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玄宗（712—756年在位）_剑桥中国隋唐史

唐代诸君主中在位期最长的玄宗帝是一位非常能干的统治者，王朝经过了几十年的篡位、权力衰落和政治腐败的苦难，他又使它的力量达到了新的高峰。[1]对生活在他退位以后苦难动荡的几十年的中国人来说，他的执政期代表着一个已失去光辉的黄金时代，一个政绩彪炳、安定繁荣和在国内外同样取得成就的时期。但是他的统治以悲剧和灾难告终，这一结局主要是他自己的一些几乎摧毁这个王朝的行动和政策所造成。对在8世纪50年代后期撰写玄宗期历史的历史学者来说，他是一个悲剧中的英雄，他在执政开始时政绩显赫，但后来被野心和狂妄引入歧途，以致帝国的行政和资源过分紧张，最后以退出政务来结束他支离破碎的统治。[2]

但所有学者都认为，他是一个出类拔萃的统治者，他给当时的历史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此外，他多才多艺：他精于音律、诗文和书法，是许多艺术家和作家的庇护人。他还精通道家哲学，成了道教的主要保护人；尽管他早期的措施对佛教组织不利，但后来仍深深地沉溺于密宗佛教。作为一个普通人，他似乎与弟兄和家属都有很深的情谊，甚至他执政时期的正式记载，也把他描绘成一个十分亲切、体贴臣属和直率多情的人。就在他去世的一代时间中，出现了大量与他名字有关的半传奇故事和民间传说，而他对杨贵妃的那种招致不幸和灾难的感情成了中国文学中一大悲剧主题和无数诗词、小说和戏剧的内容。

但他出生时并无任何继承大统的指望。[3]李隆基</a>在685年生于洛阳，为睿宗之 削减人数的步骤在睿宗时期已经开始进行。到710年末人数减到6人，到睿宗执政时又减到4人。713年玄宗总揽政务后人数又从4人进一步减到2人，其中一人为当然的宰相。

人数的这一减少又伴随着重大的形式变化。在7世纪的最后25年，中央执政的主要机构尚书省的地位已经逐渐下降。到武后朝末期，授予尚书省仆射同平章事所拥有这个或那个头衔的做法已成惯例。在711年，这一通例已被正式规定，从此除非有特别任命，仆射不再是宰相。713年末，这一规定又被重申，仆射称丞相。[50]

此外，由当然宰相担任的高级职务空缺的现象变得普遍了。例如，714—724年，无尚书省仆射，而在714—720年，门下侍中和中书令从未同时在职，所以只有首席宰相依据职权任其中一职，而由另一宰相任另一省的副职。

这一情况导致门下省和中书省职能的逐渐合并。它们逐渐变成一个协调的组织，既负责制定和起草政策，又负责法规的检查和复审。它还充当一小批与皇帝一起负责重大决策的宰相的秘书处。总之，权力稳步地集中于宰相们，特别是集中在德高望重的宰相之手。

根据宋璟的建议，在717年阴历十月实行的另一个重要措施是试图恢复公开处理朝政的做法。在武后时期，许多事情都在私下解决，尤其是御史们有权避开负责保存记录的起居注史官进行秘密弹劾。这种做法现在被禁止，除了机密之事外，一切事务的处理都在朝廷公开进行，并由史官予以记录。[51]

进一步的重大变化是御史台的改组。自684年以来，掌肃正行政的御史台已分成两部分，一部分负责中央政府的官员，另一部分负责在地方任职的官员。这一情况反映了在官僚体制内部两部分精英集团的界线日益明显的倾向。一部分几乎只在京师任职，其中包括许多通过科举进入仕途的人；另一部分则在地方任职，而且任期往往很长。在713年，这一界线不复存在，御史台被改组成单一的机构，如同唐初。御史台的这一改组标志着试图系统地重新统一官僚机器的活动的开始。[52]

官员的选拔

如果企图恢复官僚集团的效率和风纪，就必须先处理官员选拔的问题。[53]事实上，存在两个关系很密切的问题。较直接的一个问题是消除中宗朝因受贿而任命大批冗员所造成的危害。除了这些人不适宜担任高级职务外，他们的任命——大部分人任京师的高级职务——使中央政府庞大臃肿，给支付官俸的当局添加巨大的财政负担。这些额外的任命还影响了另一个也许是更严重的问题：扩大了京师和地方官员之间的巨大鸿沟，从而危及自隋以来所定官员可在京内外互调而担任品位相当职务的原则。在武后时期，对中举士子的日益重视，使得有前途的年轻人越来越靠正途去开拓前程，他们通常在担任京畿县令以后，就能继续在朝廷任职。我们只要看看睿宗朝宰相们的经历，就会惊异地发现，他们之中大部分人在地方任职的经历是何等地少。另一方面，地方职务虽然收入多，官品也高，但官僚中的佼佼者避而不就，而是由那些按资历从胥吏擢升的人、在京师各部失利或失宠的人，或政治上暂时不得意的人充任。

甚至在最有利的情况下，有前途的年轻人都有意识地拒绝在地方任职。在韦后时期，官员在京师取得尽管是有名无实的官职要容易得多，配备地方官署官员的工作却很困难。自7世纪90年代以来，对这个问题的怨言不绝于耳；709年韦嗣立曾建议，凡过去未担任刺史和县令的官员，均不得在中央各部各寺担任高官，但此建议没有成功。

前面已经叙述姚崇和宋璟在710年曾企图清理冗员的问题，结果在次年他们的政策反而来了一个大倒退。714年以后，姚崇开始处理选拔有才之士在地方任职这一更大的问题。714年初，几乎就在他担任宰相之职以后，便有诏书规定，从京师选拔有才能的官员去地方担任刺史和都督应永为法式，而有良好政绩的刺史和都督则应调至京师。

姚崇在这方面受到年轻多才的专使张九龄</a>[54]的压力。后者为702年进士，来自广州以北的边远南方韶州城；由于张说的赏识，他谋得一个官职，后来参加过两次殿试，一次在707年，一次在712年，后一次由玄宗亲自主持，他在应答时提出了关键的选才问题。张九龄在715年阴历五月呈递玄宗的一份十分详细的奏疏中又重提此事，其中特别强调地方职务，尤其是远离京师的那些职务的人选，同时力主官员任某职的时间不宜太长。[55]

715年阴历六月，玄宗再次颁诏，命令互调京畿和地方官员，并实行按察使每年对地方官员的政绩进行考核、由吏部和户部批准的更彻底的制度。政绩优良者有资格在京师任职，以前未在地方担任刺史或县令的人均不得在中央政府任职。[56]

但尽管有这些诏令，尽管皇帝决心要提高地方官员素质，官员们依然不愿在京外任职。716年初期，玄宗在抱怨最近几次考试的结果之后，召集所有新任命的县令——他们的素质之差是有名的——进宫，就他们的施政计划进行面试。他们的答复是如此不能令人满意，以致45人被遣送回籍学习，而负责选拔文官的官员本人也被派往地方担任几年刺史，尽管他们的官声很好。[57]深深地卷入这些改革之中的张九龄似乎冒犯了姚崇，这也许是因为张九龄是与姚崇不和的张说的门生。虽然进行改革部分地是由于张九龄的鼓动，他本人却于716年后期退隐回原籍，这显然是因为不得志。

选拔合适的官员一事并不是地方政府面临的唯一问题。朝廷此时清楚地了解到在中央政府和州之间再设一级行政组织的必要性，它不但有助于评价地方官员的品格，也能监督他们的施政。唐代初期，全国分成10个道，御史们定期被派往各道视察地方的行政。706年，这些御史被采访使代替。在711年，曾有把帝国改组成15个道和</a>在州以上另置一级长期性地方行政区的企图。但这一企图失败了；在714年，重新对以前的10个道各任命采访使（现称按察采访处置使）。[58]但尽管有玄宗的提高地方行政的那种干劲和在选拔过程中对采访使规定了任务，但他们在716年被撤销了。

重订法律

在720年以前一段时期进行的行政改革的内容几乎完全是恢复和贯彻7世纪武后建立统治前奠定的行政准则。这些改革已经体现在685年前定期修订和重新颁布的一整套法典，即律、令、格、式之中。685年以后，武后未作进一步的修订，虽然编成了体现修订法典的立法《格后长行敕 》。武后垮台后，705年在唐休璟、韦安石和苏瓌的主持下，彻底修订所有法典的工作才得以进行。710年睿宗登基后，下令重新修订，同时指定一个包括许多法律专家在内的编纂组织负责。新的法典在712年阴历二月编成并颁行。[59]

713年末，姚崇和卢怀慎领导一个被指定修订令、格和式的组织，这部分法令与行政事务有关。修订的法令于715年阴历三月完成，然后被颁布执行。它后来被称作《开元前令》。

在宋璟和苏颋担任宰相时，诏令又命再作修订，这一次包括刑法在内。有些曾协</a>助姚崇的法律专家也参加了这一工作，编纂工作成于719年，阴历三月其成果送呈玄宗过目并被公布。它通常被称作《开元后令》并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因为它的大部分内容收入《唐六典</a>》，此书给我们提供了唐代行政法的详细内容。[60]

因此，从710—719年的十年是制定中央行政法典的重要时期，这种法律旨在把中国再度置于一个精心制定的统一行政规定和实践的体制之下，所以这十年对恢复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的帝国来说是必不可少的。

财政问题

在概括从中宗在位的后半期和睿宗时期起遗留下来的弊病的一切奏议中，一个反复提到的内容是国家的财政资源不足、收入减少和缺乏储备积累这一问题。在武后末期，政府曾打算重新登记人口。户税和地税两项新的税收开始提供大量补充收入，同时有人已公开议论从贸易和商界征税。[61]但总的来说，人们尚未密切注意全面的财政政策。

当武后迁都洛阳时，帝国的财政已经大有好转。东都靠近中国东部产粮的富饶平原，对它的供应远比长安方便和经济。武后本人于701—703年返回长安之行是出于政治压力；而中宗长期迁都长安也是如此，因为韦后的政治根据地就在关中。政府向西北的这次迁移重新引起了供应京畿这一巨大的后勤问题，因为京畿的人口将近百万，又位于资源比较贫乏、气候严酷而变化无常的地区；那里的人口逐渐减少，而其中大部分户口又在府兵中服役，因此在不同程度上免予纳税。[62]

向长安运输供应是一个困难的问题。虽然隋炀帝的运河体系已经为东部平原提供了一个极佳的运输水系，因为它把长江与淮河和黄河连接起来，又接通了黄河与近代天津附近的地区，但溯黄河和渭水而上把粮食和物品送往长安的运输却被黄河河道的淤塞，尤其是被三门峡巨大的激流险滩所阻。在高宗时期，曾打算靠近这些激流险滩筑路，还打算沿峭壁修拉纤的小路，以便船只能被拉过险滩，但这些计划都没有实现。虽然与渭水并行的通往长安码头的运河在672年被疏浚和改善，但从洛阳到长安的运输依然是困难和昂贵的。[63]甚至在高宗统治初期的全盛时期，每年运往长安的税粮似乎只有20万石左右，[64] 657年以后，关中的饥荒总是导致朝廷迁往洛阳，这样做代价很高。

武后把朝廷长期定在洛阳，这样就更加忽视了这一段运输体系，同时使为大平原服务的主要运河体系也日益衰败。到玄宗登基时，在运河与黄河汇合地的大坝和水闸闸门已经失修，不能通行。

同时，中宗时期的特征是饥荒连年不断。705年的一次大洪水使河北的17个州受灾，同时淹没了渭水流域。706年发生了一次严重的旱灾，它从冬季持续至707年夏初，结果造成了关中、河北和河南的饥荒。708年和709年又发生严重的饥荒，当时粮食必须通过陆路用大车从大平原和从江淮地区运往长安。[65]

早在中宗初期，李峤</a>和宋之问已力促他永远迁都洛阳，现在大臣们又重提此议，但韦后利用她对皇帝的影响，加以阻挠。崔湜企图另辟一条跨山区经商州的通往南方的路线，这个尝试是一次灾难性的和劳民伤财的失败。[66]

中宗之死没有解决这一问题。睿宗和玄宗的新政权仍很不稳固，所以不可能离开长安，而自然灾害循环反复，不断发生。711年，河东汾水流域发生一次大地震，很多人丧生。712年春长期干旱，另一次在夏初。712—713年渭水流域和长安京畿区发生严重饥荒。714年又有一次严重干旱。

713年玄宗决定迁都洛阳，但他与太平公主之间的政治危机使此行不可能实现。[67]但是运输体系终于有所改进。陕州刺史李杰被任命为水陆转运使，奉命用陆路拉纤来改造三门峡上游的陕州与洛阳之间的漕运。这一工程大见成效，结果它能每年运粮100万石，此数为高宗时期的五倍。714年，李杰重建汴渠和黄河汇合地的水闸，从而恢复了从南方到洛阳的直达交通。[68]

尽管有李杰的这些成就，对长安的供应问题依然是严重的，部分地是由于关中和西北的军事编制日益庞大，部分地是由于京畿区继续歉收和缺粮，该地在714年遭到破坏性的飓风的袭击，然后又发生严重的旱灾。

但自然灾害的损失不限于关中。在玄宗朝初年，提供国家大部分岁入的大平原也深受打击。715年，河南河北有大的春涝，然后在夏季又发生蝗灾。716年，东部平原甚至遭受更严重的蝗灾，广大地区的粮食全部损失。716年和717年，洛水流域有严</a>重的涝灾。在717年，河南中部的大部分地区被淹，洪水破坏了大片种粮区，并淹没汴渠边的巩县。河南和河北的这些洪水和自然灾害的后果特别严重，因为这两个地区是中国人口最密、生产力最高的区域，政府依赖它们的收入的程度也最大。

717年初，势在必行的事情终于发生，玄宗被迫将朝廷迁往洛阳。与经常一样，此行路途艰难，代价高昂，时间又长；玄宗一行用了24天才抵达洛阳，朝廷留在那里直到718年冬。在以后的20年中玄宗共在洛阳度过9年，朝廷的迁移不下10次，搬动花了很大的代价，并把政务严重打乱。由于规模扩大，管理日趋复杂，这些迁移的费用越来越高，它们必然耗费了国家的大量资源。[69]

表7　玄宗朝廷的所在

续表

救济饥荒

政府认真地采取了与饥荒作斗争的措施。714年阴历九月，一份诏书命在全国扩大从655年起在京师实行的常平仓制。这些粮仓在丰足之年以高于正常市场价格的价格购进粮食，在饥馑之年以低于时价的价格出售储粮；这是一种旨在减轻因价格过分动荡而造成农民困苦的措施。719年，又一份诏书命令在北方诸道以及长江流域和四川的大城市建立这类粮仓。每个州拨给专款作为资金。

同时，原来的义仓制也被改革。各州通过这些义仓应该保存根据地税征收的储粮。但挪用这些粮食作为一般岁入运往京师的做法已成惯例。716年，这种做法被禁止，储粮只准作救济饥荒之用。

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发展。到玄宗末期，在义仓储存的粮食储备相当充足，特别在最易发生饥荒的关内、河东、河北、河南诸道更是如此。这些储粮在很大程度上缓和了8世纪30和40年代自然灾害的冲击。[70]

税制

玄宗初期的财政问题并不仅仅是运输征收的粮食和布帛到京师的困难造成的。长期存在的收入不足的局面仍在继续。因不完善的人口登记而使税册漏登大批应该纳税的人这一主要的基本问题，在7世纪90年代变得严重了；这一严重局势只是由于武后并不怎么连贯的重新登记的措施才部分地得到缓和。711年，韩琬重提此事，[71]但在玄宗执政初期，政府未采取行动，不过在使地方行政更有效率之前，这项工作的确是难以进行的。

几乎与丧失岁入的形式同样重要的是富户的数量庞大，它们的税虽然按规定缴纳，却被指定用于贵族（他们是皇亲国戚和武后、韦后时期授予贵族称号和封地的许多官户）的食实封。这一问题的规模难以用数量表示，但709年韦嗣立的奏疏估计有60余万成年纳税者（占当时总数的8%）被分配给封地的拥有者，这些封地所收的丝税超过太府寺。同年另一种估计列出一个数字：140户贵族享有实封，从54个州取得收入，并选州内最富之户来履行义务。[72]在河南最富的一些地方，采邑户尤其是一个问题。确定为采邑户被普遍认为比应征入伍更加糟糕，因为在饥馑之年可能得到的减免纳税的待遇，采邑户常常被故意地取消。在有些地区，这造成了严重的不公平和促使许多被确定的户出逃，从而加剧了未登记的人口的问题。[73]

玄宗对此不能立刻有所作为，因为实封与贵族称号一起是世袭的，不能一笔勾销。然而他确实放弃了不分青红皂白滥封贵族的做法，并把实封减到最低限度，其户数常常只是象征性的，远远低于律令的规定数。但这一制度依然有效；玄宗本人就多子多女，共有59个子女，每人必须被给予贵族称号、管理王府的机构和一份封地，这样就给帝国财政平添了沉重的负担。

玄宗在即位初年也极力公开表示他在杜绝铺张和不必要的开支。714年阴历七月他颁布了严厉的节约法令，内容是禁止织锦，禁止穿刺绣之衣和戴珠玉饰品。此诏甚至对后妃也不例外，为皇宫制造物品的织锦坊被关闭。同月稍晚，为了平息关于玄宗正在为后宫选美的谣言，他把大批闲着的宫女遣送回家。[74]

这时开始开征的一种税收的辅助形式是盐。710年和713年，专使被任命去管理山西东南部的盐池。但这种形式纯属地方的权宜措施。[75]

货币

自7世纪以来的一个重大问题是官铸的钱奇缺。约从679年起，政府已削减了铸钱，在武后在位的整个时期，华中和华南出现了大规模的地方性私铸，其中甚至还牵涉一个未来的宰相。682年，规定私铸钱币者要处以死刑，但收效甚微；从701—704年，政府被迫准许公开使用优质的私铸钱，以满足商业的最低需要。705年，规定没收犯禁者的财产以代替死刑。713年，一位大臣抱怨京师流通的钱质量低劣，以致不宜在其他地方使用。但货币的需要量增长得太猛，远远超过了官钱的供应量，所以政府被迫准许私铸钱流通，以免贸易呆滞。

随着宋璟在治政上得势，政府在717年终于企图处理这一问题，并实行以前关于私铸的严格禁令。死刑被恢复，718年的一份诏书重申了禁令，御史萧隐之被派往淮河流域和黄河流域这两个私铸最盛行的中心，企图收集和销毁非法的钱币。但禁令和萧的使命都归于失败，结果导致物价大波动、商业暂时停滞、民众不满和宋璟垮台。最后，政府不得不放松禁令。问题依然没有解决。[76]

反佛教措施

在韦后去世之时，佛教已长期从国家和贵族那里得到无与伦比的庇护，其权势和财富已经盛极一时。公元711年辛替否上奏睿宗，请他注意佛教寺院聚积的大量财富以及富人通过充任僧人或沙弥逃避纳税和其他义务的方法。睿宗与他的姐妹一样，是虔诚的道教信徒，已把道教置于佛教之上，[77]并且不断深受道士的影响。他下令调查佛教寺院拥有的土地和水磨，并命令凡是非法取得的土地一律由国家没收。[78] 712年，他又下令拆除那些未得官方认可的寺院。[79]

玄宗登基后，在姚崇的鼓动下也迅速采取反佛教的行动，姚崇以前在河北任职时，曾以反对佛教寺院闻名。[80] 713年的诏书禁止豪门大户建造私人寺庙或“功德院”，因为这些已经成了逃避纳税和各种形式的徭役的手段。[81] 714年阴历五月，在姚崇提请玄宗注意为了同样目的公然不正当地滥用遁入空门这种现象后，对佛僧的大规模调查开始了，结果使3万余名僧尼还俗。次月，政府明令禁止建造新寺院，同时严格控制对现存庙宇的翻新。[82]

玄宗不但打击佛教界的物质基础，而且试图把佛僧的活动限在庙内并禁止他们公开讲经，后一个措施可能与这一世纪初期几份诏书中公开宣布镇压的各种宗教叛乱者的集团有关。[83]他还企图使用由来已久的方法，要佛僧孝顺其父母，换句话说，就是要承认他们自己没有完全脱离正常的社会关系和摆脱对当局的义务。在这方面，他并没有比他的前人取得更大的成就。[84]他的其他反佛教措施的成就是难以估计的。玄宗肯定仍不满足，因为在8世纪20年代他又推行了新的措施，这将在以后论述。

710—720年的军事改组

玄宗时代中国对外关系中的重大事件在下面将予充分论述，这里只需提供详细的材料来说明防务政策发生变化的背景。在睿宗执政之初，唐朝在边境面临几个很突出的问题。

在极西部，武后在692年决定维持对塔里木盆地诸国和对准噶尔的牢固控制，这使中国人负担了相当沉重的军事义务。在塔里木盆地，以龟兹为大本营的安西四镇提供了一支分驻于重要城市的“保护性”力量，但这些城市仍保留着土著统治者。这些部队防卫这一地区，使之免受南方的吐蕃以及西突厥、特别是北方突厥的强大的部落联盟突骑施的压力，同时也为了对付阿拉伯人从西面侵入河中地区所构成的潜在威胁。在这里驻军的主要目的是控制经塔里木通往中亚、克什米尔和北印度的商路和经近代阿富汗通往伊朗的商路。

更往北，中国的军队和分遣队分驻在沿天山北侧经伊犁河谷和费尔干纳通往中亚的路线上。哈密和吐鲁番绿洲还驻有中国的守军，那些地方在太宗时期被征服，并正式归中国文官治理。在这些地区有一定数量的中国定居者（其中许多是强制迁来的罪犯和家庭），但绝大部分人口仍是非中国人。这一在今乌鲁木齐附近、以北庭都护府为中心的地区必须加以守卫，以防西面的突骑施、北面的黠戛斯和东北的突厥的侵犯。

8世纪初期驻在西面的守军总数约为5万人，这意味着中国人必须不惜一切代价牢牢地控制经甘肃西北绿洲这条供应他们的路线。在这里，唐朝面临的最强大和最咄咄逼人的敌人是吐蕃人。在7世纪后半期，吐蕃国已经征服和逐渐并吞了在今青海省的原吐谷浑领地。从这一富饶的放牧区，吐蕃人能直接对甘肃西部的敦煌直至四川这一弧形的中国边界施加压力。为了对付这一威胁，中国人自7世纪70年代起逐渐设立永久性的卫戍部队和分遣队，它们以军垦为后援，使部队在这一交通困难的地区至少能部分自给。直接的吐蕃侵略在700—702年的一次惨败后结束，此后发生的内乱和吐蕃幼王的登基暂时迫使吐蕃人把精力集中在内部事务方面。从707—710年与中国人的长期和谈，在睿宗即位前不久以和亲结束。吐蕃人能够从唐朝廷取得非常有利的条款；和谈的部分内容是把黄河上游称之为“九曲”的领地割让给吐蕃，这一地区对武后时建立起来的防务体系是极为重要的。吐蕃人可以由此直接威胁长安周围的京畿区，它的丧失大大地削弱了中国的战略地位。

714年，吐蕃人要求缔结一个正式的和约，玄宗同意。但和约刚缔结，吐蕃人就攻击兰州，造成很大的破坏。虽然在714年后期吐蕃人遭受了决定性的失败，中国人从此能够控制其边境并再次建立起防御工事，但吐蕃人这种欺人的背信弃义使玄宗产生了根深蒂固的不信任和痛恨，并多年不愿再作任何和平安排。[85]

沿关中和河东两道的北部边境，唐王朝面临的是游牧民族宿敌东突厥人。691年默啜可汗登上汗位后，突厥又发展成一个令人生畏的强国，到8世纪初期，它在从满洲边境直到西方的费尔干纳的整个草原地带称霸。突厥人在武后时期屡次袭扰中国边境，但中国人在705年惨败于他们之手后，就沿黄河北道建立了昂贵的、由常备军和永久性堡垒构成的防务体系，以重兵驻守，从而有效地遏制了进一步的大规模入侵。同时，基本上以他个人统治为基础的默啜的“帝国”受到西面和北面的臣服民族的日益加强的挑战，所以在睿宗登基时，默啜在全力进行他在极西部的战役。从711年起，他不断与唐王朝进行和亲谈判，以期支撑他在其臣服民族中的衰落的权力；714年，虽然他攻打了中国西面的北庭诸前哨，但他从未严重地威胁中国本部的边境。716年他的死亡进一步削弱了突厥人的力量，他们的许多附庸部落纷纷投向中国。以后北部边境的动乱并不是突厥人造成的，而是来自已在北部关中和河东（今陕西和山西两省）的中国领土上定居的突厥族和其他游牧民族的集团；驻守在这一区域的强大的边防部队负责对付它们内部的暴动以及来自草原的袭扰。[86]

从696—697年，生活在今河北和辽东省边缘地带的两个游牧民族——突厥血统的奚族和准蒙古族的契丹人——在东北崛起，构成了强有力的威胁，当时他们已把中国人赶出南满并侵入河北。他们被赶回后，由于得到突厥的援助，就像新兴的振国（后来的渤海，由在南满的高丽残余组成）那样成了突厥的附庸。他们多年来被幽州（今北京）都督薛讷所阻。薛在711年调任后，新督愚蠢地企图对他们发起进攻，结果造成了一段时期的严重对抗。[87]但到714年，鉴于默啜的力量明显地衰落，奚和契丹都决定作唐朝的属国。717年，中国在东北的地位又牢固地树立起来，并在位于现代辽东的营州恢复了都督府，719年还在那里派驻强大的军队。[88]

因此，这段时期对中国的防务政策来说是相对安定和有成就的，部分的是因为邻近的几个最具侵略性的强国每况愈下，部分的是因为武后和中宗时构筑的永久性的防御工事起了作用，部分的是因为唐朝一般采取了和解性的外交政策与和亲手段。姚崇和宋璟都经常力促玄宗在对外关系方面要谨慎从事；玄宗也许需要克制，因为714年吐蕃入侵以后，他计划亲自领兵进行大规模的讨伐，只是由于边境将领的胜利才未成行。717年，宋璟甚至反对把中国的管辖扩大到辽东，因为这是不必要的负担。

然而，虽然这10年中国人没有采取任何侵略性的扩张政策，但他们仍不断在易受攻击的北方和西北边境一带构筑防御工事。到722年，据张说估计，军队总数已增加到60余万。[89]在玄宗初期，极力加强兵力的地区是陇右（甘肃南部）、河东和东北，这是一些能使中国境内关键的道遭受外来威胁的地区。

但比单纯建立边防军更加重要的，是对他们的控制和部署的变化。在所有的边境区，尽管它们的战略位置迥然不同，中国人仍面临着一个共同的危险因素。他们的潜在敌人吐蕃人、突厥人、契丹族和奚族都是高度机动的游牧或半游牧民族，他们的目标不是永远征服中国的领土，而是对边境地区进行突然袭击以掠夺粮食和其他物品，并掳俘居民为奴，特别是抢走牲畜和马匹。只有吐蕃企图长期征服中国的边境领土，但即使在当时它也是很有限度地进行这一活动的。

这类一般不很持久的战争尤其需要指挥的灵活性和作出迅速反应的可能性，它还需要庞大的边防军，因为所有这些民族能够把数以万计的精于骑射的军队投入战场。要对付这类挑战，像唐初建立起来的那种唐代军事体制是很不够，也不能适应形势的。整个军事组织高度集中。无数以几百人驻守的小的镇（或戍）已在边境成立，置于地方行政的控制之下。但万一出现超过规模很小的地方冲突，中央政府就必须集结“行军”。这种军队的组成部分是通过动员隶属于各卫的府兵，部分是通过大规模征兵。通常政府必须从京师禁军的将领中任命出征期间的统帅及其部属，但有时从正式的官员中任命，其中许多人能随时出将入相。这种完全特殊的组织必然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组成。所有动员、训练、向前线运兵、兵员的供应和装备等工作都必须临时完成。当需要进行计划周密</a>的反攻或大规模讨伐时，它证明可以应付裕如。但如果要对只有有限目标的机动灵活的敌人的攻击作出迅速的防御反应，这一制度实在太慢，太不方便。到大军到达边境时，敌人一般早已撤回自己的境内了。

在高宗和武后时期，防务因成立大批长期的边防戍军而得到加强。这些军队一部分是有长期任务的府兵，但长期服役的健儿的人数日益增加，他们之中——特别在骑兵中——有的人是非汉族人。这些常备军最早设在吐蕃边境的西北和中亚；从7世纪90年代起，河东和河北北部边境一带也部署了这种军队。但即使这些军队中最大和最训练有素的力量，在孤立无援时也不能抵挡一次大进攻。

随着睿宗的即位，边防不但得到足够的兵力，而且还有一个经过协调的指挥机构；如果遭到进攻，这一机构能够迅速部署这些部队而不会有一成不变的制度所带来的那种等待中央政府任命战地统帅和动员野战军的长期延误。从710年和711年起，任命长期的节度使以指挥各防区的做法逐渐成为定例，而根据传统，以前各防区是归远征军的总管指挥。这一制度并不是一下子在全边境实行的，而是在以后10年中逐渐发展而成，但在8世纪20年代初期，北方和西方边境已被组织成九大藩镇。这些可见之于表8和地图10。

表8　玄宗时期的边境藩镇

注：*不同的藩镇设立的日期很不相同，人们往往很难确定，日期是指授予节度使头衔的时间，或是指正式设立藩镇的时间。

＋平卢虽然单独设藩镇，但在742年前总的说受范阳节制。

地图10　玄宗时期的军事编制

部分根据浦立本的《安禄山之乱的背景》（伦敦，1955年）地图2制作。本图未标出北庭和安西两个边西藩镇，或河西的极西部分。剑南军事组织的材料非常混乱和矛盾，事实证明不可能在地图上详细标明。

以上各“藩镇”的节度使拥有一大批他直接指挥的部属和军队（通常称经略军），对规定数目的边州军务有完全的管辖权，并且能指挥该地区所有独立的军、镇和小分队。归节度使调动的兵力十分庞大，其数从2万直至9万余人。对如此众多的兵员的维持造成了后勤支援的大问题，由于运输口粮和物资到边境地区的困难，这些问题就更加严重了。后勤供应由支度使负责，他们受权掌握大量中央政府的资金，以购买军粮、军衣和军用装备。许多军队高度依赖军队自己耕种的地方屯田。这些田地由营田使经营管理。在最初，这些职位由专门的官员担任，但从8世纪20年代初期起改由节度使兼任；节度使另外配备有专门知识的部属来处理这些后勤和财政问题。729年后，范阳的军队部分地通过海运得到供应，因而范阳节度使另负海运的专责；而朔方的节度使则控制连接其各地军队的黄河上游的河运，同时还掌握地方盐的生产。

节度使历年取得的非军事职能还不止这些。朔方的节度使在734年，后又在746年兼任关内道的采访使，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在一个远比他们实际的边境藩镇广大的地区管理民政。从737年起，剑南（四川）的节度使甚至兼有邻近山南西道采访使的头衔。725年，政府正式承认把节度使的藩镇纳入行政体系的做法，节度使获准使用“木契”，使他们正式有权进行重大的财政转账和个人指挥大军。节度使身边有时有一监军，监军通常是御史，但737年后有时是宦官，他负责报告节度使的行动和维护朝廷的利益。但一般地说，节度使获准有很大的行动自由和选用自己部属的权力，不受文官政府繁琐行政手续的不当的掣肘。

边境藩镇的组织在玄宗初期逐步形成，它们的情况肯定不一样。至少在732年前，在设立永久性新藩镇的同时，政府仍在动员野战军和任命其统帅。军队的固定建制、小分队和军队的人数及支撑他们的固定财政拨款都是直到737年才被确定下来的（下面将予论述）。

在初期，直到8世纪30年代中期或更后，除了西部各藩镇外，大部分节度使为高级文官，他们兼任其他高级职务，希望在任期满后调至中央政府。例如，范阳最早的五个节度使都曾一度担任过宰相。许多这类官员虽然身为文官，但可能在武职中几乎度过他整个官宦生涯，而且是与许多将军一样的职业军人。但他们仍渴望在中央政府担任高官。他们的任期一般比较短，在藩镇的时间很少超过4年，然后又重任文官。因此这些最强大的军队是牢牢地受朝廷控制的。

只有位于中亚的安西和北庭及吐蕃边境的河西和陇右诸藩镇是例外，因为那里边境战争的危险不断出现。这里文官很少接受带兵的任务，这项工作一般由职业军人去做。这些将领镇守的时间一般比其文官同僚更长。他们通常根据需要在西面的藩镇中调动，但很少担任文职。他们的部属也几乎全部是职业军人，由此产生了一批久经沙场和在战斗中得到锻炼的将领，他们的戎马生涯全在边塞度过。到8世纪30年代，人们发现这些人都在北部边境的诸镇任职。

事实证明，新体制眼下对防务体系作了最有价值的改进，并且在玄宗巩固政权的最初的关键几年有效地保卫了中国。但它确实使压倒一切的兵权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只要皇权不受挑战，他们仍是王朝的忠仆，一切平安无事。但他们仍是产生危险的潜在根源。当玄宗在716年，后来又在729年任命诸王为名义的节度使时，他也许意识到这种危险。诸王留在京师，由拥有节度使全权的副大使履行他们的职责。行政工作的进行实际上没有变化；这些正式的任命象征性地说明，节度使仍是皇帝的臣仆，而不是半独立的地方统治者。[90]

玄宗及唐宗室

玄宗在他执政开始时面临的最大问题也许是如何结束皇族成员、宫中后妃和外戚对宫廷政治的不正当干涉。他是在太宗时期显然十分巩固的皇帝权力已被削弱和侵蚀半个多世纪以后登基的。以前连续三个皇帝都完全受他们的皇后或女眷的支配，并且听任宫廷阴谋以及个人宠信的人物和外戚成员破坏政治发展进程。他以前每一代皇帝的统治都被激烈的继位争端搞糟，这些争端把朝廷弄得四分五裂，结果没有一个原被指定为皇太子的王子真正登上皇位。

要紧的是，不能再让后妃支配政治。每当发生这种情况，它不但给帝皇的权威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而且导致政治的普遍不稳定。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皇家妇女没有公认的政治地位，她们只能秘密和间接地施加影响和压力，来左右政务的发展。

一切外界的势力都可以通过皇室妇女间接对皇帝起作用，因为她们能在皇帝闲暇时不受严格的宫廷礼仪接近他。地位高的后妃都出身于大贵族门 734年阴历五月张九龄和裴耀卿分别升为中书令和门下侍中，因而成了不折不扣的宰相。同时，宰相班子中又加进了李林甫。李林甫为皇室的远亲，是皇帝心腹姜皎的外甥，靠荫庇进入官场。他与一批精英文士的关系不好；例如，源乾曜就对他这个年轻人评价不高，历史学家又指出了他作为一个学者的许多缺点。但他曾担任过一般应由文士担任的几个“清望”官职、国子司业、御史中丞，后来又历任刑部和吏部的侍郎，以富有效率的行政官见称于世。

李林甫曾在裴光庭手下任吏部侍郎，当时后者正推行有争议的铨选方法；裴光庭死后，这些措施停止执行，李林甫即被调至中书省。故他曾与宇文融和裴光庭密切合作过，他们被公认是文士名流的敌人。

有人认为李林甫升为宰相前与张九龄不和，或认为张九龄极力反对李的擢升，但都没有确凿证据。后来的有些历史学家声称确有其事，并把李林甫升任宰相之事归因于玄宗所宠的武惠妃；又说李林甫与裴光庭之妻私通，后者是武惠妃的隔代表姐妹，但这些说法很可能是虚构的；因为当时的所有历史学家都非常仇视李林甫，竞相尽量给他抹黑。[156]

不管张九龄和李林甫是否在734年前就已成为敌人，他们这一领导班子不久就发展成个人间的激烈斗争。他们的同僚裴耀卿时而支持这一方，时而支持另一方，但总的说他一心致力于粮运体系的改革。李、张二人都深受玄宗尊重：李林甫是一个精明的行政官员和制度专家，张九龄则继张说起道德的劝导人及正统礼仪和政治才智倡导者的作用。李林甫是一个善于搞政治权术的人，擅长耍阴谋和驾驭人。张九龄是一个有名的难以相处的人，拘泥，固执，碍事，并且对一些小的原则问题斤斤计较；他心胸狭窄，偏见很深。尤其突出的是，他热烈地信奉一种思想，即文学造诣和学术成就是担任高级官职的必备条件，并且公开蔑视那些没有自己那种书香门 当杨贵妃作为玄宗宠妃的地位正式确立后，章仇兼琼和鲜于仲通决定用杨国忠为代理人以保住他们在剑南道的地位，于是派他前往朝廷。由于与杨贵妃的关系他来到京师时被任命为监察御史。他作为李林甫的忠诚和热心的亲信，参与了746—748年的清洗。章仇兼琼由于杨氏的势力，在746年阴历五月被任命为户部尚书，并担任了其他的职务。他在四川的节度使之职被原户部侍郎郭虚己接替；郭任此职直至748年，在此期间由鲜于仲通任助手。当郭虚己回长安时，鲜于在748年接任节度使。

这样，杨国忠由于他的堂姐妹和亲戚的影响，在746年以后得以迅速巩固他在京师的地位，同时他又与他早年供职的四川保持牢固的联系。由于这种特殊的地区关系，剑南（即四川）一直是李林甫的指派非汉族将领任节度使的政策从未得以实施的唯一边境藩镇。

在此期间杨国忠没有与李林甫公开破裂，但从749年起，他像王鉷那样能够对李林甫进行挑战，因为他可以指望从玄宗和杨贵妃那里得到个人的支持。749年，他把京兆尹萧炅贬黜出朝廷，此人先后是裴耀卿、李林甫及李在御史台的一个朋友宋浑的长期同伙。李林甫此时也无力帮助他的朋友。杨国忠在户部的度支使署担任一系列职务，并得到15个以上的专职头衔（其中大部分是属于财政方面的），所以其权力很快就与王鉷不相上下，后者也就成了他的政治追随者。[219]

752年，王鉷被清除出政治舞台。他与其弟王銲召术士询问自己为帝王的前景，后来担心此事泄露，就将此术士和一个公主的知情的儿子审判处死。王銲的一个朋友此时正策划控制龙武军（北军）和清除李林甫、陈希烈和杨国忠。玄宗获悉这一阴谋，就命王鉷逮捕阴谋者。王鉷警告其弟即将被捕，于是密谋者出逃。在王鉷和杨国忠带领军队的追赶下，造反者最后走投无路，被高力士率领的飞龙小儿俘获。

杨国忠此时揭露王鉷也参与了阴谋。但玄宗不信王銲的叛逆行为，而李林甫又为王辩护。因此玄宗下令恕免王銲之罪，但为了保留留各方面的面子，他通过杨国忠命令王鉷正式承认其弟之罪并请求宽恕他。但王鉷拒绝照办，这下激怒了玄宗。陈希烈这一次就不听命于李林甫了，他这时公开指控王鉷叛逆，要求将他处死。王氏两兄弟被杨国忠和陈希烈审讯，审讯结果不但使被挫败的阴谋真相大白，而且还弄清了他们以前起过作用的谋害人的情况。752年阴历四月，王鉷奉命自尽，王銲被杖死在朝堂。王鉷诸子被放逐到边远的南方，后来被处死，大量家产被没收。[220]

此事的结果对李林甫的地位是一个严重打击，因为他曾荐举王鉷任职，又曾为他的叛逆罪名辩护。他这时不但面临曾企图在指控王鉷时把他株连在一起的杨国忠和陈希烈的公开对立，而且还受到强有力的将领哥舒翰的仇视。

对外关系，720—755年

传统历史学家对玄宗的主要批评之一是，当他即位初期帝国的防御已得到加强和帝国随之采用消极的防御政策后，他的雄心导致他日益改用一种国力所不能负担的主动的、干预性的对外政策。当然，随着714年吐蕃战败而出现的相当平静的几年以后，军事活动在他在位的中期和后期大大地增加了。但这肯定不是像太宗后期和高宗时期那样的蓄意的领土扩张时期。在玄宗的这些日子中，唐朝对来自两个最强大和最富侵略性的邻国——契丹和吐蕃——的压力作了反应，与它们进行了持久的大规模战争。同时，中国对外关系的总格局由于以下的因素而起了变化：在满洲（渤海）和云南（南诏）出现了强大而稳定的国家；传统的北方敌人突厥族最后消失；基本上对唐朝友好的回纥人取代突厥族而成为蒙古草原的主人。

吐　蕃

吐蕃依然是中国最难对付的邻国。714年战败后，吐蕃人稳步地巩固他们的王国；721年，随着幼王的成年和705年以来控制吐蕃的宰相和太后之死，吐蕃的宫廷政治出现了明显的转折。722年，吐蕃朝着新的方向重新向外扩张，入侵西部的小勃律（吉尔吉特）。小勃律和邻近的大勃律（巴勒提斯坦）对中国人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因为它们是疏勒（喀什噶尔）经明铁盖山口通往迦湿弥逻（克什米尔）和印度河谷的要道。它们自武后时期起已是中国的朝贡国。吐蕃的占领将使吐蕃人控制帕米尔地区，使他们能直接与突骑施部或阿拉伯人接触，从而威胁中国人在中亚的地位。

面临吐蕃的入侵，小勃律王向中国求助。一支中国军从疏勒前往援助，吐蕃人被击退。但他们仍控制着大勃律。

这次冲突似乎对中国西部边境没有直接影响，但与吐蕃的关系不久在玄宗的朝廷成了一个政治问题。在725年封禅祭典以后，张说敦促玄宗与吐蕃长期议和以减少陇右和河西的大量边防开支。但玄宗征询了在724年已主张深入吐蕃领土进行打击的好战的河西节度使王君的意见。结果他没有采纳张说的和议意见，开始计划对吐蕃进行一侵略行动。

725年，一些吐蕃人参与突骑施对塔里木绿洲的袭扰。从726—729年，敌对行动又在中国边境发生。吐蕃人屡次袭击河西走廊的中国领土，而中国人则再三打入青海湖区。从728年秋季起中国人取得了主动，军队赢得了一次次辉煌的胜利，并占领了几个主要的吐蕃要塞。吐蕃人求和，在以前因吐蕃人的背信弃义而仍对他们不信任的玄宗最后被说服同意议和。730年和约商定。吐蕃王承认中国的宗主权，吐蕃的边境将领奉命停止对中国领土的侵袭，一块刻有和约条款的石碑矗立在边境。和平持续了几年。两国互派使者，边界被划定，边界栅栏也被建立。此外，在这些年中，唐朝专心致志于同东北的契丹进行持续的战争。

但是，和平在736年遭到破坏。吐蕃人又进攻小勃律，虽经中国人抗议也未停止。帕米尔地区的形势甚至比722年更加危急。玄宗有好几年曾力图取得经帕米尔地区通往伊朗和西方的南方诸路的控制，因为粟特由于突骑施的干涉又受到来自阿拉伯人的压力而处于完全混乱的状态，同时传统的北方商路也受到威胁。这一对峙还有另一个形式。在734—735年，北庭（准噶尔）的唐军与突骑施之间已爆发战争。突骑施的可汗娶了一名吐蕃的公主，而吐蕃王的一个妃子又是康国（撒马尔罕）的公主。这样，对吐蕃—突骑施的结盟或对更讨厌的吐蕃—阿拉伯在中亚的结盟的由来已久的恐惧又出现了。

由于无力阻止吐蕃对小勃律的进攻，中国就在东面发动进攻，吐蕃人在那里因被和约和中国与吐蕃将领之间的誓约所麻痹，对进攻毫无准备。737年中国人进犯青海湖区，738年吐蕃的反攻被击退，河西、陇右和剑南诸节度使奉命与吐蕃人全面作战。中国人从甘肃深入今之青海省。四川的军队在开始时战果不大，但在740年得到当地羌族部落民的帮助，占领了关键的吐蕃要塞安戎，因为这些部落民对吐蕃的行政官的勒索已感到厌烦。尽管出现坚决的反攻，中国保持了战果，这样，唐朝又控制了在680年丧失的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地区。

739年，在拉萨保持一定程度的中国文化影响的吐蕃王后金城公主死去，741年吐蕃人企图利用在长安为她举行葬礼的机会缔结新的和约。玄宗没有同意，于是吐蕃人在741年夏季开始发起一系列果敢的进攻，并重新控制了青海湖区。他们夺回固若金汤的石堡城，并入侵甘肃边境的中国领土。

在以后几年，皇甫惟明及其继承人王忠嗣，进行了一次次的边境战争，稳步地加强了陇右和河西两镇的中国防御设施，这两个藩镇到742年时已控制了17个军，兵员共达14.8万人。皇甫惟明和王忠嗣都在宫廷的党争中被株连，747年陇右归突厥将领哥舒翰管辖。749年，他率领从陇右、河西、朔方和河东诸镇抽调的大军，最后攻占了石堡城，但中国人伤亡很大。该地成了新的中国军队的驻地，在以后几年中国人在西北新成立九支长驻军队，并开辟屯田来供养它们。753年哥舒翰再次大败吐蕃，收复了称之为九曲的黄河上游的大部分。

8世纪的40年代和50年代初期当中国人在吐蕃边境进行大规模战争时，吐蕃的西陲又形成了与唐朝直接对峙的形势。吐蕃在736年攻击小勃律后，稳步地巩固它在帕米尔的地位，许多山地小王国与长安断绝往来并成了吐蕃的属国。在塔里木的中国将领曾经不时攻击吐蕃人，但毫无结果。746年，在安西任职的高丽将领高仙芝对小勃律进行了一次引人注目的讨伐，他率领1万名骑兵通过帕米尔最高的几个山隘。吐蕃人被赶走，中国军队驻在小勃律，中国对帕米尔诸国的影响得以恢复。吐蕃这时又转而窥测小小的劫国，使驻在小勃律的中国军队的供应线有被截断的危险。750年高仙芝又进行一次讨伐，占领了吉查尔，最后遏止了吐蕃想在帕米尔建立统治的企图。

755年，吐蕃王死，吐蕃朝廷派使节前来，寻求与唐朝建立友好关系。中国使节也被派往吐蕃去册封新王和转达唐皇的吊唁。吐蕃的威胁不论在中国边境还是在西面，似乎都暂时被遏制了。但安禄山之乱的爆发和随之而来的中国军队在吐蕃边境的撤离，又揭开了中国吐蕃关系史灾难性的新篇章。

中亚，突骑施族和阿拉伯人

自玄宗初年以来，伊塞克湖和巴尔喀什湖之间西突厥族各部居住的地区已被一个名突骑施的部落及其令人生畏的苏禄可汗所统治。虽然苏禄可汗已在717年正式臣服于中国人，但在同一年他还是袭击了边境并进攻阿克苏及塔里木盆地的其他地方。719年，唐军已被赶出碎叶（托克玛克）的哨所，丧失了在天山山脉之北的大片领土。

幸亏苏禄这时西进占领富饶的粟特诸城邦国。苏禄是在粟特最后建立阿拉伯统治的伟大的阿拉伯将领库塔伊巴死后不久崛起的。阿拉伯人坚决的推进暂时被挡住了；突骑施族前去支援粟特人进行抵抗。在724年，在阿拉伯史学家称为“渴日”的战斗中突骑施大败侵略河中地区的阿拉伯远征军。这一挫折使阿拉伯向东的扩张中止了约50年；从724—727年，突骑施深入粟特国境，远至康国（撒马尔罕）本土。726年，突骑施为防卫骨咄（帕米尔以西）而与阿拉伯人交战；阿拉伯人直到730年才开始认识到突骑施的力量。

唐朝感到应该安抚苏禄，于是在722年安排把唐朝的“公主”（实际上是西突厥名义可汗的一个女儿）嫁出和亲。同时，中国的安西都护府（塔里木盆地）和北庭都护府（准噶尔）的防御设施不断地得到加强。718年，安西成为一节度使驻节之镇，北庭在727年也照此办理。到8世纪30年代，它们各自拥有两万名的守军，给养部分来自屯田，部分地来自与中亚贸易的商人所缴的过境税。

这些预防措施之所以必要，不仅是由于苏禄本人明显的军事力量，而且是由于他与中国的两大最强大的宿敌东突厥和吐蕃联姻。725年，他插手支持于阗王的反唐叛乱。叛乱很快被平定，但苏禄与中国的安西副使结下私仇，他与吐蕃盟友一起掠夺塔里木盆地，围攻龟兹，进攻高昌区。但突骑施基本上仍只插手中亚事务，730年，苏禄与唐朝媾和。突骑施的力量几乎完全依靠苏禄个人的领导和他给他的部落领袖提供无数掠夺物的能力。到8世纪30年代，他与诸子和酋长们的关系日趋紧张，同时他得了一次中风，一臂不能动弹。但他被迫继续征战。731年，他又进犯粟特，企图打败阿拉伯人和夺取富饶无比的康国（撒马尔罕城）；他差一点儿成功，在被迫撤军前重创阿拉伯人。

在西面受阻后，苏禄又在735年和736年进攻中国北庭和北塔里木的据点。这一次他遭到惨败，于是又被迫议和。因此他在737年又重新西撤，阿拉伯人已在那里进攻位于经过帕米尔的南路的要冲骨咄。苏禄与从粟特和吐火罗的几个属国抽调的部队渡过乌浒水，抵达阿拉伯重要的前沿基地巴尔赫。虽然苏禄的军队人数大大超过阿拉伯人，但他们被彻底击溃。

这是苏禄及突骑施力量没落的开始。部落的对立造成了危机；738年苏禄被一个争权者谋害。在随之而来的混乱中，这些部落中的一派请求中国人援助，于是中国人会同拔汗那（费尔干纳）王平息了突骑施之乱。这一地区取得了全面的政治解决，拔汗那、柘支（塔什干）和佉沙（基什）诸王都得到中国的封号。中国人企图在西突厥人中立一新可汗以便对突骑施进行控制，这又引起一次动乱，但744年的又一次讨伐最后打垮了突骑施人，并在伊犁河流域和碎叶区重建中国的权威。到750年，这里成了中国的强大的基地，高仙芝由此就能进一步向中亚扩张力量，最后在那里与阿拉伯人直接对峙。

被内部斗争搞得四分五裂的突骑施不再是唐朝的威胁。在8世纪50年代，他们日益受到住在巴尔喀什湖之南的北邻葛罗禄部的压力。葛罗禄部曾参与回纥人推翻东突厥之战，但后来又与获胜的回纥人不和，此时开始向西南迁入突骑施的领地。

东突厥的衰落和回纥的崛起

716年默啜可汗之死引起了东突厥人内部一段不稳定的时期，在此以前，他们的力量已因许多臣服民族的变节而减弱。新的小可汗匐俱不久就被默啜之侄、杰出的将领阙特勤废黜，后者把除年迈的暾欲谷以外的默啜的家族及其衙官全部杀害。阙特勤以新可汗（中国史料中称默棘连或毗伽）代替匐俱，新可汗从716年一直统治到734年。在716年和717年，突厥领地瘟疫肆虐，于是与蒙古北部诸臣服部落的一系列血腥战争爆发了；结果乌古思诸部逃往中国避难。

毗伽成为可汗后，立刻想进犯中国，但被顾问们劝阻。他于是妄想使其部落民过定居生活，自己则想住在中国式的围有城墙的都城内。这一计划被暾欲谷劝阻，他认为这一发展会破坏突厥人的民族特点和使突厥人丧失对付中国人的力量——机动性。同时，毗伽建议与中国人媾和。玄宗予以拒绝，并在718年计划纠集东面的契丹和奚族、西北的拔悉蜜和黠戛斯以及臣服于突厥的形形色色集团，对突厥发动一次协同进攻。720年秋，进攻在中国将领王唆的指挥下进行。计划同时直捣突厥大营的行动是一个错误。拔悉蜜先于中国大军抵达，结果被击溃。突厥人于是开始袭击河西走廊的中国定居地和西面的北庭都护府。

在721—722年期间，和解终于达成：可汗同意事玄宗为父，突厥的朝贡使团和使节定期来中国朝廷。毗伽几次要求娶中国的公主，但始终没有得到同意。8世纪20年代后期出现边境纠纷时，吐蕃要求突厥人一起进攻中国，但毗伽拒绝，原因也许是中国人已在朔方建立大规模的边境集市，突厥人和其他边境民族可以在那里获得大量中国丝绸。

731年　阙 特勤死，玄宗派使者前去吊唁，并派中国匠人为阙特勤之碑刻汉文纪念。达成的亲切的妥协显然对突厥人和中国人都有利。734年，毗伽被他的一个大臣毒死。

在8世纪30年代初期，这一政治平衡受到契丹和奚族的叛乱的威胁（见下文），它们拒不接受中国属国的地位，转向突厥效忠。突厥人似乎不愿意直接插手，从而危及与中国的良好关系，虽然在733年有些突厥军队协助契丹兵作战。然而在734年突厥人几次向渤海王建议，希望结盟反对契丹，但没有成功；735年，他们自己攻打奚和契丹，但被打败。突厥人肯定已深深地陷入东北的这一危机之中，唐朝发现单单契丹已是强大和意志坚决的敌人，就十分谨慎地不让突厥人直接参加对抗。

伊然继毗伽为可汗，他不久死去，由其弟登利可汗继位，后者是被毗伽遗孀控制的儿童。这两个可汗继续与玄宗的朝廷保持朝贡关系。741年，稳定的局势被破坏，登利被他的一个将领东杀所杀，东杀另立毗伽的一个儿子为可汗。但新可汗很快就被骨咄叶护杀害，他的弟弟被继立为统治者，但又被谋杀。叶护于是自立为可汗，但拔悉蜜、回纥和葛罗禄群起反对，把他杀死。拔悉蜜人企图立自己的可汗，但突厥人另立杀害登利可汗的凶手之子乌苏米施为可汗。中国人派使者要他效忠，但被拒绝。他的朝臣反对这一行动，乌苏米施在遭到拔悉蜜和其他部落的攻击后出逃，在744年被拔悉蜜部所杀，并被传首长安。

突厥人此时完全处于无政府状态。乌苏米施之弟被立为白眉可汗，但其他突厥人另立拔悉蜜之主为对立的可汗。中国人利用了这一混乱。朔方节度使率军进入草原，打垮了东面诸部。同时，葛罗禄部和回纥部杀了拔悉蜜的可汗，回纥的首领骨力裴罗控制了该国。745年回纥杀了最后一个突厥可汗白眉，将其首级送到中国朝廷。毗伽的令人生畏的遗孀率部投诚玄宗。突厥帝国灭亡。

导致突厥人灭亡的部落联盟是很短命的。最初在叛乱中为首的拔悉蜜在744年被其他部落所灭，拔悉蜜的首领逃往北庭寻求中国的保护。此后不久，葛罗禄也臣服于回纥，回纥的统治者骨力裴罗此时成为原先被突厥人统治的整个草原区的无可争辩的主宰。746年，玄宗封他为怀仁可汗，批准他为统治者。

747年，他的儿子磨延啜继他为可汗；磨延啜巩固了回纥对其前盟友的霸权地位，并建都于合刺八刺哈孙城。回纥人以前原为游牧民族。磨延啜此时采取了716年毗伽可汗曾为突厥人设想的步骤，即给他的臣民建立一个固定的首府，回纥人逐渐开始定居和务农，同时他们的首府和磨延啜通过中国人和粟特人在色楞格河畔建造的另一个城市成了活跃的商业和手工业中心。回纥人从未成为定居的民族。在840年他们的帝国灭亡前，他们多半依然是牧民。但他们很快发展了远比突厥人在鼎盛时期更为复杂和先进的社会和经济秩序。

对唐朝来说幸运的是，他们一直保持与中国的友好关系。在玄宗在位的最后几年，他们建立了正规的朝贡关系，并且奠定了在下一世纪将把双方连接起来的有利可图的商业关系基础。

契丹和奚

中国对南满控制的重新建立、717年营州的强大的平卢军的建立和714年契丹王和奚王的重新归顺，使东北开始了一段相对安定的时期。这种局势是由唐“公主”与契丹王和奚王的一系列王朝通婚支撑的。贡使定期来到中国的朝廷，贸易在营州十分繁荣。此外，在东满洲出现的强大而稳定的国家渤海（详见下文）有助于进一步稳定东北，而突厥人的总的消极态度避免了外来民族在这一区域构成的传统战略威胁，即对整个北方边境的联合进攻。最后，唐朝在东北的防御设施极为强大。696年契丹入侵后建立的五个军在玄宗初期得到三个军的补充，在729年又增加了两个军。它们归范阳节度使指挥，到8世纪30年代，归他直接调遣的军队达9.1万人。此外，平卢军和南满的其他军队也归他节制。范阳是所有边境藩镇中实力最强的一个，这是朝廷见到契丹和奚构成的潜在威胁而采取的一个重要措施。

这一区域外表的平衡实际上掩盖了高度动荡的政治局势。契丹的局势尤其如此；718年李失活死后，契丹在八年中走马灯似的有四个王上台。契丹朝廷的实权掌握在大臣可突于手中，他废立了几个王，大权在握。8世纪20年代后期，他与一朝贡使团来长安朝廷，遭到宰相李元紘的粗暴对待。他对中国人怀有很深的怨恨；他在730年杀契丹王，迫使作为王妃的中国“公主”逃到营州的驻军那里，然后自立为契丹的统治者。他胁迫其邻近的奚族参加叛乱，并归顺突厥的毗伽可汗。

虽然中国朝廷决定讨伐他并下令大量征兵，但有效行动直到732年才开始。信安王李祎全面指挥一次同时从几个方面进攻可突于的战役。经过几次挫折，李祎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给对方造成大批伤亡，抓获很多俘虏。可突于彻底战败，率残部逃进热河山区，同时他以前的同盟奚族向唐投降，恢复了原来的属国的地位。

但契丹根本没有灭亡。733年春，有突厥友部参加的契丹大军驻营于渝关塞外。新任范阳节度使的薛楚玉派军进攻，但大败而归。同年稍晚的时候，在最近与吐蕃交战中战功卓著的张守珪接替了薛楚玉。可突于被张的盛名所慑而被赶走；他试图通过诈降来赢取时间，同时向西北撤退，指望与突厥人会合。张守珪此时策反了一个与可突于不和的契丹将领李过</a>折。李过折杀害了可突于及其许多支持者，将其首级送呈中国朝廷。

735年玄宗承认李过折为契丹的领袖，并封以各种表示他的臣属地位的官职。契丹问题似乎得到解决。但和平希望很快又破灭。在同年年底以前，可突于的残余党羽在涅礼的谎言煽动下，杀害了李过折及其大部分家属。同时，突厥人进攻契丹和奚，但被击退。中国朝廷宽恕了涅礼并批准他为契丹王。但在736年初期，奚和契丹又不服中国的节制。张守珪的将领安禄山率军进击，但被战败。次年，张守珪大败契丹。随之而来的是一段战争的间歇，但双方未达成明确的和解。

738年秋，张守珪的两名属将矫称张守珪的命令，使营州主将在横水进攻奚。进攻失败。张守珪企图掩盖真相谎报胜利。真相泄露，张在随之而来的丑闻中被贬，职务由李适之接替；李率军在740年秋打败了契丹和奚。

局势到这时候终于变得比较安定了。唐的防御体系得到加强。743年河北建立了两支新军，平卢建立另一支军队；在742年，原归范阳节度使指挥的平卢改为负责中国在南满地位安全的一个独立藩镇。743年契丹和奚国派使者至长安，唐朝廷也显然决定试探和解，因为在745年，中国又有公主嫁给了契丹王和奚王。

但在745年末，两王杀害了中国的王妃并谋反。自742年起已任平卢节度使并在744年以后同时指挥范阳的安禄山平息了他们的叛乱。746年，中国朝廷册封了契丹和奚国的新王。和平关系得以恢复：749年奚使者来到长安，契丹使者则于750年相继来到。

终玄宗之世，奚和契丹的问题仍未解决。虽然这些部落没有大举侵入中国境内，但中国人企图控制它们的活动也没有结果。它们一直是强有力的威胁，它们的存在说明唐朝在东北保持庞大的军事制度是完全有道理的。

渤　海

玄宗在位期间，唐朝与以前很少直接交往的中满和北满诸民族发生了关系。唐朝已偶尔接待来自生活在东西伯利亚、库页岛可能还有堪察加的形形色色来历不明的民族的使团，并与满洲和黑龙江流域的民族有定期交往。在唐初期，北高丽和今辽宁和吉林两省东部形成高丽国的领土。在高丽之北，许多室韦亚族居住在今黑龙江的西半部，它们属于与契丹有关系的蒙古族，而在今黑龙江省东半部和黑龙江下游则是有通古斯族血统的靺鞨的领地。北高丽人口的大部分也属于靺鞨血统。

随着高丽的衰亡，其原来的领地成了权力真空</a>。在南部，一个组织甚差的“小高丽”国在新统一的新罗国和辽河流域下游中国人定居区之间的地区勉强维持生存。高丽统治集团的大部分已被高宗迁移，有的到中国各地，但大部分则在营州地区居住。当696年契丹入侵河北从而中断中国在东北的行政时，由来自濊貊统治阶级和高丽靺鞨部落的民族组成的一个集团叛乱，在前高丽将领大祚荣率领下逃到今吉林省的松花江上游。大祚荣在那里自称振国国王，并使自己成为突厥的默啜可汗的一个藩属。

到705年，中国朝廷得知他已成功地在东满洲建立一个强大的新国家，于是决定承认它，希望中国在与奚和契丹作战时，它会成为一个同盟。使者你来我往，但与契丹和奚的战争切断了双方的交往，直至712年，这时中国承认大祚荣为渤海王。新的渤海国开始发展成为一个强大繁荣的王国，它的组织如同新罗那样严格仿效中国的模式。定期的朝贡使团被派往长安，为了促进贸易，它还作了专门安排。

719年大祚荣死，他的儿子大武艺继位，他统治渤海直至737年。虽然朝贡关系没有中断，但在8世纪20年代，双方关系趋于紧张。渤海王采用自己的年号，放弃唐朝正朔，以表示独立于唐朝之外；渤海朝廷于是分裂，一方为亲唐派，一方为以渤海王为首和谋求更独立的路线的保王派。

唐朝对渤海的日趋强大越来越忧虑，并开始寻求同盟以抵消它的力量。渤海几代国王以前曾被北部邻族——黑龙江流域的靺鞨族——打得大败，唐朝开始与这些以好战著称的部落建立联系。726年，靺鞨派使者前来朝廷，中国人在黑龙江流域建立一边境行政区，由中国的军官充当部落首领的顾问并组织了一支部落军队。

渤海王当</a>然会以忧虑的心情看待这些事态发展。726年，他命他的弟兄大门艺（此王从705—712年曾在唐朝廷当人质）率军对黑龙江流域的靺鞨族进行一次先发制人的打击，以防止唐和靺鞨的南北夹攻。大门艺反对这一计划，说这样会背叛他们的霸主唐帝国，他逃到了玄宗的朝廷。

渤海王派使者要求处决大门艺。玄宗企图蒙骗使者，说大门艺已被流放岭南，而事实上他被派往中亚任职。真相泄露之后，渤海王大怒。732年他派海军出征，袭击山东半岛的中国重要港口登州，攻占了州府，撤军前把刺史杀死。

玄宗此时决定对渤海采取激烈行动，他与也因强大的北邻的崛起而感到威胁的新罗王拟订计划，准备中国军队从营州、新罗军从朝鲜半岛北部进行联合夹击。战争的结果是一次惨败。733年中国人因与契丹重新出现纠纷而放弃了这次战役；新罗军也在高丽北部山区被暴风雪所困，在未与渤海军遭遇前就损失大部分人马，最后被迫撤军。734年玄宗致函新罗王，敦促他一有机会就向渤海进攻，同时双方缔结了协同防御的协定，结果唐朝等于正式放弃了它以前在高丽征服的土地上的长期权利。渤海王为报私仇，继续反对大门艺；他企图派人在洛阳暗杀大门艺，但企图失败，刺客被捕。

但更冷静的意见终于占了上风。在8世纪30年代，突厥人屡次与契丹发生纠纷，734年他们要求渤海与之结成联盟，以对付此时又承认中国宗主权的契丹。渤海王也许意识到，作为契丹领土上的主宰的突厥人会成为比唐朝更具有侵略性的邻邦，所以拒绝了这一建议。735年，渤海派遣由一个王子率领的朝贡使团前往长安，作了表示正式臣服的行动。从此使团岁岁来朝。

737年，其政策导致与唐朝关系破裂的大门艺（原文如此，应为大武艺——译者）死亡。渤海诸王中最伟大的大钦茂（死后的谥号通称大文王）继位。他在位的57年使渤海的国力达到最高峰，而且取得了很高的文化水平。在他统治下，渤海在制度和文学文化方面成了唐朝亦步亦趋的翻版，很像新罗和日本已经做到的那样。它成了中文作为行政和文学通用语的东亚中国文化圈的一部分。虽然渤海与新罗及日本同样完全独立，唐朝政策也无力干涉它的内政，但朝贡关系的形式仍被谨慎地保持着。渤海王和新罗王正式接受唐朝廷的封号，他们的王后和太子也是一样。两国使者定期到唐朝廷祝贺新年，他们朝贡后得到回赠的中国产品则更加昂贵精美。

渤海崛起后，唐朝在东北面临新的形势。新罗和渤海既不是在发展程度上明显低于中国的部落民族，也不是在生活方式和社会组织上完全属于异族的游牧帝国。它们都是定居社会，完全是像中国本身那样组成的中央集权官僚王国；唐朝廷必须与它们一起创造一种新型的关系，即要接受一种远比与以往任何邻国相处时都更为平等的关系和更为共同的文化。

750—755年的对外发展

直至8世纪40年代为止，对边境事务的处理基本上是成功的。吐蕃的边境已经稳定，以前丧失的重要战略地区已被收复。经塔里木、伊犁河流域和帕米尔通往中亚的各条路线都得到保护。草原被比较和平和友好的回纥人控制，契丹和奚民族的威胁被成功地遏制了。漫长无比的边境防务在人力和供养方面都是代价昂贵的。但唐朝成功地达到了它的目的，玄宗时期的战役很少是中国对邻邦的侵略政策或扩张野心引起的。

但约在750年，中国在经过十年胜利的征战后遭到了一次次严重的军事挫败。751年，曾在小勃律和拔汗那之役取得辉煌胜利的安西节度使高仙芝最后与阿拉伯人在咀逻私（塔拉斯）水交锋，被打得溃不成军。[221]战斗本身并无重要意义。但它对未来的影响是十分严重的，因为它使阿拉伯人处于有力的地位，当安禄山之乱后中国在突厥斯坦的守军开始处于孤立然后又遭到吐蕃的侵袭时，他们就得以向中亚扩大势力。751年安禄山也惨败。750年，安禄山的军队在东北边境又已与奚和契丹交战。据历史记载，这些敌对行动是安禄山蓄意挑起的，其目的是想取得轻而易举的胜利，然后向玄宗邀功请赏；战争以中国的胜利告终。安禄山于750年后期回京后被厚加赏赐，即获准可自行铸钱这一无与伦比的荣誉。751年返回东北后，他准备大举征讨契丹，于是率领自己的6万名军队和一支奚骑兵对付契丹。远征的结局是一场十足的灾难和安禄山大部分部队的丧失。[222]尽管这次惨败主要是安禄山过分自负引起的，玄宗个人对他仍如此宠爱，以致他未受到任何惩处。

就在这一年，唐朝在云南也遭到同样的惨败。中国人在这里面临新兴的南诏国：中国人曾鼓励南诏的兴起，以期在对付吐蕃时它会充当中国的盟友。8世纪30年代后期，蒙舍（南诏）统治者皮逻阁逐步将统治扩大到今云南的6个土著王国（六诏），此举得到剑南节度使王玙的默许和援助。739年，他在今大理附近建都，并以重兵设防。南诏王和太子得到中国的封号，于是与中国朝廷建立了封建的关系。[223]

750年，云南太守张虔陀企图掠夺南诏的使者。南诏王阁罗凤不甘忍受这种待遇，因此张虔陀在一份密奏中诋毁他。阁罗凤大怒，在750年攻打云南府，杀死张虔陀，夺取这个地区受中国人保护的32个土著部落州。

受杨国忠庇护的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已在四川稳步地建立了他的权力基地。他此时决定率军大举征讨南诏。751年夏初，他派军队8万夹击大理。阁罗凤提出愿意归还所占的领土，但鲜于拒不接受此建议，仍奋力发动进攻。结果是一场灾难。阁罗凤大败唐军；鲜于仲通死里逃生，唐军伤亡6万——许多人死于疾病。杨国忠对玄宗隐瞒真相，诡称取得了重大胜利。但这次鲁莽的远征使中国在四川的地位非常虚弱。阁罗凤马上向吐蕃称臣，于是吐蕃和南诏的结盟在以后威胁着西南的边境达40年之久。[224]

中国经过十多年不断的胜利后重新出现的这一边境问题促使李林甫在751年初期设法让自己遥领朔方节度使，而实际的指挥权则操在助手李之手。四川的这场灾祸以后，杨国忠在751年阴历十一月决定让自己担任剑南节度使，以巩固自己在四川割据的权力基地。[225]

752年初期，李林甫又遭到杨国忠及其同伙的攻击，原因是他对朔方负有责任。752年春安禄山集结一支20万骑兵的大军以报他被契丹战败之仇。作为他计划的一部分，他曾要求得到奉信王李献忠——实际上是一个不愿在安禄山麾下效劳的原名阿布思的突厥降将——统率的朔方镇大批骑兵的援助。安禄山对阿布思有宿怨，阿布思自然担心安禄山会把他杀死。阿布思没有参加征讨契丹，反而叛乱；他袭击了朔方的军械库和粮仓，然后逃进大草原。

安禄山此时取消整个远征。阿布思原为李林甫的朔方节度使副使，所以杨国忠、陈希烈和哥舒翰都企图要李林甫对阿布思的叛乱负责。虽然他们没有得逞，但李林甫被迫辞去朔方节度使之职，而转由安禄山的堂兄弟、已为河西节度使的安思顺担任。[226]从这时直至755年，从鄂尔多斯到满洲的整个北部边境被安氏兄弟所控制，他们此时仍是李林甫的支持者。

以后不久，李林甫企图对杨国忠进行反击。自鲜于仲通对云南的未遂入侵以来，唐与南诏的边境纠纷不断。李林甫此时要求杨国忠倾听四川黎民要求他承担起节度使职务的紧急呼吁。杨国忠和杨贵妃向玄宗求情；玄宗坚持命令杨国忠赴任，但答应很快会把他召回朝廷担任宰相。

但这是李林甫最后的孤注一掷之举。他已经病入膏育。一个术士告诉他如果能再见玄宗一面，他就可康复。尽管侍从们反对，玄宗仍同意见面；但李林甫这时已病得甚至不能行君臣之礼了。杨国忠就在出发至四川赴任之际被召回，李林甫在临死前把未来的帝国事务托付给他。几乎不久，李林甫在掌权19年以后死于752年阴历十一月二十四日。[227]

杨国忠立刻被任命为宰相。753年初期，他重新指控李林甫与阿布思的叛乱有牵连。后者已被回纥打败，他的残余支持者已为安禄山效劳；安禄山派他们的首领之一到朝廷报告：李林甫曾收阿布思为养子。玄宗下令调查。李林甫仍未被埋葬，但在753年阴历二月，他被追夺所封的一切官品和官职；他在职的后嗣被削职为民，并被流放到边远的南方和西南的边境，50多名近亲和同伙被株连。他的财产被没收，他的棺材被打开，珍贵的殉葬品被取走；他得到的只是平民的葬礼。[228]杨国忠和陈希烈又得到新的封号，以奖赏他们在这次肮脏的报复行动中的作为。

随着李林甫之死，帝国已没有一个坚强和负责的领导人。20年来，朝廷已习惯于他的坚强的控制；　自746—748年的几次清洗以来，大部分可以递补的领导人或者已经死亡，或是在地方任职。玄宗早就不再起君主的积极作用，此时，只能走一条最省事的道路，即听任杨国忠去行使最高政治权力，而杨国忠尽管善于宫廷政治的权术和对玄宗有个人的影响，却根本不能与务实的政治家李林甫相比。

前40年的政治发展已把空前的权力集中在宰相之手。但为了确保这一体制能顺利地运转，皇帝必须保留他更换宰相的权力和意愿。像李林甫和陈希烈享受的那种漫长而不正常的任期使替换越来越困难，因为在职者的势力不但愈加根深蒂固，而且把一些人提升为高官（他们一般有希望成为在职宰相的继承人）的按部就班的正常途径堵塞了。杨国忠就这样继承了一个朝廷的高级官职，而他和杨贵妃只要仍得到玄宗的宠爱，他实际上是不会垮台的。

杨国忠的掌权，752—756年

从752年年末至玄宗逊位，杨国忠就这样一直是朝廷中左右一切的人物。除了宰相之职和中书令的实职外，他又兼任吏部尚书（李林甫自739年起就兼任此职），从而使他取得任命文官的控制权。他还继续掌管许多在李林甫时期逐步设置的财政专署，这样又使他完全控制了帝国的财权，因为户部此时既无尚书又无侍郎。陈希烈依然是左相，他在李林甫的末年多少表现出有些独立性，他还不是应予认真对待的政敌。此外，在李林甫垮台之前，他被撤除了按惯例由左相担任的兵部尚书的兼职。

但是，朝廷的势力显然被边镇节度使的巨大权力所压倒。在安禄山叛乱之前的最后几年，安禄山和杨国忠之间的关系日趋紧张，前者由于控制了北方和东北的边镇，对帝国构成了巨大的潜在威胁，后者则牢牢地支配着京师和朝廷。杨国忠此时孤注一掷，试图为自己建立地方基地和军事后盾，以与安禄山的力量相抗衡。

杨国忠想巩固他的剑南节度使地位的企图并不特别成功。四川远离朝廷，交通不便，它的军事编制又比较小，远不如东北诸镇完整，而杨国忠的党羽鲜于仲通向南诏进行领土扩张的企图也落了个灾难性的结局。753年设立了由何复光节制的一个强大和拥有全权的岭南藩镇，使之从南面威胁南诏，但此举收效甚微。754年夏对南诏重新发动入侵，其结果是又丧失了约全部人马的四分之三。[229]

杨国忠迫切需要的是一个强有力的军事盟友。他选中了唯一与安禄山明显为敌的突厥将领哥舒翰，[230]此人是西北陇右和河西两地的节度使，并已在753年阴历八月被封为王。他与安禄山的堂兄弟朔方节度使安思顺长期不和；虽然在快到李林甫临终时玄宗试图让宦官高力士去弥合双方的分歧，但这反而使局面更加恶化。安禄山和哥舒翰曾在朝廷公开激烈争吵。

哥舒翰拥有庞大的军队，总数达14.3万人，他们久经沙场，在战斗中得到锻炼，在吐蕃边境的十多年中常常取胜。754年，他的军队大加扩充。陇右建立了八支新军，河西在755年初也建了一支新军。[231]

753—754年的冬季，安禄山急于加强他在玄宗心目中的地位，来朝廷祝贺新年。杨国忠告诉玄宗，安禄山肯定要谋反，并建议召见他以考验他是否忠诚。当召见令发出时，出乎杨国忠意料的是，安禄山应召而至，向玄宗表明他的永远不变的忠诚。玄宗对他大加赏赐，并比以往更加信任，虽然皇太子也与杨国忠一起警告说，安禄山可能谋反。使事态更加糟糕的是，玄宗甚至提出应任命安禄山为特任宰相，只是在杨国忠提出了关于安禄山只字不识不宜肩负此重任的紧急请求后，这一任命才未实现。结果，安禄山只当了尚书省仆射，这一职务当时是通常授给前宰相的闲职。[232]

但安禄山仍获得一个削弱杨国忠和哥舒翰力量的职务。他被任命为闲厩使和陇右（哥舒翰控制的藩镇）群牧使。虽然安禄山三镇兵力多于哥舒翰的军队，但河西和陇右的军队却能更充分地得到骑兵的配备；此外全国骑兵所依赖的大片的国家牧地都集中在陇右和长安西北今陕甘两省的地区。安禄山通过这一新任命的官职能为自己军队挑选几千匹一流战马，以弥补自己军队的不足。[233]

在安禄山在京逗留期间，杨国忠对他的敌意已是昭然若揭，以致安禄山在754年阴历三月回范阳镇时，曾昼夜乘船兼程行进，途经任何城市都不下船，因为担心杨国忠会派人追赶和拘捕他。[234]宰相和帝国最有力量的将领之间的对抗形势此时显然已无法扭转。但玄宗仍相信安禄山的个人忠诚，朝中无人再敢指出他谋反的可能性了。

安禄山来朝廷的结果是使杨国忠能为自己清除高级官员中的一个敌对集团，其中的成员与玄宗关系密切而且对他有相当影响。刑部尚书张筠和太常寺卿张垍</a>两兄弟为张说之子。[235]张筠在京畿和地方任职时政绩卓著。他长于写作，早就有担任宰相的野心，但一直被李林甫压制。李林甫死后，他成了陈希烈的支持者，希望能够接替陈的位置。张垍在8世纪20年代也在朝中历任显宦；玄宗对他特别宠爱，把宁亲公主下嫁给他，并准许他住在宫内的一个府 但关于756年以前的时期，《旧唐书》的编者不过是完整地转载了柳芳在759年完成并上呈肃宗的最后一部唐朝国史。他们没有什么其他材料，因为史馆所藏关于唐朝以前几个皇帝在位期的官方档案，包括起居注、实录以及较早的国史，都已在756年安禄山占领长安期间被付之一炬。

在这场浩劫后幸存下来的唐王朝前期的唯一主要记载是史官韦述作的一部国史稿。这部史稿记述的确切时间范围还不能肯定，但它几乎肯定叙事至741年（开元期最后一年），如果不是更早的话。玄宗朝的早期在他在位时已分别被记载在《今上实录》和《开元实录》中：前者共20卷，于8世纪20年代在张说和唐颍的指导下编成；后者共47卷，在742年以后某个时期编成。《开元实录》特别被提到，说它已毁于756年的大火，[247]但由于韦述于8世纪30年代已在史馆工作，他可能已使用这些材料来编写他的国史稿。

当柳芳在758年奉命撰写国史时，他可能已掌握一部根据早期实录写成的玄宗朝早期的记载；这些实录由于是在玄宗在位时所写，它们一定是以赞誉的语气写出来让他过目的。为了完成这部直至756年的历史，柳芳的工作十分困难。大部分材料已经散失，无法寻找；我们知道，在8世纪60年代曾有编一部玄宗朝新实录的企图，但大部分文献已经无法找到。此外，柳芳是在政治形势异常困难的情况下写作的。他在新帝肃宗的指使下撰写，而肃宗已通过明目张胆的篡位而把玄宗废黜，所以需要把他父亲在位的最后几年说成是一个行政不当的时期，以便为他的行为提供道义上的理由。但同时玄宗本人仍在世，他后期的几个为首人物仍在活动和掌权。安禄山发难的这场叛乱仍未解决；柳芳本人的地位也很不保险，他因在756年附逆曾被处以流放，之所以匆忙地予以缓刑，是为了让他从事历史写作。

我们知道，柳芳所写的历史在送呈肃宗过目时受到严词批评。760年后，于休烈（他补上了肃宗本纪）和令狐峘对史稿作了一些小的修订。柳芳本人并不满意，于是又改弦更张，私下编写了《唐历》一书（现已遗失），在书中增添了一些细节。

但柳芳的760年的国史基本上被《旧唐书》的编纂者吸收到他们所写历史的早期部分之中，而且大部分是逐字照录的。因此，关于玄宗时期的记载内容是不均匀的。约在741年前，它有充分的文献依据，而且一般的是颂扬；他对玄宗的最后若干年则材料较少，语气特别带有批判性。这种不平衡不但明显地表现在本纪中，而且也表现在列传中。8世纪40和50年代的许多高级官员的传记都很简短，而且材料很少。其他的官员根本没有传记。朝廷中活动的主要人物都没有留下可与张说和张九龄的文集相比的详尽的个人文集，以解决正史中玄宗最后年代缺乏材料的问题；二张的文集使我们能够非常详尽地填补8世纪20和30年代的历史空白。

因此，在对玄宗时期进行研究时，我们就处于只能依靠不充分的材料的境地，而且编写他的历史的客观情况也使这部历史的可靠性受到怀疑。如同所有前人所做的那样，我在这一章重新展示了柳芳提出的办法，即把整个玄宗时期分成三个阶段：（1）政权巩固时期；（2）日益受到宫廷紧张形势妨碍的积极参政时期；（3）玄宗不再起积极政治作用和朝政被李林甫和杨国忠控制的最后一段时期。但读者应该记住，柳芳的记载是奉命为强制性的政治目的撰写的，写作的情况又非常特殊和困难。我们永远不能了解8世纪40和50年代许多大事的幕后真相，这是因为材料干脆已经不复存在了。但是，我们至少应该认识到在我们掌握的史料中存在一些应予说明的问题。[248]

* * *

[1]这一章不断得益于两位学者的研究成果。 [2]崔瑞德：《柳芳：一位被遗忘的唐代史学家》，1970年耶鲁大学中国历史学和比较历史学讨论会未发表论文。

[3]关于玄宗的早期生活和登位的情况，见霍华德·列维《王如何成为皇的：玄宗之即位（713—755年）》，载《汉学杂志》，6（1958年）， [85]关于与吐蕃的关系，见伯希和《古代西藏史》（巴黎，1961年），书中把《旧唐书》卷196上和下及《新唐书》卷216上和下译成法文。最佳的批判性研究载于佐藤长的《古代西藏史研究》（两卷，京都，1960—1961年），此书把中文史料与J.巴科、F.W.托马斯和Ch.图森编译的《敦煌文献中有关西藏史的材料》（巴黎，1940年）中的藏文编年史互相印证。

[86]关于突厥人，见岑仲勉</a>在《突厥集史》（两卷，北京，1958年）收集的详尽的史料；刘茂才（音）的《关于东突厥史的中文资料》（两卷，威斯巴登，1958年）翻译了主要史料。勒内·吉罗的《突厥帝国：骨咄罗、默啜和默棘连诸汗（680—734年）的统治》（巴黎，1960年）主要根据突厥史料写成。

[87]《资治通鉴》卷210， [91]传记载《旧唐书》卷184， [153]传记载《旧唐书》卷98， [179]《新唐书》卷44，第1164页。

[180]见《唐会要》卷36，第657—659页。玄宗在722年第一次作注（《旧唐书》卷8，第183页）并向全国颁布。735年，附注八卷编成（《册府元龟》卷53，第16页）；743年御注被重编。

[181]见《唐会要》卷77，第1403—1404页；《唐摭言》卷6，第6页；《旧唐书》卷9，第213页；卷24，第925—928页；《新唐书》卷44，第1164页。

[182]见周一良《中国的密宗》，载《哈佛亚洲研究杂志》，8（1945年），第24—33页；大部分传统史学家把玄宗不积极过问朝政的行为全归咎于道教，但柳芳是第一个指责释道两教的御用史学家。《旧唐书》卷9，第236—237页。

[183]《旧唐书》卷107，第3259—3260页。

[184]《资治通鉴》卷214，第6832—6934页。

[185]《唐会要》卷39，第703—706页；《旧唐书》卷50，第2150页。

[186]见戴何都《描述唐代行政制度的唐六典》，载《亚洲杂志》，263（1975年），第183—201页。

[187]《资治通鉴》卷214，第6829页；卷215，第6837页。

[188]戴何都：《〈新唐书〉百官志、兵志译注》，第672—673页。

[189]《资治鉴通》卷214，第6832页。

[190]《资治通鉴》卷214，第6830页。

[191]《唐会要》卷72，第1300页。

[192]同上书，第1299页。

[193]浦立本：《安禄山之乱的背景》，第69—70页；戴何都：《〈新唐书〉百官志、兵志译注》，前言第3—5页；《资治通鉴》卷215，第6850页；《唐六典》卷5。

[194]见池田温《唐代的户册和有关文书》，载芮沃寿、崔瑞德编《对唐代的透视》（纽黑文，1973年），第121—150页。

[195]崔瑞德：《唐代的财政管理》，第32页。

[196]《册府元龟》卷495，第23—26页。

[197]传记载《旧唐书》卷105，第3222—3225页；《新唐书》卷134，第4560—4562页。关于他的改革，见崔瑞德《唐代的财政管理》，第90页；浦立本：《安禄山之乱的背景》，第36—37页。

[198]《旧唐书》卷48，第2086页；卷10，第3225页；《新唐书》卷134，第4563页。

[199]《唐会要》卷59，第1022页。

[200]崔瑞德：《唐代的财政管理》，第76页。

[201]传记载《旧唐书》卷99，第3101—3102页；《新唐书》卷131，第4503—4504页。

[202]裴敦复和皇甫惟明都无传记。关于他们的简单介绍，见浦立本《安禄山之乱的背景》，第163—164页注22和23。

[203]见浦立本《安禄山之乱的背景》，第84页。

[204]《资治通鉴》卷215，第6864、6868页。

[205]传记载《旧唐书》卷105，第3225—3228页；《新唐书》卷134，第4562—4564页。

[206]浦立本：《安禄山之乱的背景》，第88—90页。

[207]传记载《旧唐书》卷97，第3059—3060页；《新唐书》卷223上，第6349—6350页。

[208]同上书，第6873—6874页。

[209]《资治通鉴》卷215，第6874—6875页。

[210]传记载《旧唐书》卷105，第3228—3232页；《新唐书》卷134，第4564—4567页。

[211]《资治通鉴》卷215，第6879页。

[212]同上书，第6879—6882页。

[213]传记载《旧唐书》卷105，第3197—3201页；《新唐书》卷133，第4551—4555页。

[214]《资治通鉴》卷216，第6877—6883页；《旧唐书》卷103，第3199—3200页。

[215]《资治通鉴》卷216，第6888—6889页。

[216]传记载《旧唐书》卷200上，第5367—5372页；《新唐书》卷225上，第6411—6421页。关于他的出身和事业，见浦立本《安禄山之乱的背景》，第7—23页和第82页以后；戴何都的《安禄山史》（巴黎，1962年）提供了《安禄山事迹</a>》的详尽加注的完整译文；《安禄山事迹》为姚汝能</a>所作的一部叙述安禄山事迹的9世纪初期的著作。

[217]关于杨贵妃及其家庭，见浦立本《安禄山之乱的背景》，第92页以下。霍华德·列维：《杨贵妃事迹》，载《通报》，45（1957年），第451—489页；此文有《旧唐书》（卷51，第2178—2181页）和《新唐书》（卷76，第3493—3496页）中她传记的译文；又见列维《杨贵妃的家族背景》，载《汉学杂志》5.2（1957年），第101—118页；《一个杰出皇帝的后宫宠妃》（台中，1958年）；《长恨歌</a>：杨贵妃之死》（东京研究社，1962年）；《杨贵妃之中选》，载《东方》，15（1962年），第411—412页。

[218]传记载《旧唐书》卷106，第3241—3267页；《新唐书》卷206，第5846—5852页；关于他的出身，见《资治通鉴》卷215，第6867—6868页；浦立本：《安禄山之乱的背景》，第164—165页，注47、48。

[219]《资治通鉴》卷216，第6896页；《旧唐书》卷106，第6页。

[220]《资治通鉴》卷215，第6910—6912页；《旧唐书》卷105，第3230—3232页。

[221]《资治通鉴》卷216，第6907—6908页。

[222]同上书，第9608—9906页；《旧唐书》卷200上，第5369页；《安禄山事迹》（1910年本），上，第11页；戴何都的《安禄山史》，第111—115页；浦立本：《安禄山之乱的背景》，第96—98页。

[223]关于南诏的崛起，见迈克尔·布莱克默《云南南诏的崛起》，载《东南亚史杂志》，1.2（1660年），第47—61页；藤泽义美：《西南中国民族史研究》（东京，1969年）。

[224]《旧唐书》卷197，第5280—5281页；《唐会要》卷99，第1763—1764页；《资治通鉴》卷216，第6901—6902、6906—6907页。

[225]《唐会要》卷78，第1437页；《资治通鉴》卷216，第6909页。

[226]《资治通鉴》卷216，第6910页；浦立本：《安禄山之乱的背景》，第101、167页，注87。

[227]《资治通鉴》卷216，第6912—6914页；《旧唐书》卷106，第3239—3241、3243—3244页。

[228]《资治通鉴》卷216，第6917—6918页；《旧唐书》卷106，第3241页。

[229]《资治通鉴》卷216，第6918页；卷217，第6926—6927页；《唐会要》卷99，第1734页；《旧唐书》卷9，第228页。

[230]传记载《旧唐书》卷104，第3211—3215页；《新唐书》卷135，第4569—4574页。

[231]《资治通鉴》卷216，第6919页。

[232]《资治通鉴》卷217，第6922—6923页。

[233]同上书，第6923—6924页。

[234]同上书，第6924页。

[235]传记载《旧唐书》卷97，第3057—3059页；《新唐书》卷125，第4411—4412页。

[236]关于翰林院的发展情况，见F.A.比绍夫《翰林》（巴黎，1963年），第6—9页。

[237]《旧唐书》卷97，第3058页；同上书，第6925页。

[238]《资治通鉴》卷217，第6927—6928页。

[239]传记载《旧唐书》卷108，第3275—3278页；《新唐书》卷118，第4267—4269页。

[240]《资治通鉴》卷217，第6923页和《考异》；《旧唐书》卷112，第3343页。

[241]《资治通鉴》卷217，第6929页。

[242]《新唐书》卷118，第4627页；《资治通鉴》卷217，第6929页。

[243]《资治通鉴》卷217，第6929—6934页。

[244]同上书，第6932页。

[245]《资治通鉴》卷217，第6932—6934页。

[246]关于安禄山叛乱的情况，叙述最清楚的作品为浦立本的《安禄山之乱和唐后期长期存在的尚武主义的根源》（载于J.C.佩里、巴德韦尔·史密斯编《唐代社会论文集》〔莱登，1976年〕，第33—60页）。关于安禄山的基本史料，戴何都的《安禄山史》和霍华德·列维的《安禄山传》有译文，后者把《旧唐书》卷200上的传记译成英文。以下叙述基本上取材于《资治通鉴》卷217—218。

[247]《唐会要》卷63，第1095页（于休烈奏议）。

[248]关于玄宗时期史料的详细情况，见浦立本《资治通鉴考异</a>和730—763年的史料》，载《东方和非洲研究学院学报》，13.2（1950年），第448—473页；崔瑞德：《柳芳：一位被遗忘的唐代史学家》。浦立本认为韦述的国史稿终于玄宗即位之初，虽然他引证的一些材料说明韦述也写了较后面的时期。作为一名史官，韦述几乎肯定参加了《开元实录》的编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