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_正常与病态

生命：经验与科学[1]

［法］米歇尔·福柯

众所周知，法国几乎没有逻辑学家，却有为数众多的科学史家；而且，在“哲学机构”——不管是以教学为重心的还是以研究为重心的——中，他们占据了相当的位置。然而，人们是否确切地知道，在过去的15或者20年中，一直到这一机构的最前沿，像乔治·康吉莱姆的这本书那样的著作，对那些与这一机构相隔离的人们，或者挑战这一机构的人们来说，所具有的重要性？是的，我知道，有一些更热闹的舞台：精神分析、马克思主义、语言学、人种学。然而，我们不要忘了，这一事实——随你怎么想——取决于有关法国的思想环境、我们的大学</a>机构或者文化价值体系之运作的社会学：就过去这奇怪的60年而言，在所有相关的政治的、科学的讨论中，“哲学家们”——我仅仅是指那些在哲学系接受了大学训练的人们——的角色十分重要：或许就某些人的意愿而言，是过于重要了。而且，所有或者几乎所有的哲学家们，都直接或间接地与乔治·康吉莱姆的教学或者著作有关。

由此产生了一个悖论：这个人（他的著作是严肃的）刻意而精心地固守在科学史的一个特定领域（它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混同于任何一个特定的学科），却莫名其妙地发现自己出现在了自己一直留意着不要卷入的讨论中。然而，抛开康吉莱姆，你就无法更好地理解阿尔都塞、阿尔都塞主义，无法更好地理解在法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中所进行的一系列讨论；你也不可能领会像布尔迪厄、卡斯特（Castel）、帕斯隆（Passeron）的独特之处以及让他们在社会学中引人注目的东西；你也会错过精神分析家的理论著作的整个方面，尤其是拉康的追随者们的著作。更有甚者，在有关1968年运动前后的思想的整个讨论中，我们很容易找到那些或近或远地受过康吉莱姆训练的人的位置。

我并没有忽视这些在战后的几年里造成了马克思主义者和非马克思主义者、弗洛伊德主义者和非弗洛伊德主义者、某个具体学科中的专家和哲学家、学术与非学术、理论家和政治家产生对立的分裂。在这种情况下，对我来说，人们似乎会发现另一条分界线，穿越了所有这些对立。它是一条把经验、感觉和主体的哲学与知识、理性和概念的哲学区分开来的分界线。一边是萨特和梅洛-庞蒂的传统；而另一边是卡瓦耶斯（Cavailles）、巴什拉和康吉莱姆的传统。换句话说，我们所处理的是两种模式。直到很晚时——1930年左右，现象学——如果说没有变得很有名——至少最终得到了承认。也正是在那时，法国人依照这两种方式重拾现象学研究。法国的当代哲学即源于这几年。胡塞尔在1929年所做的有关先验现象学的演讲（Gabrielle Peiffer和Emmanuel Levinas的译本为Meditations cartesiennes，巴黎Colin出版社，1931；Dorion Cairns的译本为Cartesian Meditations，海牙Nijhoff出版社，1960）为这一刻的标志：现象学通过这一文本进入了法国。但它允许有两种解读：其一，沿着主体哲学的方向——这就是萨特的论文《论自我的超验性》（quo;Transcendance de l''Ego?，1935）；另一种，则是回到了胡塞尔思想的基础性原理上：形式主义和直觉主义的原理、科学理论的原理，而在1938年，卡瓦耶斯发表了两篇关于公理方法（axiomatic method）和总体理论的形成（formation of set theory）的论文。在一系列的调整、分裂、互动甚至重新结合后，不管它们是什么样子，法国的这两种思想形式，已经构成了两种在根本上依然保持着异质性的哲学方向。

表面上， 认识论（或科学哲学），科学史，它们并不是新学科。为什么要谈到新的探索呢？对于一个历史悠久、已经有了许多重要著作成果的思考领域来说，能指望有什么样的根本创新呢？每一位科学家，只要有一点点好奇心，难道不是都会对自己所从事的那门科学的历史感兴趣吗？每一位科学家难道不是都会（哪怕以一种简单的形式）对自己所从事的科学的难题、概念和方法的存在理由，向自己提出一些根本性的问题，对自己所从事的科学提出一些哲学的（认识论的）问题吗？对于每一门科学来说，不是已经存在一些杰出的、非常博学的著作吗？比如那些创作了近20年以来最伟大的数学著作、署名为布尔巴基[13]的数学家们本人，难道不是通过他们的全部著作，致力于为所有那些难题的解决提供一种预先的历史注释吗？至于科学哲学，可以追根溯源到哲学：从柏拉图到胡塞尔和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间还有笛卡儿主义哲学、18世纪的理性主义哲学，康德和黑格尔，还有马克思。科学哲学绝不仅仅是哲学诸多部分中的一个部分：它还是哲学的本质部分。因为至少从笛卡儿开始，科学、现有的各门科学[14]（先是笛卡儿的数学、然后是18世纪的物理学、19世纪的生物学和历史学、然后是自那以后的数学、物理学、数理逻辑和历史学），就成了一切哲学思考的指南和典范。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继承了这份遗产中最优秀的部分：它要求一种在深层的统一中相互映照的科学史理论和认识论。

今天，正好是这种统一成为难题、变得困难。很少有著作，无论是科学史著作还是认识论著作，给我们提出这种统一。更常见的情况是，历史学家通过讲述一系列的发现，或更好一点，通过讲述一系列的理论（以证明它们的进步，表明每一种理论如何回答了一些先前理论难以解决的难题，等等），来讲述关于某门科学的“故事”[15]。人们通过这种方式来暗示，科学的进步或“历史”，要么取决于各种发现的偶然性，要么取决于给先前还没有得到回答的问题提供答案的必然性。科学史家通过这种方式向我们表明，他们为自己制造了历史，他们谈的是关于历史的某种观念（很少说出来，但却是事实）：要么是偶然的历史观（一系列偶然的、天才的发现），要么是逻辑的历史观。我用逻辑一词，指的是蜕变，意思是指一切科学进步要通过解答那些在该科学前一阶段还没有被回答的问题而取得，因而相反，拒绝那些悬而未决的问题，提出一些完全不同的问题，就很少能取得科学的真正进步。刚才说到的这两种历史观（偶然的和逻辑的），都是唯心主义的。我们在18世纪百科全书派那里，在达朗贝尔、狄德罗、孔多塞和他们学生那里，可以找到这两种观念最纯粹的例证，它们在今天仍然普遍地被接受。

实际上，流传最广的科学史，常常只不过是简单的科学编年史。或相反，只不过是各种（唯心主义）历史哲学的编年史，它们在各门科学的发展中寻找所需之物，通过它们的“例子”，为这些哲学所具有的意识形态“价值”辩护。同样，自笛卡儿以来的现代批判理性主义（唯心主义）哲学的本质部分，也即这种哲学献给科学的很大一部分，更经常地只不过是以某门科学的结构为例子，利用这门科学的一些难题，来为那些提出和保卫整个唯心主义哲学的意识形态论点进行辩护。

近些年以来，在明确的理论形势的作用下，旧的科学史观念和科学哲学（认识论）观念重新受到质疑。这个形势就是，从真正的科学难题出发，从不同但又相对集中的难题性出发而提出来的一些理论问题相遇了。也就是马克思-列宁、胡塞尔、黑格尔，甚至尼采（对于懂得历史“诡计”的人来说，这虽然矛盾，但却又真实），还有所有那些来源于语言学模型在今天的有效性的理论问题相遇了。一些新道路已经被开创了，在认识论方面，是由卡瓦耶斯、加斯东·巴什拉和儒勒·维耶曼[16]开创的，在科学史方面，是由乔治·康吉莱姆和米歇尔·福柯开创的。

这些探索的 [3]关于这一主题，参见康吉莱姆的《生命科学史中的意识形态和理性》（Idéologie et rationalité dans l''histoire des sciences de vie），Paris，1977:21.

[4]参见康吉莱姆的《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研究》（études d''histoire et de philosophie des sciences），Paris，1968:77.

[5]康吉莱姆再次重提了Florkin在《生物化学史》（History of Biochemistry，Amsterdam，1972-1975）中所处理的例子。

[6]《生命科学史中的意识形态和理性》，14.

[7]关于认识论和历史的关系，特别可以参见《生命科学史中的意识形态和理性》的导论，11-29.

[8]《研究》（études），239.

[9]康吉莱姆，《生命的知识》（La connaissance de vie），dossiers de La Pensée: Louis Althusser，Le Temps des Cerises，2006）。——译注

[12]保罗·朗之万（Paul Langevin，1872-1946），法国物理学家，1888年和1893年先后考入巴黎物理和化学高等学院和巴黎高等师范学校，1909年任法兰西学院教授，1934年当选为法兰西科学院院士，是《思想》杂志的创办人之一。——译注

[13]布尔巴基（Bourbaki）是个虚构的人物，使用这个名字的是20世纪的一批法国数学家，最初的成员都来自巴黎高等师范学校，他们的目的是在集合论的基础上，用最具严格性、最一般的方式来重写整个数学的基础。以这个名字出版的著作有《数学原本》。——译注

[14]这里第一个“科学”原文为单数，第二个“科学”原文为复数。——译注

[15]这里的“故事”原文为带引号的“历史”（histoire），同时“讲述故事”（raconter l''histoire）在法语中还有“编故事”（欺骗人）的意思。——译注

[16]儒勒·维耶曼（Jules Vuillemin，1920-2001），与阿尔都塞同级（1939）；长期任法兰西学院认识哲学教授，在20世纪50年代曾与阿尔都塞有过很多讨论。——译注

[17]乔治·康吉莱姆不会反对奥古斯特·孔德这段令人钦佩的话：“……事实上，不仅仅是每门科学中被人们用教条的秩序分隔开的各个部分，同时在发展，相互之间没有影响——这使得人们倾向于优先考虑历史的秩序——；而且在总体上，在人类精神的实际发展过程中，我们又看到，不同的科学事实上同时在促进彼此的完善；甚至看到科学的进步和艺术的进步通过数不清的互相影响而彼此依赖。最终，一切都与人类社会的总体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这根宏大的链条是如此真实，以至于为了能有效地概括出一种科学的理论，精神就要考虑到某种与它没有任何理性联系的艺术的完善，或甚至是社会组织方面的某种特殊进步（没有它就不可能有这种发现）。我们会在接下来的大量例证中看到这一点。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只有对人类的历史进行直接而全面的研究，寸能认识每门科学真正的历史，即这门科学所包括的各种发现的真正形式。因此，迄今为止所收集到的与天文学、医学、数学的历史有关的一切文献，无论多么珍贵，都只能被当作材料来看待。”参见奥古斯特·孔德，《实证主义哲学教程》第二讲，Gouhier，Aubier，115.

[18]这里的“实证主义的”和“实证主义”对应的原文分别是“positiviste”“positivisme”。——译注

[19]“生成”的原文为“devenir”，即“变成、成为”的意思。——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