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拜占庭的灭亡580_拜占庭帝国史

巴列奥洛格王朝的对外政策

“君士坦丁堡，宇宙的卫城，罗马帝国的首都，曾经沦于拉丁人的手中，现在，遂上帝所愿，又重新归于罗马人的统治之下——该城蒙上帝通过朕而赐予他们。”这些话出自迈克尔·巴列奥洛格（Michael Peologus）的自传，他是重建的拜占庭帝国的587

曼纽尔其人，潇洒，高贵，受过良好教育，富于文学天才，甚至年轻时在其父亲生前就明确地感到他所继承的帝国面临的所有恐怖形势和耻辱。当他父亲将萨洛尼卡统治权托付给他时，他开始同这座被苏丹穆拉德的军队所占领的马其顿城市的全体居民谈判，希望打败土耳其守备军，把该城从土耳其人束缚下解放出来。苏丹得知此计划便决定严厉惩罚萨洛尼卡的统治者。由于不能进行充分抵抗，曼纽尔企图寻求他那受惊吓的父亲对自己进行庇护，但没有成功，于是不得不直接动身到穆拉德的驻地，向他表达了对自己行为的忏悔之意。于是“并不虔诚但富有理性的苏丹”，如15世纪一位历史学家所说，“十分好意地视他如座上宾招待好几天，并在他离开时给他带上旅行所需的食物和丰厚的礼品，并带一封信回到他父亲那儿，信上，苏丹请求约翰五世原谅他儿子的愚蠢行为。”穆拉德在与曼纽尔告别时说：“要和平地统治属于你的国土而不要去追求别国的领土。但是，如果你需要钱或其他任何帮助，我将总是会很高兴地满足你。”注1773

后来，穆拉德的后继者巴耶齐德要求约翰五世送给他指定的贡品——他儿子曼纽尔和一些希腊人辅助军队。曼纽尔被迫屈服，加入掠夺成性的土耳其人远征军，直抵小亚细亚各地。在曼纽尔的信中很明显感到他的屈辱、无助和旅行的困苦。在描述了自己所忍受的饥饿、寒冷、疲劳和越过“甚至连野兽都吃不饱”的荒山野岭后，曼纽尔凄凉地评论道：“整个军队都处于这样的境况中；但对我们来说有一件事不能忍受：我们在和他们[土耳其人]共同作战，而且是为他们而战，这意味着我们在增强他们的势力而减弱我们自己的力量。”注1774在另一封信中，曼纽尔描述了他在远征期间看到的被毁城市：“当我问到那些城市叫什么名字时，他们回答，‘由于我们已经毁了它们，因此时间已经毁了它们的名字’；悲凉即刻涌上心头；但我只是在心里默默地难过，仍然能隐藏我的感情。”注1775因此，在曼纽尔登上王位之前就蒙受着被土耳其人役使的耻辱，但从中也得到一些好处。588

曼纽尔的可贵之处表现在他对自己的父亲约翰五世的态度。当约翰五世由意大利回国途中因不能归还所欠债款而被威尼斯人扣押之时，曼纽尔赎回了他。当时，曾在父亲外出时在帝国监政的约翰的长子安德罗尼卡却对其父要他征收这笔到期债款的请求充耳不闻，而曼纽尔立即筹集到这笔钱并亲自送到威尼斯，赎回了他那屈辱地被囚禁的父亲。

在经历了长期而痛苦的统治之后，曼纽尔在自己生命的最后几年，逐渐淡出，把国事委托给自己的儿子约翰，全身心研究神学著作。不久，曼纽尔突患中风；在他去世的前两天，他以马休的教名获得神职。

曼纽尔的儿子即后继者约翰八世的统治从1425年一直持续至1448年。这位新皇帝有过三次婚姻，三个妻子各属于不同的民族。他的Majesty），已经收服了（处于朕的控制之下）位于圣山阿索斯上的所有修道院，他们已经心悦诚服地依靠于朕并成为朕的臣民。为了使居住在那儿的修士们能够和平和不受干扰地进行他们虔诚的工作，朕以本法令（chrysobull）授予他们以大量恩惠。”注1868 619

1346年的复活节是塞尔维亚历史上有重大意义的一天。在杜尚的首都斯科普里（Skoplje，Uskub，位于马其顿北部），聚拢了整个塞尔维亚王国的贵族王公，以塞尔维亚大主教为首的所有高级神职人员，被征服地区的保加利亚的和希腊的神职人员，最后，还有圣山修道士公会的首席代表（protos注1869，他掌管着圣山阿索斯和山上的修士们及隐士们）注1870。这个巨大而神圣的会议将“正式批准并认可由杜尚实现的政治革命：建立一个新的帝国”注1871。

首先，这次会议建立了一个完全独立于君士坦丁堡教区的牧首之外的塞尔维亚大教长辖区。杜尚需要一个独立的塞尔维亚主教为他加冕，使他成为皇帝。由于主教的选举没有全体东部基督教主教的参与，希腊人主教和阿索斯山的隐士们不得不代替君士坦丁堡主教。塞尔维亚主教被推选出来了，但君士坦丁堡牧首拒绝承认这个委员会的决议，反而把塞尔维亚教会开除教籍。

主教选举之后，庄严地举行了杜尚加冕为拜占庭皇帝的仪式。这一事件很可能发生在杜尚占领塞雷之后不久，正式宣布自己为沙皇的典礼之前。与这些事件相关，杜尚在他的宫廷中引入了虚浮的宫廷礼仪，并采纳了拜占庭的习俗和惯例。新皇帝（basileus注1872）变为希腊贵族的代表；希腊语似乎正式取得了与塞尔维亚语的同等地位，因为杜尚的许多宪章是用希腊语颁布的。“塞尔维亚的特权阶级，那些大地主和拥有巨大的影响力和权力、并限制塞尔维亚国王行</a>动自由的神职人员，现在被迫屈服于沙皇这个绝对的最高权威。”注1873比照拜占庭的传统风俗，杜尚的妻子也接受了加冕，他们的10岁儿子被宣布为“所有塞尔维亚土地的王”。加冕后，杜尚颁布了许多宪章法令表达他对希腊教士和教会的感激和支持。他还同他的妻子赴阿索斯山访问，在那里停留了大约四个月，在所有的修道院中祈祷，并赠给教士们许多礼物。在各处他都受到“那些过着圣洁生活的圣徒和圣父的祝福”注1874。620

斯蒂芬的唯一梦想就是抵达君士坦丁堡；在他的胜利和加冕礼后，他可以毫无阻碍地达到这一目的了。尽管在他统治的最后时期，塞尔维亚对拜占庭的战争不像以前那样频繁，而且他的注意力时而转向西方或北方的战事，时而转向国内事务，但正如弗洛林斯基所说：“对所有那些事件，杜尚只是暂时转移了自己的注意力，并没有更多的投入，他的目光和头脑深处仍然一如</a>既往地专注于巴尔干半岛东南部那最具诱惑力的角落。控制这个东南角的欲望，或者更确切地说，控制位于那个角落的那个世界城市的欲望，现在仍然完全地占据着这位沙皇的头脑，成为他行动的主要动机。这决定了他的统治时代的所有特征。”注1875

杜尚梦想着自己将轻易征服君士坦丁堡，在这一狂热情绪驱动下，他没有立刻处理已经存在着的妨碍他实现自己计划的几个严重障碍。首先，土耳其人的势力正在增长，他们也一直觊觎拜占庭的首都，而组织涣散的塞尔维亚军队不可能战胜土耳其人；另外，要想夺取君士坦丁堡，必须有一支海军，而杜尚还没有。为了增强自己的海上力量，杜尚打算同威尼斯人结成同盟。但这一计划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圣马克的共和国，对于君士坦丁堡归于巴列奥洛格之手一直耿耿于怀，因此绝不会同意杜尚征服并入主君士坦丁堡；如果威尼斯人征服了君士坦丁堡，将会符合这座意大利城市的利益。杜尚同土耳其人联盟的企图因为约翰·坎塔库津的政策也失败了；无论如何，杜尚的利益和土耳其人的利益肯定相互抵触。实际上拜占庭内部的斗争对杜尚的计划也无所助益。在杜尚统治的最后几年，一支帮助约翰五世巴列奥洛格皇帝与土耳其人作战的塞尔维亚军队遭到了土耳其人的屠杀。杜尚命中注定是要失望了，很明显，通往君士坦丁堡的道路正在向他关闭。621

据后来的拉古萨的编年史记载，杜尚在他去世那年曾对君士坦丁堡发动了一场规模巨大的远征，但他的去世阻止了这一行动的彻底完成。上述史实没有能被当时的任何材料所证实，很多最优秀的学者都认为这不是事实。注18761355年，这位塞尔维亚的伟大领袖没有实现他的雄心就去世了。因此杜尚没能创建一个希腊-塞尔维亚帝国来取代拜占庭帝国。他只是成功地组建了一个囊括了许多希腊土地的塞尔维亚帝国。注1877他死后，帝国就崩溃了，就像约翰·坎塔库津所说的：“分成了上千块。”注1878

杜尚的君主专制只持续了很短的一段时间，对此，弗洛林斯基评论道：“关于这段时期，只有两个时刻值得注意：首先是杜尚的整个统治的形成时期，随之是它的瓦解时期，这个瓦解时期于它的建立者去世之后立即开始了。”注1879另一位俄国学者说：“十年后，塞尔维亚帝国的强大似乎已经属于遥远的过去。”注1880因此，斯拉夫人的最宏伟的尝试，即他们的 拜占庭，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君士坦丁堡，在约翰五世统治的最后年代中处于极其危险和屈辱的地位。约翰死时，曼纽尔正在苏丹巴耶齐德的宫廷里。当他得到其父的死讯后，成功地逃离了苏丹，回到君士坦丁堡，加冕为帝。根据杜卡斯的记载，巴耶齐德害怕曼纽尔受到民众的拥护，因而后悔未能在曼纽尔在自己宫中为人质时杀掉他。于是，如杜卡斯所记载，巴耶齐德派出使者往君士坦丁堡觐见曼纽尔，将苏丹的话转告新皇帝：“如果你愿意执行我的命令，就把城门关上，在城内进行统治；但城外的一切均属于我。”注1902此后，君士坦丁堡事实上已经处于包围中。首都能够幸免于难的唯一原因在于土耳其舰队还不那么遂人心意；因此，即使这一时期土耳其人已经占有了达达尼尔海峡两岸，却还不能切断拜占庭通过海峡与外界的联系。尤其令东方基督教世界恐惧的时刻是，巴耶齐德竟然施展诡计，将以曼纽尔为首的巴列奥洛格家族的代表和斯拉夫人的王公们集合在一处，似乎要立即除掉他们，“从而”， 用曼纽尔在一部作品中所引用的苏丹的话说，“在这块土地上清除各邦君主后，通过这种手段，他向我们（即向基督教徒）表示，他的儿子们将可能在基督教的土地上跳舞，而不担心划破他们的脚。”注1903后来，巴列奥洛格家族的代表被赦免了，但苏丹冷峻的愤怒震撼了许多随行的贵族。

1392年，巴耶齐德在黑海组织了一次由海上公开讨伐锡诺坡的远征。但苏丹让皇帝曼纽尔担任土耳其舰队的指挥。因此，威尼斯人认为这次远征并不是针对锡诺坡，而是爱琴海上达达尼尔海峡南部的威尼斯殖民地——它不是一次土耳其人的远征，而是由土耳其军队支持的，伪装成土耳其人的希腊远征军。如最近的一位历史学家所说，14世纪末的东方问题可能因土耳其-希腊帝国的形成而得到解决。注1904关于这个引人注目的事件的资料，主要存于威尼斯的档案馆中，但它没有什么重要的结果。不久以后，拜占庭和巴耶齐德之</a>间的友好关系开始破裂，曼纽尔于是再度转向一段时间以来曾被他所忽略的西方。630

在强大的压力下，曼纽尔开始与威尼斯进行友好会谈。巴耶齐德企图切断君士坦丁堡的食品供应。首都感受到了问题的迫切性，如一位拜占庭编年史家所说，人们为了有木柴烘烤面包而推倒他们的房屋。注1905在拜占庭特使的请求下，威尼斯向君士坦丁堡运去了一些谷物。注1906

匈牙利国王西吉斯蒙德的十字军和尼科波利斯战役。——与此同时，土耳其人在巴尔干半岛的成功再次使西欧感到了现时的危险。保加利亚和几乎整个塞尔维亚之被征服，使得土耳其人抵达了匈牙利边界。匈牙利国王西吉斯蒙德感到只依靠自己的军力无法对抗土耳其人的威胁，于是他呼吁欧洲各国的统治者给予帮助。法国以最大的热情回应了这次呼吁。但依照法国民众的愿望，法王派出了一支由勃艮 安卡拉战役注1917及其对拜占庭的意义。——曼纽尔劳而无功地停留在巴黎的时间似乎太长了。期间发生在小亚细亚的一件事促使皇帝立即离开法国返回君士坦丁堡。1402年7月，爆发了著名的安卡拉战争，由于帖木儿击败了巴耶齐德，由此减轻了君士坦丁堡迫在眉睫的危险。这个极重要事件的讯息在战后传到巴黎只用了两个半月。皇帝快速准备他的返程并经热那亚和威尼斯，在离开三年半后回到了首都。亚得里亚海上的斯洛文尼亚城市拉古萨（杜布罗夫尼克）希望皇帝在返乡途中可以在此地下榻暂住，并做了欢迎他的各方面准备，但他经过那里时没有停留。注1918为了纪念自己在巴黎的生活，曼纽尔赠送给巴黎附近的圣德尼修道院一部精美的伪丢尼修著作的手抄本，它收藏在今天的卢浮宫。这个手抄本中有曼纽尔皇帝、皇后和他们的三个儿子的微型画。曼纽尔的画像十分引人注目。土耳其人发现他一些相貌特征与伊斯兰教的创立者穆罕默德特别相像，因而非常崇拜他。拜占庭的历史学家弗兰策记载，巴耶齐德评价曼纽尔时说道：“一个不知道其皇帝身份的人可能从其面相上一眼就看出他是皇帝。”注1919如果考虑到帝国实质上的需要，曼纽尔的西欧之行，显然是徒劳无功的；同时代的历史学家和编年史家都认识到这一访问成效甚微，并在他们的编年记载中表明了这一态度。注1920但若从另一角度看，即西方因此而知道了拜占庭帝国已经处于日薄西山的状况，这次访问却是引人注目的。这次旅程是14世纪末15世纪初，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东欧与西欧之间文化交流的一个插曲。635

安卡拉战役对于拜占庭帝国的最后岁月具有重要意义。14世纪末，分崩离析的蒙古帝国在帖木儿或跛子帖木儿（Tamene，即Timur-Lenk，意为铁一般坚强的跛足人注1921［ironme］， Timur the Lame）的权势下被再次统一起来。帖木儿对南俄罗斯、北印度、美索不达米亚、波斯和叙利亚发动了许多大规模的毁灭性的征伐。他的进军伴随着骇人听闻的残酷行为。成千上万的男子被屠杀，城市被摧毁，田地被破坏。一位拜占庭历史学家写道：“当帖木儿的蒙古人离开一座城市向另一座城市进发时，这座城市已完全被毁灭，荒凉至极，以至于在城市里听不到一声犬吠、鸡鸣或者婴儿的啼哭。”注1922

帖木儿征伐了叙利亚后进入小亚细亚，与奥斯曼土耳其人发生了冲突。1402年，苏丹巴耶齐德迅速从欧洲赶回小亚细亚迎战帖木儿，并在那里的安卡拉城与帖木儿展开了血战，战斗以土耳其人的彻底失败而告终。巴耶齐德成为帖木儿的俘虏；不久，他死于监禁中。帖木儿并没有在小亚细亚止步。他发动了对中国的远征但在途中死去。他死后，庞大的蒙古帝国再次分裂，不再具有重要地位。土耳其人在安卡拉被打败后，也已经相当虚弱，乃至于在很长时间内没有能力对君士坦丁堡采取决定性步骤；因而，这个濒死的帝国又苟延残喘地维持了五十年。636

尽管曼纽尔对欧洲的出访毫无成就可言，但他从西欧返回后并未放弃他的计划，仍然在寻求西方的援助以对付土耳其人。这里有两封值得重视的信件，是曼纽尔写给阿拉贡国王马丁五世（1395—1410年在位）和斐迪南一世（1412—1416年在位）的。其中Bellini）绘制的肖像，他在穆罕默德统治末期曾经短期（1479—1480年）居住于君士坦丁堡城内。注1964

既然决定给予君士坦丁堡以最后攻击，穆罕默德就开始进行极其周密</a>的准备。首先，穆罕默德在君士坦丁堡的北方，在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欧洲一岸最狭窄的地方，建筑了一处坚固的设有塔楼的要塞，它的宏伟的残迹（鲁梅利要塞）至今犹存；要塞内可见被大炮射进去的巨型石弹，这种石弹在当时非常普遍。

当土耳其人在博斯普鲁斯海峡上建造要塞的消息四处传开之时，首都君士坦丁堡、亚洲、色雷斯和爱琴海上岛屿各处的基督教人群，如杜卡斯所说，发出了绝望的惊叫。“君士坦丁堡城的末日到来了；现在，我们要看见我们种族的毁灭了；反基督的时代即将到来了；我们的身份将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我们该做什么？……保护这座城市的圣徒在哪里？”注1965另一位经历了君士坦丁堡被围困期间的所有恐怖生活的同时代人和目击者，珍贵的《君士坦丁堡围攻记》一书的作者、威尼斯人尼科罗·巴尔巴罗（Nicolo Barbaro）写道：“从海上来看，这个要塞极其坚固，绝对不可能被攻占，因为在岸上和城墙上配置了大量的射石炮；要塞的陆地一面也是非常坚固的，尽管与海上防务设施相比，略为逊色。”注1966这个要塞切断了君士坦丁堡城与北方和黑海港口的联系，因为所有的进出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外国船只，都被土耳其人封锁；当君士坦丁堡被围期间，它将得不到来自黑海港口的谷物供应。土耳其人很容易实行这些措施，因为与土耳其人建在欧洲的要塞相对，在博斯普鲁斯海峡的亚洲一岸，有苏丹巴耶齐德在14世纪末期修建的配有塔楼的要塞（阿纳托利要塞）。接下来，为了阻止莫里亚的藩主在万一情况紧急时前来援助君士坦丁堡，穆罕默德占领了莫里亚的希腊领土。经过这些最初的步骤后，穆罕默德，即巴尔巴罗笔下的，这个“基督教人民的异教敌人”，注1967开始围攻这座伟大的城市。647

君士坦丁尽其最大的努力，在势力对比极其不均衡的条件下，应付这个强大的敌人，其结果显然是可以预料的。皇帝将首都四周所有可能供应的谷物都运进城中，并对城墙进行了修补。城内的希腊驻军只有数千人。君士坦丁看到了即将来临的致命危险，遂向西方求助；但是，西方并没有派出最必要的军事支援，而是派来了一个希腊出身的罗马枢机主教、前任莫斯科大主教区主教、佛罗伦萨会议的参与者伊西多尔。为纪念东西方教会之间和平的恢复，他抵达君士坦丁堡后在圣索菲亚教堂举行了联合的宗教仪式，这引起了城里居民的最强烈的震动。拜占庭的一位最著名的显贵卢卡斯·诺塔拉斯发表了著名的断言：“我们宁愿在首都看到土耳其穆斯林头巾的权力，而不是教宗之法冠的权力。”注1968

威尼斯人和热那亚人参加了首都的防御战。君士坦丁和城中民众尤为倚赖拥有巨大军事声望的热那亚贵族约翰（乔瓦尼·基斯蒂亚尼），他率领两艘载着700名士兵的巨舰到达了君士坦丁堡。如在过去的危险时刻曾多次发生的那样，金角湾海湾被一条巨大的铁索封锁。据说，直到近代仍可以在拜占庭的圣伊琳娜教堂内见到这条铁索的残存部分，现在，在那里修建了奥斯曼军事历史博物馆。注1969 648

穆罕默德在海上和陆上的军队中除了土耳其人外，还包括他所征服的不同民族的人民，其数量大大超过了君士坦丁堡的少数防御者，包括希腊人和一些拉丁人，尤其是意大利人。

世界历史上最重要的一个历史时刻即将来临。

土耳其人包围和占领“神佑城市”——君士坦丁堡的真实情况，在许多资料中留下了深刻的痕迹，这些资料使用不同的语言——希腊文、拉丁文、意大利文、斯拉夫文和土耳其文，从不同的角度，叙述了拜占庭帝国的最后时刻，在某些逐日逐时的记载中，使人感受到这场惊心动魄的历史剧之进程的最后一幕。

主要的希腊资料对这一事件的评价是不同的。经历了这场围攻战的乔治·弗兰策，是末代皇帝君士坦丁的亲密朋友、极为著名的外交官，他在帝国内享有高职，满怀对他的英雄帝王和巴列奥洛格王室的无限眷恋，反对教会联合；他描述拜占庭的末日，是想恢复失败的君士坦丁、他的被凌辱的国家和被侮辱的希腊正统信仰的荣誉。另一位同时代的作者，投靠了土耳其人的希腊人克里斯托布鲁斯（Critobulus），想表示他对穆罕默德二世的忠诚，将他那本明显受到修昔底德写作风格深刻影响的历史著作，献给“最伟大的皇帝，王中之王穆罕默德”；注1970尽管他并未攻击他的希腊同胞，但他却从奥斯曼帝国的新的臣民的立场出发来评述拜占庭的末日。还有一位小亚细亚的希腊人杜卡斯、教会联合的倡导者，他认为，帝国安全的唯一途径就是实现教会的联合。他从支持西方的立场写起，尤其强调热那亚指挥官基斯蒂亚尼的贡献和功绩，贬低君士坦丁的作用，但同时对希腊人也不乏关爱和同情。拜占庭最后时期的687

学术、文献、科学和艺术

从政治和经济方面看，巴列奥洛格统治时期的帝国的确处于一片危机之中。在奥斯曼土耳其人进逼下，帝国节节败退，领土越来越少，最后只余君士坦丁堡及其周围地区，还有莫里亚。很明显，帝国既没有合适的时间和空间，也没有合适的条件来推动文化的发展。然而，事实上，14、15世纪处于衰败中的帝国，特别是君士坦丁堡，却是一个充满活跃气息的学术和艺术活动的中心。君士坦丁堡的学校仍然像这个城市最辉煌的时代那样繁荣，这里的学生不仅来自遥远的希腊地区，如斯巴达和特拉布松，甚至还来自正处于文艺复兴高潮时期的意大利。以杰米斯图斯·普勒桑为首的哲学家，解释了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的思想。那些研究着最好的古典著作的样本，并努力使自己同古典风格相匹配的修辞学家和文献学者们，吸引了成群结队的热情听众和追随者，在他们的活动和兴趣中，出现了一些堪与意大利人文主义相媲美的学者。许多历史学家描绘了帝国的末日。以静修派运动为标志的活跃的宗教生活以及同罗马教会联合的问题都在文学、教会教义、神秘主义和修辞学作品中留下了痕迹。在诗歌创作中也表现出了一种复苏。文学复兴紧跟着是艺术的复兴，留下了极富价值的丰碑。除了君士坦丁堡外，米斯特拉-斯巴达也因活跃的学术活动而闻名。14世纪是萨洛尼卡城在文学和艺术上的黄金时代。注2102

总之，在帝国的政治和经济衰退时期，希腊文明看起来似乎在聚集着它所有的力量展现古典文化的勃勃生机，并为将来19世纪希腊的复兴奠定了基础。一名历史学家这样说过：“在它就要灭亡的前夕，所有的希腊人似乎在重新积聚了她的聪明才智和力量，焕发着最后一道璀璨的光芒。”注2103

帝国家族的许多成员都以其学识而著称于世，巴列奥洛格和坎塔库津就是这样的人。迈克尔八世写了一些有利于教会联合的论文和涉及一些重要殉道者的教规，还留下了一部非常有趣的自传注2104，该自传的手稿现藏于莫斯科的教会图书馆；他还曾在君士坦丁堡创建了一座语法学校。长者安德罗尼卡热爱文学和艺术，是学者和艺术家们的恩主。一些学者肯定，他对学者和艺术家们的保护优化了当时的艺术氛围，从而出现了如君士坦丁堡霍拉注2105修道院（今卡里耶清真寺）那样的优秀艺术和镶嵌画作品。注2106曼纽尔二世还特别因其所受的教育和文学天才而著称。作为一位优秀的神学家、研究古典学的权威、机敏的演说家、杰出的修辞学家，曼纽尔留下了许多作品：一篇描述圣灵之产生的论文，一篇攻击伊斯兰教的文章，一些就不同主题发表的演说，以一种相当诙谐的风格所写的对于“一幅皇家壁毯上所织造的春天的描述”，以及写给他那个时代许多著名人士的重要信件，这些信件有的写于他被迫滞留于土耳其宫中时，也有的写于他在欧洲旅行时期。所有这些出于曼纽尔笔下的现存手迹共有109篇论文和书信。注2107 688

但是，就文学活动来看，在皇帝中居于首位的当属约翰六世坎塔库津，他在被迫逊位后即以约瑟夫的教名退隐于一座修道院，从事科学和文学的写作，以排遣自己的孤独。他的主要文学著作是四卷本的《历史》，或者可以说是“回忆录”，它囊括了自1320—1356年的历史，为其以后的历史著述提供了重要的史料。作者在前言中说， 他所要写的，都是历史的真实注2108，但是，他在记载自己参与的事件时背离了自己的宗旨，也许是无意识的。他极力为自己受的责难开脱，并极力褒扬自己和他的朋友及同伙；与此同时，他试图贬低、嘲笑和污蔑他的政敌。坎塔库津是唯一撰写详细回忆录的拜占庭皇帝，而且，尽管他对历史事件的评论带有偏见，它们却成为了对于14世纪巴尔干半岛复杂的历史及斯拉夫人，特别是巴尔干地区的地理状况进行研究的十分重要的资料来源。坎塔库津也写了一些神学著作，其中，大部分还没有出版。例如，其中与巴尔拉姆、犹太人和穆斯林争论方面的论文。约翰·坎塔库津将他对文学的兴趣传给了他的儿子马休，后者在父亲下台后，也被迫穿上了修士的黑袍，他亦写了一些神学和修辞学方面的文章。689

巴列奥洛格时代产生了一群重要和天才的历史学家，他们专门记载和解释了当时的悲剧性事件。历史学家帕希梅利斯（1242—1310年）学识渊博，在希腊人驱逐了拉丁人后，才由尼西亚来到君士坦丁堡。由于所占据的高官位置，帕希梅利斯可以根据可信的官方文献补充他自己的观察。他是一个热情的希腊民族精神的代言人，因此，他反对与西方教会联合的主张。除了他的一些修辞学和哲学方面的论著、以六韵节文字写的自传及一些书信外，他还是一部非常重要的历史著作的作者，该著作记载了自1261年至14世纪初年（1307—1308年）的历史。这是研究迈克尔八世时期及长者安德罗尼卡统治时期所需要的主要资料。在拜占庭历史学家中，帕希梅利斯是 作家约翰·阿纳格诺斯特斯（John Anagnostes）留下了对于1430年土耳其人攻击萨洛尼卡事件的真实记载。与卡纳努斯不同的是，阿纳格诺斯特斯严格地对于文学写作的手法循规蹈矩，十分小心地保持其使用之希腊语的纯正。

对于1453年君士坦丁堡之陷落这一深刻震撼了其当代人的最后事件进行了记载的有四位作者，他们的作品各有其不同的立场和价值。这些，我们已经讨论过了。但是，这四位作者——乔治·弗兰策、杜卡斯、劳尼科斯·卡尔科康迪勒斯，以及克利托布鲁斯——所留下的资料，不仅可以用来研究君士坦丁堡之陷落，而且可以用于巴列奥洛格王朝的整个时期。

弗兰策的编年史现存两种版本，一个是简本，另一个相当详细。那部简本，通常被称为“迷你”（minus）本，仅记载了1413—1478年的事件，而那部详本（maius）即弗兰策所著《历史》包括了自1258—1478年间的重要事件；它之开端是尼西亚帝国的末期，其结束则于土耳其人攻击君士坦丁堡之时；在围城期间，他本人就在城内，因此，作为一位目击者，他做了很详尽的记载。君士坦丁堡陷落后，他被土耳其人搜捕。后来，他被赎出，一度逃至当时还没有被土耳其人攻占的米斯特拉。在土耳其人征服伯罗奔尼撒半岛之前，弗兰策逃到了当时仍然属于威尼斯人的科孚岛上。他在一所修道院中皈服了圣道，取名格雷戈利乌斯（Gregorius），在一些科孚名流人士的要求下，写下了自己的这部历史。注2119由于弗兰策作为巴列奥洛格王朝之廷臣的经历，并且与该王朝有着密切的关系，这就决定了弗兰策成为巴列奥洛格家族的御用历史家，他经常夸耀他们的才能而掩盖他们的过失。弗兰策之作品的显著特点是他对土耳其人的恨、对于正教会的虔诚与崇敬以及对巴列奥洛格王朝的忠心不二。尽管他有着一些偏见，但这部著作，作为一部由接近其所记载事件的目击者的作品，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关于约翰八世统治时期以后的记载尤其重要。弗兰策的写作风格简朴无华，其中有一些土耳其和意大利用语。一位研究弗兰策的传记作家评价道：“尽管他基本上是一位国务官员——这本身就构成了他所写的历史之价值——但他像多数拜占庭历史学家一样，拥有丰富的文学知识。”注2120“国务官员”（ A Man of Affairs）一词意指弗兰策与君士坦丁十一世的个人和国家事务，以及帝国面临的实际状况等有着密切的关系。692

杜卡斯是小亚细亚的希腊人，他“以一种略作修饰的希腊口语”注2121记载了1341—1462年的历史事件，即由约翰五世即位到土耳其人征服莱斯博斯岛之时。在其著作的开卷几页，他简略地记载了自亚当开始的编年史；最后三位巴列奥洛格统治时期的历史在书中记载得尤为详尽。尽管他是地地道道的希腊正教徒，但还是接受了与罗马的和解，认为这是拯救帝国于危难之中的唯一途径。杜卡斯几乎一生都在为一位统治莱斯博斯的热那亚人做事，但他却从来没有与希腊人民中断联系。他以深切的悲哀注视着他们的末日，而且，他对君士坦丁堡之陷落的描写是以一首哀歌结尾的，其中的一个片断我们在前面已经引用了。杜卡斯的著作并不仅仅以希腊文本保存下来，还有一部意大利文的版本，在这一版本中，有数处补充的部分是希腊原文版中不曾有的。注2122一位研究杜卡斯的传记作者说道：“公平地说，尽管杜卡斯表现出了他的爱国主义思想，但他的作品的沉稳、平实、凝练，却使他成为人们真实无误地理解历史人物和事件的优秀向导。”注2123杜卡斯的最近一位传记作者评论道：“杜卡斯是一位值得研究的作者；因为他忠于史实，而且，有时候——在多数情况下——他是目击者，按照历史学家的眼光看，这就远远超过了他的文字风格上的缺陷，而他的文风的粗糙，曾经激起了不够完善的波恩大全的编者的勃然大怒。”注2124 693

劳尼科斯·卡尔科康迪勒斯（或卡尔科坎迪勒斯），或者是以它的简写形式：卡尔康迪勒斯（Chalcodyles）注2125。他是雅典人，他的作品之核心内容不是关于巴列奥洛格宫廷，也不是君士坦丁堡，而是关注新兴的、朝气蓬勃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他写了一部10 卷本的《历史》，记载了自1298—1463年，或者更确切地说，至1464年年初的事件；注2126他不仅记载了巴列奥洛格王朝的历史，也记载了奥斯曼人和他们的统治者们的历史。劳尼科斯曾经被迫逃出雅典，在伯罗奔尼撒半岛居住到土耳其人征服时期，然后到了意大利，或者更可能是到了克里特，在克里特完成了他的著作。劳尼科斯仿效修昔底德和希罗多德的文风，是一个典型的，只能从文字上模仿古典语言，却难以理解其精义的希腊人。他像修昔底德那样，纯属想当然地让他笔下的人物发表演说。他所记载的欧洲一些民族和国家的资料，通常是相当不准确的。注2127最近一位研究劳尼科斯的学者认为：“在民族仇恨怒火熊熊燃烧的这片世界土地上，他以少有的公允态度描述了他的祖国之大敌的起源、组织和成功，他还将他的笔触伸展到希腊帝国疆域以外的世界，以一种节外生枝的好奇心，仿效希罗多德的文风，深入到塞尔维亚人、波斯尼亚人、保加利亚人和罗马尼亚人中间；他还写了东南欧以远的国家——包括匈牙利、德意志、意大利、西班牙、法兰西和英格兰等地的风土人情。这种广博性证实了一种批评意见，即‘他具有刺激人们的好奇心从而引起众人注意力的天才，使得我们在读他写的书时不至于感到困倦。’”注2128

最后一位是克利托布鲁斯，他不成功地模仿了修昔底德的文风，于1451—1467年为穆罕默德二世写了一部曲意奉迎的历史作品。

巴列奥洛格王朝的时代，虽然产生了几位历史学家，但几乎没有多少编年史家。在14世纪，只有一位编年史家，即伊弗雷姆（Ephraim），他以韵文体写了一部编年史（大约有100 000行），包括了自朱利乌斯·恺撒时期至迈克尔·巴列奥洛格于1261年复国期间的历史。但从历史的角度看，这部编年史毫无用处。

教会联合在巴列奥洛格王朝时期成为特别紧迫的问题，达成了两次正式的联合，导致了长期而激烈的“静修派”争论，刺激了神学和辩论文学的蓬勃发展。辩论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数个对于联合和静修派运动取赞成态度或反对态度的一批作者；其中一些人前面已经有所交代。694

在赞成联合一派中，应该提到三位作者兼活动家，他们是：死于13世纪末期的约翰·贝库斯，生活于14世纪的底米特里·辛多尼斯和15世纪著名的、知识广博的神学家，尼西亚的贝萨里翁。

约翰·贝库斯与迈克尔·巴列奥洛格是同时代人，他起初反对与罗马和解，并抵制迈克尔的教会策略。因此，他激怒了皇帝，皇帝无视他居有很高的教职，将他投入监狱。据资料披露，贝库斯是一个受过良好教育、有杰出才智的学者。一位希腊历史学家讲：他“学识渊博、经验丰富，具有杰出的辩才，足以使（这场）宗教分裂活动停止。”注2129另一位14世纪的历史学家称他是一个“聪明绝顶的人、雄辩术和智慧的大师，他具有同时代任何人所不具备的天才……他思维敏捷、出口成章</a>，熟悉教会规章律法，其他那些人在他面前只不过是乳臭未干的幼童。”注2130尼西亚时期的尼斯福鲁斯·布莱米底斯的著作，使他改变了自己的宗教思想倾向。他开始成为赞同联合的人。迈克尔八世将他扶上了君士坦丁堡牧首的宝座，一直到安德罗尼卡二世破坏了教会联合，罢免了他，并将他投入监牢死去。贝库斯的最长的一部专著是：《论古罗马和新罗马教会之联合与和平》，文中，作者企图证明，希腊教父们已经承认了拉丁教会的教义，但是，后来以佛提乌为首的希腊神学家们亵渎了它们。贝库斯也论证了所谓圣灵的发展过程。他还以上述风格写了其他的神学论文。对于后来追随其联合立场的人们来说，贝库斯的著作是他们能够从中汲取所需资料的丰富源泉。注2131

底米特里·辛多尼斯是巴列奥洛格王朝统治时期的一位天才的神学和修辞学作者。他于14世纪初出生于萨洛尼卡，死于15世纪初，因此他几乎活了整整一个世纪。注2132在米兰时，他逐渐地全面掌握了拉丁语言和文学。他相继在萨洛尼卡、君士坦丁堡和克里特生活，并获得威尼斯市民资格注2133，最后他死于一座修道院。辛多尼斯积极参与了他那个时代的宗教争论问题，热衷于同罗马实现和解。在他的作品中，表现出他比许多同时代人更精通拉丁语，并且能够使用最著名的西方著作家和学者们的著作。他写了许多论述不同问题的神学、修辞学以及哲学方面的文章。注2134在辛多尼斯的著作中有一篇文章论及“圣灵的发展进程”，显然不是他的作品，而是他的一个学生曼纽尔·卡勒卡斯（Manuel Calecas）的作品。注2135除了其他一些作品外，辛多尼斯还将托马斯·阿奎那的著名神学著作《神学大全》由拉丁语译成了希腊语。这一翻译作品至今还没有出版。一位大公教会的信徒如此评价：“这一部使得圣托马斯以大马士革的圣约翰之口气说话的力作曾经在图书馆的尘埃中埋没了四个世纪之久。这难道也是它未来的命运吗？难道我们就找不到一个既是托马斯主义者又是希腊主义者的一个神学家或者一个使徒去向希腊教会传播辛多尼斯为未来社会准备的遗产吗？”注2136难道这一译著不是“引导东西方教会联合的向导吗？”695

在辛多尼斯的讲演中，似乎应该注意两篇“商讨式的”演说词，其中描述了面对土耳其人的危险时，君士坦丁堡城内的居民之忧患情绪，讨论了迁徙至西欧的可行性，督促希腊人和拉丁人联合其全部力量抵抗共同的敌人。注2137

但是，14世纪文化史上的最重要问题，是辛多尼斯的大量通信。其中多数还没有得到出版；在447封信中，只有51封得以印刷出版。在他的通信集中，可以提到的有曼纽尔二世（32封信），约翰·坎塔库津（11封信），对于这位约翰，他在信中满是友好的语汇，此外，还有与他那个时代另外一些名人的通信。注2138 696

只有辛多尼斯的所有信件得以出版，学者们才可能期望对于他的生平和全部著作进行研究。此外，如果不能对这一新的资料进行细致深入的研究，拜占庭最后几个世纪的希腊文明史也很难得到完全的了解和足够的评价。这一研究不仅涉及希腊文明，而且将揭示拜占庭和意大利文艺复兴之间的文化联系，而辛多尼斯恰巧密切地与此一问题有关。14世纪末期一位意大利文艺时期的最著名代表人物克鲁乔·萨卢塔蒂注2139（Colio Sautati）曾经给辛多尼斯写过一封相当长而且对其大加颂扬的信。注2140

在安德罗尼卡二世巴列奥洛格统治时期两次荣登牧首位置（1289—1293年；1304—1310年）的君士坦丁堡牧首阿塔那修斯一世显然能够为他那个时期的帝国之政治、宗教和社会状况提供最为重要的资料。他的一些已经得到出版的作品使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断言。注2141

著名的尼西亚的贝萨里翁（Bessarion of Nicea）也属于联合派的成员，他是佛罗伦萨会议的参与者、后任罗马教会的红衣主教。但是，他个人和他的活动之重要意义远远超出了他的神学作品；他有一些教义方面的论文表明他是从拉丁教会的观点考虑问题的，因此，在讨论拜占庭和文艺复兴的关系时将对于这些论文进行讨论和评价。

教会联合派的对立方也有他们的作者群，但是，他们难以与诸如辛多尼斯和贝萨里翁这样知名的联合派代表相匹敌。塞浦路斯的格列高利（他的俗名叫作乔治），是安德罗尼卡二世时期的牧首，是约翰·贝库斯的主要的、但却是不十分成功的对手，他同时代的资料中称他是“以其学识而著称的人”注2142，他留下了一些讨论教义的作品，试图以希腊人的观点来解释“圣灵的发展进程”。格列高利的修辞学作品特别重要。例如，在费拉拉-佛罗伦萨会议上拒绝签署联合协议的以弗所都主教马尔库斯（马克）·尤金尼科斯曾经写过几篇辩论性的短文，其中一篇针对贝萨里翁的文章中，恰当地将贝萨里翁归于为了希腊民族的立场而赞成联合的代表之列。注2143 697

拜占庭教会中最伟大的辩才，土耳其占领下的on the Misfortunes of My Life）详细地叙述了在穆斯林占领君士坦丁堡的早期，作者的生活、工作及希腊教会的情况。他也写过一篇简要的历史作品，即一部《编年史》，根据其亲笔手稿整理的作品已经于1935年首次出版。尽管这部《编年史》只有九页，它却包含了自亚当时期到1472年的全部年代。注2145

参与静修派运动争论的双方都涌现出一些作家，其中包括该运动的创立者西奈山的格雷戈利乌斯·帕拉马斯，他是静修派的精神领袖，写作了许多教义论文和演说词，其中有66篇在色萨利梅泰奥拉的一所修道院中被发现。注2146强烈反对静修派运动的尼斯福鲁斯·格雷戈拉斯的文学活动，前面已经讨论过了。另一位帕拉马斯的对手，塞浦路斯人约翰生活于14世纪后半期，他可能是“揭示圣灵的自然因子”（?κθεσι? στοιχει?δη? ??σεων θεοmbda;ογ ικ?ν或Exposition materiaria eorum quae de Deo a theologies dicuntur）一文的作者，而这篇文章恰是试图按照西方经院哲学的模式研究教义问题的初步尝试。注2147 698

最伟大的神学家，当代最优秀的拜占庭作者、东派教会最天才的神秘主义者尼古拉斯·卡巴西拉斯也属于14世纪。卡巴西拉斯与西欧神秘主义者相同，其思想的基础都是一位被称为丢尼修·伪阿莱奥帕吉特者（Dionysius Pseudo-Areopagite）的著作，此人的写作年代似乎应该是在5—6世纪之交。拜占庭神秘主义在7世纪经历了一场重要演变，要归功于忏悔者马克西姆斯，他将伪阿莱奥帕吉特著作中的神秘主义思想与他的新柏拉图主义思想因素分离开来，并将它与东派正教会的教义相结合。马克西姆斯的影响在14世纪的神秘主义者的著作中仍然可以感觉到，而尼古拉斯·卡巴西拉斯则是他们的主要代表。

尼古拉斯·卡巴西拉斯是知名度较小、而其著作也很少有人研究的作者。因为，他的许多作品都没有出版。其中相当一部分，特别是他的演说稿和信件，现保存在巴黎国家图书馆内的一些手稿中，其中一种曾经被罗马尼亚历史学家塔弗拉里用于他所写的关于萨洛尼卡的专著中。注2148研究卡巴西拉斯的神学作品，有两篇文章是很重要的，即“活在基督里面的七句话”（De vita in Christo）和“圣礼的阐释”（Sacrae liturgiae interpretatio）。注2149如果我们在这里讨论卡巴西拉斯“活在基督里面就是与基督教结合”的论点，显然与本书此处的宗旨相距太远；但是，人们显然可以说，卡巴西拉斯在拜占庭神秘主义方面的论述不仅有其本身的意义，而且，联系到静修派运动和西方欧洲神秘主义运动，应该在14世纪的拜占庭文献史上占有相应的位置，亦应该能引起学者们的关注，而此前，学者们相当错误地忽视了这位重要的作者。学者们在评价卡巴西拉斯的神秘主义思想时意见不一，其中一些人甚至宣称，卡巴西拉斯的思想，根本称不上是神秘主义的东西。注2150卡巴西拉斯的书信也值得出版。按照法国学者居兰德的说法，卡巴西拉斯的写作风格简朴而优雅（尽管有时太过细腻），而且，收集了许多新的重要的数据。注2151 699

巴列奥洛格时期哲学领域的代表人物是著名的乔治·普勒桑。注2152他对古典时期的希腊文化怀着满腔热情，是柏拉图的一个崇拜者，他通过对于新柏拉图主义的研究而完全了解了柏拉图，他也梦想着用古代神话中的众神来创建一种新的宗教。他是一个真正的人文主义者，并与意大利有着密切联系。在拜占庭，对于古典哲学，特别是对亚里士多德，以及11世纪以来对柏拉图的兴趣，从来没有停顿过。11世纪的迈克尔·塞勒斯、12世纪的约翰·伊达路斯、13世纪的尼斯福鲁斯·布莱米底斯，都曾经在哲学研究方面投入甚多，其中，塞勒斯主要研究柏拉图，而其他几位主要研究亚里士多德。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两派哲学思想的斗争，是中世纪哲学的标志性特征，在拜占庭“静修派”运动争论中表现得十分突出。因此，就为杰米斯图斯·普勒桑这个特别重要的人物铺平了道路。

普勒桑在君士坦丁堡接受了基础教育，在莫里亚王国的文化中心米斯特拉度过了他大半生的岁月，几乎长达一个世纪之久。他曾陪同皇帝约翰八世参加了弗拉拉-佛罗伦萨宗教会议。普勒桑逝于米斯特拉，大约是在1450年。1465年，一位意大利籍的将军、文学活动的赞助者，出身名门望族的马拉泰斯塔从土耳其人手中攻取了斯巴达，遂将普勒桑的骨灰转移到意大利小城里米尼，至今，他的骨灰仍安置于圣弗朗西斯科教堂。注2153

普勒桑的哲学著作之目标是通过对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哲学的比较，解释柏拉图哲学的重要性。普勒桑在亚里士多德主义与柏拉图主义的斗争中开辟了一片新的天地。他将他对柏拉图的了解和他的热情带到意大利，在科西莫·美αυγγραφ?），很遗憾，这篇文章没有能全部保存下来。一方面，这反映了在当时颇带倾向性，却势必失败的企图，即通过建立新柏拉图的哲学而在基督教的废墟上恢复传统古代宗教；与此同时，它也试图为人类设计出理想的生活条件。为了说明人类的幸福包括哪些因素，普勒桑认为，有必要彻底理解人的自然性和包括人类在内的宇宙体系。普勒桑也为伯罗奔尼撒的复兴向曼纽尔提出了他的计划。700

普勒桑的重要性和他的影响，已经远远超出了拜占庭文化史的研究范围，仅仅因为如此，他的思想也需要得到深刻的关注。他的活动和重要性还没有得到充分的估价，因此，对于杰米斯图斯·普勒桑之重要性的研究，是研究拜占庭帝国晚期文化史的历史学者所面临的一个最有魅力的课题。注2155

在与哲学通常有关的修辞学方面，人们大概能够记得一些作者。塞浦路斯的格雷格利乌斯（乔治），是长者安德罗尼卡在位时的一位君士坦丁堡牧首，曾经写过一部文字优雅且颇为重要的自传。注2156与塞浦路斯的格雷格利乌斯生活在同一时代的尼斯福鲁斯·查姆诺斯（Nicephorus Chumnos），也是他的学生，写了一系列关于神学、哲学和修辞学方面的论文，并留下了172封书信。从他的哲学论文中可知，他是亚里士多德最热情、最灵活的辩护者。查姆诺斯与他那个时代许多在政治、宗教或文学领域声名卓著的人物保持着通信联系。尽管与他的老师相比，查姆诺斯在其风度、创造性和学识方面略为逊色，但仍然是研究他那个时代拜占庭和意大利文艺复兴关系时值得特别关注的重要人物。“尽管查姆诺斯有些奴性，但却以他对古典学术的热爱、以他的热情以及他广博的知识，成为意大利和西方文艺复兴的先驱人物。”注2157 701

马扎里斯的作品——对卢西安作品的模仿，《马扎里斯在冥府的逗留》The Sojourn of Mazaris in Hades和《回到人世之后》A Dream After the Return to life，还有他在15世纪早期关于伯罗奔尼撒事务的信件——提供了卢西安在拜占庭文学作品中被人们模仿的重要实例，并给了我们关于当时拜占庭文化生活的重要细节，尽管这位模仿者的文学才能很差。

在文学方面，巴列奥洛格时期亦产生了为数不少的重要作家。就思想倾向而言，他们是一个新的文化时代的先驱，如克伦巴赫所说，他们与自己的拜占庭前辈，如佛提乌或萨洛尼卡的尤斯塔修斯等人的联系，远逊于他们与西方古典学复兴时期的 在这一批文学家中，有修士马克西姆斯·普拉努底斯（Maximus nudes，俗名曼纽尔），他是巴列奥洛格王朝前两代皇帝时期的人，一直在闲暇时从事科学和教学事业。他曾经作为拜占庭的使节访问过威尼斯。由于他在拉丁语言和文学方面的知识才能，使之与当时西方兴起的文化运动保持了密切联系。普拉努底斯是一个勤勉不倦的教师，他写过一些语法方面的论文，且有100多封书信表现出他个人的知识水平和学术兴趣及他所致力于从事的事业。普拉努底斯还留下了一部根据古典作家著作编写的历史和地理文献摘录，以及对于一些如老加图（Cato de Elder）、奥维德、西塞罗和恺撒等拉丁作家作品的译文。他在西方最为声名卓著的作品可能是他的希腊作者作品选。现存的大量普拉努底斯的手稿表明，在人文主义时代的早期，他的这些手稿经常在西方教授希腊文的教材中选用。同时，从拉丁文翻译为希腊语的大量手稿，也为文艺复兴时代东西方文化上的新联系做出了巨大贡献。702

生活于安德罗尼卡二世时期的普拉努底斯的学生、也是他的朋友曼纽尔·莫斯霍布鲁斯（Moschopulus），与其老师一样，对于我们认识13世纪末和14世纪初拜占庭学术的特点，以及古典学术在西方的传播有着重要意义。他的《语法问答》和《希腊语词典》与普拉努底斯的翻译著作一样，都是西方人学习希腊语的热门教材。而且，他对于一些古典作家的评述和他的书信集也提供了重要的史料，而这些都还没有受到足够的研究或评估。

与安德罗尼卡二时同时代的狄奥多勒·梅托希特斯在拜占庭历史上通常被认为是一位语言文学家。但是，他广泛而多方面的活动却远远超出了单纯语言文学的范围。在本书中谈到尼西亚帝国时，曾经提到他是尼西亚的一篇赞颂词的作者。他受到过很好的教育，是古典学术领域的一位权威人士，是普鲁塔克和亚里士多德的仰慕者，但他尤其仰慕柏拉图，称柏拉图是“智慧的奥林匹斯山”、“活的图书馆”和“缪斯女神的赫里孔山”注2159。作为一个精明的政治家，安德罗尼卡二世时期的707

巴列奥洛格时期以民间口语形式写成的一些重要的文学作品也得到了保留。长达9000句之多的以韵文写成的《莫里亚编年史》的希腊文版，在谈及拉丁人征服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历史事件时，已经从历史的角度对此做了相应的评述。这部著作提供了当时希腊民间口语的一个有趣的范例，这时的口语已经从当时征服并统治这一地区的罗马人那里汲取了许多词汇和习惯用法。该编年史的原始版本究竟是以哪种语言写成，目前还有一些疑问：一些学者认为原文是法文，也有一些学者认为其原文是意大利文，而且很可能使用了威尼斯方言。注2190但依笔者之见，其原文是希腊语。该书之希腊文版的作者通常被认为是一个希腊化的法兰克人，他恰好生活于书上所描述之相应事件发生的时期，而且，作者对于伯罗奔尼撒事务十分熟悉。

在上述同一历史时期，有一部诗体传奇（大约含有4000行）“利比斯托罗斯和罗达姆内”（Lybistros and Rhodamne），它的故事情节和思想内容与浪漫传奇诗“贝尔山德罗和赫利山查”（Belthandros and Chrysantza）极其相似。其故事情节比较简单：利比斯托罗斯在梦里得知，罗达姆内是他未来的妻子；他发现，她原来是一位印度公主，遂向她求爱，最后，他与自己的情敌决斗取胜，赢得了罗达姆内作为自己的妻子。但他的情敌使用巫术拐走了罗达姆内，最后，罗达姆内经历了重重磨难，平安地与利比斯托罗斯团圆。注2191对这一传奇诗，人们必须注意到法兰克文化与东方生活条件的交融。在“贝尔山德罗与赫利山查”这首诗中，法兰西文化与希腊文化还有明显区别，而在“利比斯托罗斯”一诗中，法兰克文化已经深深地植根于希腊的土壤之上；但与此同时，它也屈服于希腊传统的影响。无论如何，尽管此诗歌受到拉丁文化的影响，但却不是对西方文化模式的简单模仿。迪尔说：“如果说，诗中所描述的社会已经渗透了相当一些拉丁文化的成分，但它总的来讲还是保持了明晰的拜占庭色彩。”注2192该诗作的原文产生于14世纪。现存的传奇诗“利比斯特罗斯和罗达姆内”版本，经过了后人的修订。708

也许，一部希腊文版的托斯坎尼诗歌《菲奥里欧和比安西菲欧勒的传奇》（ Il cantare de Fiorio e Biancifiore，14世纪的作品）也是15世纪翻译引进的。该叙事诗的希腊文版本含有2000行，是用民间通俗希腊语或者说是以“民间韵律”写成。希腊文献中没有一处提到这首诗是希腊的诗歌。克伦巴赫认为，该韵体诗的作者是一个“希腊化的法兰克人”注2193，即，是一个信奉罗马公教派基督教的信徒。但是，这一评断现在看来是错误的。很有可能，这部希腊版作品的匿名作者是一位希腊正教徒。注2194史诗《菲奥里欧和比安西菲欧勒的传奇》的希腊文版本（?mbda;ωρ?ον κα? Ⅱ mbda;?τδια ?mbda;?ρη?）对于了解巴列奥洛格时期的民间通俗希腊语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可能是在15世纪初，产生了题为“拜占庭的阿基里斯”（The Byzantine Achilleid）的诗篇，它也是用民间韵律写成。尽管这篇诗作的标题使人们想起特洛伊战争和荷马史诗，但这首叙事诗却与荷马史诗毫无关联。这首诗的背景是法兰克移民的封建领地。而该诗的主角阿基里斯则受到另一位拜占庭英雄传奇诗中之角色狄吉尼斯·阿克里特斯的影响。“阿基里斯事实上是一位受洗时取了古人名字的狄吉尼斯”注2195。对于《阿基里斯》一书的作者是否了解上述拜占庭传奇叙事诗（即关于阿克里特的叙事诗）的某一个版本，或者，他是否从两首诗的共同资料来源，即民众的传奇诗歌中采纳了相似的情节，我们并不清楚。这一问题目前还不能完全得出结论，但是，两首传奇诗中的一些相似情节，使得 巴尔拉姆在文艺复兴历史中的作用事实上远没有那么复杂。他只是一名不太成功的希腊语教师，能传授语法基础知识并起到活字典的作用，科勒林认为，“其中还有一些非常不精确的资料”注2223。对于巴尔拉姆在文艺复兴中的作用，A.维切洛夫斯基给予了更为正确的评价：“在意大利人文主义早期历史中，巴尔拉姆的作用是表面性的，偶然的……作为一名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家和唯心主义哲学的敌人，他仅能给予他的西方朋友以希腊语言方面的知识及一些学问的断片；但他的德行却因人文主义用以表现自己的理想和期待而被夸大了，而他是无法对这种期望做出回应的。”注2224

第二个在文艺复兴早期发挥了重要作用的希腊人是巴尔拉姆的学生莱昂提乌斯·皮拉图斯（Leontius Ptus），他和他的老师都是卡拉布里亚人，也死于14世纪70年代。他从意大利移居到希腊，后来又返回意大利。在意大利他被看作是萨洛尼卡的希腊人，而在希腊又被看作是意大利人，不论在哪儿生活他都会与人发生争论。他曾在佛罗伦萨与薄伽丘一起生活三年，给薄伽丘讲授希腊语并对《神谱》给予一些建议。佩特拉克和薄伽丘都在他们的著作中提及了莱昂提乌斯，并以相似的方式描绘了这个“有着禽兽般举止、行为怪僻的人”注2225之倔强、严厉、急躁的性格和难以接近的外表。在写给薄伽丘的一封信中，佩特拉克写道，莱昂拉乌斯在对意大利和意大利人进行了傲慢无理的抨击之后离开了他，而在旅程中又写给他一封“比其胡子和头发更长更令人作呕的信，信中，他向上天赞美可恨的意大利，贬低和谴责他以前极为赞颂的希腊和拜占庭，并以此为乐；接着他恳求我让他回去，比使徒彼得向基督祈求掌控水性还要诚挚”。在同一封信中还有如下有趣的内容：“现在听吧、笑吧，还有其他更有趣的事情，他请求我给君士坦丁堡皇帝写信推荐他，可我既不认识这位皇帝也不知道他的名字；但他想要如此，并想当然地以为（那位皇帝）会像罗马皇帝注2226对我那样仁慈、宽厚；似乎他们的头衔相同，就表示他们完全相同，或者由于希腊人称君士坦丁堡为第二罗马就敢于认为它不仅与古代的罗马一样，甚至还在人口和财富上超过了前者。”注2227在《神谱》中，尽管薄伽丘将莱昂提乌斯描绘得极其丑陋，总是全神贯注地陷于沉思，态度粗鲁、不友善，但他却是活生生的希腊文学的泰斗和希腊神话、寓言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活档案。注2228当然，当莱昂提乌斯与薄伽丘在一起时，曾完成了第一部文学上的《荷马史诗》的拉丁语译本。然而，这个译本很不完善，以至于后来的人文主义者认为有必要以一部新的译本取而代之。正像薄伽丘所表明，我们必须考虑到一个事实，即莱昂提乌斯的许多知识都是受惠于他的老师巴尔拉姆，而Th.乌斯宾斯基说“后者的价值必须在我们的眼中居于更高的地位”注2229。716

我们完全承认在希腊语研究方面莱昂提乌斯·皮拉图斯对薄伽丘的重要影响，但在文艺复兴的全部历史过程中，皮拉图斯的作用却只限于通过授课和翻译手段在意大利传播希腊语言和文学知识。此外，薄伽丘之所以能名垂后世，也并非依赖着希腊文学提供的养料，而是完全不同的基础。717

因而，这些出身于南意大利（卡拉布里亚）而非拜占庭的希腊人在早期人文主义运动历史中所起的作用，仅仅在于他们传播了语言和文学方面的专门知识。

我们经常强调的是巴尔拉姆和莱昂提乌斯·皮拉图斯都是南意大利卡拉布里亚人这一事实，在整个中世纪时期，那里的希腊语言和民间传统都很活跃。尽管南意大利古老的“大希腊”（Magna Gria）因素还没有完全被罗马吸收，但一般来说，6世纪的征服者查士丁尼一世也向意大利尤其是南意大利引入了许多希腊因素。查士丁尼一世之后不久，征服了意大利大部分地区的伦巴德人自己也受到希腊潮流的影响，从而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希腊文明的提倡者。考察希腊人口逐渐增加的南意大利和西西里的希腊化是很必要的。6、7世纪，许多希腊人在入侵希腊的斯拉夫人压力下被迫离开他们的祖国前往南意大利和西西里。注22307世纪，由于拜占庭大部分领土被波斯人和阿拉伯人征服、劫掠，导致大批希腊人向西西里和南意大利的移民浪潮。8世纪，大批希腊修士为逃避破坏圣像派的皇帝们之迫害而来到意大利。9、10世纪，西西里被阿拉伯人征服时，来自西西里希腊难民的足迹踏遍了南意大利。这可能是拜占庭南意大利希腊化的主要根源，因为拜占庭文化仅在10世纪才开始在那里繁荣，“好像仅仅是西西里文化的继续和继承”。注2231A.维切洛夫斯基写道：“这样，在南意大利形成了希腊人口密集的群岛和靠单一语言、宗教以及修道院为代表的文化传统团结起来的人民及其社会。这种文化的繁盛期自9世纪下半叶一直延续到10世纪下半叶，甚至持续到更晚的诺曼人时代……南意大利许多最重要的希腊修道院都是12世纪建立的。这些修道院的历史也就是南意大利希腊化的历史。它们各有自己的初始时期、在洞穴里沉溺于读写经文的隐修士时期，也有组织良好的集体结构的修道时期，其中有其抄胥的学校、图书馆和文化活动。”注2232中世纪希腊人的南意大利出现了许多作者，他们不仅描写了圣徒生活，也创作了宗教诗歌；他们“还保存了学术传统”注2233。13世纪下半叶，罗杰·培根（Roger Bacon）提及了教宗们已经注意到，“在意大利许多地方，神职人员和居民都是纯粹的希腊人”注2234。同一时期的一位法国编年史家指出，“卡拉布里亚的农民只说希腊语”注2235。14世纪，在佩特拉克的一封信中谈及了一名听从其建议而前往卡拉布里亚的青年：他本来希望直接去君士坦丁堡，“但了解到曾经是人才济济的希腊现在已大不如前，因此相信了我的话……；他从我这里知道，卡拉布里亚有许多人相当熟悉希腊文学知识……他就决定到那里去了。”注2236 这样，14世纪的意大利人不需要为了掌握希腊语言的初级知识和希腊文学的入门知识而去求助于拜占庭；他们有一个更近的知识来源，即南意大利，正是在这里，产生了巴尔拉姆和莱昂提乌斯·皮拉图斯。718

拜占庭对意大利的真正影响开始于14世纪末并在整个15世纪延续下来，即曼纽尔·赫里索罗拉斯,杰米斯图斯·普勒桑和尼西亚的贝萨里翁等真正的拜占庭人文主义者的时代。

曼纽尔·赫里索罗拉斯大约在14世纪中叶出生于君士坦丁堡，并在其家乡以杰出的教师、雄辩家和思想家而闻名。一位年轻的意大利人文主义者瓜利诺（Guarino）为了能拜曼纽尔·赫里索罗拉斯为师而前往君士坦丁堡；赫里索罗拉斯教授了他希腊语，由此瓜利诺开始研究希腊诸作家。由于皇帝的命令，赫里索罗拉斯赴意大利执行一次特殊的政治使命，他的名声传到哪里，就在哪里受到热情的接待。意大利各地人文主义中心竞相热切地向这位外国学者发出邀请。他用了几年时间在佛罗伦萨大学教书，有许多人文主义者去听他的课。那时，皇帝曼纽尔二世恰好在意大利，赫里索罗拉斯应召前往米兰，一段时间后又在帕维亚成为教授。赫里索罗拉斯回拜占庭稍作停留后又返回意大利，作为皇帝的使节进行一次长途旅行，到达了英国、法国，可能还有西班牙，最后与罗马教宗和教廷进行了密切接触。他受罗马教宗的派遣前去德国筹划即将召开的宗教会议，到达了会议举办地康斯坦兹，1415年死于此地。赫里索罗拉斯能受到如此重视很明显是由于他的教学和向其听众传授大量希腊文学知识的能力。他的神学论文、希腊语法、翻译作品（例如，对柏拉图著作的翻译）和信件等多种形式的著作并没有表明这种重视是归因于他杰出的文学天赋。但他对人文主义学者的影响是巨大的，他们倾其所能给予这位拜占庭学者最高赞誉和最真挚的热情。瓜利诺把他比作照耀了陷于黑暗蒙昧之中的意大利的太阳，并希望心怀敬意的意大利人应在他经过的地方竖立一座凯旋门。注2237他有时也被誉为“希腊雄辩术和哲学之王”。注2238在文艺复兴这一新的运动中，许多杰出人物是他的学生。一位文艺复兴时期的法国历史学家莫尼耶在回忆人文主义者对巴尔拉姆和皮科图斯的评价时写道：“这里没有迟钝的智者，令人厌烦的胡须，也没有随时想嘲笑泰伦斯（Terce）注2239那令人钦佩的智慧之光的粗鲁的卡拉布里亚人。曼纽尔·赫里索罗拉斯是一名真正的希腊人；他来自拜占庭；他是高尚的；他是博学的；他不仅懂希腊语，还懂拉丁语；他是庄重而温和的，虔诚而节俭的；他似乎是为美德和荣耀而生的；他熟悉最先进的科学和哲学成就；他是一位大师。他是第一位因在意大利占据一个教席而使古典传统重拾声望的希腊教授。”注2240 719

但对15世纪意大利影响更深更广的却是拜占庭文艺复兴的著名先驱，杰米斯图斯·普勒桑和尼西亚的贝萨里翁。前者是佛罗伦萨柏拉图学院的发起人，使西欧柏拉图哲学再生的人物；而后者则是这一时期文化运动的首要人物。

贝萨里翁于15世纪初生于特拉布松，在那里受到基础教育，后来被送往君士坦丁堡深造，接着又开始彻底研究希腊诗人、雄辩家和哲学家。与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即当时参加了君士坦丁堡课程学习的菲勒尔弗（Filelfo）的会面，使贝萨里翁了解了意大利人文主义运动，并对后来出现于意大利的古代文学艺术深感兴趣。隐修之后，在伯罗奔尼撒半岛即米斯特拉，贝萨里翁受教于著名的普勒桑，继续学习。他后来作为尼西亚的大主教，伴随皇帝参加了弗拉拉-佛罗伦萨宗教会议，极大地影响了趋向教会联合的谈判进程。贝萨里翁在这次宗教会议期间写道：“不论有多少看似合情合理的原因，我都不认为与拉丁人的分离是正确的。”注2241 720

在意大利驻留期间，贝萨里翁热切地投身于文艺复兴的紧张生活中。就其才能和所受的教育，他绝不逊于意大利人文主义者。他与这些人文主义者过从甚密，而且由于他在联合问题上的立场，也与教廷有了密切接触。在返回君士坦丁堡时，贝萨里翁很快地意识到，由于大多数希腊人的敌对情绪，教会的联合不可能在东方实现。恰在此时，他接到了来自意大利的消息，得知自己已经被任命为罗马教会的红衣主教。考虑到在国内的尴尬地位，他产生了返回人文主义中心意大利的愿望，随后离开拜占庭前往意大利。

在罗马，贝萨里翁的居所成为人文主义思想交流的中心。人文主义的杰出代表波焦（Poggio）和瓦拉（Va）等都是他的朋友。由于贝萨里翁在两种古典语言方面都极为出色的学识，瓦拉称他为“拉丁人中最好的希腊人和希腊人中最好的拉丁人”tinorum graecissimus，graecorumtinissimus）注2242。通过购买书籍或订购手抄副本，贝萨里翁收集了丰富的藏书，包括东西方教父的著作和一般的神学著作以及人文主义文学作品。在其生命的最后阶段，他将其丰富的藏书送给了威尼斯，这些藏书成为现代著名的圣马克图书馆的主要基础之一；在其入口处，我们仍能看见贝萨里翁的肖像。

贝萨里翁最为感兴趣的一个想法是组织一支对付土耳其人的十字军。在听到君士坦丁堡陷落的消息之后，贝萨里翁立即给威尼斯总督写信，要他注意土耳其人对欧洲威胁的危险性，并要求他因此而采取军事行动反抗土耳其人。注2243当时，欧洲人还不可能理解任何其他的理由。1472年，贝萨里翁死于拉文纳，他的遗体运往罗马，并举行了神圣的葬礼。

贝萨里翁的文学活动是在意大利开展起来的。除了大量关于联合问题的带有神学性质的书籍、一部《教义演说》（Dogmatic Oration），对以弗所马可（Marcus Eugenicus）的批驳等，以及一些辩论和《圣经》评注方面的著作，贝萨里翁还留下了一些包括德莫斯提尼和色诺芬在内的古典作家作品的译本、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思想的著作，表明他是一名人文主义者。作为柏拉图的崇拜者，贝萨里翁在他的著作《反对柏拉图的诽谤者》（In Calumniatorem tonis）中，成功地保留了或多或少的客观性，这一特点在其他论述亚里士多德主义和柏拉图主义的著作中无以匹敌者。不久以前，贝萨里翁歌颂其出生城市特拉布松的长篇《颂歌》（Eulogy）问世。从历史角度来看，这一颂词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注2244 721

正像贝萨里翁的一位法国传记作者所说，在贝萨里翁时代的所有杰出人物中，他比任何其他人都更好地显示出了希腊语和拉丁语的双重才华，正是从这两种才华的融合中促发了文艺复兴的产生。“贝萨里翁生存于两个时代的交替处。他是一个拉丁化的希腊人……一名保护学者的红衣主教，一名为柏拉图主义而斗争的经院神学家，一名对现代文化的开端做出最大贡献的古典作品的热烈倾慕者。他极力主张实现基督教联合，动员一支反土耳其十字军，因此他属于中世纪；他又在自己的生活年代中居于领导地位，并以热情驱策着这个时代进入新的进步的轨道和</a>文艺复兴运动中。”注2245一个与贝萨里翁同时代的人，迈克尔·阿颇斯托利乌斯（Apostolios）怀着满腔热情崇拜贝萨里翁的人格和他的天赋，乃至于将他比作一个半人半神的英雄。在为贝萨里翁做的葬礼演说中，他写道：“〔贝萨里翁〕是神圣和真正智慧的结晶。”注2246许多关于贝萨里翁的著作仍未被出版。还有一个有趣的现代版的赞颂词，即19世纪末意大利出版了一种以实现东西方基督教会为宗旨的天主教杂志，这份杂志就以“贝萨里翁”命名。

但是，拜占庭对于文艺复兴历史的伟大贡献不仅在于它通过授课或演讲的方式，灌输了希腊语言和文学知识，并通过普勒桑或贝萨里翁等天才人士的活动，向意大利展现了的新视野；另一方面，除了拜占庭的希腊教父著作及文献资料外，拜占庭也给予了西方大量最优秀的古典作家著作的早期希腊原稿。

大约于15世纪40年代，即佛罗伦萨会议时期，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在著名藏书家波焦的指引下曾游历意大利和西欧，并搜集了几乎所有那些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拉丁语文献。曼纽尔·赫里索罗拉斯在意大利唤起了人们对古代希腊的热情崇敬，这里明显出现了积极搜索希腊书籍的运动。为了这个目的，意大利人希望能够使用拜占庭图书馆。已经前往拜占庭学习希腊学术的意大利人带着希腊书籍返回意大利。其中第一人是赫里索罗拉斯在君士坦丁堡的学生瓜利诺。波焦为收集罗马文学著作做了什么，乔瓦尼·奥里斯帕（Giovanni Aurispa）在收集希腊文学著作时就做了什么：他前往拜占庭，从君士坦丁堡，伯罗奔尼撒半岛和各岛屿带回了至少238卷书，换言之，即带回了包括最优秀的古典作家作品的一整座图书馆。722

由于土耳其的征服，拜占庭的生活条件变得越来越糟糕，也越来越危险，大批希腊人迁居西方，同时带来了他们的文学作品和文献。拜占庭之客观情况所引起的古典世界的珍宝在意大利的集中，为西方世界了解希腊遥远的过去以及她永恒的文化创造了特别有利的条件。通过向西方传播古典著作并因此保护它们免于落入土耳其人手中而惨遭毁弃，拜占庭为人类未来命运完成了伟大的业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