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猎物_密使

一

海鸥盘旋在多佛尔的上空。它们像团团薄雾一样飘向远方，然后又逆风振翅飞回那隐约可见的城市。与海鸥一同哀鸣的还有轮船的汽笛声，其他船只也都鸣笛应和，一片凄凉的声音响彻四方，这是对谁表示哀思呢？轮船徐徐地航行在秋天凄凉的黄昏中。这使D想起送葬行列，一辆柩车缓慢、肃穆地向着“安息的乐园”前进，柩车的驾驶员小心翼翼地驾驶着，以免震动了灵柩，就好像那具尸体害怕颠簸似的。悲痛欲绝的女人们在灵柩的布帷周围尖声号哭。

三等客舱的酒吧间挤满了人。一支橄榄球队正乘着这艘轮船回国，系着条纹领带的队员们在喧嚷着争夺酒杯，就像在球场上争夺橄榄球似的。D有时听不懂他们在叫喊什么，可能是行话，也可能是方言。对他来讲，需要过一小段时间才能恢复记忆中的英语，他的英语一度非常好，但是现在他记得的大都是文学语言了。他试图离他们远一点儿。他是一个上唇蓄起浓须、下巴有一道疤痕、额头布满焦虑烙印的中年人。可是在那狭小的酒吧间里你根本躲不开别人——不是肋部被其他的手肘碰到，就是别人对着他的脸呼出一口酒气。他对这些人感到非常诧异，看到他们那种肆无忌惮的热乎劲儿，你无论如何也不能相信战争正在进行——不仅在他所离开的那个国家正在打仗，就算是这儿，在多佛尔的防波堤外半英里的地方，也在进行着战争。他好像把战争随身带来了。D来到哪里，哪里就有战争。他怎么也搞不明白人们竟然会对此毫无察觉。

“传过来，传过来。”一名队员对酒吧间侍者高声叫着，可是他的那杯啤酒却被别人一把抢走了，那人喊：“出界。”“抢球啊!”大家齐声高叫着。

D一边侧身往外挤，一边说着“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他翻起雨衣的领子，登上寒气袭人、雾气蒙蒙的甲板；海鸥在天空中哀怨地叫着，从他头顶上疾驰而过，向着多佛尔飞去。他跺着脚，在栏杆边走来走去，好使自己不被冻僵。他低着头，甲板就像一幅军事地图，勾画出战壕、难以进攻的阵地、突出部 [1] 和累累尸体。轰炸机从他的视线中起飞，在他的脑海中，群山在爆炸声中颤动。

他在这艘悄悄驶入多佛尔的英国船上来回踱步，并没有丝毫安全感。危险已成为他自身的一部分，它不像大衣那样可以脱下来。危险已成为他的皮肤，至死也无法摆脱，只有腐烂才能把它从你身上剥掉。你唯一信任的人就是自己。一位朋友被发现在衬衫下面戴着一枚圣章，另一位朋友则属于一个名称不对的组织。他在毫无遮拦的三等舱甲板上走来走去，走向船尾，直到他的路最后被一扇小小的木门挡住，门上挂着一块牌子：“非一等舱乘客请勿入内。”曾经这种等级森严的牌子令人备感受辱，但现在等级这样一分再分后，反而已经不意味着什么了。他望了望上面一等舱的甲板，只有一个人和他一样站在寒冷的甲板上，衣领翻着，正站在船头眺望多佛尔。

D重新走回船尾，轰炸机又一次起飞，像他踱来踱去那样有规律。除了自己，你谁都不信任，有时你连能不能相信自己都没有把握。他们并不相信你，正像他们不相信那位戴着圣章的朋友一样。他们以前是对的，但谁又能断定他们现在就不对呢？你是一个被另眼看待的人。思想意识是件复杂的事，异端邪说总是不知不觉地掺和进来……他不能肯定现在自己是不是被监视着，他也同样不能肯定人们对他进行监视就一定不对。归根结底，如果扪心自问，他对于经济唯物主义的某些观点是不接受的……而那个监视人——他真是被人监视着吗？刹那间他被一种无尽无休的不信任感搞得心烦意乱。在他贴胸的兜里鼓鼓地放着所谓的信任状，但是证件已不再意味着信任。

他慢慢走回来——这是心中无形的锁链允许他往返行走的范围。透过浓雾传来一个女人清晰刺耳的叫喊：“我再来一杯。我还要一杯。”不知哪里传来了玻璃打碎的声音。救生艇后面有一个人在哭泣——不管你走到哪里，这个世界都是奇怪的。他小心翼翼地绕过船头，看到一个孩子挤在一个角落里。他驻足望着那孩子，无动于衷，就像是在看一篇字迹模糊的文章，他根本不想费劲去辨认它。他怀疑自己这一生中是否还能感受他人的情感。出于责任感，他语气温和地说：“你怎么了？”

“碰着头了。”

他说：“就你一个人吗？”

“爸爸让我站在这儿。”

“因为你碰了头吗？”

“他说我不该哭。”孩子停止了哭泣。由于把雾吸进了喉咙，他咳了起来，黑眼睛从救生艇和栏杆之间的窄缝里往外窥视着，充满戒备的神色。D转身继续踱步。他感觉自己根本不应该同孩子说话，很可能有人在暗中看着那孩子——不是他的父亲就是他的母亲。他又来到栅栏跟前——“非一等舱乘客请勿入内”——他往门里面望去。另外那个人正从雾中走过来，那人的无形锁链要比他的长一些。D先看见了那人笔挺的裤子，然后是皮衣领，最后是一张脸。他们隔着那扇矮小的门互相注视着。猝然相遇后两人都没有说话。其实，他们两人也从来没说过话，他们被政治团体、被无数死亡分隔开了——多年前，他们在路上见过面，一次是在火车站，另一次是在飞机场。D甚至连他的名字都想不起来了。

那个人先走开了，他那裹着厚大衣的身体瘦骨嶙峋，身材很高，样子灵活，但有些神经质。他那像踩着高跷似的僵直的双腿迈动很快，但总使你有一种感觉它们会一下子折断似的。他看上去仿佛已决定要采取某种行动。D想：很可能他要抢劫我，也许叫人杀死我。他的帮手、财产和朋友当然都比我多。他也一定能搞到几封写给大人物的介绍信——几年前，在成立共和国以前，他有某个头衔……公爵还是侯爵……D已经记不清了。他们俩同乘一条船，这可太不幸了，而且为了同一个目标行动的两个密使竟在把不同等级旅客隔离开的栅栏前相见了。

汽笛又一次凄厉地鸣叫起来，突然间从浓雾里冒出一条条船只、灯光和防波堤，就像很多面孔从玻璃窗里往外眺望。他们的船也是这些面孔中的一张。引擎半速运转着，然后完全停了下来。D听到海水拍打着船舷，船显然是在侧向漂动。不知道是什么地方有一个人在喊叫——好像是从海里发出喊叫一样。船继续侧向行驶，接着一下子就靠了岸，一点儿没有费事。提着手提箱的乘客纷纷被水手拦住，看上去那些急着上岸的水手好像要把船只拆散，一段栏杆在他们手中好像已经折断了。

然后旅客们提着箱子蜂拥而过，箱子上贴着瑞士旅馆或者比亚丽兹膳宿公寓的标签。D让过拥挤的人群。他随身除了那只装着一把刷子、一把梳子、一把牙刷和几件小用品的皮包外什么也没带。他已不习惯穿睡衣睡觉了，一夜之间可能有两次空袭惊扰，穿睡衣睡觉也实在太麻烦了。

旅客被分成两队等候检查护照：外国人一队，英国人一队。外国人并不多。从一等舱下船的那个高个子男人站在离D几米远的地方，皮大衣裹着的身体微微有些发抖，苍白的脸和孱弱的身体似乎和码头上这个四面透风的小棚子很不相称。但是他丝毫没有受到刁难就通过了，检查人员仅仅对他的证件瞟了一眼。他像是一件早就被鉴定过的古玩。D毫无敌意地想，我是一件博物馆的展品。那边的人在他眼里也全是博物馆的展品，他们都生活在空荡荡的冰冷的大房间里，那些房间和挂着沉闷的古画、沿着走廊摆着镶嵌饰架的公共博物馆的展览室没什么两样。

D忽然觉察自己停了下来。一个蓄着浅色上髭的彬彬有礼的人对他说：“这张照片是——您吗？”

D说：“当然是我。”他低头看了一眼照片，他已经——可以说好几年——顾不上看自己的护照了。他看到的是一张陌生的面孔，一个比自己年轻得多、显然也幸福得多的人的面孔。他当时正对着照相机微笑呢。他说：“这是以前的照片。”可以肯定那张照片是在他入狱、他的妻子被害和十二月二十三日大空袭前拍的。那一次他被活埋在地下室里足足有五十六个小时。但他无法向海关官员解释清楚这一切。

“多久以前？”

“可能两年前吧。”

“不过您的头发现在已经差不多全白了。”

“是吗？”

海关检査员说：“您是不是能站到那一边，让别人先过去？”他不紧不慢，非常客气。这主要因为此地是一个岛国，若是在他本国的话，他们马上就会叫来士兵，而且立刻就会把他当作间谍，粗声粗气、没完没了地盘问一通。海关检查员就站在他身旁。他说：“非常遗憾，我不得不耽搁您一会儿工夫。您是不是能到里面来一会儿？”他打开一扇房门。D走了进去。屋里有一张桌子、两把椅子和一张爱德华七世给“亚历山大号”特快列车命名的照片：白色高领上面那些古怪的、属于另一个时代的脸庞露着微笑，火车司机戴着一顶圆顶硬礼帽。

海关检查员说：“很抱歉。您的护照看来绝对没问题，可是这张照片，怎么说呢，您只要自己看看就知道了，先生。”

他向屋子里唯一的一块玻璃里望了望——火车头的烟筒和爱德华国王的胡子使他的形象看不大清楚——但是他也不得不承认，那位海关检查员并不是故意为难他。他的样子确实同护照上的照片不同了。他说：“我从来没有注意到我变得这么厉害。”海关检査员对他端详了一番。过去的D——他现在记起来了：只不过是三年以前，他四十二岁的时候，可那是多么年轻的四十二岁啊。他的妻子随他一起来到照相馆，他刚刚向大学</a>请了六个月的假，出来旅行，当然是和她一起。三天后，内战爆发了。他被关在军事监狱中长达六个月之久——他的妻子被枪杀了——那是由于一次误会，并不是暴行——后来……他说：“您知道战争把人都改变了。那是战前照的。”他当时正在对一个笑话开怀大笑——是有关菠萝的笑话。那会是多少年来他们准备在一起度过的 还好，他记得门牌号码——35号。颇有些出乎他的意料，那竟是一家旅店，虽然并不是一家讲究的旅店。敞开的大门在欧洲每一座城市都明确无误地标明了它的等级。他察看了一下自己置身的地方——他对这个地区的记忆已经十分模糊了。这里的环境只给予他一种朦胧的感觉，使他记起他在大英博物馆读书时的日日夜夜，攻读学术著作，恋爱，和平的日子。这条街道的一头通向一个大广场——有雾中黑魆魆的树木，一家带有奇妙的圆形屋顶的不很高级的旅店和一个推销俄式浴盆的广告牌。他走进这家小旅店，在室内的玻璃门前按了按铃。不知什么地方传来钟敲六点的声音。

一张憔悴、瘦削的面孔望着他，那是一个十四岁左右的女孩子。他说：“我想，这里为我保留了一个房间。我的名字是D。”

“哦，”那个女孩说，“我们以为你昨天晚上就会来的。”她怎么也系不住围裙带。眼角的白色说明她还睡意未消。可想而知，那只不留情面的闹钟如何在她耳边发出刺耳的鸣响。他温和地说：“给我钥匙，我自己上去就行了。”她不知所措地望着他的脸。他说：“路上遇到一点儿麻烦——汽车出了毛病。”

她说：“27号房间，在顶上。我带你去。”

“不用麻烦了。”他说。

“噢，这没什么麻烦的。那些短期住客才要命呢，一夜进进出出三四回。”

因为总是同不三不四的人打交道，她的纯洁和天真都已经失去了。开始两段阶梯还铺有地毯，再往上就只是光秃秃的木楼板了。一扇门打开了，一个穿着华丽睡衣的印度人露出他那双充满乡愁的迟钝的眼睛往外注视着。D的那位向导步履沉重地走在前面。她的一只袜子后跟有个窟窿，每走一步那窟窿都从趿拉坏了的鞋后跟里滑露出来。如果年岁再大一些，她无疑是个邋遢女人，但是在她这个年纪就显得惹人哀怜了。

他问：“有人给我留过话或是信吗？”

她说：“昨天晚上有个男人来这儿找你。他留下一张条子。”她打开房门的锁，“在梳洗台上。”

房间很小：一张铁床、一张铺有流苏台布的桌子、一张藤椅和一个蓝格子的棉布床罩，干净倒还干净，但是已经洗得褪了色，有些地方快要破了。“你要热水吗？”那孩子无精打采地问。

“不，不要，不要麻烦了。”

“那你早饭吃什么？——多数客人吃熏鱼或是煮鸡蛋。”

“我今天早上什么都不要。我要睡一会儿。”

“一会儿要我来喊醒你吗？”

“哦，不用，”他说，“这么高，爬上爬下也不容易。再说我习惯自己醒。你不用麻烦了。”

她热诚地说：“给上流人干事情我心甘情愿。这儿的人都是‘打短儿的’——你知道什么叫‘打短儿的’吧？要不就是印度人。”她注视着他，目光中流露出一种忠诚与倾心的神情，她正处于只要一句话就可以永久把她占有的年龄。“你有行李吗？”

“没有。”

“算你走运，有人把你介绍到这里来。我们从不留宿没有行李的旅客——如果他们自己来是租不到房间的。”

他有两封信，都倚在梳洗台的漱口杯上。他拆开的[4] 谈论穷苦人时不是说过：“他们不能吃蛋糕吗？”

老板娘走了。电话机可能还有一条线，她可能通过另一部电话机一直在偷听他们的谈话。那个小女孩正赌着气专心致志地打扫过道。他停住脚步望了她一小会儿。有的时候一个人不得不铤而走险。他说：“你能不能到我屋子里来一会儿？”她进来后，他把门关上，“我说话声音不能太大——不能让老板娘听见。”他看见对方那副忠心耿耿的样子又吃了一惊——他到底做了什么事赢得她的这种忠诚？一个年已半百的外国人，刚刚揩净脸上的血迹，疤痕累累……他只对她说过五六句表示同情的话；难道她周围的人从来不对她讲这种话，所以他讲的这几句就自然而然地引起她——这种情感？他说：“我想请你帮我一个忙。”

“什么事你说吧。”她说。他想，她对克拉拉大概也是这么忠心耿耿。假如一个年轻女孩儿因为没有别的朋友而把感情寄托在一个老年外国人和一个妓女身上，她过的该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啊!

他说：“不能让任何人知道。我身边带着一些文件，有人极力想搞到手。我想求你帮我把它们藏起来，明天再还给我。”

她问：“你是间谍吗？”

“不是，我不是。”

“你是干什么的，”她说，“我不在乎。”他坐在床上把鞋脱下来，她目不转睛地望着他。她说：“打电话的那位太太……”

他抬起头来，一只手拿着袜子，另一只手拿着证件。“千万不能让她知道。这事只能你知我知。”她的脸庞一下子变得容光焕发了，倒好像是他送给她一件珠宝。他马上改变了主意，不准备给她钱了。他不妨在离开的时候送给她一两件礼物，如果她愿意的话可以换成钱，但绝不应该这么给她钱，这会使她觉得受到侮辱，会伤了她的心。“你会把它们藏在什么地方？”他问。

“你藏在哪儿我就藏在哪儿。”

“不能让任何人知道。”

“我发誓。”

“最好现在就藏。立刻就办。”他转过身去望着窗外。旅馆镀金字母的大招牌就挂在窗下，四十英尺下面就是霜气凝结的人行道，一辆煤车正慢悠悠地驶过。“现在，”他说，“我得再睡一会儿。”连日来睡眠不足，他一定得把觉补过来。

“你不吃午饭了？”她问，“今天中午伙食还不算太糟糕。有洋葱土豆炖羊肉和蜜糖布丁。吃点儿饭会使你身体暖和。”她又说，“我给你多盛点儿——趁她看不见的当儿。”

“我现在可不习惯吃这么多了，”他说，“我来的那个地方，人们都学会了不大吃东西。”

“可是人总得吃饭啊。”

“是啊，”他说，“我们发明了一个省钱的法子。大家看看杂志刊登的食品广告就成了。”

“别胡说了，”她说，“我才不信你的话呢。你怎么也得吃饭。假如你的钱……”

“不是，”他说，“绝不是钱的问题。你放心，我今天晚上会吃得非常好。可现在我只想睡觉。”

“不会有人进这间屋子来的，”她说，“不会有人进来。”他能听见她像个哨兵似的在外面走廊上走来走去的声音。时不时传来一两下噼噼啪啪的声响，她可能正装模作样地在外面打扫卫生。

他和衣躺在床上。这次无须嘱咐他的潜意识到时间叫醒他了。他每次睡眠从没超过六小时，这是因为两次空袭之间的间歇时间最长也不超过六小时。可是这次他无论如何也无法使自己入睡——在这之前他一直把那些文件带在身边。在横穿欧洲大陆的整个旅程中他都随身带着这些文件，到巴黎的快车上如此，到加来和多佛尔来仍然如此。就是在他挨打的整个过程中，那些文件也还是安全地藏在他的鞋里，他的脚后跟一直扮演着一个忠实卫兵的角色。一旦那些文件不在自己身边，他的心情就变得十分不安。那些文件是他唯一的身份证明，可现在他什么也不是了——只是一个躺在一家下等旅店的肮脏破烂的床上的不受欢迎的外国人。倘若那个女孩子向人炫耀他对她的信任，那……可是他信任她的程度却超过对其他任何人。她很单纯，但这又可能使她在换袜子的时候把那些文件随手一扔，忘到脑后……L，他有些气愤地想，是绝对不会这么干的。从某种角度来看，他的国家的暗淡前途完全悬在这个收入微薄的孩子穿的袜子上。这几张纸就可以换得两千英镑——这是已经被证实了的。假如你允许他们赊欠的话，他们出的价码还要高得多。他感到浑身无力，就像剪掉了头发的大力士参孙。他差一点儿坐起来把爱尔丝喊回来。可是即使他把她喊了回来，他又能拿那些文件怎么办呢？在这间光秃秃的小屋中实在找不出地方可以藏它们。而且从某个方面来讲，穷人的前途依靠穷人自己也还是适宜的。

时间过得非常慢。他想这样也可以算休息吧。过了一会儿过道里变得一片寂静。她没办法再在那儿磨磨蹭蹭地假装扫地了。要是我有一支枪，他想，我就不会感到这么束手无策了。可是他没有法子把枪带进来，经过海关检査的时候太冒险了。也许这里有办法私下弄支左轮枪，可他却不知道到哪儿去弄。他发觉自己确实有些被吓住了。时间不多了——他们肯定很快就会对他下手的。他们既然一出场就揍了他一顿，下一步很可能会采取更厉害的行动。只身处于危险之中使人有一种奇特、孤独和恐怖的感觉。过去可不是这样，那时他有全城的人陪伴着自己。他感到他又回到了牢狱中，狱卒正跨过沥青路向他走来。那时他也是孤身一人。古时候同对方交锋可好得多：罗兰在荆棘谷也有伙伴——奥列弗和托宾 [5] 全欧洲的骑士都赶来帮助他。人们由于共同的信仰而团结一致。甚至异教徒也会站在基督教徒一边反对野蛮的摩尔人。他们或许在圣父、圣子、圣灵这个问题上看法不同，可是一涉及根本问题，他们就团结得像一个人了。现在经济唯物主义却有这么多不同的流派、这么多政治团体。

透过寒冷的空气从街头传来几声吆喝——谁有破旧衣服要卖，修理椅子!他曾经断定战争毁灭了一个人的感情，看来这并不真实。这些吆喝声使他充满了痛苦的怀旧之情。他就像一个年轻人那样把头埋在枕头里。它们把他的思想清晰地带回到结婚以前的岁月中。那时他们俩曾一起倾听这种吆喝声。他觉得自己像是一个献出全部心灵的年轻人，到头来却发现自己被愚弄了，被戴上了绿帽子，被彻底欺骗了。他又觉得自己像一个因沉湎于一时的荒唐而毁掉终身的年轻人。生活就像是作伪证、发假誓。有多少次他们曾发誓：要死的话，两人就在一个星期之内先后死去，可是他却没有死。他在牢狱中幸存下来，从废墟中活着爬了出来。那颗炸塌了四层楼房的炸弹炸死了一只猫，却饶了他的命。真的以为用一个女人就能让他上钩？要么这也许是伦敦——一座在和平日子中的外国城市——特地为他准备的，好叫他恢复旧日的情感：绝望？

薄暮降临了，灯火像是一层霜气，笼罩住一切。他睁着双眼重新仰面躺到床上。是啊，就像回到家中似的。过了片刻他又爬起身来，刮了刮脸。该出发了。当他走进寒冷的夜色中时，他伸手把外衣的扣子一直扣到下巴底下。从市区刮过一阵东风，风中带着一股商业大厦和银行大楼的侵骨的寒气。这使人们想到长长的过道、玻璃门和死气沉沉的日常公务。那是一阵使人感情冻结的风。他向吉尔福特大街走去——下班高峰时间已过，去剧院的人还没有动身。那些小旅店里正在摆晚饭，一些东方人从他们的单人间里向外张望着，面色阴沉，充满了对家乡的思念。

在他拐到一条侧街上时，他听见后面传来一个人的声音，那是一个有事相求的人低低的话语声，听上去彬彬有礼：“劳驾，先生。劳驾。”他停住脚步。那个人戴着一顶非常破旧的圆礼帽，穿一件拆掉了皮领的黑色长大衣，过分斯文地鞠了一躬。他的下巴上留着白色的短须，泡泡眼布满血丝，伸着一只仿佛是准备接受别人亲吻的筋骨外露的憔悴的手。那人马上就用一种只有高等学府——或是舞台上——才残存的腔调道歉说：“非常对不起，我想和您说几句话，先生。情况是这样的，我现在处境非常尴尬。”

“处境尴尬？”

“只要几个先令就行了，先生。”D对此非常不习惯。在他的国家，乞丐总是叫人一目了然地看到自己的穷困不幸，站在教堂的门口，裸露着身上的烂疮。

这个人却带着一脸藏头露尾的焦虑神色。“不然我是不会对您说的，先生，当然了，我感觉到您这人——怎么说呢，也是位上等人。”这是乞讨时有意的阿谀奉承呢，还是获取同情的一种行之有效的手段？“当然了，要是不方便的话，就当我没说。”

D把手伸进口袋里。“别在这儿，假如您不介意的话，先生，别在大街上叫别人看到。请到那边背静的地方。向一位素昧平生的人这样借钱实在不好意思。”他不安地侧身走进一条僻静的小巷。“您完全可以想象得到我的处境。”这地方停着一辆汽车，一幢房子的巨大的绿色大门关闭着，附近没有人。“好吧，”D说，“喏，这是半个克朗。”

“十分感谢，先生。”他把钱一把抓了过去，“或许有一天我可以报答……”他迈着两条瘦长的腿走出小巷，来到大街上，最后消失在视野外。D跟在他后面往外走。他身后嗖地响了一下，墙那面忽然飞来一块碎砖头，狠狠地打在他的脸上。记忆提醒了他，他撒腿就跑。街道两旁的窗口灯光明亮，拐角上站着一个警察，他逃离危险了。他心里明白，刚才是一个人用带有消声器的枪向他开了火。是个笨蛋。他忽略了这一点，上了消声器以后枪就不容易瞄准了。

那个乞丐，他想，肯定在旅馆门口就等着他，把他诱到那条僻巷。要是击中了他的话，他们就用停在那里的车子把他的尸体运走。或许他们只准备把他打伤。他们多半还没决定该怎么办，这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解释子弹为什么没打中他，就像打枪时望着这个打那个，结果哪个都没打中。可是他们又怎么知道他离开旅馆的准确时间呢？他加快了步伐，来到伯纳德街，他心里隐隐约约有一股怒气。那个姑娘，当然了，不会在车站等他。

可是她却在那儿等着。

他说：“我没有想到能在这儿看见你。在你的朋友向我开枪以后我真不抱什么希望了。”

“听我说，”她说，“有些事情我不愿相信也不能相信。我到这儿来是向你道歉的。关于昨天夜里发生的事情。我不相信你想偷车，可我当时喝醉了，失去理智了……我万万没想到他们要那么打你。主要是那个白痴库里。可是假如你现在又要作戏……是不是想再玩一套新的骗取别人信任的把戏？企图打动一个富于幻想的女孩子的心？你还是放聪明一点儿，你这是白费心机。”

他说：“L知道你七点半在这里和我会面吗？”

她略有些不安地回答：“L不知道，可是库里知道。”这种直言不讳使他大吃一惊。她可能确实是无辜的。

“他拿走了你的笔记本，你知道。他说笔记本不能还给你，这样你就不会再搞什么鬼了。我今天和他通过电话——他在城里。我告诉他我不相信你要偷汽车，我要见你并且把笔记本还给你。”

“他把笔记本给你了？”

“这不是吗？”

“你是不是把时间和地点也告诉他了？”

“有可能。我们谈了半天。他总是跟我争辩。可是你说库里开枪打你算是白说——我不相信。”

“噢，是的，就连我也不相信。我觉得是他碰巧遇见了L，而且把我们会面的事告诉他了。”

她说：“他和L一起吃的午饭。”她神色激动地喊道：“这一切太离奇了。他怎么可能在大街上向你开枪——在伦敦？警察都干什么去了？还有枪声，周围又都住着人？你为什么到这里来？为什么不去警察局报告？”

他依然和善地说：“让我一件一件地给你解释。是在一条僻巷，不是大街。枪上安有消声器。至于我为什么没去警察局，主要是为了和你在这儿的约会。”

“我不信。我怎么也不会相信。你难道看不出来，倘若事情真像你说的那样，生活就全然不一样了？一切都要从头再来了？”

他说：“对我来讲这一点儿都不奇怪。在我们国家里，我们就是和子弹生活在一起的。即使在这儿你也得习惯这个。生活从来没什么两样。”他拉起她的手，就像是领着一个孩子似的沿着伯纳德街走去，然后拐到格兰威尔街。他说：“没危险了。他不会待在那里。”他们来到那条僻巷。他从过道里捡起一小块砖头，说：“你看，他击中的就是这个。”

“拿出证据来。拿出证据来。”她暴躁地喊。

“我想这办不到。”他用指甲抠了抠墙，在寻找什么。子弹有可能嵌入墙里……他说：“他们是在孤注一掷。昨天在盥洗室就来了这么一次——后来的事你都看见了。今天有人搜查了我的房间，当然也有可能是我们自己人干的。可是这次——今天晚上——他们使用的手段更进了一大步。除了没杀我，他们什么方法都用到了，但我想他们是达不到目的的。杀死我可没那么容易。”

“噢，上帝，”她突然说，“这是真的。”他转过身来。她手里捏着一颗弹头。弹头打在墙上又弹回到地上。她说：“这是真的。我们得采取措施。警察……”

“我走时谁也没有看见。也没证据。”

“你说昨天夜里你收到一张条子，提出要给你钱。”

“是啊。”

“那你为什么不同意？”她怒气冲冲地问，“你不应该被人打死。”

他突然觉得她要歇斯底里了。他抓起她的胳膊把她推进一家酒馆。“两杯白兰地。”他说。他开始满怀希望、喋喋不休地谈了起来。“我想请你帮我一个忙。我住的那家旅馆有一个小姑娘——她帮了我一个忙，结果为此被解雇了。你能不能给她找一个工作？你肯定有不少好朋友。”

“噢，别当堂吉诃德了。”她说，“你把你的事再给我讲点儿。”

“我能告诉你的就这么多了。非常明显，他们就是不愿意让我见到你的父亲。”

“你是不是他们所谓的爱国人士呢？”她既生气又有些蔑视地说。

“噢，不。我想不是。你知道，他们那些人才总是把所谓的‘我们的国家’挂在嘴边。”

“那你为什么不接受他们的钱呢？”

他说：“一个人怎么也得选择一种行为准则活下去，不然一切就都无所谓了，甚至可能用煤气炉了此残生。我选中的是那些几世纪以来一直吃别人残羹剩饭的人。”

“可是你的人民一直是被别人背叛乃至出卖的。”

“这并没有什么关系。你不妨把这看作是某些人的唯一职业——否则他们就无所事事了。不能任何事都讲道德。我们的人也像对方一样施行暴力。我想假如我相信上帝，事情就简单得多了。”

“你真认为，”她说，“你的领导人比L的领导人要好一些？”她一口把那杯白兰地灌下去，然后用那个小弹头神经质地敲着柜台。

“我并不这样想，当然不这样认为。但我还是更喜欢我们领导下的人民——即使我们的领导把他们领向完全错误的方向。”

“换言之，对也好错也好，你是为了穷人。”她嘲弄道。

“正像我对自己的祖国一样，对也好错也好，我一定得站在它一边。一个人一旦选择好该站在哪一方，就再也退不出来了——当然了，他很可能选择错了。这只有由历史去评判。”他伸手把她手中的子弹头拿了过来，接着说，“我得吃点儿东西。从昨天夜里到现在我还一口东西都没吃呢。”他端起一盘三明治向一张桌子走去。“来吧，”他说，“吃一点儿。我每次和你见面，你都是空肚子喝酒。这对神经没好处。”

“我不饿。”

“我可饿了。”他拿起一块火腿三明治咬了一大口。她用手指在一件闪闪发光的瓷器顶端磨来磨去，发出吱吱的响声。“告诉我，”她说，“在这一切发生之前你是做什么的？”

“我是一个讲师，讲授中世纪法国文学。”他说，“并不是一个很有趣的职业。”他笑了，“可也有它的乐趣。你听说过《罗兰之歌》吧？”

“听说过。”

“是我发现的伯尔尼抄本。”

“这对我毫无意义，”她说，“我这人生来不学无术。”

“最好的抄本是你们牛津大学的那部——只是里面后人篡改的地方太多了——而且还有遗漏的地方。再往下是威尼斯抄本，对遗漏的地方做了一些补遗，但是并没有补全……那部抄本价值不高。”他自豪地说，“我发现了伯尔尼抄本。”

“是你发现的，这没错吧？”她阴郁地说，目光注视着他手中的子弹头。然后她抬头看了看他那带有伤疤的下巴和受伤的嘴。他说：“你还记得那故事吧——比利牛斯山的后卫，在奥列弗看见撒拉森人到来的时候，他如何督促罗兰吹响号角以便召回査理曼大帝？”

她的心思似乎都用来审视他的伤疤了。她问道：“这是怎么回事……”

“罗兰说什么也不肯吹号角——他发誓说，任何敌人来攻他都不吹。一个勇敢的大傻瓜。战争期间人们总是选错了英雄。奥列弗才应该是这支颂歌中的主人公，他不该和那个嗜血成性的主教托宾一起被描写成二流角色。”

她说：“你妻子是怎么死的？”可是他下定决心不使他们的谈话涉及他经历的那场战争。

他说：“后来呢，当然了，当罗兰手底下的人都战死了或者即将死去，连他自己也快要完了的时候，罗兰这才说他要吹号角了。这时候颂歌的作者着重描写了这个场面——用你们的话应该怎么说？大肆渲染一通。他嘴中流出鲜血，太阳穴的骨头被打碎了。可是奥列弗还在奚落他。他一开始就有机会吹号角，这样所有的人也就都得救了，但是为了保持他的荣誉他就是不吹。现在他看到自己被打败而且就要死了，他才想起要吹号角，使他的民族和他自己的名字蒙受耻辱。就让他安静地死去吧，让他为自己的英勇精神所造成的一切危害自鸣得意吧。我刚才对你说过奥列弗才是一位真正的英雄吗？”

“你说过吗？”她说。很明显她并没有听他说的话。他看到她在强忍眼泪，而且很不好意思。可能这是一种自我怜悯吧，他想。他从来不关心这种情感，即使在一个少女身上表现出来他也无动于衷。

他说：“这正是伯尔尼抄本的重要性。在这部抄本中奥列弗被重新创造了。这使得整个故事不仅仅是一篇英雄史诗，同时也成为一部悲剧。而在牛津那部抄本中，奥列弗却被描写成一个事事俯首听命的人，他完全是出于意外才失手打死了罗兰，因为他的眼睛受伤后瞎了。这个故事，你看，是经过整理让它变得适合……但是在伯尔尼的抄本中他是完全有意识地打倒了他的朋友——理由是他朋友的所作所为给他手下人带来了重大损失，那么多生命无谓地牺牲了。他恨他所爱的人——那个自负的勇敢傻瓜，关心自己的荣誉甚于关心信仰的胜利。但是你也可以看到，这个抄本描写古堡中举行宴会的场面时是多么苍白无力，那段穿插着猎犬、芦苇和酒杯的描写。诗人只能这么写，为了迎合那些中世纪贵族的胃口。只需要有点傲慢自负的性格和一双强壮有力的胳膊，他们也可能成为一个个小罗兰——但是他们并不了解奥列弗想做的是什么。”

“我更喜欢奥列弗，”她说，“不论什么时候。”他惊奇地看了看她。她说：“我的父亲，当然了，正像你的那些贵族，是赞成罗兰的。”

他说：“我刚出版了那部伯尔尼抄本，战争就开始了。”

“战争结束后，”她问，“你准备干什么？”

他从来没想到过要考虑这个问题。他说：“哦，我想我是见不到那天的。”

“跟奥列弗一样，”她说，“假如你能办到的话，你是会结束这场战争的。但是像现在这个样子……”

“哦，我不是奥列弗，正像我的国家中那些可怜的浑蛋也不是罗兰一样。也许L倒是加纳隆。”

“谁是加纳隆？”

“是书中的一个叛徒。”

她说：“你真的对L那么了解吗？我觉得他这个人还不错。”

“他们知道怎样表现自己。他们练习这种艺术已经几个世纪了。”他把自己的那份白兰地喝了下去，说，“是啊，我到这里来了。我们为什么要这么一本正经地谈话？你邀请我到这儿来，我来了。”

“我当时想，我没准儿可以帮助你，就是这么回事。”

“为什么？”

她说：“昨天晚上他们打完你我直恶心。库里当然认为是因为喝多了酒的缘故。其实是因为你的脸。噢，”她痛苦地说，“你应该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什么地方都没有信任。我从来没见过一张诚实的面孔。我的意思是说对什么都诚实。我父亲手底下那些人——他们对于食物，哼，也许还有爱情——那些使他们透不过气来的妻子，倒是实心实意的，可是一牵扯到煤或是那些工人……”她说，“假如你希望从他们手中搞出东西来，看在上帝的分儿上，千万别想用言语说服他们，也别想用言语打动他们。让他们看看支票簿，签一份合同——把事情定死。”

在酒吧间的另一边，一群人正在聚精会神地玩投镖游戏。他说：“我不是到这里来乞讨的。”

“这件事对你真的很重要吗？”

“今天的战争和罗兰时代的已经完全不同了。煤可能比坦克更为重要。我们搞到的坦克已经超出了我们的需要。虽然那些坦克并不怎么好。”

“但是加纳隆依然有可能把你的计划破坏吧？”

“也不是那么容易。”

她说：“我想，你见我父亲的时候他们都会在座。就是一群小偷也还要讲点儿义气。高尔德斯坦因同老费廷勋爵、布里格斯托克——还有福布斯。面对你的这些对手你最好心中有个数。”

他说：“你还是少说两句吧。不管怎么说，他们都是你的人。”

“我没有人。说来说去我祖父还是一名工人呢。”

“你真不幸，”他说，“你生活在两军对阵之间的无人地带。在我生活的地方，我们都不得不选择一方。当然了，双方对我们都不信任。”

“你可以相信福布斯，”她说，“我指的是有关买煤的事。自然不是事事都信任他。他的名字就是骗人的——他是犹太人，真名叫福尔斯坦。在爱情方面他也不诚实。他想和我结婚。所以我知道他在这方面不老实。他在谢波德市场那儿有一个情妇。他的一个朋友告诉我的。”她忽然笑起来，“我们还有些好朋友。”

这是D在这一天 “接着布里格斯托克先生又怀疑我冒名顶替图谋钱财——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想。”

“我知道了，”秘书说，“看来肯定就是这个人。是的，我们就把他扣在这儿。”

“现在我又被控告使用假护照，”D接着说，“作为大学讲师，我这些履历可真不光彩。”

“别开玩笑了，”罗丝说，“简直是疯了。你是D。我知道你是D。如果你还不算正人君子，那么这个肮脏的世界简直……”

秘书说：“警察局已经来找你这个人了。不要乱动。我的口袋里有一支手枪。他们要问你几个问题。”

“不会只问几个，”D说，“偷车……冒名顶替……假护照。”

“还有一个姑娘死因不明的事。”秘书补充说。

四

噩梦又重新回来了。他成了一个带着传染病菌的人，他到什么地方，暴力也跟随他到什么地方。像一个伤寒传播者，他要对所有素昧平生的人的死负责。他在一把椅子上坐了下来，说道：“什么姑娘？”

“你很快就会知道的。”一秘说。

“我想，”福布斯先生说，“我们最好还是走吧。”看上去他有些迷惑不解，事情的发展越来越复杂了。

“您最好还是先不要走，”第一秘书说，“他们很可能要了解一下这个人的行动。”

“我不走。这太令人不可思议了，简直疯了……”罗丝说，“你可以对他们解释今天一整天你都到过什么地方吗？”

“噢，当然可以，”他说，“而且我今天每一分钟的行动都可以找到见证人。”他不那么悲观绝望了，这显然是个误会，他的敌人用不了多久就会承认自己搞错了。可是就在这个时候，他又想起第一秘书提到死人的事不会是假的，在某个地方，肯定有某个人死了。这绝不是什么误会。他心中的感情更多的是怜悯，而不是恐惧。说起来他已经经历过那么多陌生人的死亡场面，可以说已经习惯了。

罗丝说：“福尔特，你不相信这件事吧？”他从她这句话中又一次听出怀疑的语气。

“怎么说呢，”福布斯说，“我也不知道。这太离奇了。”

但是她又一次在极为关键的时刻说出了几句非常有分量的话：“假如他是冒充的，为什么还会有人向他开枪呢？”

“要是他们真的向他开过枪的话。”

秘书坐在门口，故意装作非常讲礼貌，不听他们的谈话。

“但是我亲手找到了那颗子弹头啊，福尔特。”

“依我看，一颗子弹头完全可以事先做点儿手脚。”

“我不相信。”D注意到她不再说她从来不相信会有这种事了。她转过身去，背朝向他。“他们现在还要做什么？”

福布斯说：“你最好离开这里。”

“去哪儿？”她问。

“回家。”

她笑了起来——完全是歇斯底里的狂笑。除她以外谁都不出声，他们只是等待着。福布斯开始端详那些照片，就好像那些照片非常重要似的。过了一会儿，门铃响了。D一下子站起身来。第一秘书开口说：“别动。警察局的先生们会进来的。”两个人走了进来，他们看上去就像一个是店铺老板，一个是店铺伙计。那个年纪大一些的警察说：“是D先生吗？”

“是。”

“你是不是和我们去一趟警察局回答几个问题？”

“就在这儿问吧。”D说。

“就随你吧，先生。”他站在那儿一言不发，等着其他人离去。D说：“我不反对这几个人在场。假如你们只是要了解一下我去过的地方，他们还会有些用处呢。”

罗丝说：“他怎么可能做这种事？今天任何时间他都可以找到证人……”

警长有些左右为难，他说：“这件事很严重，先生。假如你去一趟警察局，不管对谁都会方便些……”

“那么就逮捕我好了。”

“我在这里不能逮捕你，先生。再说，事情还不到那个地步。”

“那就问你的问题吧。”

“我相信你认识一位克鲁尔小姐，是不是？”

“我连听都没听说过这个名字。”

“恐怕不对吧。你就住在她干活的那家旅馆。”

“你说的不是爱尔丝吧？”他一下子站了起来，伸出手来朝那个警长走过去，几乎是恳求地说，“他们没有对她下毒手，你说是吗？”

“我不知道你指的‘他们’是谁，先生。但是那个姑娘已经死了。”

他喊道：“噢，天哪，这都是我的错。”

警长依然不紧不慢地说着，就像是医生在对病人讲话：“我应该提醒你，先生，你说的话全部……”

“这是谋杀。”

“从技术性讲，可能是，先生。”

“你说技术性是什么意思？”

“你先不必注意这个，先生。此刻我们所关心的是——这个姑娘似乎是从顶层的一个窗户跳下楼的。”D记起从楼上俯视，下面的街道在雾中若隐若现的样子。他听见罗丝说：“你们不可能把他扯进去。从中午起他就一直在我父亲家中。”他又忆起他妻子逝世的消息是如何传到他耳中的。他当时还认为这样的消息以后再也不会伤害他了。一个被火烧伤的人是不会害怕再挨一下烫的。但是这次他的感觉却像是自己唯一的孩子死去了一样。在她掉下去之前她肯定吓得魂不附体。这是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你和那个姑娘是不是有亲密关系，先生？”

“不。当然不。这怎么可能，她还是个孩子呢。”大家都目不转睛地盯着他，警长的嘴巴在令人敬畏的店铺老板式的上髭下面抿得紧紧的。他对罗丝说：“您最好还是离开这里，太太。案情牵扯到的一些事情不太适合女士们听。”

她说：“你们搞错了。我知道你们搞错了。”福布斯先生拉着她的胳膊把她带了出去。警察对第一秘书说：“您要是愿意待在这儿，就待在这儿，先生。这位先生可能希望自己的使馆为他出面。”

D说：“这并不是我的使馆，事情很清楚。现在不要理会这种事了。往下问吧。”

“有位印度客人，叫作穆克里，也在你住的那家旅馆住。据他说，早上他看见那个姑娘在你的房间里，正在脱衣服。”

“这简直荒谬绝伦。他怎么可能知道？”

“他对这件事倒不隐讳，先生。他偷看来着。他说是为了取得资料——我并不知道他要什么资料。据他讲，那个姑娘当时正在床上脱袜子。”

“原来是这么回事。我现在明白了。”

“你现在还否认你们之间关系过分亲密吗？”

“我否认。”

“那么她在那儿做什么呢？”

“我头一天夜里交给她一些很重要的文件，让她替我收藏。她一直把这些文件放在袜子里随身带着。你要知道，我有理由认为我的房间可能被搜査或是我本人遭到攻击。”

“什么样的文件，先生？”

“我的政府交给我的文件，证明我的代理人身份，并且授权给我签订一项生意合同。”

那名警察说：“但是这位先生认为，事实上你并不是D先生。根据他的看法，你是用一张死人的护照到这儿来的。”

D说：“哦，是的，他这样看有他的理由。”罗网已经在他周围收口了，他被死死罩在里面。

那个警察说：“我能看看那些文件吗？”

“让人偷了。”

“在什么地方偷的？”

“在本迪池勋爵的家里。”他的这种解释别人当然是不相信的。他自己对这个荒诞不经的故事也感到很可笑。他说：“是本迪池勋爵的男仆偷的。”有那么一会儿大家谁都没有开口，那个警察甚至连记录都懒得记了。他的那个同事努着嘴唇，东瞧瞧西看看，就好像他对罪犯的供词早已失去了兴趣似的。盘问D的警察说：“我说，咱们还是回头说说那个姑娘吧。”他停了一会儿，似乎是给D一个机会重新考虑他准备编造的故事。他说：“你能不能对这个自杀事件为我们提供一点儿线索？”

“不是自杀。”

“她不幸福吗？”

“她不是今天才不幸福的。”

“你是不是威胁过要抛弃她？”

“我并不是她的情人，老弟。我不能和孩子谈恋爱。”

“你是不是无意中对她说过，你们要一起自杀？”马脚终于露出来了：他们认为D曾经同爱尔丝订过一个一同殉情的誓约，警察刚才谈到的“真正意义上的谋杀”也正是指这个。他们臆断他把她带到一个深渊，自己却一走了之。这是极端懦弱的表现。天知道他们怎么会这么想。他有气无力地说：“没有说过。”

“我想随便问问。”那个警察说，目光随即转开，开始打量起墙上那几张照得非常糟糕的照片来。“你为什么要住在这家旅馆呢？”

“房间是在我到达之前就预订的。”

“这么说你以前就认识这位姑娘？”

“不，不认识，我已经将近十一年没来过英国了。”

“你选中的这家旅馆可是有点儿古怪。”

“是我的雇主挑选的。”

“可是你在多佛尔对海关检査员却说要住在滨河旅馆。”

他简直想举手投降了，自从上岸以后，他经历的每一件事似乎都在这条绳索上加了一个死结。尽管如此，他还是固执地说：“我当时认为那只是例行公事。”

“你为什么这么认为？”

“海关检査员向我挤了挤眼睛。”

那名警察禁不住叹了一口气，从他的表情看，他简直想把记录本一合了事。他说：“这么说你对于这起自杀事件提供不出什么线索了？”

“她是被谋杀的——凶手就是老板娘和一个名叫K的人。”

“出于什么动机？”

“我现在还不能肯定。”

“我想，你要是听说她留下来的自白，肯定会大吃一惊，对吗？”

“我不相信。”

警察说：“事情还是应该由你自己说出来，这样我们大家都可以省点儿麻烦。”他又用蔑视的口吻说，“订立自杀契约并不是判死刑的罪。我倒希望干这种事要判处死刑。”

“我能不能看看那个姑娘写了什么自白？”

“我可以给你念几段——如果这样做可以帮助你下定决心的话。”他往椅子背上一靠，清了清喉咙，好像是要朗读自己的一篇大作似的。D坐在那儿，两只手垂在身旁，目光停留在第一秘书的脸上。背叛使整个世界变得暗淡无光。他想，这简直是世界的末日了。他们不能就这样随便杀死一个孩子。在他的脑子里出现了她跌到冰冷的人行道之前的恐怖过程。当一个人无望地跌落下去的时候，两秒钟的感觉会显得多么长呢？怒火突然在他心头升起。直到现在，他一直像只木偶一样让别人摆弄，时间也够长的了，现在该是他采取主动了。既然他们喜欢暴力，就让他们自己也尝尝暴力是什么滋味吧。第一秘书被他的目光搞得有些不安，身体动了动，他的一只手插到那只装着左轮枪的口袋里。枪可能是在他刚才出去向大使汇报的时候趁机取来的。

警察读道：“这样的日子我再也无法忍受了。他说今天夜里我们一同远走高飞，再也不回来了。”他解释说，“她记有一本日记，你知道。写得相当好。”其实写得并不好，她使用的辞藻都是从她读过的那些廉价杂志上抄下来的，非常俗气，但是D却能听出那正是她的声音，这些拗口的词句在她的舌头上打着滚。他绝望地暗暗发誓：一定得有人为她抵命。在他妻子被杀死的时候，他也曾经发过这种誓，但是后来并没能做到。“今天晚上，”那个警察继续读道，“我以为他爱的是别人，但是他说我想错了。我想他不是那种拈花惹草、朝三暮四的男人。我已经给克拉拉写了信，告诉她我们的计划。我想她听说以后会伤心的。”那个警察颇有感触地说，“她这么能写，是从什么地方学来的？简直像写一本小说。”

“克拉拉，”D说，“是一个年轻的妓女。你找她不会太难。那封信或许可以把这一切解释清楚。”

“她在这里写的已经再清楚不过了。”

“所谓‘我们的计划’，”D不动声色地说，“不过是我今天要把她从旅馆带走。”

“她还不到法定的结婚年龄。”警察说。

“我还不至于是那种野兽。我曾请求库伦小姐给她找个工作。”

那个警察说：“你看这么说怎么样：你在许诺给她找个工作后，得到她的同意把她悄悄带走？”

“当然不是这么回事。”

“这可是从你嘴里说的。那个叫克拉拉的女人是怎么回事？她跟这件事有什么关系？”

“她以前叫这个孩子到她那儿当她的女仆。我觉得这件事似乎不大——合适。”

那个警察写道：“一个年轻的女人曾经主动提供给她一个职位，可是我觉得此事似乎不适宜，所以我说服她和我一道离开……”

D说：“你写得还没有她好呢。”

“这不是在和您开玩笑。”

怒火像癌一样在他的身子里慢慢膨胀起来。他想起她的话——“大部分房客像发情的雄萨门鱼。”憧憬着未来，一个人留在旅馆里惊惧不安，可怕的不成熟的爱情。“我不是开玩笑。我是在告诉你这里面不存在自杀的问题。我要控告老板娘和K先生精心策划这次谋杀。她肯定是被推下……”

警察说：“起诉是我们的事。我们已经向老板娘调査过了——这很自然。她十分悲痛。她承认自己对她发过脾气，嫌她太邋遢。至于K先生这个人，我从来没听说过。旅馆里没有这么个名字。”

D说：“我提请你注意。假如你不做这项工作，我可要做。”

“够了，”警察说，“在这个国家里你不能再干什么了。我们该走了。”

“你们并没有充足的证据可以逮捕我。”

“不是因为这件事——现在看来证据还不充分。但是这里的这位先生说你使用的是一张假护照……”

D一个字一个字地说：“那好吧。我和你们去。”

“外面有我们的车。”

D站起身来。他说：“戴不戴手铐？”那个警察的口吻有些缓和，说道：“我想用不着。”

“还需要我吗？”第一秘书问道。

“恐怕您得和我们去一趟局里，先生。您知道，我们在这里没有任何权力——这是您的国家。万一哪位大政治家提出质询，我们可能需要您来证明，是您请我们到这里来的。依我看，我们的起诉不会仅此一项。彼特斯，”他说，“去看看车在不在外面？雾这么大，我们最好别在外面站着等车。”

非常明显，一切都完结了——不仅爱尔丝完了，而且家里成千上万的人也都完了……因为不可能再搞到煤了。她的死仅仅是开始，因为她是孤孤单单的，所以也许是最恐怖的。其他人将在地下掩体里集体死亡。他越来越按捺不住胸中的怒气……一直这样被别人耍来耍去……他注视着彼特斯走出屋子。他对留下的那个警察说：“那边那张照片拍的就是我出生的地方——就在大山的脚下。”警察转过身去看那张照片。他说：“风景很美。”说着D一拳打过去——正击在第一秘书位于白色高领上面一点儿的喉头上。第一秘书痛得大叫一声，倒在地上，摸索着把枪掏出来。这倒帮了D的忙。在警察还没反应过来之前，他已经把枪抓在自己的手里。他急促地说：“别认为我不敢开枪。我是在执行任务。”

“我说，”那个警察开口了，非常冷静地举起双手，就是在他执勤的时候也不过如此，“别这么轻率——你最多也不过被拘留三个月。”

D对第一秘书说：“到那面墙那儿去。从我到英国起就有一群叛徒想整治我。现在该轮到我开枪还击了。”

“把枪放下，”那个警察语气温和，似乎是在同他讲道理，“你现在太激动了。回到警察局以后我们会好好研究一下你提供的情况。”

D开始一步步退到门边。“彼特斯。”屋里的警察高声叫道。D的手已经抓到了门把手，他拧了拧，但是遇到阻力。外面有人想要进来。他撒开手，退到墙边，手里的枪对着那个警察。门一下子被推开了，正好挡住他。彼特斯说：“什么事，警长？”

“留神!”但是彼特斯已经走进屋子了。D把枪转向他。“你也退到墙那儿去。”他说道。

年纪大些的那个警察说：“你纯粹在干傻事。即使你从这儿跑了，用不了两个小时我们还会把你逮住。放下枪，我们就只当没有这回事。”

D说：“我可用得着这支枪。”

门是开着的。他慢慢地倒退着走出去，砰的一声关上了门。他无法锁上它，只好喊道：“谁开门我就对准谁开枪。”他现在置身于大厅里那些挂得高高的古老的油画和大理石支架中间。他听见罗丝问道：“你这是做什么？”他飞快地转过身去，枪依然在手中端着。福布斯就在她身旁。他说：“没时间解释。那个女孩子被谋害了。得有人偿命。”

福布斯说：“把枪扔掉，你这个傻瓜。这是伦敦。”

他根本没去注意他。他说：“我是D，我没有骗人。”他觉得他有许多事情应该对罗丝讲。他似乎不大有可能再见到她了，他不愿意让她认为所有的人都在欺骗她。他说：“这些事肯定有办法搞清楚……”她正在满怀惊惧地注视着那支枪，她很可能完全没有听他在说什么。他又说：“我曾经送给大英博物馆一本我的书——题有‘敬赠阅览室管理员，谨致谢意’。”有人在拧动门把手。他厉声喝道：“不许开门，不然我就开枪了。”一个穿黑衣服的人夹着一只公文包顺着大理石台阶脚步轻盈地跑下来。他大声说道：“我说……”可是当目光碰到那支枪的时候他立刻全身僵在那里了。现在大厅里已经聚集了好几个人，都惴惴不安地等着发生什么事。D犹豫了片刻，他有一个信念，认为她总会说点儿什么，说一句意义深远的话，像“祝你好运”或是“千万当心”什么的。可是她却一声没吭，只是紧紧盯着他手里的那支枪。倒是福布斯开了口，他有些迷惑不解地说：“你知道警车就停在外面。”站在楼梯上的人又说了一句“我说……”，这个人好像不相信这里发生的事是真的。一阵铃声叮零零地响了一阵，又沉寂下来。福布斯说：“别忘了他们这里有电话。”

不是他提醒，D确实忘了这件事。他很快地退了几步，退到大厅的玻璃门旁，把枪塞进口袋，飞快地走了出去。警车就在那儿。紧靠路边停着。假如福布斯这时喊人的话，那他连十码的优势都不会有。他在不引起怀疑的前提下尽量加快步伐，司机上下打量了他一番——他这才想起来他没戴帽子。雾中可以看清二十码以内的景象。他不敢撒腿快跑。

福布斯很可能并没有喊人。他回头望了望，警车的轮廓已经模糊了——他所能看见的只是闪闪发光的尾灯。他踮起脚尖跑起来。后面突然传来响动，那是发动引擎的声音。他们追来了。他跑着——可是没有找到出口。他原来没有注意，大使馆前面的广场只有一个出入口。他拐错了方向，结果三面都是墙。没有时间了……他听见警车已经开动了。他们没有浪费时间，掉过车头，汽车兜着圈子开过来。

难道又陷入绝境了吗？他几乎丧失了理智，顺着栏杆和警车同一个方向赛跑。就在这时他的手突然摸不到栏杆了：这里有一个缺口——是地下室台阶的入口。他一口气跑下台阶，缩在墙底下听着警车从头上驶过去。他得救了，在大雾的掩护下暂时得救了。他们弄不清他是否一直在他们的前边，或许在他们发动汽车的时候他并没有拐过来，而是超过他们跑到大街上去了。

但是他们并没有掉以轻心。上面传来一阵警笛声，接着就是绕着广场慢慢移动的脚步声，他们正在搜査这块地方。两个搜査的人肯定是兵分两路。警车则封锁住通往大街的出入口，而且等一会儿他们就会召来更多的援兵。难道他们不担心他这支手枪吗？要不然就是他们从警车里拿到了武器，英国的这类情况他并不了解。他们越走越近了。

周围没有灯光。这一点就构成了危险：如果这间地下室有灯亮，住着人，他们肯定不会认为D隐藏在这里。他从窗户往里窥视了一下，除了能看见一张长沙发的一角外别的什么都看不见。很可能这是一套地下公寓。门上贴着一张启事：“星期一之前不要送牛奶。”他把字条扯了下来。门铃旁边有一块小黄铜牌：哥洛文。他试着推了推门。毫无希望，除了插销之外还加了双道锁。脚步声越来越近了。他们肯定搜索得非常仔细。现在只剩下唯一的希望了——人们有时会粗心大意的。他取出刀子，把它插到窗子插销下面挑了挑，窗户打开了。他好不容易才挤着爬了进去，一下子掉在那张长沙发上，幸好没有弄出什么响动。上面广场传来搜索的声音，但是已开始移往别的方向了。D感到浑身瘫软无力，透不过气来，但他还不敢休息。关上窗子以后他拉开了电灯。

壁炉台上一只花熏炉里散发出来的玫瑰花香使人透不过气来，那张长沙发上铺着一条钩织的罩单，还放着几个天蓝和橘红相间的靠垫，此外屋子里还有一个煤气炉。他飞快地把这一切看过去，连墙上的几幅复制的水彩画和梳妆台旁的一架收音机也没有放过。这一切说明屋子的主人很可能是一位没有什么爱好又没结婚的老女人。他听见上面的脚步逐渐朝地下室前的这块地方走来。他绝不能叫他们认为这间屋子的主人不在家。他找了一下插座，把收音机接上电源。收音机立刻传出一个欢快的女人声音：“如果桌子只能安排四位客人，年轻的主妇又该怎么办呢？到邻居家去借很可能也不方便。”他毫无目的地打开一扇门，发现那是一间卫生间。“那为什么不想办法接一张同样高的桌子呢？铺上一块台布，拼接的地方就看不见了。但是从哪里去找台布呢？”不知道是什么人——很可能是警察——揿了揿地下室的门铃。“假如你的床上有块素色床单的话，那你就连台布都用不着去借了。”

他的一举一动都被愤怒支配着。直到现在他们还在摆布他，现在该轮到他给他们点儿颜色看了。他拉开小橱的门，找到了他所需要的东西——一把女人用来剃腋毛的小保险刀、一块刮脸用的肥皂和一条毛巾。他把毛巾掖在领子下面，在胡子和下巴的那块伤疤上涂满肥皂沫。门铃又响了一下。一个声音说道：“刚才是‘年轻主妇顾问’节目的第二讲，由梅尔舍姆女士播讲。”

D磨磨蹭蹭走到门边，打开门。一个警察站在门口，手里拿着一张揉皱了的纸。他说：“我看见这上面写着‘星期一之前不要送牛奶’，我认为屋里没人，却忘了关灯。”他仔细地审视D。D尽力把音发正确，仿佛在参加一场英语口试：“那是上个星期的条子。”

“你看见没看见附近有生人？”

“没注意到。”

“祝你早安。”警察道别后不甚情愿地走开了。突然他又回过身来，语气严厉地说：“你使的这把剃刀有点意思。”

D这才想起他手中还握着那把女人用的剃刀。他说：“哦，这是我妹妹的，我找不到自己的了。怎么？”

警察是个年轻人，他一下子变得不那么自信了，只好回答：“噢，是这么回事，先生，我们总得加点儿小心。”

D说：“十分抱歉，我还有别的事。”

“没关系，先生。”他眼看着警察爬上台阶，消失在雾中。这以后他关上门，回到卫生间。网口没封住，让他溜出去了。他洗去嘴上的肥皂，胡子已经没了。这使他的样子大大改观，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看上去年轻了十岁。在他血管里流的已经不是血，完全是愤怒的情感。苦酒自饮，他经历了盯梢、毒打和子弹，现在也该轮到他们尝尝他的厉害了。假如他们经受得住，那就叫他们也把这一切都经历一番吧。他想起K先生、老板娘和那个死去的孩子，回身又走进那间令人透不过气来的房间。屋里弥漫着干枯的玫瑰花的气味。他发誓从今天起他将做一个狩猎者，做一个盯梢者，做一个在僻巷放冷枪的狙击手。

[1]　指战线中伸入敌军区域的突出部分。——编者注(本书中注释如无特别说明，均为译者注)

[2]　蓬帕杜夫人(Madame de Pompadour， 1721—1764)，法国国王路易十五的情妇。

[3]　英制长度单位，1码约等于0.9144米。

[4]　玛丽·安托瓦内特(Marie Antote， 1755—1793)，法国国王路易十六的王后。

[5]　见法国史诗《罗兰之歌》。

[6]　奈尔·格温(Nell Gwyn， 1650—1687)，英国女演员，英国国王查理二世的情妇。

[7]　曼特农夫人(Mme de Maintenon， 1635—1719)，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第二个妻子。

[8]　加比·戴思莉：(Gaby Deslys， 1881—1920)，法国女演员，葡萄牙国王曼努埃尔二世的情人。

[9]　耶利哥，西亚约旦境内死海以北的古遗址，这里象征犹太人的祖居地。

[10]　《圣经》中的一个典故。犹太人的第三代祖先雅各为娶自己的表妹拉结，曾为舅舅做工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