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政治的和工会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_论再生产

Les Appareils idéologiques d''état politique et syndical

一、必要的提醒

这里我们要着手讨论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因为它也更难以恰当的方式得到表达，也就是说，很难完全不引起误会。

正因为如此，我们要在这里重复我们在“告读者”中的郑重说明。在政治的和工会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中，涉及阶级斗争，但是，注意：不是涉及整个的阶级斗争，甚至不是涉及阶级斗争所植根的那个领地。它涉及的是这样一个领域，其中阶级斗争穿着合法形式的外衣，而对这个领域的攻克本身，来自必然外在于那些合法形式的阶级斗争的历史。一旦赢得这些合法形式，阶级斗争就会通过它们，并在这些形式的或多或少的限制下——总之，在它们严格限定的范围内——进行，尽管在这些形式之外，阶级斗争也大量地展开着。

不言而喻，对于政治的和工会的形式系统，统治阶级要么是通过自己的阶级斗争把它们夺走；要么不得不因无产阶级和人民的阶级斗争的征服而违心地把它们让出来；要么把它们作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综合进统治阶级的国家机器中——因而在这些机器中首先得到实现的是国家的意识形态。同样不言而喻的是，由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有一部分实际上是围绕这些机器并且就在这些机器当中展开的，所以强加到这些机器中的阶级斗争，在这些机器的某些部件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并且尤其在这些机器的合法形式内部，给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某些机构（比如它的政治的阶级斗争组织和工会的阶级斗争组织）赋予了一个例外的[1]立场。例外的立场，也是对抗的立场。因为资产阶级对于在我们将要谈到的那些波折之后不得不承认各工人党（从改良的到革命的工人党）的存在，更不用说进行经济的阶级斗争的工会组织的存在，并非心甘情愿。资产阶级知道，在这些组织的合法形式之下触及的东西大大超出了这些合法形式本身。一旦某个稍微严重一点的危机把以下现实（这个现实既表明同时又掩盖了那些组织的合法存在）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这一点就会得到证明。这个现实就是：阶级斗争并不限于（原因就不必说了）某个共产党党派的议会式反对，或限于某个总工会同雇主或政府之间的“协商”；相反，在生产实践（当然也在超出它之外的地方）的每一刻，都在进行着持续不断的最激烈的阶级斗争，尽管因不被现有的合法性所认可，这种斗争在表面上看来无声无息。因此，这个例外的立场表达、泄露了在原则上的对抗立场（除非所说的那些组织堕落成了阶级合作的组织）。这让我们面临以下悖论。

在某个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比如政治系统机器的内部，有可能存在无产阶级政党（到目前为止，许多国家确实是这样的），虽然后者的意识形态与国家的意识形态是极端对抗的，但它的意识形态却能在自己出现于其中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实践和形式中得到实现。无论如何，这种对抗表现在被国家的意识形态所强加的那些形式本身当中（比如，资产阶级民主，其实是议会制或总统制民主机器形式下的资产阶级专政），这使得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变得尤为复杂。但是，正如列宁所指出的，这项复杂的任务并不因此就无法完成，但有一个绝对条件，那就是要满足一些命令式的条件：首先，无产阶级政党不能堕落成“议会迷”或“资产阶级民主迷”，更不能任由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即国家的意识形态来削弱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意识形态，而是相反，要懂得利用政治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包括它的某些特定形式，包括它的意识形态的某些特定要素（比如某些民主口号），通过各种选举以及资产阶级议会这个高级讲坛，来帮助发展就本质而言是在资产阶级民主合法形式之外展开的阶级斗争。对于工人的工会行动来说，就更是如此。

如果事情在这方面已经讲清楚了，我们就可以着手对政治的和工会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进行分析。

为了立即给我的论点提供一个经典的方位标，我要引用列宁一段众所周知的文本，这段文本摘录自列宁1920年12月30日的演说《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同志的错误》[2]。我们可以把它整个地重读一遍，并用紧接下来的另一个文本，即写于1921年1月25日的《再论工会》来对它进行补充（《列宁全集》法文版 更准确地说，这使我们可以提出一点说明。对于尊重马克思主义传统的人来说，这个说明可能看起来是相当悖论性的。

实际上我们经常会说，根据马克思和列宁的看法，工人运动能够没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帮助而自己组织起工会斗争组织，能够在学徒期的艰难考验之后，进行超出单纯地方水平或行会局限的战斗，达到全国水平。但另一方面我们也会说，要使这种组织变成政治组织，有极大的困难。我们还会倾向于补充说，这很正常，因为同样是那些工人，虽然作为受害者每天都在经受经济剥削，但却对政治的阶级斗争机制没有同样的认识，因而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压迫和意识形态奴役没有同样的认识。

结果，人们——至少某些非无产阶级出身的无产阶级政治领袖，更不必说小资产阶级尤其是知识分子了——倾向于把经济的斗争看成几乎是“自然的”，但又是次要的，认为发动政治的斗争要困难得多。然而，现实是不是与这个判断完全相符，还并不确定。正因为如此，我们更倾向在讨论工会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之前，先谈谈政治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

其中的道理很简单，《谢普雷法》不可思议地仓促颁布，可以为我们指点迷津。

正是资产阶级自己，从政治组织的自由中获得了好处，从而很早就通过自己的阶级斗争，将它自己的政治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强加给了封建贵族的政治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在这场斗争中，它并没有“唾弃”“人民”的支持（参考1789年到1793、1830年和1848年的情况）。也正是这同一个资产阶级，从一开始（1791年）就费了最大的心思，通过法律，甚至通过暴力，来压制它自己的被剥削者（即无产者）进行组织活动和经济斗争的一切苗头。

四、在政治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中（以及在它之外）进行的人民的阶级斗争

事实上应该看到，资产阶级不可能阻止人民群众在1789年到1793年间参与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制度的政治的阶级斗争，不可能阻止人民群众在19世纪大部分时间，尤其是19世纪上半叶，参与资产阶级反对地主贵族的政治的阶级斗争。原因自不待言：资产阶级离不开人民群众！

法国资产阶级遭遇了“历史厄运”，要面对冥顽不化、头脑发昏、甚至“愚蠢透顶”的封建贵族和教会（1770年至1780年那场小贵族的……前布热德分子的[48]“反抗”，确实把事情全搞砸了）。结果众所周知：农民武装起义（“给茅屋以和平，给宫殿以战争！”[49]），所谓的宫殿当然处处都有大火熊熊燃烧，因为农民们并不是赤手空拳而去的！革命日在城市再次上演，平民们涌上街头并统治了巴黎，公安委员会和恐怖统治直接面临着封建的兄弟国家应作为法国最高阶层的贵族阶级（在被处决之前，以国王和王后为首）的吁请而发动的反革命战争。

如果没有人民群众的决定性支持，包括马迪厄[50]所说的危险可怕的“d''Amiens），1906年10月8—16日法国劳工总联盟亚眠代表大会上通过的无政府工团主义纲领。该纲领否认和拒绝无产阶级政党对工会的领导，认为工会运动独立于一切政党，反对政治斗争，主张只有工会才是工人的组织，试图通过纯经济手段提高工人福利，用总罢工方式实现工人阶级的解放。——译注

[47]“非政治主义”（apolitisme）是在工会的意识形态机器中实现的国家的意识形态主题之一，它声称“‘以非政治的’方式保卫民族利益中的……同行利益！”因此，反对工会的非政治主义的斗争，是工人工会组织的意识形态阶级斗争的试金石。法国劳工总联盟的历史表明了这一点：创立的时候是非政治的，结果被联合劳工总联盟（CGTU为Confédération Général du Travail Unitaire的缩写，也译为“联合劳工总工会”。——译注）击败，然后才在抛弃非政治主义的基础上重新团结起来。

[48]“前布热德分子的”原文为“prépoujadiste”。布热德（Pierre Poujade，1920—2003），法国政治家，1953年创立保障小商人和手工业者联盟（UD-CA），20世纪50年代发起保障小商人和手工业者利益的右翼运动，被称之为“布热德主义”（poujadisme）。——译注

[49]语出德国剧作家毕希纳（1813—1837）的《黑森林</a>报》。——译注

[50]马迪厄（Albert Mathiez，1874—1932），法国历史学家，法国大革命专家，著有三卷本《法国革命史》（La Révolution franedil;aise）。——译注

[51]他们是城市平民中最“平民的”一部分，受到了马拉（Marat）、迪谢纳（Duchêne）等无数精力充沛、勇敢无畏的人民鼓动者的鼓动。巴贝夫（Baboeuf）和邦纳罗蒂（Buonarotti）的共产主义已经出现在地平线上，但还在寻找自己的理论和政治立场，还在寻找自己的组织形式和行动形式。

[52]“法”原文为“Droit”，也有“权利”“正当”等意思，具体参见 [76]即“法国总工会”，具体参见第241页译注。——译注

[77]这里“物质主义的”原文为“matérialiste”，也译为“唯物主义的”“唯物主义者”，但这里指“追求物质享受的”，所以译为“物质主义的”。——译注

[78]此处“关心”原文为“intérêt”，与前文的“利益”和下文中的“兴趣”是同一个词。——译注

[79]即“法国民主工会”，具体参见第242页译注。——译注

[80]被提供了所有这些消费社会好处的那些知识分子或“大学生”，是通过什么奇迹才躲过了消费社会出于同样的原因会在工人身上引起的“异化”呢？答案是：因为他们本人对自己的异化有“意识”。然而，不是意识决定着存在，而是存在决定着意识（马克思语）。这个真理遭遇了一个例外，并且是唯一的例外：那就知识分子。他们需要相信，在他们身上，并且只有在他们身上，是意识决定着存在……（马克思的话参见《〈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一卷，前引，第412页：“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译注）

[81]“至关（的）”的原文为“capital”，有“主要的”“致命的”等意思。——译注

[82]“大原则”原文为“Grands Principes”，指1789年体现在《人权与公民权利宣言》中的原则。——译注

[83]关于“下层建筑”和“基础”的译法，参见第56页译注。——译注

[84]“先锋（的）”一词原文为“d''avant-garde”，也译为“前卫的”，与括号中的“落后的”（d''arrière-garde）一词相对。——译注

[85]我说的是：在这方面，并且仅限于这方面。因为，比如说，青年群众并没有卷入为数不多的几个“领袖”的错误宣言。尤其是学校青年和工人青年的意识形态造反，从其实质和其规模来说，完全是进步的。这次造反必须根据推动它的客观趋势，通过一国的和国际的阶级斗争来评判，而不是根据几个风云一时的人物高喊的简单错误的提法来评判。对于无产阶级和法国劳工民主联盟中的其他雇佣工人来说，这一点尤其适用。

[86]参见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九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97页：“国家是整个社会的正式代表，是社会在一个有形的组织中的集中表现，但是，说国家是这样的，这仅仅是说，它是当时独自代表整个社会的那个阶级的国家：在古代是占有奴隶的公民的国家，在中世纪是封建贵族的国家，在我们的时代是资产阶级的国家。当国家终于真正成为整个社会的代表时，它就使自己成为多余的了。”--译注

[87]这里的“机器”原文为“machine”。关于“appareil”与“machine”的区别，参见第165页译注。——译注

[88]注意，这里两个“国家”的原文都是“pays”（地区、国家、祖国、家乡），与前文的“国家”（état）不是同一个词。这个词作为“国家”来讲，更多地指政治地理上的“地区”。——译注

[89]参考让·布律阿（Jean Bruhat），《19世纪初法国工人运动和旧制度的残留》（quo;Le mouvement ouvrier franedil;ais au début du Ⅺ Ⅹe siècle et les survivances de l''Ancien Régime?），《思想》（Pensée）杂志，1968年12月，第142期。

[90]注意，这里的“法”原文为“Droit”，与上下文中的“权利”为同一个词，具体参见第140页译注。——译注

[91]富米尔（Fourmies）是法国北部一个市镇，1891年5月1日，军队向富米尔罢工者开枪，造成9人死亡，至少35人受伤，是为富米尔大屠杀。——译注

[92]格勒纳勒（Grenelle），巴黎塞纳河左岸的街道名，1968年5月27日，政府、工会和资方代表三方在格勒纳勒签署了“格勒纳勒协议”，正式将工人的一系列权利制度化。——译注

[93]贝文（Ernest Bevin，1881—1951），英国工党和职工大会领袖。最初从事工会运动，1937年任职工大会总委员会主席，参与组织和领导英国1926年大罢工。1940年起先后任劳工大臣和外交大臣，积极推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建立。——译注

[94]比万（Aneurin Bevan，1897—1960），英国政治家，早年当过矿工，积极的工会活动分子。1929—1960年为议会工党议员，是工党左派领袖。1945—1951年任工党政府卫生大臣期间，创建了国民保健署。1940—1945年任《论坛报》主编。——译注

[95]威尔逊（James Harold Wilson，1916—1995），英国政治家，工党领袖，曾分别在1964年、1966年、1974年2月和1974年6月四次当选英国首相。——译注

[96]列宁对“工联主义”的批评可参考《怎么办？》第三部分“工联主义的政治和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列宁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39-381页。阿尔都塞这里所说的“那句话”可能是指第368页的“工人阶级的工联主义政治也就是工人阶级的资产阶级政治。”——译注

[97]“各种具体物质要求”原文为“revendications”，这个词本意为“要求收回”“追还”，又译为“请愿”“要求”，这里指工人或工会在与政治的阶级斗争相对的经济的阶级斗争中提出的“各种具体物质要求”。——译注

[98]比如对“非无产阶级的雇佣劳动者”、职员、不同国家机器中的公务员等的剥削。

[99]这里的“物质要求”原文为“revendications matérielles”。——译注

[100]这种培养，不仅是通过一些正确的口号如“越南人民必胜！”“巴勒斯坦抵抗运动必胜！”等等进行，还通过一些实际的斗争进行：这让我们想起码头工人拒绝为印度支那远征部队装载战争物资，想起这个时代工人阶级采取的各种行动，想起亨利·马丁，等等。［亨利·马丁（Henri Martin，1927—2015），法国共产党员，1950年因鼓动军队反对法国在印度支那的殖民战争而被捕入狱，1953年被释。——译注］

[101]在这方面，就我们已经谈到的来说，很清楚，我们必须客观地考虑到由这种分裂在两方面带来的现实“阻碍”及其后果，并且必须在这些后果自身的范围内，不过高估计所谓的分裂（那将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错误，直接有利于帝国主义），为了真正地与帝国主义作斗争，从而为了世界革命，行动起来。

[102]显然还有其他的原因导致了这些失败，我姑且撇开那些原因不谈。

[103]“左派分子”原文为“quo;gauchistes?”，这个词在法国共产党圈子里是一个带有负面色彩的词，当时用来泛指形形色色的激进左派分子。——译注

[104]这里的“实体”原文为“corps”，本义是“身体”“躯体”。——译注

[105]原文为“inaugurer les chrysanthèmes”，直译过来是“为菊花举行典礼”，它由“举行典礼”“献上菊花”两个短语合成。因为法国总统经常要去参加典礼，一般典礼会有菊花，而菊花不容易凋谢，时间久了，看上去似乎就成了为菊花举行典礼。戴高乐在1965年9月9日的记者招待会上第一次使用了这个词，讽刺以前的总统只会参加一些仪式性的活动。相反，1958年第五共和国《宪法》之后，总统的权力得到了加强。——译注

[106]政府实际上属于镇压性国家机器，尽管在议会民主制中，它由于是由议会“选出来”的，形式上又属于政治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但是这种“形式的”外表只能欺骗那些认为“选出来”的政府高于国家政权和国家机器的“议会迷”。

[107]“议会团”原文&ldquoédie du Parlement”（直译为“议会剧团”），是对“议会”的讽刺性说法。——译注

[108]“宗教部长”原文为“Ministre des Cultes”（“宗教部长”或“宗教大臣”），1905年之后，法国实行“政教分离”政策，此后政府部门不再设这种“部长”，宗教事务由内政部长负责。——译注

[109]“位高权重”原文为“quo;hauteur?”，这个词既可以指“个子高”，也可以指“地位高”，阿尔都塞在这里加上双引号，是为了玩了一个文字游戏，指戴高乐既“个子高”又“位高权重”。——译注

[110]弗朗索瓦·马蒂（Franedil;ois Marty，1904—1994），法国天主教教徒，1968年3月成为巴黎大主教。1970年戴高乐去世后，他在巴黎圣母院为死者举行弥撒。——译注

[111]埃德加·富尔（Edgar Faure，1908—1988），法国政治家，第五共和国出名的戴高乐派，曾于1952年和1955年两度出任法国政府总理，1968年五月运动后，被戴高乐任命为教育部长。——译注

[112]让·多麦颂（Jean d''Ormesson，1925—2017），法国著名作家，法兰西学院院士，毕业于高等师范学校，曾于1950年出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哲学与人文国际理事会秘书长，1964年被任命执掌法国国家广播电视台。——译注

[113]参见第260页译注。——译注

[114]这里的“机器”原文为“machine”。关于“appareil”与“machine”的区别，详见第165页译注。——译注。

[115]根据上下文，这里的“国家机器”之前省略了“镇压性”一词。——译注

[116]“使……运转起来”原文为“quo;faire marcher?”，这个词也有“让……上当”的意思。——译注

[117]公元496年，法兰克国王克洛维（Clovis，约466—511）由圣雷米施洗加入罗马天主教，法兰克由此成为西欧第一个皈依罗马教会的王国，所以被称为“罗马教会的长女”。人们因此有时用“教会的长女”（Fils a?néde l''église）来指代法国。——译注

[118]“自由一般” Libertéen général）这个提法是阿尔都塞仿照马克思的“生产一般”而提出来的，本文中还有“意识形态一般”“哲学一般”等提法，也是如此。——译注

[119]参见第242-243页相关论述。——译注

[120]［这个计划好的附属部分没有出现在手稿当中。］

[121]“人文主义”原文为“Humanisme”，在不同的语境中，也译为“人道主义”（如对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解释”，以及阿尔都塞提出的“理论的反人道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