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_历史的用途与滥用

在这个年轻人的王国，我能够高呼陆地！陆地！这一切够了，足够了，在黑暗而陌生的大海上疯狂航行，无休无止的寻觅和无休无止的失望！终于看到海岸了。不管它是什么，我们都必须在那里登陆，再差的避难所也好过重新在无边的怀疑主义那无望的波浪之中颠簸。让我们紧紧抓住这片陆地吧！我们以后会找到好的港口，好让我们的后来者航行得更容易一些。

航行危险而刺激。我们最初曾经安静地看着我们的船出海，现在我们距离那种状态是多么遥远！在寻找历史危险的过程之中，我们已经发现自己格外受到这种危险的威胁。我们带着悲伤的印记，这印记是由过量的历史大量带给现代人的。对于我的这篇论文，我不会否认，它展现了一种软弱个性的现代符号，这种软弱个性存在于其无节制的批评、其人性的不成熟之中，存在于从讽刺到犬儒主义、从傲慢到怀疑主义的过于频繁的变换之中。然而我信赖那种振奋人心的力量，它代替天才来引导我的船只；我信赖年轻人 ，他们强迫我反抗现代历史教育，强迫我要求人必须首先学会生活，并且只将历史服务于他已学会的那种生活，从而将我引上正路。人们必须变得年轻，才能理解这种反抗。鉴于我们现在的年轻人早生华发，他们很难变得足够年轻，以理解这种反抗的原因。我借助一个例子来说明。在德国，也就在一个世纪之前，一种被称为“诗意”的自然本能在一些年轻人身上觉醒了。我们是否就可以认为，在这以前的世世代代都没有谈论过艺术，无论艺术对于他们来说曾经是多么陌生和不自然呢？我们知道，与此正相反，他们曾经用尽全力地思考、撰写和争论过它——用“文字、文字、文字”。赋予这些文字以生命，并不是就意味着造字者的死亡，在某种意义上，他们仍然活着。因为如吉本（Gibbon） (1) 所说，如果世界的灭亡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尽管它需要很长时间，那么，要在德国这个“逐渐之国”中毁掉一种错误观念，也只是个时间问题——尽管需要更长的时间。不管怎样，现在也许比一个世纪以前要多出一百人知道什么是诗歌；下个世纪也许会再多一百人同时又了解到什么是文化，了解到德国人仍然没有文化，不管他们会多么骄傲地谈到它。在这些人看来，德国人对他们文化的普遍满意是愚蠢而难以置信的，就如同在我们看来，盛赞戈特舍德（Gottsched） (2) 的古典主义和将冉姆勒（Ramler） (3) 誉为德国的品达（Pindar） (4) 也是十分愚蠢和难以置信的一样。他们也许会认为，这种“文化”只是一种关于文化的知识，而且是一种错误而肤浅的知识。错误而肤浅，因为德国人忍受着生活与知识的矛盾，看不到真正有教养的民族的文化特性——即文化只能从生活中生长和绽放。但文化在德国人这里只是被当作纸花戴着，或者像是蛋糕上的一层糖衣，因此也就永远是一个无用的谎话。

德国年轻人的教育就开始于这个错误而毫无结果的文化观念。其目的，坦白地说，不是要培养出自由地受教育的人，而是要培养出教授、搞科学的人，他们希望能尽快利用科学，并且为了要清楚观察生活而置身生活之外。其结果，哪怕从一个残酷的实用角度而言，都只是培养出受过历史和审美训练的庸人，对教堂、国家和艺术的旧识新知喋喋不休的人，能接受一千个印象的感觉器官，不知真正的饥渴究竟为何物的永不知足的胃。一种有着这样的目标和结果的教育是违背自然的。但只有那些还没有完全被它淹没的人才能感受到这一点，只有年轻人才能感受到，因为年轻人还有一种天生本能，这种本能正是那种教育首先就要打破的。但如果轮到某个人来突破那种教育，那么在被叫到的时候，他就必须帮助年轻人，他必须让理解力清晰的光芒照耀在年轻人无意识的奋斗之上，使这种奋斗成为一种完全的、能发出声音的意识。他怎么能达到这样一个奇怪的目的呢？

最主要的，是要打破认为这种教育不可或缺的 迷信观念。人们认为，除了我们这个令人烦恼的现实，就没有其他任何可能性了。浏览一下最近十年关于院校高等教育的文献，你就会惊讶而痛苦地发现，尽管其中存在着许多犹豫不决和激烈争论，可是所有的改革建议仍然是多么的相似。你会看到他们是多么盲目地都将（我们所理解的）“受过教育的人”这种陈旧观念作为这一体系必需和合理的基础。于是就有了这个索然无味的法规：年轻人必须从关于文化的知识开始，甚至都不能从关于生活的知识开始，也就更不能从生活及其生活方式开始了。这些关于文化的知识以历史知识的形式被灌输到年轻人的头脑中，这就意味着他的大脑中会充满了一大堆观念，这些观念都是从过去的时代和民族那里得来的二手货，而不是从直接接触生活中得来的。他希望亲自去体验一些事情，去感受一个紧密结合的、活生生的经验体系在自己内心成长起来。但他的欲望却淹没在了赝品的海洋之中，被弄得头晕目眩，似乎他在几年之内，就可以对远古时代、也就是最伟大的时代之中最崇高和最高尚的经验作出总结。而且，同样疯狂的方式将我们的年轻艺术家带到画廊之中，而不是带往某位大师的工作室，尤其是仅有的大师——大自然的工作室。就好像一个人只要匆匆跑过历史，他就能发现过去各时代的观念和方法，以及他们各自对生活的看法似的！因为如果我们不希望生活中只是些低能者和饶舌者的话，生活本身就是一门需要彻底勤奋学习和刻苦练习的手艺！

柏拉图认为他的新社会（在完美的国家中）的第一代人需要借助一个“强大的谎话”来成长。要教育孩子们相信，他们曾经在地下躺着做了很长时间的梦，在那里，大自然的妙手将他们捏造成形。想反抗过去、想反抗神的工作都是不可能的！因此就有一个牢不可破的自然法则：生来就是哲学家的人，体内有黄金；生来就是战士的人，体内只有白银；而生来就是工匠的人，体内则只有铁和青铜。按照柏拉图的说法，既然这些金属不可能相熔，因此这些阶级也就永远不可能相混。相信这种安排是永恒真理 （aeterna veritas），这是新教育和新国家的基础。因此现代德国人也相信，他所受的教育、他的文化是永恒真理 。然而一旦强大的德国谎话与下述事实形成对立——即德国人没有文化，因为他无法在他所受教育的基础上建立起一种文化——这种信仰就会失败——正如同柏拉图的国家会失败一样。他希望得到没有根和茎的花朵，因此他的希望落空了。这就是简单的真理，一个粗鄙且让人不愉快的真理，但却是一个强大的真理。

但是我们的第一代必须在这个“强大的真理”中成长起来，也必须遭受其苦。因为第一代必须用它来教育自己，哪怕这与他们自己的天性相悖，这样才能从旧的天性和旧的生活方式中获得新的天性和新的生活方式。因此，他们或许能对自己说出那句古老的西班牙谚语，上帝保佑我防范我自己 （defiénda me Dios de mi），即上帝让我和自己保持距离，与被注入到我身上的个性保持距离。他们必须将这个真理当作一种苦味的特效药，一点一滴地品尝。这一代中的每个人都必须压制自己，以便对自己的天性作出判断，而也许他对他所处的整个时代更容易作出这个判断：“我们得不到教导，不，我们太腐朽了，不能生活，不能真诚质朴地去看、去听，不能理解那些我们身边的、自然的东西。我们甚至还没有为文化打好基础，因为我们自己都不能确信我们内心有一种诚挚的生活。”我们倒下来，摔成了碎片；我们的整个存在被半机械地分割成了内部和外部；我们内心如播种龙牙一般播种下了各种观念，并从中生长出一窝小龙；我们患上了文字疾病，不相信任何没有盖上其特定文字之戳的感情。尽管我是这样一个已经没有生命，但内部仍然有着神秘运动的文字和观念的结构，我也许仍然有权说我思故我在 （cogito ergo sum），尽管并不是我生故我 思 （vivo ergo cogito）。我被允许空洞地存在 （esse），而不能郁郁葱葱地生活 （vivere），一种初始的感觉告诉我，我是一个思考着的生命，而不是一个生存着的生命，我不是“生物”，至多是一个“思考者”（cogital）。“给我生命，我很快就能从中为你创造出一个文化”——这将是这新的一代每个人的呼声，他们也将凭着这个呼声互相认识，但是，谁会给他们这个生命呢？

没有神也没有人能给他们这个生命——只有他们自己的年轻人 才可以。让年轻人自由，你也就让生命自由了。因为生命只是被藏在牢狱之中，它既没有枯萎，也没有死亡——问问你们自己！

然而这个生命却患有疾病，这个得到了自由的生命，它必须接受治疗。它遭受着种种病痛的折磨，而不仅仅是锁链的记忆带给它的痛苦。它遭受着我曾讲过的那种疾病的折磨：历史病 。过量的历史已经损害了生命的可塑力，它再也不知道该怎样将过去作为取得力量和营养的一种方式加以利用。这是一种可怕的疾病。然而，如果年轻人没有一种洞察事物的天赋，那就没有人能看出它是一种疾病，也没有人能看出我们已经失去了一个健康的乐园。但同样这些年轻人，有着同样健康本能的年轻人，他们已猜到了如何能再次获得这个乐园。他们知道治疗历史疾病和过量历史的神奇草药。可这些草药叫什么名字呢？

毫不奇怪，它们被称为毒药——历史的解药是那些“非历史”和“超历史”的东西。提到这些名字，我们又回到了我们质询的开端，同时也接近了它的结论。

我用“非历史的”一词来指代那种能够遗忘 、能够在自己周围划出有限视野的力量和艺术。我称之为“超历史的”力量，它能将目光从演变的进程上挪开，转向赋予存在一种永恒与稳定特性的事物——转向艺术和宗教。科学——因为是科学让我们谈到了“毒药”——在这些力量中看到了相反的力量。因为科学认为，将某些事物看作完成的、历史的，而不是正在持续的、永恒的，只有这样一种看待事物的眼光才是真实和正确的，因而也就是科学的。因此，它极度仇视创造出永恒的力量——艺术和宗教——因为它痛恨遗忘，遗忘是知识的死亡，它试图去掉视野的一切界限，将人扔进一个无边无际的大海，在这个大海中，海浪因为带有一种清楚的知识而闪闪发光，而这种知识正是关于——演变！

但愿他们能在那里生活！正如同一次雪崩使城市倒塌，变得荒凉，人们心怀恐惧地在那里暂时建立起自己的房屋一样，如果由科学引发的观念雪崩使人们失去了安身立命的基础——对稳定和永恒事物的信念，那么生活也会分崩离析，变得虚弱而萎靡不振。应该是生活统治知识呢，还是知识统治生活？这两者哪一个是更高和决定性的力量呢？不容置疑，生活更高，是统治力量。因为毁灭了生活的知识最终也将自行毁灭。知识以生活为前提，因此，就像每个生物都要维持自己的生存一样，知识对于维持生活也有着同样的兴趣。我们必须十分小心地看守科学。在科学的卷册旁边，有一套生活的保健法，其中有一句是这样说的：非历史的和超历史的东西是用来对付历史压制生活的自然解药，它们是治疗历史病的方法。这种解药也许会让我们这些身患这种疾病的人感到一点痛苦，但这并不能证明我们选择的治疗方法是错误的。

在这里我看到了年轻人的任务，他们组成了第一代的战士和屠龙者，他们将带来一种更美好更幸福的人性和文化，但他们自己顶多也就能看一眼那片幸福美妙的乐土。这些年轻人将既受疾病之苦，又受解药之苦。然而他们相信力量和健康，他们可以自夸，比起他们的祖先——今天这些文化人和白胡子老头，他们拥有一种更接近伟大自然的天性。然而，他们的任务是从根本上动摇现在关于“健康”和“文化”的概念，并树立起对这一堆洛可可式观念的痛恨与轻蔑。年轻人自身力量与健康最明显的标记就是这样一个事实：他们不需要从当今文字与观念的铸造厂中找出什么观念和党派标语来标明自己的存在，而只是凭着自己体内那种行动和战斗、分裂和破坏的力量，凭着时钟敲响时不断上升的对生活的情感，便能获得信念。你也许会认为这些年轻人没有什么文化——可年轻人怎么会把它看成是一种责骂呢？你也许会说他们乳臭未干，肆无忌惮——可他们还不够老，也不够聪明，所以不愿顺从。他们完全不需要假装拥有一套现成的文化，他们只需享受年轻人的一切权利——以及安慰，尤其是勇敢且不加思考的诚实的权利，以及一个鼓舞人心的希望的安慰。

我知道，这样一些有希望的生命能够从内心理解所有这些真理，并通过自己的体验将它们变为一套为自己所用的学说。而同时对于其他人来说，他们看到的只是一排被盖上的碟子，这些碟子也许看上去是空的——直到有一天，他们惊讶的眼睛看到这些碟子是满的，所有的观念、冲动和激情都堆在这些不可能长时间被盖起来的真理之中。我把那些怀疑者留给时间，时间将说明一切。最后我将转向那一大群有希望的人，告诉他们从历史病中获得拯救的方式和过程，还要用一个寓言来向他们讲述他们自己的历史。这个寓言能使他们恢复健康，足以重新研究历史，在生活的指导之下用这个三重的方式——纪念式、怀古式和批判式的方法来利用过去。刚开始的时候，他们会比现在那些“受过教育的人”更加无知，因为他们将会忘掉很多东西，也不再有任何欲望，哪怕是去发现那些受过教育的人特别希望了解的东西——事实上，在那些受过教育的人看来，他们的主要特征就是他们缺乏科学知识，他们对所有优秀和著名的东西漠不关心，拒不接受。但在治疗结束时，他们又再次成为了人，而不再只是人类的影子了。这很重要。希望仍在，汝等抱有希望的人，难道没有心花怒放吗？

你会问，我们怎么才能达到那个目标呢？在你刚开始漂泊的时候，德尔斐的神就向你喊出了他的神谕：“认识你自己。”这是句难解的箴言，因为就像赫拉克利特说的，神“什么也不说，什么也不隐瞒，它只是指点迷津”。可他指向何处呢？

在某些时代，希腊人处于一种类似的危险之中，他们要被过去和外来的东西压倒了，要撞死在“历史”的石头上了。他们从来就没有骄傲且不受影响地生活。在很长时间之内，他们的“文化”是一大堆外来形式和观念的混杂物——闪族的、巴比伦的、吕底亚的还有埃及的——他们的宗教则是东方诸神的一场混战，就好像德国现在的文化和宗教是一切外来民族和过去时代的垂死挣扎一样。然而，希腊文化并不只是机械的统一体，这要多亏德尔斐的那句神谕。希腊人听取了阿波罗的意见，反思他们自身、他们真正的需要，而不去管那些虚假的需要，由此他们逐渐学会了整理好这堆混杂物，这样，他们又重新把握了自己，而没有长时间地背负着自己的遗产做整个东方的后学晚辈。由于听从了那个神谕，他们经过苦战，增加并丰富了自己继承到的珍宝，而且，他们成为了将来所有文化民族的祖先和模范。

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听听这个寓言。一个人必须通过“反思”自己真正的需要，来整理好自己内心的那堆混杂物，他需要用自己性格中所有的诚实、所有的坚定和真诚来帮助自己对付那些二手的思想、二手的知识、二手的行动，然后，他才会明白，文化不仅仅是“生活的装饰”——也就是对生活的掩藏和扭曲，因为所有的装饰都会掩盖被装饰的东西。由此，他就会发现，与罗马的文化观念相反，在希腊的文化观念里，文化是一种新的、更美好的事物，没有内部与外部的区分，没有习俗和伪装，而是思想与意志、生活与表象的一个统一体。他还会从他自己的经验中明白，希腊人正是凭借着道德个性上的一种更伟大的力量才成为胜利者，而每一样走向真诚的东西都是向着真正的文化前进，不管这种真诚将如何伤害到当今倍受尊崇的教育理想，甚至能粉碎纯粹装饰性文化的整个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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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爱德华· 吉本（Edward Gibbon，1737—1794），英国历史学家。—— 译者注

(2) 约翰· 克里斯托夫· 戈特舍德（Johann Christoph Gottsched，1700—1766），德国戏剧家。—— 译者注

(3) 卡尔· 威廉· 冉姆勒（Karl Wilhelm Ramler，1725—1798），德国诗人。—— 译者注

(4) 品达（约公元前518—约前438），古希腊诗人。—— 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