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尔·施米特的偶然决断论[1]_海德格尔—贫困时代的思想家

Der okkasionelle Dezisionismus

von C. Schmitt

1935

人种劣化到何种程度，

行动就带有多少决断的特征。

恩斯特·云格尔：《叶与石》

当如同政府顾问卡尔·施米特这样机智和在实践上富有影响的公法专家说出何为政治之物这个问题时，其阐述的意图和影响远超乎其学术专业领域。然而施米特就此问题进行讨论的文章《政治的概念》[2]，要在其整个覆盖范围上去理解，只能与已成明日黄花但实质上仍不无关联的“中立化和去政治化的时代”的谈话以及两篇早期文章《政治浪漫主义》和《政治神学》相联系[3]。因为施米特自己对政治的独特本质概念一般以这样的方式得以表明，即它首先是一个对浪漫的概念而言斗争性的对立概念，然后是一个对神学的概念而言世俗化的相邻概念。[4]施米特借以描述政治浪漫主义、尤其是亚当·米勒政治浪漫主义特征的基本概念，是讽刺性的偶因论，而其借以描述政治神学，尤其是多诺索·柯特政治神学特征的基本概念，是专制的决断论。这将表明，施米特反浪漫主义和非神学的决断论不过是其视机会和环境而行动的另一面。

施米特的诸论述本质上是“论战性的”，这就是说，它们不仅时常针对这个那个进行批评以阐明自己的看法，而且其自身的“正当性”[5]也完全以它们所批评的东西为根据。他的对手是19世纪的自由国家，其非政治的特征被施米特认为与现时代去政治化的一种普遍趋势有关。[6]由于这种国家的去政治化趋势主要是[7]借助经济和技术来寻找一个政治中立的基础，施米特就把这种去政治化的趋势也表述为一种中立化的趋势。政治上关键区别的中立化以及对其决断的推延，自从 施米特在克尔凯郭尔那里所强调的，仅仅是其对“例外”的虚伪辩护，因为像政治神学 使他对多诺索·柯特印象深刻的是，“一名宗教大法官的精神后裔自我意识到的伟大”。然而多诺索·柯特作为虔诚的天主徒，他自己的决断最终仍然总是听命于教宗，并且只有在其正统信仰的基础上他才也是一名有决断的国务活动家，他相信正确地去决断[42]，而在施米特的表述中，这些都没有考虑到。他认为多诺索·柯特的历史意义首先在于，这名国务活动家发现专制王权的时代到了头，于是将其决断论提升到一种“政治独裁（politischen Diktatur）”的彻底一贯性。他最厉害的对手已经不是“辩论阶级（sa discutidora）”即资产阶级，而是由普鲁东以及后来由巴枯宁更激进地推销的无政府社会主义。但当施米特对此表示，国家的本质必然因此归结为一种绝对的以及“从无中创造出来的”的无需去辩解的决断时，更确切地说，他是在以此描述他自己的立场，而非多诺索·柯特的立场，他作为基督徒相信只有上帝能从无中进行创造，人类从来不行。这种积极的虚无主义毋宁说是施米特本人及20世纪与他有思想血缘的德国人所独有的。[43]多诺索·柯特在一个从无中创造出来的决断中，正如在浪漫主义的永恒对话中一样，看到了一个不小的“灰暗的幽默”。

一种不被任何其他东西束缚的决断，其虚无主义基础在政治的概念中变得尤为明显。[44]当人们像施米特那样从每个居于中心位置的实事领域通过一个专制的决断概念而抽象出政治的规定时，按照一贯性，剩下来作为决断之所向（Wozu der Entscheidung）的就只能是超出每一个实事领域并将其置入疑问中的战争，这就是说，向着作为死的虚无做好准备，这死被理解为以身殉国，这个国已经以决断着的政治作为其特有的“前提”。施米特之断而为了政治，并不像一种宗教的、形而上学的或道德的、完全精神的决断那样，是为了确定的和决定性实事领域的一种决断，而不外是一种为了坚决性的决断（Entscheidung für die Entschiedenheit）——至于为了什么东西都差不多，因为在他们那里，决断就是政治的特殊本质。但这种形式化的决断并未直接反对那使它成为一种具体和自由决断的东西，因为后者包括，人断而为了某种确定的东西，一旦向它做出决断，则永远受到约束。只有准备赴死和杀戮[45]，而非在城邦之原始意义中所包含着的某种社会生活的秩序，对施米特的政治本质概念来说成为了“最高法庭”，对之而言，在一个公共社会中共同生活的规范状况，并不是什么特别的东西。

施米特以提纲挈领的方式作出定义：“按照其语义和历史表现，国家是一个民族显示出一种特殊本性的状态（ein besonders gearteter Zustand），也就是说它在决断性的状况中有一种决定性的状态，并且因此不同于很多可想象的个体地位，而干脆就是那地位（der Status schlechthin）。一开始就没得更多可说。这表象——地位和民族——的全部标志都是通过更多政治的标志获得其意义的，而若其政治本质被误解，那些标志也就变得不可理解。”在决断状况中，民族的政治地位对民族的每个成员都成为了决定性的，它是极端的紧急状况，或者如施米特经常说的，是战争的政治“紧要关头”，它要人为之献身。施米特对政治的分析类似于海德格尔对此在的分析，它明白自身以无可争辩的方式通过这个关于此在本身——也就是人毕竟在此这个事实（das Faktum, da? man überhaupt da ist.），或者说“实际状态”（Faktizit?t）——的最高的、不可逾越的[46]法庭得到保护，而不同于每一种把政治此在系于某个什么（Was）的规定。在战争中准备赴死和杀戮是一件最终的事情（ein Letztes），这个纯粹事实给战争一种压倒一切存在之物的专制性（Souver?nit?t），类似于一种浪漫主义政治家通过其时运（asio）原则[47]所获得的，以及自由主义资产阶级通过其众多牵系（Verbindung）——其中并无一个是无条件有义务的（verbindliche）牵系[48]——的相对性所获得的“至高无上”。

这种政治上理解的“自由赴死”以几个国家互相敌对交战为前提。因此，根据施米特的决断理论，一切政治行为和动机所归结到的那个基本区分，就是敌友之分，更确切地说，由于政治上的朋友不会挑战本己的存在，那基本区分就是本己存在与异己存在之区分，在这里，异己存在整个地否定了本己存在。但此处什么叫做异己和本己的“存在方式（Art des Seins）”，或者更确切地说，什么叫做“事关存在（seinsm??ig）”？[49]——如果政治存在与别的特殊存在方式无关，而是关乎本己存在的保存（Bewahrung）和异己存在的否定（Verneinung）本身，并且整个说来关乎政治“生存”的话？在这里，决断异己与本己存在之间的战争可能性的，是不是一种天然就有的存在方式上的区分？或者是不是相反，本己与异己存在的区分，仅仅出自一个现实的战争决断这一事实？换句话说，战争这个政治紧要关头是因为有种种在存在方式上本质差异着的民族与国家或政治“生存形式（Existenz-Formen）”，还是在一个战争场合就凑巧地或者偶然地也产生了那种依照施米特的观点是政治特有本质标志的那种最为迫切和全然生存意义上的牵系（Verbindung）和分离（Trennung）？normale Mensch）”对于公正并且公义的政治思想就是多么“有决断意义”。[90]决定性的对立不再是规范与决断之间的对立，而是规范与秩序间的对立。于是，政治概念失去了它们从前所声称的那些本质特征：斗争的特征。它们本质上变成了实证的，与全新的实证的国家秩序相适应的，这一秩序依据的是国族社会主义革命的政治决断。过去的专制的决断——从它破产以后——就顺从于新出现的具体秩序。如以霍布斯的经典方式所代表的纯粹的决断论，预设了一种“无秩序”，它只能通过从根本上决断而被导向秩序；但这种决断本身如今也已表现为断而支持一种有秩序的“共同生活”，这种生活在法律上的表现是秩序思想，而不再是纯粹决断意义的思想了。[91]

在描绘“德国至今为止的发展”时，施米特表述了其政治思想从1917年到1934年的发展——不外乎是他自己用一种轻蔑说法提及其对手凯尔森（H. Kelsen）时那样。[92]在这个发展中值得钦佩的仅仅是，施米特明显认为，用只言片语去说清自从《政治的概念》以来其专制决断论的这种不可避免的变化，甚至在其读者面前为之辩解，是完全多此一举的。

纯粹为决断而决断的热情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获得了普遍的同情。这种热情为断而支持希特勒的决断做好了准备，使作为“虚无主义革命”的政治颠覆得以可能。但它完全不仅限于政治决断论，它所标志的同样也有辩证神学以及坚定的生存哲学。这种政治、哲学和神学决断论[93]的内在关联性，将在接下来对上面在1935年写成的讨论施米特的文章的补充中，借马丁·海德格尔[94]和弗里德里希·戈加尔顿（F.Gogarten）而得到清楚的说明。《存在与时间》这部尽管是在时间的视野内提出存在问题的、看起来完全无关政治的著作，与施米特的《政治的概念》同年出版，那也是辩证神学产生最大吸引力的时候。

为了理解海德格尔的种种激进动力在当时的历史背景，将它与里尔克的一段表述联系起来是有益处的。里尔克1915年11月8日在一封信里写道，市民世界在对进步和人性的信仰上，遗忘了人类生活的“终审法庭”，忘了它“从最初就彻底被死亡和上帝所超越了”。《存在与时间》（ 与推翻魏玛政府后被一体化的教授们所发表的那些数不胜数的小册子和演讲相比，这篇演讲是高档次的，是一篇短小的在表达与结构上的大师之作。以哲学的标准来衡量，它的模棱两可性也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它懂得要使生存本体论范畴能够服务于“流俗”历史的“瞬间”，就要唤起这一假象，似乎那些范畴的哲学意图能够并且必须先天地适应于政治环境，似乎研究的自由能够并且必须先天地适应于国家的强制。“知识役（Wissensdienst）”与“劳役（Arbeits-）”和“兵役”（Wehrdienst）是一样的，以至于在演讲结束时，人们不知道是该手捧 这篇演讲以一种自相矛盾开始：用反对国家威胁大学的独立性来谈其“自我主张”，而同时又否定学术自由与自治的“自由主义”形式，以无条件地适应“元首”与“追随者”的国族社会主义模板。校长的责任就是要成为全体师生的精神领袖。但他——这位领袖——同时又是一个被领导者，受“其民族的精神使命”的领导。这种使命以什么为内容，由什么证明自己，尚不明确。使命的赋予者实际上是人们应当去意愿的“命运”。与使命的这种不明确性相应，天命就被强调为“无情的”。而以一种不容分说的命令，民族的命运就和大学的宿命息息相关：大学的使命和民族的使命是一致的。德国的学术和德国的命运在一种“本质意志”中获得力量。在演讲中，本质意志被悄悄地与强力意志等同起来，因为就国族社会主义的立场而言，本质的东西就是那种强力意志本身。普罗米修斯，这个象征着西方决意（Wollen）的人物，被说成是应当追随的“ [4]对立概念（Gegenbegriff）与相邻概念（Nebenbegriff），冯克利译文中全部译为“观念”（英译本为concept）。更重要的是，此处漏掉了对立概念（英译为counter-concept）的“对立”与相邻概念的“相邻”（英译本也漏了）。——译注

[5]冯克利通过英译本中的“correctness”译为“校正”，但此处德文是Richtigkeit，来自形容词richtig，而不是与英文correct相应的动词korregieren，因此应为“正当性”或“正确性”。即使仅从英文来看，冯也没有理解到在英文correctness中，correct是形容词意义上的，与“校正”对应的并不是correctness，而是correction。——译注

[6]《政治的概念》（Der Begriff des Politischen）， [57]同上书，gestio，它是大陆法系民法中的一个概念，是指在没有法定或约定义务的情况下，为避免他人利益受损失而进行管理或服务的行为。国家无因无偿地去为个体服务，这是被施米特所否定甚至嘲笑的。他所坚持的是国家高于个人。——译注）”（ [76]如今在政治化了的犹太人问题上也有类似的情况，典型的情况就是，存在一些对犹太人友好的反犹主义者，他们在公共场合是犹太教的敌人，私下却同时是犹太人的朋友（另请参看施米特的《宪法学说》的题词以及对多伊布勒《北极光》的研究）。施米特对此的立场，以这种把政治紧要关头同基督教爱仇敌的诫命联系起来的办法和方式，而间接地显露出来。他从“爱你们的敌人（diligete inimicos vestros）”这句话所说的情况中得出结论，即这种情况与外敌（hostis）无关，而是关于私敌。因此基督教的要求完全没有触及政治上的基本区分。但这就意味着：施米特以十足自由主义的方式（同他本人在《罗马天主教与政治形式》1925年版 [83]此处的一体化（Gleichschaltung）指的是纳粹执政期间，反对个人主义，将社会的各个领域统一到纳粹思想上来的措施。——译注

[84]《政治的概念》， [90]《论法学思想的三种类型》，第10页，第22页以下，第56页。

[91]同上书，第52页。

[92]同上书，第15页注释1。

[93]另请参照格拉夫·克罗科（Graf Krockow）最近的社会学著作《决断：云格尔、施米特、海德格尔研究》（Die Entscheidung, eine Untersuchung über E. Jünger, C. Schimitt, M. Heidegger），1958年。不过其中并未谈到神学决断论。

[94]以下请参照作者1947年在《现代》杂志中更为全面的阐述。未发表的德语文本于1939年写成并在此部分采用（首先参照《洛维特全集（S?mtliche Schriften）》第2卷《世界历史与救恩事件》（Weltgeschichte und Heilsgeschehen），斯图加特1983年版，第473页及以下数页，第614页及以下数页）。

[95]施拉格特是弗莱堡大学的学生，他在一战之后参与了反抗法国占领军的暴动，因为阴谋破坏而被枪决，并被纳粹奉为圣徒。海德格尔的演讲发表在1933年6月1日的《弗莱堡学生报》上。

[96]《洛维特全集》第8卷（Metzler出版社1984年版）将此处误印成1983年，兹据Kohlhammer出版社1960年版的洛维特《论文选集：历史生存批判》订正为1933年。

[97]阿尔弗雷德·博伊姆勒（A. Baeumler）在一本折价书（《男性社团与学术》M?nnerbund und Wissenschaft,1934年版第108页）中把从海德格尔那里分析出来的决心（Entschlossenheit）通俗化为决定（Entschlu?）。对他来说，行动不意味着决断去支持某种东西，而仅仅是根据“命运的旨意”去“赞成一种路线”。相反，因为人们知道人们想要什么，而决断支持人们认为正确的东西，则已经是“次要的”了。参看赫伯特·马尔库塞（H. Marcuse）的批评《以极权主义国家观反对自由主义的斗争》（Der Kampf gegen den Liberalismus in der totalit?ren Staatsauffassung），载于《社会研究杂志》（Zeitschrift für Sozialforschung），1934年卷，第3期，第187页以下。

[98]布雷斯劳1933年。

[99]指第尔斯（H. Diels）编的《前苏格拉底哲学家残篇》（Fragmente der Vorsokratiker）——译注

[100]原文缩写为SA，全称是Sturmabteilung，是希特勒在1923年创立的组织。——译注

[101]实际上说的是：“高尚者往往处境险恶。”

[102]SS，即Schutzstaffel，又译党卫队、党卫军。——译注

[103]此动词原型为wesen，是旧时或在诗歌中使用的词，意思是存在并活动着，其名词形式Wesen的意思是本质。在此取成语“人存政举”中的两字，译为存举。——译注

[104]即日耳曼样式。——译注

[105]参看霍白克（A. Hoberg），《人的此在》（Das Dasein des Menschen），1937年。

[106]《日耳曼命运信仰》，1934年。

[107]《什么是形而上学？》，第20页，H. Freyer受青年运动激发所做的题为《20世纪的历史自我意识》的演讲，与海德格尔的校长演讲源于同一个“时代精神”，其中自觉地表演了针对“历史发展”的“决断”。

[108]《埃卡尔特》（Eckart）杂志（在维也纳发行的一本政治杂志——译注），1952年4-6月号。

[109]《信仰与理解》（uben und Verstehen）第2卷中的《信仰的危机》（Die Krise des ubens），1931年。

[110]Verantworting的意思是责任，答辩，辩白。——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