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讲 天才的德性与灵魂_天才与灵魂

一、自由的精神

二、宗教意识

三、道德的历史

四、道德的尺度

五、民族与爱国

六、灵魂的纯净与高贵

七、唤起心中的情感

八、艺术飞扬的快乐

一、自由的精神

（一）

天真纯朴的人！生活在多么叫人奇怪的简化与伪造中啊！一旦留心看到这个奇迹，肯定会惊叹不已！我们是怎样把周围的一切都弄得无挂无碍、舒适简单的？又是怎样使我们的感觉容忍一切肤浅之物的，是怎样能够使我们的思想神圣无比地想要随意胡闹，想要做错误推理？怎么从一开始就想方设法地保持无知状态，以享受几乎不可想象的自由——浅薄、轻率、热心和愉快，以此享受生活？至今为止，只是在这一坚硬的、花岗岩般的、无知的基础之上，知识才得以建立起来，而求知的意志则建立在更加强大得多的意志之上，这个意志就是求无知、求不确定、求不真实的意志！不把后者看作前者的对立物，而是看作对前者的提炼！的确，我们希望，语言在这里同在别处一样，不要克服其尴尬处境，希望它对事物只是有逐渐变化和许多改进的地方，仍然谈论对立；我们同样希望，已造成肉身的虚伪道德将歪曲有识别力的人所说的话。我们不时地对其表示理解，对最高的知识竭尽全力地使我们待在这个简化的、完全人造的、适当虚构的和适当伪造的世界的生活方式上，并付诸一笑，对它热爱错误观点的方式，亦付诸一笑，它之所以热爱错误观点，是因为作为生活本身，它热爱生活！

（二）

在这样令人愉快的开始后，人们也许想听到严肃字眼，因为严肃字眼才合大多数一本正经者的心意。当心，你们这些哲学家和知识之友不要因此殉难！留心，不要“为了真理”而受苦！即便为了保护你们自己，也要留心啊！它损害了你良心中的天真无邪和优雅的中立；它使你听不进反对意见，动辄发怒；它使你在与危险、诽谤、怀疑、驱逐甚至更恶劣的敌意行为做斗争时，变得丧失理智、兽性大发、残酷无比。最终使出一着——声称自己是地球上真理的守护者——似乎“真理”是个非常天真无邪的、无行为能力的人，需要有人来保</a>护他！需要你们这些一脸哀容而又游手好闲的先生们和制造时代精神的人们！最后，你们知道得很清楚，即使能说服别人同意自己的观点，也不会产生什么惊天动地的结果。你们知道，至今为止还没有哪位哲学家能说服别人同意自己的观点；你们知道，在自己特意说的话和自己特别喜欢的学说后面（以及偶尔在你们自身后面）加的每一个小问号，要比上诉人在法庭上演的所有严</a>肃滑稽剧和玩弄的骗人把戏，有更值得称赞的真实性！还不如躲开的好！躲开，藏起来！带着你的各种假面具和各种诡计，以便把你误当作你现在的样子，不要担心你的样子！请不要忘记那个花园，那个有金花格凉亭的花园！把人们聚集在你的周围，他们是花园，或者是白天已成记忆时，黄昏时的水上音乐。选择有益的孤独吧，选择自由的、不受拘束的、轻松愉快的孤独吧，它将使你有权保持善，而不用管是什么意义上的善！每一场长期斗争都使人变得多么恶毒、多么狡猾、多么坏啊！长期斗争是不能明目张胆地用武力进行的。长期地恐惧、长期地警惕着敌人——可能的敌人，会使人变得多么爱攻击别人啊！这些被社会遗弃的人，这些被长期追捕、遭到残酷迫害的人以及被迫隐居的人，这些斯宾诺莎似的人，或乔尔丹诺?布鲁诺似的人，最终总是在极其富于理智的伪装下，在不知不觉中，变为有教养的复仇者和毒药的酿制者（只要揭穿斯宾诺莎伦理学和神学的基础就可以看得很清楚），更不用说道德愤怒的愚蠢了。就一个哲学家而言，道德愤怒明确无误地表明：他已没有了哲学家的幽默感。哲学的殉难——他“为真理所做的牺牲”，暴露了隐藏在鼓动者和演说者内心的东西；如果至今仍有人一直以艺术家的好奇心打量着哲学家，那便容易理解为何许多哲学家危险地想要看到自己也堕落（堕落为“殉难者”，堕落为舞台上和讲坛上的大声呼喊者）。

（三）

每一个出类拔萃的人都会出于本能地寻求避难所和隐居处，在那里他可以摆脱多数人——可以忘却“作为规则的人们”，而成为例外。但却是不包括这样的情况，即更加强烈的本能把他直接推向人群，以伟大而杰出的明辨是非者的面貌，出现在人们面前。无论是谁，在与人们交往时，若不偶尔出于恶心、厌烦、同情、沮丧和休戚相关，其痛苦的脸色一会儿发青、一会儿发白，那他肯定不是一个趣味高尚的人。不过，如果他并不主动挑起这个重担，且不对自己反感，假如他执意避免出现这种情况，执意像我说的那样，静静地、高傲地待在避难所里，那么有一件事便是确定无疑的：他天生不是，也注定不是有学识的料。他这样的人终有一天会对自己说：“魔鬼剥夺了我的高尚情趣！但是‘规则’要例外——比我自己，比我这个例外，更令人感兴趣！”于是他会感到垂头丧气，特别是会进入“内心世界”。长期而认真地研究普通人，因而尽量伪装自己，进行自我克制，表现出亲热的样子，进行不自在的交往（除了与同等的人交往外，所有交往都是不自在的交往），构成了每一位哲学家个人经历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也许是最令人不快的、最令人作呕的、最令人扫兴的一部分。不过，如果幸运的话，作为知识的宠儿，他会遇到合适的助手，这些助手会减少和减轻他的工作，我指的是所谓犬儒主义者。犬儒主义者只承认兽性，只承认平庸的东西，只承认他们内心的“准则”。与此同时，他们超凡脱俗，敏感而易激动，喜欢当着人谈论自己和与他同样的人——他们有时沉迷于书本当中，犹如在自己的粪堆上打滚一般。犬儒主义是卑贱的人借以接近所谓诚实的唯一方式，高等人应侧耳倾听一下犬儒主义者讲的所有难听或好听的话，应为粗鲁的人在自己面前的不知羞耻，或为具有科学头脑的人开口说话而暗自庆幸。有时甚至狂喜和厌恶会混合在一起，即会看到天生的畸形儿，天才的头脑竟附在某个不知检点的公山羊和猿人的身上，加利亚尼道长就是如此。这是个在他那个世纪思想最为深邃和敏锐的人，或许也是思想最为肮脏的人——他远比伏尔泰深邃，因而也更加缄默。如上面所暗示的，科学头脑竟安在猿人的躯体之上，卑贱的人竟具有绝好的理解力，这种情况绝非罕见，尤其是在医生和品行端正的生理学家当中。每当有人非常无知地谈论人类，并把人类说</a>成是两种——需要肚子的人和需要头脑的人，每当有人认为或力图认为饥饿、性欲和虚荣是人类行为的唯一真实动机时，每当有人“诋毁”人类或说人类坏话时，爱知识的人都应侧耳细听。一般说来，只要这种谈论不带有怒气，就应洗耳恭听。因为，愤愤不平者和总是用自己的牙齿撕咬自己的人，固然从精神上说，会比性嗜嬉戏、自满自足的人站得高看得远。但从其他各种意义上说，他却是更为普通、更为平凡、更无智慧的人。愤愤不平者，是最大的撒谎者。

（四）

要让别人理解自己是很难的。尤其是，如果自己像恒河那样急速地思索和生活，而别人却以其他方式思索和生活，即乌龟般地，或至多青蛙般地思索和生活（我在尽力使自己“叫人难以理解”）。我要衷心感谢某些人的好意，他们挖空心思地对我做出解释。不过，“好朋友们”总是那么悠闲自得，并自以为作为朋友有权逍遥自在。对于他们，首先应提供操场和娱乐场，允许他们误解——而自己仍然在笑，或完全不把他们当回事，也不在乎这些好朋友们做何感想——于是还是在笑！

（五）

把一种语言翻译成另一种语言，最难表达出来的就是语言风格的速度。语言风格的速度源自民族的特性，若从生理方面来说，源自消化营养物的平均速度。有些翻译者想要忠实于原文，但由于不自觉的通俗化，几乎歪曲了原文。原因仅仅是原文活泼而愉快的速度（借助这种速度而跳过和避开了词语上的所有危险）也是难以表达的。德国人几乎无法快速地说话，由此可以合理地推导出，德国人几乎无法理解自由自在、奔放不羁的思想中，那些最令人愉快、最意气风发的微妙之处。正如丑角在肉体和精神上，与德国人的格格不入一样，阿里斯托芬和佩特罗尼乌斯的作品也无法以翻译方式介绍给德国人。一切沉重、阻滞、笨手笨脚的东西，以及一切冗长而令人厌倦的文风，都在德国人中间花样翻新，大放异彩。恕我直言，就连歌德的那些生硬与优雅参半的散文也不例外。它们所反映的是它所属的“过去美好时光”，而表现的是当初的德国趣味。所谓德国趣味，就是有气无力而精巧细致的趣味。拉辛由于具有演员气质是个例外，这种气质使他悟性极高，又精通许多事情；他卓有成效地翻译了培尔的作品，并自愿躲避在狄德罗和伏尔泰的阴影之下，更加自愿地躲避在罗马喜剧作家当中——拉辛也热爱奔放不羁的精神和奇思异想，但这些都不合德国的节奏和规矩。但德语，即便是拉辛散文中的德语，又怎能模仿马基雅维利的速度呢？马基雅维利在其《君主论》中，使我们呼吸到了佛罗伦</a>萨干燥纯净的空气，并禁不住以喧闹愉快的方式展现了最为重大的事件，或许以艺术家特有的心怀恶意的对比感，以骏马奔驰的速度，以最为卓越、最为放纵的幽默感，表述了那些冗长、沉重、难以理解而又危险的思想。谁又胆敢用德文翻译佩特罗尼乌斯的作品呢？在题材选择、思想和词语方面，佩特罗尼乌斯比至今为止的任何大音乐家都更具有大师风范。若像他那样拥有风的双脚，能像风那样急速行进、呼吸和不受约束地表示轻蔑，使一切东西都能跑动起来，从而使一切都健康向上。那么，对布满沼泽的病态世界，对“旧世界”还会在乎什么呢！至于阿里斯托芬——那个戏剧化的天才，因为他的缘故，我们应原谅曾存在的全部希腊精神，假如我们理解了其深刻含义所需要原谅，使之戏剧化的所有那些事情的话。关于柏拉图的秘密和其令人猜不透的性格，我思考得最多的就是那件被保密得很好的小事，即在他临终时，枕头下放的不是《圣经》、不是埃及人的书、毕达哥拉斯的书，或他自己的书，而是阿里斯托芬的一本书。没有阿里斯托芬，柏拉图又怎能忍受生活——他所拒绝接受的希腊人的生活！

（六）

只有极少数人能保持独立，保持独立是强者的特权。任何试图保持独立的人，即便是最有权利这样做的人，只要不是被迫去这样做，也都证明他或许不仅是强者，而且还有无比大的胆量。他进入了一个迷宫，并千百倍地增加了生活本身已具有的危险；他知道自己将如何，也知道在哪里迷路，将变得孤立无助，被某个良心怪物撕成碎片。假如这样的人倒了霉，他的不幸将远远超出人们的理解力，人们既不会感到这种不幸，也不会同情这种不幸。他不能再回头，甚至不能再得到人们的同?情！

（七）

我们内心最深处的直觉，若突然地讲给那些从气质上和本性上不宜接受它们的人听，肯定会被认为是傻念头，在某些情况下甚至会被认为是犯罪。按照哲学家从前所作的区分，宗教徒有显教教徒和秘教教徒之别。这两者在印度人当中，正如在希腊人、波斯人和伊斯兰中一样，一句话，在相信等级差别而不相信平等和平等权利的人当中——在显教教徒看来，相互之间并不那么对立。显教教徒是站在外面，从外面来观察、评价、衡量和判断。较为本质的区别是，显教教徒是从下面往上看事物，而密教教徒则是从上面往下看事物。在一些心灵层次上，悲剧本身不再显得是悲剧。若把世界上的痛苦聚集在一起，谁敢肯定见到这些痛苦必然会使人生出同情之心，从而使痛苦增加一倍呢？……高等阶级视为补品或提神物的东西，在完全不同的低等人看来，必然是毒品。普通人的美德在哲学家的眼中，也许是邪恶和软弱；高度发达的人，人们原以为他会堕落、走向毁灭，却能靠自己的力量培养出优秀品质，则他为此会在自己所落入的低等世界中，被尊为圣人。有些书对于心灵和健康具有相反的价值，这要看是低级心灵和低级生命力在利用它们，还是高级心灵和强健的人在利用它们。在前一种情况下，这些书是危险的、引起恐慌的、令人不安的书；在后一种情况下，这些书则是传令号角，召唤最勇敢的人们表现出自己的勇敢精神。供一般读者读的书总有股难闻的气味，卑贱者的气味总是萦绕不散。

（八）

年轻时，我们只知道表示尊敬和轻蔑，而不知道有表达细腻感情的艺术，而掌握了这种艺术才是生活的最大收获。我们曾简单地肯定或否定人和事，对此我们不得不深深地悔过。一切就是这样安排的：所有喜好中最糟的一种喜好，即对绝对事物的喜好，总是被愚弄和滥用，直到一个人学会在感情中掺入一点艺术，与虚伪和不自然一决高低，就像生活的真正艺术家所做的那样。年轻时特有的激愤之情和恭敬态度，使年轻的生命躁动不安，直到适当歪曲了人和事，便得以把感情倾泻于它们之上；年轻时代本身甚至就是某种歪曲他人他物、令人上当受骗的东西。以后，幻想不断破灭，年轻的心灵备受折磨，最终开始怀疑自身。但即使在良心的这种怀疑和悔恨之中，也仍然激情洋溢，仍然狂暴易怒。此时，它严厉地谴责自己，不耐烦地撕咬自己，为自己的长期自我蒙蔽而进行自我报复，似乎年轻的心灵当初是在故意欺骗自己！在这种转变中，我们不相信自己的感情，以此惩罚自己；用怀疑折磨自己的热情，甚至觉得问心无愧是一种危险，似乎它是自我掩饰，是正直诚实的疲倦；尤其是出于本能地开展起反对“年轻”的事业，十年之后才明白，这一切也仍然是年轻！

（九）

在人类历史中的一段最长时期，人们称之为史前时期。某一行为是否有价值，是根据它的后果来推定的，那时并不考虑行为本身，也不考虑其起因。但正如现在的中国孩子的荣辱会影响父母一样，当时成功或失败的反作用力，促使人们认定某一行为是好或坏。让我们把这一时期称为人类的道德前时期。当时尚不知道“了解你自己”这一命令。另一方面，过去一万年里，在地球上的一些广大地区，人们已走得非常远，以至于不再让某一行为的后果（而是其起因）来决定其价值。整体来说，这真是一项伟大成就，是对眼光和标准的一项重大改进，是优越的贵族价值观和“起因”信仰在不知不觉中带来的结果，也是一个时期的标志。这个时期在狭义上可称为道德时期，因为人们首次尝试了解自己。不是结果，而是起因，好一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变！观点的转变无疑只有经过长期的斗争和动摇才能实现！毫无疑问，一种不祥的新迷信和一种特别狭隘的解释，便由此享有了至高无上的权威。行为的起因被明明白白、确确实实地解释为意图。人们一致认为，某一行为的价值在于其意图的价值。意图是行为的唯一起因和史前史：于是便在这种偏见的影响下，给予人们道德上的称赞或责备，并以此对人们甚至对至今为止的哲学家来作出判断。不过，由于人们现在有了新的自我意识和敏锐感觉，我们是否可以再次下决心从根本上把价值颠倒过来？我们难道不是正在一个时期的门槛上吗？首先，这个时期将逆转方向，以超道德而闻名，因为至少我们这些非道德主义者已经开始隐约觉得，某一行为的决定性价值恰恰在于它的无意图，它的全部意图即所看到、感觉到或意识到的全部东西。只是表面或肌肤——这种肌肤同每一种肌肤一样，暴露出了某种东西，但却掩盖了更多的东西。简单地说，我们认为意图只是一个符号或症状，它首先就需要解释，而且是个有太多解释的符号，因而它本身没有意义。道德至今被理解为意图，道德——这一意义上的“道德”是一种偏见，同时也许是过早或初步的看法，也很可能是占星术和炼丹术之类的东西，但无论如何，一定是某种必须加以克服的东西。克服道德，甚至自我克服道德——这是心灵上活的试金石，也是对长期秘密劳作的称呼。这种劳作要等待当今最细腻、最正直的良心去完成。

（十）

我忍不住要说：必须无情地要求人们对让予的感情、为邻人作牺牲的感情，以及所有舍己为人的道德，做出解释和判断，恰如要对“不偏不倚的沉思”美学，做出解释和判断。在这种美学背景之下，当今对艺术的阉割正不遗余力地力图为自己创造出一种问心无愧的心境。“为他人”和“不为自己”的感情太富于魅力，太甜蜜了，以致无须疑心过重，就会马上问道：“它们会不会是欺骗？”它们所取悦的是有这些感情的人，是他享用了它们的果实，还有纯粹的旁观者。这根本算不上支持这些感情的论据，却能提醒人们当心，因而还是要小心谨慎为妙！

（十一）

无论从人们当今所具有的哪一种哲学观点来看，无论站在什么立场上，我们认为我们生活在其中的那个世界的错误性质，都是我们所看到的最确定无疑的事情。我们可为此找到一个又一个证据，这些证据将诱使我们推测“事物本质”的骗人原理。不过，有人认为思维本身要对世界的虚假负责——好一个体面的退却，每一个有意的或无意的魔鬼的辩护者，都可加以利用——有人认为这个世界，包括时间、空间、形式和运动，都是毫无根据地推论出来的，这样的人至少最终有充分理由对所有思维活动产生怀疑，它至今不是一直在对我们玩弄最卑鄙的伎俩吗？怎么能保证它不继续做它一直在做的事情呢？说实在的，思维者的无知有几分感人和令人肃然起敬。现今竟使它们服侍起意识来，要求它对一些问题做出诚实的回答。比如，意识是不是真实的，为什么意识使外部世界与人保持一定距离，以及诸如此类的另一些问题。相信“直接的确定性”是一种给我们这些哲学家增光的道德上的天真。但是我们现在已不是“完完全全有道德的人”！这种信仰除了是道德外，还是一种愚蠢的观念，并没有给我们增什么光！在中产阶级的生活圈子中，动辄怀疑这怀疑那被认为是品质恶劣的标志，从而被认为是鲁莽轻率的。那么，在我们这些超越了中产阶级的世界和对它持简单肯定或否定态度的人当中，又有什么能够阻止我们表现得鲁莽轻率，并大声说，哲学家是至今在地球上被愚弄最深的人，终于也有了“品质恶劣”的权利，他们现在有义务表示怀疑，有义务从每一怀疑的深渊往外做最为邪恶的窥视——恕我开玩笑，做此阴郁的怪相和使用这样的表达方式。因为我早已学会了对骗人和被人骗作不同想法和估价，对哲学家反抗被人骗时的无名怒火，只是付诸一笑。为什么不呢？真理比表面现象更有价值。这只不过是一种道德偏见，实际上，这是世界上最难以证明的假设。我们必须承认的是——除非以透视法的评价和表面现象为基础，否则根本就不会有生命；如果像许多哲学家那么品性正直，热情而愚蠢地想完全去除“表面世界”——且假定你能做到这一点，那么，至少你的“真理”会荡然无存！究竟是什么迫使我们认为“真”与“假”处于根本对立的状态？认为只有不同程度的相似性，宛似稍亮和稍暗的色度和色调，即画家所说的不同明暗变化，不就够了吗？纠缠着我们的世界为什么不可能是一种虚构呢？有人会说：“但是虚构是创作者的呀。”而对此干脆的回答则说：“嗨，这个‘是’不也可能是虚构吗？”怎么就不能像对待谓语和宾语那样，对主语也来点儿讽刺呢？哲学家难道不可以把自己提升到对语法的信仰之上吗？一切都与女统治者有关，哲学家现在不正是该抛弃对女统治者的信仰吗？

（十二）

假设除了我们的欲望和激情世界外，其他东西都不是“给定的”，假设除了冲动外，我们不能下沉或上升至任何其他的“现实”，因为思维只不过是这些冲动相互之间的关系；那么，我们是否可以尝试着提出这样的问题：给定的“这种东西”凭借与我们相对应的东西，便足以理解所谓的机械（或“物质”）世界？我指的不是幻觉、“假象”或（贝克莱和叔本华所说的）“表象”世界，而是真实程度与我们自己的情感相同的世界——一种较为原始形式的情感世界。在这种世界中，一切尚处于全能的“一”当中，这个“一”后来在有机过程中分叉并发展（自然也变得优雅精致和衰弱）成为一种本能的生命。在这种生命中，全部有机功能，包括自我调节、吸收、滋养、分泌和物质变化，仍综合地相互结为一体，成为一种生命的最初形式。最终，不仅可以做这种尝试，而且逻辑方法也命令做这种尝试。不要假设有几种因果律，只要所做的仅涉及一种因果律的尝试，便不被推至极端。这是所采用的方法应具有的道德，现今尚不能加以批驳——用数学家的话来说，它“得自于定义”。问题最终是，我们实际上是否承认意志在起作用的，我们是否相信意志的因果律。相信这一点只是相信因果律本身——我们就必须尝试着假设意志的因果律是唯一的因果律。“意志”自然只会对“意志”起作用，而不会对“物质”起作用。简单地说，我们必须试着猜测，在辨认出结果的地方，意志是否不作用于意志——在有力量起作用的地方，全部机械作用是否不仅仅是意志的力量、意志的结果。最后，假定能把我们的全部本能生活解释为一种基本意志向往的发展和衍生；假定一切有机功能都可追溯至这种强力意志，解决生殖和营养问题的方法也可在这种意志中找到，那么便有权把全部作用力毫不含糊地界定为强力意志。从内部世界来看，根据其“悟知性格”界定和命名的世界，只能是“强力意志”，而别无他物。

（十三）

“什么？说白了不就是上帝，而不是魔鬼，被驳倒了？”正相反！朋友们，到底谁在迫使你说大白话！

与现代人最终对法国大革命的理解不同的是，整个欧洲高贵的、有眼力的观察者，却隔着一段距离，他们在如此长的时期内，如此狂热地把自己的愤怒和热情，加入解释之中，以致在这种解释下，文本已经消失了，高贵的子孙或许再次误解了整个过去。也许只有如此才能忍受过去，或确切地说，这不就是已经发生的事吗？我们自己不就是那“高贵的子孙”吗？我们现在明白了这一点，可这不因此也成为过去吗？

（十四）

谁也不会仅仅因一种理论使人幸福或道德高尚，就认为它是真实的，也是和蔼可亲的。唯心主义者除外，他们对真、善、美满怀热情，让所有五花八门的、粗俗的、无恶意的、值得向往的东西，都浮现在脑海。幸福与美德不是论据，甚至善于思考的人，都那么轻易地忘记了，使人不幸福和使人邪恶也同样不是反论据。一件事可能是真实的，尽管它在很大程度上是有害和危险的。其实，存在物的本质可能是这样的，即人们会由于充分了解它而被压垮，因而头脑的力量可用能忍受“真理”的数量来衡量，头脑的力量也可用稀释、掩盖、美化、弄湿和歪曲真理的程度来衡量。但毫无疑问，对于发现某些真理来说，道德败坏者和不幸者处于更加有利的地位，更有可能取得成功，不要说那些幸福的道德败坏者了——道德家们缄口不谈此类人。对于培养坚强和独立精神的哲学家来说，严厉苛刻和狡猾诡诈，也许是比学者身上那种宝贵的温文尔雅</a>和从容不迫更为有利的条件。试假定“哲学家”这个词并不专指那些著书立说的哲学家！斯丹达尔描绘了奔放不羁的哲学家所具有的最重要特征，考虑到德国人的趣味，我将突出一下这个特征，因为它与德国人的趣味正相反。这位近代的伟大心理学家说：“要成为优秀的哲学家，就得冷酷无情、眼光锐利和没有幻想。发了财的银行家，就具有做出哲学发现，即看清存在物所需的部分性格。”

（十五）

所有深奥的东西都喜欢面具，最深奥的东西甚至憎恨外形和相似。难道上帝的羞愧所寻求的正当掩饰，就应该与此相反吗？真是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如果某个神秘主义者也冒险去这样做，那只会令人感到奇怪。有些做法精细得很，要用粗糙的外表覆盖，使其不易被辨认；仁爱和宽宏大量之后，最聪明的做法便是拿棍棒痛打一顿目击者，以此模糊他的记忆。许多人都能模糊和滥用自己的记忆，至少来报复一下这个唯一的知情者。羞愧是有创造力的，这并不是人们最感羞愧的最坏事情。假面具背后不仅有诡诈——诡诈中也有许多善良。我可以想象，一个人若有昂贵而易碎的东西要掩盖，终生便会像一只箍得很紧的、装满新酒的旧酒桶那样，笨拙地骨碌碌地滚动。微妙的羞愧之情使他不得不如此。深感羞愧的人会在朋友们一无所知的小径上，遭遇命运并做出棘手的抉择。危及生命的危险，朋友们未予注意，重新获得的安全，也悄然不觉。这种隐秘的天性，本能地为缄默和遮掩辩护，尽力避免交流，因而希望并想要用面具占据朋友心目中的地位，即使不希望这样，有一天他也会意识到，还是戴着面具好。每一个思想深邃的人都需要戴面具，而且不仅如此，这是由于虚假日增。也就是说，由于人们肤浅地解释着思想深邃的人所说的每句话、走的每步路、表露的每一生命迹象，因而会在他周围渐渐生长出假面具来。

（十六）

我们必须自己考验自己，证明自己是独立并能发号施令的，而且要在适当的时候作此考验。千万不要躲避对自己的考验，尽管这是所能玩的最危险的游戏，但最终是面对我们自己，而不是任何其他法官所作的考验。不要依恋任何人，即使是最心爱的人。不要依恋对任何人的同情，即使是对高等人的同情，我们已有缘洞悉他们所遭受的特殊折磨和孤苦无助的心境。不要依恋任何科学，即使它从最有价值的方面发现并引诱我们，在表面上专为我们保留发现。不要依恋于自我解放，不要依恋于鸟儿为满足感官快乐所追求的遥远距离。鸟儿总是往高飞，而往高飞就是为了看到身下的更多东西，但飞得太高是有危险的。不要依恋自己的美德，也不要完全成为某一专长的牺牲品。比如不要成为“殷勤好客”的牺牲品，对于高度发达的富人来说，这可是最为危险的，他们对自己大大咧咧，几乎毫不在意，把慷慨大方这一美德推至极端，以致使它变成了罪恶。我们必须知道如何保护自己，这是对独立性的最好考验。

（十七）

正在出现新的一类哲学家，我将冒昧地替他们取名。就我对他们的理解而言，就他们允许别人对他们的理解而言，他们从内心希望自己依然是个谜。未来的这些哲学家也许能正确地，或许也是错误地认为，应把自己称作“诱惑者”。这个名字本身与其说只是一种尝试，还不如说是一种诱惑。

这些未来的哲学家会是“真理”的新朋友吗？很可能是，因为至今所有哲学家都热爱自己的真理，但他们也不会是教条主义者。他们的骄傲与趣味，肯定不是要自己的哲学，仍然是每一个人的哲学，这是至今所有教条主义哲学家内心的希冀和最终的目的。“我的观点是我自己的观点，其他人无权轻易享有。”未来的某一哲学家会这样说。我们必须抛弃想与许多观点一致的态度。一旦被邻人占有，利益将不再是利益，又怎么会有公益？这个词自相矛盾：可以共有的东西，价值总是很小。最终，事物必然恢复原貌——伟大之物将保持其伟大，深不可测之物将保持其深邃，精巧和令人兴奋之物将保持其精妙。总而言之，一切珍稀之物将保持其珍稀本色。

（十八）

在说了上面这些之后，我或许无须说明，未来的这些哲学家将有自由的、非常自由的精神。同时那些肯定将不仅是自由精神，而且还是某种别的东西，某种更高等、更伟大、根本不同的东西，希望这点不要被误解、被搞错。但在我说此话的时候，我感到我对他们以及对我们自己负有义务，必须从我们自己身上彻底涤除一种愚蠢的偏见和误解。这种偏见和误解犹如一层迷雾，长久以来使得“自由精神”这一概念模糊不清。在欧洲各国以及美国，当前有人在滥用这一名称，他们是一帮非常狭隘的、充满偏见的、被锁链束缚着的人，希望得到的东西与我们的意愿和本能想要的东西相反，如此更不用说相对于正在出现的新型哲学家，他们肯定更加闭目塞听、孤陋寡闻。简单地说，可悲的是，这些起错了名的“自由精神”是平等主义者，是民主嗜好及其“现代思想”的奴隶，且能说会道，能写会算。他们都不孤独，都没有个人内心的那种孤独感，他们是耿直而诚实的，不乏勇气，也不乏光明磊落。可他们不自由，又肤浅得很，尤其是他们几乎将人类的全部苦难和失败，归因于社会至今存在于其中的古老形式，这种观念恰恰完全颠倒了真相！他们用尽全力想要获取的，是绿茵茵草地上羊群的普遍幸福，是每一个人的生活有保障，能够感受到安全、舒适和欣慰，他们最常高唱和吟诵的两首歌曲和学说是“权利平等”和“同情所有受苦人”，痛苦本身被他们视为某种必须要去除的东西。然而，我们这些与他们正相反的人，已凭借双眼和良心反省这样一个问题，即人类至今为止以何种方式及在什么地方，最为起劲地栽种植物？通过反省，我们深信人类一直是在相反的条件下栽种植物，这样会极大地增加人类处境的危险性，会长期压迫和强迫其创造力和掩盖力（即他的“精神”）的发展，使他变得细腻和勇猛；会增加生命意志，使其变成无条件的强力意志。我们深信，严酷、猛烈、奴役、外界和内心的危险、隐秘、禁欲、诱惑者的各种诡计和妖术对人类来说是邪恶、可怕、残暴、贪婪和阴险的东西。人类的这些对立物，也可用以提升人类。我们说了这些之后，仍觉得意犹未尽。无论如何，畅言也好，沉默也好，我们都处在全部现代思想意识和人们喜爱的群居生活的另一极端，或许是在与它作对。我们这些“自由精神”并不是最爱交际的人，这又有何奇怪？我们不想在每一方面都把精神所能摆脱的事物，和精神由此而被逼的地方暴露出来，这又有什么奇怪？我们绝不是“自由思想家”，也绝不是这些“现代思想”的忠实鼓吹者。已熟悉或至少已涉足许多精神王国，一次又一次地逃离阴暗而惬意的避难所。偏爱与偏见、年轻时代、出生地、偶然遇到的人和读的书甚或旅行后的疲惫，都似曾把我们禁锢于这些避难所。满怀怨恨地抗拒依赖的诱惑，这种诱惑隐藏在荣誉、金钱、地位或感官兴奋之中，甚至对苦难和疾病的变化无常亦心存感激之情，因为它们总使我们摆脱某一习惯，从而摆脱其“偏见”，并感激我们心中的上帝、魔鬼、绵羊和虫豸。过于爱刨根问底，探究事物到残忍的程度，毫不犹豫地用手指摸索无形之物，用牙齿和胃对付最难消化之物。由于“自由意志”过剩，随时准备做任何需要运用聪明才智和敏锐感官的事情，随时准备面对各种冒险；用先天和后天的灵魂探索难以窥视的意图，和人迹不可至的目的；灯罩下的藏匿者和盗用者，尽管我们从早到晚类似于继承人和败家子、调停者和收税员、守财奴和吝啬鬼，经济地学习和忘却，工于心计；有时为范畴而表现骄傲，有时是饱学之士，有时整夜挑灯工作；如果需要，甚至是稻草人——现今也确实需要，因为我们是孤独的、天生的、起过誓的、招人羡慕的朋友，这种孤独是我们自己在午夜和正午深而又深的孤独。我们的这些自由精神就是如此这般！也许你们的也是某种同类物，你们这些未来的人，这些新型哲学家。

二、宗教意识

（一）

人类灵魂及其限度，人类至今所获得的内心体验，还有这些体验的高度、深度和距离，与灵魂至今的全部历史及其尚未穷尽的可能性——这对于天生的心理学家和喜欢打“大猎物”的人来说，是注定的狩猎范围。但他肯定会常常绝望地自言自语：“一个人！哎，仅仅是一个人！这片大森林，这片处女林！”他希望有几百名打猎助手，有一些训练有素的猎犬，打发他们进入人类灵魂的历史中去，把猎物驱赶到一块儿，但这是妄想，他一次又一次深深地、痛苦地感到，要找到助手和猎犬来帮助做那些直接激起他好奇心的事情有多么困难。新的危险狩猎需要人们的勇敢、聪明和敏锐，不幸的是，把学者驱入这些地方后，出现“大猎物”而面临巨大危险时，他们却一点儿用都没有，此时，他们的眼不尖、耳不灵了。比如，为了推测和确定知识和良心问题，在宗教人士的灵魂中有何种历史，一个人在知识和良心上，也许要有像帕斯卡尔那样深刻、敏感和广博的体验，然后还要有纯洁而顽皮的灵性，广阔而高高在上，能从上面俯瞰、排列和有效地表述这许许多多危险而痛苦的体验，但是又有谁能帮上我这个忙？谁又有时间等待这样的仆人？能帮忙的人显然是太少了，无论什么时候都很少有这样的人。最终，我们还得自己做每件事，以对每件事有所了解，这意味着我们有许多事情要做。但像我那样的好奇心，肯定是最令人愉快的恶习。恕我这么说！我的意思是，热爱真理会在天国得到报偿，而且在地上已经得到了报偿。

（二）

早期基督教的希望和怀疑主义盛行，在奔放不羁的南方世界（在南方世界，各哲学派别之间已进行了几个世纪的斗争，这种斗争颇有价值，罗马帝国提供的耐力训练也很有价值）常见的那种信仰也许是仍依附于上帝和基督教自我克制的真诚信仰，并不是路德那样的人、克伦威尔那样的人或某个北方的野蛮人，而是帕斯卡尔的信仰，这种信仰令人恐怖地类似于理性且连续不断的自杀——这是种坚忍的、长命的、虫豸般的理性，是无法一下子立即被杀死的。基督教信仰从一开始就是牺牲——牺牲所有自由、所有自尊、所有精神上的自信；与此同时的是屈从、自我嘲笑和自我残害。这种信仰中有残忍和宗教上的腓尼基精神，使得适合于柔弱的、多方面的、很爱挑剔的良心；它理所当然地认为，这种精神屈服具有难以形容的痛苦，这种精神的全部过去和全部习惯，都抗拒荒诞主义，而“信仰”正是以荒诞主义的形式发生着。现代人对基督教的一整套术语麻木不仁，不再能体味“十字架上的上帝”这一矛盾说法——在古人头脑中所产生的至高无上的联想。至今无论在哪里，都从未有过如此大胆的颠倒，也从未有过像这种说法那么可怕的、那么好探究的、那么成问题的东西：它重新评估全部古老的价值——正是这个东方人，这个思想深刻的东方人，也正是这个东方奴隶，由此而报复了罗马及其高尚的、漫不经心的宽容，报复了罗马人的无信仰的“天主教”。常常不是这种信仰而是摆脱这种信仰，对这种信仰的严肃性采取半斯多噶派的、面带微笑的冷淡态度，使奴隶们对奴隶主感到愤怒并揭竿而起。“启蒙运动”导致造反，因为奴隶想要人格上的平等，要反对奴隶主的剥削和压迫，要翻身自己做主人。这些都是法国大革命最近一次奴隶大起义的原因。

（三）

到目前为止，无论在地球上的什么地方，只要出现宗教神经症，便会对饮食起居开出三个危险的药方：隐居、禁食和禁欲。但却无法确定哪个是因，哪个是果，或究竟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这其中的后一种怀疑被以下的事实所证实，即在野蛮人和文明人中，最常见的症状之一便是突然过度纵欲；然后又突然转变为一阵悔罪、弃世和断念。这两种症状也许都可解释为隐蔽性的癫痫，但此处最需要的是把解释撇在一边，任何其他类型的症状周围，都未出现过如此多的荒谬和迷信言行；任何其他类型的症状，都未如此令人们甚至哲学家感兴趣，或许现在该超脱一点，该学会小心谨慎，或更应该把眼光移向别处，或抽身走开。但在最近的哲学背景下，在叔本华的哲学背景下，我们发现了问题本身，即发现了宗教危机和觉醒背后的可怕信号。怎么可能否定意志？怎么可能出现圣徒？——叔本华似乎就是从这一问题起步，并成为哲学家的。因而，叔本华带来的实际后果便是他最坚定的追随者（就德国而言，或许也是他的最后一个追随者）——理查德?瓦格纳，并且瓦格纳竟将其毕生事业止步在这里——最后将那可怕的永恒类型，作为真实的类型搬上了舞台。而此种类型的人在爱和生活的时候，欧洲所有国家的精神病医生，便有机会在近处——在宗教神经病最近一次蔓延和爆发并表现为“救世主”的地方来研究他们。然而，如果在有关圣徒的整个现象中，要问是什么东西使各个时代的各种人最为感兴趣，无疑是其中出现的奇迹，即一连串直接的对立物，一连串被认为在道德上对立的灵魂状态。人们在此处不言而喻地认为，坏人一下子转变成了圣徒，即好人。至今的心理学都在此出了事。出事的主要原因可能是，心理学将自己置于道德的支配之下，相信各种道德价值观处于对立的状态，认为在具体情况的文本和事实中，便具有这种对立。什么？“奇迹”只是解释所犯的错误？只是由于缺乏文学知识？

（四）

拉丁民族对天主教的依恋，似乎比我们北方人对基督教的依恋要深得多。因而在天主教国家并无宗教信仰的含义，似乎完全不同于对新教徒的含义——对拉丁民族而言，是对民族精神的某种反叛，然而对我们而言，不如说是复归于民族精神。北方人无疑源于野蛮民族，甚至宗教天赋也源自野蛮民族——我们的宗教天赋实在很差。但凯尔特人或许是例外，他们为基督教在北方的传播提供了最优良的土壤——基督教的理想是尽可能地多吸收北方惨淡的阳光，而在法国生长开花。每当后来法国怀疑论者的血统中流淌着凯尔特人的血液时，他们在我们的口中，产生多么大一股怪异的虔诚味道！奥古斯特?孔德的社会学在我们看来带有多么浓的天主教气味，多么的非日耳曼，本性上又具有多么强烈的罗马人的逻辑！尽管圣伯夫对耶稣教教民抱有敌意，但是他的《波尔罗亚尔修道院史》中，那个和蔼可亲而狡猾的导游，却多么像耶稣教的教民！甚至还有欧内斯特?勒南宗教的每次震颤，都使他那贪恋酒色、安逸舒适的灵魂失去平衡。这样一个勒南的流言，我们北方人又怎么能够理解？让我们抄录下他的几个精美语句，这些语句在我们看来也许不是那么美丽，即在我们那较为日耳曼式的灵魂中，立时便会唤起多么邪恶和高傲的情感！——“因而可以大胆地说，宗教是正常人的产物，人在最虔诚、对无限的命运最有把握时处于最真实的状态。正是在人最善良的时候，人希望美德与永恒的秩序相一致；正是在人不偏不倚地思考事物的时候，更觉得死亡令人厌恶而荒谬。怎能不认为正是在此时，人看得最清楚？”……这些语句太逆我的耳朵了，太不合我的思维习惯了。当时一看到它们，我便怒不可遏，并在旁边批注道：“真是宗教混账话！”但是平静下来之后，我反而喜欢上了它们，这些应完全颠倒过来看的语句，有自己的对立面，真好，真光荣！

（五）

古代希腊人宗教生活中的一件令人非常惊讶的事情，就是它喷涌出不可遏制的感恩之流——只有非常优等的人，才会对自然和生命抱有如此的感恩之情。后来，当平民百姓在希腊占了上风时，恐惧也在宗教中蔓延开来，于是便为基督教的出现做好了思想准备。

对上帝的热爱，有粗鄙的、实心眼的、纠缠不休的爱，而路德的那种爱，使得整个新教都缺少精致与优雅。这种爱有时表现出东方式的兴高采烈，犹如奴隶受到过分宠爱和提拔一般。圣奥古斯丁就是如此，他咄咄逼人，举止和愿望全无高贵气质。这种爱有时表现出女性的温柔和欲求，渴望一种神秘的自然的统一，居伊昂夫人就是如此。在许多情况下，这种爱似乎是少女或小伙子青春期的伪装，甚至是老妇人的歇斯底里，当然也是老妇人最后的期待。教会常称这样的妇人为圣徒。

（六）

有权势的统治者总是毕恭毕敬地向圣徒打躬作揖（圣徒就是自我屈从和完全自愿地自我奉献的谜），他们为什么打躬作揖？他们在圣徒身上——似乎在圣徒那虚弱而可怜的外表背后感悟到了这种屈从于检验自身的超等力量，感悟到了意志的力量。在这种力量中，他们意识到了自己的力量和对力量的热爱，而且知道如何敬重这种力量。他们敬重圣徒，就是敬重自己内心的某种东西。此外，圣徒沉思冥想的样子，使他们觉得，圣徒不会无缘无故地以如此大的毅力，进行自我否定和压抑自己的本性——有权势的统治者这样探问到。也许其中有某种很大的危险因素，禁欲者或许希望借秘密的谈话者和来访者，做更准确的了解。总之，世界上的统治者在圣徒面前渐渐有了一种新的恐惧，体悟到了一种新的力量，一个尚未被征服的敌人——也正是“强力意志”迫使他们停在圣徒面前。他们不得不盘问他。

（七）

在犹太人的神圣的正义之书《旧约》中，人物、事例和言论多得数不胜数，希腊和印度的文献难以望其项背。人们站在那些令人惊叹的古人遗迹面前，心中充满了恐惧与敬畏，并悲哀地怀念着古老的亚洲及其凸出来的小小半岛——欧洲。欧洲无论如何在亚洲面前，都要扮演“人类进步”的角色。当然，本身只是柔弱而温顺的家养动物，只知道家养动物所需要的人（如今有教养的人，其中包括“有教养的”基督教徒），站在这些遗迹当中不一定会感到惊异，甚至也不感到悲哀——是否喜欢《旧约》是“伟大”与“渺小”的试金石？也许他会发现，《新约》这本恩典的书更合他的口味（这本书散发出地地道道的、多愁善感的、无知的祈福者的和怜悯的浓浓气味）。把这本《新约圣经》（各方面都具有洛可可式的风格）与《旧约圣经》装订成一本书，最终装订成《圣经》，也许是欧洲文坛昧着良心所做的最厚颜无耻的一件事，即“对圣灵犯的罪”。

（八）

当今为什么无神论被广泛传播？“圣父”被彻底地驳倒了，“最高审判者”和“最高恩宠者”也被驳倒了，它的“自由意志”也是如此。它未听到，即便是听到了，也将束手无策。最糟糕的是，它似乎无法清楚地表达自己的意思：它是不是拿不准？这就是我（通过在各种交谈中的提问和倾听）了解到的欧洲有神论衰落的原因。因为宗教的发展带有其深深的怀疑情绪，故无法使有神论者得到满足。

整个现代哲学有什么贡献？自从笛卡尔以来，实际上更多的是违抗他，而不是依据他的程序——所有的哲学家一直在批判主义概念的幌子下，试图谋杀灵魂这一古老概念，也就是说，试图谋杀基督教的基本前提。现代哲学在认识论上采取怀疑态度，并在暗地里或公开地反对基督教，虽然（对于耳朵尖的人来说）并不反对宗教。以前，人们就像相信语法和语法上</a>的主语一样，相信灵魂的存在。人们常说“我”是条件，“想”是谓语，受条件制约。想是一种活动，必须假设有一主语是这一活动的原因。于是，人们做出种种努力，看看是否能把事情颠倒过来：“想”是条件，“我”被条件所制约，所以，“我”只不过是由“想”本身所做的一种综合。康德实际上想要证明，从主体出发不能证明主体，也不能证明客体，主体从灵魂表面上存在的可能性，一向与他是格格不入的，此种思想便是佛陀哲学，亦曾风靡一时。

（九）

宗教的残酷像个大梯子，有许多梯级，但最主要的是三个梯级。从前，人们把自己的财产献祭给神，或是把自己最热爱的人献祭给神——属于此类的有所有原始宗教的首批祭品，以及卡普里岛屿上米特拉神岩洞中，提比略皇帝奉献的祭品，这可以说是古罗马所犯下的所有时代错误中，最最可怕的一种。后来，在人类的道德时代，人们把自己的“天性”献祭给神；这种节日般的快乐显露在禁欲者和“违反天性的”狂热宗教信徒的无情扫视之中。最后，还有什么可以献祭的呢？人们是不是必须要把一切令人感到欣慰，治愈心灵创伤和神圣而崇高的东西，一切希望，一切对隐秘的和谐、对未来的幸福和正义的信念，都去献祭给神呢？是不是必须把神本身也当作祭品，并严苛地对待自己，而崇拜石头、愚蠢、重力、命运、虚无？为虚无而献祭神——这一自相矛盾而神秘的、最终的残忍行为，将留给正在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去完成。但我们大家都已看出了其中的端倪。

（十）

无论是谁，若像我这样，被某种神秘的欲望所驱使，长期以来力图把悲观主义搞个水落石出，以摆脱半基督教、半德意志的狭隘和愚蠢（悲观主义者在20世纪正是以这种狭隘和愚蠢，即以叔本华哲学的形式展现出来的）。无论是谁，若以亚洲人或超越亚洲人的眼光，真正观察人的内心世界，观察所有可能的思维方式时，最为厌世的思维方式便是超越善与恶，不再像佛陀和叔本华的理论，被道德所控制和蒙蔽。无论谁摆脱道德的束缚，或许会不知不觉地睁开眼睛，看见相反的理想——那些最热爱现实、生气勃勃、活泼快活的人们的理想，他们不仅已学会了与过去和现在妥协，而且还希望生活永远保持过去和现在那种样子。不仅对自己而且对整个人生大声喝彩；不仅仅是为人生而且实际上是为需要人生的人们喝彩。因为这些人总要更新自己，使自己成为被需要的。唉，这难道不是恶性循环？

（十一）

人四周的距离或空间，会随着想象力和洞察力的加强而增大。人的世界会变得更为深广，不断出现新的星辰、新的奥秘和新的观念。也许当智慧的眼睛以它敏锐和深邃的目光观察一切时，只不过是在眨一眨眼，是在做游戏，是在闹着玩。或许曾引起最多厮杀和苦难的最庄严的概念，如“上帝”和“罪恶”，有一天对我们来说将不再重要，而只不过是老人眼中小孩子的玩具或小孩子的痛苦。于是“老人”又需要有另一种玩具和另一种痛苦——总是孩子气十足，永远是孩子！

（十二）

人们是否已观察到，表面的懒散或半懒散，对于真正的宗教生活（也对于其喜欢的、不辞辛劳而明察秋毫的反省；对于“祈祷”时的温和与平静；对于为“上帝降临”时刻做好准备的状态），在多大程度上是必不可少的？我指的是那种问心无愧的懒散，那种昔日只有高贵血统的人才享有的懒散，此种懒散与眼下辛苦工作正在败坏，这与身心庸俗不堪的贵族气质是多么相似。因而，不正是这种腐败的气质在教育人们“无信仰”，并为“无信仰”铺路吗？比如，在目前远离宗教而生活的德国人当中，我发现了各种不同而出身各异的“自由思想家”，尤其是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一代一代辛勤劳作，已消解了宗教本能。因而他们已不知道宗教是干什么用的，只是呆笨而吃惊地注意到世界上还存在着宗教。这些好人感到自己太忙了，无暇旁顾，既要工作又要享乐，还要为“祖国”出力；要看报，还要尽“家庭义务”，他们似乎没有一点儿时间来顾及宗教。特别是他们不清楚宗教究竟是一种新工作呢，还是一种新享乐。他们自言自语道，反正人们去教堂不可能仅仅是为了破坏情绪吧，于是他们绝不是宗教习惯的反对者。假如环境或国家利益要求他们服从这种习惯，他们就会按要求去做的，正如他们已经按要求做了许许多多的事情一样。而且他们保证会耐着性子，认认真真地去做，不会表现出烦躁不安的样子。他们繁忙得很，不会在这种事情上表示赞同或反对。当前便可以把属于中产阶级的大多数新教徒划归这种人之列，特别是在人们辛勤劳作的大贸易和商业中心。大多数辛勤劳作的学者和大学</a>的全体教职员工，也可算作这种人（神学家不在此列，心理学家总是感到纳闷，怎么会有神学家？一直想解开这个谜）。就那些虔诚的或仅仅去教堂做祈祷的人们而言，我们不知道一个德国学者目前需要有多少自觉自愿的成分，或随心所欲的意志，才能认真对待宗教问题。他的专业工作（以及我已经说过的他那像工人一样，由现代良心驱迫的辛勤劳作），往往使他对宗教采取一种高傲的、几乎是仁慈的平静态度，偶尔对一些人的“邪”念表示些许的蔑视，他理所当然地认为，谁仍宣称属于基督教会，谁就有邪念。只是在历史的帮助下（因而不是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学者才得以对宗教表现出可敬的认真态度和某种畏畏缩缩的敬意。但即使他达到对宗教充满感激之情的地步，也仍未更进一步树立起对于教会的信念，从而虔诚地对待宗教。甚或与此相反，他是在对宗教问题漠不关心的环境下出生和长大的，就他来说，这种对宗教的淡漠，通常会升华为小心谨慎和纯洁正直，并避免接触宗教界人士和宗教问题。可能正是他深深的宽容和仁爱，促使他躲避宽容带来的麻烦——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神圣的幼稚行为，其他时代会因为有人发现了这种幼稚行为而深表忌妒。学者深信自己高人一等，深信自己的宽容问心无愧，深信应确定无疑地把笃信宗教的人视为价值较小的低等人，而他自己则是超出和高于他们的——但他其实也只不过是个傲慢的小侏儒和骗子，过于警觉，不知疲倦地挖掘各种“现代思想”！所有这一切又包含了多少幼稚行为——多少可爱的、小孩子般的、愚蠢的幼稚行为。

（十三）

无论谁对世界有多了解，都会发现人的浅薄无知是明智的。正是人的乖僻本性使得人轻浮、轻飘而虚伪。在各处都会发现，哲学家和艺术家狂热而极端地崇拜着“纯形式”。毫无疑问，谁都非得膜拜表面上的东西不可，而有时就会不幸掉进它的束缚。那些被烧伤的孩子和那些天生的艺术家甚至也有等级，他们发现，生活的唯一乐趣就是要尽力歪曲生活的形象（似乎是要疲惫地报复生活）。人们会推测，生活究竟怎么会使他们那么反感，致使他们那么想歪曲、缩小和神化生活中的形象——人们会把艺术家当作笃信宗教的人，并视为最高等级的人。人们满腹狐疑地对不可救药的悲观主义怀有深深的恐惧。正是这种恐惧迫使人们许多世纪以来，对存在做出了宗教上的解释——人们从本性上害怕会太快地获得真理，在人变得足够强大、足够坚强、具有足够多的艺术家气质以前要虔诚——“神的生命”。从这种观点看，似乎是害怕真理的最终结果，似乎是艺术家在所有最为符合逻辑的真理面前的赞颂和陶醉，似乎是颠倒真理、不惜以任何代价说谎的意志。或许，迄今为止，美化人的最有效方式就是说他虔诚。说某人虔诚，某人就会变得非常狡猾、非常浅薄、非常光彩照人、非常“善良”，其样子也就不再惹人讨厌。

（十四）

为上帝而爱人类，这是至今人类所获得的最为崇高和最为超然的感情。不要任何补偿地爱人类只不过是另一种愚蠢和残忍的行为，热爱人类的这种倾向，首先必须从一种更高的倾向得到其均衡的比例。谁先觉察和感受到了这一点，那么，无论他力图表达事情时多么结结巴巴，他都将永远是神圣和令人尊敬的，是至今飞得最高、迷路迷得最讨人喜欢的人！

（十五）

我们这些自由人所理解的哲学家是负有最重大责任的人，是对人类的发展负有良心上的责任，是会利用宗教来训练人和教育人的人。正如他们利用当今的政治和经济条件来做这项工作那样。利用宗教所产生的控制性影响，它所迷惑和保护的人是不同的，它具有创造性和塑造性，也可以是有破坏性的。有些人性格坚强而具有自立精神，天生注定和后天培养成为发号施令的人，具有统治民族的能力。对于这些人来说，宗教是另一种工具，可用来克服行使权力的障碍。宗教也是连接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纽带，可把被统治者的良心拱手交给统治者，而人们从内心深处总是尽力地逃避服从。贵族出身的人很特别，精神境界高人一等，倾向于过闭门索居、沉思默想的生活，喜欢以较优雅的方式（通过某一阶层中精选的追随者或成员）进行统治。他们可利用宗教获得安宁，远离管理粗俗事物的嘈杂和麻烦，同时避开一切政治鼓动中不可避免的肮脏和龌龊。比如，所罗门就明白这一点，借助于宗教组织，他们拥有为人民指定国王的权力，同时在思想感情上又超然物外，具有高于国王的使命。与此同时，宗教给予某些被统治者引诱的机会，使他们在未来有资格进行统治和发号施令，这些人属于缓慢上升的阶级和阶层，仰赖幸运的婚姻习俗，他们的意志力和自我控制能力在不断增强。宗教向他们提供了充足的动力和诱惑，使他们努力达到更高的智力水平，体验必须进行自我控制的情感，体验沉默不语和寂寞的滋味。某一种族若想超越其卑下的遗传特征，未来达到高人一等的优越地位，则禁欲主义和清教主义便成了教育该种族，使该种族高尚的不可或缺的手段。最后是普通人，即芸芸众生，他们生来是为了干活和劳作的，只有这样才能生存下去，宗教使他们对自己的命运和境况感到心满意足，内心感到平静，觉得服从是光荣的使命，并具有较多的社会幸福感和同情心，脸上容光焕发，使灵魂上的一切平庸、一切卑下和一切贫乏都得到了原谅。宗教连同生活所具有的宗教意义，给这些永远遭受折磨的人带来了阳光，甚至使他们能够忍受自己的悲惨样子。宗教对他们起的作用，恰似伊壁鸠鲁哲学对较高等级的受苦受难者起的作用。起作用的方式别开生面，高雅别致，几乎利用了受苦受难，最终甚至把受苦受难神圣化，证明这是正当的。基督教和佛教中最令人敬佩的，莫过于它们有办法教导最低下的人，通过尊奉表面上等级较高的事物来提升自己，从而使他们对现实世界感到满意。尽管他们觉得在现实世界中生活很困难——据说这种困难是必不可少的。

（十六）

毫无疑问对这些宗教作蹩脚的反计算，有暴露其隐秘的危险。若宗教不是在哲学家手中作为教育人和训练人的工具，而是一种至高无上的裁决工具；若宗教一心要成为万物的最终目的，而不是充当一种工具，则其付出的代价总是过于昂贵。在人们当中，正如在所有其他动物当中一样，总有一些人，他们是有缺陷的、患病的、堕落的、体弱的、必然受苦的；在人们当中，成功者也总是例外，而且由于人是尚未完全适应环境的动物，成功者应是罕见的例外；更为糟糕的是，人所处的等级越高，成功的可能性就越小。一般政体的偶然性和非理性法则，对高等级的人产生的破坏作用最为可怕。因为这些人的生活条件是脆弱的、多样的、难以确定的。那么，上述这两种最伟大的宗教对生活过多的失败会采取什么态度呢？它们力图保存一切能够保存的东西。实际上，作为受苦受难者的宗教，它们原则上站在受苦受难者的一边，它们总是喜欢那些忍受生活痛苦的人，宁愿把每一种其他的生活体验视为虚假的和不可能的。不论我们给予这种溺爱式的和保护性的关心多么高的评价（在关心其他人的同时，更多的是关心受苦受难最多的那种类型的人），至今至高无上的这两种宗教——这是对它们的一般性的评价，都是导致人类停留在低水平上的主要原因，是它们保存了太多的本该消亡的东西。我们要感谢它们做出的无法估价的贡献。只要哪位充满感激之情的人想一想，就会为基督教至今为欧洲所做的一切感到难受。但是，在它曾安慰了受苦受难者，鼓励受压迫者和绝望者，给予孤苦无助者依靠和支持后，便把社会中的失意者和苦闷者吸引到修道院和悔罪所。它们还是有计划地、有步骤地、问心无愧地保护一切患病者和受苦受难者，以确确实实地促进欧洲种族的堕落。颠倒全部价值判断，这正是他们所要做的！摧毁强壮者，使一切伟大的梦想破灭。怀疑对美好事物的喜爱，捣毁一切自主自立、男子汉气魄、征服气概、专横傲慢，所有这些最高等级和最为成功的人自然而然所具有的天性，并把这一切都变为犹豫不决、自责自疚和自暴自弃。无疑地，把对社会的全部热爱，把统治尘世的欲望颠倒过来，变成对尘世和世俗事物的憎恨，这就是基督教会强加在自己身上的任务，直到根据它的标准，“对钱财嗤之以鼻”“对酒色不感兴趣”、和“高级人”融合为一种感情为止。如果人们能以伊壁鸠鲁主义者嘲弄的和不偏不倚的眼光来看一看欧洲基督教导演的这出叫人感到不自在和痛苦，既粗糙又雅致的喜剧，那我认为人们会惊异不已、笑个不停。似乎某种意志支配了欧洲一千八百年，要使人类庄严地流产，难道实际情况不是这样吗？不过，某人若像欧洲的基督教徒那样（比如帕斯卡尔），需要的东西与此正相反，手里拎着一把神圣的斧子，能考察人类的这种自愿性的堕落，他便会愤怒地、同情地、全身战栗地高喊：“哦，你们这些笨蛋，你们这些专横而可恶的笨蛋，你们都干了些什么呀！你们怎么能干出这种事？怎么能这么胡砍乱弄我最好的这块石头？真是放肆无礼！”人们尚未伟大和坚强得能作为艺术家参与塑造人类的活动；人们尚未强大，也尚未有足够多的远见能以崇高的自我克制力，听凭千百万人必然失败和灭亡的规律肆虐；人们尚未崇高得能够看清把人与人区别开来的、迥然不同的等级和差距。这样的人高喊“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口号，至今一直支配着欧洲的命运，以致最终产生了一个发育不良的样子——可笑的物种，一种喜欢群居的动物，谦和有礼，弱不禁风，平平庸庸，即当今的欧洲人。

三、道德的历史

（一）

欧洲目前的道德情操或许是微妙的、敏感的和细腻的，正如截至目前的“道德科学”是最新的、初步的和粗糙的那样。此种对照很有意思，有时会明显地表现在道德家的身上。的确，“道德科学”这个词就它所表达的意思来说，太傲慢了，有失风雅。风雅总是预示着要使用不那么嚣张的词语。人们应该非常清楚地说明，要为建立各种类型的道德理论做好准备。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还需要做什么？就当前来说，又有哪些事情是必须做的？这其中包括：收集资料，全面考察数量众多的、有价值的和特别有价值的细腻感情，并分类。这些感情是活的、不断生长繁殖和消亡的。还应该明确地说，这些活生生的感情反复出现较为常见的形式。毫无疑问，人们至今并没有这种谦虚。所有哲学家在把道德作为一门科学来研究时，都摆出一副充满学究气的、一本正经的样子，要求自己取得某种非常崇高的、非常庄重的成果。他们要给道德以基础——每个哲学家至今都坚信自己为道德奠定了基础。然而，道德本身一直被认为是某种“给定的”东西。描述各种形式的道德与他们那令人尴尬的傲慢自大相距何止千万里！这项工作看似微不足道，可是极其纤细的手和极其敏锐的感觉，却不一定能胜任！正因为道德哲学家对道德事实了解得不全面，而只是随意了解一个梗概，或偶尔在哪里看到一个节略本，或许只是了解与他们的环境、地位、教会、时代精神、气候和地区有关的道德；正因为他们对各个国家和各个时代的情况了解得太少，而且也不那么渴望了解这些事情，他们甚至连道德的实际问题都未接触到，因为只有通过对照比较许多种不同的道德，道德的实际问题才会显露出来。在至今的每一种“道德科学”中，实际上确实是忽略了道德本身这一问题。人们丝毫不觉得道德本身有什么问题！哲学家所谓的“给予道德以基础”以及为此而做出的努力，若以正确的眼光观之，只不过是以学术的形式使人坚信流行的道德，以新式表达流行的道德，因而只是在明确的道德范围内的就事论事</a>。而且，从最终的动机上说，是一种否认，即否认对这种道德产生怀疑是合法的，并且拒绝检验、分析、怀疑和剖析对这种道德的信仰。比如，请听一听叔本华是多么无知地谈论他所做的工作，然后你可以对“道德科学”的科学性得出你自己的结论。结果这门科学的最新大师仍在以小孩子和老妇人的口气说话。叔本华虽然实际上是个悲观主义者——可每天晚饭后却吹笛子，这是他的自传说的。由此产生了一个问题：一个悲观主义者，一个抛弃了上帝和世界的人，却在道德面前止步——赞成道德，他究竟还是不是悲观主义者？

（二）

撇开像“我们心中有一绝对命令”这样的断言有何价值可谈，我们总可以问：这种断言对不断言者说了什么没有？在另一些人看来，有些道德体系力图为其创立者辩护；另一些道德体系则力图使创立者心情平静下来，使其自鸣得意；借助另一些道德体系，他想要虐待自己，使自己谦卑低下并用报复掩盖自己，给自己脸上贴金，使自己出人头地：这种道德体系帮助创立者忘却，那种道德体系使创立者或创立者身上的某种东西被人忘却；许多道德家喜欢对人类行使权力，喜欢创造性地、武断地对待人类；还有许多道德家，尤其是康德则以其道德使我们确信：“我内心所尊敬的，就是我应该服从的，你我都是如此！”总之，道德体系只是感情的一种手语。

（三）

与自由放任相对而言，每一种道德体系都是一种对“自然”同时也是对“理性”的暴政。不过，这并不是反对道德体系的理由，除非人们又利用某种道德体系命令说，所有种类的暴力和非理性，都是非法的。每一种道德体系中本质的东西和无法估价的东西，都是一种长期的约束。为了理解斯多噶哲学、波尔罗亚尔女隐修院或清教主义，我们应记住每一种语言对力量和自由所施加的约束，即韵律的约束、韵脚和韵律的暴政。各国的诗人和演说家都遇到了多少麻烦啊！当今的一些散文作家也不例外，在他们的耳畔总回响着要求他们一丝不苟、认真负责的命令，正如功利主义的草率行事者所说，是“为了一个愚蠢的念头”而一丝不苟。这些散文作家便因此而认为自己是明智的，又正如无政府主义者所说，是因为服从了专断的规则才这么认为的，并因此而认为自己是“自由的”，甚至是具有自由精神的。然而，奇特的事实依然是一切具有自由、文雅、果敢和巧妙必然性的事物，不管是现在还是过去存在的，无论是存在于思想本身中，还是存在于管理或说话和劝说中，或是存在于艺术还是行为中，都是凭借着这种专断规则的暴政才得以发展起来的。说实在的，这可能恰恰就是“自然”，恰恰就是“自然的”——而不是自由放任！每一位艺术家都知道，他的“最为自然的”状态，即出现灵感时刻的自由安排、定位、布置和构造，是多么不同于他的自由放任状态——知道自己随后会多么严格而小心地遵守许许多多规则，这些规则正是由于其严格性和精确性，而完全无法用观念来加以表述（因为与这些规则相比，即使是最为稳定的观念，也有一些漂浮的、由许多不同部分组成的、含糊不清的东西）。“天上和地上”本质的东西，显然是应该有沿着相同方向的长期服从——由此才会产生，长期以来也一直在产生某些使生活值得过的东西。如美德、艺术、音乐、舞蹈、理性、精神以及任何其他改变了面貌的、精致的、愚蠢的或神圣的东西。精神长期被束缚，思想的传播受到怀疑和限制，思想家在思考时约束自己，按照教会、法庭的规定，或按照亚里士多德的前提进行思考，顽固的宗教意志按照基督教教义解释所发生的一切事情，在发生的每件事情中都要重新发现基督教的上帝，并为其辩护。这一切暴行、专断、严厉、恐怖和不讲道理，都已证明是一种惩戒手段，欧洲精神借此获得力量、冷酷的好奇心和难以捉摸的流动性。当然也得承认，在这一过程中必须窒息、闷死和毁掉许多不可恢复的力量和精神（因为在这里跟在别处一样，“自然”会显露真相，并表现得过于辉煌，不偏不倚，令人震惊却是崇高的）。过去欧洲的思想家们思考事物，只是为了证明某件事情，如今则相反，凡是“想证明某件事情”的思想家，我们都对其表示怀疑。所要证明的事情总是在事前就已经决定了，这是他们以极其严格的思维方式思考所带来的结果，就像在古代亚洲的占星术中那样，或像当今的基督教道德为了“上帝的荣耀”或为了“灵魂得救”而解释当前的个人事件那样。无论是广义的奴役还是狭义的奴役，都是精神教育和训练的一种不可缺少的手段。我们则可以用这种眼光看待每一种道德体系，因而每一道德体系“自然”要教导人们憎恨自由放任，憎恨太大的自由，使人们坚信需要限定地平线，需要履行当前的义务，告诉人们应当收缩眼界。所以从某种意义上，也就是告诉人们，愚蠢是生活和发展的一个条件。“你必须长期服从某人，否则会遭难，会不再尊重自己”——在我看来，这就是自然的道德命令，肯定既不像老康德希望的那样是“绝对的”（因而才会有“否则”），也不是针对个人而说的，而是针对民族、种族、时代和阶层而说的，尤其是针对一般意义上的具有动物性的“人”，即人类而说的。

（四）

勤劳的种族感到无所事事，非常难受，但英国人本能中是把星期天遵奉为极其神圣之日，以致下意识地渴望这一天不要休息，仍然工作。于是便设计出斋戒，古代世界也经常可以见到这种情况（虽然严格说来就南方民族而言并不是与工作有关）。许多种类的斋戒是必需的；哪里的强大势力和习俗占优势，哪里的立法者就务必要指定闰日，在这些日子这种冲动将受到约束，学会重新感到饥饿。从一种更高的观点看，整个时代在感染道德狂热时，看起来便像是那些插入的克制和斋戒时期一样，学会低声下气，学会屈从——与此同时也学会弄干净自己，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对某些哲学派别也可以做类似的解释（如希腊文化当中充满情欲气氛之下的柱廊派）。由此也可得到解释以下矛盾现象的一个线索：为什么正是在欧洲历史上基督教最盛行的时期，并且一般说来只是在基督教情绪的压力下，性冲动才会升华为爱情。

（五）

柏拉图的道德中有某种东西实际上并不属于柏拉图，而仅是出现在他的哲学中，或者可以说，是不由自主地出现在他的哲学中，这种东西就是苏格拉底哲学。柏拉图太高贵了，看不上苏格拉底哲学。没有人想伤害自己，因而所有罪恶都是在不知不觉中犯下的。坏人不会自己损害自己；如果他知道什么是罪恶的，他就不会作恶了。所以坏人只是出于错误的观念而作恶；若使他摆脱错误的观念，就必然要使他成为好人。这种推理方式散发着民众气味，民众只是觉察到由作恶而造成的令人不快的后果，由此而做出实际判断，说“干坏事是愚蠢的”；同时他们把“善”等同于“有用的和令人愉快的”，而不作进一步的思考。至于每一种功利主义体系，我们可以立即认为也有与上面相同的根源，并循着此踪迹追循下去，很少会出错。柏拉图解释老师的信条时，竭力将一些高雅的和高尚的东西塞进去，他是所有解释者中最为大胆者，把整个苏格拉底的形象拔高，变成了一个受人欢迎的主题和一首大家喜爱的歌曲。用无穷无尽的、令人难以置信的重塑的形象展示他，即用他自己的所有伪装和多重性来展示他。

（六）

“信仰”与“知识”这一古老的神学问题，或者较为明白地说，本能与理性这一问题，就对事物的评价而言，本能是否应该比理性享有更大的权威，理性想要根据动机，根据“原因”，也就是要根据目的和效用来评价和行动。这个问题一向是个古老的道德问题，最先出现在苏格拉底的头脑中，早在基督教出现之前就分裂了人的心灵。苏格拉底本人当然是由他具有的才能牵着鼻子走，先是站在理性一边。而实际上，他终生所做的，只是嘲笑高贵的雅典人，表现出的那种叫人难堪的无能，他们像所有高贵的人一样，是受本能驱使的，绝对无法对行动的动机给出令人满意的答复。然而，最终他也嘲笑了自己，虽然只是默默地、偷偷地嘲笑。由于具有较为敏锐的良知和较强的反省能力，他发现自己也处于相同的困境，也是那么无能。他自言自语道：“但人们为何因此要使自己脱离本能！应摆正本能的位置，也应摆正理性的位置——人们必须遵从本能，但同时必须劝说理性用有力的论证来辅助本能。”说这样的话，实际上是这位伟大而神秘的讽刺家的虚伪，他把自己的良知带到了这样的境地，在这种境地，他满足于一种自欺欺人。而实际上，他觉察到了道德判断中的无理性。柏拉图在这些事情上较为无知，没有平民的那种狡猾，他想要用他的全部力量证明，理性与本能自发地导向一个目标，导向善，导向上帝。除柏拉图以外，所有神学家和哲学家都采取了与此相同的路线，这意味着在道德问题上，到目前为止本能取得了胜利。不过，理性主义之父（从而也是法国大革命之祖父）笛卡尔是个例外，他仅承认理性的权威，不过理性只是一种工具。

（七）

不管是谁，研究某一门学科的发展史，都会发现线索，并借此可理解获得所有“知识和认识”中最古老和最常见的过程。不管在哪一领域，最先发展起来的都是早熟的假说、虚构、善良而愚蠢的“信仰”意志，以及怀疑精神和耐心的缺乏——我们的感官姗姗来迟，而且从未完全学会成为获取完整知识的器官。在一定的场合中，我们的眼睛易于产生已经产生过的图景，而难捕捉住某一印象中的变化和新奇之处，因为后者需要运用更大的力量，更多的“道德”。耳朵听任何新的东西也很困难和费力，因此初听异国音乐会感到很别扭。我们听到人们说另一种语言时，常不自觉地力图用我们熟悉的词语学说这种语言。我们的感官也敌视和嫌恶新事物。一般说来，甚至在“最简单的”知觉过程中，也是各种感情占支配地位，如惧、爱、恨以及被动的懒散之感。如今读者很少读一页书上的所有单词（更不用说所有音节了），而只是读每二十个词中的大约五个词，并推测这些词可能具有的适当意思。与此相同，我们现在很少正确而全面地去观察一棵树，也很少观察它的叶子、枝干、颜色和形状，我们发觉想象一棵树要容易得多。甚至在最非凡的经历当中也这么做。我们杜撰的大部分经历，几乎不能说服我们思考任何事件，除非我们是事件的“发明者”。这一切有助于证明，源于我们固有的本性，从久远的年代起，我们就一直习惯说谎，或者说得较为文雅或矫饰一些，也就是说得较为好听一些。

一个人的艺术家气质远要比他所意识到的多得多。在热烈的谈话中，常常可以根据对方表达的思想或根据我认为他头脑里想的东西，非常清楚而明晰地观察到他的面部表情，其清晰度要远远超过依靠视觉的力量，即双眼肌肉的巧妙运用所能看到的程度。他也许装出的是一副完全不同的表情，或根本没有表情。

（八）

白天做什么，梦中也会做什么，反过来也是如此。若在梦中常经历这样的事情，那么最终就完全与“实际”经历的事情一样了，与我们心灵中的东西相关联。由此我们就更加富有或贫乏，就或多或少地有了一种要求。最终，在大白天，甚至在最清醒的时刻，我们也会在某种程度上被梦中的情景所支配。设想某人在梦中经常飞翔，设想他一做梦，就感到自己具有飞翔的能力和技术，感到这是自己的特权，是自己享有一种特别引人嫉妒的幸福。这样的人相信自己稍微动一下念头，就能做各种转弯动作，就能自由自在地飞翔，并毫不费力地、不受约束地“上升”，并可自然而然地“下降”，不用费劲儿！具有这种梦幻经历和做梦习惯的人，怎能不发觉另一种幸福，即便是在醒着的时候！他怎能不渴望另一种幸福？与他自己的“飞翔”相比，诗人们所描述的“飞翔”，对他来说肯定太世俗、太费力、太剧烈，也太麻烦了。

（九）

人们之间的区别，不只是表现在他们列出所想要的不同事物上，也不只是表现在他们对什么是值得为之奋斗的意见不一上，以及对公认的好的事物其价值大小、等级高低意见不一上，而是更多地表现在他们认为什么是实际拥有或占有一件想要的东西上。比如，就女人来说，控制她的身体和性需求，那么对于一个较为节制的人而言，便是拥有和占有的足够充分的标志；另一个疑心较重和对占有具有更大渴求的人，则觉得这种表面的拥有“成问题”，想作较为精细的检验，来弄清女人是否不仅只是把身体许给他，而且还愿意为了他放弃自己拥有或想要拥有的东西，只有在作了这种检验之后，他才把她视为“占有物”。然而，即使作完这种检验，仍会有人觉得还有怀疑的余地，占有欲还未得到满足。他会问自己，女人在为他放弃了一切之后，是否会为他的灵魂也这么做？他首先想要完全彻底地被人了解。为了得到爱，他大胆地将自己袒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只有当他心爱的人对他不再存任何幻想，既爱他的卑劣和肮脏，又爱他的善良、坚忍和高尚精神时，他才会感到完全占有她。一个人想要拥有一个国家，便会发觉卡廖斯特罗和卡塔利那的高妙手法适用此目的。另一个人的占有欲若较为高雅，便会自言自语道：“我在想占有的地方不应行骗。”一想到他的假面具将在人们的心中占支配地位，他就生气，且不耐烦。“所以，我必须让人们了解我，首先要学会自知之明！”人们总会发觉乐善好施的人，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让受惠者对他们的帮助表示深深的感激和眷恋。表现出这种傲慢态度，他们便像对待财产那样控制穷人，他们的乐善好施好像出于拥有财产的欲望。他们的施舍若与其他人相重复，或被其他人领先，他们便会忌妒万分。父母总是不自觉地把孩子塑造成自己的样子——他们把这称作“教育”。没有哪位母亲在心底里怀疑她生的孩子不是自己的财产，没有哪位父亲会对坚持自己的思想和价值观念犹豫不决。的确，从前父亲认为自己有权决定新生婴儿的生死（如在古代德国）。与父亲一样，教师、班长、牧师和君主，也在每一新来的人身上，看到拥有一项新财产的机会。可结果是……

（十）

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和整个古代世界的人都说，犹太人是一种“生来当奴隶”的民族。犹太人自己却说，自己是“上帝的选民”——犹太人完成了颠倒价值评价的奇迹，由此在几千年岁月中获得一种危险的新魅力。他们的先知把“富裕”“不信神”“邪恶”“暴力”“官能”等词语融合为一体，最先把“现世”这个词铸造成了贬义词。犹太民族的意义就在于这种价值评价的颠倒上（其中还包括把“贫穷”这个词用作“圣人”和“朋友”的同义词），这与犹太民族一起，体现了道德上的奴隶起义。

（十一）

可以推断出：太阳附近有无数黑暗的天体。这些天体是我们绝不会看到的。我们私下说，这是个比喻：道德心理学家把全部星辰的文字仅仅看成一种比喻性的语言符号，在这种语言中，许多事物也许还未表达出来的。

（十二）

我们从根本上误解了食肉的野兽和食肉的人（比如，亚历山大的巴比伦西亚大主教切萨雷?博尔吉亚），误解了他的本性。我们力图在这些最健康的热带怪物和产物的体格上发现“病态”，甚至力图在它们身上发现与生俱来的“地狱”，几乎所有道德家至今都是这么做的。道德家是不是憎恨原始森林和热带地区？他们是不是在不遗余力地诽谤“热带人”？说他们使人类患病？使人类堕落？或说他们自作自受，自己折磨自己呢？为什么这样做？是为了偏袒“温带地区”、偏袒温带人，偏袒“道德”、偏袒庸庸碌碌的人吗？那么，应该写出这样一节——胆小的道德。

（十三）

所有致力于所谓“幸福”的道德体系，能是什么呢？只能是针对生活中不同程度的危险而提出的行为建议；只能是医治人们感情，纠正好倾向和坏倾向的药方。只要人们尚有强力意志，想要去充当主人，就只能是大小权宜之计和巧妙手法，充满了老妇人的智慧。它们的形式都怪诞而荒唐——它们针对“一切”发表议论，因为它们在不能得出普遍规律的地方得出了普遍规律；它们都无条件地说这说那，并把自己视为无条件的；它们都不仅让人感到半信半疑，而且只有在放入过多的佐料，散发出危险气味，尤其是散发出“来世”的气味时，才是可以忍受的，也才具有诱惑力。从智力方面来说，它们都没有什么价值，根本不是“科学”，更不是“智慧”。但再说一遍，它们是权宜之计，掺杂着愚蠢——无论是像斯多噶学派劝说和鼓励人们的那样，对各种热烈而愚蠢的感情采取漠不关心和冷漠的态度；还是像斯宾诺莎建议的那样，不再笑、不再哭，分析和剖析感情；或者像亚里士多德的道德学说所鼓吹的那样，把感情降低到清白无邪的适当程度，让感情得到满足；或者把道德视为拥有自觉减弱的感情，用艺术的符号作用使其超凡脱俗；或表现为音乐，或表现为对上帝的热爱，或表现出为了上帝而对人类的热爱。因为在宗教中，只要是感情就会被再次授予公民权。最后，甚至是像波斯诗人哈菲兹和歌德教导的那样，若是富有智慧的怪老头和酒鬼，就可以顺从和沉溺于感情，并大胆地放开精神和肉体自由意志的缰绳，因为在这种人那里是可以放纵感情的，因而也应该写出这样一节——胆小的道德。

（十四）

自从有人类以来，就一直有人群（家族联盟、社会、部落、民族、国家、教会），并总是大多数人相应地服从于发号施令的少数人。所以，至今为止，人类最为经常地身体力行地服从，最为出色地培养出了服从精神，因而有理由认为，服从是每个人天生的需要，是人正式的良知，它发布以下命令：“你应当无条件地做某事，无条件地不做某事。”总之，“你应当”这种需要力求自己满足自己，力求用某一内容来填写其表格，并依照其强度、不耐烦程度和急切程度，可不加选择地立即明白和接受各种各样的命令对他喊出的任何东西——这些下命令的人可以是父母、老师以及各层领导。人类发展所受到的极大限制，迟疑徘徊，经常地倒退和改变方向，都可归因于服从这一群居本能遗传得非常好，而命令艺术却受到了损害。倘若设想一下这种本能增加到最大限度，则下命令的人和独立的人最终将销声匿迹，或许他们心灵深处会感到内疚，会先进行一番自我欺骗，然后才能下命令，就像他们也只是在服从。目前欧洲实际上就存在着这种情况，我称它为命令阶级的道德虚伪。他们使自己免遭内疚折磨的方法，只能是假装在执行（先辈、宪法、正义、法律或上帝本人的）年代更为久远的、更高一级的命令，甚至用撷取民众流行意见的熟语来为自己辩护，称自己是“人民的头等公仆”或“公共福利的工具”。另一方面，爱群居的欧洲人目前摆出一副唯我独尊的样子，对自己的各种品质赞不绝口，其中包括热心公益、和蔼可亲、服从依顺、勤劳、节欲、谦虚、宽容、富于同情心。由于有了这些品质，他便温文尔雅，坚韧不拔，有益于民众，从而具有了人类特有的美德。然而，在认为不能缺少领袖的情况下，当今人们一再试图把爱群居的聪明人聚集在一起，以此来取代发号施令者。比如，所有代议制政体便起源于此。尽管如此，对这些爱群居的欧洲人而言，出现一个绝对的统治者会是一种多么大的幸福，又会摆脱一个多么不堪忍受的重负啊。拿破仑的出现所起的作用，就是最近对这一事实的伟大证明。拿破仑的影响史，可以说是这个世纪最值得尊敬的个人和时代所获得的高级幸福的历史。

（十五）

在各个种族相互融合的时代，人的身体中继承着多种多样的血统。也就是说，继承有相互对立的，而且不仅仅是相互对立的本能和价值标准。它们相互冲突，很少能平静下来。文化孕育出的这样一种人，通常是软弱的人。其根本愿望是结束内心的战争，在他看来，幸福就是某种镇定药，就是某种（如伊壁鸠鲁式的或基督教式的）思维方式。尤其是悠闲、无打扰、精神充实和最终和谐带来的幸福——用圣洁的修辞学家圣?奥古斯丁的话来说，就是“安息日的安息日”。然而，倘若本性上的这种矛盾和冲突成为生活的另一种激励和刺激，同时在另一方面，如果除了其不可调和的本能外，他们身上还继承和被灌输适当的控制力和机敏性（即自我克制和自我欺骗的能力），来进行内心的这种冲突，那就会出现一些叫人不可思议的人，他们注定要征服和胜过他人。最佳例子便是古雅典的政治家亚西比德和恺撒（按照我的鉴别力，我要把欧洲 （二）

我们这些“善良的欧洲人”，也会一连几小时沉湎于强烈的爱国主义，并陷入古老的恋情和狭隘的观点中。我刚刚举了这方面的一个例子——一连几小时充满民族激情，充满爱国痛苦，充满其他各种汹涌而至的古老情感。有些人要花半年时间，另一些人则要花半辈子时间，这要看他们消化“政变材料”的速度和力度了。实际上，我可以想象一些懒惰的、优柔寡断的种族，他们甚至在当今迅速变化的欧洲也要花半个世纪的时间，才能克服爱国主义和乡土情感的返祖性发作，而再次返回理性状态。也就是说，返回“善良的欧洲主义”。我在脱离主题思考这些事情时，碰巧亲耳听到了两位老爱国主义者的对话，他们的听力显然都不太好，因而说话声音较大。一个说：“他对哲学的了解跟农民或新兵一般多，很无知。可如今这又有什么关系？目前是大众时代，大众匍匐在一切规模巨大的事物面前。政治方面的情况也是如此。政治家给大众建起了一座新的通天塔，大众把极端庞大的帝国和极端巨大的权力称作‘伟大的’。而与此同时，我们这些较为谨慎和保守的人，却不放弃古老的信念，而仍然认为只有伟大的思想，才使某一行动或事情伟大，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假设一位政治家想要迫使其人民从事‘激烈的政治活动’，人民则生来没有搞政治的天赋，因而不得不牺牲自己古老而可靠的道德，放弃爱，趋向于新的、可疑的平庸。假设一位政治家想要迫使其人民‘从事政治活动’，而人民在此之前要有比这更好的事情去做和思考，从内心深处厌恶政治性国家的动荡、空虚和争吵不休。假设一位政治家想要激发其人民沉睡的激情和欲望，想要使他们对自己以前的畏首畏尾和超然冷漠感到耻辱，使他们对自己的洋腔洋调和隐藏在内心永恒的东西感到讨厌，想要贬低他们的最基本的禀性，搅乱他们的良心，使他们的思想狭隘，趣味‘民族化’。什么！一个政治家要干这些勾当，他的人民要在未来的全部日子里，为此而悔过，这样一个政治家会是伟大的吗？”“当然了！”另一位老爱国者会斩钉截铁地回答说：“否则他就不会这么做了！想做这种事也许是发疯了！但也许一切伟大的事情的开头都是这么发疯！”“真是滥用词语！”另一位大声反驳道，“是强大！强大！强大而疯狂！而不是伟大！”两位老人显然激动起来，互不相让地喊叫着自己的“真理”；但我在一旁却感到很惬意，思量着较为强大的一方，会以多快的速度控制另一方，思量着一个民族在智力上的浅薄会得到补偿，即另一个民族会变得深刻。

（三）

不管我们是将它称为“文明”“人性化”，还是“进步”，也不管我们是否只褒不贬地用政治套语，将它说成是欧洲的民主运动。总之，在所有由这类套语指明的道德和政治前景的背后，庞大的生理过程正在展开，且在日益扩大，这就是欧洲人的同化过程。他们正日益脱离各统一种族，在气候和遗传上借以产生的那些条件；他们正日益摆脱许多世纪以来，铭刻在身心上的环境限制。也就是说，正在缓慢地出现一种从本质上说是超民族的游牧性人。从生理上说，这种人的特征是，拥有最强的适应本领和能力。欧洲人的这种演化过程，其速度会由于旧病的严重复发而受到阻碍，但它的强度和深度却会因此而增强和加大——仍在肆虐的“民族感情”风暴和重压，还有方兴未艾的无政府主义，也都与它有关。这一过程带来的结果很可能是他们天真的宣传者和赞颂者，即“现代思想”的倡导者始料不及的。通常把人拉平、使人平庸的那些新条件，这些都是些有用的、勤劳的、可充当不同角色的、聪明的群居人——极有可能也会产生一些特殊人物，这些人都具有最为危险的媚人品质。因为，虽然适应能力很强的人每天都在努力对付不断变化的情况，但每隔一代人，甚至每隔十年便开始一项新的工作，所以不可能产生强有力的那种类型的人。虽然这种未来的欧洲人给人的总体印象很可能是一大群能说会道的、意志薄弱的、手很灵巧的工人，但他们像需要每天的面包那样，也需要有主人和下命令者。欧洲的民主化会有助于产生一种准备接受奴役的人，但是在一些个别的特殊情形下，强者必然会比以往变得更强大、更富有。这要归因于他所受的无偏见的教育，归因于他诡谲多变的手法、办法和伪装。我的意思是，欧洲的民主化同时也不自觉地创造了一种培养暴君的环境——我取暴君这个词的所有意思，甚至包括其最超自然的意思。

（四）

有一段时间，人们认为德国人的特点是有深度，但既然现在最为成功的新德意志精神渴望已得到了完全不同的荣誉，并已体验不到有深度的“妙处”。因此，眼下采取下述观点，就是适时的和爱国的，即我们曾自我欺骗，自我表扬。总之，德国人的所谓深度本质上是种异样的、不对头的东西，谢天谢地，那是我们即将成功摆脱的东西。那么，让我们试着重新了解德国人的深度。为此，需要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剖析一下德国人的灵魂。德国人的灵魂首先是由许多部分组成的，来源是多种多样的，是聚集拼凑成的，而不是实际建造成的——其起源造就了这一结果。如果一个德国人冒昧地宣称：“哎呀，我的心中有两个灵魂。”那他就是瞎猜了，德国人的灵魂远不只是两个。但作为由许多种族混合掺杂而成的民族，作为名副其实的“中欧民族”，德国人要比其他民族显得更加不可捉摸，自相矛盾和未被人认识，它的不可预料性令人惊讶和害怕。他们是无法加以界定的，因而单单这一点就已令法国人望尘莫及。德国人的一个特点就是，“德国人是什么样的人”这一问题，在他们的讨论中从未消失。德国剧作家科策布确实非常了解德国人：他们兴高采烈地向他喊道——“我们是大家所熟知的”。法国女小说家桑也认为自己了解德国人。德国浪漫主义小说家让?保尔知道自己在宣称，对德国哲学家费希特的虚伪的、充满爱国热情的恭维和夸大感到愤慨时，在做什么？但歌德对德国人的看法却很可能不同于让?保尔，尽管他承认让?保尔对费希特的态度是对的。但问题是歌德究竟怎么看德国人？可是歌德对周围的许多事情从未明确地说明自己的观点。他很狡猾，整个一生都知道如何对一些事情保持缄默——他这样做也许是有充分理由的。的确，使他感到高兴的既不是独立战争，也不是法国大革命，促使他重构“浮士德”，甚至重新思考“人”的整个问题，却是拿破仑的出现。他用非常严厉的词语谴责德国人引以为豪的东西，说这些东西来自外国：他有一次把大家知道的德国人的气质，界定为“对自己和他人弱点的宽容”。但他是不是搞错了？德国人的特点是，很少有人对他们的看法是完全错误的。德国人的灵魂中有走廊和游廊，其中有洞穴、躲藏处和地牢。虽然杂乱无章，但却让人感到神秘莫测，魅力无穷。德国人非常熟悉如何通向混乱的小径。正如一切事物喜欢自己的象征那样，德国人喜欢云彩和一切朦胧的、演进中的、半明半暗的、潮湿隐蔽的东西。在他们看来，一切不确定的、未充分发育的、自我置换的、成长中的东西，就都是“有深度的”。德国人本身并不存在，他正在变化，也正在发展。所以，发展实质上是德国人的发明，在哲学惯用词语的广大范围内，击中了它的主导思想，该思想连同德国啤酒和德国音乐一起，正努力使整个欧洲德意志化。外国人对德国人灵魂深处的矛盾，展现出来的谜（黑格尔将这些谜予以体系化，理查德?瓦格纳则最终将它们谱成了曲），感到惊讶并为其所吸引。“性情温和而怀有恶意”——这样一种并列在其他民族那里是荒唐的东西，但在德国却常常是正当的。只要在斯瓦比亚人当中生活一段时间，就会体验到这一点！德国人木讷而不善交际，可使人惊奇的是，身体却异常灵活，胆子也特别大，善于走钢丝（连诸神都不敢睁眼看）。谁若想亲眼看一看德国人的灵魂，那就看一看德国人的趣味，看一看德国人的艺术和举止好了——粗俗得哪里谈得上“趣味”！最高贵的和最俗气的竟比肩而立！这种灵魂的整个构造是多么杂乱，多么丰富！德国人拖拽着自己的灵魂，拖拽着自己经历的每一件事。他消化事件的能力极差，从未“摆脱”它们；德国人内心深处进行的是一种艰难而犹豫不决的“消化”过程。正如所有慢性病人，与所有消化不良的人喜欢方便的东西一样，德国人喜欢坦率和诚实：坦率和诚实来得多方便！德国人袒露心迹、自满自得的诚实很可能是其当今所做的最危险的、也是最成功的伪装，也正是他玩弄的手法。运用此手法，他“仍然能得到许多”！德国人自由放纵，因而用诚实而茫然的蓝眼睛注视着一切——其他国家便立即把他与他的晨衣混淆在一起！我的意思是说，听凭“德国人的深度”保持自己的原样吧——我们或许只有在自己人当中才能随便嘲笑它！今后我们最好还是继续对它的外貌和好名声表示尊敬，最好不要将我们这样一个有深度的民族的古老声誉，过于廉价地换成普鲁士的精明，换成柏林的风趣和坚毅。就让人们认为自己深刻、笨拙、敦厚、诚实、傻气好了，这样做或许反而才是深刻的！最后，让我们应对我们的名声表示敬意——我们并非无缘无故地被称作“虚伪的民族”。

（五）

“古老的美好”时光已逝，莫扎特的心中这样唱道！我们是多么幸福啊！他的洛可可式音乐仍然对我们颇具吸引力，他那“与人们相投的志趣”、细腻的热情和那孩子般对中文及其华丽辞藻的喜爱，他的谦恭有礼，对高雅、多情、轻快、伤心落泪的渴望，他对南方的信仰仍然召唤着留在我们内心的某种东西！但这一切迟早将结束！但谁又会怀疑对贝多芬的理解和喜爱，会更早地结束！因为他只不过是风格断裂和过渡的最后回声，而不像莫扎特那样，是欧洲许多世纪以来伟大鉴赏力的最后回声。贝多芬是经常出毛病的古老灵魂，是与不断生长，且过于年轻的未来灵魂之间的中间事件。他的音乐映照着永恒失去和永恒希望的曙光，而欧洲正是沐浴在这种曙光之中而与卢梭一起做梦，围绕着法国大革命的自由之树跳起舞来，最后在对拿破仑的崇拜中险些跌倒。但这种思想感情已多么快地变得那么苍白，如今理解这种思想感情是多么困难。卢梭、席勒、雪莱和拜伦的语言，听起来是多么陌生，只有在他们的心中，欧洲的命运才能说出话，才知道如何用贝多芬的曲调歌唱！无论德国音乐后来变成了什么样子，其都属于浪漫主义，也就是属于这样一场运动，这场运动从历史上看，要比那伟大的插曲，即欧洲从卢梭向拿破仑过渡，要更加短促、短暂和肤浅，同时也属于蓬勃兴起的民主精神。韦伯——如今我们多么为《自由射手》和《奥伯龙》担心！多么为马施内的《汉斯?海灵》和《吸血鬼》担心！甚至多么为瓦格纳的《汤豪舍》担心！这些都是消亡了的，但尚未被人遗忘的音乐。而且，整个浪漫主义音乐还不够高贵，音乐味也不够浓，只能在剧场中和大众面前勉强维持其地位。从一开始，浪漫主义音乐就是二流音乐，真正的音乐家是不把它放在眼里的。费利克斯?门德尔松的情况则有所不同，这位性情平和的大师，以较轻盈的、较纯洁的、较愉快的灵魂，很快就赢得了赞誉，但也同样快地被人遗忘了，成了德国音乐的一段美丽插曲。但罗伯特?舒曼却认真对待事物，因而从一开始也被人们认真对待——他是创立流派的最后一个人，现在舒曼的浪漫主义流派已被超越，难道我们不感到心满意足、如释重负吗？舒曼遁入了其灵魂的“撒克逊式瑞士”，其性格一半像维特，一半像让?保尔。他的《曼弗雷德》歌剧音乐是个错误，是个误解，而且冤枉了拜伦。舒曼的趣味，从根本上说是一种小家子趣味（也就是说，是一种危险的喜欢温和抒情和感情陶醉的倾向）。他总是离群索居，胆怯地后撤和退缩，他是个高尚的意志薄弱者，完全沉湎于千篇一律的欢乐和忧伤之中，从一开始就多少有点女人气，亦有些自傲。这样一种舒曼，早已仅仅是音乐上的德国事件，而不再像贝多芬那样，在更大的程度上也不再像莫扎特那样，是欧洲事件。在舒曼那里，德国音乐受到了最大的威胁，他有可能不再是欧洲灵魂的代言人，而沦为纯粹的民族事务。

（六）

对于有 （八）

世界上有两类天才：一类天才的要务是生成，设法生成。另一类天才则情愿结出果实，开花结果。与此相同，在杰出的民族当中，有这样一些民族，对于妇女的怀孕问题，即形成、成熟和完成这一秘密任务，落在了他们的肩上。比如，希腊人就是这样的民族，法国人也是这样。另一些民族则不得不结果实，不得不成为新生活方式的原因，就像犹太人、罗马人那样，或毫不夸张地说——像德国人那样？这些民族被不可名状的狂热所折磨，不可抗拒地要挣脱自己，喜欢和向往外族人，而且像意识到自己充满生殖力，因而受到“上帝恩宠”而被授权的一切东西那样，自高自大。这两种天才像男人和女人那样，相互追求；但他们也相互误解——同样像男人和女人那样。

（九）

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伪善，并将它称为美德——人们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自己心中最美好的东西。

欧洲欠犹太人什么？有许多东西，好的和坏的，尤其是一种既是最好、又是最坏的东西，即庄重的道德风格，其中隐含着可怕而威严的无数要求和无数意义，整个浪漫主义和壮丽而崇高的道德可疑性。因而还有在那些彩虹和生活的诱惑物中的一个最吸引人、最诱人和最精美的要素，在它的余晖中，我们欧洲文化的天空在闪闪发光，或许行将熄灭。为此，在旁观者和哲学家当中，我们这些艺术家要感谢犹太人。

（十）

如果有各种各样的阴云和干扰，简单地说，就是愚蠢行径的一次次轻度爆发经常笼罩着一个民族的精神，而这个民族却具有民族狂热和政治野心的话，那我们就必须好好思考一下了。比如，在当今德国人当中，交替出现的有反法蠢行、反犹蠢行、反波蠢行、基督浪漫蠢行、瓦格纳蠢行、条顿人蠢行、普鲁士人蠢行（请看一看那些可怜的历史学家，如济贝尔之流和特赖奇克之流，以及他们那紧紧缠着绷带的脑袋吧），以及所有其他遮蔽德意志精神和良心的东西。愿人们原谅我，每当我大胆地在这种传染病流行得很厉害的地方做短暂逗留时，我也不能完全免除这种疾病，而是像其他人那样，开始思考与我无关的事情——而这正是患上政治传染病的最初症状。比如，关于犹太人，请听我说说以下的事情：我还从未遇到一位对犹太人抱友好态度的德国人，不管谨慎的政治家多么坚决地去驳斥反犹主义，这种谨慎的政策或许也都不是针对这种情感本身，而只是针对这种情感危险的多余部分，尤其是针对这种多余情感的令人反感的无耻表露方面。在这一点上，我们千万不要自己欺骗自己。这就是一般本能之明确无误的宣言和立场，人们必须仔细倾听，必须依此而行。“别让更多的犹太人进来了！关好门，特别是关好通向东方（和通向奥地利）的大门！”——性格仍然软弱和不稳定，因而就很容易被另一种更强的种族消灭。毫无疑问，犹太人是欧洲当前最强大、最坚强和最纯粹的种族，他们甚至知道如何在最恶劣的条件下取胜（实际上要比在有利条件下更知道如何取胜），其所依靠的是某种道德，而如今人们想把这种道德称为罪恶。首先是因为他们具有坚定的信仰，这种信仰不必在“现代思想”面前感到羞耻；他们只是在自己确实发生了变化时，才改变自己，其方式恰似俄罗斯帝国进行征服的方式，也恰似一个拥有充足时间而尚未衰落的帝国，即遵循“尽可能慢”原则。一位心里装着欧洲的未来的思想家，在他关于这种未来的所有看法中，会首先像预料俄国人那样，预料到犹太人将在各种力量的大竞赛和大搏斗中，成为最稳健、最有可能获胜的一方。当前在欧洲被称作民族，而实际上这仅是制造之物而不是天生的东西，在各种情况下都是某种在不断演变、尚很稚嫩、很容易被取代的东西，还不是一个种族，更不像犹太人那样，是个比青铜更持久的种族。这样的民族应极其小心地避免一切鲁莽的对抗和敌对！的确，犹太人如果愿意的话，或者如果像反犹主义者所希望的那样，使他们受到驱使的话，现在就可以取得对欧洲的优势，但其实是霸权。同样确定无疑的是，他们并没有为这一目的而努力和筹划。相反，他们希望，甚至有点胡搅蛮缠地想要被欧洲吸收和同化。他们渴望在某个地方定居，得到承认和尊重，希望早日结束游牧生活，不再做“漂泊的犹太人”。我们确实应该考虑到这种冲动和倾向，也应该对它采取主动态度（这很可能预示着犹太人本能的减弱）。为此，把那些大叫大嚷的反犹主义者驱逐出境或许才是有益的，也是应该的。我们应非常谨慎地、有选择地采取主动态度，就像英国贵族所做的那样。自不待言，新德意志精神的较有势力的、非常著名的代表人物，应毫不迟疑地着手与犹太人建立关系，比如，与来自普鲁士边境的那个贵族军官建立关系。看一看这位赚钱和忍耐方面的天才（他特别具有某种智慧——可惜在上面提及的那个地方却缺少这种智慧），能否通过训练掌握遗传的下命令和服从的技巧（德国目前正因掌握这两种技巧而享有盛名），在许多方面是很有意思的。但在这里，最好中止我洋洋自得的长篇大论和我轻快活泼的亲德立场，因为我已触及了我的严肃主题，即我所理解的“欧洲问题”，也就是如何为欧洲培养新统治阶级的问题。

（十一）

英国人不是哲学的种族。培根意味着对哲学精神的全面进攻，霍布斯、休谟和洛克则意味着一百多年来“哲学家”这一概念遭受着唾弃和贬值。康德奋起反对休谟而抬高自己，也正是冲着洛克，谢林掷地有声地说“我瞧不起洛克”。在与英国机械论愚弄世界的斗争中，黑格尔和叔本华（还有歌德）站到了一起。这两个在哲学上相互敌视的天才兄弟，向着德国思想的对立两极分头推进，因而也正如只有兄弟俩才会做出的事情那样，去互相冤枉。英国目前所缺少的，而且一直缺少的东西，其实卡莱尔这个半吊子演员和雄辩家——这个愚蠢的糊涂虫，知道得一清二楚，他力图把他对自己的了解，即自己所缺少的东西隐藏在热情的假面具之下，而他缺少的就是真正的智力，简单地说，就是哲学。此种非哲学种族的特点便是严守基督教，他们需要基督教戒律来实施“道德化”和人性化。英国人比德国人更阴郁、好色、固执和残忍，也正是这个原因，他们成为两者之中的较为卑劣者，同时也最为虔诚，英国人因而更需要基督教。对于较敏感的鼻子来说，连英国的基督教也有英国人的特有气味，即忧郁和饮酒过度，于是人们有充足理由用基督教来充当解毒剂——用较为精制的毒药和较为粗制的毒药。较为雅致的毒化形式，对于行为举止粗俗的民族而言，实际上是向前迈进了一步，也向着精神化迈进了一步。英国人的粗俗和乡巴佬式的拘谨，现在仍通过基督教上演童话剧，通过祈祷和唱赞美歌被令人满意地掩盖着。对从前在卫斯理派的影响下（最近则作为“救世军”），对那些学会了做道德说教的大群丑鬼和浪荡子来说，一阵忏悔实际上可能是相对而言，他们所能达到的“人性”的最高表现形式——我们有理由承认以上所述。不过还有一句伤害英国人最富于人性的话，那就是他们缺少音乐感，借助比喻来说就是（而且情况也确实如此）他们身心的动作之中，没有节奏和舞蹈，甚至没有对它们的渴望，更没有对“音乐”的渴望。听一听他们说话，再看一看最漂亮的英国女人走路——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有更漂亮的鸽子和天鹅。最后听一听他们唱歌！可是我要求的太多了……

（十二）

有些真理得到了平庸头脑的最充分承认，因为这些真理最适合他们，有些真理对平庸的精神来说，只是具有魅力和诱惑力。我不得不逼迫人们来面对这种令人不快的结论，因为现在一些令人尊敬的、但平庸的英国人——可以提及的有达尔文、约翰?斯图尔特?穆勒和赫伯特?斯宾塞的影响力，在欧洲的中产阶级正在开始获取支配地位。其实，谁会怀疑这样的头脑暂时占据支配地位是有益的呢？若认为高度发达的、突兀高耸的头脑，特别适合于确定和收集许多琐碎的普通事实，适合于从中推出结论，那就大错特错了。相反，作为例外，他们从一开始就相对那些作为“规则”的人而言，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毕竟，他们有更多的事情要做，而且不仅仅是感知。实际上，他们也必须是某种新东西，他们意味着某种新的价值，也必须代表新的价值！知识与才能之间的鸿沟或许要比人们想象的更大，也更神秘——仪态大方而能干的人，即创造者，也许必须是无知的人。而另一方面，对科学发现而言，比如达尔文的那些发现，某种狭隘、乏味和勤恳认真也许不会有什么妨碍。但最后不要忘记，英国人及其根深蒂固的平庸，再次导致了欧洲智力水平的全面下降。所谓“现代思想”，或“18世纪的思想”，或“法国人的思想”，即德意志思想深恶痛绝并奋起反对的东西——源自英国，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法国人只不过是这些思想的模仿者和实施者，是其最优秀的战士，仅此而已！可见，法国人是其 （五）

论诗的起源——人类幻想的爱好者，同时主张本能道德的学说，如此推论：“假如人在一切时代都把功利推崇为最高的神，全世界的诗歌又从何而来呢？言语的这种节律化与其说促进了，倒不如说是阻碍了传达的清晰性。尽管如此，它好像是对一切功利目的性的嘲弄，在地球上到处兴起，而且仍在兴起！诗歌那野蛮而美丽的非理性驳斥了你们！功利主义者偏是要一度摆脱功利，把人提高，激励人趋于道德和艺术！”在这里，我可真要帮助功利主义者说一回话了，他们诚然很少言之成理，实在叫人可怜！在古代，当诗歌产生之时，确实是被看作功用的，而且是一种很大的功用。当时，人们把节律置入言语当中，那种将句子的一切元素重新排列，强令选择字眼，重新润色的思想，使之更具隐晦、别致、悠远的力量，无疑是一种迷信的功用！人们发现，诗比散文更容易被记住。人们认为，靠节律能把自己的话传播得更远些，人们尤其想利用自己在听音乐时，所体验到的那种不可抗拒的制伏作用，节律是一种强迫，它能唤起一种遏止不住的求妥协和调和的欲望，不但脚步而且心灵都按节拍行进——人们推测，神的心灵兴许也如此！于是人们试图用节律去强迫神，施之以暴力，他们向神献上诗歌，就犹如给神套上有魔力的圈套。还有一种更奇特的观念，也许更有力地促进了诗歌的产生。在毕达哥拉斯学派那里，这种观念似乎被看作哲学学说和教育技巧。然而，在有哲学之前很久，人们就承认音乐有一种力量，可以宣泄情感、净化灵魂、缓解愤懑，而且这正是靠音乐中的节律。当心灵失去正常的紧张度与和谐时，人就必须按歌者的节拍舞蹈，这便是此种医术的处方。此种医术，使特庞德平定了一场暴乱，恩培多克勒安抚了一位怒者，达蒙治愈了一位害相思病的少年。人们也用此种医术来医治桀骜不驯、亟欲复仇的众神。开始是驱使其情感的迷乱和放纵达到顶点，如此而令怒者疯狂，亟欲复仇者沉醉于复仇——一切纵欲的秘密都是要使一位神的愤怒瞬时释放，达于癫狂，使它从此以后感到分外舒展宁静，让人类也得以安宁。究其根源，诗歌是一种和缓手段，并非因为它本身是柔和的，而是因为它能造成柔和的效果。不但在祭歌中，而且在古代的世俗歌咏之中，前提都是节律要练就一种魔力。如在划船时，歌是对被想象在此活动的魔鬼的一种迷惑，使它俯首听命，失去自由，做人的工具。人一动作，便有了唱歌的缘由。每种行为都有神灵的合谋：巫歌和符咒看来是诗的原始形态。而诗也被用于神志（希腊人说，六韵诗是在德尔菲神庙里发明的），节律在这里也应当去施展一种强迫。为自己求预言——在词源</a>上意味着为自己决断某事。人们相信，只要取得阿波罗的支持，便能赢得未来，而且按照最古老的观念，阿波罗不只是一位预见的神。如果准确地按照节律逐字逐句说出祷词，它就决定了未来，而祷词正是阿波罗的发明，阿波罗作为节律之神，也能规束住命运女神。从总体上看，试问，对于古代迷信的人们来说，难道还有什么比节律更有功用吗？它无所不能：魔术般地促成一项工作；逼迫一位神显灵、亲近、听从；按照人的意志安排未来；把自己的灵魂从任何过度（恐惧、躁狂、哀怜、复仇欲）中解脱出来，而且不仅是自己的灵魂，还包括最恶的魔鬼的灵魂。没有诗，人便什么也不是，有了诗，人便近乎是一位神。这样一种基本感情是不会消失殆尽的，直到现在，在同这种迷信长期斗争了数千年之后，我们之中最有智慧的人也不时地做节律的傻子，即使只在这一点上，如果一种思想有一个韵律的形式，灵巧地蹦跳而来，他就觉得它更真实。偏偏是那些最严肃的哲学家，一向如此严格地坚持可靠性，却也倾心于诗的语言，以赋予他们的思想以力量和可信性，这岂非是十分有趣的现象？然而对于真理来说，诗人的赞同比诗人的反对更加危险！正如荷马所说：“歌者说谎太多！”

（六）

善与美——艺术家不断颂扬，而且是颂扬所有那些状态和事物，据称人置身其中便能感到美好、伟大、沉醉、愉快、幸福或智慧。这些挑选出来的事物和状态，其价值对于人的幸福来说是可靠的，业已固定的，它们便是艺术家的对象。他们总是守候着，以求发现它们，然后把它们移入艺术的园地。他们自己并非幸福和幸福者的评价者，但他们总是挤到这些评价者近旁，怀着最大的好奇和兴致，以求立即利用其评价。由于他们除了急切之外，还有传令使的大肺活量和善跑者的腿，他们总是置身在最早颂扬新的美好事物的人之中，而且常常显得是首先为之命名和评价的人。然而，如上所述，这是一种误解，他们不过是比真正的估价人更敏捷、更大声罢了。那么究竟谁是真正的估价人呢？是富人和闲人。

（七）

论剧场——这个白天又给了我强烈高昂的情感，倘若在当天夜晚能够有音乐和艺术的话，我确知，我不想要那种音乐和艺术，这就是所有那些试图麻醉其听众、刺激他们的感情一度炽烈的亢奋音乐和艺术。那些心灵平庸的人，到了夜晚，并不像驾辇凯旋的得胜者，而像生命饱尝鞭笞的疲惫骡子。如果没有麻醉剂和梦想的鞭挞，这些人知道什么“心潮澎湃”？所以他们有自己的鼓舞者，一如</a>他们有自己的酒。可是，他们的酒和沉醉与我何干！热情洋溢的人又何必要酒！他甚至厌恶鄙视这药和药剂师，他们并无充分理由要在这里制造一种效果——炮制心灵的高潮！怎么人竟要把翅膀和骄傲的幻想送给鼹鼠，在入睡之前，在它爬进土洞以前？人竟把它送进剧场，给它在又瞎又困的眼睛前搁上观剧镜？这些人的生活不是“行动”，而是“忙乱”，当他们坐到舞台前，观看着稀奇人物时，生活对他们而言就不再是一场忙乱了吗？你们说：“这样是合乎规矩的，这样是消遣，教养要求这样！”原来如此！那我真是太缺乏教养了，因为这般景象太使我厌恶。谁亲身经历够了悲剧和喜剧，谁就宁可远离剧场；或者破例走进剧场，他会觉得这整个过程（包括剧场、观众和编剧）才是真正的悲剧和喜剧，以至于台上演出的剧目对他而言反倒无足轻重了。谁是浮士德、曼弗雷德一流人物，剧场里的浮士德、曼弗雷德与他何干！他不禁想，人们竟然把这样的人物放到剧场里去。最强烈的思想和热情，竟然陈列于既无思想，又无热情，却只能受麻醉的人面前！竟然用这样的人物来当麻醉剂！剧场和音乐成了欧洲人的大麻和槟榔！啊，谁给我们讲一下麻醉品的全部历史！这几乎是“教养”史，所谓高等教养的历史！

（八）

论艺术家的虚荣心——我相信，艺术家常常不知道自己最擅长什么，因为他们太过虚荣，要寻求更骄傲的东西，不甘于像这些小植物，新鲜、珍奇、美丽，得以在自己的土地上真正完满地生长。他们对于自己的花园和葡萄山的家产估计得也相当马虎，他们的爱好与他们的见解风马牛不相及。这里有一位音乐家，他比任何一位音乐家都更擅长于从痛苦、压抑和备受折磨的心灵世界中发现音调，并赋予无言的动物以语言。没有人能像他那样去领悟晚秋的色彩，品味最新鲜短促且难言的幸福，他知道隐秘不安的心灵在午夜而发的声响，在这午夜里，因与果似乎失去了联系，每一瞬间都能“从虚无中”发生点什么，他幸运地从人的幸福根基中汲饮，如同从人的幸福杯底汲饮。在那里，最苦最甜的酒滴都融为一体了。他知道疲惫的心灵不能再跳跃飞翔，甚至不能再行走；他有惊怯的眼神，其中蕴含着隐秘的痛楚、抚慰的理解和无言的别离。是的，作为一切隐忧的俄耳甫斯，他比任何人更伟大。某些东西靠了他才归属艺术，这些东西迄今似乎是不可表达的，甚至配不上艺术的，用言辞只会吓跑它们——心灵的某些细小精微的感受；是的，这是一切细微感受的大师。可是他不愿做这样的大师！他爱好高墙和冒险的壁画！他没有看到他的心灵其实另有趣味和癖好，他最爱静坐在残垣颓屋的一角，在那里，他把自己隐藏起来，绘制其独有的杰作，它们都很短，往往只有一拍长；在那里他才变得完善、伟大和美满，也许唯有在那里。可是他不明白，他真是太虚</a>荣了，所以才不明白。

（九）

今与昔——既然我们丢失了那更高的艺术，即节庆的艺术，我们一切艺术品的艺术又算得了什么？从前，一切艺术品都陈列在人类节庆的大道上，作为高尚幸福时刻的纪念品和纪念碑。现在，人们想用艺术品把可怜的精疲力竭者和病人从人类痛苦的大道引诱到一旁去，以消磨淫邪的片刻，并向他们提供小小的麻醉和疯狂。

（十）

散文与诗——应当看到，散文大师几乎也总是诗人，不论是公开的，还是秘密的，或是躲在“斗室”里的，人只有面对诗才能写出好散文。因为好散文是同诗的一场不间断而有礼貌的战争，它的全部魅力在于不断地躲避和对抗诗，每个抽象名词都欲作为对诗的捉弄，用讥讽的调子说出，每种枯燥和冷淡都要使这位可爱的女神陷于可爱的绝望之中。它们常常有片刻的亲近与和解，接着便是突然的跳回和哗笑，时常在这位女神陶然于她的朦胧和晦暗时，幕帘拉开了，射进了耀眼的光芒，时常从她唇间夺走一个词，用那种声调唱出来，使她不得不用纤手掩住耳。于是有了千般战争的快乐，其中也包括失败。非诗人、所谓散文化人物对此一无所知，所以他们只是写着说着坏的散文！战争是一切好事物之父，战争也是好散文之父！20世纪有四位异常奇特和真正充满诗情的人，他们才够得上是散文之冠，而20世纪一向是不利于此的——因为缺乏诗，如已经指出的。除了歌德，20世纪产生了他，也公平合理地使用了他，依我看，也只有列奥帕第、梅里美、爱默生和《幻想的谈话》的作者朗德才配称散文大师。

（十一）

为了莎士比亚的荣誉——也为了莎士比亚这个人的荣誉，我所知道说得最好的话是：他相信（反对恺撒的叛党首领）勃鲁托斯对这一类德行未尝有过丝毫怀疑！他为勃鲁托斯（高级道德的最可怕的缩影）奉献了他最好的悲剧——这部悲剧至今还被冠以一个错误的名字。灵魂的独立不羁——便是这里的法则。在这里，没有什么牺牲可算得太大，为了它，人必须能够牺牲自己最亲密的朋友，哪怕他是最伟大的人物、世界的荣耀、无比的天才，倘若人热爱自由，热爱伟大灵魂的自由，而他却使自由受到了威胁——莎士比亚必定是如此感觉的！他把恺撒抬得那样高，这正是他向勃鲁托斯表示的最精微的尊敬，如此他才使勃鲁托斯内心的问题臻于伟大，同时展示了能够粉碎这个死结的心灵力量，他使这位诗人同情勃鲁托斯并与他同谋；真的是政治自由吗？或政治自由也不过是某种不可言说的一个象征？我们面对诗人自己心灵的某种未为人知的隐秘事件和冒险，他只想用象征说出来。同勃鲁托斯的忧郁相比，哈姆?雷特一切的忧郁算得了什么？也许莎士比亚了解勃鲁托斯，如同他了解哈姆?雷特一样，是出自经验！也许他也有过他的黑暗时分和他的邪恶天使，如同勃鲁托斯。然而，不管有着什么相像之处和隐秘关系，在勃鲁托斯的整个形象和德行之前，莎士比亚膜拜于地而自惭形秽，自愧远远不如——他在他的悲剧里为此提供了证据。其中，他两次让一个诗人出场，也两次都对他倾注了如此不耐烦的极端蔑视，以致听来像一种呼喊——自我蔑视的呼喊。在诗人出场时，连勃鲁托斯也失去了耐心，这个诗人如诗人们所惯于表现的那样，自命不凡、慷慨激昂，亦纠缠不休，这种人物似乎很为其伟大的可能性而感到自豪，然而在行动哲学和人生哲学之中，却连普遍的正直也很少达到。“他了解时代，我可了解他的脾气——滚开，挂着铃铛的小丑！”——勃鲁托斯喝道。不妨把这话镀回写这话的诗人的灵魂中去。

（十二）

叔本华的标签——我们再来谈一谈活着的叔本华分子中最著名的人物瓦格纳。他的境况和有些艺术家一样，他错误地解释了其所创造的形象，也认不清他自己在艺术中那尚未阐明的哲学。瓦格纳直到中年还被黑格尔引入歧途。后来，当他从自己塑造的形象中品味出叔本华的学说，并开始用“意志”“天才”“同情”来阐述自己时，他又一次被引入歧途。尽管如此，这一点仍然是真实的，没有比瓦格纳的英雄们身上那种瓦格纳气质更与叔本华精神相抵触的了——我所指是最高自私的无辜，把伟大激情当作自在的善来相信。一句话，他在英雄的面貌中的齐格弗里德特性。一位艺术家的哲学终究并不重要，只要它只是一种附加的哲学，并不损害他的艺术。人们不太注意，防止因为一种偶然的、也许十分不幸和荒唐的假面具，而对一位艺术家生气。我们要知道，艺术家是一个不演戏就难以长久支持下去。让我们始终忠实于瓦格纳，忠实于他身上真实的和原初的东西——特别是通过这一途径：我们始终忠实于自己，忠实于我们身上真实的和原初的东西。让我们撇开他知性的脾气和痉挛，并合理地斟酌一番，像他的这样一种艺术，需要有一些什么特别的养分和代谢，才能生存和成长！他作为思想家却经常地犯错误，这一点其实无关紧要，公正和忍耐均非他的事情。只要他的生命在他自己面前拥有权利并且保持权利，这就够了。生命向我们每个人呼唤着：“做一个男子汉，不要跟随我，而要跟随你自己！你自己！”我们的生命在自己面前也应该保持权利！也应该自由无畏地在无辜的自私中实现自我成长和繁荣！

（十三）

论德国音乐——德国音乐现在比任何别国音乐更像欧洲音乐，因为只有在它之中，欧洲因革命所经历的变化才得到了表现，也只有德国音乐家懂得表现骚动的民众，懂得那原不必如此震耳欲聋的可怕的人为喧哗。相反，例如，意大利歌剧只知道仆役或士兵的合唱，却不知道“民众”的合唱。此外，从一切德国音乐中可以听出一种对于贵族的嫉妒，尤其是对于机智和优雅的嫉妒，被视之为一种宫廷、骑士、古老自信的社会风度。这不是指那种音乐，如歌德的艺师们在大门前，或“在大厅里”演奏给国王消遣过的。这里不说：“骑士勇敢盼睐，美人投入其怀。”在德国音乐里，哪怕典雅出场也不无良心的不安，只有在典雅的乡村姐妹妩媚里，德国人才感到自己完全合乎道德，由此而一直上升到他那狂热的、玄奥的并时常是粗暴的“崇高”，那贝多芬式的崇高。如果要想象一下子属于此种音乐的人物，就请想起贝多芬吧，当他紧挨歌德，如那次在提普利茨相遇时所显示的，便犹如半野蛮紧挨文化，平民紧挨贵族，改邪归正者紧挨善人，而且不只是“善”人，梦想家紧挨艺术家，渴求安慰者紧挨已得安慰者，过度多疑者紧挨心平气和者，便犹如一个郁闷者和自虐狂、一个痴傻的狂喜者、一个幸福的不幸者、一个天真无邪的放浪者、一个狂妄之徒和笨汉——犹如一个“野人”。歌德是如此感觉和形容他，像歌德这个例外的德国人，与他相匹配的音乐尚未发明呢？最后请考虑一下，德国人如今越演越甚的对旋律的蔑视和旋律感的退化，是否可以理解为一种民主主义的放肆和革命的余波。旋律如此明显地向往规则，同时如此憎恶一切变化着的、无形式的、任意的东西，以致听起来它像是发自欧洲古老秩序的音响，像是一种召唤，向古老秩序的一种回归。

（十四）

我们对艺术的最后感谢——如果我们未曾高扬过艺术，未曾发明过这种对于虚幻事物的崇拜，那么，如今由科学所赋予我们的那对于普遍虚幻和欺骗的洞察——对于作为认知着感受着的生存前提的幻觉和误解的洞察，就简直使人忍受不了。随诚实而来的便是厌恶和自杀。然而，我们的诚实具有一种相反力量，帮助我们避开这样的结局，这就是艺术，即对于外观的美好意志。我们从不禁止我们的眼睛去修缘和完成对象，于是，我们负载着渡过生成之河的不再是永恒的缺陷，我们倒自以为负载着一位女神，因而自豪而又天真地为她服务。作为审美现象，我们总还可以忍受生存，而通过艺术，我们有眼睛、手，尤其是良知，而能够从自身造成这样的现象。我们有时必须离开自己休息片刻，即从一个人为的远处了解和俯视自己，为自己一笑，或为自己一哭。我们必须发现藏在我们求知热情中的英雄和傻子，必须间或欣喜于我们的愚蠢，以求能够常乐于我们的智慧！也正因为我们归根结底是持重严肃的人，所以没有比调皮鬼的帽子更适合于我们，我们需要它对付自己，需要一切恣肆、飘逸、放纵、嘲讽、傻气、快乐的艺术，以求不丧失我们的理想所要求的那种超然物外的自由。倘若带着敏感的诚实完全陷于道德之中，并且为了我们对自己提出的那过分严格的要求，甚至变成道德的怪物和吓鸟的草人，这对于我们将会是一种退步。我们也应当能够站在道德之上，如同一个每一瞬间都害怕堕落的人，带着战战兢兢的僵硬姿态，在道德之上飘浮和嬉戏！为此我们岂能没有艺术、没有傻子呢？只要你们仍然以不论何种方式自羞自惭，你们就还不属于我辈！

（十五）

最美好的未来的音乐——在我看来，第一流的音乐家是这样的人，他除了至深的幸福的悲哀之外，尚不知道任何悲哀；迄今还不曾有过一位这样的音乐家。

笑——笑就是：幸灾乐祸，不过要带着好心肠。

诗人和说谎者——诗人在说谎者身上看到了他的同乳兄弟，这位兄弟的那份乳汁也被他吸去了，于是这兄弟就一直很病弱，从来也不曾做到问心无愧。

作品和艺术家——这位艺术家只有强烈的虚荣心，而别无其他，结果，他的作品仅是一枚放大镜，递给别人用来端详他。

选择中的颂扬——艺术家挑选他的题材，这是他的颂扬方式。

叹息——我在路上捕获了这个见解，并迅速地用最现成的拙劣文字把它固定住，使它不再离我而飞走。可是，这样一来，它就死在这些枯燥的文字上了，在其间悬挂飘摇。当我端详它时，我仍然无法明白当初捕获这鸟儿时，为什么我那样快活。

我们应该向艺术家学习什么？我们有什么方法可以使事物美丽、诱人、令人渴慕，倘若它们本身并非如此？而我认为，它们本身从来不是如此的！在这里，我们可以向医生学点儿东西，比如他把苦药稀释，或者往混合罐里加酒加糖。但是，更可以向艺术家学习，他们生来就是不断地耍玩这种发明和妙招的。从事物远离，直到不能再看见它的许多东西，而为了仍然看见它，又必须幻入许多东西，或者只看事物的一角，就好像在一个剪孔里看，或者将它们如此安排，使它们部分地移位，只能做远景的透视，或者透过有色玻璃，或在夕阳返照中观看它们，或者给它们罩上一层不太透明的表皮，我们应当向艺术学习这一切，而在其余方面应当比他们更聪慧。因为在艺术停止和生活开始之处，他们这种精微的能力便也停止了。可是我们要成为生活的诗人，首先是在最细小、最平常的事情上！

（十六）

最幸福者的危险——它有着精微的感官和精微的趣味，习惯于把精选的最优秀的精神产品当作日常食物；它陶醉于一颗强健、果敢、无畏的心灵，以沉静的目光和坚定的步伐走过人生，始终如同准备过节般地准备面对最意外的事件，而且满怀对未发现的世界和海洋、人和神的渴望；它倾听着每种音乐，仿佛其中有勇敢的男子汉、士兵和航海者恬然于短暂的休息和娱乐，并且在片刻的至深享受中，为眼泪和幸福者紫色的忧伤所征服。谁不愿意这一切成为他的财富，他的境界啊！这便是荷马的幸福！这便是为希腊人创造了他们的众神——不，也为自己创造了他的众神！然而一个人心灵中有着这种荷马的幸福，便也是太阳下最容易痛苦的被造物！仅是以这等代价，他才换得了生存的波浪，迄今才冲洗到岸边的最珍贵的珠贝！拥有了这样的珠贝，人对痛苦就越来越敏感，终于还是太敏感了；一点微小的烦恼和嫌恶就足以使荷马厌倦生命。他未能解出少年渔夫向他提出的一个愚蠢的小谜语！是的，小谜语是最幸福者的危险！

（十七）

闲暇与悠游——像美国人那样的拜金，这是一种印第安式的、印第安血统所特有的野蛮，而他们工作时那令人窒息的匆忙（新大陆真正的恶习）已开始使古老欧洲野蛮化，在欧洲传播了一种极为奇怪的无精神性。人们现在已经羞于安静，而且长久的沉思几乎也使人的良心受到责罚。人们手里拿着表思想，吃午饭时眼睛盯着商业新闻——人们像一个总是“可能耽误”了什么事的人那样生活着。“宁可随便做点什么，胜于一事不做”。这条原则也是一根绳索，用来缢死一切教养和一切高级趣味。很显然地，一切形式都会因工作者的这种匆忙而毁灭殆尽，甚至形式的感觉，感受运动旋律的耳朵和眼睛也被毁灭了。其证据存在于如今到处提倡的粗笨的明确性之中，存在于人与人之间一旦想真诚相处时所面临的种种情形之中，存在于同朋友、女人、亲戚、孩子、教师、学生、领导的交往之中——对于礼仪，委婉的情谊，交谈的一切风趣。总之，对于一切闲适，人们不再有时间和精力了，因为逐利的生活不断地迫使他殚精竭虑，并置身于经常的伪装、欺骗或竞争之中，现在用比别人少的时间做成一件事才是真正的道德。所以，只有很少几个钟头可以允许人去真诚。可是，在这几个钟头里，人已经疲倦，不只想“放松”自己，而且想四肢摊开地躺直，甚不雅观。现在人们按照这种嗜好写明自己的书信，其风格和精神将不断成为真正的“时代标志”。如果还有对社会和艺术的娱乐，那也只是因工作疲劳的奴隶而替自己准备的一种娱乐。唉，我们的有教养者和无教养者的“快乐”多么容易满足！唉，对一切快乐越来越怀疑！工作越来越成为唯一使人问心无愧的事情，求快乐的意向已自乐为“休养的需要的”。是的，不用多久，就会走得如此之远，人们倘若对于一种沉思生活的意向让步，便将不无自蔑和内疚——罢了！从前与此相反，工作使人内疚。一个好出身的人不得不工作时，要把他的工作隐藏起来。奴隶工作时要受到这种感觉的压抑，他在做某种可鄙的事——“做”本身就是某种可鄙的事。“唯有在闲适和优美之中才有尊贵和光荣”，古代的偏见如此回响！

（十八）

女性的生命——要欣赏一件作品的极致之美，任何知识和任何善良愿望都无能为力，这需要最稀有的幸运机遇。云翳一度为我们从山巅移开，使太阳照耀其上，我们不但要站在合适的位置上来观看，同时心灵也从其高处移去屏障，而且还需要一种外来的表达和比喻，好像就是为了获得一个支点，保持住自身的力量。可是，这一切很少同时凑齐，以致我相信，一切美好事物，不论是作品、事业、人和自然，其顶峰对于多数甚至最优秀的人来说，至今仍是被隐藏和遮蔽着的，倘若向我们显露，它也只向我们显露一次！希腊人祈求：“一切美的事物出现两次三次！”唉，他们有充分的理由向众神如此频呼，因为非神圣的现实根本不给我们美的事物，或者只给一次！我要说，世界上美的事物过于丰富，尽管如此，美的时刻和美的事物的显露仍然非常稀少。然而，也许这便是生命最强的魔力，她罩着一层美的金缕面纱，允诺着也抗拒着，羞怯又嘲讽，同情又引诱。是的，生命是一个女子！

（十九）

首先应明白怎样区分艺术品——凡思想、诗歌、绘画、乐曲，甚至建筑和雕塑，不是属于独白艺术，就是属于面对证人的艺术。那种表面上的独白艺术，一切祈祷诗，其中包含着对上帝的信仰，故也应算作面对证人的艺术，因为对于一个虔诚者来说，并不存在孤独——是我们无神论者首先给出了这个发明。若要辨别一个艺术家的全部观点，不知道是否还有比这更深刻的区别。他是否用证人的眼睛来看待他正在创作的艺术品（看“自己”），或者是“忘掉了世界”，好像这是每种独白艺术的本质因素——独白艺术基于遗忘，它是遗忘的音乐。

（二十）

玩世不恭者的话——我对瓦格纳音乐的反对，乃是生理上的反对，为何先要乔装在美学形式之下呢？我经历的“事实”是，当这音乐开始对我起作用时，我就不能再轻松呼吸了；我的脚立刻因为这音乐而不驯、暴动（脚需要的是节拍、舞蹈、行进，它从音乐中首先要求的是好的步行、迈进、跳跃、舞蹈所洋溢的那种兴奋），起来抗议的还有我的胃、我的心脏、我的血液循环。我在这时已经不知不觉地嘶哑了。我这样自问：我的整个躯体究竟想从音乐中得到些什么？我相信，是它的舒展作用使一切动物性机能仿佛因轻盈、勇猛、恣肆、自信的节律而加速了。铁和铅的人生仿佛因美好温柔的金的和声而镀了光彩。我的忧愁要躲在完美性这个隐蔽处和深渊里休养，为此我需要音乐。戏剧与我何干？它那道德狂喜的痉挛，使“民众”感到满足的，与我何干？演员全部表情姿势的戏法与我何干？可以猜到，我本质上是反对剧场的，而瓦格纳则相反，本质上是剧场人物和演员，还是空前最狂热的演员，当他作为音乐家时同样如此！顺便说说，瓦格纳的理论是：“戏剧和音乐始终只是姿态的手段。”音乐成为戏剧姿态和演员派头清晰化、强化、内在化的工具，而瓦格纳戏剧不过就是寻求许多戏剧姿态的一个场合！除了其余一切本能，他还有一个大演员的指挥本能，在所有一切事情上均如</a>此，如上所述，作为音乐家也是如此。我曾经相当费力地向一位正直的瓦格纳信徒说明这一点，我还有理由补充说：“请你对自己稍微诚实些，我们并非在剧院里！在剧院里，人们仅仅作为群众是诚实的，但作为个人却自欺欺人。当人们走进剧院时，便把他们的自我留在家里放弃发言权和选择权，放弃自己的趣味，甚至放弃当他们在自己的四壁之内面对上帝和他人时所具有并运用的那种勇敢。没有人把他对艺术最纯净的官能带进剧院，连为剧院工作的艺术家也不这样做。在那里，人是民众、公众、女人、邻人、随从；在那里，最个人的良知输给了‘最大多数’的平均化魔力；在那里，愚蠢像淫欲和传染病一样发挥着作用；在那里，‘邻人’统治着；在那里，人化为邻人……”（我忘记讲述这位开明的瓦格纳信徒对于我生理上的反对的回答了：“那么，实际上不过是您对于我们的音乐来说还不够健康吧？”）

（二十一）

我们的两个方面——我们应该承认，在我们艺术家身上有着巨大的分歧，一方面是我们的趣味，另一方面则是我们的创造力，二者以一种奇怪的方式各行其是，并不断地各行其是，各有着自己的路径。我是说，二者有着完全不同的衰老、年轻、成熟、腐烂的程度和速度，比如，一位音乐家在一生中能创造出许多东西，而这恰与他身上那任性的听众之耳、听众之心所珍重，嗜好、偏爱的东西相冲突——他还未尝意识到这种冲突呢！如同一种近乎精确而规则的经验所表明的，一个人能够凭他的趣味轻易超过他的力量的趣味，而且他的力量并不因此而麻痹或在产生上受阻，但相反的情形也可能发生，而我要提醒艺术家注意的正是这一点。一个不知疲倦的创造者，一个广义的“母亲”类型的人，一个这样的人，他除了精神上的受孕和抚育之外便一无所知，也一无所闻，他全然没有工夫思考自己和自己的作品，也全然没有工夫进行比较，他不再有训练他的趣味的愿望，而只是马虎地将它遗忘，也就是任其随遇而安，自生自灭。一个这样的人也许会产生出作品来，这些作品远非他的判断力可及，以致关于这些作品和关于自己，他只能说些蠢话。在我看来，这在多产的艺术家身上几乎是常规——没有人比做父母的更不了解自己的孩子，举一个典型的例子，这甚至也适用于整个希腊的诗人世界和艺术家世界，他们从来不“知道”他们所做的……

（二十二）

什么是浪漫主义——人们也许记得，至少我的朋友中会有人记得，我从前迷误甚深，估价太高，总是作为期望者向现代世界冲击，我的理解，19世纪悲观主义哲学就好像是思想的较高力量的、无所畏惧的勇敢的表征，人生凯旋的表征，其实这些特征都属于18世纪，属于休谟、康德、孔狄亚克和感觉论者的时代，以至于在我看来，悲剧认识似乎是现代文化的真正奢侈，也是它的一种最昂贵、最显赫、最危险的挥霍（然而无论如何，由于现代文化的过于丰富，又是它的一种可允许的挥霍）。同样地，我认为德国音乐正是德国灵魂的一种酒神式的强力表达，我相信在其中听到了地震，一种自古积压的原始力量随着这隆隆震声终于得到了释放，而并不顾惜从来称作文化的一切，因此摇摇欲坠。可以看到，我当时无论是对哲学悲观主义，还是对德国音乐，均未认清构成其真正性质的东西——它们的浪漫主义。什么是浪漫主义？每种艺术，每种哲学，都可以被看作是服务于生长着、战斗着的生命的药剂和辅助手段，它们始终是以痛苦和痛苦者为前提的。然而，有两种痛苦者：一种是苦于生命的过剩的痛苦者，他们需要一种酒神艺术，同样也需要一种悲剧的人生观和人生理解；另一种是苦于生命贫乏的痛苦者，他们借艺术和认识寻求安宁、平静、静谧，寻求自我解脱，或者迷醉、麻痹、疯狂。与后者的双重需要适合的是，艺术和认识中的全部浪漫主义，曾经和继续与之相适合的是叔本华和瓦格纳，我这是举出最著名最露骨的浪漫主义者的名字，当时我误解了他们——顺便说说，众所周知，这对他们无损。生命最丰裕者，酒神式的神和人，不但能直视可怕可疑的事物，而且欢欣于可怕的行为本身，以及一切破坏、瓦解、否定的奢侈。在他身上，丑恶荒唐的事情好像也是被许可的，由于生殖力、致孕力的过剩，简直能把一切沙漠造就成果实累累的良田。相反，最困苦、生命最贫乏，在思想上和行动上大多需要温柔、平和、善良，可能的话，还需要一个上帝，它真正完全是病人的上帝，一个“救世主”，同样也需要逻辑，需要对人生的抽象理解——因为逻辑使人平静，并提供信任感。简单地说，需要某种温暖抵御恐怖的密室，关闭在乐观的眼界之内。这样，我渐渐学会了理解伊壁鸠鲁，酒神式悲观主义者的这个对立面，同样也理解了“基督徒”。而事实上，仅是伊壁鸠鲁主义者的一个类型，两者实质上都是浪漫主义者。我的眼光越来越敏锐地洞察反推论的那种最艰难最棘手的形式，大多数错误都是在其中造成的，这就是由作品反推到作者，由行为反推到行为者，由理想反推到需要此理想的人，由每种思想方式和评价方式推到在背后起支配作用的需要。在考察一切的审美价值时，我现在使用这个主要尺度，我在每一个场合均问：“这里从事创造的是饥饿还是过剩？”另一种尺度从一开始就好像要自荐——它醒目得多，这就是着眼于创作的动机究竟是对凝固化、永久化的渴望，对存在的渴望，还是对破坏、变化、更新、未来、生成的渴望？然而，只要加以深究，这两类渴望就仍然显得含混不清，并且正是按照前面那种在我看来更佳的方案才能解释清楚。对破坏、变化、生成的渴望，可以是过于充沛的、孕育着未来的力量的表现（人所共知，我对此使用的术语是“酒神精神”这个词），但也可以是失败者、欠缺者、落伍者的憎恨，这种人破坏着，也必须破坏，因为常住者甚至一切常住、一切存在激怒着他，刺激着他。要理解这种情绪，人们不妨就近观察一下我们的无政府主义者。求永久化的意志同样应该有两种解释。一方面，它出于感谢和爱。这种渊源的艺术永远是神化的艺术，也许它热情奔放如鲁本斯，快乐嘲讽如哈菲斯，明朗慈爱如歌德，使万物披上荷马式的光辉和荣耀。另一方面，也可以是苦难深重者、挣扎者、受刑者的那种施虐意志，这种人想把他最个人、最特殊、最狭隘的东西，把他对于痛苦的实际上的过敏，变成一种有约束力的法则和强制，他把他受刑的形象，刻印、挤压、烙烫在万物上面，仿佛以此向万物报复。后者在其最充分的表现形式中便是浪漫悲观主义，而不论它是叔本华的意志哲学，还是瓦格纳的音乐——浪漫悲观主义，这是我们文化命运中最后的重大事件。还可能有一种全然不同的悲观主义、一种古典悲观主义——我有这种预感和幻觉，简直摆脱不掉，就好像成了我的所有物和专有物，不过“古典这个词使我感到逆耳，它被用得太旧了，太圆滑了，变得面目全非了。我把那种未来的悲观主义命名为酒神悲观主义（因为它正在到来”，我看到它在到来）。

（二十三）

“科学”的偏见——由于等级秩序规律的作用，学者只要还属于精神上的中产阶级，就根本不可能有真正伟大的问题和疑问进入他们的视野，他们的勇气和他们的眼光都不够格，特别是把他们造就成研究者是他们的需要，他们内心想使事物有这样那样性质的计划和愿望，他们的恐惧和希望都过于快地平息和满足了。例如，英国学究斯宾塞异想天开，要画出一条理想的分界线、水平线，奢谈什么“利己主义与利他主义”的最终和解，而这使我们这样的人几乎感到恶心。在我们看来，人类倘若以这种斯宾塞式的前景为最终前景，就只配受蔑视，只配毁灭！不过，他心目中的最高希望，在另一些人看来也只是一种令人厌恶的可能性，这是斯宾塞所不能预见到的一个疑问。处于同样情况的是现在许多唯物主义的自然科学家欣然接受的那种信念，即相信这样一个世界，它应当在人的思想和人的价值观念中有其等价物和尺度，相信一个“真理的世界”，人们借自己渺小的四方形的人类理性便可以一劳永逸将它把握住。怎么？我们真愿意这样把人生贬低为一种计算的苦役和练习，并贬低为数学家的蛰居斗室？人们尤其不该企图消除生存的多义性质，这是良好趣味的要求，这种趣味对于超出你们眼界的一切肃然起敬！有一种世界解释，它把你们的存在合理化，使你们能够科学地研究和工作下去，这种世界解释除了数字、计算、度量、观察和掌握之外，其余一概不容许。如果以为只有这种解释是正确的，这是愚蠢和幼稚，倘若不是精神病和白痴的话。正确的解释可能正好相反，正是生存最表面最外部的东西：它的外观、它的皮肤和感官特征首先被人把握，甚至也许只有它们被人把握。一种你们所谓的“科学的”世界解释，永远是一切可能的世界解释中最愚蠢的，即最无意义的一种。这是说给搞科学研究的人听的，他们如今喜欢冒充哲学家，甚至极其谬误地认为，力学是关于最初和最终规律的学说，全部人生都必须建立在力学的基础之上。然而，一个本质上机械的世界是一个本质上无意义的世界！假如评价一种音乐的价值，就要看它有多少东西可以被点数、计算，可以纳入公式，这样一种“科学的”音乐评价何等荒谬！从中能把握、理解、认识些什么？其中被当作“音乐”的东西一钱不值，实在是一钱不值！

（二十四）

我们的慢时间——所有艺术家和为“作品”生活的人、母亲类型的人都这么感觉，他们总是相信，在生命的每个段落上（它往往由一部作品来划分），已经达到了目标，他们总是忍耐地接受死亡。怀着这种心情：“我们在这方面是成熟了。”与其说这是疲倦的表现，不如说是某种明朗宽容的表现，往往是作品本身以及一部作品的成熟遗留给它的作者的。于是，生命速度放慢了，变浓厚了，呈蜜汁状了，化为长长的延长符号了，化为对这长长的延长符号的信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