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隋朝，581—617年_剑桥中国隋唐史

在6世纪的最后25年，中国在政治上已经分裂了将近300年，这是中国历史中最漫长的分裂期。隋朝结束了这一分裂期，扫清了分裂期遗留下来的大部分制度上的瓦砾，并为一个新的统一国家和社会打下了基础。以后的许多朝代都从隋的成就中得益，但最直接的受惠者则是伟大的唐王朝（618—907年），它建立在隋的基础之上，并在近三百年的时期内，左右了整个东亚的文化和政治。

这一章面对的问题是，如何评价隋朝的成就，和如何对这一时期在中国历史中的重要性作出估计。如同许多历史学家所说，隋在结束旧秩序、清除几个世纪积累的渣滓和建立一个新型的帝国等方面与秦朝（公元前221至前207年）一样，但这样说是不够的。就事论事</a>这无疑是对的，但我们只有在考虑了6世纪中国远为广袤的版图和复杂性并初步衡量各种新力量——例如草原入侵者、佛教和道教传播的影响——以后，才能了解隋朝各项成就的特点。

因此，我想将本章分成五个部分。 到6世纪中叶，“南方”的生活方式已经出现，这里略举它的几个特点。有些北方纪岁的节日已经移植到南方；另一些每年奉行的习俗则以古代南方传统为依据。这时的侨居者已发现他们爱吃的面食的代用品——大米。称呼和迎候他人的方式已与北方的方式截然不同。南方的妇女更加深居简出，纳妾现象也比北方更普遍。南方的婚葬之事及举行的一些礼仪远比北方讲究。北人重视几代同堂，而南人则喜欢夫妻另立门户。衣食及习惯都有它们明显的南方风格。

中国分裂后不到一个世纪，“南人”之称不再被用作“土著”的贬词，而逐渐成为“中国人”的同义词。[2]南人，包括北方来的移民，已经依恋于他们的作风、他们的温柔的方式和南方山清水秀的景色。他们已经感到北人粗鲁，对北方的习俗、古典学术和文学作品流露出轻蔑之意。一位南方文人说北方文学犹如“驴鸣犬吠”。人们从当时的民谣中，可以感到南方的某种温柔和给人以美感的特质。以下即是一例：[3]

朝发桂兰渚，昼息桑榆下。

与君同拔蒲，竟日不成把。

317年以后，北方较干旱的平原出现了另一种不同文明的演变。在一个多世纪中，北方屡次遭到异族争夺领土的激烈斗争的蹂躏。农民不断被征去服兵役和劳役。掠夺居民聚居地和屠杀居民之事屡见不鲜，种族内部的暴力和仇恨也成了北方独特的情况。在这种可怕的时代，有些中国的士绅门 隋文帝朝的其他官员的权势均远逊于上述三人。他们之中的许多人是杨坚的亲属，而且如下所述，绝大部分人的阶级、籍贯和教育背景与杨坚的相同。他的最高级顾问中只有一人完全掌握儒家的思想遗产和来自东部平原，并曾在那里为北齐效劳。此人就是李德林（530—590年）。李德林出身于书香门 自隋建国以来，李德林力促其主公南征。其传记盛赞他在这次胜利的远征计划中的功绩，但传记并未提供计划的详细内容。据说文帝兴高采烈地许下诺言，说一旦征服了陈，他将以荣誉和财富厚赐李德林，“使之山东无及之者”。[33]应该注意的是，文帝没有许诺按照赏赐其西北追随者的规格来赏赐他；事实上当陈被征服时，李德林得到的是“授柱国、郡公，实封八百户，赏物三千段”——真是够吝啬的！以后他又与文帝意见相左，于是在591年到州任职，直到599年亡故。

李德林显然是一个能力很强的人，在制定关键的行政程序和法律文献方面，杨坚最大限度地利用他的专才。但他又很固执和拘泥成规，作为一个原北齐的臣下和儒生，他在文帝周围的剽悍善骑、讲究实际的西北人中找不到天然的盟友。因此，当他屡次触怒文帝时，他在晚年被贬到地方工作。

以上是 对杨坚和隋廷大部分官员来说，佛教只是个人信仰；这里的问题是，佛教在混合的意识形态中起什么作用。作用之一是，它成了辅助性的法律。儒家传统以其所有的礼仪和象征的说法使杨坚成为天子，而佛教则具有创造上苍恩宠和赐福的理想统治者形象的丰富的民间传说。有许多把杨坚与这一形象联系起来的文字，以下为其中一段：“又皇帝大檀越，虽复亲综万机，而综道终日，兴复三宝，为法轮王。”[38]文帝的许多与佛教有关的活动都突出了他作为理想的君主和佛教的捍卫者（转轮王），及向佛门大量施舍和向其臣民示范的乐善好施的施主（大檀越）的作用。正如文帝在585年所言，他的作用使他成了菩萨的代理人：“佛以正法付嘱国王，联是人尊，受佛嘱付。”[39]他在45个州普遍兴建大兴国寺，以使他一步步地获得最高权力，它们提醒地方的臣民，在大兴城有一“菩萨天子”在进行统治。这对他巩固其中国东部的统治和远征陈朝的准备工作是十分重要的。

他登位不久，开始让僧侣重入佛门，但要求这些人完全合格，而且必须受京师的大兴善寺的有力控制，该寺以一位“律师”为住持。经过训练和受戒律的僧侣对国家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他们兴办慈善事业，为国家的兴盛祈祷，做其他具体的佛事（如祈求降雨和止雨，祈求制止瘟疫，为皇室列祖列宗求福），总的来说，这类活动为国家及其当权的皇室调动了巨大的无形力量。

隋朝佛教的 中央政府还为应试士子另开了明经和进士两种考试。秀才考试显然需要广泛的一般学识，明经考试则测验应试者掌握某一典籍的程度，而进士考试则主要考文才。宫崎认为，三种功名考试的等级以秀才为先，其次是明经，再次是进士。[56]根据考试的成绩，最初的任命的官品与唐代相同，很可能从八品到九品。吏部可能每隔三年定期在京师举行考试。此外，还有奉钦命举行的特别考试，中试者取得比秀才更有声望的秀异功名。这种考试显然不定期地在各州治举行，例如589年、603年、609年和614年的几次。

以上简略地叙述了隋为确保新的人才充实政府而制定的复杂的制度。一切证据证明，文帝和炀帝都对考试的实行有强烈的兴趣；两个人都委派正直有才之士进吏部任职，并且在诏书中一再坚持应用政绩标准来任命和提升官员。严密的行政、控制和告诫仍都继续需要，因为不讲人情的选拔制原则——虽然它始于汉制——与渗透在儒家伦理中的家族和个人联系背道而驰。在隋代，选拔制的原则在实行时还必须对付根深蒂固的贵族特权的反抗。这将在下一节进一步探讨。

地方政府的改革

当隋朝兴起时，它继承的地方行政制度是过时而无效率的，这是几个世纪南方和北方层出不穷的弊病造成的结果。有的学者认为，产生的部分问题应追溯到公元前106年，当时西汉修改了从秦沿袭下来的高度集中的地方行政制。这个制度设郡和县两级地方政府，两者都直接对京师负责。汉在它们之上加了刺史一级。每个刺史负责视察若干郡。如果东汉政府及其后的诸国能保持强大的中央权力，严重的困难本来是可以避免的。但中央的软弱无能，再加上权力下移到地方这一流行的倾向，造成了州的设立使它成为京师和郡之间的正式行政建制。

大分裂的大部分时间战乱不止，在这种情况下，刺史既负责文职，又掌握州的军务。除了州外，又出现了精心设置的府。在隋初，一个最高等级（根据人口）的州的长官可以有文武官员323名。[57]在文武僚属双轨制的发展过程中，文官的权力逐渐被军人接管。主要原因是，在这一连年战争的时期，州官的主要责任是维持治安和率兵打仗；因此其军人僚属的地位就日趋重要。随着军职僚属的权力日益扩大，他们接管了文官的大部分职能，文官的权力逐渐缩小。[58]刺史实际上有任命他们的僚属的大权。他们可以任命所辖郡县的官员，而只是形式上请求朝廷的批准。他们的许多军人僚属还在州县兼职，这些人中的大部分就是刺史的朋友、门客或亲戚。因此，隋朝继承的是一个花费巨大、冗员过多的地方政府体制，它长期地扩散文武大权，从而削弱了中央在地方的权力。

进一步的弊病又同时在北方和南方发展起来。这就是滥设地方机构而不顾地方是否需要，行政是否合理，机构内被任命的官员都能获得官俸、土地、津贴和豁免权，这些待遇大部分都取自当地的百姓。556年，北齐的文宣帝一心想改革这一制度，他描述了地方机构设立过滥的情况。他注意到豪门大族滥用它们在中央政府的地位而设置州郡，而王公、宫女和宦官出于贪婪，则收受贿赂以促成其事。诏书说，结果百室之邑被宣布为州，三户之民即可成为郡。[59]

在南方，一系列不同事件产生了相似的弊病。自312年以来从华北平原逃往长江流域及以南的半殖民地区的汉人像所有的迁移者那样，移植了许多故土的名称。朔州即为一例，它辖有五个郡，但移设到南方后，占地不足800平方英里。[60]曾经统计，南北两地的州数从汉末到隋初增加到22倍，郡数增加到6倍半。[61]很明显，这些机构与其说是地方的行政单位，不如说是为日益增多的官员的利益而存在的大小独立王国，这些官员出于私利或为其恩主的利益，所想的只是搜刮民脂民膏。

583年，杨尚希在其奏疏中，令人信服地分析了新登基的隋帝接管的行政乱摊子的状况：地方行政单位成倍发展，官员激增，税收少得可怜，农民受压迫，等等。他指出任命的官员数与黎民之比，有如十羊九牧。[62]文帝在最早的改革诏书中，命令当时他控制的地区取消所有的郡——有500个以上。这样，他又恢复了始于秦的地方两级制。征服南方后他又进行同样的改革。炀帝时期的郡（即原来的州）数减到190个，所辖的县总共1255个，平均每个郡管辖6个以上的县。每个郡和县治理的平均地区大为扩大，结果是行政费用减少，税收增加。

583年的最早的改革法令还对九级官品的官员担任郡县职务的任命做了规定。任命由京师的吏部作出。这些官员的政绩每年要受到考核，刺史和县令每3年（后来为4年）要调任，下级官员调任时期则为四年。郡县按人口多少被定为九等，各按等级支俸粮，每年两次，另外有权从官田取得收入以支付与官署有关的公私费用。地方单位所辖的人口数决定其官俸的等级。最后， 虽然炀帝下命汇编他执政时期的律令（在607年颁布），但它们似乎亦步亦趋地遵循开皇律令的模式，而且主要的编纂者的确也是编纂以前律令的著名人物。炀帝的功绩在于他把隋律500条全面减为200条。但据说由于王朝要应付征伐高丽失利而带来的危机，刑罚的宽大就转为严酷。[89]

边防和领土扩张

一位8世纪的年代史编者列出了隋朝武力克敌制胜的几个战场：在南方征服了陈朝；在北方成功地打击了突厥；在西方征服了吐谷浑；在边远南方占领了占婆；在东方征服了流求。[90]他应该补充残酷地镇压南方和西南土著及最后极力想迫使高丽投降的记录，但后一个军事行动结果灾难性地失败了。在中国本土树立华夏权力的唯一的军事行动是对陈朝的征战，关于此战役将另行叙述。隋朝部署重兵的另外几个主要场所针对的是这样一些地方和民族：早期的中国决策人认为中国对这些地方和民族的控制对帝国的安全非常重要，而且它们在中国的王朝强盛时期处于它的统治之下。地理决定了对上述的许多地区的行动，但历史也是有强烈影响的因素。如同采取的其他许多政策那样，隋试图重现久已消失的汉代的武功，重新树立中国在东亚的中心地位和至高无上的权威。隋在按照汉朝模式重振地区性权威方面做得非常成功。它在许多战线上取得了赫赫战功，恢复和发展了纳贡制，这种制度应被视作中国处理与不同邻邦的关系的一整套灵活的政策和策略。以下是隋朝如何对付中国周边几个较重要的地区和民族的情况。

当未来的文帝仍为北周的官员时，突厥已作为一个严重的威胁出现于北方。他们在眼花缭乱的草原部落战争中引人注目，到了6世纪50年代他们已实现了对从满洲的辽河直至波斯边境一块辽阔地区的松散但令人生畏的控制。他们通过对农耕民族的成功的掠夺和对中国通往西方的丝绸之路的控制而日益富强。他们在政治上分成东西两个汗国，西汗国臣服于东汗国。东汗国之中心在今外蒙古（原文如此。——译者）的鄂尔浑区，西汗国于夏冬之季扎营于西突厥斯坦气候宜人的地方。

西汗国在涉及挹怛、拜占庭和萨珊王朝波斯的一系列复杂的迁移过程中日益富强，而东汗国则蔑视分裂的中国北方，并为自己的利益而对它进行操纵。北周帝卑躬屈膝地请求娶东汗王之女，他在565年攀得这门亲事；每年北周要送给突厥人10万段丝缎。长安的突厥居民受到盛情款待和周到的眷顾。东面的北齐则紧张地倾府库之财讨好突厥人，因为他们担心突厥人会站在敌国北周一边。突厥的统治者从鄂尔浑的大帐，洋洋得意地打着中国天下的主意。据说他几次对他的随从说：“我在南两儿（指北周和北齐两帝）常孝顺，何患贫也！”[91]582年，在突厥大规模地侵袭今陕西和甘肃的部分地区后，文帝像往常那样明确地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往者魏道衰敝，祸难相寻，周、齐抗衡，分割诸夏。突厥之虏，俱通二国。周人东虑，恐齐好之深，齐氏西虞，惧周交之厚。谓虏意轻重，国逐安危。”[92]

如果这一大突厥帝国的势力继续统治北方的边境和整个中亚，那么隋就不能在这些地区重振华夏的声威，而且很可能被迫采取防守的姿态，就像以后面对契丹的宋朝那样。但命运之神偏袒隋朝。西突厥汗国落到达头之手，此人易冲动而且好斗，在582—584年期间先发制人地取得原应归东突厥统治者拥有的可汗称号。此后，两个突厥帝国不再联合，双方经常交战。而且由于582年新可汗经过争夺后即位，东帝国提供了中国政治家们长期以来习惯利用的机会。他们时而又支持某一可汗，时而又支持反这个可汗的一方，因此东突厥人的政治统一被破坏无遗。同时他们又设法不使东帝国瓦解而使达头有可能以武力统一两个帝国。当达头于601年威胁隋都和在602年进攻鄂尔多斯区的一个中国的傀儡可汗时，他企图做到这一点。但当他远离其根据地时，西帝国因一次叛乱而分裂，叛乱者为其主要的部落铁勒。我们可以认为，中国的代理人做了出色的工作；达头在603年销声匿迹。他的孙子</a>只能在其帝国的极西部树立政权。在隋朝的其余时间里，中国人主要对付东突厥的可汗。格罗塞在总结隋的成就时说：“在蒙古，如同在西突厥斯坦，隋朝未采用大军事行动而只用传统的计谋，就粉碎了突厥人的力量，它消灭了桀骜不驯的可汗，而只把那些被册封的可汗扶上台。”[93]

尽管隋在早期获得一些成功，但在北部和西北边境突厥依然是主要的强大游牧力量。在本章的后面的部分，我们将讨论炀帝处理这一问题的情况。

越南

在汉代，交州（今河内—海防地区）是一个繁忙的港口和中国文化在边远南方的前哨。但在6世纪时，以建康为都的几个虚弱王朝再也不能控制这一地区，于是一个有安南和中国混合血统的地方长官就自己建立了王朝。文帝派强悍和久经沙场的将军刘方收复交州，当地王朝的最后一个统治者在602年投降。占婆（林邑）国在近代安南的沿海一带，其国都在今之岘港以南。它也已中断了与建康的虚弱的陈朝的朝贡关系，但在595年，其王梵志</a>谨慎地遣使献方物。但对他来说不幸的是，在5世纪中国人的一次成功的掠夺中产生了一种传说，即占婆多奇宝，取之不尽。以贪婪闻名的文帝一反惯常的谨慎，命刘方率有作战经验的将领及水陆之师进攻占婆。梵志部署巨象作战。但隋军攻破其都，设法拿走了王室列祖列宗的金牌位，归国时，入侵军队受到一次瘟疫的打击，包括刘方在内的大批官兵丧生。隋企图直接治理占婆的若干地区的努力是短命的，梵志不久重新执政，即“遣使谢罪”，此后据说“朝贡不绝”。[94]但对交州以南的整个行动是一次代价高昂的失败，隋的残师所能炫耀的只是盗取的祖宗牌位、几箱佛经和一批被俘的乐师。[95]

陈的灭亡和隋在南方权力的巩固

在本章的前一部分，我已描述了建康的南陈政体的虚弱和领土日益沦丧的情况。文帝继承了北周大为扩大的版图，建康的王朝因丧失了四川和长江以北的全部领土，其侧翼受到包围，因此从581年起，就只能苟延残喘了。在长达六七年的时间内，杨坚一心对付东突厥人的威胁（见上文）和致力于改革和巩固政权等问题。但他即位刚一个月，就任命他的两名最有成就和令人生畏的将领总管与南陈接壤的长江下游边境，据说他们在那里开始准备以后的进攻。杨素后来被任命为湖北四川边境的长江地区的总管，开始建立远征的水师。同时，粮仓制正付诸实施，运河体系的 被毁坏的建康城几个世纪以来曾经是皇室和贵族的佛教中心。甚至它被侯景叛乱者洗劫后，许多大佛寺仍得以在城内重建，在南朝的陈统治的34年中，据说在其全部国土上建造的寺庙达1232座。但此时一些慷慨的施主——皇室、贵族和官员——已被带到北方，寺庙已被破坏，建康和地方上的许多僧人处境极为困难。但正如前面论意识形态的一节所述，隋朝争取利用佛教来打破地区壁垒和文化壁垒。早在590年，隋帝的一份诏书中就曾命令重新委任南方僧人的圣职。一位曾在南陈时动员僧人服役进行军运的老律师开始“净化”僧人，即挖出那些有名的具有反隋和叛逆情绪的人以及那些对宗教职守懒散的人。592年，天台宗创建人智（他曾在陈的朝廷中讲道）写信给晋王，抗议破坏建康的寺庙或把它们用作俗事的行动。智收到一封措辞和缓的复信，但是资助许多寺庙的施主已经离开。有材料证明，隋朝把南方许多佛寺拨给官方使用。

但晋王逐渐成为南方僧人和佛寺的虔诚和体贴的施主。他命令他的军队收集因侵陈和以后的内战而散落在各地的佛经；在扬州王府的建筑群中设立一个专门收藏精选的经籍的馆堂；其余的经卷经过手抄，增至903580卷，然后被分发给扬州及其他各地有功德的佛寺。他在扬州建立4个道场，召集学识渊博的佛道两教教士充当一段时期的王府的僧侣。智死后，晋王成为天台宗主要佛寺的正式施主。意义最重大的事也许是扬州的建设规划，此规划开始给扬州添加它后来所具有的某些色彩和光辉，同时又赋予了建康作为文化中心长期拥有的那种繁荣和吸引力。随着僧侣的南来北往，对南方僧人表示的特殊恩宠以及官方对信仰的赞助，反隋的情绪逐渐缓和，最后几乎化为乌有。[100]

全帝国交通体系的创建

虽然人们通常把开凿运河与 虽然隋在南方的行政情况并无大量记载，但南方以后没有发生叛乱和他在江都任期很长的事实，说明隋在南方的治理取得了相当的成就，文化再统一的许多措施也应归功于他。

600年，在他去朝廷后即将返回江都时，杨广向母后告别。他发现她正为她的长子，即皇太子杨勇的行为大发雷霆。杨勇的正妻在591年突然神秘地死去，他继续迷恋其他宠妃，并与她生了四子。皇后曾派人监视他，所获的报告更给她那清教徒式的一夫一妻制情绪火上添油。据《隋书》记载，杨广看到他们日益疏远的情况是一个良机，于是他回到江都就与其心腹策划促使他的兄长垮台的阴谋。这种策划意味着密谋和玩弄花招；对主谋及其同伙来说，它既有巨大的风险，也有机会获得丰厚的报酬。参加杨广集团的一个比较直言不讳的人说：“若所谋事果，自可为皇太子。如其不谐，亦须据淮海，复梁、陈之旧。”[104]

人们不可能知道关于以后事件的记载的可信性如何，但狡诈无情的杨素显然是主谋。足够的“证据”终于被编造出来，以欺骗生性多疑的文帝，以致他最后向集合在宫内某殿的朝廷大臣和皇亲国戚颁布废黜皇太子杨勇的诏书。据说杨广则小心翼翼地给年迈的双亲以一个勤奋、虔诚、忠诚和实行一夫一妻制的年轻人的“假象”，这在远离国都的地方是很容易做到的；因此他取得了渴望已久的东西。600年阴历十一月，他被宣布为皇太子，此后不久他一家迁回京师。

正在此时，文帝度过了他的59岁生日，这是中国最隆重的生日，因为那里经常以60为周期纪年。他准备以孔雀王朝伟大的阿育王为榜样，在全国供奉舍利，舍利在他生日那天——601年阴历六月——被同时送到30个州治。新太子表现了他应有的虔诚，并在京城的东南部建造了一个宏伟的佛寺，同时邀请有学问的僧人来此佛寺，其中三分之一来自江都他的寺庙，除了三人以外全来自江淮流域。[105]这样，他在向北方介绍南方的佛教传统这一方面作出了贡献。602年杨广的母亲死去，在葬礼中露面的主要是他的寺庙中的著名僧人。

皇后死后，文帝逐渐把管理国务的工作移交给太子。当他在京师西北约100英里的仁寿宫避暑时，他把一切事情都交给杨广处理。603年，文帝听信了妖术的所谓证据，贬黜了四子，证据还引起了他对五子汉王杨谅的忠诚的怀疑。604年夏，文帝患病。根据文字记载，太子及其心腹杨素加速了文帝的死亡，而且还扣下了文帝的再立杨勇为皇太子的临终遗书。人们有理由怀疑其中的某些记载，不过虽然大部分证据有倾向性，杨广或其心腹之一似乎仍有可能加速了他父亲的死亡。八天后杨广登位，成为隋朝 以上概略的介绍虽然简短，仍足以说明炀帝核心顾问集团中每个人的特点。这些人使他能按他自己的作风来处理政务，他们几乎都伴随他无休止地在全国来回巡行。应该注意的是，除了裴矩（可能还有苏威）外，他们都是处理实际事务的官员，而不是起任何“劝谏”作用的政策顾问，但儒生认为在国家大事中平衡帝王和官僚权力时，“劝谏”作用是必不可少的。这一可能真正导致国家灭亡的结构，肯定使以后的（全是儒家的）史学家对炀帝苛加指责。

炀帝在位时的问题

在转到炀帝在位时的问题和政策前，我们可以先考察要论述的这段时期，即从他605年登位至617年被贬黜的时期，是否可以作一定的划分。人们有理由认为存在这样一个转折期，它应在609年前后。司马光称这一年为“隋世之盛，极于此矣”，他指出了有条理的和稳定的行政单位——190个州和1225个县；指出了帝国广袤的版图，估计东西达3100英里，南北达4938英里（按每里相当于三分之一英里计）；最重要的是，他指出了它众多的人口——将近900万个登记户，或约5000万人。[118]

但人们还有理由认为，这一年前后标志着炀帝执政的政治基调发生了变化。在609年以前，炀帝似乎全力采取以下几项措施：进一步巩固从其父亲继承下来的帝国，促进帝国繁荣富强；获得其臣民的拥戴。609年以后，他全力贯注于对外扩张，对高丽的征服简直发展到着迷的程度，对国内问题则相对地放松，同时日益依赖他的核心顾问集团。以下是对几个措施的简单的考察，它们也许能反映他执政前期的状态。

地图1　隋代中国（609年）

他执政最初几年的行动是一个新统治者典型的和预料得到的行为：封其妻为皇后；指定皇太子；全国大赦；选择典礼用的颜色和服装，等等。但另外一些早期措施却远不是典型的。他对在与汉王杨谅进行的短暂而激烈的战争中被杀的人的家庭，均免税10年。他下令撤销原来存在于许多州的总管之职。他宣布要亲自大张旗鼓地恢复传统的儒学（详情见下文）。他下令制定远不如文帝的法典严厉的新律，在制定过程中他命令暂停执行“十恶之条”。命令重订新律的夸张的言辞可以反映出他思想感情中的某些内容，即他开始认为自己是一个至高无上的专制君主，一个明智的统治者，一个天下的主宰。“朕虚己为政，思遵旧典，推心待物，每从宽政……一眚掩德，非所谓也。”[119]

他在位的第二年，在东都的南中门宣布全国大赦和免税。这一年稍晚些时候，他颁布规定：凡未通过科举考试取得官品的官员，必须有突出的才能方可被荐举擢升。同年，他继续建造他父亲已经开始建造的粮仓，一些大的设施也在洛阳附近竣工。年末，他颁布诏书，向值得后代尊敬的过去的统治者表示敬意，同时哀叹他们陵墓的破落状态；他拨给每个陵墓劳役，由附近的10户承担，负责修理和保护。这一年裴蕴又在南北朝时期的几种音乐传统中大规模收集乐曲、乐器和乐师。这些传统留存于曾得到几个国家支持的世家之中；裴蕴淘汰一些无能之辈，精选了最佳的演奏者，并授予他们太常寺的等级和职位。炀帝非常高兴，这当然是因为音乐不但令人愉快，而且他作为天子在履行保持天下和谐统一的职责时，音乐又起着作用。音乐在最古的典籍中就已被提到，在汉代被列入帝王祭祀的山川神祇之中。608年阴历八月，炀帝从太原北上北岳恒山，在那里，他在黄河以北诸州刺史和裴矩召集的十来个中亚王国代表的面前举行了隆重的祭祀以祈求帝国的富强——这种祭祀的传统可追溯到神话中的圣人帝舜。祭祀后他宣布大赦，返京途中又下令巡行所经之地免税一年。

史料对他早期这几年喜爱奢侈豪华和大肆炫耀的行为作了大量叙述。我倾向于认为这些都言过其实，但关于他对3个年长资深的批评者采取的粗暴行动并在607年将他们杀害之事，我认为并无夸大；而这一年正是颁布刑罚较轻的新律之时。这些严酷的措施预示着以后几年不幸地加剧的暴虐行动方式的来临。即使我们姑且假定处决先皇的3个主要政治家的指控有一定的根据，609年年迈的薛道衡因含蓄地批评时局而被蓄意判处死罪之事，也肯定使炀帝的执政由此进入了更黑暗的第二阶段。

儒学和学校的恢复

文帝晚年，对培养可能成为政府官员的年轻人的官办学校很失望。601年阴历六月在他生日之时（那天他仿效阿育王宣布在全国举行佛教盛典），他颁布诏书，大量减少儒家学校（见前文）。在回顾他对这类学校寄予厚望及儒学在培养道德和实际才能时的价值时，他抱怨京师和地方学生过多而且懒散，既不能发展成为道德的典范，也不能成为潜在的官吏。因此他撤销了州县的学校，京师的三个学舍只保持其中之一，并削减国家支持的学者，人数从1000减至70。文帝在其晚年对所有儒学项目的支持也减少了。

炀帝即位时，他作为一个文人已略有名声，在扬州期间已是儒家学者的庇护人。他为人精明，当然认识到作为尊老敬上这一民众道德基</a>础和作为帝国秩序所派生的一切象征性表现的纽带的儒家传统的价值；这些象征性的表现包括季节性的祭典、向祖先和神祇的祝福和祈祷及天子向苍天祈求天下和谐的一切礼仪。他在位第一年，就在一份夸夸其谈的诏书中表示要扭转他父亲的政策，它在开头写道：“君民建国，教学为先，移风易俗，必自兹始。”然后他回顾了南北朝时期学术传统中断的情况，并与他统治的和平、繁荣和统一的时期进行对比。他又命令专使在全国搜罗有学有才之士，挑选合适的人才任职，由国家津贴学有专长之人，“即当随其器能，擢以不次”。最后他命令恢复京师学堂的讲学（其他的地方学校我们知道也已恢复）。“教习生徒，具为课试之法，以尽砥砺之道。”[120]同年早些时候，奉命视察各州的专使除了其他任务外，还要发现有模范行为、文才出众和学有专长的人，经过考察，再把他们送往京师。据《隋书》记载，结果远近儒生纷纷前来，并被组织起来互相辩论学术问题。一名高级官员给他们排列名次，上报隋帝。因此许多寒士得以重振门庭；典籍研究盛极一时，南北的传统兼容并包。古代的典籍都被注疏。但《隋书》继续说，这一复兴为时甚短，重点很快转向四夷的外事和武功方面。[121]《资治通鉴》对炀帝有利的记载甚少，但其中一段说他在执政晚期增设宫内秘书省官员120名，由学者任职。这又引出了关于炀帝搞学术活动的一段追述性的记载。司马光说他成年后好读书和著述。他命100名学者在其江都的王府搞编纂工作，在他执政期间这方面的兴趣一直没有衰减。大兴城和洛阳建有大藏书殿，而最终的成果则是规模宏大的秘书省，在洛阳藏有珍本，藏书总数达37万余卷。为了让两京的宫、省、官府使用，他下令建造藏有节录本的观文殿。[122]

炀帝常关心帝国儒教的礼仪，这些隆重的典礼使至高无上的权力引人注目。学者们是关于这些典礼的公认的权威。例如，他们为皇帝选定吉日进行祭祀；在命令寻找并列出至圣孔子的后裔的同时，608年授予孔子新的尊号；定出恒山祭祀及其他许多典礼的正当礼仪。在首次远征高丽的前夕，炀帝在今北京附近的大本营按传统举行了出征前皇帝主持的三次古代的祭祀。

炀帝的记载在儒家礼</a>仪、学术和教育方面都远比具有特点的文帝统治时代更能引起人们的兴趣。也许这不足为怪，因为早有人注意到，儒生在武力夺取政权时毫无用处，但在帮助统治者保持江山时却起了理想的作用。炀帝时代的儒生在一定程度上一度起了这种作用，但从612年开始，暴力事件将把他们从所从事的工作和职位中赶走，以致他们又要再次等待改朝换代的时期。

建立洛阳新都

文帝死后一月，曾得到父亲宠爱而在东部平原养精蓄锐的文帝幼子汉王杨谅发动了叛乱，被令人生畏的杨素所镇压。同年末，炀帝宣布在控制东部平原的洛阳建设东都。次年（605年）早期，他任命宇文恺与杨素和杨士达（炀帝的堂兄弟）重建该城。劳工是从东部平原的百姓征募的，工程进展很快。当竣工时，炀帝将原来州治的居民及“数万”户富商和商人迁入以充实重建的城市。607年，他命河南诸州输送工匠家庭至洛阳居住，这样，可利用的技工定额人数就翻了一番。他专设12个坊来容纳他们。

炀帝因在重建新都时大肆挥霍而受到道德论者的谴责，但如果看到他自己对此举的论点和地缘政治学的合理性，人们就会发现充足的理由。在两份命令建设新都的诏书中，他提到在这一地点建都的著名的先例：周公约在公元前1100年在那里建东都；汉高祖盛赞这一地址。他还提到那里也是东周和东汉的国都，汉之主要继承国在312年该城沦于“异族”之手前也建都于此地。494年汉化的北魏帝也选此城为新都。他提到周在东方建立第二个根据地的必要性，因为从那里可以控制被征服的商（约公元前1100年）；他举近期他兄弟汉王叛乱之例来证明同样的需要；关中区作为基地过于偏僻，难以由此遏制东部的反抗者。此外，洛阳是水陆运输的自然中心及储藏和转运贡粮的要地。这些因素也促使唐朝在将近300年期间以洛阳为东都。

我们对第二个隋都的详情知道得很少。根据新发掘出来的外城，隋唐时期的洛阳的大小约为西京的一半。它内部同样分为三个有城墙的建筑群：北面的皇城；在它南面的行政区；城的其余部分形成分为若干坊的不规则的U字形，洛水在东流至与黄河汇合处的半途经过其南城墙。此城总的轮廓与其前身——在洛阳的北魏国都——相似。它不像西京大兴城那样被重新建造。只是在隋帝想带他的贴身随从临时在那里居住时，它才似乎成了“国都”；这里没有明代两京制特有的重复设置高级官僚机构的任何迹象。但它在战略上和经济上是一个重要城市。对东部平原中这一被神话和历史蒙上神圣色彩之地的精英来说，它更是帝王权威的重要象征。

全帝国交通体系的完成

虽然炀帝因在建城和建宫时穷奢极侈而受到严厉的指责，但他开凿运河的工程是最受儒家史学家痛恨和批判的目标。许多世纪以来，传奇小说的作者从有偏见的历史著作中取材，而且层层地加以夸大。我们在阅读时必须设法透过这些夸大之词，参照炀帝采取的经济和政治策略，以更严肃的措辞和文字来描写运河开凿的规模。

命令开凿一条运河的诏书是在炀帝执政的第一年（605年）颁布的。运河名通济渠，它使洛阳与淮河畔的泗州相连，并与从淮阴往南通向扬州边上的长江的古渠道连接起来。这条漫长河渠的各段几乎都沿着以前各河渠的流向；应该注意的是，这条河渠和该系统其余部分的开凿是在平坦的冲积平原上进行的。工程无疑需要进行大量的疏浚工作和新的建设，如果这些河渠如史料记载，确实傍靠绿树成阴的帝国驿道，那就需要征募大批劳力。《隋书》记载，为了开掘此河渠北部较长的一段，炀帝动员了百万以上的劳工，同年稍晚，他为从淮河至长江的一段又征募10万以上的劳工。如果这些数字不是按任何一段时间做工的人数计算，而是按每人20天服役期的总数计算，那么它们比较可信。[123]还有往南延伸的一段。610年，炀帝命令开凿从扬州对面的长江往南至杭州湾顶端的运河。它约长270英里。但许多段也是沿着现有河流或以前河渠的河道建造的。

但在所有的河渠中，最长的为永济渠，它的起点也离洛水与黄河的汇合处不远，流向东北。发源于山西的沁水被引至此渠，而沿途则从其他河流补充水量，一般是黄河的支流。它的尽头就在以后的大运河的终点处，即今北京的附近。工程开始于608年，当时“百余万”人被动员进行这一工程。《资治通鉴》中有“男丁不供，始役妇人”的记载。[124]此河渠的南段也是沿古运河的路线开凿的。

地图2　隋唐时期的运河体系

详情请参阅崔瑞德《唐代的财政管理》（剑桥，1970年），第182—189页。

如果人们看过中国的地形图和对定居的农业已有所了解，就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些运河，再加上自然的水道，保证了隋能获取所有最富饶地区的资源（只有四川除外，但它与京都有一条相当完善的驿道相连）。我们现在没有关于隋代船运的税、粮和布的数字，但大粮仓储粮充足，有几个粮仓成了隋末夺权斗争的重要战利品。唐代的繁荣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因于它继承和改善了这一运河体系。通往东北的永济渠之开凿，不但是为了运来河北的税收，而且部分地出于重要的战略目的，即在需要军队防御北方和东北部区域时供应兵员。此渠还有政治用途。如上所述，中国经过长期的分裂后，此时才靠武力被重新统一。新君主在全帝国炫耀其财富和威严的能力是重要的有利条件；当然，把军队和供应以船运至有潜在反抗危险的地区的能力则更重要。长江南面的中国东南部已处于移民定居的过程中；运河系统延伸至杭州，举例来说，就大大促进了杭州的发展，使它从一个边境前哨地一跃而为繁荣的商业城市。[125]

如果运河系统的这些具体优越性给我们以深刻的印象，中国的历史著作却没有反映这些观点。《隋书·食货志》描写了开凿通济渠的605年炀帝从洛阳巡行至扬州的情景：

又造龙舟凤，黄龙赤舰，楼船篾舫。募诸水工，谓之殿脚，衣锦行幐，执青丝缆挽船，以幸江都。帝御龙舟，文武官五品以上给楼船，九品以上给黄篾舫，舳舻相接，二百余里。所经州县，并令供顿。献食丰办者，加官爵，阙乏者，谴至死。

该书在文后列了向全国征用物品的清单，接着便是一段非常夸张的叙述：

征发仓卒，朝命夕办，百姓求捕，网罟遍野，水陆禽兽殆尽，犹不能给，而买于豪富蓄积之家，其价腾涌。是岁，翟雉尾一，直十缣。[126]

对上述文字和当时的一些史学家及近代史学家看到的运河系统的具体优越性之间的矛盾，我们又做何解释呢？撰实录和修史的儒家官员一般不赞成中央权力过度扩大和统治的君主无节制地使用这种权力；他们的重农经济观看不到经济发展的好处；他们的政见和他们的历史记</a>载强调对外军事冒险的劳民伤财和害处。历来皇帝既是所有官员必不可少的盟友，又是自然的对手（不论多么隐蔽）。就不得善终的炀帝而言，这种潜在的敌意就表现在以上所引的文字中。

中国势力的继续扩张

由于隋代两个皇帝的对外政策的连续性没有突然中断，所以我在前面已对隋朝与几个国外民族的关系作了总的叙述。我论述了对占婆的入侵，它实际上始于文帝而终于炀帝；论述了对付东突厥人的成就，但他们在炀帝时依然是一个问题。另一方面，向西的扩张（包括征服吐谷浑和把他们赶出世代居住的放牧领地）、对东中国海的远征和与日本的建交则是炀帝时代历史的部分内容。虽然文帝在598年对高丽进行了短期的灾难性的水陆远征，但他满足于高丽统治者的形式上的臣服，拒绝再作进一步的干预。炀帝直到他最后毁灭，一直对该地区怀有更大的野心，这将在后面进行叙述。通常中国历史中的评价是：文帝在处理对外关系时谨慎明智，而炀帝则任性放纵。但在他们执政时期，边境有两种战争：一种是要确保东亚新帝国在地缘政治上的支配地位；一种则出于掠夺的欲望或个人的猎奇心理。汉的中央政治和文化秩序优于所有国家，这不但证明它理应防御，而且也证明它有理由使弱小民族受它的支配，根据这一古老的传统，前一种战争是师出有名的。后一种战争规模和代价较小，同样是一种可追溯到秦始皇的古老传统，表现为帝国专制君主纵情于猎奇和对异国珍奇的爱好，不惜让国家派兵出征。现在让我们探讨这两种对外干预的行动。

流求

关于名为流求的岛屿的确切地点已有很多争论。日本学者普遍认为此名称指的是台湾；赫格瑙尔和几个中国学者持另一种观点，认为在隋代它是从菲律宾远至日本的东中国海中所有岛屿的笼统名称。610年，当炀帝最初派军“平定”流求未遂时，他就指定将领在今浙江地区征募一支新的攻击部队。结果隋军遇到顽强的抵抗。史籍记载两种远征结果：（1）通常的凯旋之说。中国军队得胜，打败并处决了流求王，中国将领俘获大量奴隶回国，奖赏和提升得胜的将领；（2）战败之说。抓获战俘后，随之而来的是中国兵力过于扩散，入侵兵将因染病而死者十之八九。不管人们采纳何种说法，史籍一般都未说隋准备在东中国海诸岛上郑重地或长期地建立政权。

日本

日本的情况则迥然不同。自汉以来，它一直接受中国的文化影响，文化影响大部分通过朝鲜传入，它在那里有相当的影响。在南北朝时期，日本诸藩至少名义上向北方的主要王朝纳贡。当他们知道中国重新统一时，日本人当然注意了解大陆新秩序的详情。开皇时期（581—600年），日本可能已派使节至中国，但第一个正式使节在607年到达。使者称炀帝为“海西菩萨天子重兴佛法”，并说他带一批佛僧前来学佛法。他然后递呈其君主的一封信，信的开头是“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炀帝对这种无意的冒犯深为不快，于是吩咐“蛮夷书有无礼者，勿复以闻”。尽管出现这种失礼，中国人仍在次年派了一个级别相当低的使节去日本，他带回前所未有的关于日本的完整和准确的报道。使者显然顺利地离开，这时所发展起来的关系对于日本的文化史是有非常重要的影响的。[127]

吐谷浑

在东突厥帝国全盛时期，吐谷浑早已是突厥人的附庸。他们在青海湖周围有牧地，其地位于通往玉门关沿线一些卫戍市镇之南，几个世纪以来，他们对这些市镇进行袭扰。608年，他们受铁勒部的攻击，其可汗派一使者要求臣服于中国并得到援助。炀帝派凶悍的宇文述率军前往“欢迎”。吐谷浑一见这支欢迎的军队就四方溃逃。中国人发动进攻，取首级数千，俘获其首领，并使男女约4000人沦为奴隶。据《资治通鉴》记载，“其故地皆空，东西四千里，南北二千里皆为隋有。置州、县镇戍，天下轻罪徙居之”。[128]这次“征服”与其他的征服一样，没有维持到隋的灭亡，这样，吐谷浑就必须由后来的唐王朝再去对付了。

突厥

前面已经叙述东西突厥人的帝国分裂成两个独立和经常火并的帝国的情况，这对隋朝来说是一件幸运的事。

在炀帝全盛时期，西突厥人对他似乎是一个次要问题，一个以少量代价即能为中原帝国所用的累赘。他们当时所占的领土紧靠中国西部，但他们祖先的辽阔帝国已不复存在。他们的可汗处罗的母亲本是中国人，她留在隋都充当人质和中国与西突厥人之间的调解人。610年当处罗表现出独立的愿望时，隋帝采纳裴矩的意见另立一对立的可汗射匮，后者成功地把处罗及其骑兵赶出其领地。处罗的中国母亲被派往他在西面的避难地，说服他来到隋都，在那里他受到隋帝矫揉造作的隆重接待。他带着一批随从在612年前留在隋都，可能被作为备用的潜在的对立可汗，用以对付东突厥人或向力量日增的射匮挑战。处罗与其骑兵随炀帝对高丽进行第一次远征，因战功而受到厚赐。炀帝希望在处罗故地重立他为可汗，但因隋亡而没有实现。

但占有大致相当于近代蒙古草原领土的东突厥帝国却对中国北方边境的中部构成了威胁。如前所述，隋很早就开始修建和扩建长城；炀帝在607年建造或重建了一段漫长的呈L形的长城。其较长的一段与黄河南北向的河道平行，蜿蜒于今山西和陕西省之间；较短的一段大致沿山西北部边界由西向东，与原来早就存在的长城相接。但要遏制突厥人，仅靠城墙是不够的，所以炀帝不时采用一种或几种中国的传统策略：让突厥可汗的子侄住在隋都受“教育”；让部落在中国领土上定居；和亲政策；封赠和废黜可汗称号；朝贡和中国回赠礼物；定期在指定地点进行以物易物贸易（一般以中国的丝绸换突厥的马匹）；各种政治阴谋。炀帝依靠的边境政策专家为裴矩，他利用他在极西城镇张掖（甘州）和敦煌的任命，为其主公收集情报并成功地在部落间施展阴谋，收买或威胁它们使之成为中国的臣民。607—608年炀帝在西北和西部边境的巡行有助于说明隋朝与边境民族关系的复杂性和裴矩的作用。

607年初期，当隋炀帝开始首次西北的巡行时，他先派裴矩前往敦煌。炀帝来到长城西北段之内的榆林。他在那里的豪华的行宫接受启民可汗（前已被裴矩争取到中国一边）和义城公主的朝见。可汗向隋帝呈献马3000匹，隋帝回赠丝绸13000段。与这次高级的物物交换同时进行的是礼节性的互访（隋帝幸启民的大帐），互赠礼物和互相致意。608年，炀帝准备极西之行，裴矩作了周密的准备。隋帝的这次巡行是成功的。在陕西某地，他接见了高昌王（他长期在突厥的影响之下）、伊吾吐屯设和西胡27国的代表。据裴矩的传记，这些臣服的民族“皆令佩金玉，被金罽，焚香奏乐，歌喧噪。复令武威、张掖士女盛饰纵观，骑乘填咽，周亘数十里，以示中国之盛”。[129]裴矩当然是炫耀中国富饶的种种表演的舞台监督。据记载，这些愚昧的牧民为之嗟叹，隋帝大悦。

在这些措施背后，隐藏着隋的现实政治的具体目标之一。这就是进一步削弱突厥人，不让他们与其东西的其他部落集团结盟，在可能时，还把他们用作打击隋朝其他潜在敌人的力量。例如当605年契丹侵入中国后，隋帝派一中国将领率一支两万名东突厥骑兵的部队迎战。契丹人大败，其妇女和牲畜被分赏给突厥人。608年，突厥人准备参加中国人对伊吾的中亚绿洲的进攻，该地一度是汉代卫戍集镇，位于穿过亚洲腹地的北路上。这一次，突厥的盟军显然没有露面，但隋军占领该地，建立新的要塞，然后留军驻守。这次远征并无惊人的理由，而是为了使亚洲腹地各族在与中国人贸易时免除长途跋涉之劳。

607年，隋帝幸启民可汗之都，可汗因高丽国来了使者而陷于严重的困境，于是尽力设法使使者朝见来访的隋帝。像潜在敌人之间秘密来往的这类证据总是会使中国人惊慌不安的。裴矩建议其主公命令高丽使者：回国后告诉高丽王立刻亲自来隋廷致敬；如果不来，中国人将率领一支突厥军去严惩他的可鄙的国家。牛弘立即奉命明确告诉使者。使者将此讯息带回本国，高丽王拒绝作出表示臣服的应有的姿态。中国的权威受到蔑视，隋朝迟早必定要使用大军去讨伐这一犯上之徒。

裴矩向其主公提出的建议只能有两种解释。其一是他认为高丽会很快屈服，因而要让这个完全开化的地区恢复其相应的朝贡国的地位。另一种解释则是他预计会遭到抵抗，但抵抗会很快被雇佣的突厥军粉碎，然后高丽可以成为帝国的组成部分。他注意到汉代曾经征服过这一地区，并把它划分为三个郡。他提醒炀帝，文帝曾试图征服高丽未遂，因为战地统帅无能。他指出高丽是“开化”的，因此容易并入中华帝国，但此时他们竟派使者去向微不足道的游牧的启民可汗大献殷勤！他虽然有广泛的经验，却没有对东北地区最直接的认识知识，所以没有说胜利是不可能轻易取得的。裴矩为人机敏，深受公认的价值观念的熏陶，熟悉对立和冲突地区的情况，但他对他许诺会轻易取得胜利的那个地区却完全不了解。

他的计划中出问题的第一件事是未能实现使用东突厥雇佣军的打算。609年，听话的启民可汗来洛阳晋见时死在那里。其子始毕继承他被封为汗，同时获得大量礼物并与一个中国公主结婚。但始毕远比其父精明。当裴矩开始施展惯用的手法，又把始毕之弟树立为一敌对的可汗以削弱突厥人时，始毕就转而与隋为敌，立刻停止晋见隋廷。这样，对高丽的讨伐就得由中国人独自承担了，同时，中国人的北方和西北边境安全的不稳定性正在增长。

高丽

在7世纪初期，高丽国占有今辽河东部的满洲和朝鲜半岛的北部，其国都就在现在的平壤。朝鲜半岛的大部分分成西南的百济和东南的新罗。北方的王国曾向北魏及后来的北周、北齐纳贡。但为了对高丽侵袭辽河以西地区进行报复，隋文帝在598年发动了最后遭到失败的水陆进攻。高丽此时在军事上是强大的，但它对中国的潜在威胁更因其他因素（除了与东突厥人结盟这一因素之外）而成倍增长和更加复杂化了。高丽以北是一个称为靺鞨的好战的通古斯部落联合体，它参加了高丽渡过辽河的侵犯。辽河的下流为契丹，它在605年曾入侵河北，但如前所述，被中国人指挥的东突厥军所击败。但契丹单独地或与它的不受约束的邻邦结盟后，依然是一个威胁。此外，已有学者提出一种假设，远处西京的隋廷担心高丽在河北地区可能产生强大的军事影响，因为从北齐时期起那里的分裂情绪远没有消失。[130]

炀帝的意图可能是等漫长的永济渠——连接中国心脏地区与北京的大运河的主渠——竣工后才“讨伐”高丽。不管是否属实，永济渠于609年竣工。610年，以富户为对象的战争特税开征，军事准备工作迅速进行，有庞大的后勤支援的大军（《隋书》说这是历史上最大的一支）集结在今北京地区的涿郡。黄河平原的一次水灾淹没了40个州，打乱了计划，并引起征募人员的逃亡。但在612年正月，隋帝及其将军和一支庞大军队准备从陆路进攻，而水军则从海上进攻。隋帝举行了应有的祭祀（前文已予描述），并为此颁发了冠冕堂皇的诏书。在诏书中，炀帝适当地以古代的圣贤统治者和伟大的帝王为比喻，坚持隋朝具有美德、支配天下的力量和丰功伟绩。他严厉指责高丽王拒绝臣服，为人奸诈，勾结契丹、靺鞨侵犯隋的领土，等等。[131]裴矩作为战略顾问，随他征讨，杰出的工程专家宇文恺在辽河架了桥，大军向前推进。所订的计划是迅速直逼高丽国都，但沿辽河东岸诸城顽强抵抗，直到夏末大雨使军事行动不可能再继续进行。炀帝在8月末撤军返回洛阳，据说损失惨重。回都后惩办了几个战败的将领，并加强了他的统治。

地图3　隋末的叛乱（613—616年）

613年正月，他宣布第二次动员，并在夏初北行，打算第二次远征高丽。宾板桥注意到了这一年早期国内叛乱次数增加这一不祥之兆；其中七次主要集中在611年黄泛受灾区。[132]炀帝又渡辽河，但在战斗中，传来当时的礼部尚书并在永济渠南端负责一供应中心的杨玄感（杨素之子）叛变的消息。杨玄感的叛变是重要政治人物中最早的背叛，而且它发生在离洛阳不远的帝国心脏附近。炀帝派最优秀的将领宇文述从东北战场返回镇压叛乱。随之引起了一场短暂但激烈的内战，杨玄感的军队战败，他的首级送给在战地的炀帝，由他验明；但社会结构、税制、府兵制和供应制被严重破坏。而炀帝竟宣布在614年作第三次远征，但从这次叛乱和下半年爆发的八次分布得很广泛的叛乱来看，实在令人惊异。宣布前他召臣僚进呈意见，但据《隋书》记载，竟“数日无敢言者”。[133]于是他在阴历二月又颁布诏书，但这一次却带有自我辩解的语气。他说他一贯全心全意履行帝王的职责和致力于武功；他引了（虚构的）商朝成汤52战的前例，此外又补充了东汉光武帝的武功。他说他痛恨战争，对以前几次战役牺牲的生命表示悲痛，命令收集和安葬战死兵将的遗骸，并建立道场，“恩加泉泽，庶弭穷魂之冤”。[134]准备工作开始进行，尽管物资和马匹不足，许多应征士兵没有报到，隋军又渡过了辽河。沿河据点再次固守，但隋军渗入了平壤的城郊。614年较晚时期，高丽王在严重的困境中派使者要求投降，使者随带一名投靠高丽的隋将。隋的先锋要攻取平壤和俘获高丽王，但被炀帝召回。炀帝再次命令高丽王到隋廷表示敬意。但高丽王没有前来。炀帝又命令准备第四次远征，但此时国内叛乱不断爆发，对外的冒险行动不得不到此结束。

促使炀帝再三进行这几次劳民伤财的毁灭性远征的动机是：他的帝国威严和帝国地处宇宙中心的观念；他想恢复汉代光辉业绩的迫切愿望；他自认为对所有敢于抗拒中国移风易俗的仁爱影响的人必能取得伟大胜利的想像；他对裴矩和其他军人言之成理地提出的现实政治的考虑。他在反复发生的灾难面前坚持讨伐的原因似乎是清楚的。但失败的原因长期以来是一个探讨的问题。近来，约翰·贾米森总结了他本人、陈寅恪</a>及其他学者的解释。这些解释大致归纳如下：（1）地形和气候有利于防御者。进攻的目标地形险恶，部分地区森林茂密，那里夏季有倾盆大雨，随之严冬很快降临；入侵者的战斗季节只是从4—7月雨季开始之时。（2）高丽的战略家由于熟悉地形和以一年的大部分时间备战，能够顽强地防御。他们防御的中心是从辽河河口的安市附近往北延伸至东岸的一批有城墙的市镇。他们反复牵制围攻的军队，直至严冬的侵袭迫使他们撤退。（3）从中华帝国首都至战场的距离是惊人的，将近1000英里。例如，杨玄感叛变的消息用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才传给在地战的炀帝。高丽在这方面取得有利条件。四、隋使用水军得不偿失而且愚蠢，高丽则有良好的海防。[135]在唐太宗</a>进行灾难性的远征时，这些因素继续起决定性的作用，只是在中国人说服和“协助”高丽的南邻新罗开辟第二战线时，形势才发生了变化。

地图4　隋末叛乱（617年）

结局

隋炀帝先回到洛阳，然后在614年阴历十月返回西京，他立刻下令在城的西中门外磔裂投降高丽的将领。然后他企图像平时那样处理帝国事务。在新的一年，即615年，炀帝赐宴官员。据《隋书》记载，他接见了突厥、新罗、靺鞨、契丹和亚洲腹地诸国的贡使。正月稍晚，他招待南方和东方诸土著民族的代表，并分赐礼物。阴历二月，他在诏书中回顾了远征的劳累和破坏，但敦促人民各安其业。他说，他们经历了所有苦难，“今天下平一，海内晏如”。[136]但实际上帝国一片混乱。官兵在十几条战线作战，力图遏制和消灭叛乱者。炀帝在建于太原附近的汾阳宫度夏。夏末北巡时，他几乎被始毕可汗率领的东突厥军所俘，后来逃入雁门城。记载所述不一，有的说守城者表现恐慌和不满，有的说有人轻率地提出逃跑或把敌人赶走。但附近的各刺史显然得到勤王的命令。城虽然被解围，但炀帝却惊慌失措，他的信心严重动摇，以后变得越来越消沉了。

我们不清楚他当时了解帝国处境的程度，但帝国日益被无数地方叛乱者控制。他的特殊的统治作风必然会使其核心集团设法对他隐瞒全部严酷的事实。根据一种记载，他的顾问一味对他含糊其辞和不置可否，甚或干脆撒谎。有一人因直言而在议政庭上被鞭笞致死。616年夏，经宇文述的力劝，炀帝乘新建的运河船队至江都。他留下官员负责北方，即帝国的中心，但他本人则永不复返。他在江都最后的日子是忧郁的。他备受恐惧和猜疑的折磨，不能忍受帝国的消息，更不能为帝国采取任何行动。617年，他的两个孙子被北齐的对立叛乱者拥立为他的继承人，其中之一给他一个响亮的空头衔——太上皇。618年，他在浴室被宇文化及所杀，宇文化及是他父亲无情地取代的皇室的后裔，又是他最信赖的将领宇文述之子。

儒家修史者对炀帝道义上的评价的确是苛刻的，因为他们把他描写成令人生畏的典型的“末代昏君”。在民间传说、戏剧和故事中，他的形象被作者和观众的随心所欲的狂想大大地歪曲了——人民生活在一个无节制地使用权力、有豪华宫殿和享有无限声色之乐的世界中，只能产生这种感情上的共鸣。在中国的帝王中，他绝不是最坏的，从他当时的背景看，他并不比其他皇帝更加暴虐。他很有才能，很适合巩固他父亲开创的伟业，而他在开始执政时也确有此雄心。但是他希望历史会肯定他的执政以及他追求豪华壮观的欲望，这就使他的判断力不能发挥出来。那种骄奢淫逸的作风只能使阿谀奉承之辈得势，而他周围确有这样一批人，这对他是致命的。远征高丽——这种企图的目的我相信是合理的，即使是传统的——随着每次失败，却使他越来越着迷，而着迷对于拥有最高权力的专制君主及其统治的人民来说往往是致命的。

尽管有着这次悲剧性的大灾难以及随之而来的内战，但在经历了最漫长的大分裂时期之后隋终于重新统一了中国，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隋朝消灭了其前人的过时的和无效率的制度，创造了一个中央集权帝国的结构，在长期政治分裂的各地区发展了共同的文化意识，这一切同样了不起。人们在研究其后的伟大的唐帝国的结构和生活的任何方面时，不能不在各个方面看到隋朝的成就，它的成就肯定是中国历史中最引人注目的成就之一。

* * *

[1]理查德·马瑟：《关于六朝时期洛阳和南京方言的一点意见》，载周策纵编《中国人文学科研究文集》（麦迪逊，威斯康星，1968年），第247—256页。

[2]宇屋美都雄《南人与北人》，载《东亚论丛》，6（1948年），第36—60页；重载于其《中国古代之家族与国家》，第416—460页。

[3]《乐府诗集</a>》卷49，第7页，四部丛刊</a>本。

[4]《魏书</a>》卷2，第33—34页。

[5]《北齐书</a>》卷24，第347—348页；白乐日：《〈隋书〉中的食货志》（莱登，1953年），第258页。

[6]原文误作601年。——译者注

[7]《隋书》卷36，第1108页；彼得·布德伯格：《北朝史琐谈》，载《哈佛亚洲研究杂志》，3（1939年），第260页；芮沃寿：《隋的意识形态》，载费正清编《中国的思想和制度》（芝加哥，1957年），第79页。

[8]《周书</a>》卷21（尉迟迥、王谦和司马消难的列传）；《资治通鉴》（古籍出版社本，北京，1956年），第5407—5431页；布德伯格：《北朝史琐谈》，第258—265页。

[9]《资治通鉴》卷175，第5447页。

[10]《资治通鉴》卷175，第5436页。

[11]《资治通鉴》卷178，第5558页。

[12]《资治通鉴》卷177，第5527页。

[13]《资治通鉴》卷178，第5558页。

[14]《隋书》卷25，第711页。着重点为作者所加。

[15]《隋书》卷50，第1324页；汤承业：《隋文帝政治事功之研究》（台北，1967年），第60页。

[16]《隋书》卷45，第1240页；《资治通鉴》卷178，第5558页。

[17]《隋书》卷38，第1143页。

[18]《资治通鉴》卷175，第5446页；《隋书》卷35，第1108页。

[19]《资治通鉴》卷175，第5447页；《隋书》卷36，第1108—1109页。

[20]此事发生在当时尚未竣工的仁寿宫。

[21]《资治通鉴》卷178，第5565页。记载中此事物的日期为599年，我认为似乎晚了。

[22]《隋书》卷36，第1109页。

[23]《隋书》卷41，第1183页；《资治通鉴》卷178，第5568页；《北史</a>》卷7，第2491页。

[24]《隋书》卷36，第1109页；《北史》卷14，第533—534页。

[25]《通典》卷7，（十通本，上海，1936年），第42页。

[26]《贞观政要</a>》卷5，（原田本，东京，1962年），第152页。

[27]《北史》卷82，第2491页；《资治通鉴》卷178，第5567—5568页。

[28]《隋书》卷48，第1288页。

[29]《周书》卷2，第36页；《周书》卷24，第404—407页；昌西·古德里奇（富善）：《苏绰传》（伯克利，1953年）。

[30]《周书》卷23，第382页。

[31]《隋书》卷41，第1190页。

[32]《隋书》卷42，第1199—1200页。

[33]《隋书》卷42，第1207页。

[34]《资治通鉴》卷175，第5439—5440页。

[35]《隋书》卷42，第1208页。

[36]《隋书》卷2，第51页。

[37]同上书，第46—47页。

[38]据法经和尚于594年送呈的《经卷目录》，载《大正新修大藏经》卷55，第149页。

[39]法琳</a>和尚作《辩正论》卷3，载《新修大藏经》卷52，第509页。

[40]费长房编：《历代三宝纪</a>》卷12，载《新修大藏经》卷49，第107页。

[41]《新修大藏经》卷49，第108页。

[42]道宣</a>编：《广弘明集</a></a>》卷17，载《新修大藏经》卷52，第213页。

[43]《辩正论》卷3，载《大正新修大藏经》，第509页。原书未找到此引文，现按英文译出。——译者

[44]《隋书》卷1，第17页；《资治通鉴》卷175，第5457页。

[45]见《考古学报》，3（1958年），第79—94页，关于该遗址的初步考古发掘报告。

[46]山崎宏：《隋朝官僚的性质》，载《东京教育大学</a>文学部纪要》，6（1956年），第17页。

[47]山崎宏：《隋朝官僚的性质》，载《东京大学文学部纪要》，6（1956年），第15—25页。

[48]山崎宏：《隋朝官僚的性质》，载《东京大学文学部纪要》，6（1956年），第17—23页。

[49]《唐会要</a>》（国学集本丛书本，北京，1955年）卷74，第1333页。

[50]《隋书》卷66，第1562页；汤承业：《隋文帝政治事功之研究》，第105页。

[51]《北堂书钞</a>》（1888年本，1962年台北重印）卷62，第2页。

[52]《周书》卷23，第386页；白乐日：《〈隋书〉中的食货志》，第291页。

[53]《通典》卷13，第81页。

[54]《玉海</a>》（华文本，台北，1964年）卷115，第9—10页。

[55]《隋书》卷76，第1747页；宫崎市定：《九品官人法之研究》（京都，1956年），第521页。

[56]宫崎市定：《九品官人法之研究》，第520—524页。

[57]《隋书》卷28，第783页。

[58]滨口重国：《论所谓隋的废除乡官》，载《秦汉隋唐史研究》（东京，1966年）卷2，第778页。

[59]《北齐书》卷4，第62—63页。

[60]《尚书古文疏证</a>》（皇清经解续编本，1888年）卷6下，第30页；岑仲勉：《隋唐史》（北京，1957年），第3—4页。

[61]严耕望：《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台北，1961—1963年）卷4，第896页。

[62]《隋书》卷46，第1253页。

[63]《隋书》卷28，第792—793页；滨口重国：《论所谓隋的废除乡官》，《秦汉隋唐史研究》，第781页。

[64]《北齐书》卷43，第576页。

[65]《通典》卷14，第81页。

[66]《隋书》卷42，第1200页。

[67]《资治通鉴》卷175，第5448页。

[68]宫崎市定：《九品官人法之研究》，第542—543页。

[69]白乐日：《〈隋书〉中的食货志》，第215页。

[70]这些豁免在唐代仍继续实行，见崔瑞德《唐代的财政管理》（剑桥，1970年），第26、146页。

[71]《隋书》卷24，第681页；白乐日：《〈隋书〉中的食货志》，第154页。数字有疑问，见白乐日著作第218页。

[72]《隋史》卷24，第681页；白乐日前引著作，第154—155页。

[73]《通典》卷7，第42页。

[74]菊池英夫：《 北朝军制中的所谓乡兵》，载《重松先生古稀纪念九州大学东洋史论丛》（福冈，1957年），第108—109页；滨口重国：《西魏的二十四军与仪同府》，载《秦汉隋唐史研究》（东京，1966年），第205页。

[75]李繁</a>（死于827年）：《邺侯家传》，引自岑仲勉《府兵制度研究》（上海，1975年），第16—20页。

[76]见谷霁光《府兵制度考释》（上海，1962年），第34—37页；滨口重国：《论西魏时期之恢复胡姓》，载《秦汉隋唐史研究》（东京，1966年）卷2，第737—759页。

[77]滨口重国：《西魏的二十四军与仪同府》，载《秦汉隋唐史研究》，第230页；谷霁光：《府兵制度考释》，第37页。

[78]菊池英夫：《府兵制度之发展》，载《岩波讲座世界历史》（东京，1970年）卷5，第414页。

[79]《隋书》卷24，第680页。

[80]菊池英夫：《府兵制度之发展》，第416—417页。

[81]山崎宏：《隋朝官僚的性质》，第44—58页。

[82]《隋书》卷2，第34—35页。

[83]菊池英夫：《府兵制度之发展》，第418页。

[84]《隋书》卷25，第711—712页；白乐日：《〈隋书〉中的刑法志》（莱登，1954年），第77页。

[85]白乐日：《〈隋书〉中的刑法志》，第149页。

[86]白乐日：《〈隋书〉中的刑法志》，第25页。

[87]《隋书》卷76，第716页；白乐日前引著作，第89页。

[88]王夫之：《读通鉴论</a>》卷19，第2页；收于《船山全集》卷10，第7991页。

[89]《隋书》卷25，第717页；白乐日前引著作，第92—93页。

[90]李繁：《邺侯家传》，引自岑仲勉《府兵制度研究》，第43页。

[91]《隋书》卷84，第1865页。

[92]同上书，第1866页。

[93]勒内·格罗塞：《草原帝国》（巴黎，1948年），第135页；又见诺亚米·沃尔福德之英译本《新不伦瑞克》（新泽西州，1970年），第89页。

[94]《隋书》卷82，第1833页。

[95]乔治·马斯佩罗：《占婆王国》（巴黎和布鲁塞尔，1928年），第82—85页。

[96]《资治通鉴》卷177，第5508页。

[97]《资治通鉴》卷177，第5516页。

[98]岑仲勉：《隋书求是》（北京，1958年），第134—332页。

[99]《资治通鉴》卷177，第5530页。

[100]塚本善隆：《隋对江南的征服与佛教》，载《佛教文化研究》，3（1953年），第1—24页。

[101]张崑河：《隋运河考》，载《禹贡》，7（1937年），第201—211页；白乐日：《〈隋书〉中的食货志》，第159—161页。

[102]《隋书》卷36，第1111—1113页；芮沃寿：《隋炀帝的个性和定型的言行》，载芮沃寿编《儒家信仰》（斯坦福，1960年），第49—56页。

[103]《国清百录》卷2，载《大正新修大藏经》卷46，第807页。

[104]《隋书》卷61，第1470页。

[105]山崎宏：《炀帝之四道场》，载《东洋学报》，34（1952年），第22—35页。

[106]哈罗德·拉斯韦尔：《心理学和政治学》（芝加哥，1930年），第50页。

[107]白乐日：《〈隋书〉中的刑法志》，第162—163页。

[108]《通典》卷14，第81页。

[109]《资治通鉴》卷181，第5644页。

[110]《隋书》卷61，第1470页。

[111]《隋书》卷48，第1292页。

[112]《隋书》卷56，第1391页。

[113]《隋书》卷67，第1572页。《隋书》卷41，第1188页，证实了核心集团的构成。

[114]《资治通鉴》卷181，第5624页。

[115]《隋书》卷67，第1572—1573页。

[116]弗里茨·耶格尔：《裴矩的一生及其著作》，载《东亚杂志》，9（1920—1922年），第81—115、216—231页。

[117]《资治通鉴》卷180，第5635页。

[118]《资治通鉴》卷181，第5645页。关于人口数字的解释已有大量讨论。见毕汉斯《公元2至742年中国的人口普查》，载《远东古文物博物馆》，19（1947年），第160—161页；浦立本：《隋唐时期的人口登记》，载《东方经济和社会史杂志》，4（1961年），第289—301页。

[119]《隋书》卷25，第717页；白乐日：《〈隋书〉中的刑法志》，第91页。

[120]《隋书》卷8，第64—65页。

[121]《隋书》卷75，第1707页。

[122]《资治通鉴》卷182，第5694页。

[123]杨联陞</a>：《中华帝国公共工程的经济特征》，收于其汇编《中国学概览》（1969年），第203—204页。

[124]《资治通鉴》卷181，第5636页。

[125]马伯乐</a></a>：《浙江考古队的简要报告》，载《法兰西远东学院学报》，14（1914年），第5页。

[126]《隋书》卷24，第686—687页；白乐日：《〈隋书〉中的食货志》，第54—55页。

[127]《隋书》卷81，第1825—1828页；R.角田、I.C.古德里奇：《中国断代史中的日本》（帕萨迪纳，1951年），第28—36页。

[128]《资治通鉴》卷181，第5641页。

[129]《隋书》卷67，第1580页；耶格尔：《裴矩的一生及其著作》，第97页。

[130]约翰·贾米森：《三国史记</a>和统一战争》，加利福尼亚大学未发表博士论文，1969年，第20—32页：浦立本：《安禄山之乱的背景》，第77页。

[131]《隋书》卷4，第79—81页。

[132]宾板桥：《唐朝的建立：隋之灭亡和唐之兴起》（巴尔的摩，1941年），第43页。

[133]《隋书》卷4，第86页。

[134]《隋书》卷4，第86—87页；山崎宏：《隋之高句丽远征与佛教》，载《史潮》，59（1953年），第1—10页。

[135]贾米森：《三国史记和统一战争》，第32—34页。

[136]《隋书》卷4，第88—8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