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部_人性的因素

1

当他离开电话亭时，黑暗已早早降临下来，还伴随着十一月的薄雾和细雨。他发出的信号没有得到任何回应。老康普顿路上，标出了小霍利迪那点儿可疑生意的“书”字所发出的红色灯光被雨雾弄得模糊不清，投在人行道上后也不像以往那样显得厚颜无耻；对面店里的老霍利迪为求节省仍和往常一样佝偻在一只球形玻璃灯罩下。当卡瑟尔进店时他头也不抬就碰了碰一个开关，于是那几排陈放旧典籍的书架两旁都亮堂起来。

“一点儿都不浪费电。”卡瑟尔说。

“啊！是您，先生。是的，我尽自己的绵薄之力来帮助政府，而且反正过了五点之后也没有多少存心买书的顾客了。只有几个不大好意思但又想卖书的，不过他们的书很少有保存完好的，我只能让他们失望地离开——他们以为只要有百年历史的书就是好的。我很抱歉，先生，特罗洛普的书迟迟没有下文，如果那是您想来找我的目的的话。很难拿到 卡瑟尔将这则访谈从头到尾看了一遍。这是一个能够向记者谈自己最隐秘的私生活的人：“我娶 约翰·哈格里维斯爵士坐在乡村别墅的书房里读特罗洛普。这本应是一段近乎完美的安宁——周末的平静，除了公务在身的政府官员且有紧急报告，谁也不允许打破这一宁静，而紧急报告在秘密情报部门是极为罕见的——夫人很理解他没有去喝午茶，因为她知道下午的格雷伯爵茶会搅了他六点钟喝卡蒂萨克 [2] 的雅兴。在西非工作的时候，他喜欢上了特罗洛普的小说，尽管他通常并不爱读小说。在愤懑的时候，他发觉《养老院院长》及《巴切斯特塔》 [3] 之类的书能使人安下心来，可以锻炼他在非洲所需要的忍耐力。斯洛普先生让他联想到一个胡搅蛮缠、自以为是的地区专员，而普路迪太太则使他想起了总督夫人。现在他发现有一本小说使他心神不定，而它本来可以像在非洲时那样让他心绪宁静的。小说名叫《我们如今的生活方式》，曾有人——他记不清是谁了——告诉他该小说已编成了一部不错的电视剧。他不喜欢看电视，但他深信自己肯定会喜欢看特罗洛普的片子。

所以整个下午他还是享受到了片刻一向能从特罗洛普那儿得到的恬静——维多利亚时期的祥和，那时好的就是好的，坏的就是坏的，谁都能一眼分辨出来。他没有孩子，因此没有人会教他改变看法——他从不想要孩子，他的夫人也如此；这一点他们有着共识，尽管理由也许不尽相同。他不想让自己的公共职责再添加上个人职责（在非洲抚养孩子永远都让人烦恼），而他的妻子——嗯，他不无关爱地认为——她希望能保全她的身段以及独立性。他们对孩子共同的漠视反而强化了他们彼此的爱情。当他肘边放着杯威士忌读特罗洛普时，她正带着同样的满足在自己房间喝茶。这对他俩而言都是一个平静的周末——没有狩猎，没有宾客，十一月的黄昏早早地降临在庄园里——他甚至能够想象自己正在非洲，在丛林里的疗养所里，无须长途跋涉——虽然他向来很喜欢——远离总部。厨师现在会在疗养所后面拔鸡毛，那些野狗也会聚拢来企图分点儿残羹冷炙……远处公路上的灯兴许就是村落里的灯，那里的姑娘们正互相在头发里挑虱子。

他正在读关于老麦尔摩特的内容，跟他在一起的人都将他看成骗子。麦尔摩特在下议院的餐馆里占据了一个位子——“根本不可能赶他走——就像几乎不可能紧挨着他坐一样。甚至服务员也不愿意伺候他；可是耐心和毅力最终使他得到了晚餐。”

很不情愿地，哈格里维斯感到被麦尔摩特的那种孤立无援吸引住了，他还很遗憾地回想起当珀西瓦尔医生谈起对戴维斯的喜爱时，他对珀西瓦尔说的话。他用了“叛徒”一词，正如麦尔摩特的同事用了“骗子”一般。他继续读：“那些观察他的人相互间都认为他对自己的厚颜无耻自得其乐；可实际上他在那一刻大概是整个伦敦最最悲惨的一个了。”他从不认识戴维斯——如果在办公楼的过道里碰见了他是不会认得的。他想：也许是我说得轻率了——我做出了愚蠢的反应——可除掉他的是珀西瓦尔——我不该让珀西瓦尔来负责这个案子……他往下看：“可即便是他，在被全世界都摒弃，因犯了法而遭受严惩，其面前除了最凄惨的景况一无所有时，还能用其最后的自由时光来为自己造出名声，尽管被人骂作厚颜无耻。”可怜的家伙，他想，勇气可嘉。戴维斯有没有猜到，当他离开房间一会儿时，珀西瓦尔医生给他的酒里放了什么？就在此时电话响了。他听见妻子在房间里接了过去。她在尽力维护他的宁静，这比特罗洛普还重要，可尽管如此，电话那头的什么紧急情况还是迫使她把电话转了过来。他满不情愿地拿起了听筒。一个他不认得的声音说道：“我是穆勒。”

他还沉浸在麦尔摩特的世界里。他说：“穆勒？”

“科尼利厄斯·穆勒。”

一阵令人不自在的停顿。然后那声音解释道：“从比勒陀利亚来的。”

约翰·哈格里维斯爵士一时间以为这陌生人准是从那个遥远的城市打来的，接着他便记起来。“是的。是的。当然。我能为你做什么？”他补充道，“我希望卡瑟尔……”

“我正是 想和您谈卡瑟尔，约翰爵士。”

“我星期一会在办公室。如果你现在打给我的秘书……”他看了看表，“她应该还在办公室。”

“您明天不会在吗？”

“不。我这个周末在家过。”

“我能来见您吗，约翰爵士？”

“那么要紧的事？”

“我认为是的。我强烈地感觉到我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我迫切地希望和您谈谈，约翰爵士。”

特罗洛普看不成了，哈格里维斯想，可怜的玛丽——当我们在这里的时候我总尽力把公务抛开，可它总是要挤进来。他想起来那个狩猎之夜，丹特里是那么难缠……他问：“你有车吗？”

“有的。当然有。”

他想，假如今晚我给他足够的礼遇，那星期六还会有空闲。他说：“两小时的车程，如果你愿意来吃晚餐的话。”

“当然愿意。您真是太好了，约翰爵士。如果我没觉得这事很紧要的话，我是不会来打扰您的。我……”

“我们大概只来得及做煎蛋了，穆勒。家常便饭。”他又说。

他放下话筒，同时想起了他们杜撰的关于他和食人者的故事。他来到窗口朝外看。非洲消退了。那灯就是通往伦敦及办公楼的公路上的灯。他感到麦尔摩特的自杀已然迫近——别无他路了。他来到客厅：玛丽正用一只她在克里斯蒂拍卖行购得的银茶壶里倒出一杯格雷伯爵茶。他说：“很抱歉，玛丽。我们有客人要来吃晚饭。”

“我就担心这个。在他坚持要和你说话时……是谁呀？”

“BOSS从比勒陀利亚派来的人。”

“他就不能等到星期一？”

“他说情况太紧急。”

“我不喜欢这些搞种族隔离的浑蛋。”普通的英国粗口在她的美国腔里总显得有些奇怪。

“我也不喜欢，不过我们得跟他们合作。我想我们可以赶紧弄点东西出来吃。”

“有几块冷牛肉。”

“那比我向他许诺的煎蛋要强。”

这是一顿拘谨的晚餐，因为没有什么话题好谈，尽管哈格里维斯夫人在博若莱葡萄酒的帮助下已使出了全部解数来寻找可能的谈资。她坦陈自己对南非文学和艺术一无所知，不过看来穆勒也不比她知道得多。他说了些诗人和小说家的名字——他倒也提了赫兹佐格文学奖，但又补充说没有读过一本获奖作品。“他们很不可靠，”他说，“大多数。”

“不可靠？”

“老是掺和在政治里。有个诗人因为帮助恐怖分子现在正蹲着监狱。”哈格里维斯试图换个话题，可他能想到跟南非有关的只有黄金和钻石——它们也在掺和政治，就和作家们一样。钻石这个字眼儿使人想起纳米比亚，而他记得那个百万富翁奥本海默支持了进步政党。他的非洲是那个丛林里的贫困非洲，而政治却像废矿床一样横亘在南部非洲。当他们终于能够单独带着一瓶威士忌在两张舒适的椅子里坐下来时，他感到很高兴——坐在舒适的椅子里谈艰难的话题总要好过些——他一向觉得坐在舒适的椅子上是很难发脾气的。

“你得原谅我没在伦敦迎接你，”哈格里维斯说，“我得去华盛顿。没法躲避的例行访问。我希望我手下的人很好地接待了你。”

“我那会儿也得离开的，”穆勒说，“去波恩。”

“但不算是例行访问，我想？协和飞机把伦敦拉得跟华盛顿近得要命——他们简直指望你过去吃午饭。我希望在波恩一切进行得都很圆满——当然是在适度范围内的。但我估计你已经和我们的朋友卡瑟尔都讨论过了。”

“您的朋友，我认为，谈不上是我的。”

“是的，是的。我知道多年前你们有过点儿小麻烦。但那已是陈年往事了。”

“你认为会有陈年往事吗，爵士？爱尔兰人可不这么看，而你们所谓的布尔战争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我们的战争，只不过我们称之为独立战争。我很担心卡瑟尔。正为这个我今晚才来打扰您。我办事不够慎重。我让他拿走了我关于波恩之行的一些记录。当然没有机密的东西，但要是仔细在字里行间琢磨的话……”

“我亲爱的朋友，你完全可以信任卡瑟尔。如果他不是最合适的人选，我不会请他来向你介绍情况……”

“我到他家里去吃过晚饭。我很惊讶他娶了个黑人姑娘，就是您说的那个小麻烦的起因。他甚至好像跟她还有个孩子。”

“我们这里没有种族歧视，穆勒，而且我们也彻底审查过她，这我可以向你保证。”

“不管怎样，当时组织她逃跑的是共产党。卡瑟尔是卡森非常要好的朋友。我想您知道这个。”

“关于卡森我们全知道——还有那次逃亡。卡瑟尔的工作就是与共产党人接触。卡森还在给你们找麻烦吗？”

“不。卡森死在监狱里——肺炎。我看得出在我告诉卡瑟尔时他有多难过。”

“如果他们是朋友的话，怎么会不难过呢？”哈格里维斯不无遗憾地看着搁在卡提撒克威士忌旁边的那本特罗洛普的小说。穆勒突然站起身在房间里踱起步来。他在一张照片面前停住，照片上一个黑人戴着以前传教士常戴的黑色软帽。他的半边脸因害狼疮而变了形，而且只咧着半边嘴朝摄影师微笑着。

“可怜的人，”哈格里维斯说，“我给他照时他已快死了。他知道的。他是个勇敢的人，就像所有克鲁人一样。我想留下点什么来纪念他。”

穆勒说：“我还没有彻底坦白，爵士。我意外地给卡瑟尔拿错了笔记。我本来给他写了一份，另有一份留作写报告时用，我把两个搞混了。的确没有非常机密的东西——我在这儿是不会把非常秘密的情报写在纸上的——但有些语句很不慎重……”

“真的，穆勒，你不必担心。”

“我还是禁不住很担心，爵士。在这个国家里，你们的生活氛围真是不同。和我们相比，你们没有什么恐惧感。那张照片里的黑人——您喜欢他？”

“他是朋友——一个我爱的朋友。”

“我对一个黑人可不会那样说。”穆勒回答。他转过身。在房间另一头的墙上挂着一副非洲来的面具。

“我信不过卡瑟尔。”他说，“我没法证明，可我有一种直觉……我但愿您当初另找了别人来向我介绍情况。”

“能处理你的材料的只有两人。戴维斯和卡瑟尔。”

“戴维斯就是那个死了的？”

“是的。”

“在这里你们处理事情真是轻松。有时我很羡慕你们。像对待黑人小孩一样。您知道，爵士，就我们的经验而言，没有比在情报部门工作的官员更脆弱的人了。几年前我们在BOSS找到了一处泄露——在专对付共产党的部门。是我们最有才干的一个人。他爱交朋友——而友情左右了他。卡森也牵涉进了那个案子。还有一个例子——我们的一个官员是个才华横溢的棋手，情报工作在他看来就是另一盘棋而已。他只在棋逢对手时才会有兴致。到后来他越发感到不满足。棋局太简单了——于是他自己和自己玩了起来。他想只要那盘棋没下完，他就感到很快乐。”

“然后他怎么了？”

“他现在死了。”

哈格里维斯又想起了麦尔摩特。人们在谈到勇气时都视之为一种基本美德。那么一个骗子、破落户占了下院餐厅的位子，他的勇气又是什么？勇气是正当的吗？不管什么方面的勇气都能引出美德吗？他说：“我们很高兴戴维斯就是我们要封堵的漏洞。”

“一起幸运的死亡？”

“肝硬化。”

“我和您说过卡森死于肺炎。”

“我恰巧知道卡瑟尔是不会下棋的。”

“还会有别的动机。贪财。”

“那肯定不适用于卡瑟尔。”

“他爱他的妻子，”穆勒说，“还有他的孩子。”

“这又怎么了？”

“他们都是黑人。”穆勒言简意赅地答道，他的目光注视着对面墙上那个克鲁人酋长的相片，就仿佛，哈格里维斯想道，连我也得不到他的信任，他的满腹狐疑如同好望角上的探照灯，怀疑地扫过海面，搜寻着敌方舰只。

穆勒说：“我向上帝许愿你们是对的，泄露确系戴维斯所为。可我不相信。”

哈格里维斯看着穆勒坐着他的黑色奔驰穿过庄园离去。汽车灯光的移动放慢了速度并停了下来；他肯定到达了岗亭，自从爱尔兰人开始安放炸弹后就有特别行动组的人在此执勤。庄园看起来不再像是非洲丛林的延伸了——那只是他家族领地的一小块地方，而且这对哈格里维斯而言从没像过家园的样子。时间已近午夜。他上楼去自己的更衣室，但他仍将衬衫穿在身上。他用毛巾裹住脖子并开始刮脸。晚饭前已刮过了，这本不是必须的，但他在刮脸的时候思路总是比较清晰。他试图回想穆勒怀疑卡瑟尔的原因是什么——他与卡森的关系——这算不上什么。黑皮肤的妻子和孩子——哈格里维斯带着忧伤和失落回想起多年以前在还没结婚时他认识的那个黑人情妇。她死于黑尿热毒，她死时他感到自己的非洲之爱的一大部分也随她埋进了坟墓。穆勒说起过直觉——“我没法证明，可我有一种直觉……”哈格里维斯是绝不会小视直觉的。在非洲时他就是靠着直觉生活，他习惯了凭直觉挑选男仆——而不看他们带来的、附有字迹难辨的推荐信的笔记本。有一次他还靠直觉救了自己的命。

他擦干脸，思索着：我要给以马内利打个电话。在这个部门里，珀西瓦尔医生是他唯一真正的朋友。他打开卧室门朝里张望。屋里没开灯，在妻子开口之前他以为她已睡了。“你还在忙什么，亲爱的？”

“一会儿就好。我只想给以马内利打个电话。”

“那个叫穆勒的人走了？”

“是的。”

“我不喜欢他。”

“我也不喜欢。”

1

卡瑟尔醒来时看了看表，尽管他相信自己脑子里有相当强的时间概念——他知道会是八点还差几分钟，正好让他到书房收看新闻而不用吵醒萨拉。他很惊讶地发现手表已指向了八点五分——身体里的时钟以前一向准确，他怀疑表出了问题，可当他到书房时重要新闻已播完了——只剩一些充当下脚料的花边新闻：4号公路上的一起恶性交通事故，怀特豪斯夫人对一项新展开的反淫秽书刊运动表示欢迎，好像她还举了个例子，一件鸡毛蒜皮的事，某个叫荷利迪的书店老板——“对不起，叫霍利迪”——因向一个十四岁男孩兜售淫秽影片而上了纽应顿巴兹地方法庭。他的案子已送到中央刑事法庭，保释金二百英镑。

那么他现在是自由的了，卡瑟尔想，大概正受到警方的监视，穆勒的笔记还在他兜里。他也许害怕将其送到指定的藏匿地，甚至害怕将其销毁；他最有可能的选择是以此来跟警方讨价还价。“我比你们想的可重要多了：如果能把这点儿小事摆平，我会给你们看些东西……我要跟特别行动组的人谈。”卡瑟尔完全能够想象得出此时可能正在进行的对话：抱怀疑态度的地方警察，霍利迪出示了穆勒笔记的 “他终于来了。”约翰·哈格里维斯爵士说。

丹特里顺着宽大的楼梯登上来，走得很慢。也许他希望检验每走过的一步，仿佛那都是充满了蛛丝马迹的证据。

“但愿我知道应从何说起。”

“为什么不像对我那样——直来直去一点？”

“啊，可他的皮没你厚，以马内利。”

3

时间显得如此漫长。卡瑟尔试着读书，可没有一本能缓解他的紧张。在段落与段落之间，他总禁不住要想他是否还在家里落下了什么会让他承担罪责的东西。他已把所有书架上的所有书都查了一遍——再没有他曾用来编码的书：《战争与和平》已被安全销毁。他已把书房里所有用过的复写纸——不管是多么毫无干系的——都拿出来烧了：书桌上的电话名录也无秘密可言，都是什么肉店老板以及医生的，但他感觉自己肯定把什么线索忘在了某个地方。他记得那两个特别行动组的人是怎么搜查戴维斯的住处的；他记得戴维斯在他父亲送他的勃朗宁诗集上用“c”做的记号。这座房子里不会有爱情留下的痕迹。他和萨拉从不互递情书——在南非情书会成为罪证。

他从没有度过这么漫长而孤寂的一天。他不觉得饿，尽管只有萨姆吃了点儿早饭，但他告诉自己夜晚降临之前根本无从知晓会发生什么，也没办法知道下一顿饭会在哪里吃。他在厨房里坐下，面前是一盘冷火腿肉，可他才吃了一块便想起现在得去听听一点钟的新闻。他从头听到尾，连最后一条足球新闻也听了，因为谁也不能那么肯定——说不定有紧急的补充呢。

可当然，没有任何与他有一丁点儿关系的报道。连小霍利迪也没提到。不大可能会有他的新闻；从此往后他将彻底地过上一种非公开的生活。对于一个从事了那么多年秘密情报工作的人而言，他感受到一种古怪的游离在所有人之外的滋味。他禁不住想再发一遍紧急求助信号，可甚至此前从家发出 焦虑再一次驱使他到卧室，在萨拉的物品里翻找旧信，尽管他想不出他给她的信里会有什么能定他的罪，可在特别行动组的手里，最清白的语言也可以罗织成罪状。他没法相信他们会善罢甘休——这类案子里总有那种寻机报复的丑恶嘴脸。他什么也没找到——当你在恋爱之中而又和爱的人在一起，那些过去的信便不再有何价值。有人按了前门的铃。他站在那里听着，门铃又响了一声，接着是 “你喝点儿什么吗？”

“好的。”丹特里的嗓子有些嘶哑。他说——仿佛他谈任何事都需要有个借口——“这晚上又冷又湿。”

“我一天都没出门。”

“你没出门过？”

卡瑟尔想：如果早晨的电话是从办公室打来的，那可真是个不小的失误。他补充道：“就是带狗到花园里遛了一圈。”

丹特里拿起盛了威士忌的酒杯，盯着看了好一会儿，然后环顾了一下客厅，眼光轻微而迅速地闪动，像新闻记者那样不停地拍着快照。简直能听见眨眼皮的声音。他说：“我真的希望没有打扰你。你夫人……”

“她不在。就我一个。当然还有布勒。”

“布勒？”

“那条狗。”

两人的声音使屋里的沉寂显得更加浓重。他们交替打破着这静默，说着些无关紧要的话。

“我希望没把威士忌兑得太淡。”卡瑟尔说。丹特里仍一口未喝。“我没想……”

“不，不。这正是我爱喝的。”沉默又像剧院里那沉重的安全幕帘似的落下来。

卡瑟尔鼓足信心开了口：“事实上，我遇到了点儿麻烦。”不妨利用这个机会来说明萨拉的清白。

“麻烦？”

“我妻子离开了我，带着我儿子。她到我母亲家去了。”

“你是说你们吵架了？”

“是的。”

“我感到非常遗憾，”丹特里说，“这些事发生时总是很讨厌。”他似乎在描述一种和死亡一样无可回避的情形。他又说：“你记得上回我们遇见的那次——在我女儿的婚礼上？你能在婚礼后陪我去我妻子家可真好。我很高兴你能跟我一起去。可后来我打碎了她的一只猫头鹰。”

“是的。我记得。”

“我想我还没好好谢过你。那也是个星期六，跟今天一样。她气坏了。我妻子，我是说，就为了那只猫头鹰。”

“我们不得不为了戴维斯立刻离开。”

“是啊，可怜的家伙。”安全幕帘又降了下来，仿佛在循着一根老式的幕帘线。最后一幕即将拉开。该到正面接触的时候了。他们同时端起了酒杯。

“你对他的死有什么想法？”卡瑟尔问。

“我不知道该怎么想。说实话我尽量不去想。”

“他们相信他得为我这个分部的情报泄露担当罪责，是吧？”

“他们对在安全部门工作的官员不算太信任。你怎么会有这个看法的？”

“在我们部门里死了人，叫来特别行动组的人搜查住处，这可不是常规做法。”

“是的，我也觉得。”

“你也觉得死得离奇？”

“为什么这么说？”

我们的角色是否转换了，卡瑟尔想，是我 在盘问他 吗？

“刚才你说你尽量不去想他的死。”

“我说了吗？我也不知道我想说什么。也许是因为你的威士忌。你可没怎么兑水，你知道的。”

“戴维斯从来没向任何人泄露过什么情报。”卡瑟尔说。他感觉丹特里在看他的衣袋，衣袋因为枪的重量而垂到了椅垫上。

“你相信？”

“我知道。”

他说不出什么能更彻底地诅咒自己的话了。也许丹特里毕竟不是等闲之辈；他所展示的羞涩、迷惑和自我表白或许是些新手段，那么他接受的讯问技巧训练可又比MI5高出一个级别了。

“你知道？”

“是的。”

他很想知道丹特里下一步会怎么做。他没有逮捕权。他得找地方打个电话给办公室商量一下。最近的电话是在国王路尽头的警察局……他肯定没有勇气问是否可以用卡瑟尔的电话吧？他看出来口袋里沉甸甸的是什么了吗？他害怕吗？他走之后我还有时间逃，卡瑟尔想，假如还有地方可以逃的话；可是毫无目的地逃，仅仅为了延迟被捕，只是慌不择路的表现。他宁愿就在这里等着——那至少还能保存一定程度的尊严。

“说实话，我一直对这件事有疑问。”丹特里说。

“那么他们真向你透露了什么？”

“只是出于安全检查的需要。那些事情我得安排。”

“那对于你来说真是个糟糕的日子，对吧？先是打碎了猫头鹰，接着又看见戴维斯死在床上。”

“我不喜欢珀西瓦尔医生说的话。”

“什么话？”

“他说：‘我当时没料到会出事。’”

“是的。我现在想起来了。”

“这使我睁开了眼睛，”丹特里说，“使我明白了他们一直在干什么。”

“他们的结论下得太快了。他们没有去好好地调查其他的可能性。”

“你是说你自己？”

卡瑟尔想，我不能这么便宜了他们，我不想和盘托出，不管他们这种新技巧有多么管用。他说：“或者沃森。”

“哦，是的，我忘了沃森。”

“我们部门的所有文件都经他的手。还有，当然还有驻马普托的69300。他们不可能彻底检查他的账目。谁知道他在罗得西亚或南非有没有银行存款呢？”

“说得很对。”丹特里道。

“还有我们的秘书。牵涉进来的不仅是我们的个人秘书。她们都集中在一个房间工作。姑娘们难道每次上厕所时都会把正在编码的电报或是正在打的报告锁上吗？”

“我明白。我自己就检查过她们的工作间。总是有很多粗心大意的事。”

“粗心大意也有可能发生在上层。戴维斯的死就有可能是个犯罪性的粗心大意的例子。”

“如果他无罪的话，这就是谋杀。”丹特里说，“他根本没机会为自己辩护，找个律师什么的。他们害怕审判会给美国人带来负面影响。珀西瓦尔医生和我说了关于箱子……”

“哦是的，”卡瑟尔说，“我知道那种陈词滥调 。我自己也常听人说。嗯，戴维斯现在算老老实实地待在箱子里了。”

卡瑟尔意识到丹特里的目光正停留在他的口袋上。丹特里是否在假装附和，以便能安全逃回车里？丹特里说：“你和我正犯着相同的错误——过早地下结论。戴维斯也许是有罪的。你怎能这么 肯定他没有罪？”

“你要能找到动机。”卡瑟尔说。他踌躇着，他躲避着，可他简直忍不住想回答：“因为是我泄露的。”他感到确信此时那条线路已被切断，他根本指望不上援助，那么这么延迟又图个什么？他喜欢丹特里，自从他女儿婚礼那天后他对他就颇有好感。在他打碎了猫头鹰之后，在他打碎了婚姻处于落寞之中时，他在他眼里突然变得很有人性。要是谁能从他的坦白交代中捞取到什么好处，他希望那人是丹特里。既是如此何不放弃抵抗，乖乖地跟着走，就像警察常说的那样？他在想自己这样拖长游戏时间是不是想找个伴儿，以逃避这屋子的寂寞，以及牢房的寂寞。

“我猜戴维斯的动机是为了钱。”丹特里说。

“戴维斯不太在乎钱。他需要的只是够玩玩赌马，喝点儿像样的波尔图。你在分析情况时得再仔细一点。”

“什么意思？”

“如果有嫌疑的是我们这个部，那么泄露只可能跟非洲有关。”

“为什么？”

“由我们部经手的情报还有很多其他的，由我们转出去，其中准有俄国人更感兴趣的。可如果是那些情报有了泄露，你难道看不出，其他部门就也有嫌疑？所以泄露只可能出在专由我们负责的非洲这块儿。”

“对的，”丹特里表示同意，“我明白了。”

“这似乎意味着——嗯，并不全是意识形态的问题——你没必要去排查一个共产主义分子——而是要留意跟非洲，或是非洲人有着密切联系的人。我怀疑戴维斯是否认识什么非洲人。”他顿了顿，然后不慌不忙，带着玩危险游戏的快感补充道：“当然，除了我妻子和我孩子。”他似乎明确了所有的暗示，却仍然言不尽意。他续道：“69300在马普托待了不少日子了。谁也不知道他交了什么朋友——他有自己的非洲特工，其中有许多是共产党。”

在遮遮掩掩了那么多年后，他开始享受这猫捉老鼠游戏的乐趣了。“就像我当年在比勒陀利亚。”他继续说道。他微笑着，“甚至是专员，你知道的，对非洲也有某种程度的热爱。”

“哦，这你就在开玩笑了。”丹特里说。

“当然我是在开玩笑。我只是想说明跟旁人比起来——我自己或是69300，还有那一整班我们完全不了解的秘书——他们能拿得出的关于戴维斯的证据实在太少了。”

“她们都受过仔细的检查。”

“这个当然。我们会把她们的相好的名字记录在案，总之是当年的相好，不过这些姑娘换起情人来就像换冬衣一样勤。”

丹特里说：“你谈到了很多疑点，可你对戴维斯却深信不疑。”他又怏怏地补充说：“你不是情报安全官员，可真走运。参加完戴维斯的葬礼后我简直想辞职了。我但愿我真的辞了。”

“为什么没有辞？”

“那我该怎么打发时间？”

“你可以收集汽车牌号。我以前搞过。”

“你为什么和夫人吵架了？”丹特里问，“请原谅。这本不关我的事。”

“她不赞同我在做的事情。”

“你是说处里的事？”

“不完全是。”

卡瑟尔感觉得到游戏已接近尾声。丹特里已悄悄地瞥了一眼手表。他不知道那真的是手表还是一只伪装的麦克风。也许他想磁带快要用完了。他会不会提出要上洗手间，以便换一盘带子？

“再来点儿威士忌。”

“不。还是不喝了吧。我得开车回家。”

卡瑟尔将他送到门口，布勒也跟着。布勒见一位新朋友要离去很是难过。

“谢谢你的酒。”丹特里说。

“谢谢你给了这样一次机会，我们聊了很多。”

“别出来了。晚上冷得要命。”但卡瑟尔还是跟着他走进冰凉的细雨中。他注意到五十码以外、警察局的对面，一辆车的尾灯亮着。

“那是你的车？”

“不是。我的还在前面一点。刚才我只好走过来，因为下着雨，我看不清门牌。”

“那么晚安吧。”

“晚安。我希望事情能顺利解决——我是说你和妻子的事。”

卡瑟尔站在缓缓落下而又冰冷的雨里，直到丹特里驶过时向他招了招手。他注意到他的车开到警察局时没有停下，而是向右拐上了去伦敦的公路。当然他随时可以停在王权酒吧或天鹅饭店打电话，不过即便如此卡瑟尔也很怀疑他能明确报告出什么。他们很可能要先听听录音带，然后再做决定——卡瑟尔现在可以肯定那手表是个麦克风。当然，现在火车站也许已受到监视，机场负责移民事务的官员也得到了警告。丹特里的来访至少透露出一个事实。小霍利迪准是开口了，要不他们不可能派丹特里来看他。

他站在门口看了看马路两边。没有明显的监视者，不过警察局对面的车灯仍然在雨中亮着。它不像警车。警方——他估计甚至特别行动组也是如此——得用英国造的车，而这辆——他不能确定，但它看上去像是丰田。他记起去阿什瑞奇的路上看到的那辆丰田。他试图看清其颜色，但雨天使其难以辨认。细雨开始变成雨夹雪了，在如此的天色中很难区分红和黑。他进了屋，[9] 那样上了邮票，我也不会惊奇的。”

“佐尔格是共产党员。”

“我还很骄傲地想到，您是坐着我这辆旧车踏上了去莫斯科的路。”

“就算我们开一个世纪的车，霍利迪，你也没法让我信奉共产主义。”

“我可表示怀疑。您毕竟帮我们做了很多。”

“我只是在非洲的事务上帮了你们，仅此而已。”

“完全正确，先生。您走的是正道。非洲才是论点，黑格尔会这么说。你属于反题——可您是反题中的积极部分——您属于最终会是合题的一员 [10] 。”

“这些我听来都是专业术语。我不是哲学家。”

“一位斗士不需要成为哲学家，而您就是斗士。”

“并非为共产主义而战。我现在只是一位伤员。”

“在莫斯科他们会为您治疗的。”

“在精神病房吗？”

这话让霍利迪沉默了。是他在黑格尔的辩证法里发现了一处小漏洞，还是出于痛苦和怀疑而沉默？他再也不会知道，因为宾馆就在眼前了，车的灯光在雨中显得肮脏不堪。“下车吧，”霍利迪先生说，“我还是别给瞧见好。”他们停下时，从身边经过的车流像一条闪亮的链子，一辆车的前灯照在另一辆的后灯上。一架波音707倾斜着机身喧闹地准备降落在伦敦机场。霍利迪先生在汽车后部摸索着。“我忘了一样东西。”他拿出一只可能以前用来装免税商品的塑料包。他说：“把你箱子里的东西放到这里面来。你要是提着箱子去电梯，也许会引起服务台的注意。”

“这包不够大。”

“不够放的就留下。”

卡瑟尔顺从了他。即便从事了那么多年秘密工作，他还是认识到在紧急情况下，这个阿尔汉格尔斯克的年轻新兵才是真正的行家。他不情愿地放弃了睡衣——心想牢房里会提供的——还有毛衣。如果我真去了那么远的地方，他们会让我穿暖和的。

霍利迪先生说：“我有一样小礼物。一本您要的特罗洛普的小说。现在您不需要第二本了。是本大部头，可您将会有很多等待的时间。战争时刻都在进行。书名是《我们如今的生活方式》。”

“你儿子推荐的书？”

“哦，我那会儿骗了你一下。读特罗洛普的是我，不是他。他最喜欢的作家是一个叫罗宾斯的。您得原谅我这小小的欺骗——我就是想让您对我儿子的印象好一点，尽管他开了那种店。他并不是坏孩子。”

卡瑟尔握住霍利迪先生的手。“我肯定他不是的。我祝愿他平安无事。”

“记住。直接去423房间，并在那里等着。”

卡瑟尔提着塑料包朝宾馆的亮光处走去。他觉得似乎已经失去了他在英国所熟识的一切联系——萨拉和萨姆待在他母亲的房子里，无法企及，而那儿从来都不是他的家。他想：我在比勒陀利亚时反而感到更自在。我在那儿有工作要做。可现在我无所事事。一个声音穿过雨雾在他身后叫道：“祝您好运，先生。万事如意。”接着他听见汽车开走了。

7

他感到不知所措——当他走进宾馆大门时他便径直来到了加勒比海。没有雨。棕榈树环绕着一汪池塘，天上繁星点点；他嗅到了那种温暖湿润而又乏味的气息，他记得那是很久以前，战争刚结束时他去度假期间曾闻到过的：他被美国人的口音包围着——在加勒比地区那是无可避免的。不存在任何被长服务台上的什么人留意到的危险——刚拥进来的一群美国旅客让他们忙得不可开交，他们刚从什么机场过来呢？金斯敦，还是布里奇敦？ [11] 一位黑人侍者从他身边经过，托着两杯朗姆潘趣酒走向坐在池子边的一对年轻人。电梯就在那儿，在他一旁，而且开门迎候着，可是他仍然愣在那里踌躇着……那对年轻人在星空下用麦管喝起了潘趣。他伸出一只手，以使自己相信并没有雨，他身后附近有个人说：“咦，那不是莫瑞斯吗？你到这个鬼地方来干什么？”他伸出的手又缩回来，插进口袋，并四处张望。他很高兴他的左轮手枪已不在了。

说话的是个叫卜利特的，几年前是他在美国使馆的联系人，直到他被调往墨西哥——也许是因为他一点儿不会说西班牙语。“卜利特！”他佯装兴奋地喊道。他们向来都是如此。卜利特自第一次见面后就叫他莫瑞斯，而他对他则一直止于“卜利特”。

“你准备到哪儿去？”卜利特问，但他并不等待有何回答。他总是更爱谈自己。“我上纽约，”卜利特说，“该来的航班来不了。准备在这儿过夜了。不错的点子，这地方。简直像维尔京群岛了。如果我带了百慕大沙滩裤一定穿上。”

“我以为你在墨西哥呢。”

“那是陈年旧账了。我现在又搞欧洲这块儿了。你还在最黑暗的非洲？”

“是的。”

“你也滞留在这儿了？”

“我得在这里等一等。”卡瑟尔说，寄希望于他的模棱两可不会被追问。

“来一杯‘农庄潘趣’怎样？他们做得不错，听说。”

“我半小时后来找你吧。”卡瑟尔说。

“好的。好的。就在池子边上。”

“池子边上。”

卡瑟尔进了电梯，卜利特跟了过来。“上去吗？我也是。几楼？”

“四楼。”

“我也是。顺便载你吧。”

是否可能美国人也在监视他？在此情形下，把什么都归于巧合是不安全的。

“在这里吃吗？”卜利特问。

“还不确定。你瞧，这要取决于……”

“你是时刻把安全保密放心头啊，”卜利特说，“老莫瑞斯真不错。”他们一起沿过道走着。423房间先到，卡瑟尔磨蹭着找钥匙，看见卜利特毫不耽搁地进了427——不，是429。当把“请勿打扰”的牌子挂在外面锁上门后，卡瑟尔觉得安全了点儿。

中央供暖系统的指针停留在75华氏度。对于加勒比地区而言已够热了。他走到窗口往外看。下面是圆形吧台，上面则是人工构造的天空。一个染了蓝发的矮胖女人摇摇摆摆地走在池子边上：她肯定喝了太多的朗姆潘趣。他仔细地检视着房间，看能否找到暗示他未来去向的蛛丝马迹，正如他检视自家的房子，寻觅岁月留痕一样。两张双人床，一把扶手椅，一个衣柜，一只五斗橱，一张除拍纸簿外空空如也的书桌，一台电视机，一扇到浴室的门。坐厕上贴了张封条，向他保证这是很卫生的，漱口杯也用塑料纸套好。他回到卧室翻开拍纸簿，从印了字的便笺上得知他住的是“星飞宾馆”。一张卡片上列出了各个餐厅及酒吧——其中一家餐厅里有歌舞——叫作“皮萨罗” [12] 。与之形成对照的是烧烤房称作“狄更斯”，还有一间自助餐馆则为“雾都孤儿”，还加了句“多多益善”。另一张卡片则告诉他每隔半小时有巴士去希思罗机场。

他发现电视机下面的冰箱里有小瓶装的威士忌、杜松子、白兰地、奎宁及苏打水、两种品牌的啤酒以及一夸特瓶装的香槟。他出于习惯挑了一瓶J. & B.，坐下来等着。“你将会有很多等待的时间”，霍利迪先生送他特罗洛普的书时说过的，于是他在百无聊赖中读起来：“请让我来把读者介绍给卡伯里夫人，本书的趣味将主要取决于她的性格与言行，她正坐在威尔贝克街她自己的住房里，自己的屋子内的书桌边上。”他发现这不是一本能将他从现有生活中吸引开的书。他走到窗前。那个黑人侍者从他下面经过，接着他看见卜利特出来了，并环顾着四周。可以肯定的是不可能已过半小时了：他向自己证明了这一点——十分钟。卜利特还不会太盼着他去。他关掉房间的灯，这样卜利特如果抬头看也瞧不见他。卜利特在环形吧台边坐下：他点了酒。是的，点的是“农庄潘趣”。侍者正将橙片和樱桃缀在酒杯上。卜利特脱去夹克，只穿了件短袖衬衫，使得由棕榈树及星空营造的幻象更加强烈。卡瑟尔看着他用了吧台里的电话，并拨了一个号码。那只是卡瑟尔的想象吗——卜利特说话时似乎朝423房间的窗口瞄了一眼？报告什么呢？向谁报告？

他听见背后的门打开了，灯也亮起来。他霍地转过身，看见一条人影闪过衣橱的镜子，像是不愿被人瞧见——人影是个留黑色唇须的小个子，穿一件深色西装，提着一只黑色公文包。“我让流通给耽误了。”他的英语发音准确却用词不当。

“你是来找我的？”

“我们时间很紧。必须让你赶下一班去机场的巴士。”

他把公文包放桌上并打开来：先是一张机票，接着是护照，一只像是装了某种树脂的瓶子，一只胀鼓鼓的塑料袋，一把发刷和一把梳子，一把剃刀。

“我所需要的都带了。”卡瑟尔用准确的措辞说。

那人不理会他。他说：“你会发现你的票只能去巴黎。我会向你解释这个的。”

“他们肯定会盯着所有的飞机，不管是到哪儿的。”

“他们会特别留意去布拉格的那班，起飞时间和去莫斯科的相同，后者因为引擎故障延误了。很少见的事情。可能苏联民航正在等候一位重要的乘客。警察会对去布拉格和莫斯科的特别留神。”

“监视在登机前就开始了——在移民服务台那里。他们不会只等在登机口。”

“有办法对付他们。你必须去移民服务台——我来看看你的表——再过五十分钟。巴士三十分钟后开。这是你的护照。”

“要是我真能到巴黎又该如何？”

“一离开机场就会有人找你，你会得到另一张票。你应该正好赶得上另一班飞机。”

“去哪儿？”

“我不知道。你到了巴黎就全明白了。”

“到这个时候，国际刑警肯定已通知当地警方了。”

“不会。国际刑警从来不过问政治案件。那有违规定。”

卡瑟尔打开护照。“帕特里奇 [13] ，”他说，“你选了个不错的名字。打猎季节还没过呢。”然后他看了看照片，“可这照片绝对不行。不像我。”

“是的。但我们这就来让你像这照片。”

他把他那套工具搬到卫生间。他把一张放大的、跟护照上相同的照片架在两只漱口杯之间。

“请坐在椅子上。”他开始修剪卡瑟尔的眉毛，接着又是头发——照片上的男子留着平头。卡瑟尔注视着镜子里剪刀的动作——他很惊讶地看到平头竟能改变整张脸，额头增宽了；似乎连眼神也换了。“你让我年轻了十岁。”卡瑟尔说。

“请坐着别动。”

那人接下来为他贴起了一抹稀疏的小胡子——属于一个羞怯而缺乏自信的人。他说：“络腮胡或很浓重的小胡子向来都是怀疑对象。”从镜子里回看卡瑟尔的是个陌生人。“好了。完工。我觉得够好了。”他到公文包里取了一根白色的杆子，他将其拉长变成了手杖。他说：“你是盲人。让人同情的对象，帕特里奇先生。我们已经请法航的一位空姐迎候从宾馆开去的巴士，她会领你穿过移民服务台去你乘的飞机。在巴黎的瑞希，当你离开机场后有人会开车送你去奥里——另一架有引擎故障的飞机。也许你就不再是帕特里奇先生了，坐在车里化第二次装，拿到另一本护照。人类的容貌变化无穷。这是对鼓吹遗传学的很好的反驳。我们生下来样子都差不多——想想一个婴儿——只是受到了后天环境的改变。”

“好像很容易，”卡瑟尔说，“但管用吗？”

“我们认为是管用的，”小个子一边收拾他的包一边说，“现在出去吧，记得用拐杖。请别转动眼珠，如果有人跟你说话就转动整个脑袋。试着保持空洞的目光。”

卡瑟尔不假思索地拿起那本《我们如今的生活方式》。

“不，不，帕特里奇先生。盲人不可能拿着书。而且你得把包留下。”

“可那只装了换洗的衬衫，一把剃刀……”

“换洗的衬衫上有洗染店的标志。”

“如果我一件行李都没有，不显得奇怪吗？”

“移民官员不会知道，除非他想看你的机票。”

“他很可能会的。”

“没关系，你只是准备回家。你住巴黎。地址在你护照上。”

“我从事什么职业？”

“退休了。”

“至少这一点是对的。”卡瑟尔说。

他出了电梯，开始用手杖敲打着伸向宾馆进口的通道，巴士正在那里等候。他走过到酒吧及池子的门时看见了卜利特。卜利特正不耐烦地看着表。一位上了岁数的妇女搀住卡瑟尔的胳膊说：“你要坐车？”

“是的。”

“我也坐。我来帮你。”

他听见一个声音在后面叫道：“莫瑞斯！”他得慢慢地走，因为那妇女走得很慢。“嘿！莫瑞斯。”

“我想是有人在叫你。”那女人说。

“搞错了。”

他听见了身后的脚步。他把胳膊从女人手里拿开，像小个子教他的那样转动脑袋，两眼空洞地侧对着卜利特。卜利特惊讶地望着他。他说：“对不起。我以为……”

女人说：“司机在向我们招手哪。我们得赶紧。”

当他们在巴士里一起坐下后她看着窗外。她说：“你长得肯定非常像他的朋友。他还站在那儿张望呢。”

“所以才有人说，世界上每个人都有一个翻版。”卡瑟尔答道。

[1] 　一种形似房屋的机械装置，能根据气压变化用玩偶的进出来报告天气好坏。

[2] 　一种清淡型的苏格兰威士忌，以著名的“卡蒂萨克”号帆船命名。

[3] 　分别是特罗洛普“巴塞特郡纪事”系列小说的前两部，下文的斯洛普先生和普路迪太太都是该系列小说中的角色。

[4] 　一种软质乳酪，原产于法国诺曼底大区的Camembert村。

[5] 　常作为幸运的象征。

[6] 　俄罗斯西北部港口城市。

[7] 　俄国作家安东·契诃夫（Anton Chekhou， 1860—1904）所著的剧作。

[8] 　指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第一书记杜布切克（Alexander Dubek，1921—1992）推动的“布拉格之春”改革运动，希望能建立人性化的社会主义，后遭到苏联强力的武力镇压。

[9] 　理查·佐尔格（Richard Sorge， 1895—1944）， 20世纪30年代苏联最优秀的特工之一。

[10] 　thesis，黑格尔辩证过程中第一阶段；反题：antithesis，黑格尔辩证过程中的第二阶段，体现主题的相反面；合题：synthesis，黑格尔的辩证过程中论</a>点与反论点的结合，从而得到新的更高级的真理。

[11] 　分别是加勒比岛国牙买加和巴巴多斯的首都。

[12] 　弗朗西斯科·皮萨罗（Francisco Pizarro， 1471—1541），西班牙早期殖民者，开启了西班牙征服南美洲的时代。

[13] 　不做姓氏时有“鹧鸪”或“鹌鹑”之意，故有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