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1211 《国王亨利二世时期的档案大卷》（The Great Roll of the Pipe for the Reign of King Henry the Second）（以下简称《档案大卷》），XXVIII，125。
注1212 莱格尔：《拜占庭史料集》，I，39。
注1213 夏朗东：《科穆宁王朝》，II，451—452。
注1214 同上书，446。
注1215 M．德沃格（M.de Vogüé）：《圣地的教堂》（Les églises de Terre Sainte），99。《希腊文献汇编》，IV，339（no.8736）。H．樊尚和F．N．阿贝尔：《伯利恒：圣诞教堂》（Le Sanctuarire de Nativité），157—161。
注1216 夏朗东：《科穆宁王朝》，II，449。布莱耶尔：《十字军》（1928年 注1273 尼西塔斯·科尼阿特斯：《历史》，波恩版，565。
注1274 瓦西列夫斯基文章，《公众教育部杂志》，CCIV（1879），203。（此处原标明XXIV，即Papa ed i Veneziani ne quarta crociata”），《威尼斯档案》（Archivio Vo），XXXVI（1888），57—70、287—297。
注1309 W．诺登：《of Dorotheus）。J．莫拉夫奇克（Moravcsik）：“歌德《浮士德》一剧中的海伦那场戏的出处”（“Zur Quellenfrage der Helenaepisode in Goethes Faust”），《拜占庭与当代希腊年鉴》，VIII（1931），41—56。H．格雷古瓦：“Unionsverhandlunger zwischen Alexios I und Papst Urben II im Jahre 1089”），《拜占庭杂志》（德文），XXVIII（1928），40；作者列出三个未经公布的希腊文献，该文献涉及了1089年的主教会议，见上引杂志，60—62。
注1379 瓦西列夫斯基：“拜占庭和帕齐纳克人”，《著作集》，I，83—85。该条约见米涅《希腊教父著作全集》，CXXVI，226—250。
注1380 所谓“和子句”是东正教会与西方天主教会之间的重要教义分歧之一。东正教会强调《尼西亚信经》和《卡尔西顿信经》都强调圣灵来自圣父，但西方天主教会在中世纪时期将“和子”两个字纳入信经，即强调“圣灵来自圣父和子”。这引发了东正教与天主教僧侣间的激烈争论。见本书 注1381 卡普赫尔（Kap-Herr）：《曼纽尔皇帝的西方政策》（Die abenndische Politik Kaiser Manuels），9。诺登：《教宗统治和拜占庭》，91。夏朗东：《科穆宁王朝阿列克修斯一世》，II，x—xi，162—163。多尔格：《未公布的希腊文献汇编》，II，59（no.1302、1303）。
注1382 安塞尔姆·哈维尔伯格（Anslmi Havelbergensis）：《对话》（Dialogi），II，chap.I；米涅编：《拉丁教父著作大全》，CLXXXVIII，1163。见C．H．哈斯金斯（C．H．Haskins）《中世纪科学史研究》（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Mediaeval Science），144、197。哈斯金斯：《12世纪的文艺复兴》（The Renaissance of the Twelfth Century），294。
注1383 《教宗统治和拜占庭》，101。
注1384 米涅编：《希腊教父著作全集》，CXIX，928—929。
注1385 C．洛巴勒夫（C．Loparev）：“关于曼纽尔·科穆宁的联合愿望”（“Concerning the Unitarian Tendencies of Manuel Comnenus”），《拜占庭年鉴》,XIV（1907），339、341、342—343、353、355。
注1386 关于安德罗尼卡与牧首和教会的关系，见厄科诺摩《拜占庭帝国的宗教生活》，113—118。
注1387 尼西塔斯·科尼阿特斯：《历史》，波恩版，682。
注1388 A．列别德夫：《11世纪末至15世纪中叶拜占庭东方教会的形势》（The Situation of the Byzantine Eastern Church from the end of the Eleventh Century to the Middle of the Fifteenth Century）（ 注1435 Sebastocrator是拜占庭中后期贵族品级中的重要级别，一般授予皇子或驸马。其地位低于奥古斯都，高于恺撒。以蓝色为尊，区别于皇帝的紫色，是在某一方面或几方面的执掌大权者。——译者
注1436 Th．I．乌斯宾斯基：“塞拉戈里奥的君士坦丁堡抄本”（“The Constantinopolitan Code of Seraglio”），《君士坦丁堡俄罗斯考古研究院公报》，XII（1907），30—31。
注1437 辛那姆斯：《历史》，波恩版，290。尼西塔斯·科尼阿特斯：《曼纽尔》，VII，S；波恩版，274—275。曼纽尔对占星术的辩护是以信函形式写给一位“贬低天文学并斥之为大不敬”的修士的。此信出版于《占星学法则表》，V（1），108—125。
注1438 莱格尔：《拜占庭史料集》，I（1），6；亦见vii。
注1439 见C.H.哈斯金斯：“中世纪思想的传播”（“The Spread of Ideas in the Middle Ages”），《史鉴》，I（1926），24。哈斯金斯：《中世纪科学史研究》（Studies in Medieval Science），《史鉴》，143、161。哈斯金斯：“12世纪文艺复兴”（“The Renaissance of the Twelfth Century”），《史鉴》，292。
注1440 《编年史摘要》（Compendium chronicum），波恩版，Κ?διξ”）,《当代希腊研究通报》（Νε?? ?mbda;mbda;ηνομν?μων），VIII（1911），524，在此书中发表了文中所述那篇描述1197年7月25日君士坦丁大火的诗。
注1489 克伦巴赫：《拜占庭文献史》，371。
注1490 H．格雷古瓦：“君士坦丁·曼纳苏的续作及其史料”（“Un Continateur de Constantin Manassès et sa source”），《M．古斯塔夫·舒伦伯格著作集》（Ménges offerts à M.Gustave Schlumberger），I，272—281。曼纳苏续作的史料来源于尼西塔斯·科尼阿特斯：《历史》，波恩版，280。
注1491 K．霍尔纳（K．Horna）：“君士坦丁·曼纳苏的《旅行日记》”（“Das Hodoiporikon des Konstantin Manasses”），《拜占庭杂志》（德文），XIII（1904），313—355。见曼纳苏的作品目录，该目录未被收进克伦巴赫的《拜占庭文献史》，而被收进P．马斯“君士坦丁·曼纳苏的艺术散文诗之韵律”（“Rhytmisches zu der Kunsteprosa des Konstantinos Manasses”）中，《拜占庭杂志》（德文），XI（1902），505页注2。
注1492 O．M．多尔顿：《拜占庭艺术和考古学》，18。
注1493 多尔顿：《东方基督教艺术》，18—19。
注1494 迪尔：《拜占庭艺术手册》，I，416—418。J．埃伯索尔特（J．Ebersolt）：《拜占庭的奢华艺术》（Les Arts somptiaries de Byzance），16。J．帕帕多布鲁斯曾用现代希腊语写过一部关于布莱舍奈宫的专著，该书有一部法译本。
注1495 迪尔：《拜占庭艺术手册》，II，563以下。
注1496 多尔顿：《东方基督教艺术》，292—292。迪尔：《拜占庭艺术手册》，II，561—563。樊尚和阿贝尔：《伯利恒，圣诞教堂》，167。
注1497 迪尔：《拜占庭艺术手册》，II，563以下。
注1498 多尔顿以上两部著作及迪尔的《拜占庭艺术手册》中都有详细的资料。
注1499 G．迪蒂（G．Duthuit）：《拜占庭和12世纪的艺术》（Byzance et l’art du XIIe siècle），96。此书徒有其名。其中关于12世纪的艺术的内容甚少。
注1500 哈斯金斯：《中世纪科学史研究》，141。哈斯金斯：“12世纪文艺复兴中的希腊因素”（“The Greek Element in the Renaissace of the Twelfth Century”），《美国历史评论》，XV（1920），603—605。哈斯金斯：《12世纪的文艺复兴》，278。
注1501 哈斯金斯：《中世纪科学史研究》，194—195。
注1502 C.纽曼（C.Neuman）：“拜占庭海军”（“Die byzantinischer Marine”），《历史杂志》，LXXXI（1898），1—2。
注1503 见A.伽得内尔（A.Gardner）《尼西亚的拉斯卡利斯王朝：一个流亡帝国的历史》（The Loscarids of Nicaea：），53—54。A.梅里亚拉基斯（Meliarakes）：《尼西亚帝国与伊庇鲁斯君主国历史》（Ιστορ?α βσσιmbda;ε?ου Νικα?α? κα? δσεποτ-?του ?πε?ρου），8。M.A.安得列瓦（M.A.Andereeva）：《13世纪拜占庭宫廷文化论文集》（Essays on the Curture of the Byzantine Court on the Thirteenth Century），82—85。
注1504 迈克尔·阿科米那图斯著作，S.兰普罗斯编，II，276—277。
注1505 历史上通常称其为约翰·瓦塔泽斯·约翰三世，是为了与前两个约翰（即约翰·齐米西斯、约翰·科穆宁）的称呼相一致。
注1506 维拉杜安：《君士坦丁堡征服记》，323；N.维利编，193。
注1507 尼西塔斯·科尼阿特斯：《历史》，见波恩版《拜占庭历史资料文献大全》，808—809。
注1508 见V.N.兹拉塔尔斯基《1204—1205年的希腊－保加利亚人关系》（The Greek-Bulgarian Alliance in the Year 1204—1205），8—11。
注1509 见P.尼克夫“13世纪以来的保加利亚外交”（“Bulgarian Diplomacy from the Beginning of the Thirteenth Century” ），《保加利亚历史文库》（Bulgarian Historical Library），I（1928），103—104。
注1510 《O.M.多尔顿《东方基督教艺术》，285。
注1529 M.阿尔帕托夫和I.布鲁诺夫（M.Alpatov and I.Brunov）：“东方旅行简报”（“A Brief Report of a Journal to the East”），《拜占庭年鉴》，XXIV（1923—1926），61，迪尔：《拜占庭艺术手册》，II，11—12。
注1530 海森伯格：《关于拉丁帝国历史的新问题》（Neue Quellen zur Geschichte desteinischen Kaisertums），II，11—12。
注1531 萨塔斯：《中世纪希腊文献目录》，I，99、105、107。
注1532 E.格兰：《皇帝鲍德温一世与亨利统治下的历史》（Geschichte der Karser Baldwin I.und Heinrich），102—114。格尔兰德的著作问世后，L.纽豪斯（Neuhaus）的论著《拜占庭拉丁帝国的两位恺撒，安茹伯爵亨利的摄政统治政策》（Die Reichsverwesenschaft und Politik des Grafen Heinrich von Anjou，des zweiten Kaisers im Lateinerreiche zu Byzanz）就没有什么重要意义了。
注1533 乔治·阿克罗波利塔：《年代纪》，chap.10；海森伯格编，17。
注1534 见G.德热法尼翁：“卡帕多细亚碑铭志和尼西亚的希腊帝国史”，《东方基督教杂志》，I（1935），242—243。P.威特克（P.Wittek）：《门泰谢酋长国，13—15世纪西部小亚细亚历史研究》（Das Fürstentum Mentesche.Studie zur Gescgucgte Westkleinasiens im 13—15.Jahrhundert），1—23。M.F.科普鲁鲁（M.F.K?prülü）：《奥斯曼帝国的起源》（Les Origines de l’Empire Ottoman），35—37。P.威特克：《奥斯曼的兴起》（The Rise of the Ottoman），16—32。
注1535 萨塔斯：《中世纪希腊文献目录》，I，129—136。
注1536 迈克尔·阿克米那图斯文集，兰普罗斯编，II，353及以下。
注1537 乔治·阿克罗波利塔：《年代纪》，chap.15；海森伯格编，27。
注1538 格兰：《皇帝鲍德温一世与亨利统治下的历史》，216。
注1539 格兰：《皇帝鲍德温一世与亨利统治下的历史》，216。
注1540 Brachium Sancti-Georgii，即博斯普鲁斯海峡。
注1541 《高卢与法国历史文献汇编》（Recueil des historiens des Gaules et de France）（Tombeau d’une impératrice Byzantine à Valence”），《两个世界杂志》，17（1902年3月）；该诗亦见于舒伦伯格的《拜占庭与十字军，中世纪论文》（Byzance et Croisades,Pages médiévales），64。亦见伽得内尔的英文版著作《尼西亚的拉斯卡利斯王朝：一个流亡帝国的历史》，308。
注1582 舒伦伯格：《拜占庭与十字军》，57—58。夏尔·迪尔：“霍亨斯陶芬家族的康斯坦丝，尼西亚的皇后”（“Constance de Hohenstaufen，Impératrice de Nicée”），《拜占庭人物传》，II，207—225。C.马林内斯库（C.Marinescu）：“关于霍亨斯陶芬家族的康斯坦丝，尼西亚皇后的新资料”（“Du Nouveau sur Constance de Hohenstaufen， Impératrice de Nicée”），《拜占庭》（布鲁塞尔），I，（1924），451—468（一些从巴塞罗那档案中发现的新文献）。
注1583 于拉尔德－布莱霍尔：《皇帝弗里德里希二世外交史导论》，dxvii—dxviii。于拉尔德－布莱霍尔：《皇帝弗里德里希二世的大臣彼得·德拉维涅的生活及其信件》（Vie et correspondence de Pierre de Vigne ministre de l’empereur Frédéric II），241—242。伽得内尔：《尼西亚的拉斯卡利斯王朝：一个流亡帝国的历史》，172—173。
注1584 于拉尔德－布莱霍尔：《皇帝弗里德里希二世外交史导论》，VI，685、686。
注1585 该文的希腊文本见于N.费斯塔（Festa）编“弗里德里希皇帝的希腊文信件”（“Le lettere greche di Federigo II”），《意大利国家历史档案》，XIII（1894），22。F.迈克洛希奇（F.Miklosich）和J.米勒（J.Müller）：《希腊中世纪外交文献》（Acta et diplomata graeca medii aevi），II（1865），72。其拉丁文本见于拉尔德－布莱霍尔《皇帝弗里德里希二世外交史导论》，VI，772。
注1586 费斯塔：“弗里德里希皇帝的希腊文信件”，《意大利国家历史档案》，15—16；迈克洛希奇和米勒：《希腊中世纪外交文献》，II，68—69。
注1587 费斯塔：“弗里德里希皇帝的希腊文信件”，27；迈克洛希奇和米勒：《希腊中世纪外交文献》，II，74—75；于拉尔德—布莱霍尔：《皇帝弗里德里希二世外交史导论》，921—922。
注1588 费斯塔：“弗里德里希皇帝的希腊文信件”，《意大利国家历史档案》，25；迈克洛希奇和米勒：《希腊中世纪外交文献》，75。
注1589 迪尔：《拜占庭人物传》，II，220。
注1590 该城位于两河地区，古名狄奥多西。——译者
注1591 巴黎的马休（Mattthew of Paris）：《马略尔卡编年史》（Chronica Majora），H.R.卢瓦德（H.R.Luard）编，V，37—38；该文献也见于K.帕茨编《德意志历史遗产，书信集》（Monuments Germaniae Historica Scriptores），XVIII， 301—302。F.马登（F.Madden）编：《盎格鲁编年史》（Historia Anglorum），III，38—39。
注1592 见P.佩里奥特（P.Pelliot）“蒙古人与教宗”（“Les Mongols et Papauté”），《东方基督教杂志》，XXIV（1924），330—331；XXVII（1931—1932），3—84。B.阿尔塔内（B.Altaner）：《13世纪多明我会传教活动》（Die Dominikanermissionen des 13 Jahrhunderts）,128。在《盎格鲁编年史》一书中涉及的关于教宗与蒙古人秘密谈判的整个段落都被以红色文字“dubium”标在原文手稿的页边空白处。见巴黎的马休《盎格鲁编年史》，马登编，III，39页注9。
注1593 《剑桥中世纪史》，IV，493。
注1594 E.贝尔格：《英诺森四世书信集》（Les Registres d’Innocent IV），II,113—114（no.4682）;里昂，1248年11月22日。
注1595 Th.乌斯宾斯基：“关于巴黎国家图书馆珍藏尼西塔斯·科尼阿特斯历史著作的手稿”，《公众教育部杂志》，XIX（1877）,76。J.B.帕帕多布鲁斯：《狄奥多勒二世拉斯卡利斯，尼西亚皇帝》，43。
注1596 见尼斯福鲁斯·格雷戈拉斯《历史》，II，1，2；波恩版，I，24。乔治·阿克罗波利塔：《纪念约翰·瓦塔泽斯的诗文集》（Epitaph in Memory of John Vatatzes）；见《作品集》，海森伯格编，II，12。亦见《匿名编年史》（?νων?μου Σ?νοψι? χρονικ?），载萨塔斯《中世纪希腊文献目录》，VII，509。
注1597 海森伯格：“仁慈的约翰·瓦塔泽斯皇帝”（“Kaiser Johannes Batatzs der Barmherzige”），《拜占庭杂志》（德文），XIV（1905），160、162。N.费斯塔：“ 关于仁慈者圣约翰传记的一个设想”（“A Propos d’une biographie de St.Jean le Miséricordieux”），《拜占庭年鉴》，XIII（1906），5、9、18；伽得内尔：《尼西亚的拉斯卡利斯王朝：一个流亡帝国的历史》，195—196。安得列瓦：《13世纪拜占庭宫廷文化论文集》，24。
注1598 大主教塞尔吉乌斯（Sergius）：《东方教会完全礼仪日历》（The Complete Liturgical Calendar [Menologion] ） （Reception of the Tartar Ambassadors at the Nicene Court”）,《康达可夫纪念文集》，187—200；安得列瓦：《13世纪拜占庭宫廷文化论文集》，71—72。
注1610 米勒：“尼西亚皇帝及君士坦丁堡的征服者”，《剑桥中世纪史》，501、506。
注1611 安得列瓦：《13世纪拜占庭宫廷文化论文集》，107。
注1612 G.芬利：《希腊史》，H.F.托泽（H.F.Tozer）编，III，328。
注1613 伽得内尔：《尼西亚的拉斯卡利斯王朝：一个流亡帝国的历史》，248。
注1614 乔治·阿克罗波利塔：《年代纪》，chap.81；海森伯格编，171。
注1615 《关于他的生平》（De vita sua opusculum）,par.VII，见《基督教学报》（Christianskoe ?tenie）,II（1885）,534;上书的俄文版本，554—555；法文版本见C.查普曼《迈克尔·巴列奥洛格，拜占庭帝国的光复者》（Michel Paleologue，restaurateur de l’Empire Byzantin），171。M.邓迪亚斯不同意曼弗雷德曾经在佩拉戈尼亚战场上与同盟军同遭惨败的说法，见“西西里的曼弗雷德国王及佩拉戈尼亚战役”（“Le Roi Manfred de Sicile et Bataille de Pgonie”），《纪念夏尔·迪尔研究文集》，I，55—60。
注1616 关于这一协议的最好的一篇文章，见C.曼弗洛尼（Manfroni）《热那亚人与拜占庭帝国及突厥人的关系》（Le rxioni fra Genova l’Impero Bizantino e i Turchi），791—809。该文也见于《意大利国家历史档案》，VII，《热那亚法律文献集》（Libre jurium reipublicae Monumenta）,I，cols.1350—1359。W.海德：《中世纪利凡特贸易史》（Histoire dumerce du Levant au moyen age），I，427—430。G.卡洛（Caro）：《中世纪的热那亚及其地中海贸易，1257—1311年》（Genua und die Machte am Mittelmeer,1257—1311）。米勒:“尼西亚皇帝及君士坦丁堡的征服者”，《剑桥中世纪史》，IV，510—511。查普曼：《迈克尔·巴列奥洛格，拜占庭帝国的光复者》，42。G.布拉提亚努（G.Br?tianu）:《13世纪热那亚人在黑海的商业活动研究》（Recherches sur lemerce génois dans mer Noire au XIII siécle），81—83。布拉提亚努：“黑海研究”（“Etudes pontiques”），《东南欧历史杂志》，XXI（1944），39—52。
注1617 E.H.伯恩（E.H.Byrne）：“叙利亚的热那亚人殖民地”（“The Geneese Colonies in Syria”），《致达那·C.蒙罗的十字军和其他方面的历史论文集》（The Crusades and Other Historical Essays Presented to Dana C.Munro），160。
注1618 米勒：《利凡特的拉丁人》，115。
注1619 格莱雷戈维乌斯《中世纪雅典城史》，I，412。
注1620 格尔泽：《拜占庭帝国史概要》，1049。
注1621 乔治·阿克罗波利塔：《年代纪》，chap.88；海森伯格编，I，188。
注1622 乔治·帕奇梅雷斯（Geoge Pachymeres）：《论迈克尔·帕列奥洛格》，I，149。见P.雅克文克（P.Yakovenke）《拜占庭令状研究，关于开俄斯岛的新修道院令状》（Studies in the Domain of Byzantine Charters。The Charters of the New Monastery in the Ind of Chios），133—135。
注1623 《圣索菲亚教堂》（Hagia Sophia），I，25。
注1624 “拉丁人和圣索菲亚大教堂”，《美国考古学评论》，XXXIX（1935），458—459、473—474。斯威福特：《圣索菲亚教堂》，87—88、113—119，特别是118—119。
注1625 塔菲尔和托马斯：《威尼斯共和国的古代贸易及国家历史文献》，I，508—510。
注1626 海森伯格：《关于拉丁帝国历史的新问题》，I，48—50，par.37—38（海森伯格的文件中误写为32—38）。亦见该书7—8。
注1627 同上书，8。
注1628 海森伯格：《关于拉丁帝国历史的新问题》，II，5—6、25—35。
注1629 海森伯格：《关于拉丁帝国历史的新问题》，III，21—23，par.16，P.56。亦见兰格（Gend）《拉丁帝国史》（Geschichte des Loteinischen kaiserreiches），233—243。
注1630 尼斯福鲁斯·布莱米底斯：《传记与诗词》,VII;海森伯格编，7。
注1631 英诺森三世：《书信集》，XI，47；米涅编：《拉丁教父文献全集》，CCXV，1372。
注1632 教宗与哲曼努斯二世之间的通信可见于巴黎的马休所著《马略尔卡编年史》中，罗阿尔德编，III，448—469，亦见J.D.曼西《新编圣公会议文集》，XXIII，47—62。这两封信的希腊文原</a>文收于萨塔斯《希腊中世纪文献目录》，II，39—49。巴黎的马休错误地将这两封信的写作时间定为1237年。见伽得内尔《尼西亚的拉斯卡利斯王朝：一个流亡帝国的历史》，165—166。G.戈鲁博维奇（G.Goluborich）：《圣地与东方方济各会文献目录集》（Bibliotheca biobibliographica de Terra Sante et dell’Oriente Francescano），I，161—162；II，510—512。亦见戈鲁博维奇“对拉丁人和希腊人分析，即格列高利九世的使节对于在比西尼亚的尼西亚和吕底亚的尼姆菲所发生事件的报告”（“Disputatio Latinorum et Graecorum seu rtio apocrisariorum Gregorii IX de gestis Nicaeae in Bithynia et Nymphaeae in Lydia”），《方济各会历史档案》，XII（1919）,418—424。阿尔塔内：《多米尼克修士团》（Die Dominikanermissionen） ，16。我们显然占有一部涉及牧首哲曼努斯二世的极好专著，是用现代希腊文写的，即S.N.罗格帕提斯（S.N.Logopatis）《哲曼努斯二世，尼西亚帝国的君士坦丁堡牧首（1224—1240年），他的生活及教谕》（Γερμαν ??? Β’，πατρι?ρχη? Κωνσταντινου π?mbda;εω? Νικα?α?（1224—1240）.Β?ο?，συγγρ?μματα κα? διδασκαmbda;?α α?το?）（1919年，雅典）。亦见H.斯托克的评论，《拜占庭与当代希腊年鉴》。I，（1920），186—189。但笔者从未曾见过这部书。
注1633 尼斯福鲁斯·布莱米底斯：《传记与诗词》，海森伯格编：xl—xlii。
注1634 曼西：《新编圣会议文集》，XXIII，279—319；戈鲁博维奇：《圣地与东方方济各会文献目录集》,I，163—169。关于“拉丁人与希腊人之争”文献的最完整版本，见戈鲁博维奇《圣地与东方方济各会文献目录集》，XII（1919），428—465。
注1635 曼西：《新编圣公会议文集》，XXIII,306。戈鲁博维奇：《圣地与东方方济各会文献目录集》，XII，463—364。见诺登《教宗统治与拜占庭》，350—352。
注1636 巴黎的马休：《马略尔卡编年史》，罗阿尔德编，IV，434。
注1637 英诺森三世：《东方问题》，280。
注1638 此信见诺登《教宗统治与拜占庭》，756—759（附录：no.XII）。
注1639 这一记载见于乔治·阿克罗波利塔所著《年代纪》，chap.53；海森伯格编，106—107。在他的自传中，布莱米底斯说是他拒绝了皇帝的任命；见《传记与诗词》，海森伯格编，chap.XLIII—XLV，41—45。海森伯格遵循了阿克罗波利塔的意见（XX），我们也如此认为。巴尔维诺克（Barvinok）反对阿克罗波利塔的意见，同意布莱米底斯的说法，见《尼斯福鲁斯·布莱米底斯及其著作》（Nicephorus Blemmydes and His Works），49—54。
注1640 诺登：《教宗统治与拜占庭》，378—379；L.布莱耶尔：“希腊与拉丁教会联合的企图”（“Attempts at Reunion of the Greek and Latin Churches”），《剑桥中世纪史》，IV，609。
注1641 F.施里曼：“关于拜占庭对亚历山大四世的政策”（“Zur Byzantinischen Politik Alexanders IV”），《罗马研究季刊》，XXII（1908）,108—131。作者从梵蒂冈的档案中找到公布了12卷有关尼西亚与罗马于1256年谈判的文献。
注1642 施里曼文章：《罗马研究季刊》，XXII（1908），14—15（no.II）。在这些文献中，多次提到皇帝Caloihannes（即瓦塔泽斯）的名字。
注1643 乔治·阿克罗波利塔：《年代纪》，chap.67；海森伯格编，139—140。在《剑桥中世纪》（IV，505）中有一处错误的论述，说：“在接见教宗的全权大使毫无结果时，随后皇帝叫阿克罗波利塔摆脱他们。”
注1644 诺登：《教宗统治与拜占庭》，382—383。亦见R.雅南对于拉丁占领下的许多教堂和修道院的特别有趣的记载：“拉丁占领下的拜占庭诸圣所”（“Le Sabctuaries de Byzance sous sominationtine”），《拜占庭研究杂志》，II（1945），134—184。
注1645 尼斯福鲁斯·格雷戈拉斯：《历史》，II，6,2；波恩版，I，42。
注1646 狄奥多里·斯库塔里奥特（Theodori Scutariotae）：《乔治·阿克罗波利塔之历史的增补篇》（Addimenta ad Georgii Acropolitae Historiam）；A.海森伯格编，285—286。尼斯福鲁斯·格雷戈拉斯：《历史》，II，6,2；波恩版，I，42。
注1647 尼斯福鲁斯·格雷戈拉斯：《历史》，II，6,2；波恩版，I，42。
注1648 同上。
注1649 乔治·阿克罗波利塔：《年代纪》，chap.52；海森伯格编，I，105， 注1671 安得列瓦：《13世纪拜占庭宫廷文化论文集》，100。
注1672 狄奥多勒·拉斯卡利斯：《书信集》，LXXX；费斯塔编，107。
注1673 狄奥多勒·拉斯卡利斯：《书信集》，CCXVII；费斯塔编，271—272。
注1674 狄奥多勒·拉斯卡利斯：《书信集》，CCXVII；费斯塔编，271；亦见狄奥多里·斯库塔里奥特《乔治·阿克罗波利塔之历史的增补篇》，海森伯格编，291。
注1675 亦见J.B.帕帕多布鲁斯“教师的劝谕，狄奥多勒二世·拉斯卡利斯未出版的作品”（“La Satire du Précepteur，oeuvre inédited de Theodore II Lascaris”），《κα? Χρνσ?ντζα，Μυθιστ?ρημα Ⅻ α??νο?）。见《拜占庭与当代希腊研究杂志》，VI（1928），270。
注1686 莱格兰德：《希腊民间文学目录》，V.421，P.139。
注1687 同上。
注1688 莱格兰德：《希腊民间文学目录》，vss.492—494，P.141。
注1689 同上书，vss.537—538，P.142。
注1690 同上书，V.724，P.148。
注1691 克伦巴赫：《拜占庭文献史》，858—859。
注1692 见T.瓦尔顿（T.Warton）《英国诗歌史》（History of English Poetry），W.C.哈茨利特（W.C.Hazlitt）编，II，302—303。
注1693 M.吉得尔（Gidel）：《当代希腊文学研究》（études sur litérature grecque moderne），123—150；关于这部传奇的整个故事的分析和研究，见105—150。克伦巴赫：《拜占庭文献史》，860。柏里：《骑士传奇》，5—10。
注1694 柏里：《骑士传奇》，10、21—24。
注1695 迪尔：《拜占庭人物传》，II，337。
注1696 《用民间语和韵律诗写成的希腊传奇故事选》（Collection de Romans grecs enngue vulgaire et en vers），S.，兰普罗斯编，1—109。见克伦巴赫《拜占庭文献史》，855—857。蒙特拉蒂奇：《拜占庭文献史》，191。
注1697 《拜占庭文献史》，93、476。
注1698 瓦西列夫斯基：“13世纪伊庇鲁斯主教书信集”，《拜占庭年鉴》，III（1896），233—299。S.佩特利底斯（S.Pétridès）：“约翰·阿波考库斯，未出版过的书信和其他文献”（“Jean Apokaukos，letters et autres documents inedits”），《君士坦丁堡俄罗斯考古研究所学报》，XIV，2—3（1909），1—32。另外11份与约翰·纳乌帕克图斯的名字有关的文献是由A.帕帕多布鲁－克拉梅乌斯（Papadopulo-Kerameus）编辑的“纳乌帕克图斯大主教约翰·阿波考库斯书信集”（“Συνοδικ? γρ?μματα ?ιω?ννου το? ?ποκα?κου μητροπmbda;?του Ναυπ?κτου”），《拜占庭杂志》（希腊），I，（1909），3—30（只有原文文献）。至于纳乌帕克图斯的约翰·阿波考库斯的全部著作目录，见M.韦尔恩霍弗尔（Wellnhofer）《约翰·阿波考库斯，纳乌帕克图斯大主教在埃托利亚》（Johannes Apokaukos,Metropolit von Naupaktos in Aetolien）（1155—1233）， 1—5。
注1699 瓦西列夫斯基：“13世纪伊庇鲁斯主教书信集”,《拜占庭年鉴》，III（1896）,234。
注1700 “13世纪拜占庭尚未被人们认识的人物”（“From a Byzantine Backwoods of the Thirteenth Century”），《纪念V.P.布泽斯库尔论文集》（Essays Presented to V.P.Buzeskul），281。
注1701 佩特利底斯：“约翰·阿波考库斯，未出版过的书信和其他文献”,《君士坦丁堡俄罗斯考古研究所学报》，XIV，2—3（1919），1—3。
注1702 韦尔恩威廉霍弗尔：《约翰·阿波考库斯，纳乌帕克图斯大主教在埃托利亚》，68—69。
注1703 《基督教会年代纪》（Annales lesiastici），泰奈尔编，XIX，413—415。
注1704 克伦巴赫：《拜占庭文献史》，91、770。
注1705 “保加利亚大教区的重建”，《公众教育部杂志》，CCXXXVIII（1885），224—233。E.库尔茨：“乔治·巴尔达内斯，科西拉都主教”（“Georgios Bardanes，Metropolit von Kerkyra”），《拜占庭杂志》（德文），XV（1906），603—613。在更多的近期著作中，乔治·巴尔达内斯曾经被诺登错误地认定是12世纪的人，《教宗统治与拜占庭》，112—113；米勒：《利凡特的拉丁人》，12页注2；哈斯金斯：《中世纪科学史》，212页注113。科戈纳索曾经在他的《曼纽尔·科穆宁死后拜占庭的政治分裂和王朝斗争》（Partiti politic e lotte dinastiche in Bizanzio a morte di Manuele Comneno），293页及注1中正确地论述了这件事。戈鲁博维奇在既没有看到瓦西列夫斯基的论述，也没有看到过库尔茨的文章时，表达了他的愿望，希望这一复杂问题能在预期的时间内得到解决。《圣地与东方方济各会文献目录集》,170—175。
注1706 迈克尔·阿克罗波利塔文集，兰普罗斯编，II，282—289、289。
注1707 这三位作者在蒙特拉蒂奇的《拜占庭文献史》中并没有被提及。
注1708 此处所用的是犹太历史中的专有名词“大流散”。——译者
注1709 多尔顿：《东方基督教艺术》，19—20。迪尔：《拜占庭艺术手册》，II，735—736。
注1710 这一节的原文见于我的俄文著作《利凡特的拉丁倾向》，56—74，但在该书的英文版和法文版中被忽视了。本节经过修改后以英文发于《拜占庭》（布鲁塞尔），VIII（1933），583—604。在本节中，这一部分做了一些修改。
注1711 “伦巴德人治下意大利封建关系的起源”（“The Origin of Feudal Rtions in Lombard Italy”），《公众教育部杂志》，CCVII（1880），137。
注1712 《一位拜占庭时期的作者和政治家——迈克尔·塞勒斯》（A Byzantine Writer and Statesman，Michael Psellus），I，29。
注1713 “11—12世纪君士坦丁堡市地方议会关于分配教会地产（karistikaria）问题的规定和敕令”（“Opinions and Decrees of Constantinopolitan Local Councils of the Eleventh and Twelfth Centuries Concerning the Distribution of Church Possessions〈Karistikaria〉”），《君士坦丁堡俄罗斯考古研究所学报》，V（1900），5。
注1714 亦见弗斯特尔·库朗热（Fustel de Conges）：《封建制度的起源》（Les Origines du système féodal），I，11,特别是9。
注1715 吉莱切克：《中世纪塞尔维亚国家和社会史》（Staat und Gesellschaft im mittterlichen Serbien），I，40—41。亦见P.穆塔弗奇也夫（P.Mutaf?iev），《13—14世纪拜占庭的边界领地和士兵》（Vojni?ki zemi I vojnici v Vizantija prěz）,XIII—XIV，34。
注1716 狄奥多西：《新律》，XXIV；见《狄奥多西丛书》，XVI，T.蒙森和P.梅耶编，II，63。《查士丁尼法典》，XI，60，3。
注1717 “关于拜占庭农民土地所有者的历史”（“On the History of Peasant Landowner”），《公众教育部杂志》，XXV（1883），326。
注1718 见A.马伊可夫（A.Ma?kov）：“关于古代塞尔维亚的土地财产”（“On Land Property in Old Serbia”），《俄罗斯历史与古迹研究学会通讯》（Chteniya of the Society of Russian History and Antiquities），I（1860）,28—29，I（1902），注1。
注1719 “拜占庭和南斯拉夫地区普洛尼亚制的意义”（“Significance of Byzantine and South-vonic Pronoia”），《纪念V.J.拉曼斯基（V.J.Lamansky）从事学术研究和教授活动25周年关于斯拉夫研究的论文集》，I，22、29。
注1720 塔菲尔和托马斯：《威尼斯共和国的古代贸易及国家历史文献》，I，513。（此处为拉丁文，意为：曼纽尔皇帝逝前将这片采邑授予吾父。——译者）
注1721 塔菲尔和托马斯：《威尼斯共和国的古代贸易及国家历史文献》，II，57。（此处为拉丁文，意为：我们将保持原臣属的税赋负担同以前一样，不超出他们在希腊皇帝治下的份额。——译者）
注1722 关于普洛尼亚制的研究，见穆塔弗奇也夫《13—14世纪拜占庭的边界领地和士兵》，37—61。奥斯特洛戈尔斯基：《普洛尼亚制》（1951），以塞尔维亚文撰写。
注1723 N.苏沃洛夫：《拜占庭年鉴》，XII（1906），227—228。
注1724 见《论拜占庭豁免权的历史》（On the History of Immunity in Byzantium），38、46、63。
注1725 见《论拜占庭豁免权的历史》，6。亦见C.乌斯宾斯基“拜占庭帝国的豁免权”（“Exkuseia-Immunity in the Byzantine Empire”），《拜占庭年鉴》，XXIII（1923），76。
注1726 P.乌斯宾斯基：《基督教的东方，阿索斯山》（The Christian Orient Athos），III（1）,37、295。
注1727 同上书，45、49、298、299。
注1728 P.乌斯宾斯基：《基督教的东方，阿索斯山》（The Christian Orient Athos），51。
注1729 C.乌斯宾斯基：“拜占庭帝国的豁免权”，《拜占庭年鉴》，XXIII（1923）,99。
注1730 A.A.瓦西列夫：“查士丁尼二世于688年9月颁布的一则敕令”（“An Edict of the Emperor Justinian II，September，688”），《史鉴》，XVIII（1943），9。
注1731 C.乌斯宾斯基：《拜占庭史纲要》，187、190—191、195。
注1732 关于修道院豁免权的详细情况，见C.乌斯宾斯基“拜占庭帝国的豁免权”，《拜占庭年鉴》，XXIII，99—117。
注1733 乌斯宾斯基否定这一点；他写道：“拜占庭的豁免权并不是从罗马的豁免制度中继承下来的。”见C.乌斯宾斯基“拜占庭帝国的豁免权”，《拜占庭年鉴》，XXIII，115。
注1734 《新律》，30,5；舍埃尔－克罗尔编，228；扎哈利亚·冯·林根塔尔编，I，268。
注1735 H.I.贝尔：“拜占庭属埃及的奴隶制”（“The Byzantine Servile State in Egypt”），《埃及考古杂志》，IV（1917），101—102。A.A.瓦西列夫：《拜占庭帝国史》（法文版），I，208。关于阿庇安家族的情况和它的财产，见E.R.哈尔迪（E.R.Hardy）《拜占庭埃及的大地产》（The Large Estates of Byzantine Egypt）。
注1736 C.乌斯宾斯基：《拜占庭史纲要》，198。
注1737 “拜占庭国家内政史料”（“Materials for the Internal History of the Byzantine Statte”），《公众教育部杂志》，CII（1879），222。另见瓦西列夫斯基《著作集》，IV，319—320。
注1738 C.乌斯宾斯基特别强调这一点，见他的《拜占庭史纲要》，213；亦见N.约尔加“破坏圣像运动的起源”《罗马科学院历史部通报》，XI，（1924），147—148；约尔加：《拜占庭生活史》，II，32—43。夏尔·迪尔和G.马尔赛:《东方世界》，263，特别是注46。这一观点受到G.奥斯特洛戈尔斯基的强烈反对，见他的“论伊苏里亚时期的所谓的改革活动”（“Ueber die vermeintliche Reform?tigkeit der Isaürier”），《拜占庭杂志》（德文），XXIX（1929—1930），399页注2。亦见奥斯特洛戈尔斯基“中世纪拜占庭的农业状况”（“Agrarian Conditions in the Byzantine Empire in the Middle Ages”），《剑桥欧洲经济史》，I，208—209。
注1739 夏尔·迪尔《拜占庭兴衰史》，167。
注1740 L.杜切斯内：《大主教手册》，I，497：cum admationum earundemqueudium vocibus ipsum Francorum susceperunt regem,obviam illi eius sanctitas dirigens venerandas cruces id est signa,sicut nos est exarchum aut patritium suscipiendum，eum cum ingenti honore suscipi fecit （在教宗哈德良时期，772—795年，对查理大帝的入城式的描述）。E.埃赫曼（E.Eichmann）:“西方皇帝加冕仪式研究，II，关于皇帝加冕礼的地点”（“Studien zur Geschichte der abendl?ndischen Kaiserkr?nung,II，Zur Topographie der Kaiserkr?nung”），《历史学年鉴》，XLV（1925）。E.坎塔罗维茨（E.Kantarowicz）：“‘国王驾临式’和圣萨拜那门上神秘的镶嵌板”（“The ‘King’s Advent’ and the Enigmatic Panels in the Doors of Santa Sabina”），《艺术通讯》（The Art Bulletin），XXVI（1944），211页注23。
注1741 塞奥菲拉克特·西莫加特：《历史》，VIII，2，7；德博尔编，305—306。
注1742 从圣徒的传记中可以发现一些这样的实例，见A.鲁达科夫（A.Rudakov）《以希腊圣徒传记资料为依据的拜占庭文化简史》（Outline in Byzantine Culture Bassed on Data from Greek Hagiography），201—202。
注1743 此处用的是日耳曼传统词汇march，即“马尔克”。——译者
注1744 《拜占庭历史研究》，73。
注1745 《骑士传奇》，17—18。
注1746 J.L.拉蒙特（J.L.La Monte）：《1000—1291年耶路撒冷的拉丁王国中的封建王权》（Feudal Monarchy in the Latin Kingdom of Jerusalem 1000 to 1291），97。
注1747 多迪（Goston Dodu）：《1099—1291年的封建王权史》（Histoire des institutions monarchques…1099—1291），36、59。
注1748 见《1000—1291年耶路撒冷的拉丁王国中的封建王权》，xx。《罗曼尼亚法典中所披露的封建制度》（Materials for the Internal History of the Byzantine State），P.W.托平译。（此处的罗曼尼亚，专指君士坦丁堡周围自称为罗马国土的地区。——译者）
注1749 “拜占庭国家内政史料”，《公众教育部杂志》，CCII（1879），415。
注1750 迪尔：《拜占庭兴衰史》，178。
注1751 《关于他的生平》，Second Council of Lyons and the Religious Policy of Michael VIII Pelogus）。
注1806 G.L.F.塔菲尔和G.M.托马斯：《威尼斯共和国的古代贸易及国家历史文献》，III，289。（此处）“罗马人的帝国”用的是“Romaniae”，因传统上，罗马人经常将其周围地区称为Romania。——译者
注1807 诺登：《教宗统治与拜占庭》，604。
注1808 尼斯福鲁斯·格雷戈拉斯：《历史》（Historia），V.I,B；波恩版，I，123。
注1809 载于《罗曼尼亚统治史》（Historia del regno di Romania），见霍普夫《未发表过的著名希腊—罗马编年史》，138。
注1810 这一事件的名称“西西里晚祷事件”，约在15世纪末以后，即 注1819 尼斯福鲁斯·格雷戈拉斯：《历史》，IV，7,1；波恩版《拜占庭历史资料大全》，I，102。
注1820 萨满教是乌拉尔—阿尔泰语族人民信奉的一种原始宗教。
注1821 乔治·帕希梅利斯：《迈克尔·巴列奥洛格》，III，3；波恩版，I，176—177。
注1822 尼斯福鲁斯·格雷戈拉斯：《历史》，IV，7，1；波恩版，I，101。
注1823 维尔纳茨基：“在迈克尔·巴列奥洛格统治时期的金帐汗国、埃及和拜占庭之间的关系”，《康达可夫学院年鉴》，I（1927），79。P.尼克夫：《中世纪鞑靼人－保加利亚人之关系》（Tartaro-Bulgarian Rtions），6—11。见查普曼《迈克尔·巴列奥洛格（1261—1282），拜占庭帝国的光复者》，74—75。G.I.布拉提亚努：《13世纪热那亚人在黑海的商业活动研究》，207—208。
注1824 尼克夫：《中世纪鞑靼人－保加利亚人之关系》，11—12。
注1825 亦见S.兰内－波尔（S.Lane-Poole）《中世纪埃及史》（A History of Egypt in the Middle Ages），266。
注1826 M.卡纳尔：“1281年迈克尔·巴列奥洛格与苏丹卡拉万的贸易协定”（“Le Traite de 1281 entre Michael Paleologue et le sultan Qala’un”），《拜占庭》（布鲁塞尔），X（1935），669—680。卡纳尔：“13世纪拜占庭与埃及之间的一份和约及迈克尔八世巴列奥洛格与马木路克苏丹拜巴尔斯和卡拉万之间的外交关系”（“Un Traité entre Byzance et l’Egypt au XIIIe siàcle et les rtions diplomatiques de Michel VIII Paleologue avec les sultans Mamlukes Baibars et Qala’un”），《迦得弗洛瓦－德蒙尼内文集》（Ménges Guadfroy-Demombynes）,197—224。F.多尔格对此问题的疑问和评价，见《拜占庭杂志》（德文），XXXVI（1936）,467；XXXXVII（1937）,537—538。多尔格：《未发表的希腊文献大全》，III，74（no.2052），提及上述协议签订的时间为1281年；III，75（no.2062），此处提及上述协议签订的时间为1282年。在此，多尔格并没有使用卡纳尔使用的阿拉伯资料，即卡尔卡山迪（Qalqashandi）的记载，该作者死于1418年。但是，现在可以看多尔格的研究作品：《关于埃及的苏丹卡拉万与巴列奥洛格皇帝迈克尔八世的关系》（Der Vertrag des Sultans Q’un von Aegypten mit dem Kaiser Michael VIII Piologus.），载《索纳森西亚文集》（Serta Monacensia） （雷登，1952年）,68、78—79。
注1827 乔治·帕希梅利斯：《迈克尔·巴列奥洛格》，I，5；波恩版，I，18。
注1828 V.I.拉曼斯基：《小亚细亚、非洲和西班牙的斯拉夫人》（The vs in Asi Minor，Africa，and Spain），11—14。Th.I.乌斯宾斯基：“关于拜占庭农民土地所有者的历史”，《公众教育部杂志》，CCXV（1883），342—345。P.穆塔弗奇也夫：《13世纪和14世纪拜占庭的军事领地和士兵》，67。
注1829 H.A.吉本：《奥斯曼帝国的建立》。F.吉斯（F.Giese）：“关于奥斯曼帝国兴起的问题”（“Das Problem der Entstehung des osmanischen Reiches）”，《闪米特人研究杂志》（Zeitschrift für Semitistik），II（1923）,246—271。关于奥斯曼兴起问题，带有评价和资料介绍性质的较有价值的作品，可见E.L.朗格（E.L.Langer）和R.P.布莱克所写“奥斯曼土耳其人的兴起及其历史背景”（“The Rise of the Ottoman Turks and Its Historical Background”），《美国历史评论》，XXXVII（1932），468—505。M.F.科普鲁鲁（M.F.K?prürü）：《奥斯曼帝国的起源》（Les Origines de l’Empire Ottoman），5—32。P.威特克（P.Wittek）：《奥斯曼帝国的兴起》（The Rise of the Ottoman Empire），33—51。
注1830 乔治·帕希梅利斯：《安德罗尼卡·巴列奥洛格》，V，21；波恩版，II，412。
注1831 “almughavars”（阿尔穆格哈瓦人），是从西班牙阿拉伯人那里借用的阿拉伯语词，字面上的意义是“发动一次远征”，因此，这里是“轻装骑兵”之意。
注1832 Chronica o descripcio fets e hazanyes del inclyt rey Don Jaume;载于布孔《外国编年史》（Chroniques étrangères），K.兰兹（K.Lanz）编。关于蒙塔内尔，可见I.约尔加：“拉蒙·蒙塔内尔及拜占庭帝国”（“Ramon Muntaner et l’empire byzantin”），《东南欧历史评论》，IV（1927）,325—355。
注1833 乔治·帕希梅利斯：《安德罗尼卡·巴列奥洛格》，V，12；波恩版，II，393。
注1834 A.鲁比奥·伊·鲁齐（A.Rubió y Lluch）：《加泰罗尼亚人对东方的征服和占领》（La expedicion y dominación de los Catnes en Orients），6、7、10。鲁比奥·伊·鲁齐：《加泰罗尼亚人在希腊。其统治的最后年代。历史年表》（Los Catnes en Grecia.últimos a?os de su dominación.Cuadros históricos），6。C.巴努斯·伊·科玛斯（C.Banús y Comas）：《14世纪早期加泰罗尼亚人与阿拉贡人对东方的远征》（Expedicion de Catnes y Aragoneses en Oriente en principio del siglo XIV ），43、46，其中提到，罗哲尔·德弗洛尔参加对东方的远征是为了寻求光荣与获得战利品。
注1835 霍普夫：《从中世纪早期到当代的希腊史》，I，380。
注1836 H.F.托泽编：《希腊史》，III，388。
注1837 托泽编：《希腊史》，IV，147。鲁比奥·伊·鲁齐对于加泰罗尼亚人在希腊的情况做的概括性研究，可见《加泰罗尼亚人在希腊》，19—50。
注1838 在马德里的元老院宫中，有一幅19世纪的西班牙画家约瑟·莫莱诺·卡博内罗（1888—？）的作品，画上描绘了罗哲尔·德弗洛尔进入君士坦丁堡时的场景。在巴努斯·伊·科玛斯的著作《14世纪早期加泰罗尼亚人和阿拉贡人对东方的远征》（ 注1914 《曼纽尔·巴列奥洛格书信集》，莱格兰德编，I，52。
注1915 《亚当·德乌斯克编年史》（Chronicon Adae de Usk），E.M.汤普逊编（ 注1917 安戈拉（Angora）战役，指在土耳其今日首都安卡拉或其周围地区发生的一次战役，此处译为安卡拉，用的是现名，以免读者发生不必要的误会。——译者
注1918 M.安得列瓦：“关于皇帝曼纽尔二世巴列奥洛格对西欧的访问”（“Zur Reise Manuels II Piologos nach West-Europa”），《拜占庭杂志》（德文），XXXIX（1934）,37—47。
注1919 乔治·弗兰策：《年代纪》，I，39；波恩版，117。
注1920 乔治·弗兰策：《年代纪》，I，15；波恩版，62。亦见《特莱维编年史》（Chronicon Tarvisinum），收于穆拉多里《意大利历史资料手稿》,XIX，794。
注1921 中国史籍上因而称之为铁木儿。——译者
注1922 迈克尔·杜卡斯：《拜占庭史》，XVII；波恩版，76—77。
注1923 C.马林内斯库（C.Marinescu）：“曼纽尔二世巴列奥洛格及阿拉贡的国王们。对拜占庭使节所递交的四封拉丁文信件的评注”（“Manuel II Paléologue et les rois d’Aragon.Commentaire sur quatre letters inedites entin,expediées par chancellerie byzantine”），《罗马学术院历史部通报》，XI（1924），194—195、198—199。
注1924 C.马林内斯库：“曼纽尔二世巴列奥洛格及阿拉贡的国王们。对拜占庭使节所递交的四封拉丁文信件的评注”，《罗马学术院历史部通报》，XI（1924）195—196、200—201：“Vestra Excellentia illustri filio nostro,despoti Moree Porfinogenito，notificaverat qualiter edere intendebat promuni utilitate christianorum et specialiter nostra ad dictas parter Moree cum potencia maxima.”亦见D.A.扎基希诺斯（Zakythinos）《莫里亚的希腊君主》（Le Despotat Grec de Morée），168。
注1925 此处借用中国古代的封国概念，即由君主封给自己的亲人和皇子的封地。英文原文为despot，过去译为僭主，不足以表明此处的意义。——译者
注1926 扎基希诺斯：《莫里亚的希腊君主》，该书是一部相当精辟的著作。
注1927 马扎里斯：《马扎里斯逗留哈得斯记》（Επιδημ?α Μ?ζαρι ?ν ?ιδου）；A.埃里森（A.Ellissen）：《中世纪与当代希腊文献选编》（Analekten der mittel-und neu griechischen Litteratur），IV，230。
注1928 《中世纪雅典城史》，II，240—283。
注1929 见米勒《利凡特的拉丁人》，377。
注1930 曼纽尔·巴列奥洛格：“葬礼演说词”；米涅：《希腊教父著作全集》，CLVI，212—213。
注1931 吉米斯图斯·普勒桑（Gemistus Plephon）：《演说词一》（Oratio prima），2—3；埃里森编：《中世纪与当代希腊文献选编》，494。
注1932 《拜占庭文献史》，494。
注1933 马扎里斯：《马扎里斯逗留哈得斯记》，2，埃里森，《中世纪与当代希腊文献选编》，IV（7）,192。
注1934 马扎里斯：《马扎里斯逗留哈得斯记》，22；埃里森：《中世纪与当代希腊文献选编》，239。
注1935 《莫里亚半岛史》，II，300—366。见H.F.托泽“一位拜占庭改革者（吉米斯图斯·普勒桑）”，（“A Byzantine Reformer 〈Gemistus Plethon〉”），《希腊研究杂志》，VII（1886），353—380。J.德莱赛克：“普勒桑和贝萨里翁关于伯罗奔尼撒事务的回忆录”（“Plethons und Bessarions Denkschriften uber die Anglegenheiten im Peloponnes”），《新古典学年鉴》，XXVII（1911），102—119。
注1936 吉米斯图斯·普勒桑：《论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再生·演说词二》（De Rebus Peloponnesiacis Orationes duae），埃里森编：《中世纪与当代希腊文献选编》，IV（2）；亦见米涅编《希腊教父著作全集》，CLX，821—866。
注1937 吉米斯图斯·普勒桑：《演说词一》，par.12；《演说词二》，par.13。米涅编：《希腊教父著作全集》，CLX，829—853。见托泽“一位拜占庭改革者（吉米斯图斯·普勒桑）”，《希腊研究杂志》，VII（1886），370。他称d’Acona e crociatta contro i Turchi”），《罗马学术院历史部通报》，XX（1937）,9—60。亦见扎基希诺斯《莫里亚的希腊君主》，231—235。
注1957 见《安科纳的希里亚库斯在伊利里亚周边发现的铭文》（Epigrammata reperta per Illyricum a Cyriaco Anconitano apud Liburniam），XXXVII。扎基希诺斯：《莫里亚的希腊君主》，236。
注1958 约尔加：《关于十字军历史的注释和摘要》，IV，83。
注1959 乔治·弗兰策：《年代纪》，I，32；波恩版，93、95。
注1960 例如，埃里森在其《秘史》（III，87—89）中就提到穆罕默德热心于科学、诗歌和艺术等，见J.卡拉巴切克（Karaba?ek）《西方艺术家对15—16世纪的君士坦丁堡的描述》（Abendl?ndische Künstler zu Konstantinopel im XV，und XVI.Jahrhundert），2。
注1961 N.约尔加：《奥斯曼帝国史》，II，3。
注1962 迈克尔·杜卡斯：《拜占庭史》，XXXV；波恩版，249、252。
注1963 见兰普罗斯“君士坦丁·巴列奥洛格的画像”（Α? ε?κ?νε? Κωσταντ?νου το? Παmbda;αιοmbda;?γου），《当代希腊研究》，III、（1906）,229—242；兰普罗斯：新发现的“君士坦丁·巴列奥洛格的画像”（“Ν?αι ε?κ?νε? Κωσταντ?νου το? Παmbda;αιοmbda;?γου”），《当代希腊研究》，IV（1907），238—240；VI（1909），399—408。S.兰普罗斯：《拜占庭皇帝。拜占庭皇帝画像集目录》（Empereurs byzantins Catalogue illustré de collection de portraits des empereur de Byzance），57—58。
注1964 L.特瓦斯内（L.Thuasne）：《詹蒂尼·贝利尼和苏丹穆罕默德。关于这位威尼斯画家在君士坦丁堡的记载（1479—1480年）》（Gentile Bellini et Sultan Mohammed II.Notes sur le séjour du peintre vénitien à Constantinople，（Y121479—1480）），50—51。在这本书中，印出了穆罕默德的画像和像章。亦见卡拉巴切克《西方艺术家对15—16世纪的君士坦丁堡的描述》，I，24—29；此书收集了许多图片。在IIe concile de Lyon et réunion de l’église grecque”），《天主教神学辞典》，IX，1384—1386；亦见V.格鲁梅尔“ 注2010 关于里昂的联合，有一部古老的俄罗斯作品，记载准确，但却完全站在希腊正教的立场上。此即弗拉基米尔·尼科尔斯基（dimir Nikolsky）：“里昂联合。中世纪基督教会史上的一个片断（1261—1293年）”（“The Union of Lyons .An Episode from Medieval Church History”），《东正教评注》（Pravovonoe Obozrenie）,XXIII（1867），5—23、116—144、352—378；XXIV（1867），11—33。根据尼科尔斯基的判断，“这次联合是一副沉重的担子，是迈克尔心中的耻辱。自然，这次联合失败了，给它的构建者带来了羞辱，留给后人一堆破烂垃圾——这是迈克尔的继承者们必须承受和解决的”（XXIII，377—378）。
注2011 V.格鲁美尔（V.Grumel）：“Question de l’union des eglises entres Grecs et Latins depuis le concile de Lyon jusqu’a celui de Florence”），《基督教会史杂志》，XVI（1921）,261。
注2013 尼斯福鲁斯·格雷戈拉斯：《历史》，VI，1，7；波恩版，I，165。乔治·帕希梅利斯：《安德罗尼卡·巴列奥洛格》，IV，12；波恩版，I，280。
注2014 《拜占庭东方教会历史论文集》（ 注2027 《14世纪萨洛尼卡的兴起》，225—272。
注2028 特罗斯基：《阿瑟尼乌斯和阿瑟尼乌斯派》，522。
注2029 P.乌斯宾斯基：《基督教的东方》，III（2）,140、141、144、633、651。P.梅耶：《关于阿索斯山历史上首领的任命》（Die Haupturkunder für die Geschichte der Ath?skloster），191、193。
注2030 格尔泽：《未经印刷出版的都主教名册文献。拜占庭教会及其管理问题研究》（Ungedruckte und ungenügend ver?ffentlichte Texte der Notitae Episcopatuum.Ein beitrag zur byzantinischen Kirchen-und Verwaltungsgeschichte），595、597、599—600、605。
注2031 《当代君士坦丁堡教会的教区》（The Eparchies of the Constantinoplositan Church of the Present Time），66。
注2032 Th.乌斯宾斯基：《拜占庭文明史论集》，327。关于静修派最好的文献记载，见修士瓦西里耶（Krivoshein）“阿瑟尼乌斯派和圣格雷格利乌斯·帕拉玛斯的神学教义”（“The Ascetic and Theological Dtrine of St.Gregorius Patamas”），《康达可夫学术讲座》，VIII（1936）,99—151。以及阿齐曼德立特·塞浦利亚（Archmandrite Cyprian）:“圣格雷格利乌斯·帕拉玛斯的人学”（“The Anthropology of Saint Gregory Pmas”）（巴黎， 注2035 特罗斯基：《阿瑟尼乌斯与阿瑟尼乌斯派》，521。
注2036 Th.乌斯宾斯基：《拜占庭文明史论集》，273、364、366。
注2037 帕帕米凯尔：《萨洛尼卡主教圣格雷格利乌斯·帕拉玛斯》，18。见J.索克洛夫发于《公众教育部杂志》上的文章，N.S.XLIV（1913）,382。
注2038 索克洛夫文章，见《公众教育部杂志》，N.S.（1913），384—386；《公众教育部杂志》，N.S.XXIV（1913）,171—172、181—182。
注2039 Th.乌斯宾斯基：《拜占庭文明史论集》，336。
注2040 米涅：《希腊教父著作文献大全》，CLI，718—719。
注2041 塞浦路斯的约翰：《帕拉玛斯争端文献》（Palmiticarum Transgressionum Liber），chap.10；米涅编：《希腊教父著作文献大全》，CLII，733—736。见R.居兰德（R.Guind）：《论尼斯福鲁斯·格雷戈拉斯》（Essai sur Nicéphore Grégoras），54。L.布莱耶尔：“巴列奥洛格时期的文艺复兴与思想运动”（“La Renovation artistique sur les Paléologues et le movement des idées”），《迪尔研究》，I，9。
注2042 布莱耶尔：“巴列奥洛格时期的文艺复兴与思想运动”，《迪尔研究》，I，9。
注2043 锡安山位于耶路撒冷，被犹太教徒视为其民族重生的希望，基督徒也同样视耶路撒冷为圣地，称锡安山为圣山。——译者
注2044 格尔泽：《拜占庭帝国史概要》，1059—1060。
注2045 F.佩特拉克：《古代资料》（Rerum senilium），VII，收于《作品集》，912。巴罗尼：《基督教会编年史》，泰奈尔编，XXVI，135。
注2046 H.格尔泽曾错误地认为1369年时约翰还是得去阿维尼翁朝见教宗（见他的《拜占庭帝国史概要》，1060年）。
注2047 在笔者对于约翰赴罗马和接受天主教信条的研究中，曾错误地将约翰五世的皈依天主教描述为“1369年与罗马的联合”。见“拜占庭皇帝约翰五世巴列奥洛格的意大利之行（1369—1371年）和1369年与罗马的联合”（“Il viaggio dell ’Imperatore Bizantino Giovanni V Paleologo in Italia，［1369—1371］，e l’Union e di Roma del 1369”），《拜占庭与当代希腊研究杂志》，III（1931），151—193。约翰的皈依是个人行为，而且无论如何没有得到来自拜占庭教职人士的任何支持。请参照O.哈勒基所做的细致而充分的研究：《一位拜占庭皇帝在罗马》（Un Empereur de Byzance à Rome），尤其是该书的188—234。亦见奥斯特洛戈尔斯基《拜占庭国家史》，388—389。
注2048 卡洛格拉斯（Kalogeras）：《温和者马克和红衣主教贝萨里翁》（Μ?ρκο? ? Ε?γενικ?? κα? Βησσαρ?ων ? Καρδιν?mbda;ι?），70（根据1768年出版于莱比锡的极少见的约瑟夫·布莱昂纽斯作品所写）。亦见诺登《教宗统治与拜占庭》，731。
注2049 见皮埃灵《俄罗斯与圣城之围》（ 注2083 见R.茹亚尔“狄奥多勒·梅托希特斯宫殿”（“Le Pis de Theodore Metochite”），《希腊研究杂志》，XXXV（1922）,82、92—93。埃伯索尔特：《拜占庭的奢华艺术》，109。
注2084 约翰·坎塔库津：《历史》，III，28；波恩版，II，175—179。
注2085 我们现在已经拥有了P.查拉尼斯关于萨洛尼卡历史上这一动荡岁月的资料丰富的研究成果：“14世纪拜占庭的内部斗争”（“Internal Strife in Byzantium in the Fourteenth Century”），《拜占庭》（布鲁塞尔），XV（1940—1941）,208—230。
注2086 《14世纪萨洛尼卡的兴起》，224。
注2087 底米特里·辛多尼斯，引自查拉尼斯“14世纪拜占庭的内部斗争”，《拜占庭》（布鲁塞尔），XV（1940—1941），217。
注2088 塔弗拉里：《14世纪萨洛尼卡的兴起》，249。
注2089 塔弗拉里：《14世纪萨洛尼卡的兴起》,255、259—272；见查拉尼斯“拜占庭的内部斗争”，《拜占庭》（布鲁塞尔），XV（1940—1941），221。
注2090 《拜占庭兴衰史》，20。夏尔·迪尔：“拜占庭文明”（“Byzantine Civilization”），《剑桥中世纪史》，IV，760。
注2091 雅克文科文章，见《拜占庭年鉴》，XXI，3—4（1914）,184。
注2092 关于佩戈洛蒂，见W.海德《中世纪利凡特贸易史》，I，xvii—xviii。C.R.比兹雷：《近代地理的曙光》，III，324—332。《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有一篇文章是根据比兹雷的作品所写。H.J.于勒（云南人民出版社中译本中，张绪山译作“裕尔”。——译者）：《东域纪程录丛》（Cathay and the Ways Thither），II，278—308；H.科迪耶主编，III，137—142。E.弗里德曼（E.Friedmann）：《佛罗伦萨中世纪商业活动的地理范围（据巴尔都奇·佩戈洛蒂的贸易活动所见）》（Der mittlterliche Welthadel von Florenz in seiner geographischen Ausdehnung〈nach der Pratica de mercatura des Baldi Pegolotti〉），3—5。
注2093 弗朗切斯科·巴尔都奇·佩戈洛蒂：《贸易活动中的什一税和其他税收》（La pratica de mercature de decima e delle alter gravezze）,III，24；阿兰·埃文斯编，xv—xxvi,并见佩戈洛蒂的资料，xxvi—l。当然，对于巴列奥洛格时期拜占庭贸易活动进行研究的最好的综合性资料是海德的《中世纪利凡特贸易史》，I，427—527，及II。
注2094 《在另一个海上的航行》（Voyage d’autremer）,舍费尔编，150、164。
注2095 见布拉提亚努所著《13世纪热那亚人在黑海的商业活动研究》，关于13世纪热那亚在拜占庭帝国的商业活动一章中特别重要的记载，108—154。关于14世纪威尼斯人与特拉布松人之间的贸易契约，见D.A.扎基希诺斯《特拉布松的阿列克修斯三世科穆宁皇帝赐予威尼斯人以特权的金玺诏书》（Le Chrysobulle d’Alexis III Comnène empereur de Trébizonde en faveur des Véiens），4—12。
注2096 关于1449年这一特别有趣现象的记载出于V.于尔格维奇（V.Yurguevich）发于《奥德萨历史和考古学会通报》（Transactions of the Hisatorical and Archeological Society of Odessa）上的文章，V［1865］,631—837;以及P.维格纳（P.Vigna）发于《利古里亚国家历史学会会刊》（Atti de Società Ligure di Storia Pateia）中的文章，VII［2］，567—680。关于热那亚人在卡法的碑铭文献，见埃林娜·斯克尔金斯卡（Elena Skerzinska）“克里米亚的热那亚人侨居地的拉丁文碑铭”（“Inscriptionstines des colonies genoises en Cremée”），《利古里亚国家历史学会会刊》，LVI（1928），1—180。关于1449年的行政法令，见A.A.瓦西列夫《克里米亚的哥特人》，226—227。
注2097 乔治·帕希梅利斯：《安德罗尼卡·巴列奥洛格》，波恩版，I，419—420。
注2098 W.海德所不可能得到的13—14世纪的一些文献在R.戴维森的《佛罗伦萨历史研究》（Forschungen zur Geschichte von Florenz）中可以看到，见该书III，69—70（no.315）、135（no.686）、193（no.974）。亦见弗里德曼《佛罗伦萨中世纪商业活动的地理范围》，26。当然，一些15世纪的文献亦可见于J.米勒的著作《关于托斯卡纳地区城市与东方基督教世界和土耳其世界联系的文献》（Documentti sulle rzioni delle città toscane coll’ Oriente Cristiano e coi Turchi），149—150、162—163、169—177、283—284。
注2099 W.若斯：《大不列颠博物馆藏拜占庭货币目录》，I，lxviii—lxxv；II，635—643。A.布兰切特：“拜占庭皇帝所发行的最后的货币”（“Les dernière monnaies d’or des empereurs de Byzance”），《钱币学评论》（Revue Nummismatique）,IV，4（1910），89—91。亦见E.施泰因在“晚期拜占庭立法与经济研究”（“Untersuchungen zur spatbyzantinischichter Verfassungs-und Wirtschaftsgeschichter”）中所提到的关于巴列奥洛格时期拜占庭钱币的一些有趣的片断,《奥斯曼历史通报》,II（1924），11—14。
注2100 布兰切特，“拜占庭皇帝所发行的最后的货币”，《钱币学评论》,IV，4（1910），14—15。
注2101 克伦巴赫：《拜占庭文献史》，425。
注2102 米勒：《关于拉丁东方的论文》，278—279。塔弗拉里：《14世纪的萨洛尼卡》，149—169。
注2103 E.拉维斯（E.Lavisse）和A.兰姆鲍德（A.Rambaud）：《自4世纪起至当代通史》（Histoire générale du IVe siècle a nos jours），III，819。.夏尔·迪尔：《拜占庭艺术手册》，II，750。譬如，仅以15世纪初拜占庭的辩论家约瑟夫·布莱昂纽斯的作品为基础而写的，对于巴列奥洛格时代之文化的模糊而带有偏见的描述，见于L.厄科诺摩“据约瑟夫·布莱昂纽斯所记载所见14世纪中期拜占庭的文化和精神”，《迪尔研究文集》，I，225—233；特别是226：文化和精神生活的日趋衰落。亦见N.H.贝恩斯在《希腊研究杂志》，LII（1932）上发表的一篇相当不错的评论。
注2104 该自传的一些部分被查普曼译成了法文，见《迈克尔·巴列奥洛格（1261—1282年），拜占庭帝国的光复者》，167—177。
注2105 对霍拉修道院内壁画和镶嵌画的研究（附有精美图版）已经于2001年由英国牛津大学著名拜占庭艺术和考古史</a>学家西里尔·芒戈出版。——译者
注2106 D.阿伊那洛夫（D.Ainalow）:《14世纪的拜占庭绘画》（The Byzantine Painting of the Fourteenth Century），132—133。
注2107 贝格尔·德希弗里（Berger de Xivrey）：“皇帝曼纽尔·巴列奥洛格对自己生活与事业之回忆”（“Mémoire sur Manuel Paléologue”），《法兰西学院回忆录》，XIX（2），1。L.佩迪（L.Petit）：“曼纽尔二世巴列奥洛格”，《天主教神学辞典》，IX（2）,1925—1932。曼纽尔的作品没有能全部出版。一些零星信件和论文上面已经引用。
注2108 《历史》，前言；波恩版，I，10。
注2109 克伦巴赫：《拜占庭文献史》，288。
注2110 见A.鲁比奥·伊·卢克（A.Rubio i Lluch）写的一篇极好的文章“帕希梅利斯与蒙塔内尔”，《加泰罗尼亚研究所历史考古分部,回忆录》（Sio historico arqueologica del Institut d’Estudis Catns,Memories），I（1927），33—60。
注2111 见A.海森伯格“乔治·帕希梅利斯的一份手稿”（“Eine Handschrift des Georgios Pachymeres” ），收于他的作品《巴列奥洛格时期的文学》（Ausder Gcschichte und Literatur der Piologenzeit）,3—13。关于帕希梅利斯的手稿可见于耶路撒冷图书馆。见《拜占庭与当代希腊年鉴》，II（1921）227。亦见克伦巴赫《拜占庭文献史》，288—291；以及蒙特拉蒂奇（Monttici）《拜占庭文献史》224—225。更近期的作品，见V.劳伦特（V.Laurent）“乔治·帕希梅利斯的拜占庭历史手稿”（“Les Manuscrits de l’Histoire Byzantine de Georges Pachymère,” ），《拜占庭》（布鲁塞尔），V（1929—1930）,129—205：“十篇历史手稿的编辑、描述和引用的历史。”劳伦特：“乔治·帕希梅利斯关于拜占庭历史的两篇新发现的手稿”，《拜占庭》（布鲁塞尔），XI（1936），43—57；有两篇新增加的手稿。
注2112 克伦巴赫：《拜占庭文献史》，291—293。亦见蒙特拉蒂奇《拜占庭文献史》，226。亦见M.朱吉“尼斯福鲁斯·卡利斯图斯·克山索普罗斯”，《拜占庭》（布鲁塞尔），V（1929—1930）。朱吉在这里发表了尼斯福鲁斯的十首教会诗篇。
注2113 R.居兰德：《论尼斯福鲁斯·格雷戈拉斯》，xxxii—xxxiii。居兰德：《尼斯福鲁斯·格雷戈拉斯的书信集》，xii—xviii。
注2114 克伦巴赫：《拜占庭文献史》，293—296。居兰德：《论尼斯福鲁斯·格雷戈拉斯》，236—238。
注2115 《拜占庭文献史》，288。将熟悉许多领域之知识的学者被称为“博学者”。
注2116 《拜占庭文献史》，225：“il più grande erudito del suo tempo”。
注2117 居兰德：《论尼斯福鲁斯·格雷戈拉斯》（Essai sur Nicéphorus Grégoras），296。
注2118 卡纳努斯·拉斯卡利斯：《北欧诸国游》（Reseanteckningar fran nordiska l?nderna.Sm?rre Byzantinska skrifter），V.伦茨特罗姆（V.Lundstrom）编，14—17；A.A.瓦西列夫编：“拉斯卡利斯·卡纳诺斯，15世纪游历北欧和冰岛的拜占庭旅行家”（“Laskaris Kananos，Byzantine Traveler of the Fifteenth Century Through Northern Europe and to d”），《纪念V.P.布泽斯库尔文集》（Essays Presented to V.P.Buzeskul），397—402。克伦巴赫：《拜占庭文献史》，422。
注2119 W.米勒：“历史学家杜卡斯和弗兰策”（“The Historians Doukas and Phranzes”），《希腊研究杂志》，XLVI（1926）,70。
注2120 米勒，“历史学家杜卡斯和弗兰策”，《希腊研究杂志》，XLVI（1926），71。学者们对于他的两部著作进行研究后，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问题，即弗兰策是否的确是那部详细编年史的作者。J.B.法勒尔·帕帕多布鲁斯（Faller-Papadopoulos）：“弗兰策是另一部长编年史的作者吗？”《保加利亚考古学研究所通报》，IX（1935），177—189。
注2121 克伦巴赫：《拜占庭文献史》，306；蒙特拉蒂尼：《拜占庭文献史》，231。
注2122 迈克尔·杜卡斯著作的意大利文版本，而不是希腊文版本，可见于波恩版《拜占庭文献大全》。
注2123 E.切尔努索夫（E.Chernousov ）：“杜卡斯，一位拜占庭衰落之际的历史学者”（“Doukas，One of the Historians of the Fall of the Byzantium”），《拜占庭年鉴》，XI（1914），221。
注2124 米勒：“历史学家杜卡斯和弗兰策”，《希腊研究杂志》，XLVI（1926）,63。
注2125 Chalcocondyles意即“笔锋锐利者”（有着黄铜笔尖的人，转意为“厚颜无耻”。——译者），而Chalcondyles意为“拥有黄铜烛台的人”。他的首名Launikos与Nikos，Nichs是一致的。
注2126 米勒：“雅典的最后一位历史学家：劳尼科斯·卡尔康迪勒斯”，《希腊研究杂志》，XLII（1922），37。亦见L.坎普罗戈鲁斯（L.Kampourroglou）《卡尔科康迪勒斯专论》（Ο?χαmbda;κοκονδ?mbda;αι.Μονογραφ?α），104—171。
注2127 E.达科（E.Darkó）：“劳尼科斯·卡尔科康迪勒斯生平新探”（“Neuere Beitr?ge zur Biographie des Laonilos Chalkokondyles，1927”），《1927年 注2144 萨塔斯：《希腊文献目录》，IV，vii页及注7。
注2145 吉那Calender and Liturgy”），《顿巴登橡树园研究文集》，IV（1948）,183—305。其中有极好的参考书目。
注2156 G.米施克（G.Misch）：“13世纪的一位君士坦丁堡牧首的自传和历史著作。关于一位拜占庭人文主义者的研究”（“Die Schriftsteller-Autobiographie und Bildungsgeschichte eines Patriarchen von Konstantinopel aus dem XIII，Eine ‘Studie zum byzantinischen Humanismus’”），《教育及教学历史杂志》（Zeitschrift fur Geschichte der Erazichung und der Unterrichts）,XXI（1931），1—16。
注2157 居兰德：《尼斯福鲁斯·格雷戈拉斯书信集》（Correspondance de Nicephore Grégoras），324，其中有一章谈及查姆诺斯（Geogios Chumnos），317—324。乔治·查姆诺斯：“选自一首希腊诗歌中的《创世记》和《出埃及记》的旧约故事”（“Old Testament Legends from a Greek Poem on Genisis and Exodus”），F.H.马夏尔（F.H.Marchall）编。
注2158 克伦巴赫：《拜占庭文献史》，541。
注2159 尼斯福鲁斯·格雷戈拉斯：《历史》，VII，2,2；波恩版，I，272。萨塔斯：《中世纪希腊文献目录》，I，前言，60—61。
注2160 尼斯福鲁斯·格雷戈拉斯：《历史》，VII，2,3；波恩版，I，272—273。
注2161 《拜占庭研究》，401。亦见居兰德《尼斯福鲁斯·格雷戈拉斯书信集》，361。
注2162 V.瓦尔登伯格：“查士丁二世致提庇留的演说词”（“An Oration of Justin II to Tiberius”），《苏联科学院通报》，II，（1928）,140。
注2163 D.C.赫瑟林：（“制度下的皇权”）（“Een Konstitutioneel Keizershap”）,《赫尔墨斯杂志》，XI（1938—1939年）,89—93。《拜占庭杂志》（德文），XXXIX（1939）,263。
注2164 见圣·贝兹德基</a>（St.Bezdeki）：《尼斯福鲁斯·格雷戈拉斯所绘制的狄奥多勒·梅托希特斯的肖像》（Le Portrait de Théodore Métochite par Nicéphore Grégoras）。《历史研究文集》（Mnges d’histoire générale）,57—76。
注2165 R.居兰德：“狄奥多勒·梅托希特斯未编辑出版的诗歌”（“Les Poésies inédites de Théodore Métochite”），《拜占庭》（布鲁塞尔），III（1927）,265。居兰德：《尼斯福鲁斯·格雷戈拉斯书信集》，358。
注2166 萨塔斯：《中世纪希腊文献目录》，I，前言，64。Th.乌斯宾斯基：《拜占庭文明史论集》，263—264。
注2167 居兰德：《尼斯福鲁斯·格雷戈拉斯书信集》，360—362。克伦巴赫：《拜占庭文献史》。551—552。
注2168 萨塔斯：《中世纪希腊文献目录》，I，22；涉及“外交使节”的文字见154—193。居兰德：《尼斯福鲁斯·格雷戈拉斯书信集》，364。该文献被尼克夫（Nikov）在其《塔塔尔人和保加利亚关系》（Tartaro-Bulgarian Rtions）一书中予以重印和评价，54—95。
注2169 M.特鲁（M.Treu）：《大行政官狄奥多勒·梅托希特斯的作品》（Dictungen des Gross-Logotheten Theodoros Metochites），1—54。
注2170 居兰德：“狄奥多勒·梅托希特斯未编辑出版的诗歌”（“Les Poésies inedites de Théodore Métochites”），《拜占庭》（布鲁塞尔），III（1927）,265—302。克伦巴赫：《拜占庭文献史》，552—553。近来，关于这些诗歌的手稿鉴定问题，见I.切维恩科（I.?evěenko）的文章：“对Th.梅托希特斯之演说及诗歌集的考察”（“Observations sur les recueils des discourse dt des poèmes”），《著作》（Scriptorium） ，II（1951）,279—288。
注2171 居兰德：“狄奥多勒·梅托希特斯的宫殿”（“Le Pis de Théodore Métochites”），《希腊研究杂志》，XXXV（1922），82—95；在86—93，他引用了该诗希腊文稿的一部分，附以法文译文。亦见埃伯索尔特《拜占庭浮华的艺术》,109。
注2172 居兰德：《尼斯福鲁斯·格雷戈拉斯书信集》，368。
注2173 见迪尔：《拜占庭研究》，401。
注2174 居兰德：《尼斯福鲁斯·格雷戈拉斯书信集》，348—353。
注2175 克伦巴赫：《拜占庭文献史》，554。
注2176 以上法典除《新律》、《法律选编》外，皆出自马其顿时期（见本书马其顿王朝一章）。《新律》是各个时期都有的法典，而《法律选编》（Ecloga）则产生于伊苏里亚王朝，即破坏圣像时期，见本书相应部</a>分。——译者
注2177 P.科林内：“拜占庭立法”，《剑桥中世纪史》，IV，722—723。
注2178 L.西西里亚诺（L.Siciliano）：“拜占庭立法”，《意大利法律百科全书》（Enciclopedia Giuridica Italiana）,IV（5）,72。科林内：“拜占庭立法”，《剑桥中世纪史》，IV，723。
注2179 位于黑海西北岸和德涅斯特河流域，公元前7世纪的希腊移民区；15—20世纪先后归属摩尔多瓦、奥斯曼帝国、俄罗斯、罗马尼亚和苏联。——译者
注2180 L.卡索（L.Kasso）：《比萨拉比亚的拜占庭法》（Byzantine Law in Bessarabia），42—49。
注2181 E.让塞尔姆（E.Jeanselme）：“论巴黎国家图书馆一手稿中所见拜占庭的医疗手册（希腊文增补卷764）：翻译、注解及评注［Sur un aide-mémoire de thérapeutique byzantine contenu dans un manuscript de Bibliotheque Nationale de Paris（Supple grec，764）：traduction,notes etmentaire］”，《迪尔研究文集》，I，170。
注2182 见M.特鲁，“曼纽尔·霍罗波鲁斯”，《拜占庭杂志》（德文），V（1896）,538—559。克伦巴赫：《拜占庭文献史》，770—772；克伦巴赫论曼纽尔·霍罗波鲁斯的论文是以特鲁的论文为依据的。
注2183 海森伯格：《论巴列奥洛格时期的历史和文献》，112—132。
注2184 见X.西德里德斯（X.Siderides）：“曼纽尔·霍罗波鲁斯为皇帝曼纽尔八世巴列奥洛格写的颂辞”（“Μ ανον?mbda; ?οmbda;οβ?mbda;ομ ?γκ?μιον ε?? Μ ια?mbda; Η ?ΙΙ αmbda;αιοmbda;?γον”）《拜占庭研究》（希腊），III（1926），168—191.
注2185 克伦巴赫：《拜占庭文献史》，782。F.多尔格：“关于阿列克修斯·梅托希特斯和狄奥多勒·梅利特尼奥特斯的最新研究”（“Neues zu Alexios Metochites und zu Theodorus Meliteniotes”），《文献与研究》（Studi et testi）CXXIII（1946），238—251。参见M.米勒“梅利特尼奥特的讽喻诗，据皇家图书馆手稿公布”（“Poème allégorique de Méliténiote，publié d’après un manuscript de Bibliothèque Impériale”），《国家图书馆手稿之注释和摘编》（Notices et extraits des manuscripts de Bibliotheque Nationale），XIX，2（1858），2—11。
注2186 参见米勒上引文，《国家图书馆手稿之注释和摘编》，11—138。蒙特拉蒂奇的《拜占庭文献史》没有提到这首诗。关于梅利特尼奥特的天文学作品之片断，可见米涅编《希腊教父文献大全》，CXLIX，988—1001。另一篇较好的文章和更多的片断可见《希腊天文学书卷目录》（Catalogus codicum astrologicorum graecorum）,V，3（1910），133—147（书卷摘要［Excerpta ex codice］，21，梵蒂冈，1059）；XI，1（1932），54（埃斯克里亚尔抄本［codices escorialenses］）。
注2187 薄伽丘的著名寓言诗集。——译者
注2188 F.多尔格：“拜占庭文学与但丁”（“Die Byzantinische Literatur und Dante”），《 注2205 “艺术的复兴”（La Renovationqrtistique），《迪尔研究文集》，II，10。
注2206 《拜占庭艺术》，7、10。
注2207 H.皮尔斯（H.Pierce）和R.泰勒：《拜占庭艺术》，15。
注2208 见夏尔·迪尔为G.米莱之著作《对于福音书中之圣像的研究》（Recherches sur l’iconographie de l’Evangile ）写的书评，发于《学术杂志》，N.S.XV（1917）,376。亦见G.索特利乌（G.Soteriou）“14世纪希腊本土的拜占庭绘画。14世纪大型绘画之风格问题之讨论”（“Die Byzantinische Malerei des XIV.Jahrhundert in Griechend.Bemerkungen zum Stilproblem der Monumantalmalerei des XIV.Jahrhundert ”），《希腊研究》（Εmbda;mbda;ηννκ?）， I（1928）,95—117。
注2209 迪尔：《拜占庭艺术手册》，II，840—844；关于潘瑟里诺斯的生卒年代，见该书Literaturzeitung）的论述，XLVII（1926），1142—1143、1445。R.居兰德则在他的《论尼斯福鲁斯·格雷戈拉斯》中（Kultur und Renaissancekultur），《历史杂志》，XCI（1903），215—232。
注2216 《著作集》，II，252。这一意见甚至见于J.库拉科夫斯基的《拜占庭历史》（第1版），I，12；在其第2版（1913年）中，这一论断又不见了。
注2217 F.佩特拉克：《家事和各类书信集》（Epistolea de rebus familiaribus et Variae），XVIII，2；XXIV，12；G.弗拉卡赛蒂（Fracassetti）主编,II,474；III，302。见Th.乌斯宾斯基《拜占庭文明史论集》，301—302。A.维切洛夫斯基（A.Veselovsky）：“薄伽丘，他身边的人和同时代人”，《著作集》，V，86。
注2218 F.佩特拉克：《家事和各类书信集》，XXV，G.弗拉卡赛蒂主编，II，369。Th.乌斯宾斯基：《拜占庭文明史论集》，303。
注2219 《神谱》，XV,6;1532年，389。M.科勒林（Korelin）：《早期意大利人文主义及其史学》（The Early Italian Humanism and Its Historiography），993。
注2220 《神谱》，XV，6；1532年版，390：hujus ego mullum vidi opus。
注2221 G.科尔廷：《佩特拉克的生活和工作》（Petraca’s Leben und Werke）（莱比锡，1878年版），154。
注2222 Th.乌斯宾斯基：《论拜占庭文明史论集》，308。
注2223 《早期意大利人文主义及其史学》，998。
注2224 《著作集》，V，100—101。
注2225 佩特拉克：《佩特拉克个人书信集》（Lettere sinili di Petrarca）,V，3；弗拉卡赛蒂编,I，299;亦见III，6，弗拉卡赛蒂编,I.73: “è certamente una gran bestia。”见《佩特拉克个人书信集》，弗拉卡赛蒂编,IV,98。薄伽丘：《神谱》，XV，6,1532年，389。见维切洛夫斯基“薄伽丘”，《著作集》，VI，364。
注2226 此处的罗马皇帝，应是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而与古代罗马皇帝没有任何关系。——译者
注2227 佩特拉克：《佩特拉克个人书信集》,III，6。弗拉卡赛蒂编，I，174—175。弗拉卡赛蒂编《书信集》，IV，98。见维切洛夫斯基“薄伽丘”，《著作集》，VI，362—363。
注2228 《神谱》，XV，6；1532年，390。见维切洛夫斯基“薄伽丘”，《著作集》，VI，351—352。
注2229 《拜占庭文明史论集》，308。见薄伽丘《神谱》，XV，6；1532年，390：“Leotium…ut ipse asserit，praedicti Baae auditorem。”
注2230 P.查拉尼斯（P.Charanis）：“论西西里和南意大利的希腊化问题”（“On the Question of the Hellenization of Sicily and Southern Italy”），《美国历史评论》，LII（1946—1947），74—86。
注2231 P.巴蒂福尔（P.Batiffol）：《罗萨诺修道院》（L’Abbaye de Rossano）,ix。
注2232 “薄伽丘”，《著作集》，V，22。
注2233 同上书，23。
注2234 “Nec multum esset tanta utilitate ire in Italiam，in qua clerus et populus sunt pure Graeci in multis locis”见罗杰·培根《哲学纲要》（Compendium studii philosophiae），chap.6；培根：《未出版作品集》（Opera quaedum hactenus inedita），434。
注2235 “Et par toute Cbre li Pa?sant ne parlent se grizois non”。P.梅耶：“古代法国历史编纂的先驱”（“Les Premièresptions francaises d’histoire ancienne”），《罗曼尼亚》，XIV（1885）,70页注5。
注2236 《佩特拉克个人书信集》，XI,9;弗拉卡斯蒂编,II,164.
注2237 见莫尼耶《15世纪。15世纪意大利文学史论》（Le Quattrocento.Essai sur l’histore litteraire du XVe siècle italien），II，6。
注2238 科勒林：《早期意大利人文主义及其史学》，1002。
注2239 古罗马著名希腊籍剧作家。——译者
注2240 莫尼耶：《15世纪》（Le quattrocento），II，4：“Quis enim praestantiorem Manuele virum，aut vidisse aut legisse meminit,qui ad virtutem ad gloriam sine u dubitatione natus erat?…”德森布里奥（Decembrio）认为，“谈到他的文学知识，他似乎不是凡人，而是天使”。
注2241 《关于促成教会联合的宣教词》（Oratio dogmatica pro unione）；米涅编：《希腊教父文献全集》，CLXI，612。
注2242 H.瓦斯特（H.Vast）：《红衣主教贝萨里翁（1403—1472年）》（Le Cardinal Bessarion，1403—1472），扉页。R.罗硕尔（R.Rocholl）：《贝萨里翁，文艺复兴史研究》（Bessarion.Studie zur Geschichte der Renaissance），105。L.莫勒尔（L.Mohler）：《神学家、人文主义者和政治家，红衣主教贝萨里翁》（Kardinal Bessarion als Theologe,Humanist und Statesmann），406。
注2243 见A.萨多夫（A.Sadov）《尼西亚的贝萨里翁》（Bessarion of Nicaea）,276。莫勒尔：《红衣主教贝萨里翁》，275—276；关于贝萨里翁的图书馆，见408—415。
注2244 兰普罗斯：《当代希腊回忆录》（Ν?ο? ?mbda;mbda;ηνομν?μων），XIII（1916）,146—194;也有抽印本出版。
注2245 瓦斯特：《红衣主教贝萨里翁》，ix、xi。
注2246 “贝萨里翁的葬礼词”（“Laudatio funebris Bessarionis”）；米涅编：《希腊教父文献全集》，CLXI，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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