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部_人性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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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又回头看了看出租车的窗玻璃，透过那烟灰色的玻璃什么也看不到：仿佛莫瑞斯故意将自己投进了一池铁色的湖水，而且连一声喊叫也没有。她被剥夺了她唯一想看见和听见的，没有再次拥有的希望，她厌恶如施舍般推到她面前的所有东西，就像一个肉店老板将上好的肉换成劣质品塞给她，而把前者留给更紧要的顾客。

在那座月桂树环抱的房子里吃午餐真是一种折磨。她的婆婆邀来了一个无法推辞的客人——一位牧师，有个平淡无奇的名字叫波顿姆雷（她叫他以斯拉），从非洲传教归来。在一次他做的大概是晚祷的布道会上，萨拉感到自己就像一件展品。卡瑟尔夫人没有介绍她。她只是说，“这是萨拉”，似乎她是从孤儿院里出来的，实际上她确也如此。波顿姆雷先生对萨姆好得让人难以忍受；对于萨拉，则将她视为来听他讲道的黑人而予以关照，其分寸似乎也是精心计量的。原本一看见他们就逃之夭夭的“叮当小仙女”，现在又显得过分友好，不停地挠着她的裙子。

“跟我说说像索韦托这种地方的真实面貌吧，”波顿姆雷先生说，“我的传教区，你知道，在罗得西亚。英国的报纸对那儿也是夸大其词。我们并不像他们描写的那么黑。”他补充道，而随即又为自己的失误涨红了脸。卡瑟尔夫人给他倒了另一杯水。“我的意思是，”他说，“你能够在那里很好地抚养一个小家伙吗？”他明亮的眼神罩住了萨姆，宛如夜总会里的聚光灯。

“萨拉怎么会知道，以斯拉？”卡瑟尔夫人说。她不无勉强地解释道：“萨拉是我的儿媳。”

波顿姆雷先生的脸更红了。“啊，那你是过来看看的？”他问。

“萨拉现在跟我住，”卡瑟尔夫人说，“就这段时间。我儿子从没在索韦托待过。他在大使馆。”

“这孩子来看看奶奶肯定很高兴。”波顿姆雷先生说。

萨拉想：“从今往后，生活就这样了吗？”

波顿姆雷先生走后卡瑟尔夫人说她们得认真地谈一谈。“我给莫瑞斯打了电话，”她说，“他的情绪简直不可理喻。”她扭头对萨姆说：“到花园去吧，亲爱的，去玩游戏。”

“在下雨呢。”萨姆说。

“我忘了，亲爱的。上楼去和‘叮当小仙女’玩儿。”

“我会上楼的，”萨姆说，“但我不和你的猫玩儿。布勒才是我的朋友。它知道怎么对付猫。”

萨姆离开后卡瑟尔夫人说：“莫瑞斯对我说，如果你回家他就出走。你们 怎么了，萨拉？”

“我不大想说这个。莫瑞斯叫我来，我就来了。”

“你们谁是——呃，他们称之为过错方？”

“一定要有过错方吗？”

“我会再给他打电话的。”

“我拦不住你，但这没用的。”

卡瑟尔夫人拨了号码，萨拉向她并不信仰的上帝祈祷，哪怕至少能听到莫瑞斯的声音，可“没有回答”，卡瑟尔夫人说。

“他大概在办公室。”

“星期六的下午？”

“他的工作时间很没规律。”

“我以为外交部办事是更有条理的。”

萨拉一直等到晚上，在让萨姆睡了之后，便走到镇上。她来到王冠酒吧，点了份J. & B.。为了记着莫瑞斯，她要了双倍，然后向电话间走去。她明白莫瑞斯告诉过她，别和他联系。如果他仍在家，那电话一定受着监听，他会假装气恼，继续和她进行一场并不存在的争吵，可至少她会知道他在家里，而不是在警署牢房或是在去一个她从没见识过的欧洲的路上。她让电话响了很长时间才挂上——她清楚自己这样做能让他们 轻易地跟踪到电话，可她不在乎。假如他们 来找他至少她还能得知他的消息。她出了电话间，在吧台喝掉了J. & B.，然后走回卡瑟尔夫人家。卡瑟尔夫人说：“萨姆一直在叫你。”她上了楼。

“怎么了，萨姆？”

“你觉得布勒好好的吗？”

“当然好好的。会有什么事呢？”

“我做了一个梦。”

“你梦见了什么？”

“我记不得了。布勒会想我的。我真想能把它带来。”

“我们没法带它来。你知道的。它肯定迟早会把‘叮当小仙女’干掉。”

“我才不管呢。”

她颇不情愿地下楼去。卡瑟尔夫人正在看电视。

“有什么好玩的新闻吗？”萨拉问。

“我很少听新闻，”卡瑟尔夫人说，“我喜欢看《泰晤士报》上的。”可 1

从这座灰色高楼的十三层的窗户向外望去，卡瑟尔可以看见大学</a>上方的那颗红星。这景观中存在着某种美，正如在任何一座城市的夜空里一样。只是白天的景致很单调。他们对他讲得很清楚，他能住上这套公寓是万分幸运的，尤其是伊万总爱对他指出这一点。伊万在布拉格的机场迎接了他，并陪他到伊尔库茨克附近某个名字很难发音的地方汇报了情况。公寓包括两间房间、厨房以及个人淋浴间，本属于另一个同志，他就在快要完成装修之前死了。按规定空房间只能有取暖器——其他一切甚至包括抽水马桶都要自己买。那可不容易，得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卡瑟尔有时很想知道那位同志是否就是为这个死的，为采购而疲于奔命：绿色的柳条扶手椅，像木板一样硬的棕色沙发，也没有垫子，桌子的色泽如同被浇了一层肉汁。电视机为最新出产的黑白型号，是政府赠送的。他们 1

医生证实了萨拉对萨姆的担心，但第一个认识到其咳嗽性质的是卡瑟尔夫人。老人是不需要医学训练的——他们似乎积累了一生的诊断经验而不是六年的强化训练。医生不过是一种法定需求——在她的 处方下面签上他的名字。他是一个极其敬重卡瑟尔夫人的年轻人，仿佛她是一位德高望重、可让他受益匪浅的专家。他问萨拉：“你们那里患百日咳的孩子多吗——我是说在老家。”他说的老家显然是指的非洲。

“我不知道。危险吗？”她问。

“不危险。”他又补充说，“但需要相当长的隔离期。”——一句并不让人宽慰的话。莫瑞斯不在时要掩饰自己的焦急就更加困难，因为没有人与她分忧。卡瑟尔夫人相当镇静——尽管日常起居被打破使她感到有些不快。显然她在想，如果不是那场愚蠢的争吵，萨姆也许远在伯克翰斯德养病，而她则可以在电话里给予必要的建议。她走出房间，用一只枯叶般苍老的手朝萨姆的方向抛了一个吻，便下楼看电视了。

“我不能回家病吗？”萨姆问。

“不能。你得待在这儿。”

“我真希望布勒能在这儿听我说话。”他想念布勒更甚于莫瑞斯。

“我给你读书好吗？”

“好的，请读吧。”

“然后你就得睡了。”

她在匆忙离家时随便拿了几册书，其中有萨姆一直称作“花园”的那本。他对这书的喜爱要远甚于她——她记忆中的童年里没有花园：灼热的日光从波纹铁皮屋顶反射到一片烤得硬邦邦的黏土操场上，即便卫理公会教徒在的时候也没有植草。她翻开书。楼下电视机里的声音在不停地咕哝着什么。即使隔了这么远也不会与真人说话声相混淆——那是一种如沙丁鱼罐头般的声音。包裹住的声音。

甚至在她翻开书之前，萨姆便已睡着了，一条手臂伸在床外，那是他习惯让布勒去舔的。她想：哦是的，我爱他，当然爱他，可他就像秘密警察的手铐困住了我的手腕。要过几个星期她才能解脱，可即便在那时……她的思绪又回到布鲁梅尔那闪闪发光、用金钱堆砌起的餐厅装饰，还有她回眸再看时珀西瓦尔医生举起的警告她的手指。她想：也许连这病也是他们一手安排的？

她轻轻掩上门朝楼下走去。那罐头包裹着的声音戛然而止，卡瑟尔夫人站在楼梯最下面等她。

“我没听到新闻，”萨拉说，“他要我给他读书，可他现在已睡着了。”卡瑟尔夫人恼怒的目光无视她的存在，仿佛她看到的只是什么骇人听闻的场面。

“莫瑞斯在莫斯科。”卡瑟尔夫人说。

“是的，我知道。”

“他刚才就在电视上，围了好些记者。为自己辩解着。他胆子真不小，厚颜无耻……这就是你跟他吵架的原因？哦，你离开他是对的。”

“那不是吵架的原因。”萨拉说，“我们只是假装吵。他不想让我卷进去。”

“你卷进去了吗？”

“没有。”

“感谢上帝。我可不想把你连同生病的孩子赶走。”

“如果你事先知道的话，会把莫瑞斯赶走吗？”

“不会。我会尽量稳住他，以便向警方报告。”她转身走回客厅——她径直走着，像个盲人，直到被电视机绊住。她真和盲人没什么两样，萨拉看得出来——她闭着眼睛。她将手放在卡瑟尔夫人的胳膊上。

“坐下吧。让你受惊了。”

卡瑟尔夫人睁开眼睛。萨拉本期望看见她老泪纵横，可她的眼睛是干的，冰冷而无情。“莫瑞斯是个叛徒。”卡瑟尔夫人说。

“尽量去理解他，卡瑟尔夫人。是我的错。不是莫瑞斯的。”

“你说你没有卷进去。”

“他在试图帮助我的族人。如果他不爱我和萨姆的话……那是他救我们而付出的代价。你在英国无法想象他把我们从怎样的恐怖中拯救出来的。”

“叛徒！”

她无法面对这样的喋喋不休而保持冷静。“好吧——算是叛徒。背叛了谁？背叛了穆勒及其同伙？背叛了秘密警察？”

“我不知道穆勒是谁。他是他国家的叛徒。”

“哦，他的国家，”她对这些使人轻易做出判断的陈词滥调感到绝望，“他曾说过我就是他的国家——还有萨姆。”

“我很高兴他父亲已去世。”

又是一句陈词滥调。也许在危机之中人就喜欢抓住那些旧东西，如同孩子抓住父母一般。

“也许他父亲能比你更理解他。”

这是一场毫无意义的争吵，就像最后那个晚上和莫瑞斯的争吵一样。她说：“我很抱歉。我不是有意这么说的。”她很乐意缴械投降以换取一些安宁，“等萨姆一好转我就尽快离开。”

“去哪儿？”

“去莫斯科。如果他们允许我去的话。”

“你不能带萨姆。萨姆是我的孙子，我是他的监护人。”卡瑟尔夫人说。

“除非莫瑞斯和我死了。”

“萨姆是英国公民。我会让他受到大法官的看护 [10] 。我明天就去见我的律师。”

萨拉完全不清楚“受大法官看护”是什么概念。她猜测这又是一个连那位在公用电话亭与她通话的人也没有考虑到的障碍。那个人的声音在电话里做了道歉：那个声音正像珀西瓦尔医生一样称自己是莫瑞斯的朋友，可她更信任他，尽管其措辞谨慎、含糊，还有某种异国腔调。

那声音道歉说，她尚不能去和她的丈夫会合。假如她独自一人走，那简直立刻就可以安排——孩子使她几乎不可能通过检查，无论他们能搞到什么有效护照。

她用绝望而决然的语调告诉他“我不能单独留下萨姆”，而那声音又安慰她，“到时候”会给萨姆想出个办法，如果她愿意信赖他的话。那人开始小心翼翼地暗示他们可以在什么时间如何会面，只带手提箱——一件暖和的外衣——她缺的一切都可以在那头买到——可是，“不，”她说，“不，我不能撇下萨姆”，她便挂了电话。此时他又病了，还有那个神秘的词一直纠缠着她进了卧室，“受大法官看护”。听起来像是在医院病房里。孩子也会被强制住院，就像被强制上学读书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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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人可以询问。在整个英国她只认得卡瑟尔夫人、肉店老板、蔬菜水果店老板、图书馆管理员以及小学</a>的女校长——当然还有波顿姆雷先生，他不时地在门口，在高街甚至在电话里冒出来。他在非洲传教待了那么多年，也许他与她相处才真正觉得自在。他非常和善，非常好奇，还很会掉书袋。她想知道如果她请求他帮助逃出英国他会说什么。

记者招待会后的早上，珀西瓦尔医生为了一个很奇怪的理由打来电话。显然是有笔钱要付给莫瑞斯，他们想要他的银行账号以将钱存进去：在一些小事上他们诚实得令人觉得他们多虑了，不过之后她想，是否他们害怕经济拮据会逼得她做出过激之举。也许是让她安分守己的一种贿赂。珀西瓦尔医生仍旧以家庭医生的口吻对她说：“我很高兴您能明智行事，我亲爱的。要继续保持明智。”就好比他建议“继续服用抗生素”一般。

到了晚上七点，萨姆仍在睡觉，卡瑟尔夫人在自己房间里为晚饭而进行她所谓的“整理”，此时电话响了。这个钟点打来的很可能是波顿姆雷先生，但却是莫瑞斯。线路是那么清晰，似乎他就在隔壁屋里说话。她吃惊地说：“莫瑞斯，你在哪儿？”

“你知道我在哪儿。我爱你，萨拉。”

“我爱你，莫瑞斯。”

他解释说：“我们得说得很快，谁知道他们会在什么时候切断线路。萨姆怎样？”

“有些不舒服。不严重。”

“鲍里斯说他很好。”

“我没有告诉他。只不过是另一个难关。有这么多的难关呢。”

“是的。我知道。告诉萨姆我爱他。”

“当然，我会的。”

“我们没必要再遮遮掩掩了。他们总会在听的。”

停顿了一会儿。她想他走开去了，或是线路被切断了。然后他说：“我非常想念你，萨拉。”

“哦，我也是。我也是，可我没法丢下萨姆。”

“当然没法丢下。我能理解。”

冲动之下，她说了一句她立刻就感到后悔的话：“等他再大一点……”听起来似乎是遥远未来的承诺，那时他俩都已老了。“耐心点儿吧。”

“是的——鲍里斯也这样说。我会耐心的。妈妈怎样？”

“我不大想谈她 。说说我们自己吧。告诉我你怎样。”

“噢，所有人都很和气。他们给了我份工作。他们对我很感谢。超过了我想得到的。”他又说了什么，她没听清，因为线路发出噼啪的响声——关于钢笔还有夹巧克力圆面包的。“我妈妈并没有大错特错。”

她问：“你有朋友吗？”

“哦，是的，我并不孤单，别担心，萨拉。这儿有个英国人曾是英国议员。他已邀请我等春天来了去他的‘达恰’。等春天来了。”他用一种她简直辨认不出的声音重复道——一个已无法确定还能等到春天的老人。

她说：“莫瑞斯，莫瑞斯，请保持希望。”可是在随之而来的一片难以撕破的沉寂中，她意识到通往莫斯科的线路断绝了。

[1] 　伦敦市中心的一条街道，也是英国皇家医学会所在地。

[2] 　布鲁梅尔（George Bryan Brummell， 1778—1840）， 19世纪英国有名的纨绔子弟，因其服饰叛逆奇特而成为当时流行服装的代表，他本人也成为“花花公子”的代名词。

[3] 　西非马里共和国历史名城，位于撒哈拉沙漠南缘。

[4] 　Dacha，俄罗斯居住在大城市的人在郊外用于度假和居住用的别墅。

[5] 　丹尼尔·笛福（Daniel Defoe， 1660—1731），《鲁滨孙漂流记》作者。

[6] 　法语，意为“礼物”。

[7] 　玛塔·哈利（Mata Hari， 1876—1917），荷兰著名女间谍人。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活跃于巴黎社交界，1917年被法国以间谍罪处死。英法报刊常以Mata Hari的名字加诸间谍疑犯。

[8] 　阿尔杰农·查尔斯·斯温伯恩（Algernon Charles Swinburne， 1837—1909），英国诗人和批评家。

[9] 　天主教西多会中的教派，强调缄口苦修。

[10] 　Ward in Chancery，专用法律术语，其中“Ward”亦有病房之意，故有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