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希拉克略时代（610—717年）193_拜占庭帝国史

希拉克略（Heraclius）及其占据拜占庭皇位的直接继位者建立的统治王朝，可能属于亚美尼亚血统。这一点，至少可以从7世纪亚美尼亚历史学家塞贝奥斯（Sebeos）所提供的关于希拉克略时代的价值不菲的原始资料中推断出来。他写道，希拉克略家庭与著名的亚美尼亚家族阿尔萨息斯（Arsacids）家族有亲缘关系。注523与这一说法有些矛盾的是，几份史料都提到希拉克略的一头淡色金发。注524他于610年至641年在位。他的儿子君士坦丁是他的 穆罕默德时代的早期伊斯兰教历史，由于涉及这一时期的资料匮乏，尚模糊不清并且存在争议。而对于7世纪时的拜占庭帝国史来说，这尤其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因为这一问题的相应解决，必然极大地影响到人们对于阿拉伯人以超乎寻常的速度夺取拜占庭东部及南部省份叙利亚、巴勒斯坦、埃及和北非这些军事胜利的原因的理解。

有三位造诣很深的学者，代表着学者们对于伊斯兰教问题的占主导地位的几种不同意见。戈德齐赫写道：“毫无疑问，穆罕默德考虑到将他的宗教传播到阿拉伯境外，将原来只在最亲近的亲属中传布的教义变成能够控制整个世界的力量。”注567格里姆（Grimme）谈到，根据《古兰经》的内容，人们会认为伊斯兰教的最后目标是“完全占有阿拉伯半岛”。注568 凯塔尼（Caetani）则写道，先知穆罕默德从来没有想到使整个阿拉伯土地和所有阿拉伯人接受他的宗教。注569

穆罕默德在世时，并不是整个阿拉伯半岛都追随他。一般可以说，有史以来，阿拉伯半岛从未承认全境内只有一位统治者。实际上，穆罕默德控制的地方也许不到半岛的三分之一。这一地区逐渐地受到伊斯兰教新思想的深刻影响，而阿拉伯半岛的其余地区仍处于与穆罕默德出现之前基本上没有区别的政治和宗教组织的控制之下。在半岛西南部的也门，基督教流行。半岛东北部的各个部落也信奉基督教，该教很快在美索不达米亚和幼发拉底河沿岸的各阿拉伯行省占支配地位。与此同时，波斯的官方宗教迅速地衰落下去。所以，到穆罕默德去世时，他既不是整个阿拉伯半岛的政治统治者，也不是整个半岛的宗教领袖。207

有趣的是，拜占庭帝国最初只把伊斯兰教看成是阿利乌斯派基督教的一派，并将它与其他基督教派同等看待。拜占庭反对伊斯兰教的论辩性文献，其态度如同它反对一性教派、一意教派和其他信奉异端学说者一样。如是，8世纪一位生活在穆斯林宫廷里的萨拉森家族成员约翰·大马士革（John Domascene）并不把伊斯兰教看成是一种新宗教，而认为伊斯兰教在本质上只是类似于早期基督教的其他异端，是从正统的基督教信仰中分离出来的一个教派。拜占庭的历史学家也对穆罕默德的出现和他发动的政治运动显得很不感兴趣。注570 7世纪下半叶，一件引人注目的事件是在拜占庭帝国北疆、多瑙河下游沿岸建立了新的保加利亚王国。该王国随后的历史对拜占庭帝国的命运影响甚大。这一时期提到的保加利亚人是指古保加尔人，他们属于匈奴（突厥人）血统，与奥纳格（Onogurs）部落有密切的亲缘关系。康斯坦斯二世统治时期，一支保加尔游牧部落在阿斯帕鲁奇（Asparuch，即伊斯佩里奇［Isperich］）统领下因受到卡扎尔人的逼迫，从亚速海沿岸的大草原向西迁移，定居在多瑙河口，后来又向更远的南方迁移，进入今天称为多布罗加（Dobrudja）的拜占庭领土。V.N.兹拉塔尔斯基（V.N.tarsky）断言，这些保加尔人以前已经与拜占庭帝国达成协议，作为帝国的同盟者，他们被要求保卫多瑙河边界，以防其他蛮族人的进攻。注610至于这一推断是否正确，因为人们对保加尔人的早期历史所知甚少，难以确定。而且即使的确存在这样的协议，它也很难维持长久。保加尔人的游牧部落曾使君士坦丁四世忧心忡忡。因而他于679年发动了对保加尔人的战争。这次军事行动，以拜占庭军队完全失败而告终。君士坦丁四世被迫缔结一项和约，按照该条约规定，他需向保加尔人纳年贡，并割让自多瑙河至巴尔干半岛之间的领土，此即原来的莫西亚（Moesia）和小斯基泰（Smaller Scythia，今多布罗加）。多瑙河口和黑海岸的部分地区则仍然由保加尔人控制。拜占庭皇帝被迫承认的这一新王国，成为危险的邻居。

保加尔人建立政权之后，逐渐扩大他们的领土，与相邻行省中聚居的斯拉夫人发生冲突。保加尔人新来者使斯拉夫人了解了他们的军事组织和军训方法。这成为巴尔干半岛各斯拉夫部落实现统一的一个要素。而在此之前，他们仅是各自独立的群体。保加利亚注611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自然而然地对拜占庭帝国构成严重威胁。此后，拜占庭执政者对保加利亚人和斯拉夫人发动了许多次军事进攻。从数量上看，阿斯帕鲁奇统领的保加利亚游牧部落人数比斯拉夫人少，他们很快发现自己处于周围斯拉夫人强有力的影响之下，于是，在保加利亚人中间发生了人种方面的巨大变化，他们逐渐地丧失了原有的匈奴（突厥）民族的特性，到9世纪中期，他们几乎完全斯拉夫化，尽管直至今天他们仍然采用保加利亚这一古老的称呼。注612 220

1899年和1900年，君士坦丁堡的俄罗斯考古研究所在据称是古保加尔人活动中心（aul）的地区进行了考古发掘，发现了非常有价值的遗物。在保加利亚东北部，在今阿伯巴村（Aboba）附近的保加利亚王国古都（Pliska［普利斯卡］或Pliskova［普利斯科瓦］）遗址，即舒姆拉（Shu）或舒门（Shumen）城东北方向，考古发掘者发现了早期保加利亚诸汗所修建宫殿的地基，以及建有塔楼和城门的部分宫墙，一个大教堂的地基、铭文、许多艺术品和装饰品、金币、铜币和铝制印章。注613可是，不幸的是，由于涉及这一时期的原始资料非常缺乏，对这些东西无法做出恰如其分的估价和阐释，人们只能进行假设和推断。指挥这次考古发掘的TH.I.乌斯宾斯基认为：“君士坦丁堡的俄罗斯考古研究所在舒姆拉附近遗址上的发掘已经发现了非常重要的资料，足以证明保加尔人游牧部落曾定居巴尔干半岛并由于与拜占庭帝国的接触而受其影响，逐渐地发生了变化。”注614他还谈到“通过发掘保加利亚古都所发现的保加利亚人的风俗习惯的最早古物，证明他们很快受到拜占庭文化的影响，统治他们的诸汗在宫廷里逐渐采用了君士坦丁堡宫廷的习惯和礼仪”注615。发掘期间出土的绝大部分文物属于阿斯帕鲁奇之后的时代，主要是八九世纪之物。这次发掘工作还远没有结束。

拜占庭帝国的迁都计划。——7世纪中期，君士坦丁堡的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阿拉伯人占领了拜占庭的东部和东南部各省，并经常进攻小亚细亚各省。阿拉伯人的舰队亦在地中海和爱琴海取得远征的胜利。另一方面，北部边界兴起了保加利亚王国，巴尔干的斯拉夫人也逐渐向拜占庭首都和爱琴海沿岸方向推进并进入希腊。这使君士坦丁堡面临新的特殊局面，首都不再是安全之地。本来首都总是从东方各省获得军队，但现在东方一部分行省已丧失，保留下来的行省也受到各方面的威胁，处于危险之中。仅仅根据这些新的情况，我们完全可以解释康斯坦斯二世为何希望离开君士坦丁堡，将首都迁回到古罗马城或意大利的其他地方。编年史学家将康斯坦斯皇帝离开首都解释为，欲逃避人民对他屠杀同胞兄弟的行为而产生的憎恨。注616但这种解释很难从历史角度接受。221

事实是，康斯坦斯皇帝认为在君士坦丁堡里不再安全。而且，他很可能意识到，意大利和西西里很快便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北非的阿拉伯人的威胁，决定通过亲临其地加强帝国在地中海西部地区的力量，以便能够采取各种措施阻止阿拉伯人越出埃及边界继续向外扩张。康斯坦斯皇帝很可能不打算永久性地离开君士坦丁堡，而只是想仿效4世纪的皇帝们那样注617为帝国在西部建立第二个中心，希望这一措施有助于制止阿拉伯人的进一步进攻。无论如何，在现代史学作品中，初看令人大惑不解的康斯坦斯二世之西行的渴望，被认为并非出自皇帝个人的敏感，而是出自政治形势的需求。

与此同时，意大利的形势也非如期望中的平稳。由于拉文纳与君士坦丁堡相隔甚远，加之东方的形势非常复杂，当地的总督们已不再感觉到康斯坦斯皇帝的威严，公开表示背叛。而伦巴德人又占据着意大利的大部分领土。然而，拜占庭皇帝的权力在罗马、那不勒斯、西西里和意大利的最南部仍得到承认，而这些地方的居民主要是希腊人。

康斯坦斯二世离开君士坦丁堡之后，立即经雅典前往意大利。在罗马、那不勒斯和南部意大利有过短期逗留，最后在西西里的叙拉古居住下来。他在意大利度过了其在位的最后五年，但没能实现他原定的计划。他与伦巴德人展开的斗争也没有取得成功。西西里仍然经常受到阿拉伯人的威胁。一个反对他的阴谋酝酿而成，他在叙拉古的一个浴室里被悲惨地杀害。他死后，迁都帝国西部的设想随之放弃。他的儿子君士坦丁四世仍然驻于君士坦丁堡。222

希拉克略王朝的宗教政策

一意派注618和“信仰告白”

希拉克略反对波斯人的战争为拜占庭帝国收回了一性教派占多数的东方各行省——叙利亚、巴勒斯坦和埃及——于是，重新提出了政府应该如何对待一性教派的问题。甚至在战争期间，希拉克略已经开始与东方各省的一性教派主教协商，试图在教义领域做出某些让步以达到一定程度上的教会统一。如正教会答应承认耶稣基督有两个本性，一个行动（能力，?ν?ργεια）或一个意志（θ?mbda;ημα）注619，这种宗教统一看起来是可能的。从后一个希腊单词“θ?mbda;ημα”而来，这派被称“为Monotheletism”，即“一意派”，这是历史上众所周知的名称。注620安条克和亚历山大，以皇帝希拉克略任命的一性教派牧首们为代表，乐于努力达成协议，君士坦丁堡牧首塞尔吉乌斯（Sergius）也乐于如此。但是，住在亚历山大的巴勒斯坦修士索夫罗纽斯起来反对一意派学说。他为反对这一新教义提出的深刻论证，对于削弱希拉克略之调和政策的基础有很大威胁。罗马教宗霍诺留意识到，围绕着历次全基督教主教会议所有未决教义问题进行辩论是危险的，遂宣布一意派教义是正确的。索夫罗纽斯晋升为耶路撒冷牧首后，这一职位使他有足够的机会取得更广泛的影响。他给君士坦丁堡牧首送去一封辩论性信件，信中运用精辟的神学理论论证一意派教义是非正统的。希拉克略预感到教会大乱即将来临，急忙发布了《信仰告白》（?κθεσι?即Exposition of Faith），承认耶稣基督是两性而一意。该文件的基督论部分便是由塞尔吉乌斯牧首起草。皇帝原来希望《信仰告白》能为调和一性教派和正统教派的关系起重要作用，可是他的愿望落空了。新任教宗没有批准《信仰告白》，而是极力捍卫所谓基督有两种意志和两种作用的学说，宣布一意派教义是一种异端邪说。这一做法导致了教宗和皇帝之间产生意想不到的对立。而且，当《信仰告白》发布时，并没有像希拉克略预计那样产生大的影响。希拉克略的主要目的是想调和东方一性教省份与正教的关系，可是在《信仰告白》于638年发布时，叙利亚、巴勒斯坦和美索不达米亚的拜占庭领土已经不再属于拜占庭帝国，它们已经被阿拉伯人占领。只有埃及行省还归属帝国，但它的日子也不多了。一性教派的问题也已失去它原有的政治意义。希拉克略颁布的政令毫无结果。同样，在这方面，早前试图达成宗教和解的尝试也无法令人满意，从未成功地解决过主要问题，主要原因是争论双方的大多数人都十分顽固。223

康斯坦斯二世的《信仰诏示》

希拉克略去世之后，康斯坦斯二世继位，宗教政策有了进一步发展：康斯坦斯二世仍顽固坚持一意派的观点，尽管这一行动已失去政治上的意义，而且有碍于同罗马教宗保持友好的关系。当阿拉伯人于7世纪40年代占领埃及之后，康斯坦斯二世为了与教宗取得和解，做出一系列姿态，表示愿意对一意派的学说做若干方面的改变。为此，他在648年发布了《信仰诏示》τ?πο?，即（Type of Faith），禁止“所有有着虔诚的基督教信仰并属于天主教会和使徒教会的正教臣民，互相之间为一个意志或一个行为（能力）或两个行为（两种能力）和两个意志而争辩”。注621除了禁止争论之外，《信仰诏示》命令撤除涉及该问题的书面辩论文件，此即指希拉克略颁布的、供在圣索菲亚大教堂后殿上的《信仰告白》。但是，康斯坦斯二世的这一措施没能实现其所期望的宗教和平。在罗马拉特兰宗教会议上，教皇马丁当着希腊教士代表的面，谴责“最渎神的《信仰告白》（impiissima Ecthesis）”和“错误的《信仰诏示》（Scelerosus Typus）”，并宣布，凡与起草这两个法令文件有关的人员均犯有异端罪。注6227世纪杰出的神学家、忏悔者马克西姆斯（Maximus Confessor）总的来说是坚决反对《信仰告白》和一意派教义的。在东方教会内部，对康斯坦斯二世的宗教政策的极端不满也越来越突出。

康斯坦斯被罗马主教在拉特兰宗教会议上的表现所激怒，遂命令拉文纳总督逮捕马丁，将他押送到君士坦丁堡。总督执行了命令。马丁在君士坦丁堡被宣判犯有企图在西部帝国各省煽动暴乱反对皇帝的罪行。他受到严重的侮辱，被关进监狱。稍后，他又被押送往位于克里米亚南岸的边远城市、拜占庭时期通常放逐贬黜者的流放地克尔松，不久便死去。他在克尔松写的信中，抱怨生活条件恶劣，请求他的朋友给他送去食物，特别是“只能听到，但从没有见到”注623的面包。很可惜，马丁的信中没能提到7世纪时克尔松的文化和经济状况。224

康斯坦斯皇帝和君士坦丁堡牧首继续与马丁主教位的继任者协商，最后与马丁之后的第二任继任者维塔利安（Vitalian）缔结和约。教会内部分裂停止了。与罗马的宗教和解在政治上对拜占庭帝国是重要的，因为它巩固了皇帝在意大利的地位。

著名的反一意派人物、忏悔者马克西姆斯被意大利总督逮捕，转交给君士坦丁堡，由一个陪审团判罪，被残酷地断肢。他死于长途流放之中，成为殉教者。

第六次全基督教主教公会议与宗教和解

虽然一意派已失去它的政治意义，但它仍在人民中间起到了分化离间的作用，甚至在《信仰诏示》禁止讨论此类问题之后仍是如此。康斯坦斯二世的继位者君士坦丁四世执政时，迫切希望在帝国建立彻底的宗教和平，于680年在君士坦丁堡召开了第六次全基督教主教公会议，谴责一意派，认为耶稣的两种本性表现在他的三位一体上，而且“为了拯救人类，两种天生的意志和两种行为（能力）和谐地融合在一起”注624。

拜占庭与罗马的和平的确重新建立起来。第六次全基督教主教公会议给教宗送去一封信，称他是“站在信仰之磐石上的全世界基督教会的领袖”，并宣称他给皇帝的信件阐述了宗教的真正原理。注625

这样，在君士坦丁四世统治时期，拜占庭政府明确表示反对一性派和一意派。亚历山大、耶路撒冷和安条克三个牧首区虽由于阿拉伯人的征服而脱离拜占庭帝国，但也派出了它们的代表参加了第六次宗教会议。安条克牧首马卡里乌斯（Macarius）显然生活在君士坦丁堡，而管辖范围只是奇里乞亚和伊苏里亚。注626他在这次宗教会议上为一意派案件争辩，为此被罢免并被开除出教。第六次宗教会议的决定向叙利亚、巴勒斯坦和埃及表明，君士坦丁堡已经放弃了同这些不再属于拜占庭帝国领土的行省寻求宗教和解的努力。拜占庭与罗马的和好，是通过与东部各省的一性派和一意派居民坚决划清界限才取得的。而这实际上非常有利于阿拉伯政权在这些行省进一步得以巩固。叙利亚、巴勒斯坦和埃及名副其实地从拜占庭帝国分离出去了。225

在第六次宗教会议上与罗马达成的协议无法维持长久。到君士坦丁四世的继承者查士丁尼二世统治时期，拜占庭与罗马的关系又变得紧张。为了完成第五次和第六次全基督教主教公会议提出的任务，查士丁尼二世于691年在君士坦丁堡穹顶大厅召开宗教会议。这次会议名称取自开会地点，叫“特鲁兰会议”（Trun）注627或“五六次会议”（Quinisext注628，Quinisextum），因为会议完成了前面两次全基督教宗教会议的任务。这次会议也自称为全基督教（普世的）主教公会议。但教宗塞尔吉乌斯拒绝在会议法规上签字，因为他不同意其中规定的禁止周六戒斋和允许传教士结婚等条款。查士丁尼二世仿效康斯坦斯将马丁流放到克里米亚的做法，下令逮捕塞尔吉乌斯，并将他带到君士坦丁堡。但是，意大利的军队与拜占庭帝国的特使作对，保护了教皇。而且，如果不是教皇为特使求情，他必死无疑。注629

查士丁尼二世第二次执政（705—711年）时，教宗君士坦丁应皇帝的邀请到了君士坦丁堡，他是应召到拜占庭帝国首都的最后一位教宗。查士丁尼以最高的荣耀款待他。教宗的传记作者说：他头戴皇冠，匍匐在教宗的脚下，吻了他的脚。注630查士丁尼二世和教宗达成满意的和解。可是没有确切的资料论及其事。正如德国教会史学家赫弗勒（Hefele）指出的那样，到这一时期，教宗君士坦丁毫无疑问的是接受了中庸</a>之道，而教宗约翰八世（872—882年）步其后尘，继续前进，宣称“他接受所有与真正的信仰、良好道德和罗马教令不相矛盾的那些原则”注631。教宗君士坦丁安全地返回了罗马，受到人民的热烈欢迎。宗教和解似乎在拜占庭帝国已经严重缩小的版图内最后完成了。226

军区制的起源和发展

在拜占庭历史上，军区制通常与希拉克略王朝的统治时代联系在一起。军区制是一种特殊的行省体制。它是时代环境的产物，其显著特征是行省统治者的军事权力发展到最后完全凌驾于行政机构的权力之上。这一过程不是突然出现，而是渐进的。在一个长时间内，希腊语“军区”（τ? θ?μα）意思是指驻扎在某个行省的军队，只是后来，可能在8世纪时，该词的意思才不仅指军事分遣队，也指该分遣队所驻扎的省份。这样，该词开始用于拜占庭帝国的行政区划。

论及拜占庭军区问题的主要的原始资料是《论军区》这部著作。作者是10世纪的拜占庭皇帝君士坦丁·波菲罗杰尼图斯，成书年代因而大大晚于希拉克略王朝，该书有它的不足，即对一些地区的叙述中以五六世纪的地理著作为依据，非常粗浅地或一字不漏地照搬照抄。虽然该书没有提供数量可观的有关7世纪军区体制的资料，但它将该体制的开端与希拉克略的名字联系在一起。作者写道：“自利比亚的（即阿非利加的）希拉克略执政开始，罗马帝国的版图已经缩小，自东部至西部都受到破坏。”注632有趣的是，9世纪上半叶的阿拉伯地理学家伊本·胡尔达巴（Ibn-Khurdadhbah，或称胡尔达兹比［Khordadhbeh］）和10世纪早期库达马（Kudama）的著作中，也发现了与这一问题有关的重要资料，尽管这两位作者并不是希拉克略同时代的人。这些材料也还没有得到充分研究和解释。为了对军区制的早期历史进行研究，历史学家运用了编年史学家偶然性的评述，尤其是查士丁尼二世于687年致教宗的拉丁文信件，该信件与第六次全基督教主教公会议的确认有关。这封信里有一张当时的军区列表，虽然还没有称为军区，但用拉丁文“军队驻地”（exercitus）表示。注633在当时的历史原始资料中，拉丁文exercitus和希腊文στρατ??（有时用στρ?τενμα）常常用于表示由军队管理的省或地区。227

军区制的真正先驱是6世纪末在拉文纳和迦太基（阿非利加）建立的总督区。伦巴德人的进攻引起了意大利行政机构的变化，如同柏柏尔人（摩尔人）在北非的进攻所引起的情况一样。中央政权着眼于建立更有效地应对外来敌人的防御体系，试图以其边境行省的强大军事权力机构保障领土的统一。7世纪时，波斯和后来的阿拉伯人的征服，夺去了拜占庭帝国东部各省。小亚细亚的局势完全变了，原来从不需要认真防卫的领土变成经常受到毗邻的穆斯林严重威胁的地方。拜占庭政府不得不在东部边境采取重大举措。重新组合军事力量，建立新的行政区划，给予军队首领以特殊的权力。这些军队首领的作用在当时是非常重要的。新建的阿拉伯舰队造成的威胁，同样是严重的。早在7世纪时,该舰队几乎控制了地中海，并威胁着小亚细亚海岸，爱琴海诸岛屿，甚至意大利海岸和西西里。在拜占庭帝国的西北部，斯拉夫人占领了巴尔干半岛的相当大部分，并深入到包括伯罗奔尼撒半岛在内的希腊。在北部边境，保加利亚王国于7世纪的下半叶兴起。所有这些形势的改变，迫使拜占庭帝国把最不安全的各行省分成由强有力的军事首领统治的，类似总督区的大政区。帝国被军事化了。注634

拜占庭的军区并不是凭着一项立法而产生，每个军区都有其本身的历史，有时还是相当长的历史。每一军区的起源问题，只有对每个军区进行专门的研究才能解决。在这方面，库拉科夫斯基的著作很重要。他认为，希拉克略打败波斯人之后采取的军事措施是新的行政制度的出发点。布莱耶尔支持这一观点。亚美尼亚也许是拜占庭帝国在波斯威胁压力下军事化的一个典型。因为当希拉克略改组亚美尼亚政府时，没有任命文职行政官员。掌权者完全是军方人士。因此，当时军区制仅仅是把亚美尼亚形成的政体用于其他行省。注635Th.乌斯宾斯基提出，要注意斯拉夫人的问题。他说，于军区形成的时期，巴尔干半岛到处住满了斯拉夫人，斯拉夫人中相当多的志愿者参与了开拓比提尼亚移居地的活动，对小亚细亚军区机构的建立做出了贡献。注636无论如何，对这一论断应持谨慎态度，因为在7世纪末，查士丁尼二世将80 000名斯拉夫人迁移到奥普西奇翁军区之前，不存在大量斯拉夫移民进入小亚细亚的证据。228

人们确切知道的是，为了抗御面临的危机，拜占庭帝国于7世纪在东方建立了以下四个大军事分区，后来称为军区，此即：（1）亚美尼亚军区（Armeniaci 或 Armeniakoi），位于接近亚美尼亚的小亚细亚东北部；（2）安纳托利军区（Anatolici-Anatolikoi），该区名称源自希腊文“安纳托利”（ανατοmbda;η），即“东方的”；（3）“帝国神佑的奥普西奇翁军区”（希腊文?ψ?κιον，拉丁文obsequium）位于小亚细亚，濒临马尔马拉海；（4）沿海的卡拉维希奥诺鲁姆军区（thema Caravisionorum）。后来在8世纪时，可能称为西比拉伊奥特（Cibyraiot），位于小亚细亚南岸和邻近的岛屿。前两个军区占了小亚细亚的中间部分，东面起自奇里乞亚的边界，西面到爱琴海海岸，作为防御阿拉伯人的屏障。第三个军区起着阻止外来的敌人、保护首都的作用。第四个军区即沿海军区，目的是抗御阿拉伯舰队的进攻。

这种军区组织，同6世纪萨珊波斯国王喀瓦德（Kawadh）和库斯鲁·努尔什万（Chosroes Nushirvan）统治时期的军事化组织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在波斯，帝国的整个领土也在四位军事首领之间划分。两者如此相似和如此密切，以至于施泰因将其解释为是拜占庭皇帝经过深思熟虑后采用了波斯人的改革。他说，有关资料使人们不无理由相信，希拉克略研究过两位波斯君主的改革，也许甚至从波斯的档案中接受了某些东西。“向自己的敌人学习总是一切真正的政治家的愿望。”注637

在巴尔干半岛，色雷斯军区则是为了反对斯拉夫人和保加利亚人而建。后来，也许在7世纪结束时，由于反击斯拉夫人入侵希腊，在希腊又建立了希腊或希腊迪科伊（Hedikoi）军区。大约同一时期，为了抵抗已对地中海西部构成威胁的阿拉伯人从海上进攻，建立了西西里军区。这些军区或地区除少数例外，均是由将军（strategoi）进行统治。西比拉伊奥特军区的统治者被称为海军统领（drungarius即vice-admiral）；奥普西奇翁的军区首领称“统领”es）。229

如是，军区组建的时间可以追溯到在波斯威胁的压力下，希拉克略试图将拜占庭帝国军事化的时期。无论如何，就目前所知，他仅是成功地完成了亚美尼亚的改组。战胜波斯人的辉煌胜利，使叙利亚、巴勒斯坦和埃及回归拜占庭，这些行省急需整编。可是，由于阿拉伯人很快又从希拉克略的手中夺走这些行省，所以他来不及完成这一任务。波斯人的危害已经消除，可是新的、更危险的阿拉伯人的威胁取而代之。希拉克略的继承者效法前任，创建了军事区划（后来称为军区）抗击阿拉伯人。与此同时，帝国北部受到日益壮大的斯拉夫人和保加利亚人的威胁，终于促使诸位皇帝将这种防卫方法也扩展到巴尔干和希腊。

在这些军区和总督区内，文职官员并没有立即让位给军事统治者。文官行政机构即地方行省（eparchies）在新的制度下，在大多数地区继续存在。当然，由于外来威胁，军方被授予全权，使他们的势力比官方行政机构的势力越来越强大。施泰因谈道：“希拉克略播下的种子已经惊人地发育成长。”注638

有迹象表明，希拉克略在拜占庭的法规制定方面也有建树。在他执政期间颁布的《新律》中，以612年至629年发布的、涉及教士中各类问题的四则法令最具代表性。还有一些其他法律的内容与希拉克略有关，虽然这些法律没能完好地保存下来，但仍有迹象可寻。而且有可能证明这些法律的某些方面被西方日耳曼人和东方阿拉伯人所吸收并引用到他们的法规当中。至少在一些涉及伪造货币、制定官方度量标准和发布政府文件等问题的法律中可以证明这一点。注639

混乱时期（711—717年）

查士丁尼二世之后，有三位短期执政者：瓦尔丹或菲利彼库斯、阿那斯塔修斯二世和狄奥多西三世，他们在登基不久230便相继被废黜。整个帝国一片混乱，四处兵变。瓦尔丹因特别喜爱一意派，破坏了同罗马的友好关系。但阿那斯塔修斯二世恢复了以前与教皇订立的协议。在对外问题上，拜占庭帝国非常不成功。保加利亚人决定对查士丁尼的被害实施报复，因为后者曾经友好地对待他们。他们向南推进，直抵君士坦丁堡。阿拉伯人经陆路穿过小亚细亚不断地推进，经水路在爱琴海和普罗蓬蒂斯威胁君士坦丁堡。拜占庭正经历着与610年革命发生时相仿的一个危机时期，再一次需要有一位能将拜占庭从无法避免的危难中拯救出来的有魄力、有实力的人物。得到了公众拥护的安纳托利亚军区首领利奥便是这样的人物。软弱的狄奥多西三世认识到自己对迫在眉睫的威胁完全无能为力，于是放弃了帝位。717年，利奥胜利进入君士坦丁堡，由教宗在圣索菲亚大教堂为他加冕称帝。他饶恕了狄奥多西。于是，利奥由一位在军区中享有广泛权力的军事统帅上升至九五之尊的皇帝。230

文献、学术和艺术

在拜占庭帝国的整个历史中，从610年至717年是学术和艺术的最黑暗时代。前一世纪取得非常丰富的知识成就之后，智慧的创造似乎完全消亡了。这一时期毫无生机的主要原因，必须从拜占庭帝国的政治局势方面寻找。国家不得不把所有的精力投放在抵御外来的敌人方面。先是波斯、后是阿拉伯人占领了文化发达、知识成果丰富的东方行省和叙利亚、巴勒斯坦、埃及。阿拉伯人还威胁着小亚细亚、地中海各岛屿，甚至拜占庭的首都。阿瓦尔—斯拉夫人在巴尔干半岛构成威胁。所有这些，实际上形成了抑制文化知识和艺术活动的环境。这种恶劣形势不仅体现在东方被夺走的各行省，而且也体现在仍然是拜占庭领土的行省里。

在这整个时期里，拜占庭帝国没有出现一位历史学家。只有圣索菲亚的副主祭、生活在希拉克略时代的小亚细亚庇西迪亚省的乔治，用和谐、正确的韵文描述了希拉克略对波斯人和阿瓦尔人的战争。他留下了三部历史著作：（1）《关于希拉克略皇帝对波斯人的讨伐战争》（On the Expedition of Emperor Heraclius against the Persians）；（2）《关于626年阿瓦尔人对君士坦丁堡的进攻，以及对圣母玛利亚的祈祷使他们归于失败》（On the Attack of the Avars on Constantinople in the Year 626，and their Defeat through the Intercession of the Holy Virgin）；和（3）《希拉克略》（Heraclias），是在皇帝取得对波斯人最后胜利时，致皇帝的赞词。在其他辩论体、挽歌体及带有宗教性质的著作中，我们应该提到的是《六天》（Hexaemeron）。它是叙述创世纪并引喻当时事件的一种哲学-神学说教诗。这部著作因涉及基督教作家特别喜爱的主题而流传到拜占庭帝国境外。例如，14世纪便有一本斯拉夫-俄罗斯语译本。庇西迪亚的乔治的诗才在后世受到很高评价。人们甚至要求11世纪著名的拜占庭学者和哲学家迈克尔·塞勒斯（Michael Psellus）回答这一问题：“欧里庇得斯和庇西迪亚的乔治，何者为最好的诗人？”现代学术界认为乔治是拜占庭时期最好的世俗诗人。注640 231

这一时期的编年史家，有安条克的约翰和《复活节编年史》（Chronicon Paschale）的佚名作者。安条克的约翰可能生活在希拉克略时代。他写了一部从亚当时期到福卡斯皇帝去世（610年）时的世界编年史。由于该书现在幸存下来的多是残篇，所以学者们对该书的真正作者究竟是谁这一争论长期没有解决。有时候，人们还认为他就是约翰·马拉拉斯（他也是叙利亚安条克人）。根据现存的片断材料，可以看得出，安条克的约翰的著作远胜于马拉拉斯的，因为它不是从安条克本地的狭窄范围来考虑世界历史，而具有更广泛的历史目标。该书在运用早期原始资料方面，也显得更为熟练。还是在希拉克略时代，某些佚名的教士编了所谓的《复活节编年史》，虽然该书仅仅是从亚当到629年的历史事件年表，但它毕竟包括一些相当重要的历史评论，这部毫无独创性的作品的主要价值在于它对所用资料的批判和记载作者同时代事件的那一部分。

在神学领域，7世纪的一意派辩论正像早些时候的一性教派辩论一样，产生了相当多的文献，但均没有能保存下来。由于它们受到7世纪宗教会议的谴责，早已被毁掉，其方式如同人们毁灭一性派作品一样。所以，第六次全基督教主教公会议的法令和忏悔者马克西姆斯的著作便几乎成为评价这些文献的唯一根据，它们在反驳对方的过程中引用了这些被毁掉的著作的片段。

忏悔者马克西姆斯是最著名的拜占庭神学家之一。作为希拉克略和康斯坦斯二世的同时代人，他在7世纪一意派辩论期间是正教的坚定的捍卫者。他因信念坚定而被判入狱，受到了无数次严酷折磨之后，他被放逐到远离君士坦丁堡的高加索地区拉齐卡省。他在那里度过了生命的最后岁月。他那些关于辩论术、圣经诠释、禁欲主义、神秘主义和礼拜仪式的著作中，主要反映了三位著名教父（伟人亚大纳西、纳西昂的格列高利和尼斯的格列高利）对他的影响，也有在中世纪广为流传的所谓“伪丢尼修”（Dionysius the Arepagite，或Psedo-Arepagite）注641的神秘主义观点的影响。在拜占庭神秘主义的发展中，马克西姆斯的著作特别重要。一位研究马克西姆斯的现代学者写道：“将‘伪丢尼修’的枯燥乏味的思辨的神秘主义与好沉思的禁欲主义的现实的伦理道德问题结合，蒙神恩的马克西姆斯创立了拜占庭神秘主义的一种生动模式，该模式反复出现在后世的禁欲主义者的许多著作中。因此，他可以被认为是拜占庭神秘主义的名副其实的创造者。”注642遗憾的是，马克西姆斯没能留下其观点的系统性论述，因此，这些观点必须从他的大量著作中挑选出来。除了神学和神秘主义著作之外，马克西姆斯还留下大量的重要信件。232

马克西姆斯著作的影响和重要性并不局限于东方，它们还扩展到西欧。此后，影响到9世纪西欧著名思想家斯科特·埃琉吉那的约翰（Johannes Scotus Eriugena）。他对“伪丢尼修”的著作也非常感兴趣，他承认只是通过马克西姆斯所解释的“奇迹般的方法”，他才取得对丢尼修“最朦胧”思想的理解。他称马克西姆斯是“天才的哲学家”“全智者”“最杰出的教师”，等等。马克西姆斯论神学家格列高利的著作由埃琉吉那译为拉丁文。注643马克西姆斯同时代的一位年轻人西奈山的阿纳斯塔修斯（Anastasius Sinaita）采用了与马克西姆斯类似的方式创作了自己的辩证的和评注性质的文学作品，但其才华远逊于马克西姆斯。

在圣徒传记方面，必须提到耶路撒冷的主教索夫罗纽斯。他经历过阿拉伯人对圣城耶路撒冷的围攻，他的著作详尽地描述了埃及地方的圣徒居鲁士（Cyrus）和约翰尼斯（Johannes）的殉教及其显示的奇迹，还包括了许多有关自然地理和人文风俗习惯史的资料。具有同样重要性的是生活于7世纪塞浦路斯的尼亚波利斯（Neaplis in Cyprus）主教莱昂提乌斯（Leontius）的著作。他是几部“传记”的作者。其中7世纪亚历山大主教的传记《记仁慈的约翰》，对研究当时的社会和经济生活史特别有价值。与大多数圣徒传记作者不同，莱昂提乌斯是为广大民众撰写《圣徒传》，因此他的语言中反映了民间口语的极大影响。注644 233

概言之，在希拉克略王朝这一黑暗时代和艰难岁月的文化活动中，屈指可数的几位拜占庭作家大部分出自东方各省，而其中部分行省已处在新的统治者穆斯林的控制之下。

考虑到希拉克略王朝时期的对外事务，毫不奇怪，这个时期没有给今天留下不朽的艺术品是很正常的。无论如何，幸存下来的极少量的7世纪的遗迹清楚地表明，查士丁尼的“黄金时代”为拜占庭的艺术生活打下了坚实基础。虽然自6世纪下半叶起，拜占庭艺术在国内显得微不足道，但到7世纪时，拜占庭艺术在帝国境外的影响则非常明显。许多有日期可查的亚美尼亚教堂便是拜占庭影响的突出典范，其中有在611—628年重建的埃德格米亚钦（Edgmiatsin或Edgmiatdzin）大教堂和622年建造的阿尼（Ani）城堡的教堂。687—690年建于耶路撒冷的欧麦尔清真寺是纯粹的拜占庭建筑。在罗马，圣玛利亚·安提卡教堂（Santa Maria Antica）中，有一些壁画是属于7世纪或8世纪初的作品。注6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