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破坏圣像时代（717—867年）234_拜占庭帝国史

伊苏里亚或叙利亚王朝

直到最近，在一些历史著作中，仍把这一拜占庭新王朝的创建者利奥三世皇帝（717—741年在位）称为伊苏里亚人。他和他的继承者建立的政权，通常被称为伊苏里亚王朝。然而，在19世纪末，出现了一种观点，认为利奥三世并非伊苏里亚人，而是叙利亚人。注646目前，这一观点被一些学者所接受，注647而另一些学者则持否定态度。注648对这一问题的争论，可以追溯到9世纪初的编年史学家狄奥凡尼，他是论及利奥血统的主要作者。他写道：“伊苏里亚的利奥是哲尔曼尼西亚（Germanicea）地方的人，实际上出生于伊苏里亚。”注6499世纪后半期，罗马教宗的图书管理员阿那斯塔修斯将狄奥凡尼的著作译成拉丁文，没提及伊苏里亚，可是谈到利奥是哲尔曼尼西亚人，且生于叙利亚（genere Syrus）注650。《小斯蒂芬传》也称利奥“由叙利亚人所生”（? συρογεν??）注651，哲尔曼尼西亚位于叙利亚的北部边界，乞里奇亚的东部。一份阿拉伯人的资料提到，利奥是居住于马拉什（Marash）地方的基督教居民。马拉什即哲尔曼尼西亚。因此，他能流利地讲地道的阿拉伯语和罗曼语注652。注653我们没有理由假定狄奥凡尼将叙利亚的哲尔曼尼西亚与伊苏里亚省的哲尔曼诺波利斯城相混淆。注654利奥原籍属叙利亚是完全可能的。

利奥三世的儿子即君士坦丁五世科普洛尼姆斯（Constantine V Copronymus，741—775在位）娶了卡扎尔汗的女儿伊琳娜。他们的儿子利奥四世通常被称为卡扎尔人，他于775—780年在位。利奥四世的妻子是出生于雅典的希腊女子，名字也叫伊琳娜。利奥四世死后，因为她的儿子君士坦丁六世（780—797年在位）尚未成人，遂使伊琳娜成为拜占庭帝国的统治者。伊琳娜是一个有野心有魄力的女子，她的儿子成人后，双方进行了一场权力之争。结果她废黜了亲生儿子，弄瞎了他的眼睛，自己成为帝国的真正统治者（797—802年在位）。她以行动回答了拜占庭帝国的妇女能否登位掌权，即成为帝国真正意义上的统治者的问题。自拜占庭帝国建立以来，皇后们便享有“奥古斯塔”（Augusta）的称号，在皇子尚未成人时，她们总是以其儿子的名义行使帝国皇帝的职权。5世纪时，狄奥多西二世的姐姐普尔喀利娅（Pulcheria）在其弟尚未成年时，便充当了摄政王。查士丁尼的妻子狄奥多拉，在影响政治事务上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但是，狄奥多拉的政治影响完全取决于她丈夫的意愿，其他妇女也都是以儿子或兄弟的名义享有统治权。在拜占庭帝国历史上，伊琳娜是 《法律选编》在许多方面不同于《查士丁尼法典》，甚至有时采纳了习惯法的原则和那些与查士丁尼的官方立法著作并存的司法程序而与《查士丁尼法典》相对立。与《查士丁尼法典》相比较，《法律选编》在许多方面代表了进步。例如，其婚姻法引进了更为高尚的基督教观念的内容。当然，在论述刑法一章里，充斥着使罪犯躯体致残的规定，如断臂、割舌、劓刑及致盲的刑罚等。但是，不能因此而认为《法律选编》是一部野蛮的法律，因为多数场合下这些刑罚是用来替代死刑的。就这种意义而言，伊苏里亚王朝诸皇帝可以公正地宣布，他们所完成的法典比起前任皇帝们的法典要“仁慈得多”。而且，《法律选编》规定，对贵族和平民、富人和穷人的刑罚一律平等。《查士丁尼法典》则常常没有任何坐实的证据便确定不同的刑罚。《法律选编》还以其大量引用圣经来确认不同司法原则而著称。“《罗马法》的精神开始在基督教的宗教气氛中发生变化。”注678整个八九世纪直至马其顿王朝（867年）时期，《法律选编》作为法律教育的指南，取代了查士丁尼的《法理概要》，并不止一次地被修订。例如，有《私法选编》（Ecloga Private）和《私法补编》（Ecloga Privata Aucta）等，注679马其顿王朝的瓦西里皇帝登基之后，发生了变化，他偏爱《查士丁尼法典》，正式宣布伊苏里亚王朝诸皇帝的法律条文是胡说八道（文学名词为“无稽之谈”），因为它否定了神学教条，破坏了有益的立法。注680即使如此，马其顿王朝的皇帝仍从这部被责难的律书中借用了许多章节纳入自己的律书。而且，即使在他们执政时期，《法律选编》仍得到重新修订。243

饶有趣味的是，利奥和君士坦丁制定的《法律选编》，后来成为东正教（尤其在俄国）法律集的一部分。刊印的俄文版《统治书》（Kormchaia Kniga）或称《行政法规》一书的副标题是：“两位虔诚的皇帝、最英明的利奥和君士坦丁制定的法典。”注681《法律选编》对古代斯拉夫人立法文献的影响还有其他证据。

几乎不能认为，《法律选编》是一种“非常大胆的改革”，这是希腊的拜占庭主义者，伊苏里亚王朝诸帝的热情崇拜者佩帕里哥普洛的看法。他说：“现在，当《法律选编》的编纂者提出的原则为最先进的国家的民法所采纳时，对一位在一千多年前为那些只有在我们这个时代才取得成功的原则而斗争的天才人物给予应有的新尊重的时刻终于到来了。”注682这是一位热情的希腊爱国主义者的评论。不过，现代世界仍然承认《法律选编》具有重要意义。244它开创了希腊-罗马或拜占庭法制史上的一个新时期，一直持续到马其顿王朝的建立，其时，《查士丁尼法典》又恢复了先前的地位，但做了许多基本性的修改。而利奥三世的《法律选编》的实质，首先是符合当时的社会生活的要求。

学者们还探讨了其他三个法律文件：《农业法》或称《农民法》（ν?μο? γευργικ??），《军事法》（ν?μο? στρατιωτικσ?）和《罗得海洋法》（ν?μο? ?οδ?ν ναυτικσ?），注683它们都与伊苏里亚王朝相关联，尤其是与利奥三世的名字联系在一起。三个法律文件的不同抄本，以大量的手稿形式附于《法律选编》或其他法律书籍之后，但没有署上作者的名字或Rodia de jactu）这部希腊法的内容，即当船主在航行遇到危险时，为挽救商船免遭不幸而将船上部分货物抛入水中的事件发生时，船主与货主之间应当分摊其损失。目前，《罗得法》源出于《法学汇纂》，并与《法律选编》有关这一点已经被扎哈利亚·冯·林根塔尔所认可，可是并没有被学者们普遍接受。注698 248

我们目前所看到的这部法典，是由各个时期、各种不同性质的资料汇集而成；大多源出于当地的习惯法。阿什布尔内认为，《海洋法》的 根据现存的资料（这些资料无一例外地对破坏圣像者抱有敌意），在利奥五世时期，对圣像的破坏和崇拜圣像者的迫害十分严厉。资料中，将这一时期被迫害的人称为殉道者。另一方面，即使是利奥五世的最激烈的反对者也不得不承认，他在保卫帝国方面是卓有成效和工于心计的，在实行政治统治时也是非常英明的。据一位历史学家，被利奥五世罢免职位的牧首尼斯福鲁斯所说：“在利奥五世死后，罗马人的帝国失去了一个非常伟大的统治者，尽管他对上帝并不虔诚。”注816其他时代的人称利奥是“令人生畏的蛇”，称他的统治时期相当于“严冬和浓雾”。注817

对于利奥的继承者迈克尔二世持何种宗教观点，学者们意见不一。一些历史学家认为他是中庸</a>和顺其自然的，是一位“遵循宽容道路和宣布信仰自由的伟大原则的”注818人，另一些人称他为“虔信的破坏圣像者，尽管不那么狂热”，“他坚定地支持利奥的破坏圣像改革，因为这些政策与他个人的信仰一致，同时他又拒绝进一步迫害圣像崇拜者”注819。还有一个近期的研究者认为，迈克尔的“政治方案含有试图调和所有的宗教纠纷的意向，甚至也包括了对宗教争议的问题保持强制性的沉默和对争论的双方采取宽容态度”注820。286

然而，尽管迈克尔有着破坏圣像的倾向，但他并没有进一步发动对圣像崇拜者的迫害活动。但是，当后来成为君士坦丁堡牧首的美多德向这位皇帝提交了罗马教宗的信，要求他恢复对圣像的崇拜时，美多德却受到了残酷的惩罚，被监禁在一座坟墓里。与利奥五世在世时相比，同时代的人们这样来形容迈克尔二世的统治，像“烈火已经熄灭，但还有余烬在冒烟”，“像缓慢爬行的蛇，这些异端者活动的尾巴还没有被斩断，仍然在蠕动”，“冬天已经过去，但是真正的春天还没有到来”等。注821著名的圣像和正统教义的保护者、斯图迪昂的狄奥多勒，就死于迈克尔统治时期。

迈克尔二世的继承者，即最后一位破坏圣像的皇帝塞奥菲卢斯，是一位十分精通神学理论的人，他特别因其热情崇拜圣母玛利亚和圣徒而闻名，他也是一些教会颂歌的作者。历史上对塞奥菲卢斯的评价是十分矛盾的，有人对他苛刻指责，也有人对他讴歌颂扬。对于破坏圣像者来说，塞奥菲卢斯的统治时期是破坏圣像运动 破坏圣像运动促使意大利和教宗脱离了拜占庭帝国，也构成9世纪基督教会最后分裂的主要原因之一。公元800年，查理大帝的加冕致使教宗与拜占庭帝国之间形成了更深的鸿沟。基督教会最后的分裂发生于9世纪后半期迈克尔三世在位时，即当君士坦丁堡发生著名的佛提乌和伊格纳修斯（Ignatius）事件之后。

伊格纳修斯担任君士坦丁堡牧首期间，对圣像崇拜的热情保护是广为人知的。他被废黜后，牧首一职被授予当时的大学</a>者、世俗人士佛提乌。于是，在拜占庭帝国形成了两个对立的派别，一派拥护佛提乌，一派拥护不肯自动放弃牧首头衔的伊格纳修斯。两派不停地相互指责，引发了激烈的争论，最后迫使迈克尔三世召开了一次宗教会议。站在伊格纳修斯一边的罗马教宗尼古拉一世也受到邀请，但他只派出他的一个使者赴会。然而，他派出的使者经不起威胁利诱，遂违背教宗意愿，批准了对伊格纳修斯的罢免并任命佛提乌接任君士坦丁堡牧首。为了抵制这一决定，教宗尼古拉一世在罗马召开了宗教会议，强烈谴责佛提乌，宣布恢复伊格纳修斯的职务。迈克尔对罗马宗教会议的公告并不在意，而是激烈地对教皇声明，君士坦丁堡的教会不承认罗马教宗所声称对普世基督教会的领导地位。这件事恰恰发生在保加利亚国王鲍里斯皈依基督教的时期。如前所述，在这一事件上，君士坦丁堡教会与罗马教会发生了激烈的争吵。867年（迈克尔去世那一年），君士坦丁堡召集了另一个宗教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主教们批判并强烈谴责了罗马教宗在因循“异端”教义，因为他在基督教信仰告白中加上了“与圣子”注831的句子；同时，他们也批评了罗马教宗错误地干预君士坦丁堡教会事务。于是，罗马教宗和君士坦丁堡牧首开始互相革除教籍，教会出现了分裂。随着迈克尔三世死去，事情发生了变化。新任皇帝瓦西里一世在其上台伊始，即废黜了佛提乌的教职，请回伊格纳修斯重新担任君士坦丁堡牧首。

文献、学术和艺术291

如破坏圣像运动这样深刻、复杂和激烈的运动，必定导致广泛的文学创作活动。然而，不幸的是，破坏圣像者的文学作品几乎完全被获胜的圣像崇拜者毁掉。今天我们所知道的只是零星地保存在反对破坏圣像者的著作中，他们所引证的内容是出于反驳的目的。因此，可以说，所有幸存的破坏圣像时期的文学著作，实际上只代表崇拜圣像者一派的观点。

如之前希拉克略王朝一样，破坏圣像时期虽有编年史家留下的大量著作，但却没有哪位历史学家能够留下有助于后人正确理解这些编年史及其有关资料，并对破坏圣像时期的历史进行研究的具有较高价值的历史著作。死于9世纪早期的乔治·辛塞鲁斯（George Sycellus）注832，曾写了一部上溯至创世时代至戴克里先统治时期（284年）的编年史，这部书是他在修道院中完成的。但这部书并没有留下任何关于破坏圣像时代的事件的记载，因为这位作者并没有描述当代的事件。不过，由于它对一些早期希腊编年史（他以这些编年史为基本史料）中问题的评介，此书仍具有特别的价值。

乔治·辛塞鲁斯的朋友、忏悔者狄奥凡尼仿照乔治·辛塞鲁斯的模式，于9 世纪早期续写了乔治的编年史。作为一位编年史学家，狄奥凡尼对后世各时期的文学有着巨大的影响。他在破坏圣像的 最后，另一位反对破坏圣像运动的坚定斗士、修士乔治 ·哈马托鲁斯（George Hamartolus）也留下了一部世界编年史，其记载的时间上溯至亚当时期，下至842年皇帝塞奥菲卢斯之死，即圣像崇拜的最后胜利。这一著作对于这一时期的文化史特别有意义，因为它涉及当时拜占庭修道院中占主导地位的许多问题的争论，包括修道院生活的本质、破坏圣像的异端邪说的传播，以及阿拉伯伊斯兰教信仰的传播等。它也生动地描述了9世纪拜占庭修道院生活所提倡的价值观和追求目标。哈马托鲁斯的编年史成为后来拜占庭世界史的内容排序的依据，对于斯拉夫人，尤其是俄罗斯的早期文献记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可以说，俄罗斯编年史的产生与哈马托鲁斯的著作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有一部哈马托鲁斯编年史的古斯拉夫-俄罗斯文译本的手稿中有127幅微型画，这些画至今还没有得到深入的研究和评价，但它们无疑对于研究13世纪俄罗斯和拜占庭艺术史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这一手稿是流传至今的哈马托鲁斯编年史的唯一插图抄本。注836除了另一位记述了亚美尼亚的利奥五世皇帝统治时期的匿名作者外，乔治·哈马托鲁斯是记载了自813年到842年当代事件的唯一编年史作者。注837他从一个修道士的狭隘观点出发，主要根据同时代人的口头传说和自己的观察来记载这一时期的历史。哈马托鲁斯的手稿原文在后来的几个世纪中多次被修改和补充，因此，传下来的手稿文字十分复杂混乱，乃至于该著作中哪些内容是可靠的原始记载竟成为拜占庭比较语言学研究中最为困难的问题之一。只是到了20世纪早期，才出版了哈马托鲁斯的希腊文著作的点校版。注838最近，出版了一部哈马托鲁斯著作的古斯拉夫-俄罗斯语译本的点校本，并附之以这部编年史的希腊文手稿续篇，该续篇构成了斯拉夫文译本的基础。注839 293

破坏圣像者的文献几乎全部被取胜的圣像崇拜者破坏殆尽；但是，关于754年破坏圣像会议的部分详细敕令却被保留在 关于保护圣像崇拜的文献资料卷帙浩繁，对后来的一位作者的著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个人一生都在已经不属于拜占庭的领地上度过，他就是大马士革的约翰（John Damascene）。他是叙利亚人，当时叙利亚处于阿拉伯人的统治下。约翰是大马士革哈里发的廷臣，大约于750年死于著名的巴勒斯坦圣萨瓦斯（St.Sabas）修道院中。约翰在教义学、辩论术、历史、哲学、讲演和诗歌方面都留下了大量著作。他的主要著作是《知识的源泉》（The Source of Knowledge），该书第三部分为“正教教义阐释”，试图系统阐述基督教信仰和基督教教义学的主要原则。通过这一阐述，约翰为圣像崇拜者提供了与其对手进行斗争的强有力的理论武器，而在破坏圣像运动的早期，这些人却没有能掌握它。后来，在13世纪，这部著作被西方教会的著名教父托马斯·阿奎那用来作为他写作《神学大全》的范本。在大马士革的约翰所写的辩论文中，我们必须注意他所写的三篇“驳蔑视圣像者”的论文，作者坚定大胆地在这三篇论文中为圣像崇拜行为辩护。在基督教会文学方面，约翰还特别因其创作的圣诗而誉满天下，尽管他的这些赞美诗与前代的赞美诗作者罗曼努斯（Romanus the Hymnwriter）的诗作相比，在形式上更为复杂；但就这些诗的深刻表现力和包含的深刻教义来说，是基督教会最好的圣歌。约翰也写了许多华丽的布道词，用于庆祝基督教的诸多重大节日，如纪念圣父、圣母玛利亚，或纪念先知、使徒及殉道者们的节日。他所写的用于复活节弥撒礼的布道词特别庄严，歌词表达了在基督耶稣战胜了死亡和地狱时，其信徒们无比喜悦的心情。在约翰的笔下，教会圣歌达到了至高至美的顶峰。在他之后，拜占庭的教会诗歌创作领域便再也没有出现过著名人物。注842 294

大马士革的约翰的名字也与一部传奇作品《巴尔拉姆和约瑟法特》（Baam and Josephat）密切相关，它在整个中世纪都是操各种民族语言的民众所喜爱的作品。毫无疑问，这部传奇故事取材于著名的佛本生故事。它极有可能是东方的基督教徒借来为自己所用的佛陀之生活故事的翻版；其作者本人说，这个故事是他从印度得知的。在整个中世纪，直到近代，人们几乎完全一致地将其归于大马士革的约翰的作品；但是，到1886年，法国东方学家H.索腾伯格（H.Sotenberg）却举出了一些证据说明约翰并非该书的作者，许多学者也接受了他的结论。注843但是，近年来，研究这方面问题的学者却对此有所怀疑，有些倾向于旧时的观点。所以，当一位学者在写作1910年版的《大公教会百科全书》中涉及大马士革的约翰的词条时，强调《巴尔拉姆和约瑟法特》毫无疑问应该是约翰所写注844，最近，一些编译这部著作的作者认为，大马士革的圣约翰的名字仍然有权出现在他们所出版的这部著作的扉页上。注845 295

破坏圣像的第二个时期是以著名的圣像崇拜拥护者斯图迪恩的狄奥多尔的活动为标志的。他是著名的君士坦丁堡修道院的住持，该修道院于君士坦丁五世时期衰落，但在狄奥多尔任住持时期复兴。在他的管理下，实行了一部新的、以集体生活（cenoby）为基础的修道院法规；修道院建立的一座学校满足了修士们对于文化生活的需求。这些修士必须受到读、写、誊抄手稿的训练，必须学习圣经和教父们的著作，学习写作赞美诗，并在举行礼拜时吟唱这些赞美诗。

作为生活在破坏圣像这一激烈动荡时期的伟大教父和社会工作者，狄奥多尔在文学的不同分支学科表现了杰出才能。他的教义学著作意在发展关于圣像和圣像崇拜的基本论点。他的大量布道词被编入所谓《小教义问答手册》和《大教义问答手册》（Small and Large Catechisms）中，得到最广泛的传播。他还留下了许多警示格言、藏头诗注846和圣歌等，但对于这些东西人们还无法进行深入的分析和研究，因为其中一些东西至今还没有出版，而另一些东西则出现于一些并不科学严谨的版本中（如俄文的礼拜书）。他收藏的大量的论及宗教教规和社会本质问题的书信，对于研究他那个时代的文化史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破坏圣像第二时期的最后两位统治者在位时期文化上的代表是以拜占庭时期唯一的天才女诗人卡西娅（Kasia）的创造性活动为标志的。当塞奥菲卢斯决定结婚时，首都集中了来自各行省的佳丽听凭皇帝选择，卡西娅就在其中。按常规，皇帝应手持金苹果在佳人们的行列前走过，将这个金苹果送给他选定的新娘。他几乎就要把这个苹果送给卡西娅了，因为卡西娅比其他佳丽更能打动他的心，但是她在回答皇帝提问时表现得过于大胆，乃至于皇帝改变了初衷，选择了狄奥多拉，即后来恢复正教崇拜的人。卡西娅后来则建了一所修道院，在此地度过了余生。卡西娅所留给教会的诗歌和赞美诗特别有新意而且特别生动活泼。克伦巴赫在专门研究了她的诗作之后，讲道：“她也是一位极其聪明，但又与众不同的女性，她将深邃的洞察力及对宗教的笃信态度与坦荡磊落的文风和对女性略带轻视态度的倾向融在了一起。”注847 296

对圣像崇拜者的迫害行为，后来由于圣像崇拜者的胜利而成为人们引以为荣的事件，这为许多圣者的传记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源，从而出现了拜占庭圣徒传记的辉煌时期。

阿莫里亚王朝时期，拜占庭帝国的高等教育领域有了长足的进步，在知识的各个分支学科也有了一些进步。在迈克尔三世统治时期，他的叔父恺撒巴尔达斯组建了君士坦丁堡高等学府。注848这所高等学府就坐落在宫廷中；它的主修课程是异教时期即被纳入教学设置、后来被拜占庭和西欧的学校所接纳的七门课程。这七门课程通</a>常被称为“七艺”（septem artes liberales），分为两大类：“三科”（trivium），即语法、修辞和逻辑；“四术”（quadrivium），即算术、几何、天文和音乐。这所学校里也学习哲学和古代文学作品。为了使所有的人都有机会接受教育，巴尔达斯宣布该校将实行免费入学；学校的教授由国库付给优厚的待遇。这一时期著名的学者佛提乌，就是巴尔达斯所建立的这所高等学校的教师。

该学校在后来的马其顿王朝统治时期，成为荟萃全帝国最有才智的优秀人才的核心。迈克尔三世时期结束其牧首任期的佛提乌，在9世纪后半期的知识和文学运动中成为中坚人物。他才华横溢，渴求知识并接受过优越的教育，后来则将其全部精力投入教育他人的事业中。他进行的教育是多方面的。他知识广博，不但表现在神学方面，而且包括了文法、哲学、自然科学、法学和医学。他将一些渴求丰富自己知识的人集中在自己身边。由于佛提乌特别专注于研究科学知识，因此同中世纪的其他热爱科学者一样，被指责为致力于研究“禁学”占星术和从事占卜。据说，他在少年时代就把自己卖给了犹太术士，注849因此，柏里说：“这位牧首似乎是浮士德的先驱之一。注850”作为他那个时代的最有学问的人，他不仅仅从事教育活动，而且用大量时间从事写作，留下了多种多样的丰富的文学遗产。297

在佛提乌的作品中，当以《图书集成》（Bibliotheca，人们通常称其为《千卷书集》［myriobiblon注851］）最为重要。该书的引子部分描述了特别有趣的场景：在佛提乌的家中，似乎有一个读书俱乐部，在这里，他所选定的一些朋友聚集在一起，阅读各种形式的文学作品，包括世俗的、宗教的、异教时期的及基督教时期的作品。佛提乌的丰富藏书随时供他的朋友们使用。为了满足朋友们的要求，佛提乌开始撰写他们已经读过的一些书的摘要。注852在《图书集成》中，佛提乌摘录了许多作品中的精华，其中有的比较简短，也有的比较长。同时，佛提乌根据这些摘录的东西写上自己的评注意见。书中记载了许多语言学家、雄辩家、历史学家、自然科学家、医生、宗教会议和圣徒的情况。该书的最大价值，在于它保存了一些已经失传的作品的片断。《图书集成》一书只收集散文作家的作品。在神学、语法学领域，佛提乌也留下了大量著作，同时也有一些布道词和书信等。在他的两篇布道词中，佛提乌提到了860年罗斯人对君士坦丁堡的第一次进攻，他是这一事件的目击者。

佛提乌知识渊博，热衷于研究古典时期的作品。从这方面看，他是拜占庭文学运动的代表。这一文学运动自9世纪中期以来就十分明显，在首都君士坦丁堡尤其如此，而巴尔达斯建立的大学就是这一运动的典型代表。佛提乌的大部分时间就是在此大学中任教。在他生活的时代，由于他的影响，世俗科学和宗教神学的教育之间发展起了一种更为亲密的关系。佛提乌在处理自己与他人的关系中，是如此宽容，乃至于一位克里特岛上的伊斯兰教统治者（埃米尔）都能成为他的朋友。他的一个学生，10世纪的一位君士坦丁堡牧首尼古拉斯·米斯提克斯（Nicus Mysticus）在一封写给这位埃米尔之子（也是他的继承者）的信中指出，佛提乌“虽然清楚地知道，宗教上的障碍是无法逾越的，可是，明智、友善以及能使人性高贵和闪光的其他品质却影响着热爱公正和平的人；所以，尽管信仰不同，但他热爱你的父亲，因为他具备了这些高贵品质。”注853

语法学家、牧首约翰是破坏圣像派的支持者，他以其渊博的知识得到了同代人的敬仰，甚至因此而被诬为“施巫术者”。另一个著名的人物是利奥，他是塞奥菲卢斯时期一个杰出的数学家。由于他师门兴盛，桃李满天下，他的名声广泛传扬，使得阿拉伯哈里发马蒙，一个热衷于发展教育的君主，期盼利奥到他的宫廷中任职。当塞奥菲卢斯得知这一邀请后，就付给利奥一份薪俸，指派他做君士坦丁堡一所教堂内的公众教师。马蒙派人送了一封私人信件给塞奥菲卢斯，请他把利奥派往巴格达短期访学，并说明，他将视此举为一种友好的表示，而且为了表达其诚意，按照传统，他将与拜占庭保持永久和平，而且付给拜占庭国家2000磅黄金。但是，皇帝拒绝接受这一条件。在这件事情上，塞奥菲卢斯是将科学“视为一种应该保守的秘密，就像希腊火的制造一样，并认为，用文化去启蒙蛮族人是愚蠢之举”。注854后来，利奥被选为萨洛尼卡的主教。但由于他的破坏圣像立场，被狄奥多拉罢免，但他仍在君士坦丁堡任教，并成为巴尔达斯所建立的君士坦丁堡高等学校的校长。需记住的是向斯拉夫人传播基督教的使徒君士坦丁（西里尔），就曾在佛提乌和利奥的指导下学习，而且在他赴卡扎尔人中间传教之前，曾任君士坦丁堡高等学校的哲学教授。298

以上简明的介绍已经足可以证明，在破坏圣像时期，拜占庭文化生活繁荣、知识运动兴旺，而且毫无疑问，如果流传至今，人们还能看到，破坏圣像运动的整个时期的各种不同的涉及诸多领域的破坏圣像者们的作品。

塞奥菲卢斯和马蒙之间关于数学家利奥的通信，是有其特别意义的，它有助于人们考察9世纪前半期，哈里发和拜占庭帝国之间存在的文化交流关系。这个时期，在哈伦·赖世德和马蒙统治下的阿拉伯帝国，知识和科学正处于繁荣发展时期。为了能超越巴格达的繁华，塞奥菲卢斯模仿了阿拉伯的建筑模式修建了一座宫殿。某些证据表明，巴格达对拜占庭的影响是积极的，注855但是这一困难的问题却超出了本书的讨论范围。

人们经常强调，在艺术领域，破坏圣像时期仅仅留下了消极的后果。事实上，也确有许多具有不朽价值的艺术作品被破坏圣像者毁掉。“他们的极端行为令人感到痛惜；他们破坏文化和艺术的汪达尔人行为注856不仅在当时不得人心，就是在今天我们所生活的时代也同样如此。”注857但是，在另一方面，破坏圣像时代通过再次复兴希腊模式，尤其是亚历山大模式，并借鉴了阿拉伯人的东方装饰艺术模式（阿拉伯人的模式则来自于波斯），从而把一种新的文化源流引进拜占庭艺术生活中。而且，尽管破坏圣像者明显地压制以基督像、圣母像和圣使徒像为代表的宗教艺术，但是在这一时期，他们却能够容忍受到明显希腊化影响、更带有现实主义特点的人像绘制模式。日常生活的风俗传统成为艺术热衷于表现的主题，而且总的来看，世俗艺术完全占据了优势。这一倾向的另一个实例是君士坦丁五世科普罗尼姆斯竟下令将他所喜爱的一幅驭车手的图像作为装饰物，挂在原来描绘第六次基督教主教全体公会议的一幅壁画的位置。299

这一时期的艺术作品，无论是宗教性的还是世俗的，都几乎已经完全被毁。在萨洛尼卡的若干教堂内，一些镶嵌画可能是这一时期被毁掉的。许多象牙制的雕饰品，特别是象牙首饰盒，也可归于9世纪时的作品。破坏圣像时期的插图手稿（这类手稿上的插图一般都是拜占庭僧侣的作品）也能证明这种精神已经深入艺术生活中。从书页四周插图的角度来看，《克鲁多夫诗篇》（Chludoff Psalter）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这部最古老的鎏金装饰诗篇现保存在莫斯科注858。但是，令人甚为遗憾的是，现存的可供人们研究破坏圣像时期艺术的资料极少。许多现存的、被人们认为是破坏圣像时期的东西，只是依据可能的证据，但却无法真正确定。

因此，迪尔称颂破坏圣像时期是之后马其顿时期拜占庭艺术第二个黄金时期的准备阶段：

在破坏圣像时期，拜占庭艺术的第二黄金时代已经具备了它的基本特质。从破坏圣像时期起就出现了代表马其顿时期艺术特点的两种对立的倾向。如果说，在马其顿时期存在着受古典传统影响的帝国艺术的繁荣，而且对于肖像画和世俗生活的日益增长的兴趣在宗教艺术中逐渐占主导地位，如果说在官方和世俗艺术的对立面有着一种更为严肃、更带宗教性、更拘泥于传统的修道院艺术，如果说由于此两种倾向的相互影响而产生了一系列经典之作，那么，正是在破坏圣像时期，播下了这颗丰收的种子。因此，破坏圣像时期在研究拜占庭艺术史方面是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时期，这并不仅仅由于它实际产生的成果，而是由于它对未来的影响。注8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