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_历史的用途与滥用

过量的历史看起来是某一时代生活的敌人，并在五个方面产生危害。 如果一个人相信自己必须做一件严肃的事，而不只是演一出木偶剧，他就去拿起这些面具——因为这些面具看起来都十分严肃——他就会发现他手中只是一些破布和彩色饰带。他不能再欺骗自己了，而应该大声喊道：“脱去你们的外套，还你们本来面目吧！”一个具有高贵血统的严肃之人不能再是一位堂·吉诃德，因为除了攻击这些虚假的现实之外，他还有更好的事情要做。但他必须始终敏锐地注视四周，向所有蒙面人大喊：“站住！谁在那儿？”然后撕下他们脸上的面具。那么，看看结果吧！一个人也许会认为，历史最重要的是鼓励人们要诚实，哪怕只是做一些诚实的傻瓜——这曾经是它的影响，但现在再也不是这样了。历史教育和统一的市民礼服同时占据了优势。人们还从没有如此大声地谈论起“自由个性”，可我们却已经看不到个性了（就更别提自由个性了），我们只能看到一些穿着制服的人，他们焦躁地把衣领拉过耳朵。个性撤回到它的藏身之处去了，从外面再也看不见它，这使人怀疑，无果之因是否可能。或者，是否需要一群宦官来守卫世界的历史后宫呢？我们完全可以了解他们冷漠的原因。看起来他们的任务难道不是要监视历史，以确定除了其他历史之外，不会产生任何东西，但也绝不能有可能会与历史有关的行动吗？难道不是要阻止个性变得“自由”，也就是说，在言行上都真诚地对待他们自己和他人吗？只有通过这种真诚，现代人的内在需要和不幸才会被揭示出来，艺术和宗教才会取代惯俗和伪装的可悲伪善，成为真正的援助者，培植出一种符合真正需要的普遍文化，这种文化不会像现存的“自由教育”那样，教会人们如何就这些需要撒谎，从而把自己也变成一个会行走的谎话。

在这样一个受“自由教育”之苦的时代，哲学，这门所有科学中的最诚挚者，这位神圣的赤裸女神，必须生存于多么不自然、多么虚伪而毫无价值的环境之中啊！在这样一个强制的、表面上整齐划一的世界之中，她只能是孤独的漫游者深刻独白的主题，或是任何一个猎人无意中的捕获物，是房间中黑暗的秘密，或是大学</a>里老人和孩童的日常话题。没有人敢于彻底践行哲学法则，没有人怀着那种一心一意的强健信仰过一种哲学的生活。这种信仰曾迫使一个古代人——不管他在哪里，做过什么，一旦他宣誓忠于斯多葛（Stoa），就要表现得像一个斯多葛主义者。一切现代的哲学思维都是政治的或官方的，被我们现代的政府、教堂、大学、道德和怯懦约束得仅剩一个知识的幻影，它靠着“但愿……”的叹息和“从前曾经……”的知识来过活。如果哲学不想停留在一种没有用行动表达出来的私人知识的话，它在历史教育中是没有一席之地的。假如现代人能够有勇气、有决心，不是即使满腔仇恨也足不出户，那他就会抛弃哲学。现在，他满足于谨慎地遮盖哲学的裸体。当然，人们哲学地思考、写作、出版、说话和教学——他们被允许做这么多事。但如果只是在行动中、在“生活”中，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在那里，只有一件事情是被允许的，其他事情则都不可能，历史教育的秩序就是这样。有人也许要问：“这些到底是人类呢，还是只是一些思考、写作和说话的机器呢？”

歌德在谈到莎士比亚时说：“没有人比他更轻视服装的对错了。他十分了解，所有人的内在服装都是一模一样的。你听说他把罗马人刻画得很精彩，我却不这么认为。那些都是有血有肉的英国人。但不管怎样，他们是人，从头到脚都是，罗马人的长袍也挺合他们的身。”我很怀疑，将我们今天在文学作品和国家中的英雄、官员和政治家描绘成罗马人，这可能吗？我肯定这不可能。因为他们都不是人，而只是具有人形的纲要，是被具体了的抽象。如果他们有自己的性格，那这性格也下沉得如此之深，以致再也不能升起来重见天日了。如果他们是人，那他们也只是对生理学家来说是人。对于所有其他人来说，他们是别的东西，不是人，不是“兽或神”，而是文明演进的历史图片，而且只是一些图片和文明，是没有什么确定物质的形式——很不幸，是糟糕的形式，而且是千篇一律的。这样，我的论点就可以理解和值得考虑了：“只有强壮的个性才能承受历史，弱者会被它消灭。”当感情没有强大到用自己来衡量过去时，历史就会让它们感到不安。一个不再敢于相信自己的人，违背自己的意愿向历史讨教“现在他应当如何感觉”，他就会不知不觉因自己的怯懦变成一个演员，扮演着一个角色，或者通常是很多角色——因此他演得十分糟糕、十分肤浅。渐渐地，这个人和他的各种历史对象之间的联系全都停止了。我们看到渺小喧闹的人物用罗马人来衡量自己，就好像他们很像罗马人似的。他们在希腊诗人的残骸中挖掘，似乎这些是供他们解剖的躯体 （corpora）——而且与他们自己受过良好教育的躯体 一样廉价 （vilia）。试想一个人正在研究德谟克里特（Democritus） (1) ，有一个问题总在我的嘴边，为什么偏偏是德谟克里特呢？为什么不是赫拉克利特、或者斐洛（Philo） (2) 、或者培根、或者笛卡尔呢？而且，为什么是一个哲学家呢？为什么不是一个诗人或演说家呢？尤其，为什么是一个希腊人呢？为什么不是一个英国人或土耳其人呢？难道历史不够宏大，可以让你找到一个地方嬉戏而不会变得可笑吗？但是，如同我说过的，他们是一群宦官，而对宦官而言，一个女子与另一个女子是完全一样的，只是一个女子而已，是“女子本身”，是永远无法接近的东西。如果历史本身对那些实际上永远不能自己创造历史的人而言，总是保持着优美的“客观”，那他们研究些什么就无所谓了。既然永恒的女性（eternal feminine）总也无法“把你们拉上来”，那你们就把它拉下来到你们这里，既然你们自己是中性的，那你们就把历史也看作中性的吧。但是，为了不会让人过于严肃地看待我将历史比喻成永恒女性的做法，我会立刻说，相反，我是将它比喻成永恒的男性（eternal masculine）。只是对于那些接受了彻底“历史训练”的人而言，不管是哪一个比喻，肯定都无所谓。因为他们自己就非男非女，甚至也不是阴阳人，而只是中性，或者用更哲学的话来说，是永恒的客观（eternal objective）。

一旦个性的主观性被掏空了，而达到了一种人们称为“客观”的状态，那就没有什么东西能再对它产生什么影响了。一些既真且善的东西也许会在行动、诗歌或是音乐之中得以成就，但当时的空洞文化却会越过这一作品而询问作者的历史。如果作者曾经创作出某些东西，我们的历史学家就会清晰地描述出他的过去和可能会有的将来；他会把这个作者与其他人放到一起并加以比较，然后通过分析区别出他所选择的材料和处理方法；他会高明地对作者作出总结，并对他未来的道路提出一些泛泛的建议。人们也许会创作出最惊人的作品，而那群历史中性人就会随时在他们的位置上，准备用他们长长的望远镜对其作者作一番考察。人们立刻会听到对作品的反响，但它总是以“批评”的形式出现，虽然就在片刻之前，批评者还从未梦想到出现这一作品的可能性。这一作品永远都不会有什么影响，只是得到批评。而这批评本身也没有什么影响，只是孕育出另一个批评而已。因此我们开始考虑这样一个事实，即，批评者的众多就是影响力的标志，如果只有极少的批评者或没有批评者，则是失败的标志。事实上，一切都还是老样子，哪怕是在产生这样一种“影响”时也是如此。人们一会儿谈谈一个新事物，一会儿又谈谈另一个新事物，与此同时他们仍做着一贯所做的事。我们的批评家所受的历史训练使他们不能有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影响——一种对生活和行动产生的影响。他们把他们的吸墨纸放在最黑的字迹上，把他们的浓墨重彩留在最优美的图案上。他们把这叫作“改正”——如此而已。他们批评的笔从不停止飞舞，因为他们已失去了对它们的控制。他们不是驱使笔，而是被笔驱使。在泛滥不尽的批评之中，在对自制能力的需求之中，在罗马人所说的无能 （impotentia）之中，现代人个性的弱点展露无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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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德谟克里特（约公元前460—前370），古希腊哲学家。—— 译者注

(2) 斐洛· 尤迪厄斯（Philo Judeaus，约公元前25—公元40年），犹太哲学家和政治家。—— 译者注