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马其顿王朝（867—1081年）300_拜占庭帝国史

马其顿王朝的历史可分为两个时期，其重要性和持续时间各不相同。the Great）的冲突所牵制。在东方，继塔尔苏斯之后，帝国又攻克了乞里奇亚，同时，帝国水军从阿拉伯手中又夺回了重要的塞浦路斯岛。13世纪的阿拉伯地理学家雅库特（Yaqut）根据塔尔苏斯城陷落后的一些幸存者的叙述，生动地记载了一件与塔尔苏斯城陷落相关的事情。尼斯福鲁斯·福卡斯在塔尔苏斯城墙下竖立了两面旗帜，分别象征罗马土地和伊斯兰土地。他令传令官宣布，站在Uspensky）断言：到亚大纳西年迈而逝时（大约公元1000年），在阿索斯山上约有3 000多“不同身份”的修士。注963早在11世纪，山上就有一个罗斯修道院。“圣山”作为阿索斯山的官方称呼首次出现于11世纪中期，皇帝君士坦丁九世在颁行343

《帝国法典》中重申的古典法律的内容虽然根据现存的社会情况进行了谨慎的调整，但仍然是带有人为性质的，而且并不完整。因此，《法律选编》中的许多条文，即使在《帝国法典》颁布之后，也仍保持其效力，后来还得到多次修订和扩充。但 《帝国法典》仍然是拜占庭法学和文化领域的巨著，地位仅次于《查士丁尼民法典》。它仍是一部现代人尚未开辟的研究领域，对于它的科学彻底的研究无疑将展现出一个新的领域，并扩大人们的视野。注986

《市政官手册》（The Book of Eparch）。——这可能是利奥六世时期最引起人们关注的文献，是“反映君士坦丁堡城内历史的无价之宝”注987。19世纪末期瑞士学者尼克尔（Nicole）注988在日内瓦发现了此书，称其为Book of the Eparch注989或Book of the Prefect。有关这部文献出现的确切年代尚未确定，但可能成书于利奥六世时期或10世纪末期，或者是在尼斯福鲁斯·福卡斯时期（963年以后）。注990

君士坦丁堡的市政官是拜占庭时期帝国首都的管理者，几乎拥有无限的权力，换句话说，他处于帝国官僚阶层的最高层次。他的首要职责是维持首都的公共秩序和安全。为此他还有一大批雇员受他支配，称为市政书记员。此外，他还在司法上</a>管辖首都的工匠和行会的商人。《市政官手册》从一个方面反映了在其他早期资料中所罕见的君士坦丁堡的生活状况。书中列举了手工工匠和商人的各个阶层，记录他们行会内部的组织、政府对他们的态度等。这一文件中的行会是以公证人行会（ο?ταβονmbda;mbda;?ριοι，Tobrii）为首的，在现代概念中，这个公证人行会组织根本不可能被列入普通的手工业和商人行会之中，他们要熟知60卷《帝国法典》。其次是珠宝商行会、抽丝匠行会、纺织工行会、亚麻匠行会，以及制蜡业、肥皂业、皮革业、面包业的行会。《市政官手册》所列举的行业名单中还提到了钱商、丝织品和服装商人、生丝商人、香料商、蜡和肥皂商、杂货商、屠夫、猪贩、鱼贩和马贩、卖面包者、酒店主等。每个行业部门都是垄断的，任何人想经营两个行业，即使这两个行业很相近，都将受到严厉的惩罚。行会内部的生活、它们的组织和工作、市场的许可、价格和利润规则、进出首都城关及其他许多问题都受到政府的严厉控制。在拜占庭帝国，自由贸易和自由生产是不存在的。君士坦丁堡的市政官是唯一有权可以亲自干涉或通过其代表来干涉行会生活及规定生产和贸易的人。注991在这些资料中发现的拜占庭行会管理规则完全可以作为同西欧中世纪行会做有趣比较的数据。344、345

利奥六世以后的上百个《新律》提供了9世纪末和10世纪初拜占庭帝国内部的丰富资料，但迄今人们对此还没有进行足够的研究和利用。注992

“权势者”和“贫弱者”。——9、10世纪瓦西里一世和利奥六世时期的立法工作促进了拜占庭法学著作的一度繁荣：一方面是出现了大量有关《帝国法典》的注释和解说（这类注释通常被称为Scholia）；另一方面是各种法典的简缩本和手册问世。10世纪拜占庭皇帝们的立法著作还有一种越来越明显的倾向：皇帝们被迫以大量新律抵制当时帝国社会和经济生活中的最尖锐问题，即大土地所有制的过度发展极大地损害了农民小土地所有者和自由农民公社的发展。

马其顿王朝时期，“权势者”（δυνατο?，或称豪绅［magnates］）阶层的势力再次显著增长。而作为他们对立面的“贫弱者”（π?νητε?），则可与中世纪西欧的穷人（pauperes）及罗斯历史中莫斯科公国时期的依附者siroti相比。10世纪拜占庭帝国的这些穷人通常是那些小土地所有者和有组织的村社成员，10世纪时帝国的重税和各种赋役迫使他们向豪绅们求救，以牺牲自由和独立为代价换得保护。

“权势者”阶层在10世纪的兴起，表面上似乎很突然，其实部分原因可以归于9世纪30年代的托马斯起义。这一点在小亚细亚表现得尤为明显，那里的大土地所有者的数量在10世纪得到显著的增长。起义的长期性和艰苦性使得大量小土地所有者破产，被迫将财产转移给富裕的邻居。但这仅是拜占庭帝国大地产发展的原因之一。总体来说，9、10世纪拜占庭帝国的大土地所有制问题一直没有获得充分的研究。

马其顿王朝的统治者至少从罗曼努斯·雷卡平（919—944年在位）时期，到瓦西里二世（死于1025年）时期都在积极保护小土地所有者和农村公社社员的利益，使之免遭“权势者”阶层的侵害。其原因应该归于大土地所有制的过度发展。那些权势者由于控制着大量奴隶和土地资产，很容易组织并供养由依附者组成的军队，因而有充足的力量蓄谋对抗中央政府。皇帝保护小土地所有者和公社农民，反对大土地所有者，实际就是保护自己的权力和皇位，他们的权力和皇位在10世纪受到严重威胁，在小亚细亚表现得尤其明显。346

皇帝也被迫保护所谓的“军事份地”。早在罗马帝国时期就有一种惯例，把边境地区的田地分给士兵，有时也将帝国内地的土地分给他们，条件则是他们将继续为帝国服军役。这种土地分配制度虽一直实施到10世纪，但已呈衰落状态。9、10世纪，这些军事领地也开始受到“权势者”阶层的威胁，他们购买军事份地，如他们购买小土地所有者的土地一样。因此，这一时期的皇帝们也努力保护这些军事份地。

马其顿王朝皇帝所采取的保护农民和军事份地的措施事实上非常简单。他们禁止大土地所有者购买农民土地或军事份地。922年由罗曼努斯一世雷卡平所颁布的《新律》成为国家对权势者斗争的开始。《新律》规定：（1）对任何不动产如土地、房屋、葡萄园等的购买、暂时或长期租用，其优先权将属于农民和自由公社；（2）“权势者”阶层不得以任何方式，包括捐赠、遗赠、购买、租用、交换等，来获取贫穷者的财产；（３）在此敕令公布前三十年以任何方式转让于大地主的军事份地或那些将要被转让的军事份地将无偿地归还原主。

在帝国颁布《新律》之后不久，帝国内部发生的几场大灾难，使得罗曼努斯所实施的措施处于困难的境地。不时发生的霜冻、饥荒、瘟疫使农民处境十分艰难，大土地所有者借此机会用极低的价格，甚至仅用少量的面包就能购买这些农民的地产。权势者们的这一令人震惊的行为迫使罗曼努斯在934年又颁布了 在君士坦丁周围集合的文学与学术圈中，出现了历史学家约瑟夫·吉尼西乌斯（Joseph Genesius）和狄奥多勒·达弗诺帕特斯（Theodore Daphnopates）。约瑟夫写了一部从利奥五世至利奥六世时期的历史（813—886年）；狄奥多勒写的一部历史著作没有能保留下来，但有一些外交信件，基督教假日布道词及一些传记作品却得以保留。同一时期的罗得岛的君士坦丁（Constantine the Rhodian）还写了一部描述使徒大教堂的诗歌，因为这个著名教堂后来被土耳其人毁坏，这首诗也成为极有价值的东西。

在君士坦丁时期出现的“百科全书”中有著名的《圣徒传记》，是由西梅恩·梅塔弗拉斯特斯（Simeon Metaphrastes）所编。还有10世纪早期的著名作品《帕拉蒂纳手稿集》（Anthologia Ptina），由君士坦丁·凯法拉斯（Constantine Kephs）编纂而成。它的名称来自于目前收藏于德国海德堡的唯一的帕拉蒂纳手稿（Codex Ptinus）。一些学者认为君士坦丁·凯法拉斯与罗得岛的君士坦丁是同一人，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帕拉蒂纳手稿集汇集了大量从异教时代到基督教时代的短诗，是10世纪优秀文学作品中的代表作。注1039 364

君士坦丁·波菲罗杰尼图斯时期还出现了一部著名的苏伊达斯（Suidas）词典。我们没有得到任何关于这部词典作者的生活和个人情况的介绍资料，只知道该词典是解释各种常用词汇、相应名称和文章的资料最丰富的词典。其中涉及那些迄今已经失传的著作的文学和历史文献尤其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尽管它有许多缺憾，但“苏伊达斯词典仍是欧洲其余地区的学术活动趋向衰落时期的拜占庭学者辛勤编著的结晶。这是拜占庭帝国在其内外交困的时代仍然不遗余力地广泛保留和发展古代文化遗产的又一新的例证”注1040。

马其顿王朝统治时期的另一位10世纪早期著名人物是凯撒里亚的主教阿莱萨斯（Arethas）。从他的作品中可以看出他学识渊博，对文学作品，不论是教会文学还是世俗文学，都深有研究。首先，他用希腊语写的关于《启示录》（Apocalypse）的评注早已为人所知，他为柏拉图、卢西安、尤西比乌斯等人的作品所做的注释，及他的一位保存在莫斯科的一部手稿中尚未出版的价值可观的书信集，都表明他是10世纪文学运动中的一位杰出人物。注1041

在这一时期教会生活中特别活跃的大主教尼古拉斯·米斯提克斯则留下了150多封有价值的书信。其中包括写给克里特岛上的阿拉伯埃米尔的信，写给保加利亚的西梅恩，给各任教宗，给皇帝罗曼努斯·雷卡平以及给主教们、修士们及各类地方行政官员的信。这些书信提供了10世纪帝国内部生活和政治史的资料。

司祭利奥生活于瓦西里二世时期，目睹了对保加利亚战争，留下了一部10卷本的历史著作，涉及959—975年的历史，还记录了帝国与阿拉伯人、保加利亚人和罗斯人所进行的战役。这本史书具有特别重要的历史价值，因为它是唯一以希腊语写成的详尽记述尼斯福鲁斯·福卡斯和约翰·齐米西斯光辉时代的史料。还由于司祭利奥的著作记载了斯维亚托斯拉夫与希腊人战争的详尽资料，对于了解罗斯人的早期历史颇有价值。

约翰·卡麦尼阿提斯（Jonh Cameniates）是萨洛尼卡的教士，他写了一部关于904年阿拉伯人征服萨洛尼卡的专著，前面已经提到，他是这场战争的目击者。365

这一时期的编年史学家中有位匿名的狄奥凡尼著作的续作者（Theophanes Continuatus）。他以吉尼西乌斯、君士坦丁·波菲罗杰尼图斯以及乔治·哈马托鲁斯的续作者的著述为依据描写了818—961年的历史。但这位作者究竟是谁至今仍是一个谜注1042。

10世纪的编年史学家以下列四人为代表：语法学家利奥（Leo the Gramarian）、米利特尼的狄奥多西（Theodosius of Melitene）、乔治·哈马托鲁斯（George Hamartolus）以及廷臣及财政官西梅恩（Symeon Magister and Logothete），即所谓的“伪廷臣财政官西梅恩”。但这些人都不是原作者，他们只是对财政官西梅恩的编年史加以抄袭、删节和修改，而该作者的希腊文原</a>版著作从未出版过，共有一部旧的斯拉夫语版本，基本上能够从中发现原希腊文著作中的思想。注1043

约翰·基里奥特斯（John Kyriotes）也是10世纪拜占庭文学史上的一位颇有名望的人，一般，人们都称呼他的绰号“吉尔梅特斯”（Geometres），他从事文学活动的高峰时期主要是在尼斯福鲁斯·福卡斯、约翰·齐米西斯和瓦西里二世时期。其中尼斯福鲁斯·福卡斯是他心目中可敬爱的英雄。他写了一部警句和随想诗的诗集，这是一部包括禁欲主义（伊甸园）的韵文和一些赞美圣母的颂歌的文集。他的警句和随想诗与当时重要的政治事件紧密相连，如：尼斯福鲁斯·福卡斯和约翰·齐米西斯之死，在他的《起义》一诗中描写的巴尔达斯·斯克莱鲁斯和巴尔达斯·福卡斯起义，保加利亚战争等。这些诗歌都能引起当时的学者的浓厚兴趣。在他的一首诗中，约翰·基里奥特斯描述了他自己从君士坦丁堡到塞里布利亚（Selybria）旅途中，那些受到战争侵扰地区时的状况，生动而深刻地描绘出一幅当地农民遭受战争和毁灭之苦的悲惨画卷。注1044克伦巴赫说：“约翰·吉尔梅特斯是拜占庭文学史上最优秀的人物。”注1045这无疑是正确的。约翰的许多诗歌值得译成现代语言。他的散文作品，具有修辞、注释、演讲等方面的特点，但不及诗歌作品优秀。366

在尼斯福鲁斯·福卡斯统治时期，还有一位据称是伪-卢西安 ·迪阿洛戈（Pseudo-Lucianic Dialogue）所编写的《爱国者》（Philopatris）。人们曾经认为，它代表了“拜占庭式的人文主义”，因为，在10世纪，出现了“希腊精神和古典品位的复兴”注1046。

米蒂利尼的克里斯托弗（Christopher of Mytilene）是拜占庭时期最著名的诗人之一，只是近年来他的名字才为人所知。他曾在11世纪前半期曾经非常活跃。他的短篇作品主要采用短长格、三音步的韵律，以讽刺短诗或对包括当时一些皇帝在内的各种人物的致词为形式，这些作品以其风格优美、充满睿智的精神而著称。注1047

10世纪时，拜占庭文明进入发展的辉煌时期，处于蛮荒时代的西方代表来到博斯普鲁斯海峡之滨接受教育。但在10世纪末到11世纪初，帝国将其全部注意力都投入到使帝国达到军事顶峰的战争中时，知识和教育活动有所衰落。瓦西里二世甚至轻视知识分子。12世纪的作家安娜·科穆宁娜评论道：“从保加利亚人的屠杀者瓦西里到君士坦丁·摩诺马赫时期，大多数人都忽视知识，但学术活动并没有完全衰落下去，后来又再度复兴起来。”注1048个别人仍勤奋写作，在油灯下度过漫漫长夜。注1049只是在11世纪中期，在君士坦丁·摩诺马赫统治时期，由政府资助的高等教育才大规模地开展起来。当时以年轻的君士坦丁·塞勒斯（Constantine Psellus）为首的一大批学者使皇帝关注他们的学术规划，并在宫廷内有着重大影响。关于高等学校教学性质的改革引发了激烈的争论，一派希望建立法律学校，而另一派则希望建立哲学学院，即实施普通教育的学院。两派争论极为激烈，以至于采取了上街游行示威的形式。皇帝出面解决了这一问题，他建立了一所哲学学院和一所法律学院。随后在1045年建立了高等学府。有关建立法律学校的《新律》被保留下来。以著名学者和作家塞勒斯为首的哲学学院开设哲学课程，目的在于使学生受到多学科的普通教育。法律学院则是一种司法学堂和研究机构。367

拜占庭政府迫切需要受过教育的、富有经验的官员，尤其是司法官员。由于缺少专门的司法学校，年轻人只能从现任法官、公证员、律师那里获得法律知识，但这些人的专业知识也不够深入广泛，君士坦丁·摩诺马赫建立法学院的目的就是要满足这种迫切需要。学院由约翰·克希菲林（John Xiphilin）主持，他是塞勒斯的同代好友。与以前一样，教育是免费的，教授们从帝国得到较高的薪水、丝绸服饰、生活必需品和复活节礼物。想要进入学院的人皆获许可，而无视入学者的身份、地位和经济状况，但他们必须有足够的知识准备。关于建立法学院的《新律》体现了政府对于教育和司法知识的态度。11世纪的法学院有明确的实际目标，因为它需要为社会培养出大量懂得帝国法律的官员注1050。

哲学学院院长君士坦丁·塞勒斯（人们通常熟悉他的教名迈克尔），生于11世纪前半期，他受到过良好的教育，具有渊博的知识和卓越的才能，深受同时代人的尊敬，成为帝国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他应邀来到宫廷，被授予高官要职。与此同时，他还给许多学生讲哲学和修辞学。他在一封信中写道：“我们使凯尔特人（即西欧人）和阿拉伯人着迷；甚至这两块大陆的人们都为我们的荣耀而倾倒；尼罗河灌溉着埃及的土地，我的话则滋润着埃及的精神……他们中的一个人把我称为智慧之光；另一个人则称我为导师；第三个人也给我起了最美好的名字赞誉我。”注1051后来，塞勒斯追随他的朋友、后来的法学院院长约翰·克希菲林去修道院隐修，取教名迈克尔。但隐居的修士生活不合乎塞勒斯的性格。所以他离开修道院回到首都，再次担任在宫廷中的要职。到他的晚年，塞勒斯甚至担任了总理大臣。他死于11世纪末，大约在1078年。注1052 368

塞勒斯时代的拜占庭正处于动荡和衰落的时期，王位更换频仍，政策朝令夕改，但是，塞勒斯在不断调节自己适应实际生活的变化方面表现出了非凡的才能。在他为九个皇帝供职期间，官位不断提高，影响不断扩大。他能果断地利用谗谄、阿谀或贿赂来建立自己的声望，因此不能说他有较高的道德水准，在这方面他与生活在这个动荡和困难时期的其他大多数人并无区别。

但他所具有的许多特长却使他高于同时代人。他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阅读广泛，工作勤奋。他一生中取得了许多成就，留下了宗教哲学（他追随柏拉图的思想）、自然科学、文学、历史、法律等多方面著述；他还写了一些诗歌、若干讲演稿及许多信件。他在其《历史》一书中记述了从约翰·齐米西斯之死到他本人生活的最后几年这一历史时期（976—1077年）的历史，此书是研究11世纪历史的非常有价值的资料，尽管它在论述中略有偏见。塞勒斯的所有文学活动，均显示出他是一位世俗文化的代表，他的作品中充斥了希腊化文化的影响。显然他对自己的评价并不很谦虚，在他的编年史中他写道：“我能肯定，即使在讲最简单的事情时，我也能做到妙语生花，不费任何力气就可以脱口而出。”注1053在其他地方，他还谈到君士坦丁九世“特别羡慕他超凡的辩才，他总是被塞勒斯的语言所吸引”；迈克尔六世“极为欣赏他，听到他的话如同品尝甜蜜”；君士坦丁十世“为他所说的话所陶醉”；尤多西亚“将他视为上帝”注1054。历史学家们对于塞勒斯的为人处事的方式仍然不很赞同，但他无疑在11世纪的拜占庭文化生活中占有较高的位置，如同佛提乌在９世纪，君士坦丁·波菲罗杰尼图斯在10世纪所获得的地位一样。注1055

马其顿王朝，尤其在10世纪时，还是史诗和大众诗歌大发展的时期。其主要英雄人物是瓦西里·狄吉尼斯·阿克里特斯（Basil Digenes Akrites）。帝国东部边境连绵不断的战争和动荡的生活为这些史诗和诗歌的创作提供了富有冒险精神的英雄题材。而瓦西里·狄吉尼斯·阿克里特斯的英雄事迹则在边境各行省人们的记忆中留下了最为深远的烙印。他的原名是瓦西里，狄吉尼斯和阿克里特斯则是他的别号。Digenes意为“生于两个民族的结合”，这源于他父亲是一位阿拉伯穆斯林，而他的母亲是一位希腊基督徒，Digenes常用于指代不同种族的双亲所生的孩子。Akrites（复数为Akritai）来源于希腊语akra（?κρα），意思是“边境”，在拜占庭时期,这一名词通常用来称呼最外围的边境保卫者。边境区（Akritai）有时相对于中央而言保持着一定的独立性。它与西欧的markgraves（意为边境土地的统治者）和罗斯历史上乌克兰（ukraina，意为边境）的哥萨克人处于同等地位。369

史诗中的英雄狄吉尼斯·阿克里特斯将其毕生的精力献给了同穆斯林和阿波拉特人（Aptai）的斗争。Aptai最初意为赶走牲畜的人，后来指强盗，主要指拜占庭帝国东部边境上的山盗。“这些人勇敢而又强壮，半是英雄半是强盗”注1056，他们蔑视皇帝和哈里发的权威，在他们的土地上掳掠。和平时期，基督教和穆斯林联合起来与他们作战，而在战争时期，双方又都要争取这些蛮勇人士的帮助。兰姆鲍德说过，在边境地区，“人们常感到他们远离拜占庭帝国，似乎不是在英明的皇帝统治下的一个行省，而是处于西方那样的封建混乱秩序中”注1057。

通过狄吉尼斯·阿克里特斯史诗中所表现出来的一些线索，可以判断，该书中所依据的真实事件背景大约发生于10世纪的卡帕多细亚和幼发拉底河地区。在史诗中，狄吉尼斯为基督教和帝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在他看来，正教会和罗马是密不可分的。从对狄吉尼斯之宫殿的描述中，人们几乎可以看到“保加利亚人的屠杀者”瓦西里二世所深恶痛绝的大土地所有者的富有和显赫。据说，狄吉尼斯·阿克里特斯的原型并不是基督徒，而是具有半传奇色彩的穆斯林战士，赛义德·巴塔尔加齐注1058（Saiyid Battal Ghazi），740年的阿克罗伊农（Acro?non）战役令这位加齐声名远播。即便是在拜占庭历史的最后几年里，人们也颇为熟悉狄吉尼斯。12世纪的诗人狄奥多勒·普洛德罗姆斯（Theodore Prodromus）在试图赞美皇帝曼纽尔·科穆宁时，竟找不到比“新阿克里特斯”更为合适的赞誉之词了。注1059 370

按照柏里的说法：“正如荷马史诗反映了早期希腊文明的各个方面，而《尼布龙根之歌》反映了日耳曼在大迁徙时期的文明一样，《狄吉尼斯》也全面地展示了一幅拜占庭帝国小亚及边境生活的综合画面。”注1060拜占庭帝国保存了这部史诗。至今，塞浦路斯和小亚细亚地区的人们仍在歌咏着这位著名的拜占庭英雄。注1061旅行家们仍可以在特拉布松附近看到他的坟墓，按传统说法，这座墓可以用来保</a>护新生儿，使其免遭邪恶的诅咒。就这部史诗的内容来看，它同西欧著名史诗，查理曼大帝时期的《罗兰之歌》或《熙德之歌》（The Cid）特别相似。而西方的这两部史诗都取材于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的斗争。

在现存的几部《狄吉尼斯·阿克里特斯》史诗的手稿中，最早的一本写成于14世纪。注1062近来对它的研究已进入一个新的富有成果的阶段，H.格雷古瓦开辟了这个新时代，他的合作者M.卡纳尔（M.Canard）和 R.古森斯（R.Goossens）则成功地继续了他的研究。几乎可以肯定，狄吉尼斯的原型就是狄奥吉尼斯（Diogenes），他是小亚阿纳托利亚军区的地方长官（turmarchus），他在788年同阿拉伯人的战斗中牺牲。史诗取材于10世纪的一些历史事件，当时拜占庭的军队曾驻于幼发拉底河和靠近萨莫萨塔附近的狄吉尼斯墓地，时间约为940年。人们还发现在拜占庭、土耳其和阿拉伯史诗，甚至包括《一千零一夜》之间，有许多有趣的联系。这一史诗由于它的历史背景及其所具有的东方史诗的特色而成为拜占庭文学研究中最富有魅力的问题。注1063

拜占庭史诗通常是以民谣的形式反映在俄国的传世史诗中，其中《狄吉尼斯·阿克里特斯》也占有一席之地。出现了古俄文写作的《狄吉尼斯·阿克里特斯的生活和事迹》（The Deeds and Life of Digenes Akrites）；19世纪早期的俄国史学家卡拉姆金（Karamzin）也了解这部文学作品，并在最初把它看成是罗斯的神话传说。这部史诗在古代罗斯文学中占有颇为重要的地位，因为古代罗斯人的生活和语言无论是在宗教方面还是在世俗方面都深受拜占庭帝国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在俄文版的《狄吉尼斯》史诗中，人们甚至发现了一些在希腊文史诗中未曾出现过的片断。注1064 371

混乱时期帝国的文化和艺术生活继续沿着马其顿王朝时代开创的道路发展下去。例如，迈克尔·塞勒斯的活动在此间并没有间断。仅此事实即可以说明帝国的文化生活并没有停止。塞勒斯在这一混乱时期像在马其顿王朝时期一样受到短期在位的那些皇帝们的宠爱。

迈克尔·阿塔利特斯（Michael Attaliates）是这一混乱时期的著名作家之一。他生于小亚细亚，后来移居君士坦丁堡，在那里从事司法和立法工作。他的现存作品主要涉及历史和法理学领域。他依据个人的亲身经历记述了从1034—1079年的历史，生动地展现了马其顿王朝的末代统治及混乱时期的画卷。迈克尔·阿塔利特斯的写作风格表明，在科穆宁王朝时期，古典的艺术复兴已广为发展。迈克尔的法律论文全部以《帝国法典》为依据，颇受大众欢迎，他的目标是编辑一本普及性的简明法律手册，以使所有人都能理解。关于11世纪拜占庭帝国文化生活中许多颇有价值的资料，可见于迈克尔为了保护他所建立的贫民院和修道院所编写的法规。其中包含有贫民院及管理该贫民院的修道院的所拥有的财产清单，捐赠给修道院图书馆的图书目录等。

马其顿王朝时期是拜占庭艺术史上的极其重要的发展时期。从9世纪中期到12世纪为止的这段时期，即包括马其顿之后的科穆宁王朝在内，被学者们认为是拜占庭艺术的第二个黄金时代，第一个黄金时代则是在查士丁尼大帝时代。反对偶像崇拜运动使得拜占庭艺术从沉闷的教会和修道院的影响中解放出来，并为其在宗教题材之外找到新的出路。这些道路导致人们回归早期亚历山大艺术模式的传统，也发展了借鉴于阿拉伯装饰艺术，即与伊斯兰装饰艺术密切相关的新的艺术形式，以更为现实主义的态度处理历史的和世俗的主题，以取代宗教的主题。但马其顿王朝时期的艺术创造并没有局限于借用和照搬，而是引进了一些属于他们自己的东西，一些带有原创性的东西。372

马其顿王朝和科穆宁王朝时期对希腊风格的复兴使引进一些远胜于４世纪希腊化风格中自然美的东西成为可能；它集中了许多早期时代中的庄严性和力量感。这些特质对于拜占庭中期的表现方式产生了影响，并排除了６世纪的呆板形式，这种呆板形式只能在皇帝势力不能够达到的偏远省份的宗教中心才能得以继续。它们赋予拜占庭艺术的高贵而优雅、严谨而和谐、平和而高雅的风格，并使之成为拜占庭艺术成熟时期的特色。这种特色逐渐与宗教情感相和谐，具有希腊时代所不曾拥有的严肃性。尽管，如果认为在以后几个世纪中拜占庭艺术系统化并且不断希腊化的这种提法可能有些夸张，但可以肯定，绝对地彻底地东方化不再有可能实现了。注1065

著名的奥地利艺术史学家J.斯特拉齐格夫斯基（Strzygowski）试图证明一种同马其顿王朝密切相关的理论。根据他的观点，马其顿王朝的第一个统治者，一个生于亚美尼亚的君王的继位，标志着拜占庭艺术开始了一个新阶段，也就是说开始了一个亚美尼亚艺术开始影响拜占庭艺术创造力的阶段。换句话说，他要证明，传统观念，即认为拜占庭艺术直接影响亚美尼亚的理论是错误的。亚美尼亚的艺术确实对马其顿王朝产生深远的影响，许多亚美尼亚艺术家和建筑师曾在拜占庭帝国工作。瓦西里一世所建造的新教堂可能就是一座亚美尼亚教堂设计的再现；10世纪时圣索菲亚教堂的圆顶被地震所毁时，修复工作交给了一位亚美尼亚建筑师，亚美尼亚阿尼大教堂的建筑者。但正如查尔斯·迪尔所说，斯特拉齐格夫斯基的理论尽管有许多创造性的东西，但仍不可以被全部接受。注1066

瓦西里一世是一位伟大的建筑者。他主持建造了新教堂（the Nea）。该教堂的建立是瓦西里建筑政策中的一项大事，其重要性和查士丁尼时代修建圣索菲亚一样。他还建造了一个新宫殿凯努尔金（Kenourgion），使用了精美的镶嵌画加以装饰。他还修复和装饰了圣索菲亚大教堂和圣使徒大教堂。圣索菲亚大教堂在989年被地震毁坏后在10、11世纪皇帝们的关注下得以修复。373

在马其顿王朝的统治下，帝国首次出现了圣像绘画学校，这所学校不仅制作了大量圣像，装饰了许多教堂，而且还为许多手稿附上插图。在瓦西里二世时期写成的著名的《梵蒂冈宗教月历》（Vatican Menologium）中，附有漂亮的微型画，这些微型画由8位作者完成，其名字都镶嵌在画的边框里。注1067这一时期还出现了许多有趣的、原创的、工艺精细的小画像。

当时主要的艺术发展中心是首都君士坦丁堡，但这一时期拜占庭的各省也保留下来一些艺术珍品，例如在维奥蒂亚的斯克利普教堂（874年）；10—11世纪建于圣山阿索斯的教堂群；弗西斯的斯蒂里斯的圣路加教堂（11世纪）；开俄斯岛上的新莫尼教堂（11世纪中期）；阿提卡半岛上的达芙尼修道院教堂（11世纪末）。在小亚细亚，卡帕多细亚的一些岩洞教堂中保存了大量生动而有趣的壁画，其中有许多属于9、10、11世纪的作品。对于这些 “展示了令人惊异的丰富的壁画作品”注1068的卡帕多细亚壁画的发现与研究主要与德热法尼翁有关，他倾其半生投入到卡帕多细亚——“一个拜占庭艺术的新行省”注1069的细致研究之中。

马其顿王朝时期拜占庭艺术的影响绝不仅限于帝国内部。罗马著名的圣玛利亚安提卡教堂中的较晚时期的绘画（成画于9、10世纪）可能是马其顿复兴时期注1070最优秀的作品。在罗斯，基辅的圣索菲亚教堂（1037年）以及许多其他的俄罗斯教堂也都带有马其顿王朝皇帝统治时期的风格。

从艺术多样性与原创性来看，867—1025年是马其顿王朝最辉煌的时期，也是拜占庭艺术的鼎盛时期。这一时期的绘画作品最具有活力和创造力。在接下来的混乱时期和科穆宁王朝时期，即1081年以后，枯燥、呆板，与以前的风格截然相反的艺术风格又得以复生。374

在瓦西里二世时期进入亚美尼亚的拜占庭的旗帜已经撤离；塞尔柱突厥人的旗帜却前进了。这时在拜占庭国内，一成不变的精神据统治地位，在宫廷礼仪的展示中，在阿列克修斯及其宫廷的精神表现中都可以感觉到这种东西。所有这些都反映在西方十字军东征之前的一个世纪的艺术作品之中。前进的动力枯竭了，当时唯一可能的变化是被动地接受外来思想。宗教热情也被吸纳到这种正统观念之中。宗教仪程无创造性的设计，产生了许多指导手册，或者绘画指南。人们开始按照这种僵化的体系行事，文章的写作按照刻板的模式，绘画也要有规定的颜色了。注10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