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宗对太子李治</a>是否能有效治国的怀疑，被证明是有充分根据的。太宗的 这些变化表明，武后的支持者的权力已得到巩固。有一段时间，皇帝的健康状况不好。657年，他被迫到离宫休息，只能隔日上朝一次。[22]660年阴历十月以后，皇后的位置实际上已变得不可动摇，当时高宗显然得了一次严重的中风，致使他一度局部瘫痪，而且视力严重衰退。[23]虽然他康复了，但仍有几次严重的复发。武后得益于自己的精明和锐利的政治敏感，在皇帝几次患病期间，治理帝国十分顺手。总之，皇帝的意志过于软弱，即使在健康时也不能阻止他那位难以对付的皇后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他本人和他的朝廷。到660年末，武后事实上已是帝国的统治者，虽然无此名义。[24]
但她还没有为所欲为。她的支持者李义府从流放地返回朝廷后的几年，再次过着使他在658年以前臭名远扬的那种丑恶、腐朽的生活。他的堕落和渎职竟使武后也感到是个政治负担。663年，他家庭的胡作非为再次成为朝廷上的议题，李义府甚至不向皇帝求情而打算蒙混过关，他因而被流放到中国南方的疫病区，三年后死在那里。当时，武后由于不再过于依靠他的支持，而且她的位置也远比五年以前巩固，所以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去挽救他。
那一时期反对武后的力量似乎以656年封为梁王的被废黜的前太子李忠为中心，他们把李义府的倒台误解成为皇帝最终向武后的权力进行挑战的信号。他们制定了一个把她也一网打尽的大胆计划。
在此以前，一生深受宗教和巫术影响的武后被一个道家术士所吸引，特准他可自由出入皇宫见她。长期以来，中国人对皇室成员或朝廷命官参与巫术感到非常恐惧，认为他们理应受到最严厉的惩处。唐律规定它为“十恶”之一的大罪，对这种罪行，给予高级人士的任何法律特权都不适用，而且这些罪行都明文规定不在赦免之列。[25]因此，664年李忠王府原先的一个宦官把事情报告给皇帝时，看来高宗认为这是摆脱皇后支配的方便借口。
皇帝召来宰相、中书省侍郎上官仪（曾为李忠的顾问）“讨论”这件事。不出高宗所料，上官仪建议以她的罪行为由废黜武后，皇帝命令上官仪就此起草诏令。但武后已从她众多的皇宫耳目中得到于她不利的消息，她冲进皇帝的居室以阻止事态的发展。胆小如鼠的高宗不敢与她面对面争辩，而是胆怯地宣称废黜她的计划完全是由上官仪策划的。
这桩不幸事件的结局简单而又残酷。一贯忠实的许敬宗指控上官仪、前太子李忠和首先告发武后的宦官共谋大逆。主犯被处决，并且再次清洗与这些敌人有可疑联系的全体朝臣。他们全被贬黜或发配到边远地区。
从这以后，武后的政治统治是确定无疑的了。她的统治也公开化了。皇帝上朝时她总坐在一旁，前面用帘子遮住，甚至监视皇帝所处理的每件细务。宋代大历史学家司马光对此总结道：“天下大权，悉归中宫，黜陟杀生，决于其口，天子垂拱而已。”[26]高宗至此几乎完全无权，武后的反对派全被清除。
但是，武后的统治也不仅仅是搞宫廷阴谋和运用灵活的政治策略去处置反对她的人。她的主宰朝政也包括参与制定新政策。 另一个创新在高宗时期虽属罕见，但对后世产生了极大影响，这就是658年 比起她意志软弱和优柔寡断的丈夫来，武后才是太宗传统的真正继承人。但后世的历史学家如果不根据武后在高宗死后的行为来衡量她对高宗的控制，就不能弄明白高宗的统治。人们常把她在660—683年的治理与她在7世纪80和90年代实行的恐怖和恫吓政治混为一谈。但事实并非如此。她通过宫廷政变或搞宫廷阴谋积极而公开地干预政治，在高宗生前只有四五次，后来只是作为皇帝背后的势力来确立和维持她的地位。她完全可以成为中国真正的统治者，但她只是通过皇帝和他的朝廷行使她的权力。高宗在去世前仍保留着相当大的个人权力。他得到了由朝廷卿相形成的强大势力的支持，他们强烈反对武后任何使她地位合法化的企图。对官僚集团有计划的清洗还没有进行。高宗生前，受害者仅限于那些在宫中，或在她的亲戚中，或在皇室中，或在朝廷官员中对她施加影响控制皇帝的行动构成威胁的人。指出这一点并不是否认她对决策无可怀疑的权力和影响，或是否认她在必要时为了达到目的而采取非常冷酷无情的手段，而只是想说明她在683年以前和以后是用迥然不同的手段达到她的目的的。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高宗统治时期不是没有制度上的改进，国内也出现了持续的和平，虽然为了军事远征和其他政策花费了大量的赋税和人力。高宗统治时期，人民基本上没有表现出不满的迹象，只是在最后10年，无限制的军费和为扩大的及不断增加的官僚队伍而必须提供的开支才开始把很重的负担强加给群众。高宗时期军事取得了辉煌的成功，但这些成功使帝国的兵力过于分散，由于新的敌对国的出现，帝国的军队又被迫后退而处于防守。到了683年，帝国甚至已经丧失一部分太宗征服的边界领土，并且正在经历一场重要的内部危机。
但是，它不是传统历史学家所攻击的高宗及其作威作福的皇后在其统治末年的那种危机。各种史书基本上都是那些本人即为朝廷官员的历史学家所作的关于中央政府活动的朝政记录，而高宗统治时期中央政府最高层的行为对于这些历史学家来说显得是灾难性的转折点。太宗与其朝臣目标的一致、宰相之间坦率公开的议政以及成为太宗政治特点的亲密的君臣关系，早已消失无余。代替它的是一个缺乏坚强领导的朝廷，在那里，讨论被压抑，官员中充满了恐怖、不安全、猜疑、相互诽谤和不断倾轧的气氛。政策是由武后和她的私人宠幸决定的，然后强加给皇帝和朝臣，政府的正规形式早已无人理睬。
然而，即使在朝廷，也不是一切都一无是处。高宗统治的后半期，有一批能力很强的宰相为他效劳，为了弥补武后在655—664年攫取权力时造成的损失，他们也作了一定的努力。直到高宗统治后期，武后的位置基本上是不稳定的，只能依靠间接的手段控制朝廷。她一直易受攻击，她的地位是靠个人的控制而不是靠任何坚实的制度基础来维系的。不过，她鲜明地把自己确立为高明而机智的政治家，到高宗统治后期，她的权力地位已经不可动摇，以致在高宗死后她可以稳操胜算地成为中国不可置疑的统治者。
* * *
[1]《唐会要</a>》卷1， [37]《唐会要》卷83， [48]《全唐文》卷12，第13页；《唐大诏令集》卷78，第442页。
[49]《唐会要》卷48，第850页；《 旧唐书》卷5，第90页；《法苑珠林</a>》，载《大正新修大藏经》卷53，第1027页。
[50]《唐会要》卷49，第859页；《佛祖统记》卷39，载《大正新修大藏经》卷49，第369页。
[51]《资治通鉴》卷201，第6350页。
[52]《资治通鉴》卷201，第6351页。
[53]同上书，第6365页。
[54]同上。
[55]《资治通鉴》卷202，第6367页。
[56]《新唐书》卷76，第3477页；《旧唐书》卷5，第99页；《资治通鉴》卷202，第6374页。
[57]《旧唐书》卷86，第2830页。
[58]《资治通鉴》卷202，第6377页；《旧唐书》卷86，第2829—2830页；郭沫若：《武则天》，第125页； 吕思勉</a>：《隋唐五代史</a>》（上海，1959年）卷1，第137页。
[59]《唐会要》卷4，第42—43页。
[60]《资治通鉴》卷202，第6377页。
[61]同上书，第6381页。
[62]同上书，第6390、6397页。
[63]《旧唐书》卷86，第2831—2832页；《唐会要》卷4，第42—43页；《资治通鉴》卷202，第6397页。
[64]《资治通鉴》卷202，第6398页。
[65]《唐会要》卷1，第4页。
[66]《资治通鉴》卷202，第6400—6401页。
[67]《唐会要》卷7，第101—104页。
[68]《资治通鉴》卷203，第6415页。
[69]《唐大诏令集》卷11，第67页。
[70]《唐大诏令集》卷11，第67页。
[71]《唐会要》卷39，第701—702页；《文苑英华》卷464，第5—7页；《唐大诏令集》卷82，第470—471页。
[72]《唐会要》卷39，第702页；《旧唐书》卷50，第2141页。
[73]《旧唐书》卷50，第2142页；《唐会要》卷39，第702页。
[74]《唐大诏令集》卷82，第471页；《文苑英华》卷464，第7—8页；《唐六典</a>》卷6，第18页；《旧唐书》卷50，第2142页；《唐会要》卷39，第702页。
[75]《旧唐书》卷50，第2143页；《唐会要》卷39，第702页；《文苑英华》卷464，第8页。
[76]崔瑞德：《敦煌出土的唐代〈水部式〉残卷》，载《大亚细亚》（新版），6.1（1956年），第25页。
[77]《文献通考</a>》卷29，第276页。
[78]《旧唐书》卷81，第2751页；《文献通考》卷29，第276页。
[79]《唐摭言</a>》（丛书集成版）卷1，第8页。
[80]《文献通考》卷29，第276页。
[81]戴何都：《〈新唐书〉百官志、兵志译注》（莱顿，1947年），第454页注8。
[82]《唐会要》卷74，第1347页。
[83]详见《剑桥中国史》第4卷。
[84]《唐会要》卷76，第1386页。
[85]《册府元龟</a>》卷486，第11页。
[86]《唐会要》卷85，第1557页；《册府元龟》卷486，第12页。
[87]《唐会要》卷87，第1595页；《新唐书》卷53，第1365页。
[88]《通典</a>》卷10，第56页；《册府元龟》卷497，第8页。
[89]《旧唐书》卷48，第2095页；《唐会要》卷89，第1623页。
[90]同上。
[91]《唐大诏令集》卷112，第582页。
[92]《册府元龟》卷504，第5页。
[93]《通典》卷7，第40页；《资治通鉴》卷203，第6410页。
[94]《旧唐书》卷48，第2095—2096页；《唐六典》卷22，第29页；又见崔瑞德《唐代的财政管理》，第290页注8。
[95]《唐六典》卷20，第19—22页；《旧唐书》卷44，第1890页；《唐会要》卷88，第1612页；《册府元龟》卷502，第22页。
[96]《唐会要》卷88，第1612页。
[97]《资治通鉴》卷201，第6363页。
[98]《资治通鉴》卷202，第6397页。
[99]同上书，第6385页；关于朝鲜战争和随后朝鲜统一于新罗的论述，见约翰·C.贾米森《〈三国史记</a>〉和统一战争》，加利福尼亚大学未发表论文，1969年。
[100]《唐会要》卷95，第1711页。
[101]伊濑仙太郎：《中国西域经营史研究》（东京，1955年），第245页。
[102]《资治通鉴》卷202，第6396页；关于吐谷浑衰落的最好的论述，见加布里埃拉·莫莱《从北魏到五代时期的吐谷浑》（罗马，1970年）。关于西藏内部的历史，见佐藤长《古代西藏史研究》（东京，1958—1959年）；J.巴科：《西藏历史介绍》（巴黎，1962年）；石泰</a>安：《西藏文明》（伦敦，1972年），第56—64页。
[103]《资治通鉴》卷202，第63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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