机</a>与成吉思汗》。
[52][301]马丁：《成吉思汗的兴起》，第283—308页；[373]伯希和：《〈马可·波罗游记〉注释》，第1卷，第304—330页；[262]克恰诺夫：《蒙古—西夏之战与西夏的灭亡》，第46—61页。
[53][76]《秘史》，第254—255节（第189—197页）；404]《史集》，第1卷，第443页；[38]波义耳：《成吉思汗的继承者》，第18页。
[54][19]阿塔蔑力克·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第1卷，第31页；[18]波义耳英译本，第1卷，第42—43页；[29]巴托尔德：《蒙古入侵时代及其前的突厥斯坦》，第392—393页。
[55][404]《史集》，第1卷，第399—417页，提供了每个单位的完整分配细目。然而，需要强调的是，这个细目表“仅仅”包括在蒙古本土发展起来的那些军队。虽然缺少细节，但很明显，除了4000人的“蒙古军”作为基干外，三个较年长儿子中的每一个还有被征集起来的辅助军队供自己调遣的权力。这样，1227年术赤、窝阔台和察合台所控制的军队的数量实际上要比拉施特记载的要多出许多。有关进一步的探讨，可参阅[470]约翰·M.史密斯：《蒙古人力与波斯的人口》，第273—275页。
[56][653]《元史》，卷115，第2885页。
[57][76]《秘史》，第269节（第209页）；[11]《世界征服者史》，第1卷，第144—149页；[18]波义耳译本，第1卷，第183—189页；[653]《元史》，卷2，第29页。有关窝阔台的新称号，见[393]罗依果：《汗、合罕与贵由的印》，第272—281页。
[58][12]托马斯·T.爱尔森：《西征的前奏：1217—1237年蒙古对伏尔加—乌拉尔地区的军事行动》。
[59][280]加里·莱迪亚德：《蒙古入侵高丽及〈蒙古秘史〉的成书时间》，第1—16页。
[60][76]《秘史》，第269节（第204页），记载保卫成吉思汗的那些卫士在窝阔台登极后被分给了他。虽然大部分怯薛确实分给了窝阔台，但[406]《五世系表》（一份未出版的有关拉施特《史集》的家庭资料），手稿1051—106r，127r—1，提供了一个很长的成吉思汗四个儿子的继承人的世系表，指明成吉思汗的“个人千户”转到了拖雷手下，这是怯薛中最精锐的军队。参见[404]《史集》，第1卷。第555页；[38]《成吉思汗的继承者》，第163页。
[61]《元史》，卷120，第2961页。
[62]关于达鲁花赤，见[68]柯立夫：《达鲁花赤考》。关于达鲁花赤与八思哈之间可能的联系，见[519]伊斯特万·瓦撒理：《八思哈制的起源》。
[63][43]保罗·比尔：《蒙古不花剌的汉—契丹管理机构》，第一次指出了他称之为“共有的卫星式行政管理”的这些行省机构的性质，并追溯了它们的发展。
[64]有关这一家族的简史，见[7]托马斯·T.爱尔森：《马合木·牙老瓦赤》。
[65][399]罗依果：《耶律楚材（1189—1243年），佛教徒和治国儒者》。
[66][196]萧启庆：《严实，1182—1240年》，第119—122页。
[67]有关耶律楚材的财政与行政改革，见[399]罗依果：《耶律楚材》，第201—207页；[333]尼古拉·TS.蒙库耶夫：《关于蒙古早期大汗的汉文史料》，第34—36页。
[68]《元史》，卷2，第36页。
[69]早期蒙古财政制度的最全面记载保存在[599]《黑鞑事略》，13a—b。该书由彭大雅</a>、徐霆撰写，两人都是宋朝的使者，于1234—1236年游历过中国北部。对该书的翻译与相关部分的研究见[442]舒尔曼：《13世纪蒙古的贡纳制》，第312—318页。
[70][5991《黑鞑事略》，10a；[164]海涅什编译本，第133页。
[71][599]《黑鞑事略》，15a—b；[144]海涅什编译本，第152页。
[72][19]《世界征服者史》，第1卷，第165—166、170—177页；[18]波义耳译本，第1卷，第209—210、213—215页。
[73][653]《元史》，卷2，第35页；卷95，第2414页。
[74]关于这个时期儒生的处境，见[299]牧野修二：《金后期和元初期〈十经〉的翻译》。
[75][653]《元史》，卷2，第36页；[601]《圣武亲征录校注》，106b。
[76][653]《元史》，卷2，第37页。
[77]关于这个时期中国北部状况的简要叙述，见[609]姚燧</a>：《牧庵集</a>》，卷15，4a。
[78][119]《世界征服者史》，第1卷，第156—157页；[18]波义耳译本，第1卷，第198—199页。
[79][35]见波义耳：《窝阔台汗的葬地》。
[80]这个原则在成吉思汗去世时并不适用，因为他的正妻孛儿帖，有可能即位的诸子的母亲，已在他以前死亡。而且，成吉思汗最后一次疾病时间短暂，他的次妻中没有人有机会在宫廷中建立自己的权势。
[81]很可能她的实际称号不是“六皇后”而是“大皇后”，即她的蒙古称号也可合敦（Yeke Khatun）的直译。显而易见，这一错误是13世纪时在汉人作者中产生的，因为“六”和“大”在字型上是相似的。见[397]罗依果：《论脱列哥那1240年的旨令》，第42—43页。
[82][653]《元史》，卷2，第38页。
[83][445] M. A.塞非迪尼：《具有大蒙古国别乞铭文的钱币》。
[84]关于草原民族中继承斗争的性质，见[113]傅礼初：《奥托曼帝国中的突厥——蒙古人的君主制传统》。
[85][404]《史集》，第1卷，第445页；[38]《成吉思汗的继承者》，第120页。
[86][76]《秘史》，第275—276节（第215—217页）。
[87][404]《史集》，第1卷，第523—524页；[38]《成吉思汗的继承者》，第120页。
[88][467] R. A.斯克尔顿译：《芬兰地图及其与鞑靼的关系》，第84页。
[89][87]道森：《出使蒙古记》，第25页。
[90][19]《世界征服者史》，第1卷，第209页；[18]波义耳译本，第254—255页。
[91][610]程钜夫</a>：《雪楼集</a>》，卷25，17b。
[92][87]《出使蒙古记》，第66一67页。关于他的阿塔毕称号，见[19]《世界征服者史》，第1卷，第213页；[18]波义耳译本，第1卷，第259页。
[93][653]《元史》，卷122，第3012页；[609]姚燧：《牧庵集》，卷19，10b—11a。
[94]关于这次登记的详情和史料，见[8]托马斯·J.爱尔森：《1245—1275年蒙古在俄罗斯的户口调查》，第36—38页。
[95][606]胡祗遹</a>：《紫山大全集</a>》，卷151，20b—21a，叙述了1247—1249年之间几次这样的突发事变。
[96][404]《史集》，第1卷，第574页；[38]《成吉思汗的继承者》，第188页。
[97][19]《世界征服者史》，第3卷，第83—85页；[18]波义耳译本，第2卷，第603—604页。
[98][653]《元史》，卷2，第39页。袁桷</a>也注意到了贵由计划对拔都的进攻，见[611]《清容居士集</a>》，卷34，24b—25a。
[99]见[195]萧启庆：《元代的军事制度》，第36页，关于“勇士”的详述。
[100][19]《世界征服者史》，第1卷，第217—218页；[18]波义耳译本，第1卷，第263页。
[101][19]《世界征服者史》，第1卷，第219页；[18]波义耳译本，第1卷，第264—265页。译文引自波义耳书</a>。（译者按：此处译文引自中译本上册，第310页。）
[102][638]《大元马政记》，29b—30a有关译文见[33]鲍登和札奇斯钦：《大元马政记简注》，第254—255页。
[103]关于她非凡经历的描述，见[425]莫里斯·罗沙比：《忽必烈汗和他家族的妇女》，第158—166页。
[104]关于这次忽邻勒台的日期，有1249年或1250年的不同记载。见[371]伯希和：《蒙古与教廷》，第3卷，第199—201页，注3。
[105][653]《元史》，卷3，第44页。[403]拉施特：《史集》，俄译本，第1卷，第1分册，第140一141页。
[106]这段情节在多种独立的资料中详细叙述，例如，[653]《元史》，第3056页；[87]《出使蒙古记》，第147—148页；[19]《世界征服者史》，第3卷，第39—47页；[18]波义耳译本，第2卷，第574—579页。
[107][439]撒亦夫·伊本·穆哈默德：《也里州志》。
[108][87]《出使蒙古记》，第203页；[249]刚扎克茨·乞剌可思：《阿儿马尼（亚美尼亚）史》，第236页。
[109]这是W.巴托尔德在[28]《突厥斯坦史》中的论点，见第2卷，第一部分，第148页。
[110][653]《元史》，卷3，第54页。
[111]这一部分是以我的论文[6]《蒙哥汗时期的护卫与统治机构》为基础写成的。
[112]据1254年访问蒙哥的鲁不鲁乞记载，蒙古人因他们的成就而骄傲，他们的远征将使世界上所有的人向他们投降。见[87]《出使蒙古记》，第149—150页。
[113]这些措施的相同记载见于[653]《元史》，第45页；[19]《世界征服者史》，第3卷，第75—78页；[18]波义耳译本，第2卷，第598—599页。
[114][653]《元史》，卷4，第51页；[403]《史集》，第154页。
[115][8]见爱尔森：《蒙古在俄罗斯的户口调查》，第38—52页。
[116]关于赋税种类的演变，见[469]约翰·M.史密斯：《蒙古人和游牧民的税收》。
[117][28]巴托尔德：《突厥斯坦史》，第149页，首先指出蒙哥使赋税货币化的努力。
[118][87]《出使蒙古记》，第144、169—170页。
[119]此次战役的详细探讨见[36]《剑桥伊朗史》，第5卷，第340—352页。
[120][468]约翰·M.史密斯：《爱音扎鲁特：马鲁克的胜利或是蒙古的失败？》。
[121]汉文文献中有关这次战役的最详细报告.可在此次行动的指挥兀良合台的传记中见到，见[653]《元史》，卷121，第2979—2981页。亦见[147]奥托·福兰阁：《中华帝国史》，第4卷，第316—319页。
[122][404]《史集》，第2卷，第685页。
[123]关于忽必烈的改革以及其后与大汗的对抗，见[856]萧启庆：《元代史新探》，第285—294页；[54]陈学霖：《姚枢（1201—1278年）》，第25—28页。
[124]关于他死亡的原因，见[462]谢尔盖·什科里尔：《火炮前的中国砲》，第336—337页，注18。
[125][653]《元史》，卷153，第3619页；[373]伯希和：《〈马可·波罗游记〉注释》，第1卷，第126—127页。
[126][312]术兹扎尼：《纳昔儿史话》第430—431页；[313]拉弗梯译本，第2卷，第1255—1257页。
[127][653]《元史》，卷3，第45页。汉文曲儿只可以追溯到格鲁吉亚的典型波斯语和阿拉伯语Gurj，见[373]伯希和：《〈马可·波罗游记〉注释》，第2卷，第738—7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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