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辽[1]_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

概述

10世纪初叶辽朝的建立，是中国 那时，在现在的甘肃西部有三个独立的地区。凉州控制在吐蕃军阀手中。在甘州是一个回鹘人的国家，控制着甘肃走廊的中部。再往西，以敦煌为中心，是沙州政权，由汉人军阀曹氏家族所统治。后者似乎在11世纪初期还在回鹘人的控制之下。1006年，沙州统治者曹[宗]寿向圣宗宫廷派出了一个进贡使团，这似乎鼓励了圣宗对临近的甘州回鹘人政权的进攻。在1008年、1009年和1010年，契丹向甘州派出了远征军。虽然契丹取得了某些有限的胜利，于1010年洗劫了肃州并赶走了那里的居民，但这些战争并没有能够征服同时受到西夏进攻的这一地区。1027年，另一支远征军包围了甘州，但没能占领这座城市，并以撤退的军队在今内蒙古西南部遭到阻卜部落的伏击而结束，阻卜总是强烈地阻止契丹人对西部扩张的企图。

与此同时，西夏继续逐步合并河西地区（甘肃西部）。1020年，他们建立了一座新的城市兴州（后改名兴庆，今银川）。到1036年，他们占领了甘州地区，虽然沙州直到11世纪50年代仍至少保持着半自治，但西夏宣称甚至塔里木盆地深处的和阗也是他们的附属。1038年，西夏王李元昊自称大夏皇帝，并派出一支外交使团到开封，以一封充满挑衅与傲慢的信，断绝了与宋的臣属关系。西夏新皇帝曾在1031年兴宗即位不久与契丹公主成婚，但两人关系不睦，而到1038年初公主去世时，契丹宫廷派出了一名使节对公主的死因进行调查。[137]出于某种奇怪的原因，《辽史》没有提到元昊僭越帝号或契丹宫廷的反应。

与此同时，宋朝采取了激烈的行动。他们首先剥夺了宋廷授予元昊的所有称号，给他当头一俸，而且中止了党项人赖以繁荣的边界贸易。宋与党项新国家的关系逐渐恶化，到1040年边界摩擦逐步升级为全面战争。战争状态时断时续，一直拖延到1044年，才由一系列谈判所打破。尽管尽了最大努力，宋朝军队还是接连遭受惨败，党项人证明了他们自己是难以对付的敌手。

在这一冲突的初始阶段，辽廷没有介入，它接受了双方派出的大使，每一方都告之其在战争中的进展。然而，宋朝陷入严重困境这一事实不久就明朗了，而且，在1042年宋朝遭受极为惨重的失败后，契丹决定向其施加压力，以求取得宋对长期有争议的关南地区的领土让步。这一外交压力导致了和平解决。1042年，契丹以增加来自宋廷的银10两、绢10万匹为条件，放弃了领土要求。条约肯定了1005年所建立的“兄弟关系”，而且可能契丹还答应宋朝，他们将努力说服元昊与宋朝签订和约。宋朝认为西夏和辽会成为亲密的同盟。但这一同盟只是大而无当的虚构：当1043年元昊请求辽朝同他一道进攻宋朝时，兴宗拒绝了他，而且，西夏与契丹之间的裂痕也开始逐渐扩大。

元昊暂时表示愿意与宋朝签订和约，但他提出的条件是不能接受的，而且他的交往方式被认为是无礼的。谈判拖延了两年，当宋廷得知西夏和契丹已爆发了敌对行为而且首批契丹讨伐军队在1044年被击败后，谈判才最后达成协议。

由于生活在辽朝边境内的一些党项部落民叛乱并逃入西夏领土避难，过去的同盟之间于1044年初夏爆发了战争。辽朝指责李元昊煽动了这些部落叛乱，虽然几乎可以肯定是他们自己在西夏边界设防和禁止部民们所依赖的马市而引起了麻烦。当叛乱在1044年被粉碎后，辽朝立即派遣了一支讨伐军进入西夏领土。

宋朝抓住了自己与西夏谈判的机会。在西夏统治者接受作为宋朝藩属地位的条件下，于1044年冬天与西夏签订了一项条约。作为回报，宋朝答应每年给西夏类似于辽的岁币，虽然数量较少：每年银7.2万两和绢15. 3万匹，外加大量的茶叶。边界贸易仍定期举行，市场对党项人开放。但是条约有一个重大缺陷：它不像与辽朝所签订的条约，没有能够划定两国的边界，因而，在以后的70年里，不断发生边界争端和爆发战争。

虽然宋朝利用了契丹与西夏爆发战争这一时机，但契丹1044年的入侵并不成功。在首次入侵以惨败告终并且丧失两名契丹统帅后，边界又集结了大军。九月份，皇帝的弟弟重元和北院枢密使萧惠被授予先头部队的指挥权以发动全面入侵。李元昊立刻派出使节，甚至亲自来与辽朝皇帝和谈。但是兴宗的顾问们自信能取胜，所以他们劝说皇帝拒绝求和，而在战场上处理这一问题。这是一个灾难性的决定。辽军在西夏都城西面的贺兰山脉的一次激战中被彻底击溃。许多契丹高官，包括皇帝的内弟被党项人俘虏。于是兴宗被迫接受了元昊先前的臣服提议，恢复了和平。

失败使皇帝及其宫廷十分沮丧。1048年，随着李元昊去世，西夏皇位传给了一个婴儿，党项宫廷由于一次残酷的权力斗争而被削弱。契丹找到了复仇的机会，1049年秋天，一支辽朝大军侵入西夏，分三支向都城推进。兴宗亲自率领的一支军队几乎没有遇到抵抗，但由于缺少喂马的水和牧草而被迫撤军。皇帝的内弟萧惠率领的另一支军队沿黄河向南前进，由一支船队和补给船支援，但遭到伏击而大败，损失惨重，萧惠几乎丧命。 《辽史》高度评价了萧阿剌不懈的忠诚和对政治的通晓，推测说，如果他没有被杀，既不会发生重元的叛乱，也不会发生以后皇后的被处死和皇太子的被谋杀。无论如何，阿剌的被杀是一个重大政治错误，而且是道宗缺乏判断力与固执不变的缺点的首次严重暴露，即使当诬告指向那些最亲近他的人时，他也总是热衷于相信这些诬告。

宫廷暂时落入了追逐私利的萧革（他在1062年致仕）和耶律仁先与耶律乙辛手中。

在这些年里，宫廷内由于激烈的个人勾心斗角而分裂。皇帝太软弱，既不能居间协调也不能解决问题。再者，基本问题也仍然存在，它们中的主要问题是由于契丹国家的逐渐汉化和中央权力对传统上是部族事务的苛求所造成的持续紧张状态。已有的“合理化”、集权化和汉化影响的趋势也依然存在，虽然最初新皇帝煞费苦心地在宫廷建立了某种书院气氛——在那里，他的官员和契丹权贵们能够自由地呈奏无拘束的建议。[147]这些趋势的象征是，在1055年，所有的官员，而不仅仅是皇帝和汉人南面官，被要求在重要典礼时，穿戴中国宫廷服装。[148]

新皇帝和皇后都有较高的中国文化的素养并受到良好的教育，而且他们写诗。皇帝对儒学和佛教都非常感兴趣。也许道宗赞成汉族文化与法律倾向的最有力证据是他对后备官员的汉式教育和对考试制度的不断重视。通过每次考试（通常约每隔四年举办一次）的进士人数从兴宗时的50人或60人猛增到100多人。[149] 1059年，国家教育制度通过建立州县学校[150]以及五京和黄龙府学与兴中府学的更高级学校[151]而得到了改革。除了阿保机已在上京建立的帝国学府（国子监）外[152]，1060年又在中京建立了 在整个11世纪，“生”女真诸部的一支完颜部逐渐建立起对其邻部的统治并将女真诸部落凝聚为一个强大的民族。辽廷承认了完颜氏为女真的首领，并任命他们的首领为女真节度使。阿骨打是完颜氏的一个杰出的首领，虽然在1112年他还不是他们的总首领。

在天祚帝朝初期，女真与辽的关系已经逐渐变得紧张起来。女真人非常痛恨辽朝在主要的边界贸易城市宁江州的地方官员经常欺诈他们的行径。他们指责辽朝使者的傲慢自负，这些使者在通过女真人的领土时，奸淫妇女并殴打村里的长者。而且他们厌恶他们的传统义务，即向辽朝皇帝进贡名叫海东青的特殊鹰隼，海东青生长在沿海地区，为了猎取它们，女真人经常不得不打开一条穿过他们的邻部五国部领土的出路。

1113年，阿骨打被部落首领们选为女真族的领袖以继承他的哥哥乌雅束（1103—1113年在位），并被辽廷按惯例授予汉式官职节度使的称号。阿骨打立即开始骚扰辽朝，他提出了几年来积淤心中的不满：即阿竦的问题。阿竦是一个女真首领，曾反对过完颜氏的霸权并在辽朝境内避难。阿骨打多次徒劳地要求将他遣返，并开始在边界建立防御工事。在1114年晚秋，由于阿骨打的要求又一次被辽廷拒绝，他进攻了宁江州，宁江州是主要的边界贸易点和辽朝皇帝按惯例接见女真首领的地方。

最初天祚帝并没有太在意，只是让地方军队去对付入侵者，虽然他从东京附近派出了一些渤海军队去援助他们。这一有限的军队完全被击败，辽朝低估了女真的力量与凶猛。1114年十月，天祚帝征集了由精选的契丹人和奚人组成的一支军队，由他的北院枢密使萧奉先的弟弟萧嗣先指挥，但是这支军队也在松花江令人吃惊地失败了，并且损失惨重。萧嗣先尽管无能，但逃脱了惩罚，这更使契丹将领们的士气低落。到当年年底，宁江州附近的几个边界州县已投降了女真，一些邻近部落也加入了他们。

1115年初，天祚帝转而求助于外交手段，派出使节与阿骨打开始和平谈判。但在一月末阿骨打已宣布自己为新的金王朝的皇帝。他拒绝了从辽廷来的信件，因其称呼他的名字而不是他的新头衔。而且他继续要求遣返阿竦并从黄龙府撤回辽朝的驻军，黄龙府是这一地区的主要行政中心。

零星的边界战斗在整个1115年连续不断，而女真通常占上风。与此同时，双方都在准备新一回合的战争。

1115年初秋，在松花江以西，天祚帝集结起一支自己亲自指挥的庞大军队。九月，在天祚帝能使这支军队发生作用之前，阿骨打已经占领了黄龙府这一辽朝最东面的主要军事前哨基地。而后，当天祚帝最终于1115年冬天越过松花江进入女真领土时，他的讨伐性战争被一次阴谋暗中破坏了。这次阴谋是要废黜他，拥立他的叔父亲王淳（1062—1122年，契丹名涅里，追封庙号为宣宗）为皇帝。

耶律章奴叛乱与渤海人起义

阴谋者们在御营副都统耶律章奴的领导之下，他是一名不满天祚帝统治的皇室成员。他与亲王淳的妻子和儿子串通一气，并说服其他官员加入这一阴谋。叛乱者们离开了远征军向上京进军，他们派人通知了当时任南京留守的亲王淳，告知了他们的计划。然而，这位亲王很犹豫，因为他知道许多杰出的和强有力的贵族成员仍然支持皇帝。当从天祚帝处派来的使者吩咐他对叛乱者采取预防措施时，亲王决定借机保持忠诚。他将章奴的使者斩首并将他们的首级送往皇帝处。

然而，叛乱并没有立即结束。叛乱者们穿过契丹乡村进军，进行劫掠并集结支持者加入他们的行列。但是他们没有能够攻占上京，而且当他们进攻帝国在木叶山脉的冬捺钵时，被一小支忠于辽朝的女真军队击败。二百多名有罪的贵族被处死，他们的妻子和孩子被没为奴。耶律章奴在伪装成一名使节并企图逃到女真人处时被抓获，后来他被腰斩为两截。他的肢体被分送到其他都城加以展示，以使其他的潜在背叛者气馁。

虽然亲王淳依然保持中立，而且并没有以不忠于其侄子与君主的罪名而受到控告，但这次叛乱并不仅仅是一群契丹贵族企图把摇摇欲坠的帝国从天祚帝无能的统治下解救出来的一次尝试。因为除了耶律章奴以外，叛乱的领导者们都与亲王淳有着血缘或姻亲方面的密切联系，叛乱也许可以假定为是由于统治集团内部另一次权力斗争而引起的。天祚帝和淳成为皇位竞争者并不是 章奴叛乱及先前1115年失败的影响立即可以感觉得到。战争波及邻近的渤海地区，那里总是遍布着不满情绪，而且前些年曾发生过一次小叛乱。1116年初东京发生了一次大规模起义，令人痛恨的契丹留守被刺杀，一名叫高永昌的渤海官员宣布自己为新国家大元[215]的皇帝并向阿骨打请求援助以对付辽朝讨伐军队。女真人的援军轻而易举地击退了辽军，但接着就转而进攻渤海叛乱者，并在五月份杀死了高永昌。结果，辽河以东五十多个州的全部地区都落入了女真人的手中。这使整个战略形式改变为对女真人有利。现在战争不再局限于遥远和相对不重要的边界地区，而是威胁着辽帝国的心脏。大批渤海人和契丹人逃到高丽定居下来（见地图8）。

地图8　辽的崩溃与金的入侵，1117—1124年

预料到女真人会向西进军，天祚帝命令他的叔叔亲王淳从南京道与西京道和渤海地区的难民中征募由精锐士兵组成的一支新军。然而，由他征募来的“怨军”2万人对平民的破坏远远大于敌人，而且到处士气低落。在南部地区的汉人中间爆发了叛乱。[216]当女真人在1117年初进攻松花江上的春州时，东北部的军队甚至不战自溃。当年年底，女真人越过辽河，在战斗中击溃了亲王淳的新军，并占领了辽河西面的几个州。阿骨打采用了一个新的帝王称</a>号并宣布他自己为新的金王朝的皇帝。

流产的和平谈判，1118—1120年

在这紧要关头，双方突然停止了敌对行为。1118年初，天祚帝发起和平谈判，在两年中双方互派使节。但是女真人的要求非常苛刻：阿骨打还不准备消灭辽国，但他要求辽廷册封他为大金国皇帝。援引澶渊和约的先例，他进一步要求辽朝皇帝称呼他为兄长，并要求众多的皇子和公主到金廷作人质，交纳绢银为岁币，正式割让上京、中京和兴中府三路地区。这将使辽仅仅控制南京和西京道地区而剥夺他们的部落故土。后来在1118年末阿骨打稍微放宽了这些要求，但辽廷仍然在他的条件面前犹豫不决，尽管他们发现自己已处于绝境。他们保有的领土在1118年经历了一次可怕的饥荒，而且发生了越来越多的地方叛乱与不断的叛投金朝事件；在最西面，阻卜又开始叛乱。

阿骨打也面临着他自己的国内问题。虽然他的最初胜利意想不到的容易，但他的战争肯定加剧了女真人资源供应的紧张。再者，控制新征服的领土已证明远非易事。1119年初，在东京爆发了一次反对金朝占领的叛乱。叛乱被镇压下去，秩序得以恢复。1118年底，辽廷同意册封阿骨打为东怀国王，但是阿骨打对于这一称号和册封文书的语言，以受到羞辱为理由而加以反对，故而他在1119年夏季愤怒地拒绝了求和。1120年三月，他终于不耐烦地打破和谈。敌对状态又恢复了。

重新开战，1120年

阿骨打的首要目标是上京，并于五月份攻取了上京，用此举显示他给予这个衰老王朝以致命一击的决心。上京位于辽朝的心脏地带，是契丹人传统的牧区，虽然它早已失去其政治与行政的重要性，但它依然是王朝意识形态与礼仪的中心。契丹人的圣地，如圣木叶山，就位于它的附近。女真入侵者洗劫并破坏了皇陵和其他重要宗教场所的建筑物。

达到主要目的后，阿骨打由于夏季的酷热和远离他的本土基地而暂时停止了攻势，但辽朝并没有利用这一喘息时间组织起它的防御。在那年的秋季，天祚帝同往常一样行猎。士气低落的宫廷又一次为国内纠纷所动摇。辽帝国一些最强有力的人已对天祚帝的自我放纵、依靠佞幸与谄媚、司法专横、无休止地征用人力以及对钱物的贪得无厌感到厌烦。最重要的是，他们不满他的宠臣萧奉先阻止皇帝听从他们的建议，甚至阻止皇帝了解形势是如何真正令人绝望。1121年春天，天祚帝的 [2][373]见伯希和：《〈马可·波罗游记〉注释》， [167]这一实录由天祚帝下令编撰，于1103年由耶律俨完成。《辽史》的编纂者还用来作为材料来源的《契丹国志》，几乎完全忽略了道宗统治时期的事件，而且它的记载充满了错误。同样有敌意的《焚椒录》由王鼎（死于1106年）于1089年写成，它保存下来是由于天祚帝解除了对作者的监禁，并把他流放到遥远的边界地区，由于天祚帝的个人态度，他一直住在那里。见[654]《辽史》，卷104，第1453页。

[168][645]《辽史》，卷22，第264页。

[169][645]《辽史》，卷23，第276页。

[170][645]《辽史》，卷24，第290页；卷104，第1456页。

[171]见[541]《中国社会史：辽》中所收集的资料，第304—307页。

[172][645]《辽史》，卷24，第284页。

[173][645]《辽史》，卷22，第268页。

[174][645]《辽史》，卷22，第267页。

[175][645]《辽史》，卷22，第270页。

[176][645]《辽史》，卷22，第264页。

[177][645]《辽史》，卷22，第262页。

[178][645]《辽史》，卷22，第264页。

[179][645]《辽史》，卷22，第270页。

[180][645]《辽史》，卷22，第270页。

[181][645]《辽史》，卷22，第264页。

[182][645]《辽史》，卷62，第945页。

[183][645]《辽史》，卷62，第945—946页；[145]傅海波译：《辽史中的“刑法志”》。

[184][645]《辽史》，卷89，第1350页。

[185]有关原始材料的辑录，见[541]《中国社会史：辽》，第389—395页。

[186][645]《辽史》，卷105，第1460页。

[187][645]《辽史》，卷24，第288页。

[188][645]《辽史》，卷23，第277页；卷72，第1215页。

[189]宣懿懿是在1001年给她的谥号，见[645]《辽史》，卷27，第318页。她当时的称号为懿德。她的传记，见《辽史》，卷71，第1205页。她的墓志铭收于[808]金毓黻</a>：《辽陵石刻集录》，8b—10a。

[190][645]《辽史》，卷62，第945页；卷71，第1205页；卷23，第277页。这一事件被详细记载在辽朝仅存的史书王鼎的《焚椒录》（序言作于1089年）中。它宣称是以目击者的回忆为部分根据的。虽然四库全书的编纂者以补充材料来评价它的价值，见[668]纪昀</a>等人编：《四库全书总目</a>提要</a>》，卷52，第1154—1155页，但显而易见，它是由非常有偏见的观点写成的。《契丹国志》有关皇后的传记，几乎每一件记载她的事情都是错误的，且并没有提到她被迫自杀。有关这一事件的详细研究，见[829]姚从吾：《辽道宗宜懿懿皇后十香词冤狱的文化的分析》；[185]霍姆格伦在《婚姻、亲族与继承》中认为（第80页）这一事件是道宗后宫中敌对的后妃间的一次斗争。但是这一观点没有可资引用的证据。在《辽史》，卷71，第1205—1206页中所提到的惟一的另一个后妃，是在宣懿皇后死后才进入后宫的。

[191][645]《辽史》，卷71，第1205页。

[192][645]《辽史》，卷23，第277—278页。

[193][645]《辽史》，卷71，第1205页。

[194][645]《辽史》，卷110，第1484—1485页。

[195][645]《辽史》，卷72，第1215—1216页；卷23，第279—280页；卷110，第1485—1488页；卷62，第945—946页。

[196][645]《辽史》，卷24，第276页，以1075年作为延禧的出生时间。然而，这很可能是错误的。《辽史》，卷30，第351页，记载他1125年死时54岁，由此可推出他出生在1072年。

[197][645]《辽史》，卷98，第1413页。

[198][645]《辽史》，卷110，第1485页。

[199][645]《辽史》，卷24，第286页；卷110，第1486页。

[200][645]《辽史》，卷110，第1486页。

[201][645]《辽史》，卷24，第287页；卷71，第1205页。

[202][645]《辽史》，卷71，第1205页。以后在1086年的某一时间，她们的母亲燕国夫人削古，由于以前曾经勾引过梁王而被处死。梁王是从1080年三月到1083年十一月皇太孙延禧的封号。如果是指延禧的话，则这一指控似乎是难以置信的，因为她被处死时，他还只有11岁，而当他拥有梁王封号时，他是在5岁到8岁之间。极有可能的是，这一事件牵涉到的不是延禧，而是他的父亲皇太子，他从1063年以后也拥有相同的封号。见《辽史》，卷22，第263页。因此，这一事件也许是由于皇太子死后在1083年被恢复名誉的结果。由于她的被杀，削古的女儿、前皇后被免为庶人并被送去过隔离式生活。见[645]《辽史》，卷71，第1205页；卷24，第292页。（译者注：此处有误，据[645]《辽史》卷24《道宗纪》载，大安二年七月丁巳，“惠妃母燕国夫人削古以魇魅梁王事觉，伏诛”。魇魅，在这里是指用迷信的方法祈祷鬼神或诅咒，并不是勾引的意思。）

[203][645]《辽史》，卷72，第1216页；卷24，第288页。

[204][576]见苏辙：《栾城集》，卷42，第940页。有关辽朝佛教影响规模的一些资料，见[541]《中国社会史：辽》，第291—297页。

[205][645]《辽史》，卷98，第1416页。

[206][645]《辽史》，卷24，第292页。

[207][645]《辽史》，卷24，第297页；卷25，第300页；卷27，第317页。

[208][645]《辽史》，卷71，第1206页；卷25，第298、302页。

[209]1090年在给宋朝皇帝的一份报告中，苏辙评论道，汉人与契丹人之间待遇的悬殊很大部分被限定于暴力犯罪的判决，而并不是人们普遍所相信的那样对汉人百姓不适用。他还报告了辽朝法律制度下的普遍贪污与贿赂。见[576]苏辙：《栾城集》，卷42，第940页。

[210]见[500]克劳斯·蒂兹：《1074—1076年的辽宋边界冲突》。

[211][645]《辽史》，卷115，第1522页。

[212]见[698]王国维</a>：《鞑靼考》，《观堂集林》，卷14，5b—12a。

[213][595]《契丹国志》，卷10，第99—100页的相关部分，在一些方面也没有考虑到他统治时期的头十年。接下来有关王朝覆灭的相对详细的记载，大部分源于史愿所写的《金人亡辽录》。史愿来自辽南京，他投降了宋朝，并在被送还金朝前做了许多年官。他的书（除了零星片断外，早已失传）于12世纪中期在宋朝广泛流传。见[871]傅乐焕：《辽史丛考》，第168—171页。

[214]特别是见于[645]《辽史》，卷62，第946—947页，耶律余睹1121年降金时所做的严厉谴责。亦见[646]《金史》，卷133，第2847—2848页。

[215]据郑麟趾：《高丽史》，卷14，第204页。在[595]《契丹国志》，卷10，第108页中，他的称号为大渤海国皇帝。

[216][645]《辽史》，卷28，第335页。

[217][645]《辽史》，卷29，第343—344页；卷30，第352页。

[218][498]达格玛·蒂勒：《缔约：宋金间的外交（1117—1123年）》，是用西方语言对宋金之间谈判所做的最详细研究。亦可参阅陶晋生的明晰论述，[491]《两个天子：宋辽关系研究》，第87—97页。

[219]见[261]克恰诺夫：《宋夏战争》。

[220]见[238]高友工：《方腊起义的原始资料》。

[221][645]《辽史》，卷29，第394页。

[222][645]《辽史》，卷29，第345页。

[223][645]《辽史》，卷29，第345—347页。

[224][645]《辽史》，卷29，第346页。

[225][645]《辽史》，卷29，第349页。

[226]有关哈剌契丹的进一步详情，可参考[541]《中国社会史：辽》，第619—674页中论</a>述这一问题的精彩附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