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论意识形态_论再生产

De l''idéologie

什么是意识形态？并且首先，为什么是这个术语？

一、马克思与意识形态这个术语

我们知道，“idéologie”这个词是由德斯蒂·德·特拉西、卡巴尼斯和他们的朋友们一起发明的。他们根据启蒙哲学中的一个经典传统——其中，起源的概念[1]占据着核心位置——用它表示关于各种观念（idéo-）的起源的理论（-logie），由此有了观念学（Idéologie）这个词。他们给研究观念学的团体取了一个广为人知的名字：观念学家（Idéologues）[2]。当拿破仑在一句名言中说</a>“观念学家毫无用处”时，他想到的就是他们，并且仅仅是想到了他们，而显然没想到他自己：他作为资产阶级社会形态的头号意识形态家（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意识形态家”），“幸免于”恐怖时代[3]，知道（或不知道，这无关紧要，因为他这么实践了）没有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家（他自己就是 因此，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承担着生产关系（及其派生出来的其他关系，包括在它们自己的“人员”——他们本身也要被再生产——内部派生出来的关系）再生产的主要功能。然而，刚才我们发现，这种功能，尽管远远超出了那种完全内在于正常进行的生产关系的运作的功能，却仍然在生产关系的运作内部起作用。此前我们发现，“法”是保证生产关系运行的首要的专门化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现在我们意识到，我们必须扩展这个命题，说：其他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作为它们自身干预作用的一部分）只有同时保障生产关系的运作本身，才能保障生产关系的再生产。

由此可得出，上层建筑和下层建筑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不是笼统的、含糊的，而是极其精确的错综复杂的关系——首先是通过各种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表现出来的。只有当这些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绝大部分“活动”表现在生产关系的运作本身当中以保障生产关系的再生产时，它们才列入上层建筑中。

在这个新的精确表达中，没有对那个地形学向我们表明的东西（即下层建筑对上层建筑的归根到底的决定作用）提出任何质疑。恰恰相反，我们的分析不但捍卫了这个首要的原理，而且使它变得更为有力了。反过来，我们由此得到的收获是，从一种仍然是描述性的理论过渡到了一种更“理论的”理论。这种理论通过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运作，通过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保障生产关系的再生产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保障生产关系本身的运作来实现的这一事实，向我们揭示了上层建筑和下层建筑之间错综复杂关系的精确复杂性。

十、一个具体的例子

为了不停留在这些虽然精确但也同样是抽象的概念（notions）上，是不是应该补充说：这一切都能在个人主体的日常生活中得到经验上的验证，而无论他们在“劳动”的社会—技术“分工”（生产）中或“劳动”的纯社会“分工”（剥削、镇压、意识形态化）和科学“分工”中占据的是什么岗位呢？

具体地说（我只举以下一些例子，任何读者都可以自己对它们进行无限扩展），这意味着：

1. 一个无产者，除非为“需要”所迫，并且除非同时臣服于法律意识形态（“应该用劳动换取自己的工资”），臣服于关于劳动的经济—道德意识形态（参考勒内·克莱尔嘲讽味十足的话：“劳动是义务的，因为劳动即自由”[81]），或者如果他“落后”一点的话，臣服于关于劳动的宗教意识形态（“为了获救，必须受苦，基督曾经是工人，劳动‘共同体’是灵魂‘共同体’的雏形”），等等，就不会去劳动。

2. 一个资本家，如果不再为自己的“需要”尤其是竞争（说到底，是相互抗衡的资本在平均利润率基础上的竞争）所迫，同时，如果他没有受到他本人根据一整套关于所有权、利润，以及关于他的恩惠的道德—法律意识形态所编造的观念的支持，他就不再是一个资本家了。——多亏了他的资本，他才能把这些恩惠赐予他的工人们（“我自己带了钱来，不是吗？我拿它去冒险吗？那么我理应用它换取点什么：那就是利润；况且也需要有一个老板去管理工人，要是没有我，他们靠什么生活呢？”）

3. 一个财政部的官员……一个老师、一个教授、一个研究员、一个心理学家、一个教士、一个军官、一个部长，甚至国家元首本人……一个父亲、一个母亲</a>、一个大学生等等（对于每一种类别，我们都可以使阐明变得完整）。

为了举另一种例子，为了看到不同的意识形态的后果是如何相互结合、相互补充、和平共处或相互抵牾的，让我们看看在工人的一些实践仪式中所发生的事情（我要提醒大家注意：意识形态最终存在于这些仪式中，存在于在实践中——即这些仪式出现的地方——被这些仪式所规定的行为中）。

我们将只考虑一些招募仪式，或更简单一点，一天结束后离开工厂的仪式。（接下来的内容，忠实地转录自一位在雪铁龙公司当车工的同志某天对我所说的话）。

无产者结束了一整天的劳动（他从早上开始就等待着这一时刻的到来），铃声一响，他“立马”丢开一切，奔向洗手间和衣帽间，洗手，换衣服，梳头。他变成了另一个人：他要回家找老婆孩子。一回到自己家里，他就进入了另一个世界：同地狱般的工厂和劳动节奏再也没有任何关系的世界。但与此同时，没有过渡，他就陷入了另一种仪式中，即家庭意识形态的（当然是自由的）实践和行为仪式中：与妻子、孩子、邻里、亲戚和朋友的交往关系中；到了星期天，还会陷入别的仪式中，一些与他的（总是自由的）爱好或嗜好相关的仪式：去枫丹白露森林或（有时候）去郊区小花园度周末、做运动、看电视、听广播，天晓得会是什么；到了假期，又是另外的仪式（去钓鱼、野营，或去“旅游与劳动”和“人民与文化”中心[82]，天晓得会是什么）。

由于陷入了这些不一样的“系统”中，这位同志补充说，你怎么能指望在某些情况下，工人不会变成和在工厂里不一样的人，比如变成和工会战士或“法国劳工总联盟”[83]成员（他本来就是它的成员）完全不一样的人呢？那个不同的“系统”，比如说可以是（大多数情况下确实就是）小资产阶级的家庭意识形态仪式。那么，这个无产者，这个在工会中与自己的劳动同志在一起时是“有觉悟、有组织的”无产者，一旦回到家里，就碰巧会陷入另一种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系统中吗？为什么不会呢？有时候就是这样。这可以解释不少事情。当然，不仅能解释所有那些和小孩子有关的故事（它们提出了一些“学校教育的”难题），甚至能解释一些独特的政治故事，即那些可能以“出乎意料的”选举结果而告终的故事。因为我们都知道选举的时候是怎么回事。大家好像碰巧在电视或广播中听到了戴高乐讲话（这个狡猾的家伙以民族主义者的姿态出现，大谈法国人的和解、法兰西的伟大和所有好听的调调）。人们星期天全家出动，把一张不记名选票投到秘密写票室边上的投票箱里，神不知鬼不觉。一念之间随大流的晕头晕脑就足以使人们向政治选举的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首先是民族主义意识形态）让步：于是把票投给了戴高乐。可是此前工会已经宣布不该投戴高乐的票。 毫无疑问。但 [5]即《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译注

[6]参见《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22]“高贵的谎言”原文为“quo;beaux mensonges?”，参见柏拉图《理想国》，王扬译，华夏出版社，2012年， [39]参见第188页注释。——译注

[40]参见《新约·使徒行传》17:28。——译注

[41]语言学家和那些为了不同目的而求助于语言学的人会碰到许多困难，出现这些困难是由于他们误认了意识形态后果对所有话语（甚至包括科学话语）的作用。

[42]“意识的沉默”原文为“quo;silence de conscience?”，这个表达可能来自萨特《境况种种》第一集，参见萨特《境况种种》第一集（Situations I），伽利玛出版社（Gallimard），1947年，第218页；也可能来自梅洛-庞蒂《知觉现象学》，参见梅洛-庞蒂《知觉现象学》（Phénoménologie de perception），伽利玛出版社，1945年，第462页。另参见梅洛-庞蒂《知觉现象学》，姜志辉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506页：“因此，语言必须以一种语言的意识为前提，以一种意识的沉默为前提，这种意识的沉默包裹着说话的世界，词语首先在它当中获得构型和意义。”译文有修改。——译注

[43]关于“承认”和“误认”，详见第339页注释。——译注

[44]“（老）相识”即“（re）-connaissance”，也即“（重新）相识”，是动词“reconna?tre”（即“认出”“承认”“认识到”）的名词形式。——译注

[45]注意，“总是已经”（toujours déjà）是阿尔都塞经常用到的一个词，为的是反对“起源论”，后文中还出现了“总是—已经”（toujours-déjà）这个变体形式。这两个词通常也可译为“从来”，但为了突出阿尔都塞的强调语气，我们在本书中将其译为“总是已经”和“总是—已经”。——译注

[46]注意：这个双重的目前又一次证明了意识形态是“永恒的”，因为这两个“目前”是被一段不确定的时间间隔分开的；我在1969年4月6日写下这几行字，而你可以在今后任何一个时候读到它们。

[47]呼唤（interpetion）作为一种服从于明确仪式的日常实践，在警察的呼唤实践中采取了惊人的形式（它发挥功能的形式和在教育呼唤中的形式非常相似）：“嗨！您，叫您呢！”但与别的呼唤实践不同，警察的呼唤是镇压性的。“您的证件！”证件首先是指身份证件：照片、姓名、出生日期、居住地址、职业、国籍等等。集中体现在姓名等信息中的身份，使得人们可以识别这个主体（警察的呼唤说明他多少受到了怀疑，从而先天是“坏人”），从而认出他，不把他与其他人相混淆，以便或者“让他通过”（“没问题！”），或者“逮住”他（“跟我来！”）；其结果，所有在人民示威活动中被逮住的那些人都非常清楚：开始以“你”相称并伴以一阵痛打，在局子里过夜，还有一整套警察认出“坏主体”的可怕的物质仪式：“是他打了我！”相应的指控是：“对公务人员动武”或其他鉴定。当然，也有一些小偷和罪犯，还有一些警察，不“喜欢”“某些实践”。（注意，本书中的“interpetion”“interpeller”主要译为“唤问”，凡为方便读者理解而译为“呼唤”的地方，原文也都是这个词。——译注）

[48]我们已经说过，在某种程度上，家庭是一种意识形态国家机器。

[49]“父姓”原文为“le nom de son père”，即拉康的术语“父亲的名”。——译注

[50]这让人想到在一些戏剧中，孩子在产院里被调换或被真正的父亲“认出”来；孩子被从父亲那里夺走，被托付给母亲；等等，并想到这些事件所造成的所有可怕［被删除的字］后果。

[51]这里“叫路易的小孩”显然是指阿尔都塞自己，接下来的一整段描述，也是以阿尔都塞自己的经历为原型的。具体参见其自传《来日方长》，前引。——译注

[52]这里“已经是主体了”的原文是“est déjà-sujet”（直译为“是已经的主体”），阿尔都塞用了“déjà-sujet”这个词，表示这个主体从一开始就“已经”（déjà）是“主体”（sujet）。——译注

[53]原文为“auto-hétérobio-graphiques”，是根据“autobiographique”（自传的）一词而杜撰的，其中词缀“hétéro-”有“异……”“外来的……”“杂……”等多种意思。——译注

[54]“演说”原文为“discours”，也译为“话语”。——译注

[55]“言”原文为“Parole”，即“讲话、发言”，这里指“圣言”。——译注

[56]“传统”原文为“tradition”，作为宗教用语，指“口头流传下来的教义”。——译注

[57]“起源”原文为“origine”，也可译为“出身”，具体参见第335页译注。——译注

[58]尽管我们知道个人总是已经是主体（虽然只是家庭意识形态的主体），但我们还是继续使用这个方便的说法，因为它可以造成一种对比效果。（本注释原本注在上文“上帝藉我的声音传话给你”这句话后面，当为误植。现根据《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一文中与这一段文字相同的部分更正。——译注）

[59]“流泪谷”原文为“vallée dermes”，语出《圣经·诗篇》84:6。——译注

[60]“大他者主体”原文为“Autre Sujet”，详见下注。——译注

[61]按照本书通例，我们把这个大写的主体用楷体表示，并在表示对照的地方，在前面加上一个“大”字，相应地，在表示对照的地方，小写的主体前加上一个“小”字，以使原文的意思更加显豁。——译注

[62]我以糅合的方式，不是逐字逐句，而是“按精神实质”进行引用。（参见《旧约·出埃及记》3。——译注）

[63]可参见《新约·马太福音》26:36-46；27:46。——译注

[64]圣多马（Saint Thomas），耶稣十二门徒之一，曾因怀疑耶稣的复活而用手触摸耶稣受伤处。阿尔都塞在其自传《来日方长》中也提到过这个典故：“我终于在自己的欲望中变得幸福了，这欲望就是要成为一个身体，首先要在自己的身体里存在，在身体里我获得了自己终于真正存在的无可辩驳的物证。我和神学上的圣托马斯毫不相干，因为他仍然在思辨的眼睛的修辞底下思考；但我和福音书里的圣多马却有更多的相通，因为他为了相信而愿意触摸。更有甚者，我不满足于只通过手的简单接触而相信现实，我还要通过对现实进行加工改造，并远远超出这个单纯的现实本身，去相信我自己的、最终赢得的存在。”参见阿尔都塞《来日方长》，前引，第229-230页。——译注

[65]三位一体的教义正是关于从大主体（圣父）分出小主体（圣子）以及这两者的镜像关系（圣灵）的理论。

[66]黑格尔作为一位讨论了普遍承认的理论家，也是一位令人钦佩的、但有所偏袒的意识形态理论家。费尔巴哈，作为一位讨论镜像关系的理论家，也一样。还没有关于这种保证的理论家。我们以后会再讨论这些。

[67]利奥泰（Lyautey）说镇压的黄金法则是：“展示武力，以便不必动用武力。”我们可以将这个表达改进一下：“不要展示武力，以便不需要动用武力就让它起作用”，等等。［路易·于贝尔·贡扎尔夫·利奥泰（Louis Hubert Gonzalve Lyautey，1854—1934），法国政治家、军事家、法兰西学院院士，曾参</a>与指挥法军征服马达加斯加岛，1912—1916年任法国殖民地摩洛哥总驻扎官，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任战争部长，后任法军元帅。著有《论军队在殖民地的作用》（Du r?le colonial de l''armée，1900）等。——译注］

[68]“但愿如此！”原文为“Ainsi soit-il! ”即祈祷结束时说的“阿门”，直译过来是一个祈使句：“让它成为这样的吧！”——译注

[69]“职责”原文为“Devoir”，关于它与“obligation”（义务）的区别，参见第159页译注。——译注

[70]原文为“subjet”，根据下文，此处首字母应该大写，即“Subjet”。——译注

[71]阿尔都塞的引文为“Ni Dieu，ni Tribun，ni Ma?tre”，《国际歌》原文是“Ni Dieu，ni César，ni tribun”（直译为“既没有上帝，也没有恺撒和护民官”，中文歌词译为“也不靠神仙皇帝”），其中“tribun”既有“（思想的）辩护士”“平民演说家”“民权保卫者”等意思，也指古罗马的“护民官”“罗马军队高级军官”或（法国拿破仑时期的）护民院（下院）的议员。——译注

[72]看看“个人崇拜”的意识形态，它的基础中就有沙皇是“人民的小父亲”的意识形态的残余（带着宗教的回声）。目前在西欧共产党中发展出来的意识形态倾向于说，他们自己方面没有实践“个人崇拜”的意识形态，一点儿也没有（意共），或仅仅在一种情况下有，即在“莫里斯·多列士的党（法共）”这个不适当的表达中。“对个人崇拜进行批判”的意识形态，本身仍然是一种意识形态，因此，尽管它作出了“去中心化”或……否定的努力，在某个地方它还是有一个中心。在哪里呢？自捷克斯洛伐克“事件”以来，这个中心有点儿难以辨认了：过于军事化了，政治意识形态不喜欢这样。如果愿意在我们的分析的烛照下，从另一个角度想想陶里亚蒂关于国际工人运动的“多中心主义”这个表达或“再没有社会主义导师国家”这句话，想想第三国际取消之后甚至没有任何国际，乃至当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分裂的情况，我们就会看到正在起作用的“去中心化”的各式各样的例子。说实话，它们是不合常规的，而且并非总是经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的“加工”和“检验”。但总有一天，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新统一，会通过那些能够最大程度地保障“去中心化”的形式而得到保障。要有“耐心”。（“耐心”原文为意大利文“Pazienza”，这个词很可能是从葛兰西那里借来的。可参考葛兰西1927年2月26日从狱中写给他母亲的信，见葛兰西《狱中书简》，田时纲译，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48页：“要有耐心，而我有足够的耐心，它车载斗量，广厦难装。”——译注）

[73]关于“承认”和“误认”，详见第339页注释。——译注

[74]“机械装置”原文为“mécanique”，也可译为“机器”。——译注

[75]“职责冲突”原文为“conflits de devoirs”，其中“devoirs”（职责）与“obligation”（义务）的区别，参见第159页译注。——译注

[76]“良知危机”原文为“crise de conscience”，也译为“良心危机”，其中“conscience”也译为“意识”，“consciemment”（有意识地）是它的副词形式。——译注

[77]“奇怪的战争”（dr?le de guerre）指英国和法国在1939年9月至1940年5月期间采取绥靖政策，对德国宣而不战的“战争”。——译注

[78]“运行”原文为“fonctionner”，在其他地方也译为“发挥功能”。——译注

[79]这个论点将在其他地方得到证明。［参考“附录”。原编者］（指“附录：论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优先性”。——译注）

[80]“先锋（的）”一词原文为“d''avant-garde”，也译为“前卫的”。——译注

[81]勒内·克莱尔（René ir，1898—1981），法国电影艺术家，法兰西科学院院士。这里“义务的”一词原文为“obligatoire”，即“必需的”，也可以译为“强迫的”。关于这个词的更多解释，参见第159页译注。——译注

[82]“旅游与劳动”（Tourisme et Travail）和“人民与文化”（Peuple et Culture），是由抵抗运动中共产党员和其他活跃分子创立的组织，前者致力于为工人提供免费或便宜的旅游服务，培养他们之间的“兄弟情谊”，提供文化教育；后者致力于给工人和农民进行终身的文化教育，以反抗文化上的不平等。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这两个组织在不少地区建立了自己的组织网络，为工人或农民提供文化教育和更便宜的旅游服务。——译注

[83]原文为“CGT”，即“Confédération Générale du Travail”（也译为“法国总工会”）的缩写。参见第241页译注。——译注

[84]雅克·福韦（J. Fauvet，1914—2002），法国著名记者，曾任《世界报》总编辑，著有《法共史》（Histoire du partimuniste franedil;ais）等。——译注

[85]详见本书卷首“法文版编者说明”和阿尔都塞的“告读者”。——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