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的名字斯特拉·佩特鲁奇。她跟家人住在汤普森街,离华盛顿广场不到半里路。她现年22岁,父母是意大利裔,天主教徒。
斯特拉·佩特鲁奇在麦迪逊大道和</a>四十街交口的一家律师事务所担任速记打字员,已将近五年。
她父亲移民来美已经有45年了。他是福顿市场的鲜鱼批发商。他老家在意大利的利沃诺;斯特拉的母亲也来自同一个省份——托斯卡那省。
斯特拉是七个孩子当中的老六。她的三个哥哥当中有一个是神父,其他两个则和父亲乔治·佩特鲁奇一起经商。
三个姐妹,最大的一个是卡莫来特教会的修女,一个嫁给一位进口意大利乳酪和橄榄油的商人,另一人在汉特学院读书。除了当神父的老大外,佩特鲁奇家其他的孩子都在纽约市出生。
起初他们以为斯特拉只是大都会会馆附近死伤的百姓之一,之前在清理时被遗漏了。但是,女孩子头部的丝绳,是怪猫特有的标记,他们是在搬动她的头而看见零落的黑发散落到两边露出雪白的脖子时,才发现的。
大约是在市长对媒体发布伤亡数字时,几个警察在距离大都会会馆一条街半以外的地方发现了她的尸体。她躺在两家商店中间一条小巷的水泥地上,离 “嗨,赛莱斯特。”埃勒里说。
她的衣服全变了形,虽然看得出已经努力清洗过上面的污垢,而且重要部位都用别针别住了,可是看来还是像硬化的火山熔岩。她赤裸着两条腿,手上拿着她的丝袜。
“我想你这儿没有旧丝袜借我穿吧,奎因先生?”
“没有,”奎因严肃地说,“有我老爸在,你是知道的。”
“唉,讨厌。好吧!我马上给你们弄点儿吃的。”赛莱斯特抱起纸袋走向厨房。
“了不起吧,是不?”吉米盯着通往厨房的门,“你注意到了吗,奎因老弟?这位女士对她的外表毫不介意。真是了不起。”
“你们俩昨天晚上怎么没被冲散?”埃勒里闭着眼睛问。
“别急着想抓我们的小辫子,埃勒里。”吉米开始在餐桌上摆餐具,“好吧,事实上,我们并没有整晚都在一起。”
“哦?”埃勒里应了一声,睁开一只眼睛。
“我刚到她身边,马上就被冲散了。她不记得是怎么出来的,我也不记得。我们整晚都在寻找对方。清晨5点的时候,我发现她坐在综合医院的台阶上,哭得声嘶力竭。”
埃勒里闭上眼睛。
“你的腌肉要怎么弄,奎因先生?”赛莱斯特喊着。
“你睡着了吗?”吉米问,埃勒里咕哝了几声,“他说要又酥又有嚼劲!我说到哪里了,埃勒里?”
“你最后一句话,”埃勒里说,“是‘声嘶力竭’。”
“她的眼睛都肿起来了。告诉你,我好心疼。总之,我们到一家全天候营业的小店喝了点儿咖啡,然后就去找你。但是你不见了。我们想你大概平安地回家了,所以就上这儿来找。结果没人在家,我就跟赛莱斯特说:”他不会介意的“所以我就从防火梯爬进来。身为一个侦探,埃勒里,你实在很不小心门户。”
“继续说。”埃勒里说。
“我不知道我是否能解释清楚。我的意思是,解释为什么我会来这里,自从今天早上再碰面了以后,我想赛莱斯特和我根本还没讲到20句话。我觉得,忽然间我们都了解了你的处境,我们想告诉你,过去这一段时间,我们真是一对超级混球,又不知该怎么办。”吉米玩弄着一只汤匙,“这件事实在很惨,”他看着汤匙说,“又是一场战争,只是形式不同,个人根本不具任何意义,人性尊严被当做粪土,必须得搞得一身臭,才勉强保得住自尊。一直到昨天晚上我才悟到这点,埃勒里。”
“我也是,”赛莱斯特倚在厨房门边,一手拿着吐司,一手拿着涂奶油的餐刀。埃勒里心想,皮戈特和约翰逊昨晚一定是把他们给跟丢了,没错儿,“你是对的,奎因先生。经过昨天晚上,我们才明白你是对的。”
“什么东西对了,赛莱斯特?”
“就是对我和吉米的怀疑。吉米、我,任何人都有可能。”
“我想我们想听到你说——‘回来吧,一切都原谅’。”吉米咧嘴一笑,可是马上又回头继续摆他的餐具。
“所以你们跑来这里等我。”
“等我们听到新闻后,就知道是什么把你绊住了。我叫赛莱斯特到你床上休息,她已经累得像死人一样,我则在这里的沙发上靠了一下。佩特鲁奇那女孩子和其他遇害者有任何关系吗?”
“没有。”
“那个玉米壳诗人呢?他叫什么名字?”
“惠瑟克?”埃勒里耸耸肩,“卡扎利斯医生好像对他颇有兴趣,他们打算好好地盘查他。”
“我真是难改记者习性。”吉米拿汤匙往桌上一敲,“好吧,我直说好了,你还要不要我们?”
“我没有差事给你,吉米。”
“那给我!”赛莱斯特喊道。
“也没有可以给你做的。”
“你不要我们了!”
“我要你们,可是我没有工作给你们。”埃勒里站起来,找他的香烟,可是又放下手来,“我不知道下一步要怎么走。说实话,我完全没辙了。”
吉米和赛莱斯特听了面面相觑。然后,吉米说:“你也差不多累坏了,现在你需要和睡梦之神一起吃鲜鱼。喂,赛莱斯特,上咖啡吧!”
埃勒里在一阵嘈杂声中醒来。
他扭开灯。
——8点12分。
那声音很急。埃勒里爬下床来,披上睡袍,穿上拖鞋后,急急走到客厅去。那声音是从收音机里传出来的。他父亲躺在摇椅里。吉米和赛莱斯特则窝在沙发上一堆报纸里面。
“你们俩还在这儿?”
吉米哼了一声,他用下巴摩擎着胸膛。赛莱斯特则神情坚定地用手不断搓着她蜷缩在沙发上赤裸的双腿。
警官看起来形容枯槁。
“爸——”
“听着!”
“……今晚消息,”那声音说,“运河街地下铁的 在那时谈论萨多姆和葛摩拉两个圣经里的罪恶之城是很自然的事,地狱里恶臭的硫磺和炙热的火焰也是可预期的。
道德堕落的所有元素都呈现在这个大熔炉里,滚滚沸腾。
唯一的麻烦是,最能从这个章节获益的人却仍然逍遥在外,以邪恶的方式洗涤他们的罪恶。
怪猫猎获的第九条命,令人感到讽刺的竟是最关键的一条。
因为这个案子到了第九次谋杀才有了突破。
尸体是在9月29日到30日之间深夜一点过后发现的,距离“怪猫暴动”正好一星期,离斯特拉·佩特鲁奇遇害地点不到两里路。尸体横陈在位于七十七街和中央公园西路之间的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台阶上漆黑的阴影里,是一名眼尖的巡警发现的。
死亡原因是勒颈窒息。凶器是一条绳索,柞蚕丝制品,和阿奇博尔德·达德利·艾伯内希和莱恩·欧莱利案的一样,是蓝色的。
从死者完好如初的皮夹子里的驾驶执照中发现,他的名字是唐纳德·凯兹,21岁,住西八十一街。经调查,该住址是中央公园西路和哥伦布大道之间的一栋公寓楼房。他父亲是牙医,在靠近雪尔门广场的阿姆斯特丹大道和西七十一街之间开业。家里信犹太教。死者有一个姐姐——珍妮·伊默森太太,住在布朗士区。唐纳德目前在攻读广播及电视工程的课程。他似乎是个聪明又充满理想的好男孩,爱憎分明,交游广阔但是亲密的朋友不多。
他的父亲默文·凯兹医生亲自指认了尸体。
从凯兹医生那里,警方知道了他儿子遇害那天下午曾和一个女孩子出去过。她叫娜汀·卡特尔,19岁,家住布鲁克林区波洛公园附近,是纽约艺术盟校的学生。布鲁克林区的刑警当晚把她带到曼哈顿审讯。
一看到尸体,她立刻昏倒,经过相当长一段时间后她才能把来龙去脉讲清楚。
娜汀·卡特尔说,她认识唐纳德·凯兹将近两年了。
“我们是在一次巴勒斯坦示威活动中相遇的。”——过去一年,他们彼此达成“某种共识”,每星期见面三四次——“我们几乎没有任何共同点。唐纳德对科技感兴趣,而我的兴趣则在艺术。就政治而言,他等于还没有长大,甚至战争都没给他带来任何教训,我们甚至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看法都不一样。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会相爱。”
卡特尔小姐说,前一天下午,唐纳德·凯兹到艺术盟校等她下课,他们从五十七街步行走到第七大道,途中在“龙凤”餐馆吃了一顿炒麦当晚餐。
“我们为了付账起了一点儿争执。唐纳德老是持那种不成熟的观念,认为这是男人的世界,女人应该待在家里照顾孩子,丈夫累了一天回来以后,她应该把他侍奉得舒舒服服之类的。我告诉他这次轮到我付账了,结果他大发脾气。最后,为了避免在公共场所难看,我让他付了账。”
之后,他们到五十二街上一家小小的俄国夜总会“雅尔”跳舞,就在“二十一与里昂”及“伊迪”两家餐馆正对面。
“我们非常喜欢那个地方,而且常常去。那里的人都认识我们,我们碰到里面的人,像玛丽亚、隆亚和蒂娜等,都是直呼名字。但是昨天晚上非常拥挤,一会儿我们就离开了。唐纳德喝了四杯伏特加酒,一点儿小菜都没动,所以一走出来吹到风,就觉得头有点晕。他还要去下一区,但是我说我没有心情,因此,我们就沿着第五大道往上城的方向走。到了第五大道和五十九街的时候,唐纳德说想去公园里走去,他觉得……很有兴致,他酒还没醒。但是那里面黑漆漆的,而且怪猫可能……”
讲到这里,娜汀·卡特尔精神崩溃了。等到她恢复后,她又继续叙述:“当时我极度不安,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常聊到怪猫,从来都不觉得那是切身的威胁,我非常确定;我们好像就是没办法认真地看待这个事情,我的意思是指用非常严肃的态度。唐纳德常说怪猫反犹太,因为在这个全世界犹太人口最多的城市他还没有勒死过犹太人。然后他又会大笑,自相矛盾地说,也许怪猫就是犹太人。我们之间常讲这一类的笑话,虽然我从来不觉得这有多好笑,可是你不能对他讲的话生气,你没有办法,他……”
他们不得不提醒她不要离题。
“我们没有去公园。我们沿着中央公园南路走,沿着有房子的人行道走。一路上,唐纳德好像酒醒了一点儿。我们闲聊上个礼拜佩特鲁奇那个女孩子的命案、”怪猫暴动“和出城逃难的事。我们两个都认为这很可笑,在有危机的时候,通常都是年纪比较大的人先吓昏了头,反而是损失可能最多的年轻人保持头脑清醒……然后,走到哥伦布圆环的时候,我们又吵起来了。”——唐纳德想送她回家——“好几个月前,我们早就有约定了,如果非假日晚上约会,我自己回布鲁克林。我真的对他非常生气。他妈妈不愿意他太晚回家,这也是为什么我愿意和他这么频繁见面的唯一理由。为什么我没让他送我,为什么我不让他送我!”
娜汀·卡特尔又哭了起来,凯兹医生安慰她,叫她不要怪自己,他说如果唐纳德命中注定要遭怪猫谋害,谁也改变不了结局的。女孩子握住他的手。
她的故事还有一段没讲完。她拒绝让男孩子陪她回布鲁克林,还催他赶快搭计程车回家,是因为“他看起来不太舒服,而且我不喜欢他在那种情况下自己一个人走夜路。我那样说让他更加生气,他甚至都不……跟我吻别。我最后一眼看到他,是在走下地铁阶梯的时候。他站在上头和某个人讲话,我想是一个计程车司机。那时差不多10点半。”
他们找到那名计程车司机。是,他记得那对年轻人吵架。
“那个女孩子下阶梯离去的时候,我打开门对那小伙子说:”下次运气就会好一点儿啦,大情人。上来吧,我送你回家。‘可是他火冒三丈。’开车滚吧!‘他对我说,’我要走路回家。‘然后,他就穿过圆环,转进中央公园西路,往上城的方向走去。他的脚步不太稳。“
唐纳德·凯兹曾试图步行回家。他从哥伦布圆环沿中央公园西路的西侧往上城走了大约一里路到七十七街——离他家才四个路口。显然,怪猫一路跟踪他,可能跟踪他们两个整整一晚上了。虽然在“雅尔”和“龙凤”两家店都没问出什么结果,而且计程车司机说唐纳德·凯兹离开的时候,他不记得曾看到什么举止可疑的人。无疑,怪猫一直在等待时机,等待他可以扑杀的机会。那个机会在七十七街上来到了。在唐纳德被发现的地点,即博物馆的台阶上,有一滩呕吐的秽物,唐纳德的外套上也有一些。显然他走过博物馆前时,酒后反胃的感觉涌上来,唐纳德就坐在黑暗的台阶上呕吐。
怪猫可能就是从一旁逼近,趁他坐着呕吐的时候从后面下手。
他曾经猛烈挣扎。
死亡的时间,据法医说,是在11点到12点之间。
没有人听到尖叫或被掐住后呼喊的声音。
对尸体、衣物、勒脖子的绳索,还有命案现场都作了彻底检查,没有什么重要的发现。
“老样子,”奎因警官在拂晓的晨光中说</a>,“怪猫没有留下一点儿线索。”
但是这次他有了。
致命的线索于30日早上,在凯兹家位于西八十一街的公寓里拐弯抹角地浮现了出来。
刑警正在讯问凯兹一家人,试图找出唐纳德·凯兹和前八件谋杀案受害者的关系。
在场的有死者的父亲、母亲、姐姐以及姊夫费伯特·伊默森。凯兹太太是个纤细的棕眼女人,悲恸中仍不失迷人风采,她脸上的妆都被泪水洗掉了。伊默森太太是个丰满的年轻女子,不如她母亲有气质,在整个谈话过程中一直吸泣不止。埃勒里从伊默森太太的话中得知,她和她弟弟并不是很合得来。凯兹医生自己一个人坐在角落里,就像三个半星期前在中央公园另一端的柴克·理查森一样。他失去了他的儿子,从此传宗无人。唐纳德的姐夫,一个留着红胡子、已经开始谢顶的年轻人,穿着一套银灰色的西装,站得离其他人远远的,仿佛要避开人家的注意。他刚刮过胡子,刚毅的下巴在薄薄的滑石粉下微微出汗。
埃勒里对那些千篇一律的问题和回答并没有很留意。
这些天来,他日子过得特别累,前一晚尤其累人。这番询问不会有什么结果的,他十分确定,就像其他几次谋杀也找不出结果一样。案子的模式有几个细微的变化——受害人是犹太教徒而非基督徒,和上次案件距离7天,而非17天、11天或6天——但是就大处而言,并无不同:柞蚕丝制成的绳索、男性蓝色、女性橘红色、遇害人未婚(莱恩·欧莱利是令人困惑的唯一例外)、死者的姓名列在电话簿上——埃勒里在案发后马上就查过了、第九名受害者比第八名年轻、第八名比第七名年轻、第七名比……
“不,我很肯定他没有一个老相识是叫那个名字的,”凯兹太太正在说。奎因警官仍然顽固地紧抓住霍华德·惠瑟克那个嫌疑犯不放,虽然心理医生们已经放弃他了,“当然了,除非这个叫惠瑟克的是唐纳德在训练营里碰到的。”
“你是说大战期间?”探长问。
“是。”
“你儿子参加过战争吗,凯兹太太?他年纪还太小吧!”
“不,他是在18岁生日那天入伍的,那时候战争还没有结束。”
警官一脸惊讶:“德国是在5月投降的,我想应该没错,那是1945年,日本在8月或9月投降。1945年的时候,唐纳德不是才17岁吗?”
“我怎么会不知道我儿子的年纪!”
“波露,”一直待在角落里的凯兹医生动了动身体,“一定是那张驾驶执照的关系。”
奎因父子两个都将身子稍微前倾。
“你儿子的驾驶执照上,凯兹医生,”奎因警官说,“登记的生日是1928年3月10日。”
“那是错的,奎因警官,我儿子在申请驾驶执照时写错了出生的年份,一直懒得去更正。”
“你的意思是,”埃勒里问,他发现他忍不住得清一清喉咙,“你的意思是,唐纳德现在不是21岁,凯兹医生?”
“唐纳德22岁,他是在1927年3月10日出生的。”
“22岁。”埃勒里重复了一次。
“22岁?”警官的口气也怪怪的,“埃勒里,那个斯特拉·佩特鲁奇——”
艾伯内希,44岁;维奥莱特·史密斯,42岁;莱恩·欧莱利,40岁;莫妮卡·麦凯尔,37岁;西蒙·菲利普斯,35岁;比阿特丽斯·维利金,32岁;雷诺·理查森,25岁;斯特拉·佩特鲁奇,22岁;唐纳德·凯兹……22岁。
这是第一次,年龄递减的模式有了例外。
真是如此吗?
“确实,”在走道上,埃勒里激动地说,“确实,一直到现在,年龄都是以数年的差距往下降。可是,如果我们可以找出来……”
“你是说,凯兹这个男孩子可能比斯特拉·佩特鲁奇还要小,”他的父亲喃喃地说。
“可能只差几个月。假定佩特鲁奇是1927年5月生的,那唐纳德·凯兹就比他大两个月。”
“我不敢想,那就会……她是几月生的?”
“我不知道!”
“我不记得在任何报告上看过她确切的生辰年月日。”
“等一等!”
警官走开了。
埃勒里发现自己已把一根香烟揉得粉碎。真是见鬼了,这里面一定有很多可以挖的,他知道。
秘密就藏在这里面。
但是,是什么秘密?
等待的时候,他努力让自己镇定下来。他听到某处传来警官的声音,气概昂扬的声音。上天保佑,到底是什么秘密?
如果最后发现唐纳德·凯兹比斯特拉·佩特鲁奇年纪大,即使仅仅大上一天……只是如果而已。这代表了什么?
这可能代表什么?
“埃勒里。”
“怎样?”
“1927年3月10日。”
“什么?”
“佩特鲁奇神父说,他妹妹斯特拉出生于1927年3月10日。”
“同一天?”
他们俩面面相觑。
事后他们都同意,他们之所以会那样做,全然是直觉反应,尽管这是优点,但它无法保证一定会有结果。他们会去探究全然是条件反射,侦探由神经活动而产生的对例外的事实的躯体反应,纯粹是习惯性的。刻意思索同一天出生代表的意义,必定是像自掘坟墓一样地令人痛苦。所以,奎因父子没有寻求解释——即使是合理的假设——他们反而不假思索地从最基础做起。不管事实可能代表什么意义,也先要知道这是不是事实。
埃勒里对他父亲说:“我们现在就去查出来。”
警官点点头,然后他们就下楼到西八十一街,坐进警官的车,维利警佐载他们到卫生署“人口统计局”的曼哈顿分局。
往下城的路上,没有人开口讲一句话。
埃勒里感到大脑中有上千个齿轮想要绞动,却转不起来。真是令人生气,因为他知道整个事情实在简单得很,他非常有把握,已知的事实具有一种韵律性的紧密关联。可是,这些事实在那使其接收机制故障加剧的愚蠢中无法发挥功能。
最后,他决定停止思考,脑袋一片空白地前往目的地。
“请帮助我们查阅两个人的出生证明原件,”奎因警官对登记员说,“我们没有注册号码,但是有姓名,斯特拉·佩特鲁奇,女性,和唐纳德·凯兹,男性;根据我们的资料,两个人的出生日期都是1927年3月10日。来,我把姓名写给你。”
“你确定他们两个都是在曼哈顿出生的,警官?”
“是的。”
登记员带着一脸兴味盎然的表情回来。
“我发现他们两个不仅是同一天出生,而且还……”
“1927年3月10日?两个都是?”
“对。”
“等等,不仅同一天出生,而且什么?”
“而且是同一个医生接生的。”
埃勒里眨了眨眼睛。
“同一个……医生接生……”他父亲喃喃说道。
“可以让我看看那些出生证明吗?”埃勒里的声音变得嘶哑了。
他们瞪着那上面的签名,同样的笔迹,两份出生证明上都签着:
艾德华·卡扎利斯 医学博士
“现在,儿子,我们都不要激动,”奎因警官一边说,一边用手捂着电话筒,“不要跳脚,我们什么也不知道,我们只是随处逛逛,这件事必须慢慢来。”
“他妈的,我高兴怎样就怎样。名单呢?”
“我正在查,他们正在帮我查——”
“卡扎利斯……卡扎利斯。找到了!艾德华·卡扎利斯。我就告诉你是同一个人嘛!”
“他也接生小孩吗?我以为——”
“他是从妇产科开始他的医学生涯的。我知道他的专业资历有些奇怪。”
“1927年……直到1927年他还在干妇产科吗?”
“不止呢。瞧,这里说……”
“是。查利……”
埃勒里放下医疗名册。他父亲正一边听电话一边振笔疾书,密密麻麻写了一行又一行,好像永远也写不完。
终于,他停下笔。
“就这些了?”埃勒里问。
“埃勒里,这根本不合道理,他们怎么可能全都是……”
“能不能请你找出这些人的出生证明原件?”埃勒里说,同时把警官写的单子交给登记员,“就是这上面列的这些人的。”
“出生日期……”登记员把名单从上到下看了一遍,“全都是在曼哈顿出生的吗?”
“大多数是,可能全部都是。是,”埃勒里说,“我想全部都是,我很肯定。”
“你怎么‘肯定’?”他父亲吼了起来,“你这话是什么意思,‘肯定’?我们知道他们当中有些是,可是……”
“我确定,全部都是在曼哈顿出生的,每一个都是。你等着瞧吧!”
登记员离去。
他们像两条狗似的相交穿梭踱着步。墙上的钟,指针慢慢爬动。
其间,警官悄声说:“这可能表示……你知道这可能表示……”
埃勒里转过头来,露出牙齿,说:“我不想知道‘可能’怎样。我已经受够了各种‘可能’。下一步该怎么样就怎么样,这是我刚刚才发明的座右铭。一次一件事,一步一步来。A之后是B,B之后是C.一加一等于二,这是我目前的算术能力,等这一步做完才有能力再加二。”
“好,儿子,好,”警官说,之后就喃喃自语。
然后登记员回来了。
他一脸困惑、狐疑,而且不安。
埃勒里背靠着办公室的门说:“请慢慢地念给我听,一次一个,从艾伯内希开始。阿奇博尔德·达德利·艾伯内希——”
“生于1905年5月24日,”登记员说,然后马上接着说,“艾德华·卡扎利斯,医学博士。”
“有趣,真有趣!”埃勒里说,“史密斯,维奥莱特·史密斯——”
“生于1907年2月13日,”登记员说,“艾德华·卡扎利斯,医学博士。”
“莱恩·欧莱利,老好人。莱恩·欧莱利也在里面吧?”
“他们全都在这儿,奎因先生。我实在……生于1908年12月23日,艾德华·卡扎利斯医生,医学博士。”
“再后来是莫妮卡·麦凯尔?”
“1912年7月2日。艾德华,卡扎利斯,医学博士。奎因先生……”
“西蒙·菲利普斯。”
“1913年10月11日。卡扎利斯。”
“只签了卡扎利斯?”
“唆,当然不是,”登记员很快地回答,“还是艾德华·卡扎利斯,医学博士。听我说,我实在看不出来这样一个名字一个名字念下去有什么意义,奎因警官。我说了,他们全都在这上面……”
“让这孩子发泄一下吧,”警官说,“他的情绪被压抑很久了。”
“比阿特丽斯·维利金,”埃勒里说,“我对比阿特丽斯·维利金特别有兴趣。我早该看出来的,生与死是普天下共通的经验,这两者一向在上帝的桌底下玩游戏。我为什么没有一眼看穿呢?比阿特丽斯·维利金。”
“1917年4月7日。同一个医生。”
“同一个医生,”埃勒里点头。他在微笑,一种恐怖的微笑,“那是一个黑人婴儿,却是同一个医生,一个行医有道的医生,卡扎利斯医生,妇产科之神,显然是每逢星期三扮演一次。来吧,所有怀孕的女人,不分肤色,不分宗教,依贫富能力调整收费。雷诺·理查森呢?”
“1924年1月29日。艾德华·卡扎利斯,医学博士。”
“那是个有钱人。谢谢你,先生,我想这就是全部了。我猜这些出生证明都被小心地保护在纽约市卫生署吧?”
“是的。”
“如果这些证明有短缺或遗失,”埃勒里说,“我会亲自带把手枪来这里,先生,当场让你毙命。同时,不可以走漏这个消息,一个字也不可以传出去!我说得够清楚了吧?”
“我可以坦白地告诉你,”登记员板起脸来,“我不喜欢你的口气,也不喜欢你的态度,而且……”
“先生,你眼前这个人是‘市长特命调查员”讲话客气一点儿,“埃勒里说,”我的地位可比飞上云霄的风筝还要高。我们可不可以用你的办公室和电话儿分钟,只有警官和我?“
登记员用力地把门关上,发出“砰”的一声,走了出去。
但是,门立刻又打开来,登记员走回他的办公室,小心地关上门,然后用一种谈论机密的口吻说:“一个医生竟会回头去杀他亲手带进这个世界的人……这还用问吗,先生们?除了疯子,他还能是什么?你们到底在搞什么?怎么会让他潜入你们的调查工作?”然后,登记员又脚步瞪瞪地走了出去。
“这,”警官说,“不容易办。”
“不容易。”
“没有证据。”
埃勒里用拇指轻轻地刮着登记员的桌子。
“白天、晚上都得监视他,24小时一分不少,必须知道他每天每一小时每一分钟在做什么。”
埃勒里还在刮桌子。
“不能有第十个人遇害了,”警官说,仿佛在解释一件深奥的高度机密,而且还具有全球性的重要关系。然后,他大笑起来,“《纽约号外报》的那个漫画家还不知道他已经没有尾巴可画了。让我打几个电话,埃勒里。”
“爸。”
“什么,儿子?”
“我们必须到他家,搜他几个小时。”埃勒里拿出一根香烟来。
“不申请搜查证吗?”
“想打草惊蛇吗?”
警官皱起眉头来。
“避开那个女佣应该不是问题。挑个她休假的日子就可以了。不行,今天是星期五,要到下星期她才有休假,我等不了那么久。她住在他们家吗?”
“我不知道。”
“如果可能的话,我要这个周末去。他们上教堂吗?”
“我怎么知道?那根香烟吸不动啦,埃勒里,你根本没点火。把电话给我。”
埃勒里把电话递给他。
“你派谁去监视他?”
“赫塞、麦克、戈德堡。”
“好。”
“接警察局。”
“可是,我要让这件事,”埃勒里说,“越少人知道越好,而且,在你可以做到的范围内越能不惊动局里越好。”——他父亲瞪着他——“我们实在什么都还不晓得……爸。”
“什么?”
埃勒里离开桌旁。
“直接回家,好不好?”
“你要回家?”
埃勒里已经关上门走了。
奎因警官在走廊喊道:“儿子啊!”
“在这儿。”
“好了,都安排好了……”
他突然停下来。赛莱斯特和吉米两人坐在沙发上。
“嗨,”警官说。
“我们在等你,爸。”他父亲看着他。
“不,我还没告诉他们。”
“告诉我们什么?”吉米着急地问。
“我们知道凯兹家那个男孩的事,”赛莱斯特开口说。
“可是……”
“怪猫又有行动了吗?”
“不是。”埃勒里仔细地观察他们,“我准备好了,”他说,“你们呢?”
“准备好什么?”
“开始工作啊,赛莱斯特。”吉米站了起来。
“坐下,吉米。”吉米坐下,“这次是真的。”
赛莱斯特的脸色变得惨白。
“我们在追踪一个线索,”埃勒里说,“到底是什么事,我们还不确定。但是,我想我可以这样说:自从怪猫案发生以来,这是第一次有一些令人振奋的东西可以着手。”
“我可以做什么?”吉米问。
“埃勒里……”警官说。
“不,爸,这样比较安全。我已经非常仔细地考虑过了。”
“我可以做什么?”吉米又问一次。
“我要你去把艾德华·卡扎利斯的底细摸清楚,弄一个完整的报告给我。”
“卡扎利斯?”
“卡扎利斯医生?”赛莱斯特满脸惊奇,“你的意思是……”埃勒里瞪着她。
“对不起!”
“卡扎利斯的背景,”吉米说,“还有呢?”
“请先不要妄下结论。正如我刚刚说的,我们不知道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吉米,我需要的,是有关他个人生涯的深入描述,愈详细愈好。这不是一项‘人名录’调查,如果只是那样,我自己来做就可以了。以一个现职记者的身份,由你去挖掘我所要的资料,是再好不过了,而且又不会引起人家疑心。”
“是,”吉米说。
“不要让任何人知道你在做什么,包括你在《纽约号外报》的同事。你什么时候可以开始?”
“马上。”
“要多少时间。”
“不知道,不会太久吧!”
“你想你有没有办法给我一份报告样本,在……嗯……明天晚上以前?”
“我试试看。”吉米站起来。
“顺便一提,不要接近卡扎利斯。”
“不会的。”
“也不要接触任何与他关系太亲近的人,以免有人传话到他耳里说有人在打听他的事情。”
“我了解。”
吉米还迟迟不走。
“怎么了?”埃勒里问。
“那赛莱斯特呢?”
埃勒里微微一笑。
“我就知道,我就知道,”吉米说,满脸通红,“怎么,各位……”
“赛莱斯特还没有工作,吉米。但是,赛莱斯特,我要你回家去,收拾一两袋行李,来这里住。”
“什么?”警官和吉米同时说。
“前提是,爸,如果你不反对的话。”
“嗯,我不反对,一点儿也不,很欢迎你来,菲利普斯小姐。只有一件事,”警官说,“如果我还指望能休息的话,我最好马上就上床去。埃勒里,如果有电话,不管是谁——一定要叫醒我。”说完,他就急急忙忙跑进房里去了。
“住在这儿?你是说……”吉米说。
“是。”
“不错的主意,但是,妥当吗?”
“奎因先生……”赛莱斯特犹豫不决。
“再考虑一下吧,”吉米说,“好像有点儿太敏感,可能会引起利害冲突。”
“我会需要你的帮忙,赛莱斯特——当我需要的时候——我可能在瞬息之间需要你的帮忙。我没办法预测是什么时候。如果是在三更半夜,而你人不在这儿……”
“不行,老兄,”吉米说,“我得先说清楚,我不希望有这种情形。”
“你能不能安静一点儿,让我思考一下?”赛莱斯特喊道。
“而且,我必须告诉你,可能会有相当危险的情况。”
“总而言之,总而言之,”吉米说,“我不认为这是个好办法。亲爱的,你说是不是?”
赛莱斯特不理他。
“我觉得这太危险了!而且,一点儿不道德!人家会怎么说;你知道吗?”
“唉,不要吵了,吉米。”埃勒里说,“赛莱斯特,如果我计划得当,你会被直截了当地摆在刀口上。你现在还有机会逃脱,如果你想的话。”
赛莱斯特站了起来:“我什么时候搬进来。”
埃勒里微微一笑:“星期天晚上就可以了。”
“我会来的。”
“你住我的房间,我搬到书房去。”
“敬祝,”吉米酸溜溜地说,“两位共度一段美好时光。”
他看着吉米粗鲁地把赛莱斯特推进一辆计程车,然后自己气冲冲地往街道另一头摇摇摆摆走去。
埃勒里开始漫无目的地在客厅里走来走去。
他觉得精神抖擞,有种跃跃欲试的亢奋。
最后,他在摇椅上坐下来。
绕绳索的那只手。
拉紧。
结束源自开端。
偏执妄想症的循环性癫狂。
神,存在于指尖。
可能吗?
埃勒里觉得一种无边的安详就近在咫尺。
但是,他必须等待。
他必须向内在的精神堡垒汲取克制力,使自己能够耐心等待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