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西夏_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

概述

12世纪中叶，是西夏（约982—1227年）统治的鼎盛时期，此时，西夏的疆域囊括了鄂尔多斯和甘肃走廊地区。在东北部，其国土沿黄河与金朝相邻；在西方，延伸到了敦煌至玉门以外的地区；在北方，到达了戈壁南缘的额济纳（黑城）；而在南方，则抵达了青海湖畔的西宁和兰州城。西夏的首都中兴位于黄河沿岸的贺兰山脚下，党项皇帝通过首都，统治着全国三百多万人口。除了作为主体民族的党项人之外，西夏的臣民包括汉、吐蕃、回鹘以及形形色色的羌人和突厥人的族群。

西夏境内各民族间的界限或清晰可辨，或含混不清。当时并没有禁止异族间通婚的法律条文，所以我们就很难对西夏境内的各个民族进行明确的界定。党项语、汉语和吐蕃语都是西夏官方认可的语言，并且都在社会生活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虽然目前对于西夏行政机构的内部职能所知甚少，但是就其外部结构而言，西夏政权明显属于汉地的模式。皇室收入主要来源于税收和内外贸易，税收大多以实物来支付，主要限于畜牧业和灌溉农业的产品。[1]

佛教是西夏的国教，佛教地位显赫并得到了西夏王室和宫廷的慷慨保护。党项人信奉的佛教是一种混合宗教，它属于北方佛教的一支，在中国—尼泊尔风格的艺术品中，吐蕃密教和汉地大乘经典的传统奇妙地糅合在了一起，这种风格通常被称作“黑城”风格。从现存的有关西夏的文字和实物资料中不难推断，这种宗教极大推动了党项文化，像《孝经</a>》、《论语</a>》、《孟子</a>》之类的流传久远的汉文经典都有西夏文的译本，西夏的政府官员和文人们往往将这些经典作为他们的研究对象，当然他们同样也喜欢阅读一些庄子</a>、老子</a>、军事论著、占卜指南以及一些针对大众伦理的佛教训诫之类的著作。作为信奉佛教的统治者，党项皇帝一方面努力塑造自己成为神圣的偶像，同时也在其宫廷里给予吐蕃喇嘛以崇高的地位。[2]

对于党项帝国而言，12世纪大体上可以说是一个和平的时代，帝国在当时人的眼中也不再是令人生畏的战争机器，而在一百多年前，为了维护自身的独立地位，党项人不得不经常与宋朝，有时也与辽朝展开殊死的战斗。在辽朝崩溃之后（1125年），党项统治者非常理智地与东方邻人金朝保持了诚挚的关系，与高昌、龟兹、于阗、哈剌契丹、鞑靼、乃蛮、克烈部等西方或北方的贸易伙伴，他们肯定也保持了类似的友好关系。在蒙古入侵前夕，党项国家在东亚的文化和政治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

这个复杂而成熟的政权经历了若干世纪的风雨沧桑，它的王族的源头一直可以追溯到隋代（581—618年），甚至更早的党项。独立的党项政权出现于982年，并在1038年正式宣布成立“大夏”政权，建国245年之后，在1227年被蒙古人摧毁。近年的研究表明，西夏统治家族的残余从蒙古人手中逃脱，在四川西部重新建立了他们的统治地位——虽然规模要小得多。在明代，他们以“土司”的身份为明朝服务，直到1700年左右才寿终正寝。据信，现代川西某地还居住着这个民族的后裔，他们所操的方言与西夏的语言有近亲关系。[3]

党项族的起源

在最早的汉文文献记载中，将党项人称作“党项羌”，并将他们记述为汉代西羌的后裔。自远古以来，羌人就占据着青海湖周围的草原和青海湖以南，黄河、大通河、湟水源头附近的山地。在这一片地区的边缘地带，就是位于吐蕃东北部，习惯上称作安都的地方，早期党项和吐蕃的先民们大概都混杂居住在这一地区。对党项语言的研究证实，就分类而言，操党项语的人可以归为藏缅民族的古代成员。而就其文化来说，党项人则具有其他羌族族群的许多特点。

“Tangghut”（党项）这个名字最初是在鄂尔浑突厥鲁尼文碑铭中出现的，时间是在公元735年。可以肯定，这个字最初必定是来源于某种阿尔泰语系的形式，此后很可能是通过中亚的媒介——可能是于阗语或粟特语，从吐蕃的自称衍生出来的。后来，党项（汉文中又作“唐古特”或“唐兀”）就成了北亚和中亚地区对于某些居住在安都——青海湖，甚至甘肃地区的部落群体的通称。这个名称一直使用到了19世纪。在以后的汉文、突厥文、阿拉伯文的文献中，以及19、20世纪前往汉藏交界地区的西方探险家的传记中，都广泛使用了这个称谓。[4]

在他们自己的语言中，党项人自称为“Mi”、“Mi-?iah”或“Mi?ag”（汉文作“缅药”或“弭药”），而“Mi-?ag”，也是藏文中对党项人的称谓。在7世纪唐史中曾明确记载，“其故地陷于吐蕃，其处者为其役属，吐蕃谓之弭药”。在以后的吐蕃文献中，“Mi-?ag”是指位于北方的一个王国，也就是青海湖以东及东北的那个地区。到了最后，这个词终于演变成了对整个西夏领土的称谓。在11世纪期间，青海湖的吐蕃人和于阗人在与宋朝宫廷的书信往来中，就是以这个名字来称呼西夏的党项人的。到13、14世纪时，“Mi-?ag”（汉文作“米纳古”或“米纳克”）这个词就与“河西”（蒙古语“Khashin”）等同起来了，都被用来指称原来西夏的臣民和属地。在四川西部的地名和口碑传说中出现的木雅和木纳，也属于“Mi-?ag”的异称。总之，无论其来源如何，“Mi-?ag”是一个得到广泛应用的名称，而它的种族和地理属性迄今还不十分清楚。[5]

党项人在其发展过程中受到了周边地区文化的深刻影响，尤其是在东亚大陆具有支配地位的印度—吐蕃、汉、突厥—蒙古三种文化，对党项文化的影响尤其重大。在公元4世纪到7世纪期间，青海湖地区处在吐谷浑鲜卑政权的统治之下。这个鲜卑政权的缔造者吐谷浑是慕容部人，他在4世纪初年率部从东北迁徙到了青海湖地区，并创建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政权。吐谷浑政权统治了羌人地区的腹地，在青海湖周围水草丰美的牧地上过着游牧生活，而且与当地上层人物结成了联姻关系。到隋代时（581—618年），党项人是作为吐谷浑属部宕昌和邓至的遗种出现在载籍中的。他们的最初出现是在6世纪末叶，这个时间恰恰与突厥 其他一些措施反映出了当时党项边界的扩张和军事力量的壮大。西夏分作12个称为“监军司”的军事区域，其中六监军司为左厢，治夏州以东，辖治国家东半部；六为右厢，名义上治甘州，辖治西半部（见地图12）。

地图12　西夏，1111年

这种独特的内亚结构，也是吐蕃在凉州的军事组织的特色，而且很可能正是吐蕃人为党项的军事组织类型提供了范例。每一监军司照例由“贵戚豪右”中任命三名官员充任首领（关于他们的治所，参见地图12）。次一级的官职由普通党项人或汉人担任。高居于整个结构之上的是左、右厢的两名首领，这个职务通常是由王族或王后的戚属担任，他们的权势几乎可以与一国之君相提并论。这些部落寡头政治集团的代表者与君主嵬名间的关系，逐渐不可避免地演变成了一种你死我活的关系。

在嵬名元昊统治的鼎盛时期，党项军队的数目达到了15万到30万，他们中的大多数都被指派去保卫边境地区和内部战略要地，从而分别处于这个或那个监军司的管辖之下。当决定要调动军队时，由中央政权派信使用银牌向被调动的将军发出指令，由将军从征兵册中召集需要的兵员。所有身体强健的15岁至60岁的男性公民，都有服兵役的义务。[58]接受银牌，就意味着遵奉君主征召军队的要求。此外，党项统治者还经常与将军们在战前盟誓，嵬名元昊在1038年就曾这样做过。

十二监军司建立之后，逐渐演变成了地方政府的最重要的机构。除此之外，党项统治者还改组和扩大了来源于宋朝制度系统的官僚机构。嵬名元昊创建了中书省（主政）、枢密院（主军）、三司（理财）和御史台（监察），此外，十六司在名义上也是在尚书令的监理之下。这些官署的最高职务是由汉人或党项人担任的。其他一些职官采用了党项官称，如同最高军事职务一样，这些官职显然也是为党项统治集团的精英专门设置的。[59]但是在汉官垢名称的表象后面，西夏政府机构的实际运作情况究竟如何，仍然是模糊不清的。例如，我们对西夏政府的财政活动几乎一无所知。

在1035—1036年间，西夏军队发动了对青海的吐蕃人、兰州附近的部落以及河西回鹘的战争。在上文中，已经讨论了旷日持久的征服河西的战争。吐蕃与党项在湟水谷地进行过几次激烈而持久的战役，双方都遭受了严重的损失。虽然没有征服青唐，但是嵬名元昊还是利用唃厮啰与其年长的诸子以及被杀害的前大臣之子间的日渐疏远的关系，孤立了这位吐蕃首领，并迫使他临时撤退到了青唐以西的地区。此后，党项军队挺进兰州，确保了后方一线免遭吐蕃的袭扰，切断了吐蕃与宋朝的联系。后来他们甚至深入到了马衔山（今临洮县以北），修筑堡塞，守卫这一地区。[60]

大体上就在这一时期，尤其是在1038年之后，宋朝试图与吐蕃建立联合战线来抵御西夏，但是这一努力实际收效甚微。对于西夏来说，唃厮啰的衰落最终将意味着更大危险的降临，因为它并没有能够阻止宋朝在11世纪末年对这一地区的吞并。

对于反对他的政策和统治的人，嵬名元昊总是迅速而果断地采取行动，在许多记载中都保留了这方面的实例。1038年秋天，正当嵬名元昊准备最后公开登基称帝时，最高军事首领（嵬名）山遇率领军队逃入宋朝边界，寻求庇护。但是宋朝将山遇引渡给了元昊，被元昊处死于宥州。山遇和他的弟弟是元昊的“从父”，曾担任西夏军队左、右翼的首领。这次事件表明，嵬名元昊急于摆脱宋朝属国地位的行为，在西夏内部遭到了广泛的反对。宋朝拒不接纳山遇则说明，尽管宋廷对西夏统治者充满了疑虑，但他们最终还是不愿因为隐匿所谓的背叛者而违反与西夏订立的和约。[61]

嵬名元昊的登基最终还是按照预定计划进行。首先，元昊假作要盟誓进攻宋朝鄜延路，会同诸首领歃血为盟，将血与酒混合盛在骷髅中，饮酒为誓。然后，野利氏兄弟野利旺荣（又称刚浪陵）和野利遇乞分别被任命为西夏军左、右翼的首领，以取代此前图谋叛逃的元昊的从父。野利氏兄弟不是皇位继承人的母亲野利皇后的叔叔就是她的兄弟。他们掌握了西夏的大权，成了炙手可热的人物。[62]

1038年的十月，元昊正式即位，称大夏皇帝，时年30岁。他宣布了新的年号，而且同时还为父、祖追谥了帝号和庙号。此后，新皇帝巡幸西凉府（西夏对凉州的正式称谓）祠神，并积极调兵遣将，做好了军事上的准备。与此同时，元昊派遣特使携书信前往宋都，通报西夏建国的消息，并请求宋朝承认西夏为友好而享有独立自主地位的西邻。书信写作者明确希望达到的目的，其实只有通过战争手段才能实现。

此前，宋廷对元昊称帝已有风闻，所以对夏使的到来并不十分惊异。宋仁宗（1022—1063年）没有采纳处死西夏使团成员的建议，表示愿意接受普通的礼节，但是拒绝接受驼、马等礼物。同样，夏使也“不肯受诏及赐物”，被护送返回边界。后来，仁宗下诏削夺了元昊的官爵，并关闭了所有的边市。嵬名皇帝也将宋朝所赐袍带并一封“嫚”书送返宋廷，声言：[63]

藩汉各异，国土迥殊，幸非僭逆，嫉妒何深！况元昊为众所推，盖循拓跋之远裔，为帝图皇，有何不可？

此后，双方立即开始了谈判，以解决在党项统治者的地位及其名分方面的分歧，到1044年才最终达成协议。与此同时，两国都投入了一场破坏甚巨的消耗战争，这场战争因党项人取得了三次较大的胜利而特别引人注目。左翼首领野利旺荣作为党项首席谈判代表，先后与宋朝的范仲淹</a>（989—1052年）、庞籍（988—1063年）等人在延州进行了和谈。

到1042年，因为西夏统治者拒绝在给宋朝的书信中称臣，谈判在中途被搁置。但是也就在这一年，辽朝进行了外交干预，党项军队也令人惊奇地击败宋军，从而打破僵持局面。[64]这时，契丹人迫使宋朝进一步在关南做出领土上的让步——关南是河北地区的一个战略揳入点，可以直接威逼开封。在接受契丹人这些要求的过程中，宋廷极力主张由契丹人向他们的属国西夏施加压力，调解自己与西夏的矛盾关系。宋朝还进一步秘密向庞籍授意，只要西夏统治者向宋朝称臣，宋朝就接受西夏提出的议和条件，而且元昊还可保留本民族的“兀卒”的称号。

1043年初，党项统治者在致宋仁宗的书信中，就双方间的关系提出了一种新的表述程序：“男邦泥定国兀卒囊霄上书父大宋皇帝”，“邦泥定”似是西夏党项名的异译（汉文写作“白上国”），“曩霄”则是元昊本人的新名字。宋朝一位大臣指出，这种表述不过是当时在宋、辽外交往来中使用的类似程式的翻版。[65]最后，宋朝否决了元昊的新建议。

数月之后，宋朝也提出一些条款，其中特别强调党项君主可以称“主”（高于王，低于帝），接受“岁赐”。不久，西夏一方回</a>复宋廷，提出了11项要求，其中包括增加岁赐数额、给予党项使节更多的贸易特权、允许在宋朝境内出售白盐等。宋人再次发现，党项人又模仿了契丹的先例。辽朝以他们最初要求的关南的土地作为交换条件，已经满意地使宋朝增加了财政援助数额。这种明显的仿效行为使宋廷确信它的两个北方邻人西夏和辽是勾结串通在一起的。这种认识使宋廷很快就陷入了非常尴尬的境地，因为仅仅一年之后，宋朝猜想的这两个同盟伙伴之间就因一些反叛的党项边境部族而爆发了战争。

当党项皇帝最终同意接受称“臣”的地位之后，宋廷扩大了居住在开封的政府邸店里的党项使节的贸易权，并增加了岁赐的数额，但是党项盐的买卖却并没有合法化。[66]1044年五月，正当和谈完成之际，契丹人就以追击反叛的边境部族为名，入侵到了西夏境内。党项人大胆地谋求与辽、宋同等的外交地位的行为，也许是导致契丹发动讨伐战争的主要原因之一。由于辽廷提出了不要立即与西夏议和的警告，宋朝谨慎地拖延对嵬名元昊的册封。但是当得知契丹被打败之后，宋朝就马上采取主动，派遣使节在1044年冬天与西夏达成了和约。

除了上文提到的诸点之外，宋、夏条约还议定西夏在宥州，而不是在党项都城接待宋使，规定会见使节时，采用与接待辽使相同的宾客礼。恢复边境榷场。岁赐总数25. 5万，其中：绢15. 3万匹，茶3万斤，银7. 2万两。[67]但是宋、夏和约中对边界问题存而未议。由于未能划定一条清楚的边界，为双方日后的激烈争端留下了深深的隐患，直到宋朝北方领土尽陷于金，宋、夏双方没有了共享边界之后，这一争端才得以消弭。

与此同时，西夏与契丹间的战争仍在继续。党项统治者巧妙地挫败了辽朝的三次入侵之后，又赶快明智地缓和了与恼羞成怒的辽廷的关系。[68]虽然双方关系暂时得以缓解，但是几年之后，争端再起，我们甚至不能肯定，辽朝是否正式册封过嵬名元昊的继承人谅祚（Liang-tso）。

嵬名元昊帝位的继承

对于嵬名元昊之死，有各种不同的记述；关于他的继承人的出身，记载也非常混乱。[69]当对宋朝的战争行将结束时，党项皇帝将已经与自己的儿子订婚的没氏新娘纳为自己的妃子。虽然这一乱伦的行为遭到了广泛的谴责，但是元昊此举的目的，很可能是为了削弱皇后野利氏家族的炽烈势力。没氏后来生了一个儿子。元昊正式指定的继承人是野利皇后之子宁凌噶。野利旺荣和野利遇乞是野利家族位尊权重的长者，他们分别把持着西夏宫廷和军队的大权。旺荣和遇乞可能认为形势的发展会对自身的利益构成严重的威胁，于是他们安排宁凌噶与皇后叔父（也可能是哥哥）野利旺荣的女儿结成了夫妻。后来，在举行婚礼的前夕，野利旺荣邀请皇帝到帐内做客，图谋暗杀元昊。但是，他们的阴谋不慎败露，结果野利旺荣、野利遇乞和野利氏的其他三个成员都被处以死刑。在有些史料中，将上述事件的时间定在1042年或1043年，并将事件的起因归结为宋朝的颠覆活动，但是我们认为，这些事件很可能是发生在夏、宋和约缔结一两年之后，即1045年或1046年。

野利皇后虽然当时没有受到惩罚，但是此后不久就遭到了皇帝的贬黜，没氏被立为皇后。然而先前的野利皇后仍然保持着对皇帝的巨大影响，她最终使皇帝回心转意，痛悔自己轻率地处死了皇后的清白无辜的族人，并竭力寻求这次屠杀的幸存者。于是嵬名元昊找到了野利遇乞的妻子（出自著名的没藏氏），并将她带进了皇宫。当皇帝开始临幸没藏氏时，野利前皇后将她转移到了首都郊区的一所寺庙里，但是皇帝仍然与没藏氏保持了私通的关系。据宋朝正史称，1047年二月，没藏氏生下了一个男孩，这个孩子出生于“两岔”河边，所以因河名命名为“谅祚”。其他的记载将谅祚的出生时间定为皇帝死后两月，即在1047年末或1048年初。[70]

谅祚是在母舅没藏讹庞家里长大成人的，没藏讹庞曾在野利遇乞手下服役。野利皇后的被贬（1047年？），激起了被剥夺了继承权的太子宁凌噶刺杀皇帝、为野利氏报仇雪恨的愿望，太子的行为得到了没藏讹庞的默许。当年末，在劓去了父亲的鼻子之后，宁凌噶逃进了没藏讹庞的宅邸，但是没藏讹庞却立即逮捕了这位倒霉的年轻人，并将他与其他幸存的野利氏成员一起处以极刑。

为了确保他们的傀儡幼帝的地位，没藏氏的长者没藏讹庞炮制出了一套完善的方案，野利氏败落之后留下的权力真空</a>，很快就由没藏氏填补了。元昊在遇刺后的次日就去世了，为了选定新的君主，西夏召集了大首领议事会。部落长者一致同意嵬名元昊的侄子作为皇位继承人，因为元昊的侄子是由已故的皇帝在遇刺前就已经选定，并在临终遗嘱中再次明确指定的继承人。只有没藏讹庞对此持反对意见，他提出的理由是很虚伪的，讹庞认为由侄子继承皇位，将会违反既定的长子继承惯例，而且称被选定的继承人缺少“功业”。为此，没藏讹庞提出了以幼年的皇帝私生子为继承人的建议。据记载，他的建议没有引起任何异议，这不能不说是十分令人惊诧。于是元昊的幼子成了新皇帝（庙号毅宗，1048—1068年在位），他的母亲被尊为皇太后。没藏讹庞则成了摄政者和宫廷的“家相”，即西夏事实上的统治者。

在反对部落寡头政治集团的斗争中，嵬名元昊最终没能使王权保持不坠。在元昊以后的50年中，西夏实际上是由后族统治的，最初15年由没藏氏秉政，后来权力又转落在了势力强盛且娴于权谋的梁氏手中。这种由母族执政的类型显然深深地植根于党项（和吐蕃）的社会政治和血缘亲族的传统之中。

国政危机：毅宗朝（1048—1068年）、惠宗朝（1068—1086年）和1100年前的崇宗朝

与毅宗同时代的汉族文人们，对他极尽诋毁之能事，将毅宗描述为一个冥顽不化、轻率荒忽的年轻人、元昊的不肖子孙。但是事实上，当毅宗成人时，他一直致力于改变极端不利的局面，以维护自己的自主地位，他还制止了国家权力和声望的衰落。作为政治阴谋的牺牲品，皇太后是在1156年（译者注：应为1056年）去世的。1061年，年仅14岁的毅宗，便铲除了没藏讹庞。为了寻求比没藏讹庞更可靠的联盟者，毅宗与自己的同谋梁氏结姻（梁氏早先是没藏讹庞不得宠的儿媳），并任命梁氏的弟弟梁乙埋为新的世袭家相。[71]梁皇后及其兄弟两代主政，西夏的命运一直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大批嵬名氏成员被镇压、流放，或被剥夺了权力。而其他人则主要是基于荣誉和忠诚，接受了后族专政的现实。

强大的梁氏集团在西夏政治生活中占据了支配地位，他们的权力建立在与他们结为联盟的部落首领控制的武装力量的基础之上。这些部落与宋朝边疆大吏及其属下的非汉族部落有着世代的血仇宿怨。这样一来，大权在握的梁氏集团就得以煽动起对宋朝毫不妥协的敌对态度——宋朝曾长久地危害西夏的利益，而一旦统治集团内部的反对呼声加剧时，要改变这种做法就变得越来越困难。另一方面，为了反对好战的部落集团，维护自己的权威，党项皇帝经常被迫做出亲宋的姿态。毅宗解决了与宋朝间长期悬而未决的边界争端，议定了一条新的东部边界；同时，他还安排设立了与宋朝边界的榷场，早年因为没藏讹庞挑衅性地在屈野河沿岸从事移民活动，这些榷场曾被宋朝关闭。

大约在没藏讹庞去世前后，毅宗请求宋廷恩准“去蕃礼，从汉仪”，并请求服饰汉族衣冠。[72]毅宗的行为引发了一系列关于汉族与党项礼仪的争论，双方时而他占上风，时而你据优势，这种波动反映了主张亲汉派与党项排外派之间的相互力量对比的变动。后来，皇太后主张拥护党项礼仪，而只要有机会皇帝就要改用汉族的传统习俗。在兴州朝廷的权力斗争中，汉族的标志制度，甚至是具体的汉人，都成了双方斗争的武器（和被攻击的对象）。

毅宗这些举动的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个人权威的范围。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也可以将它看作是试图得到宋朝承认并增强党项的威望的一种努力。辽朝在这时已经冷淡了与西夏朝廷之间的关系，转而竭力向与党项人时和时战的吐蕃人表示好感。1058年，辽廷将毅宗没有得到的一位契丹公主嫁给了唃厮啰的儿子并且是最后的继承人董毡。[73]与此同时，宋朝与西夏间永无休止的外交较量也在继续进行：党项使臣一再要求得到与契丹使臣相等的礼遇，而宋朝官员则抱怨党项使臣素质低下，言辞无礼；双方相互攻讦不已。

1067年，一位宋朝边疆官员靠施展阴谋，夺取了西夏的城市绥州。[74]作为报复，党项人杀害了一名宋朝官员，斥责他为口是心非的奸诈之徒。经过冗烦的争论之后，宋朝决定坚守绥州，这一决定大大激怒了党项人，此后他们就开始不断地骚扰这一地区。同年底，毅宗去世，年20岁。他很可能是在战斗中受伤而死去的。在这年冬天，毅宗的长子，7岁的嵬名秉常（惠宗）继承了皇位。

毅宗着手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逐渐放弃了他父亲创立的处理汉人与党项关系的旧例。[75]汉人之所以对他和他的政策深恶痛绝，与其说是因为他的一些所谓的性格弱点，倒不如说是因为他的背离传统的行为。

惠宗朝（1068—1086年）

惠宗统治时期，或更确切地说。是他的母亲梁太后统治时期，是一个纷扰频仍的时期。1070—1071年，因为宋朝拒绝就解决绥州事件进行谈判，导致了宋朝与西夏间一场没有结果的战争。随着这场战争的爆发，拉开了惠宗统治时期的序幕。此后，宋朝为取代青唐的吐蕃人，开始着手制定在西方兴建边境要塞的庞大计划。宋、夏条约一再被违背，竞逐军功的丰厚赏赐大大刺激了宋朝各级官员对战争的狂热情绪。

在扩张主义情绪的鼓动下，宋朝变本加厉，在1081—1083年，1091—1093年和1096—1099年频频对西夏发动进攻。1081年，宋军收复兰州，挺进青唐。随着战争的继续和战场的扩大，梁氏集团对于独立性日益增加的武将的依赖也越来越强。皇族嵬名氏的成员是这些武将的首领，他们统治着西夏的中部和东南地区，而且与控制着邻接陕西西部和青海地区的西南地区的仁多氏结成了联盟。

与此同时，党项与契丹的关系开始得以改善，而受到强大压力的吐蕃人也在谋求发展与西夏之间更密切的联系。1072年，党项皇帝甚至将自己的妹妹嫁给了董毡的儿子蔺逋叱（Rinpoche）。[76]

年幼的党项皇帝是在母亲梁太后和太后的弟弟梁乙埋的完全支配下长大成人的。为了保证梁氏家族能够继续掌握政权，他们将梁乙埋的女儿嫁给了皇帝。1080年，惠宗因不满于母亲的支配，放弃了皇太后在1070年恢复的党项朝廷礼仪，转而赞成汉人礼仪。次年，夏廷揭露了一起阴谋，据称，年轻的皇帝与他的汉族宠臣李清策划，要将鄂尔多斯南部地区归还宋朝。事情败露之后，李清被诛，惠宗也被临时囚禁在了距离皇宫五里远的一所戒备森严的城堡里。皇帝的支持者立即召集军队，公然反对梁氏的统治。国相梁乙埋派遣使臣前往他们的营地，用银牌招谕，企图要他们声言效忠梁氏，但是最终还是徒劳无益。

在几个月的时间里，宋朝官员一直在静候西夏内乱的结果。最终，宋朝皇帝下令调动了一支大军，由宦官将军李宪率领，分兵五路“讨伐”党项都城。但是由于宋朝各路将领之间很快就发生了争吵，所以五路军队没能在指定的时间会合。但是在1081年，李宪还是设法攻克了兰州。自8世纪以后，兰州就处在吐蕃的统治之下，大约在1063年，才开始纳入党项的统治范围。[77]此外，李宪和其他的将领们还使西夏南部诸州蒙受了重大损失，进行了毁灭性的破坏。当然，他们自己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战争初期，梁太后和她的将军们退守首都和灵州，仁多唆丁率领亲嵬名氏的军队在西南部抵抗李宪的猛烈进攻，保卫天都山地区的皇宫和政府建筑，仁多丁的军队遭受了重大的伤亡。在这场战斗中，仁多—嵬名联盟将其指挥中心设在了兰州北面的卓罗监军司。[78] 1082年末，两个敌对的集团终于联合起来，在陕西北部的横山打败了宋朝军队。

到1083年末，宋朝遭受的损失越来越大，最终被迫接受了党项的议和方案。但是，宋廷拒绝就归还已经被宋军攻克的地区进行讨论。这些地区在将来的战争中对宋朝具有重要的意义，尤其是兰州附近的地区更是如此。宋朝很快就巩固了对兰州的控制，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向外拓展了自己的势力范围。

老成持重的惠宗终于在1083年重新得到了皇位。梁乙埋死于1085年，他的儿子梁乞逋继承父位，成了新的国相，勇武好战的梁太后也死于同年年末。1086年，惠宗也去世了，西夏皇位传给了年仅3岁的儿子嵬名乾顺（崇宗，1086—1139年在位），由惠宗的寡妻、梁乞逋的妹妹摄政，是为新的梁太后。这样一来，虽然历经了一场公开的较量，但夏都中兴府的权力最终还是又落在了梁氏下一代的手中。

与此同时，在宋朝京都内也发生了一次权力的转换，结果使宋、夏和约关系得以短期恢复，也使宋朝归还了少量的堡寨。但是太后与她的弟弟、国相梁乞逋之间很快就产生了矛盾冲突。在边境地区，广泛流传着兴州发生了军事政变的谣言。辽朝也因为不喜欢西夏新的摄政者，对西夏的恶感越来越强烈。

这时，梁乞逋与吐蕃首领阿里骨结成了联盟。阿里骨是董毡（死于1083年）的养子，作为继承人，他是不受欢迎的。青唐的阿里骨政权受到了他的对手、位于邀川的温溪心的挑战。就地理位置而言，邀川与卓罗的仁多集团控制的党项西南部地区相邻。吐蕃两大统治中心间的长期分歧，导致了邀川与忠于西夏皇帝的卓罗的首领们之间的友好关系的发展，而青唐敌对的吐蕃政权则与梁乞逋结成了联盟。[79]在11世纪90年代，青海地区几乎一直处在极度动荡不安的形势之下。1096年阿里骨之死引起争相继位的混乱局面，宋朝趁机在1099年扩大了在青海的控制范围，但是宋朝在这一地区的每一步行动都遭到了党项的强烈抵抗。

期盼已久的党项宫廷政变显然是在1094年发生的。仁多保忠、嵬名阿吴及其同伙在这一年杀害了梁乞逋，并且夷灭了他的族人。当时皇太后手中掌握着一支具有相当实力的军事力量，并且得到了这支部队的有力保护。但是有证据表明，太后是站在谋杀者一边的，这是因为她怀疑自己的弟弟阴谋反叛她本人和她的儿子——12岁的皇帝。[80]但是面对危急的军事状态，要想全面恢复嵬名皇族政权显然也是不可能的。

早在1091年和1093年，宋朝对西夏发起过进攻。此后在1096年，他们又发动了一场旨在摧毁西夏并占领青海的全面攻势。这场战争一直延续到了1099年。辽朝对宋朝的劫掠暴行感到震惊，前后三次向宋朝发出严厉警告，督迫宋朝息鼓偃兵。但是辽朝这时正陷入与西夏以北的蒙古草原地区的阻卜的旷日持久的战争之中不能脱身，所以辽朝的威胁也并没有使宋朝罢兵。[81]激烈争夺的四年战争，再加上边疆市场的长期关闭，加重了西夏人民的损失和灾难，使他们的生计和土地都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

皇太后死于1099年，传言她是因为没有帮助契丹人镇压属部的反叛而被辽使毒杀的。[82]数月之内，宋朝对于西夏派来告知太后死讯并求和的党项使节采取了非常冷淡的态度。嵬名氏的元老们决意结束战争状态，或者至少摆脱梁氏的控制，所以他们竭尽全力想缓和与宋朝的关系。

党项人一方面在宋朝京都进行和谈，同时又继续积极抵抗宋朝进入青海的行动。然而宋军夺取了天都，在天都设置要塞，并攻克了会州。位于邀川、宗哥和青唐的各吐蕃集团长期处于无休止的动乱之中，1099年秋，当宋军挺进湟水河谷时，这些集团时叛时降，没有能够组织起有效的抵抗。宋军统帅集团几乎也处在同样的混乱状态之中，将军们与他们的部属的相互责难告发，降黜罢免、官复原职就像走马灯一般，使人眼花缭乱。党项军队也是在一片喧嚷吵闹之中，吐蕃军队的数量这时达6万或7万人，仍十分强大，足以挫败宋朝占领青海的企图。[83]

1099年九月，当青唐首次投降之后，旋即又被邈川集团重新攻克，他们在青唐城安置了自己的亲信作为阿里骨的继承人。此人的地位不仅得到了宋朝的确认，他还在1102年通过婚约的形式与党项皇室结成了联盟关系。在1102—1104年间，宋军再次占领青唐。此前青唐已在1099年被易名为鄯州，1104年，又被改名为西宁。[84]到1109年，宋朝政府已经以汉文名称对青海地区所有的吐蕃城镇进行了登录，但是它却从来没有能够有效地控制这一地区。直到北宋末年（1128年），以宋朝与吐蕃和党项各为一方，青海地区仍然是双方长期争夺的地区。

以上的描述可能会给人这样一个印象，即11世纪末期的西夏社会是动荡不安的，深深地陷入了内部的派别争端和与邻人间的不时的战争之中。但是西夏社会在另外两个方面的长足发展同样值得注意。

首先是在皇帝的保护之下，佛教作为国教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如果不是更早的话，佛教的发展进程在李德明时代就已经开始了。梁皇后特别关注佛经的翻译，到11世纪末年，所有的三藏经典都已译成了西夏文。这本身就是一项不朽的成就。西夏兴建或修复了大量的庙宇。像辽、高昌、吐蕃这样一些外来佛教中心地区的高僧大德和经典，都纷纷聚集在了西夏境内。[85]

其次，与宋朝的贸易线，对西夏来说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这条贸易线的长期断绝，极易对西夏的经济和食物供给造成致命的影响。西夏这时在经济和食物供应诸方面形成了一套相当成熟而复杂的结构。一旦摆脱了长期战争造成的对经济和食物的特殊需求，西夏的经济结构就足以维持国家机构发展的需要，并为12世纪的文化繁荣局面创造优裕的经济基础。这时的党项不仅以其家畜、猎鹰和其他牲畜著称于世，而且以本地出产的工业产品而闻名。其中包括珍贵的驼毛毯，足以与最优质的宋朝出版物相媲美的插图印本书籍，大黄和其他草本植物，优质盐——盐在易货贸易中是作为通货使用的，这与纺织品在辽朝的作用大体相同。至于党项人自己的经济观，正如一条党项格言所说：“屠畜于党项山者有羊，觅利于汉商者有钱。”[86]

西夏的成年：崇宗（1086—1139年）与仁宗（1140—1193年）

崇宗和他的辅弼大臣们领导这个国家经历了与宋朝间的最后的斗争时期，并且支持辽朝反抗女真征服者——金。西夏对辽朝的支持一直持续到了1124年辽朝覆亡时，这时新的形势迫使西夏与中国北方的新主人达成了协议。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创设了一套对党项政府的控制制度。虽然到1139年，即在崇宗末年为止，陕西与金尚无确定的边界，虽然女真人一再背弃他们对一些领土的许诺，让党项人十分恼火（党项人一再提出对夏—金边界有争议的地区拥有主权），但是西夏还是赢得了一个长期的和平时期——这时西夏已逐渐断绝了与宋朝的关系。

崇宗和他的继承人仁宗的国内政策的主要目的是增强中央政权对军队及其首领、对仍然握有实权的部落贵族的控制权。部落贵族对于任何削弱他们传统特权的措施，当然都采取了反对的态度，尽管皇帝努力向这些首领灌输儒家思想，但是他们对朝廷的忠诚主要还是通过君主与大氏族之间的妥协契约来维系的，正是通过这样一种妥协，契约诸方才得以保证各自的地位。在法律文本和12世纪时花费了几十年时间创设的制度条文中，都将这种契约关系列入了正式内容之中。[87]

崇宗是在嵬名氏的长者们的拥戴下重新得到王位的，在他统治的初年（即在1099年他母亲去世之后），崇宗与嵬名氏的元老们共同掌握政权，并决心在此基础上巩固嵬名氏对国家政权的控制。首先，他们面临的任务是削弱军事官僚集团，而首当其冲的则是嵬名氏原来的盟友。1103—1104年，皇帝禠夺了仁多氏的军权。仁多保忠遭到贬谪，并因怀疑谋反，又被召回了首都。后来，崇宗授与其弟嵬名察哥以高位，由他来统率党项军队。作为一名完全称职的将军，嵬名察哥在任职后的十年里，取得了好几次对宋朝军队的重大胜利，直到大约1156年去世为止，他一直是党项政府中最具实力的人物之一。[88]

在贞观年间（1101—1113年）——这是崇宗为了乞求他所极为推崇并尊为楷模的唐太宗</a>的护佑，而精心选择的一个吉祥的年号——崇宗发布了名为《贞观玉镜统》的军事法典，该法典原为西夏文，有残片保留。[89]崇宗还设立了一所国学，有生员300人，由政府提供捧薪。他还尽量擢拔具有才能，特别是有学问的人担任官职。据晚出的一条史料记载，皇室嵬名仁忠亲王精通汉文和西夏文，他曾在内廷任职，并在1120年接受了爵位。后来他就成了政府中“文官”集团的代言人，并常常斥责军队最高首领嵬名察哥的腐败和滥用权力的行为。[90]崇宗及其继承人利用对廷臣的任命让两个集团疲于相互攻讦。

联姻关系这时显然也是处在严格控制之下。1105年，皇帝与辽朝公主结姻，但是史料中没有记载辽公主和仁宗之母（汉人曹妃）究竟是谁当了皇后。在党项与其宿敌宋朝的斗争中，一直得到辽朝的坚定支持，出于感谢，党项皇室与契丹人发展了一种密切的关系，甚至当形势已十分明朗，保持与契丹间的亲密关系的基础已经不复存在时，党项人还继续帮助辽朝的末代皇帝逃脱女真的追袭。据称，崇宗的契丹妻子和她的儿子是在契丹皇帝被女真追击者抓获之后，于1125年因伤恸过度而死的。[91]

根据相当晚出的资料（即19世纪时吴广成</a>所著《西夏书事</a>》）记载，崇宗在他统治的倒数 1209年秋天，在接受了高昌回鹘的自愿归降之后，成吉思汗对西夏发起了一次大规模的入侵。蒙古人经由“黑水城北和兀剌海城西”进入河西，打败了由西夏皇子率领的一支军队，并俘虏了西夏的副元帅。接着，进逼并攻克了兀剌海城，西夏守将投降，西夏太傅西壁讹答也成了蒙古人的阶下囚。从兀剌海起，蒙古军队转而南下，向位于中兴府以西、起着拱卫京师作用的克夷门发起进攻。克夷门是阿拉善的一处险关要隘，蒙古军队在这里遭到由另一位西夏皇子率领的守军的顽强抵抗。最后，蒙古人终于打败了守军，并擒获了夏军的统帅，进而包围了西夏都城（见地图13）。

地图13　蒙古军 [3][771]吴天墀：《西夏史稿》， [37][223]岩崎力：《西凉府政权的灭亡与宗哥族的发展》；[295]前田正名：《河西历史地理学研究》， [47][644]《宋史》，卷485， [70][644]《宋史》，卷485， [78][295]前田正名：《河西历史地理学研究》， [88][679]昊广成：《西夏书事》，卷36，10b—11b；[644]《宋史》，卷486，I.伊风阁西夏史论评述》。

[106][700]王静如：《西夏研究》，卷1，第1—10页；[241]希瑟·卡尔梅：《早期汉藏艺术》，第35—45页。有关1227年之前和之后的党项人的佛教活动和党项文三藏的情况，见[719]史金波：《西夏文化》，第64—105页。

[107][646]《金史》，卷134，第2870—2871页；[596]宇文懋昭</a>：《大金国志</a>》，第17页以下。

[108][646]《金史》，卷50，第1114页；[644]《宋史》，卷486，第14026页。

[109][405]拉施特：《史集》，第1卷，第2分册，俄译本，第109—110、127页；[375]伯希和、韩百诗译注《圣武亲征录</a>》，第230、261页；[414]列里赫：《克烈部的西夏封号札阿绀孛》，第41—44页。

[110][405]《史集》，第1卷，第2分册，第134页；[375]《圣武亲征录》，第107页。[653]《元史</a>》，卷1，第23页将此事误系于1226年，并将它作为成吉思汗在这一年入侵的原因。

[111]昊广成称，在这次事件中，由于党项人成功地摆脱了蒙古的威胁，所以他们将首都兴州易名为中兴。但是这种说法只是出于臆测，不足取信。参见此处注释。[653]《元史》，卷1，第13页；[405]《史集》，第1卷，第2分册，第150页；[375]《圣武亲征录》，第118页。

[112][646]《金史》，卷134，第2871页。

[113][42]保罗·比尔：《成吉思汗兴起时汉地与蒙古边界的作用》，第66—68页。又见[394]罗依果对《蒙古秘史》卷11中“Juyin”（乣）的解释。

[114][646]《金史》，卷62，第1480页；卷12，第285页。关于金主的这番话，见[597]《大金国志》，卷21，第23—24页。

[115][653]《元史》，卷60，第1452页；卷1，第14页；卷169，第3977页；[394]罗依果译《蒙古秘史》，第84—85页。

[116][646]《金史》，卷134，第2871页。

[117][644]《宋史》，卷486，第14027页；卷40，第774—775页；[585]李心传</a>：《建炎以来朝野杂记</a>》，卷19，乙集，8b。

[118][646]《金史》，卷110，第2421页；卷14，第318—322页。

[119][653]《元史》，卷1，第20页；[646]《金史》，卷15，第334页；[394]罗依果译《蒙古秘史》，卷11，第95—96页。据《秘史》本段记载，成吉思汗的使节提醒西夏，早在1209年时，他（实际上应该是他的前任）曾经答应过要做大汗的右手（即西翼）。

[120][646]《金史》，卷17，第375—376页；卷38，第869页；卷110，第2424、2433—2434页；卷62，第1487—1488页。

[121][653]《元史》，卷1，第23—24页；[373]伯希和：《〈马可·波罗游记〉注疏》，第1卷，第309—311页；[394]罗依果译《蒙古秘史》，卷12，第21—25、44—45页；[388]罗依果：《耶律楚材的〈西游录〉》，第63—64页，注[138]。

[122][394]罗依果译《蒙古秘史》，卷12，第23页。

[123][653]《元史》，卷121，第2977页；卷122，第3008—3009、3011页；卷120，第2955页。关于昔里铃部，见[723]白滨和史金波：《大元肃州路也可达鲁花赤世袭之碑》。

[124][653]《元史》，卷120，第2955—2956页。

[125][653]《元史》，卷134，第3254页；卷146，第3465—3466页；卷1，第24页。关于“搠”的读音，见[374]伯希和：《评E.海涅什的〈成吉思汗的最后一次出征和去世〉》。

[126][653]《元史》，卷146，第3455页；[388]罗依果译：《西游录》，第65页，注[142]。党项大黄是一种很有名的中药材。

[127]积石州，伯希和失考。积石州是位于黄河以南金朝临洮路的属州，而不是在黄河以北。见[373]伯希和：《〈马可·波罗游记〉注释》，第1卷，第310—311页。

[128][653]《元史》，卷120，第2956页。

[129][388]罗依果译：《蒙古秘史》，卷12，第49—50页。

[130][105]伊丽莎白·思迪科特一韦斯特在《蒙古在中国的统治》，第66—67页中指出：“蒙古、回回、畏兀儿、乃蛮和唐兀达鲁花赤的子弟单独管理并且在承荫时高于同级的契丹、女真和汉人达鲁花赤子弟。”

[131][716]史金波、白滨：《明代西夏文经卷和石幢初探》；[509] G.杜齐：《西藏画卷》，第1卷，第164页；[474]史泰安：《弭药和西夏》，第237页，注[2]；[771]吴天墀：《西夏史稿》，第127—1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