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周末,埃勒里整天神经兮兮的,连续好几个小时他周旋在圆规、尺、铅笔盒坐标纸之间,临摹着奥秘的统计曲线。最后,他把这些坐标图往火炉里一丢,数小时的心血就这样让它们化为缕缕青烟。那是个炎热难耐的星期天,但奎因警官一走进来竟看见他在火炉前取暖;警官有气无力地对埃勒里说,即使他不得不住在炼狱里,也应该想想办法把温度降低一点儿。
埃勒里放肆地大笑:“地狱里可没有电风扇。”
接着他走进书房,作势要关上门,可是他的父亲还是跟了进来。
“儿子。”
埃勒里站在书桌前,低头瞪着那箱档案。他已经三天没有刮胡子了,浓密的胡碴下露出他青色暗淡的皮肤。看起来更像是一棵凋零的植物,根本没个人样,他的父亲心想。然后他又叫了一次:“儿子。”
“爸,我最好还是认输。”
警官笑了一笑:“你只是说说罢了。想不想谈一谈啊?”
“只要你能想出个有趣的话题。”
警官打开电风扇。
“这个嘛,总是可以谈天</a>气吧。对了,听说你那些——你是怎么称呼那两个小鬼来着,民兵?”
埃勒里摇摇头。
“到公园散个步怎样?要么打的兜风?”
“来点儿新鲜的好不好?”埃勒里喃喃说着。
“连刮胡子都可以省了,反正你不会碰到熟人的,城里的人几乎走掉了一半。你说好不好,儿子?”
“再说吧!”埃勒里往窗外看去,天空像镶了一道鲜红的边,刚好映照在建筑物上,“什么鬼周末嘛!”
“听着,”他的父亲说,“怪猫只在上班的日子行动,星期六、星期天都按兵不动,而且自从他开始作案以来,他放过了唯一一个固定假日,就是7月4日国庆日,所以我们可以不用担心劳动节这个周末会有什么事发生。”
“劳动节晚上的纽约是什么样子你应该知道。”夕阳染红了窗外的建筑物。就是从现在算起二十四个小时之后了,他心想。“处处塞车,路上、桥上、隧道、机场、码头、火车站的停车场,所有的人都在同一个时间挤回城里来。”
“好,埃勒里,我们去看电影。哈!走,我们去赶一场戏谑歌舞剧,今天晚上连大腿戏我都陪你去看。”
埃勒里根本笑不出来。
“我只要有怪猫就好了。你自己去享受吧,爸,我只会扫你兴的。”
警官识趣地自己出门去了。
不过他并不是去看大腿戏。多亏公交车司机的帮忙,他去了位于下城的警察局一趟。
刀子“嗖”地一声往他的脖子急速落下,闷热中的夜色转为樱桃般的血红。他已准备就绪,心情平静,甚至可以用快乐二字来形容。下面的囚车里挤满了猫群,一边严肃地织着蓝色和橘红色的丝绳,一边赞许地点着头。一只跟蚂蚁差不多大的小猫坐在他眼前,瞅着他,两只黑眼睛滴溜溜转。就在他能感受到刀子挥舞以及那横过脖子的巨痛时,黑夜也仿佛在瞬间消失,一道强光覆盖了周围所有的景物。
埃勒里睁开眼睛。
压着书桌的那面脸颊不太舒服,血液在里面扑扑颤动着。梦境里极其强烈的痛苦竟延续至现实的彼岸。就在他苦思不解之际,他听到他父亲房里的电话令人厌烦的单调的铃声。
他起身到隔壁房间去,打开灯。
——1点45分。
“喂。”他的脖子酸痛。
“埃勒里。”警官的声音立刻使他清醒,“电话已经响了十分钟了。”
“我在书桌上睡着了。有什么事,爸?你在哪里?”
“我打这个电话还有可能在哪里?整个晚上我都在这儿。你还没脱衣服吧?”
“嗯。”
“马上到派克理斯特大楼跟我碰面。它在东八十四街,介于 “卡扎利斯愿意?”
“他此刻正在举行新闻发布会。今天晚上从收音机里就可以听到。”
“市长大人一定对我彻底失望了。”埃勒里纵声大笑。
“你赶快去睡觉吧,不然你自己就会成为医学会议讨论的对象。”
警官一动也不动。
“还有什么事?”
“埃勒里,”老头子抬起左腿,慢慢动手解开鞋带,“下城谣传着一些闲话,我本来是不想问你的,可是如果要我忍辱负重继续干下去,我必须知道我们到底是打到第几局了。”
“问我什么?”
“我要你告诉我,你有什么发现。”他开始解另一只脚的鞋带,“我只想了解一下情况,你知道的。”他对着鞋子解释,“或者让我这么说吧,如果要我熨裤子,至少也要先让我知道你打算要我坐在什么上面。”
听起来像某种独立宣言,发乎于悲愤,施之于正义。
埃勒里看起来不太高兴。
他伸手去拿香烟和烟灰缸,然后又躺回去,把烟灰缸平放在胸口上。
“好吧,”他说,“从你的角度来看,我是个不忠不孝的自私鬼,而且,我想,从你的角度来看,我的确如此。那就让我们来听听,我对你隐瞒的这些是不是能给你、我、市长、局长或爱伦坡的亡灵提供些微的用处。”
“阿奇博尔德·达德利·艾伯内希44岁,维奥莱特·史密斯42岁,莱恩·欧莱利40岁,莫妮卡·麦凯尔37岁,西蒙·菲利普斯35岁,比阿特丽斯·维利金32岁,雷诺·理查森25岁。44 ,42,40,37,35、32,25.”
警官听得目瞪口呆。
“每一名受害者都比前一名年纪轻,这就是为什么我那么有把握卡扎利斯不可能是第七号被害者,他比他们任何一个都老。要成为名单上的第七号,他的年纪一定要在32岁以下,因为那是第六号被害者的年龄……这是假设在被害者年龄递减的模式是可确定的基础上。结果呢,第七号,理查森家的女孩子,25岁,所以我猜对了。确实有一个年龄渐趋减小的模式。就数学上来讲,其间的差数不规则,但是走向总是越来越年轻,越来越年轻。”
警官紧紧抓住右脚的鞋子说:“我们没看出这一点,没有人发现。”
“唉,这不过是在一团混乱中仅有的一个有意义的碎片,令人又有继续下去的意愿。就像不知原图形是什么的拼图,你找了又找,然后忽然间恍然大悟。但是这代表了什么?它是有意义的,没错,但是,是什么意义?它出自某种原因,但是,是什么原因?这不可能是巧合,七件案子,不可能这么巧!然而你愈是往下想,它就似乎愈没有意义。你能不能想出一个充分的理由解释,为什么有人会这么无聊,挑一些一个比一个年轻的人来杀——而这些人之间彼此没有一点儿关联?我实在想不出来。”
“确实难解。”他父亲喃喃说道。
“对,我或许可以在今天晚上宣布,纽约市里凡25岁或25岁以上的人都可以不必担忧,因为怪猫在保险统计员绘制的图表中依次下行,目前他已经越过25岁这个关卡了……”
“很滑稽,”警官有气无力地说,“听起来像……像吉尔伯特和萨利文的轻歌剧里的剧情。大家会以为你发疯了;就算他们相信你正常,最多也只能把所有的焦虑不安——都转移到年轻的民众身上。”
“没错,”埃勒里点点头,“所以我不敢声张。”
“第二,”他捻熄香烟,双手交握在脑勺后,仰头瞪着天花板,“七名受害人当中,有两名男性,五名女性。除了最后一名,所有的受害人都在32岁以上,全都超过法定适婚年龄很多,你说是不是?”
“什么?”
“我的意思是,我们住在一个以婚姻为基础的社会之中。我们文化里的条条道路都通向‘美国家庭”而这个家庭的避风港,并不接受单身生活。如果,你要求用证据来证明这个说法,只要想想,当我们提到’单身公寓‘这个名词时,其中所隐含的那种微妙的亵渎意味,便可以明了。我们这个社会的女人把她们的少女时光花在捕猎丈夫上面,然后尽其余生守住他们;而我们这个社会的男人,整个少年时代都在嫉妒他们的父亲,因而一旦成人,便等不及找一个仅次于他们母亲的女人结婚。你想想,为什么美国男人那么迷恋乳房?我想说的是……“
“唉,老天,你快说!”
“如果你随便挑七个美国成年人,全部都在25岁以上,其中六个超过32岁,结果除了其中一个,其余都没有结婚,这几率有多大?”
“欧莱利,”探长心头一惊,“老天,欧莱利是唯一已婚的。”
“或者,你可以用另一个角度来看。两名男性当中,艾伯内希单身,欧莱利己婚,这样似乎可以把男性撇出考虑。但是五名女性全部是单身!如果你静下心来仔细想想,这真是了不起。五个介于42岁和25岁的女人,没有一个在这场伟大的美国求偶戏混战中告捷。这就和被害者年龄递减的模式一样,根本不可能是巧合。因此,怪猫是刻意地筛选——至少就女性被害者而言——未婚人士。为什么?你告诉我。”
奎因警官咬着指甲:“我唯一能想到的,就是他用婚姻做诱饵接近她们。但是……”
“那根本解释不通。没错,我们并没有在她们的社交关系中找到大情种这种人物,连一点儿线索也没有。当然,我可以向所有在纽约的母亲们散播这个福音,告诉她们唯一需要担心被怪猫拥抱的女性,一定要是处女、厌恶婚姻的人或者是女同性恋,可是……”
“说下去。”他父亲喊道。
“第三,勒死艾伯内希的绳子是蓝色的;维奥莱特的是橘红色的;欧莱利是蓝色;莫妮卡·麦凯尔,橘红色;西蒙·菲利普斯,橘红色;比阿特丽斯·维利金,橘红色;雷诺·理查森,橘红色。有一篇报告特别提到这一点。”
“我都忘了。”警官喃喃地说。
“男性一种颜色,女性另一种颜色,非常一致。你说是为什么?”
等了一会儿,警官有些胆怯地问:“儿子,有一天,你曾提起还有第四点……”
“哦,对了,他们全都有电话。”
他爸爸听了直揉眼。
“从某个角度来说,最寻常的东西最值得注意,总之,我是这么认为的。七个受害人,七部电话,甚至包括西蒙那个可怜的残废者,他们全都有电话,或者说,即使登记人是别人,例如雷诺·理查森、西蒙·菲利普斯和莫妮卡·麦凯尔家的情形,她们在电话簿上都登上了自己的名字。这我查过了。
“我不知道确切的数字,但是我猜,目前在美国的比例,是大约每100人中有25部电话,即四个人当中有一个人有电话。在大都会中比例应该更高,如纽约。我们就假定在纽约其比例是三比一。然而被怪猫找上的七名受害人,不是一个,也不是两个或四个,而是七个人全都有电话。
“这点所提示的第一个可能的解释是,怪猫是从电话簿里挑选他的佳肴的。纯粹像玩彩票一样。但是在抽彩票中,要挑七个,每一个都比上一个年轻的受害人,那几率必然奇低无比,因此,怪猫进行挑选应另有门路。
“另外,所有的被害者都名列在曼哈顿的电话簿上,这是一个重点,重点。”埃勒里把烟灰缸放到床头几上,把两腿放下来,像在哀悼一样地蹲着,“跳楼去算了,”他呻吟地说,“如果这个顺序当中有例外,比方说,某个被害者比上一个年龄大,有个被勒死的女性已结婚或结过婚,勒死某个男性的绳子是橘红色的,甚至是淡紫色的,或者有一个没有电话……这些共同点的存在是有原因的。或者,”埃勒里突然坐直身子说,“可能这些共同点的存在是基于某一个相同的理由,一种像最大公约数的东西,它们就像埃及尼罗河口发现的解码石罗赛达碑,是一把打开所有门扉的钥匙。你知道吗?那多令人振奋啊!”
但是奎因警官只是边脱衣边自言自语:“一个比一个年轻一点,你想想看……艾伯内希和维奥莱特差两岁,维奥莱特和欧莱利差两岁,欧莱利和麦凯尔差三岁,而她又和西蒙差两岁,西蒙则和比阿特丽斯差三岁。不是两岁就是三岁,在这六件案子里面,从没多过三岁。不过,到了……”
“对,”埃勒里说,“可是,到了雷诺·理查森的时候,年龄的差距从最多三岁一下子跳到七岁。我整晚都在想这件事情。”
此时,瞥官已脱得全身精光,60岁的他看起来脆弱不堪,好像针一刺就会破似的。
“让我心神不宁的是,”他喃喃地说,“下一个又不知会是谁?”埃勒里转过身去。
“就这些了吗,儿子?”
“目前就这些了。”
“我要去睡了。”
光着身子、个子矮小的他拖着步子走了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