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唐王朝的建立：唐高祖（618—626年在位）_剑桥中国隋唐史

隋朝末年义兵蜂起，公元617年隋军中最强大的将军之一唐公也起兵响应。唐公的军队进逼隋都，摧毁了它的防御，并夺取了京城。六个月以后，他在那里建立了后来几乎延续三个世纪的新王朝，它与汉代并称为中华帝国的两个黄金时代。由于隋代在差不多30年前已经结束了中国分裂割据的局面，所以当李渊接着在全国建立稳固的中央政权的时候，他幸运地继承了隋王朝这一份大家业。李渊新王朝的制度便是在前朝遗留下来的坚实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

和中国历史上成功地建立了自己王朝的大多数叛乱领袖一样，李渊也不是一个平民，而是一个出身显赫世家的贵族。他的先世可以确切无疑地上溯到他的祖父，即作为八柱国之一的李虎：八柱国是曾在6世纪50年代襄赞宇文泰建立北周国家时的主要将领。李氏家族在那个时候聚居在武川镇，它是北魏的拓跋国家在长城塞内（今大同附近）的一个防戍据点，也是宇文泰的老家。李虎的祖先目前史学界尚未完全弄清。唐皇室自称，李虎祖父是李熙，他的父亲是李天赐，这两个人都是北魏（386—585年）的著名军事将领，因此李虎的家是出自西北著名的陇西李氏，即出自在5世纪初年统治过甘肃西部的西凉小王国的王族（西凉在420年被匈奴消灭）。西凉的创建者李昞原是汉代抗拒匈奴的名将李广的后裔，也是当地著名的氏族之长，李广的子孙在敦煌郡世代为郡守。西凉覆灭以后，它的末代国王之子李重耳逃往南部中国，后来就在拓跋氏北魏供职，当了刺史。李熙据说就是李重耳之子。

唐皇室自订的家谱意在表明他们是出自汉代的名门，同时还是西北的望族。可是我们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唐代史书作为确切事实所提供的这个世系，其实只是一个精心的编造。据认为，李氏家族同西凉王室毫无关系，也同陇西望族李氏毫无关系，它不过是中国东部家族的一个小支派，即河北赵郡李氏：这个支派定居在拓跋氏北魏治下的西北，与非汉族的部落贵族实行广泛的联姻。据认为，从李虎先祖中的两个人——李初古拔和李买得——的名字可以看出，这两个人要不就是袭用了汉族的李氏姓，要不就是被赐姓李，而他们的名则依然故我，也许是鲜卑族的。[1]

可是不管它的最初渊源何在，李氏家族在6世纪下半叶却是极重要的一个贵族。在宇文泰创建北周的其他赞助者中，还有突厥望族成员独孤信和隋文帝的父亲杨忠：他们的家族间有着联姻的关系。独孤信有几个女儿。大女儿嫁给了宇文泰之子，即北周的 617年阴历五月初，李渊传谕给在山西南部供职的长子李建成和四子李元吉，叫他们就地再招募军队，同时命令次子李世民和刘文静等人也在太原招兵买马。他们在十天之内招募了几乎一万人，屯驻在晋阳的兴国寺。

李渊一不做二不休，决定清洗他班子中的不稳定分子。当李渊被任命为太原府留守时，隋炀帝给他指派了两个副手——王威和高君雅——来协助他，这无疑是为了监视他。李渊曾经利用他们暂时离开太原的时机而为自己征募了兵马，但他认为他们会马上对他的招兵买马起疑而向隋帝报告。因此，他把建成和元吉召到太原来以后，在5 月15日借口两个副手潜引突厥人入寇太原地区而逮捕和杀害了他们。[10]

可是，在李渊能够放心地发动战斗以前，他必须对付东突厥人——这是在戈壁南北居住的一个极为强大的部落联盟，此时横行于中亚并控制着从辽宁到蒙古的长城以北的地区。在隋朝末年，东突厥是亚洲北部睥睨一切的势力，自从613年以来，中国西北部出现的许多叛乱者都向突厥称臣，以取得突厥人的支持。东突厥的始毕可汗则分别给这些叛乱者封以皇帝或可汗的称号。他也给叛乱者供应士卒、武器和马匹，希望从隋朝的覆亡中谋取利益。[11] 615年后期，当隋炀帝定期巡狩长城的时候，东突厥人在山西的边疆城市雁门围困炀帝达一个月之久，[12]而且不久前还几次入侵山西和太原地区。617年，他们又加强了压力，这次是与刘武周勾结在一起；刘武周在617年初已在山西北部自己称帝，并已被突厥领袖封为可汗。当李渊逮捕他的两位副将时，突厥在撤退之前曾进抵晋阳城下。

很明显，李渊在能率领叛军前进以前，他必须先解除东突厥人及其盟友进攻他的后顾之忧。他因此写信给始毕可汗，伪称他之起兵意在恢复帝国的秩序，使能重建中国人和突厥人之间的友好关系。他说，这样做会对各方面都有利。他与可汗达成了协议，即如果他赞助唐兵义举，始毕可汗可取得全部为唐战斗的战利品。这个协定是由刘文静出面谈判的。[13]

李渊力排众顾问的意见，用了下对上行文的“启”字，辞气甚恭；这表示，他和其余某些叛乱一样，可能已决定在名义上成为突厥人的藩属。但是，当始毕可汗要求李渊拒绝效忠炀帝而应自己称帝时，李渊却予以谢绝。相反的，他告知可汗，他准备拥立炀帝之孙代王杨侑为帝（杨侑当时已在隋都）。不管李渊之向东突厥人称臣是真是假，双方确是建立了某种友好关系，因为在他离开太原的前夕，始毕可汗赠送了1000匹马，后来又给了他几百名士卒和另外数千匹马。

一处理完东突厥人的问题，李渊就建立了他的军事战斗组织——大将军府。他的成员绝大多数是太原附近隋朝的文武官员。李渊的大部分军将在开始时都是因为这些官员的支持才得以征集并得到供应，因为他们原来都是隋朝鹰扬府的军官，现在只不过把他们的士卒转手交给李渊指挥。[14]晋阳宫监裴寂也以隋宫仓储中的大量粮秣、武器和甲冑供应唐军。

617年阴历七月初，李渊和他的两子世民与建成率军3万从太原出发，而命另一子元吉留守太原。他们的目标是隋大兴城；此地是一个古都，并且是陕西南部关中地区的战略要地。

唐兵遇到隋军的强烈抵抗，并且在通向潼关要塞的汾河流域途中被夏季的大雨所阻，李渊下令他的军队暂停前进。[15]他现在接到了河南洛阳附近一位叛乱领袖李密的书信，[16]要求二李结成同盟。李密出身西北贵族，原是隋朝的一低级官员，现为李渊的强劲对手之一。他早年原为杨素的门生，613年离开隋都后参加了杨素之子杨玄感的叛乱。他在杨玄感战败以后逃走，炀帝撤往南都后，从616年起他成了在洛阳周围地区的诸叛乱集团联盟的领袖。当他建议与李渊结盟的时候，他已经控制了河南的大部和河北的南部。

李渊担心的是，如果李密知道了他的计划，他会阻止他向大兴城进军。他因此写了一封卑辞和违心骗人的书信，说他是隋朝的忠义臣民，他之所以起兵只是为了重新建立秩序，并矢口否认他有比做唐国公更大的野心。与此同时，他还假劝李密自己努力取天下，他说：“天生蒸民，必有司牧；当今司牧，非子而谁！”李密被这封信吹捧得昏昏然，因此应允李渊向隋都进发而不加阻拦，但这个决定使李密后来为之追悔莫及。[17]

617年约阴历八月中旬大雨已停，唐兵在突厥可汗送来的2000马匹和500军士的援助下，迅速打破了隋军在霍邑的抵抗，并继续向南推进。[18]阴历九月，唐军抵达黄河，他们留了一部分人马围住扼守从山西和汾水通往陕南平原这一要道的隋兵据点蒲州，其余兵马则跨河而进。当他们渡河的时候，他们遇到了大队隋军，即予以击溃。这时潼关以内的重镇华州的州官投奔李渊，他把永丰仓献给了唐军，至此，通往大兴城的道路已被打通。

当李渊进入京畿地区的时候，又有由李渊之女李氏（柴绍之妻，后为平阳公主）和他从父弟李神通在京师周围招募几千名士兵前来投靠。他的女儿已经纠集了一支大军，她用的办法是在大兴城附近散财，以收买从其他更加动乱的地区逃来的民众的心，另一办法是与京畿地区的群盗和叛乱者结盟。阴历十月，联合起来的唐军号称拥众20余万，在大兴城外扎下了营寨。[19]

围困了首都以后，李渊精心部署了最后的攻击。当最后攻击约于五个星期以后发动之时，居民开始有挨饿之虞。617年阴历十一月初九，李建成的部下雷永吉的部队攻破城墙，夺取了城市。[20]李渊曾严令保护隋朝皇室的安全。然后按照原来的计划行事，炀帝的年幼的孙子</a>杨侑被立为傀儡皇帝（称隋恭帝），虽然唐兵的将军们都要拥立李渊自己为帝。早已逃往南都——即长江岸上的江都——的隋炀帝则背上了一个太上皇的虚衔。

次年初，李渊又对东都洛阳大举进攻。[21] 618年阴历五月二十日，即他下令逮捕两名副将和太原顺利起兵一周年之际，李渊废黜了隋朝傀儡幼帝，自己登极成了新朝的开创之主。李渊——以后我们即按他的谥号称之为唐高祖——按其世袭封号而改国号为唐。依照历来习惯，他选自己的年号为武德。虽然唐高祖也建都于大兴城，但他易名为长安，此又为汉代及以后南北朝时期许多位于附近的王朝的古都名称。高祖的长子李建成被立为太子；次子李世民被封为秦王；元吉封齐王。

唐王朝对全国控制的扩展

此时，唐王朝已占据了隋都城、陕西（关中）和山西（河东）的部分地区。但是，它依然是许许多多地方政权中的一个政权而已。它也不是唯一称帝的政权。在隋末唐初有两百多个叛乱组织互相打来打去，不过其中只有十支人马有可能建立稳固的政权和问鼎中原。其余叛乱者不过占据小城镇，俟机投靠可能的胜利者，只想至少捞取一些地方权势。许多地方仍然受制于隋朝的文武官吏，这些人或仍然忠于炀帝，或只是想保持他们的地方势力。在另外一些地方，当地绅士阶层也起兵反对盗匪和内战，他们准备随时支持那些能给该地区带来和平稳定的人。唐高祖的任务是一方面尽量取得这些小叛乱者、隋朝官员和绅士领袖人物的支持，一方面就是摧毁他的主要对手们的力量。他达到 自从汉代灭亡以来，隋代618年正式建国，他立即增加了53条法令，它们都是取自隋文帝的开皇行政法与刑法，取代了后来隋炀帝的严苛而繁杂的法律。[73]隋律是581年“新法”（完成于583年）的修订版，它的渊源很多，分别来自北魏、晋、北齐和梁朝的法律。也是在618年，皇帝任命了一个高级委员会来编纂唐王朝的大型刑法和行政法法典。它于624年阴历三月呈上御览，四月份颁行天下，被称为新武德律；它极像开皇律，也包含有500条款。因此这部初唐律令大致上是经过隋代合理化处理三国南北朝时期的法律的成果，并无多少新内容。不过，这个委员会不仅包括隋代大理寺的原来正卿，也至少包括两位显赫的南方人，因此它也做了一些努力来吸收南方行政实践中的特点。[74]

除新武德律以外，呈交给皇帝的还有一套行政法——即30卷令；还有行政细则——即14卷式，它使高祖建立起来的新型政府和制度有了法律效力和一个标准的法典形式。正如皇帝在颁行它的诏书中所说，“永垂宪则，贻范后昆”。[75]在这一点上唐高祖确实是成功的：由他的委员会所起草的唐律，除了略有修订外，一直到14世纪都具有权威性，而且为越南、朝鲜和日本等国的 [49]传记见《旧唐书》卷57， [88]有若干证据表明，太子建成是被诬枉的。见《资治通鉴》卷191，第5986页《考异》。李树桐走得更远，他认为传统记述都是唐太宗的支持者及后世史家——特别是许敬宗所精心编造出来的。可是在《隋唐史研究》（第276—281页）和《玄武门之变》（载《大阪大学教育部集录》，16 〔1968年〕，第29—32页）中，布目潮风反驳了这种看法，但他并未提出具体理由。

[89]《资治通鉴》卷191，第5990页。唐高祖告诉李世民说：“天子自有天命，非智力可求。汝求之一何急耶！”

[90]见陈寅格《唐代政治史述论考》，第140—143页。

[91]按照布目潮风在《玄武门之变》中的说法，李世民所带领的人是12名，而不是传统记述中的9名。

[92]见傅乐成</a>《玄武门事变之酝酿》，载《文史哲学报》，8（1958年），第174—175页。

[93]《资治通鉴》卷191，第6011页。

[94]《旧唐书》卷74，第2613页。

[95]《新唐书》卷97，第3871页；见韦克斯勒《天子的镜子：唐太宗朝廷中的魏徵》（纽黑文，1974年），第136—1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