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政府的管理与存亡攸关的问题，公元57—167年_剑桥中国秦汉史

上一章已经描述了政治决定的控制和统治权力的行使是怎样在不同的家族和派别之间转移的；作者认为，这个时期的政治史在很大程度上是当时的派别史，这个论点很清楚地被史料所证实。[1]但是，在用这些史料叙述的论题中，许多使今天历史学家感兴趣的问题在当时很少评述。因此，对在不同国策的采用和不同的家族或集团之升至统治地位这两者之间是否可找到一种关系的问题，就得不到直接的答案。我们不知道某些特定家族的土地占有和利益与帝国的行政或采用的经济改革的矛盾有多大。我们也不能确定帝国政府的实际运行在后汉时期有哪些变化或者派系斗争的混乱给它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可是，在对历史中存在的偏见作出适当的考虑后，历史仍然为公元57年光武帝逝世之后至168年灵帝登基前这段时期关于行政的状况和稳定提供某些可靠的线索。对于压迫和腐败的很多抱怨的确有其真实的基础。有一些证据表明，权力的垄断影响到了文职官员的征用。对朝廷的礼仪及知识的提高的重视表明，有人在明显地蔑视公认的和批准的施政方式时，也同时审慎地表示他们忠于传统的价值；针对皇室和其他家庭的奢侈而提出的抗议是太多了，以致不能把这些看做是嫉妒发牢骚而不予理会。最后，历史记</a>载了说明顺帝（公元125—144年在位）和桓帝（公元146—168年在位）时期法律与秩序崩溃的一系列爆发的动乱事件。

明帝与章帝统治时期，公元57—88年

仲长统</a>（公元180—220年）的一篇文章评估了这段历史并论述了衰落的原因；他在标志着汉朝末年的动乱年月中写出了有益的事后认识。[2]据他看来，政治家及官员明显地失去政治权力的根源应追溯到开国皇帝光武帝在位时（公元25—57年）。光武帝对以往国家的权势大臣获得和使用权力的方式十分不满。因此他已经注意到，尽管及时地确立了三公的高位，真正的政府却由尚书</a>来管。事实上权力正转移到外戚手里，虽然他们之中的许多人已享受了优越的特权。[3]用任用私人追随者的方法建立起首都和州郡的两级政府。选派官员不再根据功绩，甚至常常通过卖官鬻爵；在庸懦的官员控制边界地区的同时，平民百姓已经在听任贪婪的压迫者的摆布。

强烈的不满和无秩序的结果是那些奔走于外戚和宦官之门的人带来的，反感和谴责的呼声却加在三公身上。依仲长统之见，选来做三公的人常常是谨小慎微的平庸之辈，非常不适合担任这种高级职务。到了仲长统的时代，局势比光武帝时期更坏，光武帝曾因削去了帝国的三公之权而心满意足。

有迹象表明，到公元1世纪后半段，甚至更早以前，中兴以后的汉政府的政治就成为专制的和过于严酷的了。公元75年任司空的 还有证据表明，州级官员的压迫十分严重，当时任九江太守的宗均的一份陈述</a>透露了这一点。[11]他在仕宦生涯的后期当上了尚书令，有一份报告说他对文官搞欺骗和谄媚的情况以及只有很少诚实的官员才能给一般民众带来利益的有限的事例感到痛心。[12]

有迹象表明，这个时期选拔或提升官员注意的是功绩和诚实，而不是个人关系。据说有一次明帝拒绝一位公主（光武帝女儿）为她儿子安排官职的请求，理由是要使平民百姓免受苦难，就必须安排合适的人选任职。[13]

除了这些抗议和抱怨以外，明帝（公元57—75年在位）和章帝（公元75—88年在位）的政府在成功地完成改革和改善经济活动的某些计划方面赢得了声誉。光武帝曾打算治理平帝统治时期（公元前1—公元6年）黄河和汴河决堤所造成的某些受破坏的部分，但人们劝告他不要在帝国蒙受内战损失时承担这样的重任。政府优先注意那些不太紧迫的工作以致未能制止频繁的洪水泛滥，这引起了公众的怨愤。公元69年由王景带领几十万劳工开始了一项重大工程。在千乘郡内，沿荥阳到沿海的一条水路建起了堤坝，每隔十里（约四公里）建一座水门。为防止洪水泛滥，使用了各种各样的设计，并设法让河水改道。但无论王景怎样精打细算，费用仍然是十分巨大的。[22]史籍记载公元69年是世道太平的一年。没有征发人民到远地服役。有一系列好收成，人民享受着高度的繁荣；谷物价格低廉，田野里漫游着成群的牛羊。[23]

明帝统治时期曾试图改进水路运输，以减轻把谷物从东方（山东）运到太原附近羊肠仓的劳动强度。这项工作用了相当多的人力，死亡率很高，但这个努力没显示出什么效果。特别是太原的官员和百姓遭受了极大的苦难。依据邓训（邓禹之子）提出的建议，公元78年下令停止使用劳工，而改用一队队的驴子来代替人力。就人的生命和资金两项来说，每年都节约了不少。[24]

章帝统治时期帝国南部的交通运输有了明显的改进。在此以前，从交趾七郡运出商品只能走海路。当时的船只可以在福建沿海唯一可知的港口东冶停靠，但后来就受到暴风雨和船只失事的损失。公元83年，非常熟悉当地情况的会稽郡本地人郑弘当上了大司农。他建议开辟一条穿过重重山岭经零陵郡和桂阳郡的陆路。这条路后来成为正式的交通运输线路，并一直使用到《后汉书</a>》的一位编撰者生活的时代。[25]

和帝、殇帝与安帝统治时期，公元88—125年

和帝（公元88—106年在位）初年出现了对外交事务和窦氏家族在朝廷中取得统治地位之事提出抗议的时机。公元89年，窦宪发动了一次讨伐匈奴的大规模的远征，[26]关于这样一次战役的意义和适宜性，有人提出了疑问。有许多大臣，包括司空任隗认为，在匈奴不再采取侵略政策时这样滥用帝国的资源，迫使部队在远离家乡的地方艰苦地服役是愚蠢之举。虽然没有人倾听他们的申诉，任隗和司徒袁安仍继续提出他们的观点，以致有许多同僚担心他们的安全。[27]但是他们得到了107年升任司徒的鲁恭的支持。当时仍任侍御史的鲁恭请求在人道主义的基础上不要让人民卷入窦宪发动的战役。他还认为，由于非汉族人可以比作禽兽，其习性与中国人完全不同，从这一点说，就不应该允许他们作为杂居社区的成员与汉人住在一起。

另外，匈奴不久前被鲜卑打败，利用这个机会是既不正当又不适合的。匈奴已从边境防线上往后撤退了一大段距离，要找到他们就得花费巨大的人力、物力，因而极不合算。鲁恭引用大司农的观点，即现有资源不足以支持这么大的战役，而且他还说其他官员也一致不同意发动这次战争。同时也不应该用公众的生命去满足某一个个人——即窦宪——的愿望。[28]

《后汉书</a>》简短地记载了皇太后反对这种劝告。另一位官员何敞询问这场战争的目的是什么，他在抗议中还婉转地提到正在为窦氏家族修建的奢华的建筑。[29]

有几件事表明，这一时期在吸收官员和养士的标准方面有某些想法。公元101年的诏令给来自北方、东北和西北人烟稀少地区的候选人以优待；根据人口数，他们被允许比帝国其他地区选送更多的候选人担任官职。[30] 159年陈蕃又一次抗议不加区别地给宠信的人封侯的做法，另外他还抱怨皇宫里蓄养着大量宫女，结果使国库开销很大。他最后这一点意见产生了一定影响；五百多名宫女被遣散。163年皇帝在巡游中把狩猎和其他形式的娱乐合在一起进行，这一点引起陈蕃进一步的批评，理由是当国家的粮仓空虚时不应该有这样的花费，也不应该与农业生产争人力；但是这种抗议未取得效果。[79]

165年，作为广陵郡举荐的候选人最近刚刚到达洛阳的刘瑜也提出了同样的抗议。他除了建议皇帝必须搞一些改革措施外，还要求采取一定的步骤驱走朝廷上的谄媚之徒，停止那些降低观众道德水准的音乐演奏。[80] 桓帝统治时期还以某些内部动乱为其特点。154年公孙举在山东领导反叛，叛乱中杀死了几名地方官。中央政府作出的反应是减免动乱地区灾民的税收，但在156年被平息以前，叛乱已经大范围蔓延，有3万人被卷了进去；其中有些人被迫离开了家园。部分地由于一位开明官员采取了几项救济措施，那里恢复了秩序。[93] [2]《后汉书》卷四九， [8]《后汉书》卷八一， [16]文帝的想法，见《汉书》卷六， [27]《后汉书》卷四五， [30]《后汉书》卷四， [31]《后汉书》卷四四， [49]《后汉书》卷七六， [57]《后汉书》卷三十， [63]《后汉书》卷五九， [71]《后汉书》卷八六， [74]《后汉书》卷五七， [87]《后汉书》卷六，第281页；《后汉书》卷六七，第2186页；《资治通鉴》卷五三，第1705页。

[88]泽克：《佛教征服中国史》（莱顿，1959），第37页。《后汉书》卷七，第313、316页；《后汉书》卷三十，第1081页；《后汉书》卷八八，第2922页；《后汉纪</a>》卷二二，第12页；《资治通鉴》卷五五，第1787页。

[89]《后汉书》卷七，第314页；《资治通鉴》卷五五，第1780页；淫祀，见鲁惟一；《中国人的生死观：汉代的信仰、神话和理性》（伦敦，1982），第109页。

[90]《后汉书》卷七，第302—303页。

[91]《后汉书》卷五七，第1485页。

[92]《后汉书》卷七，第309、315页。

[93]《后汉书》卷七，第300—302页；《后汉书》卷三八，第1286页；《后汉书》卷六二，第2063页；《后汉书》卷六五，第2145页。

[94]《后汉书》卷七，第302、307、309—3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