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 论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优先性_论再生产

Du primat des rapports de production sur les forces productives

这个论点是绝对根本性的，它可能是社会主义运动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中某一部分的关键所在，因此必须让事情尽可能清楚。

为什么是尽可能清楚而不是完全清楚？为什么要有这个限制，要有这种保留？因为：

1. 事情本身并不清楚，而且由于他们亲身经历了的那段历史，不少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主义战士很难在自己头脑中把它搞清楚。

2. 除了这段历史所造成的迷乱之外，还因为他们受到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影响，这种本质上是“经济主义”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不停地向他们灌输（甚至强加）虚假的显而易见性，即一切归根到底取决于生产力，特别是取决于“科学和技术的迅猛发展”，取决于我们将要见证的“奇迹般的突变”［原文如此］。

3. 因为，说来遗憾，马克思的有些文本极其含糊不清，其中（不用过多列举）首推1859年的著名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这个文本一直以来都是 既然我已经进行到了这一步，即一方面，我非常清楚自己就那些仍然超出我们理解能力的事件所提出的解释多么微不足道；另一方面，我也非常清楚自己所冒的风险是什么；那么，为了回到苏共二十大之后的苏联，为了重新思考在计划化问题、计划化的“自由化”等问题名义下讨论过的全部棘手难题，我要问的是：从这方面看，当今的苏联，一旦不再有斯大林政策中的对警察的滥用，难道就不会沿着同样的强调生产力的优先性的政治走下去吗？一切来自苏联的可读材料，一切我们可获得的与苏联人进行的谈话，还有赫鲁晓夫提出的未必确实（后来没有遭到否认）的论点——其中一个论点是，无产阶级专政在苏联已经被超越了，苏联正在进入共产主义……建设时期；另一个论点是，与美国进行的经济竞赛会决定社会主义在世界其他地方的命运（著名的“土豆烧牛肉的社会主义”的故事：只要“他们”看见我们所生产的东西，“他们”就会被社会主义争取过来！）——，所有这一切都发人深思，我们禁不住要问：苏联要往哪里去？它知道自己要往哪里去吗？

我要回到我关于生产关系优先于生产力的命题。要对这个问题表态，需要进行大量的理论加工工作：要知道——不仅就某种特定的生产方式而言，而且就一种社会形态而言（因为在一种社会形态中，存在着多种生产方式，其中这种或那种生产方式占据着统治地位）——什么是生产力，什么是生产关系；还要知道处于帝国主义阶段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体发生了什么变化，因为帝国主义阶段给这个“统一体”的问题补充了一些额外但并非次要而是本质的规定性。比如说，为什么不这样来看：1917年俄国革命，以及中国革命，之所以在世界大战结束后、在“最薄弱的环节”爆发，恰恰是因为那些最薄弱的环节正是被称之为帝国主义的链条上的最薄弱环节？为什么不这样来看：在技术落后的国家里取得了胜利的那些革命，之所以一直能、并且现在依然能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缩小它们生产力的差距，恰恰取决于全球生产力的状况，特别是全球在技术方面非常先进的状况？

正因为如此，在仔细考虑了这一切之后，为了不让人认为我在向唯意志论的冒险主义理论倾向让步，我曾写下并且现在要重申：不能无条件地，而只能在现有生产力的基础上并在它规定的客观限度内援引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优先性。这是因为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这个事实的限度本身也是具体的，也就是说取决于具体的条件）：现代生产力的最重要的部分，即处于最高发展水平的技术，今后将供所有国家使用，这些国家一旦革命胜利，就可以利用那些技术在从前不可想象的条件下缩小自己在生产力方面的差距。在1917年到1941年间，苏联已经对此作出了证明。中国也对此作出了证明，原子弹只是一个代表性的标志。

关于我们所知道的那些革命之间的差异，还有许多其他要考虑的地方有待在理论层面上展开讨论。1789年大革命之前，法国的资产阶级不仅已经发展了自己的生产力，而且也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具备了高度发达的生产关系。

俄国的资本主义资产阶级在二月革命前也是这样。对中国的资产阶级也可以说同样的话。但无论是俄国革命还是中国革命，资产阶级革命都只有通过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才有可能，而后者马上就使无产阶级革命超越了资产阶级革命。同样的事情不会在我们这里上演，因为资产阶级革命已经发生过了。从前，在“封建社会形态的内部”实际上“长出了”属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生产关系的强大要素，而与在封建社会形态中所发生的情况相反，在欧洲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内部，没有任何地方发展出了有丝毫重要性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要素（原因就不必说了）。无论与俄国还是与中国相比，那种要素都没有更多地出现。因此，在我们这里，革命必将以一种不同的形式发生，它得不到资产阶级的丝毫协助和赞同，而只能得到团结在无产阶级周围的资产阶级的受害者的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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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参见马克思《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9]“时刻”原文为“moment”，与前文黑格尔历史哲学中的“环节”为同一个词。——译注

[10]即《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译注

[11]“天经地义的真理”原文为&ldquo Loi et les Prophètes”，源自希伯来圣经，直译即“律法和先知”（指“摩西津法”即“摩西五经</a>”和“先知书”即希伯来圣经的第二部分）。——译注

[12]“大跃进”原文为“le Grand Bon en avant”，其中“Bon”（好的）为“Bond”（跃进）之误。——译注

[13]参见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红军学院学员毕业典礼上的讲话》，《斯大林文选</a>（1934—1952）》，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36页：“最后，应该了解，人才、干部是世界上所有宝贵的资本中最宝贵最有决定意义的资本。”——译注

[14]指苏联早期以斯达汉诺夫命名的社会主义群众竞赛运动。顿涅茨矿区采煤工人斯达汉诺夫在1935年8月30日创造了一班工作时间内用风镐采煤102吨的记录，超过定额13倍。这一事迹，在苏联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得到广泛传播，形成了“斯达汉诺夫运动”。——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