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_猜疑

就是在这一晚，十二月十四日，周二，他开始写东西。他没有和尚特罗一起走出圆柱咖啡馆。他记得自己在开门的瞬间想道：

“等我离开，他们会说什么呢？”

有一件事他是知道的，并且不太高兴。但他没表现出不高兴。反正，也不是多重要的事。他听到过他们议论他，那天他们不知道他已经来了。他们没有称他“莱昂”或者“拉贝”，而是“帽匠”。

当然，这件事几乎不值得费神去想。人们大可以回答他，他们也说“医生”、“议员”，但这是不一样的，这些词更像是一种荣誉性的头衔。证据就是，没有人会想到称呼一个人“保险人”或者“印刷商”。

他发现这件事已经有十年了。他没对任何人说过，也不怨恨他们，说明他没把这当回事。

布雷街空得近乎荒凉，没有一丝声音，他前前后后没有一点脚步声。小裁缝窗前那点惨白的灯光，有一点悲愁的况味。

他做着每天必做的事，但是 这段日子还有一点和空军岁月相似：他不断和危险擦肩而过。他必须将一切考虑到，保持强大的反应力，不给意外留任何空间。

他也说过自己在战争期间说过的话：

“几个星期之后，这一切就会结束，我就安逸了。”

他没有噩梦</a>，没有不安。他已经习惯出发时身体微微发热，但只要想到随后回家后能得到放松他便觉得慰藉。

如果圣于尔叙勒嬷嬷周一那天像往常那样出了门，而他也完结了那份清单？他此刻会觉得慰藉吗？

他写着，手不住地颤抖，根本无法控制：

什么也不会改变，因为事实上她的死是无用的。她从没进过这个家门。这个月的二十四日，她会像过去的那些年一样，只是寄来几句祝福和一幅圣像。然而，总是我以马蒂尔德的名义给她回信表示感谢。

另一方面，我和她没有任何私人恩怨。她的死对我没有任何好处。

于是我的任务已经结束。我分毫不差地完成了既定计划。

这不是真的。就是在这一点上，他感到困惑。他在内心的各个角落寻找确定感，但依然不安，浑身不自在。

他现在不得不通过喝酒来获得冷静，来避免再一次的神经衰弱，来逃避那种和害怕毫无关系的内心惊惶。

因为他并不害怕，什么也不怕，甚至不怕被抓。正相反，被捕将是一个解释自己的绝佳机会。人们不得不倾听他不紧不慢地说话。

他几次想故意出个差错，以身试险，就像他曾违反规定，驾驶飞机在敌军战壕上方掠地飞行那样。

他需要强调的最重要一点是，他的头脑从来都无比清醒。

那么，他这台装置刚才为什么毫无缘由地就出故障了？这不是幻觉。他可以将它看作是感冒的前兆，但他没有感冒。瓦伦丁感冒了。卡舒达斯生病了。但他没有。

他周遭的世界和他自己都变了形，如同他透过祖母的眼镜片看到的一切。

他去贝尔特小姐那儿时也不再是平日的心境。他对自己坦白：他出发的时候没有任何做爱的欲望。

但他当时也没有决定去做其他事，更没带上那根大提琴琴弦。

这就是事情严重的地方。

他对露易丝也是一样。他什么也没对她做过，以后也不会对她做什么。但是那种诱惑持续存在，不是在他的意识里——他根本看不上那样愚蠢的胖姑娘——上帝才知道欲念存在于哪一个皮肤褶皱里。

让泰转述波尔多那位精神病专家冷酷的话：

他只有一朝落网才会停止杀戮。

这个男人从未见过他，对他一无所知，为什么胆敢远远地、居高临下地带着一种恶意的确信，随意决定他的命运？

他站起来，看着窗外，对面始终亮着灯。卡舒达斯太太一个人在柳条椅上打着盹。裁缝的工作台上放着一只闹钟。

所以小裁缝的病应该相当严重了。也许有一味药需要隔段时间按规律地喂服用。他或许得了肺炎。拉贝先生可以确定小裁缝拒绝住院。

这些人太依恋他们的家了，出生和死亡都必须在家里。

为什么他一想到邻居可能会死，就立即恐慌了？卡舒达斯对他什么用也没有。他们几乎不认识，是小裁缝一直跟随着他。

一定有哪样东西出了问题。一切都出了问题。今天晚上，他对自己发了三次誓，说这是睡前的最后一杯，但每次他都会再喝一杯。

他让炉火自行熄灭，合上写了两页的纸。他看见那些字就心烦。

他什么时候开始把字写得如此糟糕了？那些字有的缺漏字母，有的歪歪扭扭。他听说过笔迹学。他们在圆柱讨论过。他记得保罗·尚特罗这样说过：

“他们说得太夸张了，但归根到底还是有一些科学依据的。那些认为可以从一个人的字迹窥探他的过去和未来的人不是骗子就是傻瓜。但我们的确可以从字迹看出一个人的性格，通常，也能看出他的健康状况。比方说，一个心脏病患者写的字绝不会像一个结核病人……”

但他说的这些和拉贝先生无关。除了每年都要犯咽炎，拉贝先生从不生病，也没有心脏病。六个月前，医生还给他做过一次彻底的检查。

他再也不喝酒了，因为这太危险，酒精会刺激他的神经。在咖啡馆里，尚特罗已经用一种奇怪的眼神看他了。

既然任务已经完成，他可以不读报纸了。让泰大可以继续进行推理和演绎。什么事也不会再发生，其他记者很快就会忘了这个案子。最初，从巴黎来了六七个记者，他们下榻在外乡人大酒店。他们将市政厅对面的邮政咖啡馆作为主要阵地。

案子一直没有侦破，有些记者已经走了，但至少有三个还留在这儿，其中一个是摄影记者。人们常在大街上看到他肚子上挂一个相机，嘴里含着一只大烟斗。

还有两个分别是波尔多和南特报社的通讯员，但这两人住在城里，大部分时间都在大巨钟旁的一家酒吧度过。他们都认识拉贝先生，以姓氏称呼他。

只要保持正常状态就可以了。他刚才写的东西都蠢极了。什么也没解释明白。他找不到合适的用词。他以为强调一些往事可以把事情说清楚，但其实那些往事只对他个人有意义罢了。

他打算重写，从头开始从容地、头脑冷静地写。别人可能永远也读不到。这不要紧。他需要把这些事情说出来，哪怕只是说给自己听。

火刚熄掉，整个房间就已经被寒冷吞噬。帽匠忽然意识到自己手插在口袋里，一直在房间里来回踱步。闹钟的指针转了一圈又一圈，他睡觉的时间早就过了。

他是否真的足够冷静？

他又喝了一口酒，感到好些了。他渐渐说服自己一切都会顺利解决。小裁缝会康复。或许有一天，他会对小裁缝说这件事，简单地、淡然地说起。

这是为了让小裁缝他安心，还他一份宁静：

您知道，卡舒达斯，已经结束了。不应该再去想它了。

奇怪，他觉得小裁缝生病似乎是自己的错，为此感到过意不去。他很想知道病人的情况。他第二天可以去询问一下吗？他们是邻居，每天早上都隔着街互道早安。卡舒达斯太太听到门铃，会下楼开门。

过后，她会跑去对丈夫说：

“帽匠刚刚过来询问你的病情。”

卡舒达斯会害怕的。上帝知道他会想些什么。这是不行的。帽匠不该这么做。

他什么都不该做，只该遵循自己的作息表，完成那套规定动作就可以了。严格遵循时刻表，就是这样！

他竖起耳朵。他手上正好拿着酒瓶。这是最后一口。明天，他将把白兰地扔进垃圾桶，除了每天打桥牌时的两杯毕康外，一口酒也不喝。

屋里有人在走动。是一种他平常没听过的声音。门前有一阵窸窸窣窣。

一个粗俗的声音响起：

“您就不能让别人睡觉吗，啊？您有什么事啊，非得像牲口一样整夜在那儿走来走去吗？”

他呆愣了一会儿，一动不动，完全僵直。他离房门不远。伸手就可转动锁眼里的钥匙。

“绝对不行，我无论如何都不能这么做！”

但他这么做了。他把门完全敞开，看见微弱的光线下，门框内的景象就像一幅油画。露易丝穿着白色绒布睡衣，头发散在后背上，赤着脚——所以脚步声和平日不同。

他手上一直拿着那个酒瓶，露易丝首先注意到酒瓶，甚是惊愕，接着才看帽匠的脸。她还没明白过来，还没感到害怕。卸掉脂粉的她，嘴唇苍白得滑稽。睡衣下的乳房，如母牛的乳房一般鼓胀。

他没移步。仍旧一动不动，或许在此期间他都没呼吸。

她看到了他身后的房间，目光划过两张空床，停留在扶手椅和木头脑袋上。

然后她张大了嘴，似乎要叫出声来，但最终没有。她应该想过撒腿奋力逃跑。他感觉到了。但她也动不了脚步。

是帽匠先摆脱僵直状态。白兰地酒瓶爆裂在地板上。

露易丝没有反抗，只是瘫倒在地。帽匠扑倒在她身上，脑袋栽在楼道上，一只脚夹在楼梯栏杆之间。

她依然温热而湿润，腋窝里气味很重。她的一只手抓住帽匠的耳朵，仿佛试图将它扯下来。

他站起来，但踉踉跄跄站立不稳。他的力气只够他走回房间。他门也没关，便栽倒在马蒂尔德的床边。

他没看时间。他永远不会知道整个过程持续了多久。他感觉自己正迅速落入一个无底的深渊，就像跌入一个噩梦。他整理一下地毯，不敢抬头。

他明确地感觉到了温柔轻软：血。血顺着他被撕裂的耳朵流到脖子。很痒。

他轻轻摆动一下脑袋，看到露易丝赤裸的脚、腿，裸露的肚子，撕破的睡衣。

白兰地酒瓶成了一地碎片。他跌跌撞撞地起来，想去卫生间喝杯水，却立刻趴在马桶上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