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盘上的一块污迹
他把额头贴在冰冷的玻璃窗上,就像小时候那样,一直贴在上面直到脸变得惨白,脑袋像被无数根针刺得痛苦难耐才移开。麦格雷此时没有想到这些,只是一直盯着塞纳河对岸两个在脚手架上工作的工人。
他转过身,表情有些无奈,然后回到自己的位置上,目光故意避开吉赛尔·马顿,说道:
“您还有什么要对我说的吗?”
她没有过多的犹豫,当她回答时,警长忍不住抬起头,因为她说话的语气异常冷静而有分寸,不带任何挑衅意味,也看不出任何的沮丧心情。
“我是看着格扎维埃死去的。”
她不知道警长听了这句话会有什么想法吗?她有没有意识到警长已经在某种程度上不由自主地钦佩她了?在这个办公室来来往往的各类人中,他从没有见过一个像她这样清醒和冷静的人。他也从来没见过一个人可以如此冷漠,对任何事情都淡而待之。
在她身上,看不到一丝人性的不坚定。在她身上,找不出一点缺陷。
他把手肘放在写字的小垫板上,叹了一口气:
“说说吧。”
“我继续睡觉但怎么也睡不着。我努力想弄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但还是想不通。时间过了多久我完全没有概念。您知道那段时间我是怎么度过的吗?我感觉整件事我都非常清楚,但是事实上,好多时段的记忆都是空白的。好几次我应该都差点睡着了。但有那么一两次,我似乎是听到楼下有声响,应该是我丈夫在床上猛烈地翻来翻去而发出的声音。至少我当时是这么觉得的。
“有一次,我非常确信,我吃惊地听到了一声呻吟,当时我还以为是他做噩梦</a>了。他经常会在睡觉时讲梦话,并且有时还会挣扎一番。他以前还对我调侃说他有梦游症,和我一起睡觉时也发生过好几次。”
她说话时继续字斟句酌,就像是在叙述一个故事,非常平静。
“突然,我听到一声巨响,像是一个很重的东西掉在了地板上。我吓了一跳,犹豫着要不要起来。我竖起耳朵仔细听,听到了一声嘶哑的喘气声。最后,我还是起来了,穿上睡衣,轻手轻脚地向楼梯口走去。”
“您没有看到您妹妹?”
“没有。”
“也没有听到她房间有什么声响?房间的门缝里也没有露出一点光?”
“没有。我只有下几个台阶才能看到楼下的房间,但是我犹豫了一下,担心会有危险。最后我还是不情愿地下楼了,俯下身子往下看。”
“您下了多少级台阶?”
“六七级。我没有数。工作室有光,但只有床头灯开着。格扎维埃平躺在地上,差不多是在他的床和螺旋梯之间的位置。他应该在地上爬,并且还想继续爬。他用左边的手肘支撑着,右手臂伸向前方想要抓住离他的手只有三十几厘米的手枪。”
“他看到您了吗?”
“是的。他抬起头,用仇恨的眼神盯着我,口吐白沫,嘴角流着涎水,整张脸完全扭曲,丑陋不堪。我知道他朝楼梯口爬过来时,就已经虚脱了,他手里握着枪想要上来杀我,但是力气已经耗尽,还没动弹一下又倒下去了,枪从手里掉下来,落在了他的手够不到的地方。”
麦格雷眼睛微闭着,他看到工作室,看到通向楼顶的楼梯,看到马顿的尸体,尸体还是人们发现它时的那个样子。
“您继续往下走了吗?”
“没有。我就停在那儿,眼睛一直盯着他。我没法儿确定他还存有几分力气。我吓呆了。”
“过了多久他才断气?”
“我不知道。他一边试着去拿武器,一边想要说话,想冲着我吼,带着怨恨或者威胁吼一句。同时他也怕我会下楼抢在他前面把手枪夺过来然后朝他开枪。这可能也是我没有下去的一个原因。我也不清楚。我没时间思考。他不停地喘气,一阵阵的痉挛使得他不停地颤抖。我猜想他也刚吐过。接着他又吼了一声,歇斯底里地吼,身体抽动几下,拳头紧紧攒着,然后他突然倒下去,不动了。”
她继续说,眼睛仍然直视着前方。
“我知道一切都结束了。”
“所以您是下楼确认他已经死了?”
“不是。我知道他已经死了。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会那么确信。然后我又回到我的房间,坐在床边上。好冷,所以我把被子一直拉到肩膀上。”
“您的妹妹一直都没有离开她的房间?”
“没有。”
“但是,您刚说过您丈夫叫了一声的。”
“没错。她肯定是听到了。都这样了,她不可能没有听到,只是她一直在床上没有起来。”
“您根本没有想过打电话叫医生?或者打电话报警?”
“如果房子里面有电话我可能就打了,但是我也不确定。”
“那时候是几点?”
“我没有注意。我没想过看一眼闹钟。我一直在想到底是怎么回事。”
“如果您可以打电话,您 “他走进厨房时,您也在……”
她颤抖了一下,不愿意听他继续说下去。
“药茶已经倒在杯子里面了吗?”
他已经很确定了,没必要等她的回答。
“您没有看到他往里面下药?”
“我是背对着他的。他拉开放餐具的抽屉,然后拿出一把勺子。我还听到了勺子和杯子碰撞的声音……”
“您觉得他是没有勇气往里面下毒?”
麦格雷感觉看到了那把勺子,灰色的木柄,放在收音机的旁边,收音机上面还摆着商品宣传单。
警长表情严肃地盯着她,热妮又是一次挣扎,然后发出一声呻吟:
“我同情他……”
他本可以反驳她:
“也就是说,不同情您姐姐。”
然后她继续说:
“我当时真以为他马上就要被强制收容了,以为吉赛尔已经占了上风……所以……”
“所以,您就拿了装有磷化物的瓶子,放了一定量的毒药在您姐姐的杯子里。并且您还下意识地擦了瓶子。”
“当时我手上拿着一块湿抹布。”
“您很清楚托盘上哪一个杯子是给您姐姐的。”
“求您别说了,警长!您不知道那天晚上我是怎么熬过来的……”
“您都听到了?”
她怎么可能听不到呢?
“但是您没有下来?”
“我太害怕了。”
她又颤抖了一下,她的颤抖就像电影里面的闪回,要不时来一下,所以他走过去再次打开壁橱,给她拿了点酒。
“喝吧。”
她乖乖地接过酒杯,哽咽着喝了一口,白兰地太烈了,灼烧着她的喉咙,她差点把酒吐了出来。
她现在仿佛只想躺在地上,一动不动,什么也不想听。
“您的姐夫把什么都告诉您了……”
她缓过神来,回想警长刚才问了什么。
麦格雷想起格扎维埃·马顿就在这个办公室说过的话,然后向她解释:
“他并不想用毒药除掉妻子,或者报复她,他是想一枪把她打死。”
他不是差点儿就成功了吗?精神病专家不是说过吗,某些精神病患者的逻辑非常严谨。
他往自己的杯子里放了一些磷化物,并且用勺子搅拌了一下,动作如此之迅速,背对着他的小姨子还以为他是在最后一刻畏缩了。
他掂量了毒药的分量,足以让人觉得不适,但不会致命,告诉对方自己还有下一步举措。这有据可循,这段时间他经常逛公共图书馆,沉迷在医学和化学专著中。
而他下的这点药,因为吉赛尔·马顿转了一下托盘,而误让她给喝了,然后导致了她晚上的恶心不适。
所有这一切,热妮又哪会想到呢?她只是躲在自己的房间里艰难地等待漫长的黑夜,窥听房子里的一举一动。
现在她终于知道了,她整个人蜷缩在椅子上,低着头,吞吞吐吐,好像已经没有力气再清清楚楚地讲话:
“是我杀了他……”
麦格雷没有去安慰她,而是默默地任由她沉浸在自己的痛苦与自责中,他尽量不弄出一点声响,生怕她一下子承受不住倒在地上。然后,他踮起脚尖走向探员办公室。
“把她带到下面去……温柔点……先去护士那里……”他说。
麦格雷真希望自己最开始就没有接手这个案子。他伫立在窗户前,全然不关心是哪个探员走了进来。
这不是他的错。他总不能在马顿第一次拜访自己时就带他去看精神科医生吧。并且医生也应该没有理由要求把他监禁起来。
负责任和不负责任之间存在一个模糊的区域,一个黑暗的领域,在这里冒险总是会非常危险。
至少,他们中有两人挣扎过,至于那第三个人……
“另一个女人怎么办,头儿?”
他哆嗦了一下,转身看着从空旷的探员办公室走过来的那个女人。
“她可以走了。”
他差点儿就说:
“不用把她带进来……”
他希望自己的办公室可以清净一会儿。他回到自己的办公室,打开窗户,因为他发现办公室里残留着一股奇怪的气味。
他想要深深地呼吸一下外面湿润的空气,突然卢卡在他后面说:
“我不知道我做得对不对。马顿夫人走之前问我可不可以打个电话,我说可以,因为我想我们可能从中听到什么信息。”
“她说了什么?”
“您知道她是给谁打电话吗?”
“哈里斯。”
“她叫他莫里塞。她首先道歉说早上商店开门时她没能过去。她没有细说,只是说了一句:
“‘我待会儿再给你解释……’”
麦格雷把窗户关上,然后转过身来,背对着窗户,卢卡看了他一眼,有点不安:
“怎么了,头儿?”
“没什么。能有什么呢?她告诉了他,这也没什么不可以的。此刻,她应该正坐在出租车里,拿出一个小化妆镜,对着镜子补妆……”
他把烟斗里的灰倒在烟灰缸里。
“打电话给检察院,如果科梅里奥回来了,告诉他我马上去见他。”
对他而言,一切都结束了。剩下的都是检察官的事,而他一点也不想再替他们做什么。
[1] 莱萨布—勒多洛讷:卢瓦尔河大区旺代省的一个市镇。
[2] 巴黎红灯区。
[3] 阿弗雷德·阿德勒(1870—1937),奥地利精神病学家。个体心理学的创始人,人本主义心理学的先驱,现代自我心理学之父。
[4] 克雷珀林(1856—1926),德国医学家,临床分类学创始人。
[5] 卡普格拉(1873—1950),法国的精神科医生。
[6] 法国独有的学位,指高中结束后的学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