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查士丁尼大帝及其直接继承者（518—610年）129_拜占庭帝国史

芝诺和阿那斯塔修斯的继承者之对外政策和宗教政策是与他们的前任直接对立的，他们把关注的目光自东方转向了西方。

518—578年，拜占庭帝国的皇位一直由下述人物占据：长者查士丁（Justin the Elder，518—527年在位），原为宫廷侍卫长（Count of the Excubitors注330），在阿那斯塔修斯死后，一次偶然机会被选为皇帝；他的著名外甥查士丁尼大帝（Justinian the Great，527—565年在位）；查士丁尼的外甥查士丁二世，即幼者查士丁（Justin the Younger，565—578年在位）。查士丁和查士丁尼的名字与他们的斯拉夫血统紧密相关，常被许多学者视为历史遗案，其斯拉夫出身的说法源自修道院长塞奥菲鲁斯（Theophilus）所写的皇帝查士丁尼的生平。据称塞奥菲鲁斯是查士丁尼的一位老师。这部生平记录是17世纪由梵蒂冈图书馆的馆员尼古拉斯·阿莱曼努斯出版的。“生平”提到了查士丁尼及其亲属的特别的名字，这些名字是他们在其家乡所用的。据斯拉夫学高级权威的观点，这些名字是斯拉夫人的名字。例如：查士丁尼的名字“尤普拉夫达”（Upravda）是斯拉夫语中“真理”“正义”之义。英国学者布赖斯（Bryce）在19世纪末（1883年）发现并研究了阿莱曼努斯所使用的手稿。他证明，该手稿写于17世纪早期，其中提法纯系传说，没有任何历史价值。现在，关于查士丁尼是斯拉夫民族出身这一提法必须摒弃。注331查士丁和查士丁尼可能是伊利里亚人或阿尔巴尼亚人。查士丁尼出生于上马其顿，距阿尔巴尼亚边界上今日之乌斯库布不远处的一个村庄里。一些学者认为查士丁尼的家族可上溯到达达尼亚（即上马其顿）的罗马移民后裔。注332据此，查士丁尼王朝的前三位皇帝是伊利里亚人或阿尔巴尼亚人，不过显然，他们都已经罗马化了。他们的民族语言是拉丁语。

懦弱而无子嗣的查士丁二世选定了一个军队指挥官、色雷斯人提庇留（Tiberius）为嗣子，封他为恺撒。当时，查士丁二世发表了一篇重要的演说，该演说因它的诚挚和忏悔的语气在当代人的心目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注333由于该演说词被书记员速记下来，至今仍保留了它的最初形式。查士丁二世死后，提庇留继位，称提庇留二世（578—582年在位）。提庇留二世死后，查士丁尼王朝即告结束，因为提庇留的继承者是他的女婿莫里斯（Maurice，582—602年）。关于莫里斯的民族出身问题，史料众说不一；有些史料说，他的家乡及他的家族所在地是卡帕多细亚的城市阿拉比苏斯（Arabissus）注334，而另一些人虽然也称他为“卡帕多细亚人”，但认为他是位居拜占庭皇位的147

最近，在研究查士丁尼的立法著作方面，人们的观点有了一个重要转变。迄今为止，查士丁尼的法典，除了《新律》之外，它们都被认为最初是作为进一步理解罗马法的辅助手段，也就是说，它们只具有辅助性的，而不具备Three Chapters）问题。此案涉及三位5世纪的教会作家，即莫普苏埃斯蒂亚的狄奥多尔（Theodore of Mopsuestia）、居鲁士的狄奥多莱（Theodoret of Cyrus）和埃德萨的依巴斯（Ibas of Edessa）。一性教派对卡尔西顿会议的指责，是因为上述三位作家有聂斯脱利派信仰倾向，却未在该次会议上受绝罚。罗马主教和“不眠者”遇到了极为强大的对手。查士丁尼义愤填膺地宣称，在上述问题上，一性教派是正确的，正教派必须赞同他们。他在6世纪40年代早期发了一则敕令，谴责了上述三位作者的作品，并威胁道：“任何企图保护或赞同此三者的人都将受到绝罚。”注411 152

查士丁尼希望所有的教会人士对此敕令都承担义务，要求所有的牧首和主教在该敕令上签字。但这并不容易实现。西方教会担心若自愿签署该协议，可能意味着侵犯了卡尔西顿会议的权威。一位著名的迦太基助祭写道：“如果卡尔西顿会议的决议也要讨论，那么，尼西亚会议不是也可能受到同样的威胁吗？”注412除了上述疑问外，人们还提出，是否应该诅咒死人，因为这三位作者早在前一世纪都已经谢世。最后，一些西方教会的首脑达成这样的意见，即，皇帝以该敕令侵犯了教职人士的良心。但是，在东方教会，人们并不赞成这种观点，这里的历朝皇帝参与裁决宗教争端问题已经在长期的实践中得到认可。东方教会也引用《旧约·圣经》中约书亚王的故事，他不仅镇压了活着的奉偶像崇拜的教士，而且打开了在他统治时期之前已经去世的那些人的坟墓。在圣坛上焚烧了他们的遗骨（《列王记》下，23：16）。于是，东方教会乐于接受该敕令，并谴责“三章”的作者们，西方教会则不然。总之，查士丁尼的敕令没有得到教会的普遍承认。

要劝说西方教会支持他，查士丁尼首先要取得罗马教宗的允许。因此，当时的罗马主教维吉利乌斯（Vigilius）被召至君士坦丁堡，在那里滞留了七年之久。当他到达君士坦丁堡时，立即公开声明他本人反对皇帝的敕令，并宣布将君士坦丁堡牧首除籍。但是，他渐渐屈服于查士丁尼和狄奥多拉的威压。458年，维吉利乌斯发表了摒斥“三章”的声明，即所谓的“宣判书”（Judicatum），从而与四位东方教会的牧首取得一致。这是狄奥多拉的最后胜利。她相信一性教派的最后胜利是不可抗拒的。她也于该年去世。在维吉利乌斯被邀请到君士坦丁堡之时，西欧的修士们不得不为“最英明的君主查士丁尼和狄奥多拉”不停地祈祷。注413 153

然而，西方教会并不赞成维吉利乌斯实行的妥协。非洲的大主教们在召集了一个主教会议后，竟至将维吉利乌斯处以绝罚。由于这些事件的影响，教宗的立场动摇了，他取缔了已经公布的“宣判书”。查士丁尼决定求助于基督教主教公会议。这一会议于553年在君士坦丁堡召开。

查士丁尼想利用这场激烈的宗教斗争来调和一性教派与正统派的关系，但却没有出现他预想中的结局。一性教派并不满足于对他们的让步。在查士丁尼晚年，他显然倾向于一性教派，反对他的主教均遭到流放。这时，一性教派竟然可能成为迫使所有人接受的国教。而这将带来新的更为严峻的矛盾。但在此时，年迈的皇帝辞世了，帝国的宗教政策随之又一次发生了变化。154

在总结查士丁尼的宗教政策和教会政策时，人们要问，他是否成功地在帝国建立了一个统一的教会。当然，回答是否定的。正统教派与一性教派并没有重归统一。聂斯脱利派、摩尼教派和犹太教及异教在某种程度上依然存在。帝国并不存在宗教的统一。查士丁尼试图实现宗教统一的目标应该说是失败了。

但是，谈及查士丁尼的宗教政策，我们也不应忽视他的传教活动。作为一名基督教帝国的皇帝，他认为自己的责任是在自己的帝国范围以外传播基督教。多瑙河畔的赫鲁利人（Heruli）注417和一些高加索人部族，以及北非和尼罗河中游地区的土著民族都是在查士丁尼时期皈依基督教的。注418

查士丁尼的内政

尼卡起义。——查士丁尼即位之时，帝国的内部生活处于无秩序和动乱之中。土地荒芜，民有饥色，特别是在帝国首都以外的诸行省中。税收也无常规。竞技场诸党派、大地主、被剥夺皇位继承权的阿那斯塔修斯的亲属，以及分散的宗教团体，使帝国内部矛盾更加激化，造成极为严峻的局面。

查士丁尼登基之时，他非常清楚，帝国的内政需要进行广泛的改革。他没有退缩。关于这方面的材料，主要来源于他的《新律》和吕底亚的约翰所写的论文《论罗马国家的政治》以及查士丁尼的同时代人普罗柯比所著《秘史》等。近期，人们从草纸文献中亦发现了更有价值的资料。

在查士丁尼统治之初，他目睹了首都一次可怕的起义，这次起义几乎剥夺了他的皇位。在君士坦丁堡市中心的大竞技场（Hippodrome），是热衷于赛车竞技活动的首都居民最喜欢的聚会地点。每个新登基的皇帝在加冕后，通常都应出现在竞技场的皇帝包厢，即希腊语称之为“座席”（Kathisma）的地方，接受民众的 文献、学术和艺术

518年至610年，帝国在学术和文学的多个方面留下了丰富的遗产，反映了查士丁尼多方面的活动，这些活动甚至令他的同代人震惊。查士丁尼皇帝本人就致力于在教义和赞美诗作品方面的文学创作活动。莫里斯也表现出在文学上的鉴赏力，他不仅赞助并鼓励文学活动，而且经常在夜晚用很多时间讨论或考虑诗歌或历史方面的问题。注489这一时期产生了许多历史学家，查士丁尼的事业为他们提供了丰富的资料。180

查士丁尼时期的杰出历史学家是凯撒里亚的普罗柯比，他留下了有关这一时期历史的完整充实的画面。普罗柯比因受过法学教育，被任命为著名将军贝利撒留的顾问和秘书，他随同贝利撒留参与了对汪达尔人、哥特人及波斯人的战争。他不仅是杰出的历史家,而且是杰出的作家。作为历史学家，他占据着获取各种文献和 在谈到6世纪的圣徒传记作品时，必须把斯奇索城的西里尔（Cyril of Scythopolis）置于首位。他是一个巴勒斯坦人，曾在著名的巴勒斯坦圣萨瓦斯修道院度过其晚年。西里尔打算编辑一部系统描写修道院中的圣徒“生平”的全集，但没能完成这一计划。很可能是由于他英年早逝。但他的一些作品已经保留下来，其中有优西米乌斯（Euthymius）的生平和圣萨瓦斯（St.Sabas）的生平，此外还有一些较短的圣徒传记。由于他记叙事件的准确，以及作者对修道生活的深刻理解，加之其文风的朴实无华，因此，西里尔的全部现存作品都可作为早期拜占庭文献史上的重要资料。注504约翰·莫斯库斯（John Moschus）也是一个巴勒斯坦人，他生活于6世纪末和7世纪初，出版了著名希腊文著作《精神的牧场》（Pratum Spirituale），该著作是以他对巴勒斯坦、埃及、西奈山、叙利亚、小亚细亚及地中海、爱琴海诸岛上的许多修道院的游历中取得的切身体验为基础而写的。该著作包括了作者游历各处的感受，并涉及关于修道院和修道士们生活的多方面资料。在某些方面，《精神的牧场》一书对于研究文明史</a>有极重要的意义。此书后来在拜占庭帝国和其他地方，包括俄罗斯，成为人们喜爱阅读的一本书。186

这一历史时期在诗歌文学方面也有许多代表人物。十分肯定的是，以教会歌曲著称的颂歌作者罗曼努斯（Romanus the Melode）创作活动的顶峰是在查士丁尼时代。同一时期的宫廷侍卫长保罗完成了他的两部诗作，（用希腊语韵律）描述了圣索菲亚教堂和它的美丽的圣坛。他的这两部作品在艺术史上极其重要注505，也受到前面提到过的同时代历史学家阿加西阿斯注506的赞扬。最后，北非的科利普斯（Corippus of North Africa，他后来定居于君士坦丁堡），一个不大有诗才的人，以拉丁韵律诗体写了两部著作。其中之一《约翰尼斯》（Johannese）是纪念和颂扬拜占庭将军约翰·特罗戈利塔（John Troglita）的著作，他镇压了北非土著反抗帝国统治的起义，其中记载了北非地理和人种学，以及非洲战争的重要资料。科利普斯所叙述的史实有时比普罗柯比的记载更为可靠。科利普斯的第二部著作《赞歌》（或《查士丁颂》）以夸张的笔调描述了幼者查士丁二世之登基以及他统治时期的最早事件；他也记载了许多有关6世纪拜占庭宫廷礼仪方面的重要史实。

草纸文书中提到了一个叫狄奥斯库鲁（Dioscorus）的人，他于6世纪生活于上埃及的一个小村庄阿芙罗狄托。他是科普特人，似乎接受过很好的普通教育，而且在法学方面受过深入训练；他也乐于实现其文学方面的抱负。尽管他搜集了大量的契约文件和其他草纸文书，构成社会和行政史方面十分珍贵的资料，但他的诗对希腊化诗歌文学的发展却毫无贡献；这些诗只能是非专业性的习作，其中“满是明显的错误，在语法和韵律方面也是如此”。据H.贝尔讲，他至少读了足够多的希腊文学作品，但却写出了令人诅咒的韵诗。注507J.马斯佩罗（J.Maspero）称狄奥斯库鲁是埃及的最后一个诗人，也是尼罗河流域最后一个希腊化文学的代表人物。注508 187

查士丁尼统治时期雅典异教学园的关闭可能对这一时期的文学和教育活动没有产生很严重的损害，因为这个学园早已经失去了它存在的意义。它在一个基督教帝国中已经不再重要。古典文学的财富已经逐渐地，常常是在表面上渗入基督教文学的作品中。狄奥多西二世组建的君士坦丁堡大学在查士丁尼时代仍然活跃。法学方面的新作品表明在这一时期法学研究的重要性。但是，这种研究，只局限于正规地掌握法学文献的翻译技巧以及写出简明的短文和摘要。关于查士丁尼去世后法学制度的发展情况，我们没有准确的资料信息。虽然莫里斯皇帝表现出在学术上的极大兴趣，他的继承者福卡斯却显然停止了君士坦丁堡高等学府的学术活动。注509

在艺术领域，查士丁尼时代堪称是拜占庭艺术的“第一个黄金时代”，在建筑活动方面创建了卓越非凡的丰碑——圣索菲亚大教堂。注510

圣索菲亚，整个东方都称之为大教堂，是在查士丁尼的指令下，于圣索菲亚（圣智）小教堂的原址上所建，该小教堂在尼卡起义期间（532年）被焚毁。据后来的记载说，为了使这座圣殿成为辉煌无比的建筑，查士丁尼命令各省的省督们以当地最好的古代遗物来装饰首都。大量的色彩缤纷、花纹迥异的大理石从最富矿产地运至首都。金银珠宝和象牙也被运来装点圣殿，使之更辉煌壮观。

皇帝挑选了两位最天才的建筑师安提米乌斯（Anthemius）和伊西多尔（Isidore）来实施这一雄伟的计划。他们两人都是小亚细亚人，安提米乌斯是特拉勒斯人，伊西多尔是米利都人。他们热情地着手从事其伟业，并熟练地指导着10,000名工人从事建筑。皇帝亲自视察这项工程，以浓厚的兴趣关注着它的进程，并提出建议，鼓舞工人的劳动热情。在五年之内，这一建筑完工了。537年的圣诞节，皇帝亲自出席了圣索菲亚大教堂的竣工典礼。后来的资料记载，皇帝为他自己的成就而倾倒，在进入这座圣殿时说：“光荣属于上帝，他相信我能成就这番壮举！所罗门啊，我战胜了你。”注511在竣工仪式上，群众得到了皇帝赐与的诸多恩典，首都也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活动。188

从外观看，圣索菲亚大教堂很是简朴，因为它完全是砖墙，无法做任何修饰。甚至那著名的穹顶，从外部看也有些笨重。在现代，圣索菲亚已经被其周围的土耳其式房屋所埋没。为了要完整地评价这一圣殿之壮丽辉煌，人们必须从其内部观察。

在早年，这一圣殿有一个宽大的庭院，即正院（atrium），被柱廊所环绕，正中是一个美丽的大理石喷泉。正方形院落与圣殿相连的第一道入口，是一条环形游廊（大回廊），游廊内有五座门与圣殿的内廊相通。由内廊进入圣殿有九座大铜门；中间一座最宽大最高的皇门是供皇帝出入的大门。圣殿本身的建筑是依照“穹顶式教堂”的模式而建的，其平面是一极大的长方形，中央部分有一宏伟的中殿，中殿顶部筑了一个巨大的穹顶，穹顶周长为31米，其顶端拔地而起50米。它的建成是非常不容易的。在穹顶的基部有40扇高大的窗户，以使充分的光线洒遍整个殿堂。中殿两侧建立了两层拱顶，饰之以华丽的石柱。地板与石柱都是由彩色大理石筑成，在墙壁的许多部分也使用了这种大理石。精美的镶嵌画（土耳其人统治时期曾被覆盖）曾经使参观者眼花缭乱。在朝拜者眼中，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穹窿内的巨大十字架在众星烘托下闪着耀眼的光。甚至在今天，人们仍可透过土耳其人在穹窿下部的涂盖层注512，看到生有双翼的高大天使。

对于圣索菲亚教堂的建筑者来讲，最大的困难是建立一个巨型的透光良好的穹顶，即使现代建筑家们也未能超越这一成就。建筑者虽然完成了这一使命，但是，这个著名的穹顶并没有能维持很久；甚至在查士丁尼时期，它就坍塌了，并且在查士丁尼统治末期以不甚大胆的方针重新修筑。查士丁尼的同时代人以一种不亚于其后代的，甚至现代人的激情谈论圣索菲亚大教堂。14世纪的俄罗斯朝圣者诺夫哥罗德的斯蒂芬在其《君士坦丁堡游记》（Travels to Tsargrad）注513中说</a>：“至于圣索菲亚大教堂，即‘圣智教堂’是远非人类的头脑可以想象，可以描述的。”注514尽管这座教堂经历了多次反复的强烈地震，却仍然坚固地屹立至今。1453年，它被改为清真寺。斯特拉齐格夫斯基（Strzygowski）曾经讲过：“在构思上，这座教堂（圣索菲亚）纯粹是亚美尼亚风格的。”注515 189

随着时间的流逝，关于圣索菲亚之建立的真实故事变成了一种带有大量神迹细节的传奇式故事文学。这些传奇故事由拜占庭帝国传入南斯拉夫和俄罗斯的，乃至传入伊斯兰教和阿拉伯的及土耳其的文学作品中。斯拉夫的和阿拉伯的传奇文本对于人们研究各民族之间文学方面的相互影响的历史注516有着重要意义。

查士丁尼在首都建立的第二所著名教堂是圣使徒教堂。该教堂原是君士坦丁皇帝或者是康斯坦提乌斯时期所建。但是到了6世纪，它已经完全破败不堪了。查士丁尼推倒了该教堂，以更大、更壮丽的规模给予重建。这是一座十字形平面的教堂，有四个相同的殿室，四个穹顶簇拥着一个中心穹顶。这座教堂的建筑师也是特拉勒斯的安提米乌斯和幼者伊西多尔。1453年，土耳其人攻占了君士坦丁堡后，此教堂被摧毁。在此教堂的原址为征服者穆罕默德二世建立了清真寺。从威尼斯的圣马可教堂那里，可以较清楚地看到当年君士坦丁堡这座圣使徒教堂的形象，圣马可教堂就是按照它的模式建立的。它的模式也为以弗所的圣约翰教堂和法国佩利格的圣弗隆教堂（St.Front）所模仿。以弗所的主教尼古拉·梅萨利特（Nichs Mesarites）曾在13世纪初对圣使徒教堂已经丧失的美丽镶嵌画进行过描述，并且A.海森柏格（A.Heisenberg）也对这些艺术品进行了透彻的研究。注517圣使徒教堂是人所共知的自君士坦丁大帝以来至11世纪止的历代拜占庭皇帝的墓葬地。

在东方的叙利亚，在西方的帕伦佐、伊斯特里亚，特别是在拉文纳，都可见到君士坦丁堡之建筑风格的影响。

现在，圣索菲亚教堂可以因其穹顶，因其石柱上的雕饰，因其墙面和地面的彩色大理石，而且尤其因其建筑技术的精湛而令人神往；但不久以前，人们却看不到这一著名圣殿内的精美镶嵌画，因为它们在土耳其时期被涂盖了。然而，后来，由于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克领导下的近代土耳其共和国的开放政策，圣索菲亚大教堂的历史新时期开始了。最重要的是该建筑开始向外国建筑家和学者们开放。1931年，土耳其政府颁布了一项法令，授权美国的拜占庭研究所揭去圣索菲亚教堂内壁画的覆盖物并保存这些艺术品。该研究所所长托马斯·怀特莫尔教授被允准使这些镶嵌画重现天日，1933年，这项工程自前廊开始启动。1934年12月，穆斯塔法·凯末尔宣布，该教堂已经不再是清真寺，它将作为拜占庭艺术的遗迹和博物馆而受到保护。而且，由于怀特莫尔的不倦的、计划周密</a>的工作，圣索菲亚教堂的奇妙镶嵌画逐渐重现了它们往日的光艳华丽。怀特莫尔于1950年去世后，这项工作由保尔·A.安德伍德（Paul A.Underwood）教授接续。190

在西欧的北意大利城市拉文纳，保存着拜占庭镶嵌画的优秀作品。1500年以前的拉文纳是亚得里亚海岸的一个富饶的城市。在整个5世纪，它是最后几代西罗马皇帝的避难处；6世纪时，它成为东哥特王国的首都；最后，自6世纪中期到8世纪中期，它是查士丁尼自东哥特人手中夺取的拜占庭属意大利的中心。它是拜占庭的总督（vicery 或exarch）驻节地。这最后一个时期，是拉文纳的光辉时期，此时，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和艺术的活动都得到了迅速发展，形成滚滚激流。

拉文纳的艺术遗产与三位历史人物有密切关系：其一，是狄奥多西大帝之女儿，西帝瓦伦提尼安的母亲加拉·普拉西狄亚（Ga Plsscidia）；其二是东哥特国王狄奥多里克；其三是查士丁尼。在此，我们且不谈加拉·普拉西狄亚和狄奥多里克时期的早期遗址，而只简要地讲述一下查士丁尼时期拉文纳的艺术遗址。

查士丁尼在其长期统治中，始终对在庞大帝国各处修建民用和宗教建筑的不朽丰碑十分感兴趣。在征服拉文纳后，查士丁尼完成了那些在东哥特时期已经开始建筑的教堂。从艺术角度看这些教堂，有两座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即圣维塔利教堂（St.Vitale）和克拉斯（ssis，拉文纳的港口）的圣阿波里纳利教堂（St.Apollinare）。这些教堂的主要艺术价值在于它们的镶嵌画。191

距拉文纳城约三英里处，荒凉的沼泽地，即中世纪该城的富饶贸易港口所在地，耸立着外观简陋的克拉斯的圣阿波里纳利教堂，其外形是典型的古代基督教教堂。在该教堂的一侧，是一个后来建造的圆形钟楼。教堂内有三个殿堂。教堂四壁，镶着一些饰以浮雕的石棺，里面埋葬着拉文纳最著名的一些大主教的遗骨。在穹顶的下部，可见到6世纪的镶嵌画。画上是拉文纳的圣保护使徒圣阿波里纳利高举双手的立像，他的周围，在一片和平宁静的风景画面上，环绕着一群羊羔；在阿波里纳利的上方，在巨大的缀满星斗的蓝天圆形浮雕上，一个宝石十字架闪着光。这所教堂里的其他镶嵌画则是晚些时候的作品。注518

拉文纳的圣维塔利教堂是研究查士丁尼时期艺术成就的最有价值的资料。在这座教堂里，6世纪的镶嵌画几乎全都被保存下来了。穹形教堂圣维塔利教堂的内部墙壁上，自上至下都覆盖着美妙的浮雕和镶嵌装饰。该教堂后殿的半圆形殿堂因其两侧的镶嵌画而特别著名。其中一幅是在大主教、教士和廷臣环绕下的查士丁尼；另一幅是他的妻子狄奥多拉和她的侍妇们。这两幅画上的人物服饰因其灿烂夺目而令人倾倒。拉文纳，这座有时被称为“意大利-拜占庭的庞培城”或“西拜占庭”注519的城市为研究5—6世纪的早期拜占庭艺术提供了最有价值的资料。

查士丁尼的建筑活动并不仅仅局限于建筑堡垒和教堂。他还建筑了许多修道院、宫殿、桥梁、蓄水池、引水渠、浴池和医院。在拜占庭的边远行省中，查士丁尼的名字是同西奈山上的圣凯瑟琳修道院的建筑活动相联系的。在该教堂的后殿拱壁上，是一幅耶稣变容的镶嵌画，据推算是6世纪的作品。注520

查士丁尼时期的一些极其重要的丝织物和纺织品亦保留至今。注521尽管在教会的影响下，雕塑作品总的来说是处于衰落状态，但仍出现了大量的特别精美的象牙雕刻品，尤其见于一些双联记事板和192执政官使用的双联板注522中，这些记事板多属于5世纪初至541年查士丁尼取缔执政官制这一时期的遗物。

在查士丁尼时代，所有的作家、圣索菲亚教堂及圣使徒教堂的建筑者都是北非人或亚洲人，希腊化的东方仍然继续滋养着拜占庭帝国的文化艺术生活。

概观查士丁尼之长期的、多变而复杂的统治，可以看出，就他所计划的主要方面而言，他没有达到预期的结果。很显然，由查士丁尼的信念，即“罗马皇帝有义务收复帝国失去的土地”所激发的对西方的辉煌的军事征伐事业最后没有成功。这些战争绝对不符合帝国的真正利益，它的真正利益主要是在东方；因此，这些战争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国家的衰落。国家资源的贫乏导致军队的削减，使得查士丁尼不可能在其新征服的省区巩固自己的统治。这一结局在他的后继者统治时期变得更为明显。皇帝的宗教政策也是失败的，因为它后来未能带来宗教的统一，而仅仅使东方以一性教派为主体的各行省更加混乱。查士丁尼在其行政改革上遭到最彻底的失败，这些改革始于皇帝真诚的愿望，可由于地方官的巧取豪夺和沉重的税收，却导致农村的凋敝和人口的减少。

然而，查士丁尼有两项成就在人类文明史上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并且完全符合他的“大帝”之称号，此两项成就即他的“民法法典”和圣索菲亚大教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